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這裡說的是整整一年以前的事了。
受審後，他們把我帶到下面的「電影院」裡。在「四○○號」，每天的日程是這樣的：中午下到一樓去吃從龐克拉茨監獄送來的午飯，下午又返回四樓。但那天我們卻沒再回到樓上去。
坐下來吃飯。長凳上坐滿了犯人，他們忙著用羹匙往嘴裡送飯。從表面上看一切都近乎常情。如果明天就要死去的人，在這一瞬間都變成了骷髏，那麼羹匙碰著陶制的盤子發出的叮噹聲，就會立即淹沒在骨頭的脆響和下巴單調的咯咯吱吱的聲音裡了。然而誰也沒有預感到這個。每一個犯人都極其貪饞地吃著，盡量保養好身體，爭取再活幾個星期、幾個月、幾年。
幾乎可以說，天氣很好。但忽然刮起了一陣大風，接著又平靜下來。只有從看守們的臉上可以看出發生了什麼事。而後來的跡象就更為明顯：把我們叫出去整隊向龐克拉茨出發。
在中午回去，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想想看，當你被一些你不能回答的問題弄得疲憊不堪時，讓你有半天的時間不去受審，——這簡直是天大的恩典埃我們就是這樣感覺的。可是事實上並不然。
在走廊上我們碰到了埃利亞什將軍。他的眼睛驚恐不安，瞧了我一眼，儘管周圍有看守，他卻悄悄地說道：「戒嚴了。」
犯人只能有幾秒鐘的時間來傳遞最重要的消息。埃利亞什已經來不及回答我的無聲的詢問了。
龐克拉茨監獄的看守對我們提前回來表示驚奇。我覺得帶我回牢房的那個看守比別的看守更可靠些。我雖然沒有弄清楚他是誰，但我把聽到的消息告訴了他。他搖搖頭，表示他一點都不知道。也許是我聽錯了，是的，這是可能的。這倒使我安心了。
但是晚上他又來了，他朝牢房裡看了看：「您說對了。暗殺亨德裡希。重傷。布拉格戒嚴。」
第二天大清早，我們在樓下走廊裡整隊出發去受審。維克托-西涅克同志和我們在一起，他是最後一個還活著的黨中央委員，是一九四一年二月被捕的。穿著黨衛隊隊員制服的高個兒的管鑰匙的人，把一張白色的紙片在維克托面前晃了晃，只見紙上寫著這樣幾個大字：「Ｅｎｔｌａｓｓｕｎｇｓｂｅｆｅｈｌ。」(德語：「釋放令。」)那個管鑰匙的人嘿嘿地笑著說：「瞧見嗎，猶太人，你總算等到了。釋放令。嚓……」他把手指頭橫放在脖頸上，表示維克托的腦袋將從這兒飛出去。維克托的哥哥奧托-西涅克是一九四一年戒嚴期間第一個被處決的。而維克托自己則是一九四二年戒嚴期間的第一個犧牲者。他被帶到毛特豪森去了。按他們漂亮的說法，是去當靶子了。
從龐克拉茨監獄到佩切克宮往返的路上，現在成了干百個犯人的刑常在囚車裡警戒的黨衛隊隊員要「為亨德裡希報仇」。沒等汽車開出一公里，十來個犯人就被槍托打得頭破血流。我坐在車上，倒對其他犯人有好處，因為我下巴上蓬鬆的鬍鬚能吸引黨衛隊隊員的注意力，他們老想玩弄我的鬍子。他們像汽車搖晃時抓吊環似地抓住我的鬍子玩耍，這成了他們最喜歡的娛樂之一，對我來說，這倒是一種不壞的受審訓練。每次審問看起來是根據總的形勢進行的，而結束時總是那麼一成不變的話：「要是你明天再不放聰明點，那就要槍斃你了。」
這話一點也嚇唬不了我。每天晚上都能聽到樓下走廊裡喊犯人的名字。五十個，一百個，兩百個，一會兒這一批帶著手銬腳鐐的人就像被趕去屠宰的牲口似地裝上了大卡車，運到科貝里斯去集體槍決。他們究竟犯了什麼罪呢？他們根本沒有什麼罪。他們被捕了，但是他們並沒有參與過任何重大事件，對他們沒有什麼可審問的。可是既然逮捕了，只好處決完事。在暗殺事件發生前兩個月，有一個同志對其他九個人讀了一首諷刺短詩，於是他們一下子全都給抓了起來，以讚揚暗殺事件的罪名統統給運去槍斃了。半年前，一位婦女因有散發傳單的嫌疑而被捕。她不承認這事。於是就把她的兄弟姐妹以及姐妹們的丈夫和兄弟們的妻子全都抓來槍斃，因為殺盡全家是這次戒嚴時期的口號。一個錯抓來的郵電職工，正站在樓下牆邊等待釋放，聽見喊他的名字，他便隨聲應到。但是他們卻把他排到判處死刑的那一隊人裡拉出去槍斃了。第二天才弄清楚應該槍斃的是另一個同名的犯人，又把那一個人也拉出去槍斃，這件事才算完結。還犯得上費工夫去核對人們的檔案材料，使人的生命有所保障嗎？有誰能堅持這點呢？當整個民族的生存權利都被剝奪了的時候，這又有什麼用呢？
那天晚上我從受審的地方回來很遲。樓下牆邊站著弗拉迪斯拉夫-萬楚拉，他的腳旁放了一個小包袱。我很清楚，他也很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我們互相握了握手。上樓以後，我從走廊朝下再看了他一眼：他站在那兒，安詳地微傾著頭，眼睛凝視著遠方，那目光穿越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半小時後就聽到傳喚他的名字……幾天以後，還是在這牆邊，又站著米洛什-克拉斯尼，一個英勇的革命戰士，他是去年十月被捕的。酷刑和隔離都沒有能使他屈服。他側過頭去，給站在他背後的看守平心靜氣地解釋著什麼。他瞧見了我，笑了笑，點點頭向我告別，又繼續同那個看守說：「這對你們一點用也沒有。我們還會有很多人犧牲，但失敗的終將是你們……」後來，有一天中午，我們站在佩切克宮的樓下等吃午飯，埃利亞什被帶了進來。他腋下夾著一張報紙，微笑地指著報紙對人們說，剛才在報上讀到了他與暗殺策劃者有牽連的消息。
「真是胡說八道。」他簡短地說了一句就開始吃飯了。
晚上他和其他一些犯人返回龐克拉茨監獄時，還興致勃勃地談論著這件事。一小時後，他從牢房裡被押走送到科貝里斯去了。
死屍越堆越高。已經不是幾十、幾百，而是幾千了。不斷流出的鮮血的腥味刺激著殺人的猛獸們的鼻孔。他們直到深夜還在「辦公」，甚至星期天也「辦公」。現在他們全都穿上了黨衛隊隊員制服。因為這是他們歡慶屠殺的節日。他們弄死一些工人、教師、農民、作家和職員，屠殺男人、婦女甚至兒童，誅滅全家，屠殺並焚燬整個村子。槍彈下的死亡像黑死病一般在全國蔓延。它是不擇對象的。
而人在這恐怖中怎麼辦呢？
活下去。
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可是人活著，人在吃飯，睡覺，戀愛，工作以及思慮著成千上萬樁與死亡毫不相干的事情。在他的腦子裡壓著一個可怕的重擔，但他承受著，不屈服，也不灰心喪氣。
在戒嚴期間，「主管我的警官」又把我帶到布拉尼克去了一趟。那是在美麗的六月裡，空氣中瀰漫著菩提樹和遲開的槐花的芳香。那是一個星期天的傍晚。通到電車終點站的公路上，擠滿了郊遊歸來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他們喧鬧，嬉笑，被陽光、水和情人的擁抱弄得幸福而疲倦。儘管死神時刻縈繞在他們身旁，捕捉著新的犧牲者，可是從他們臉上是看不出來的。他們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像兔子一樣活潑可愛。真像一些兔子埃你可以隨心所欲地從它們當中抓出一個來，那其餘的就會退縮到一個角落裡去，但過不了多久，它們又會繼續帶著自己的憂慮，帶著自己的歡樂，帶著它們對生活的全部願望奔忙起來。
我從那與世隔絕的監獄世界突然來到這引人入勝的人流裡，起初見到它那甜蜜的幸福，倒真有點痛苦之感。
我這種感覺是不對的，完全不對的。
這就是生命。我在這兒見到的生命，歸根結底同我們在監獄裡的生命是一樣的，同樣是在可怕的壓力之下但是不可摧毀的生命。人家在一個地方把它窒息和消滅，它卻在幾百個地方冒出新芽來，它比死亡更加頑強。這有什麼可痛苦的呢？
而我們——直接生活在這恐怖牢籠裡的人，難道是用另一種材料做成的嗎？
有時，我坐著囚車去受審，當看管得比較鬆懈的時候，我就從車窗裡朝街上望。瞧瞧百貨商店的櫥窗，看看賣花亭，瞧瞧成群的行人，看看婦女們。有一次，我對自己說，假如我能數得出九雙漂亮的腿，那就意味著我今天不會被處死。於是我就數著，觀察著，比較著，認真地研究它們的線條。我以極大的興趣來評判它們是否漂亮，並沒有去想這樣評判的結果同我的生命有什麼關係。
我一般都比較晚才回到牢房。佩捨克老爹總在擔心我還會不會回來。他擁抱我，我簡單地告訴他一些新消息：昨天又有誰在科貝里斯犧牲了，——然後我們狼吞虎嚥地吃完了那些令人作嘔的菜乾，吃完後唱幾首快樂的歌，或者痛痛快快地玩一種愚蠢的擲骰子遊戲，這種遊戲最能使我們忘記一切。晚上，我們牢房的門隨時都可能被打開，死神會駕到，會傳喚我們之中的某一個人：「你，下樓去。把東西都帶上。快。」
但沒有來叫我們。我們總算活過了這個恐怖時期。現在每當回想起那時的情景，對自己也都感到驚奇：人的構造是多麼奇妙啊，它能忍受最不堪忍受的事情。
當然，這些日子不可能不在我們心裡留下深深的痕跡，它像卷緊了的電影拷貝似地存放在我們的腦海裡。總會有那麼一天——如果我們能活到那一天的話，它會在現實生活裡以瘋狂的速度展現開來。然而我們也許在銀幕上見到的是一座巨大的墳墓，蔥綠的花園，人們在那裡播下了珍貴的種子。
這是些十分珍貴的種子，它們將發芽——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