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西婭已穿戴整齊，陽光從窗戶照射進來，我聞到咖啡的香味。
她坐在我的床邊。我坐起來，她遞給我一隻塑料茶缸說：「樓下有個咖啡間。」
我問她：「幾點了？」
「剛過7點。」
「7點？」我想下床，但猛然想起自己身上一絲不掛。「你為什麼不叫醒我？」
「去看看被撞壞的樹木還要驚動多少人？」
「你去過了？找到什麼了嗎？」
「是的。可以肯定有一輛車從喬丹機場路開進了樹林，在距步槍射擊場路50米遠的地方。輪胎印雖然被雨水沖沒了，但還留下了車轍，而且還有被撞斷的灌木樹枝，那兒有一棵顯然是不久前被擦傷了皮的松樹。」
我呷了一口咖啡，一邊慢慢清理思路。辛西婭下著藍色牛仔褲，上穿白色網球衫，顯得精神煥發。我問她：「擦傷了樹皮嗎？」
「對。所以我就去喬丹機場，把可憐的考爾從睡夢中叫醒。他帶著一個人與我一起趕到現場，將撞壞的樹枝砍了下來。」
「然後呢？」
「啊，我們回到了機庫。透過顯微鏡，我們看到上面粘有漆斑。考爾要把樹枝樣品送到吉勒姆去，我告訴他我們懷疑那是一輛黑色切諾基吉普車。他說可以通過汽車製造商，用存檔的汽車油漆標本核實一下。」
「好。我們去看看肯特太太的吉普車有沒有撞樹的痕跡。」
「希望能找到。這樣我們就有了證據，可以證明你為肯特設想的行動計劃可以成立。」
「對。」我打了呵欠，清清嗓子，「可是，如果這漆確實是黑色切諾基吉普車的，也只能證明有一輛黑色切諾基吉普車撞上了那棵樹。不過，這就足以讓我確信自己的判斷了。」
「對，就我來說也是如此。」
我喝完咖啡，把茶缸放在床頭櫃上。「我希望你當時能叫醒我，你有沒有試過？」
「沒有。你睡得太香了。」
「哦……好吧。幹得不錯。」
「謝謝。我還把你的靴子拿給考爾-塞夫爾了，他把你的靴印與塑料模子上沒有確認的腳印比了一下，發現你的腳印與他圖紙上的腳印大小相符。」
「謝謝你。我是嫌疑犯嗎？」
「還不是。考爾確實需要排除你的靴印。」
「你有沒有把我的靴子擦乾淨？」
她沒有理我，繼續說道：「考爾從吉勒姆弄到一個電腦程序。他正在機庫編製程序，用來顯示每個已被確認或尚未確認的腳印。我向考爾扼要地介紹了一下我們推測出來的那天夜晚發生的事。」她站起來，走到窗口，說：「雨停了，出太陽了。這對農作物有利，對喪葬儀式也有利。」
我發現床上有張紙，便拿了起來。這是安-坎貝爾寫給肯特太太那封信的電腦打印件。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親愛的肯特太太：我冒昧地寫信給您，是為了跟您談談您丈夫和我之間發生的事。」信是這樣結尾的：「雖然在工作上我十分尊重您的丈夫，但是就個人而言，我對他毫無興趣。我建議，他應該尋求心理咨詢，或是他單獨一人去，或是由您陪同。他也可以調動工作，或者要求休假。我關心的是您丈夫的事業和名譽，還有我的名聲。我不希望在我父親的管轄區內發生任何不得體的事情。您真誠的安-坎貝爾。」我大聲念道：「在我父親的管轄區內發生任何不得體的事情。」我幾乎笑出聲來。辛西婭轉過身來，說：「這說明她很有膽量。我一定幫助她實現這個願望。」
我將信扔在床頭櫃上：「我敢打賭，肯特看了這封信一定氣瘋了。對了，考爾有沒有奧克蘭那個腳印專家的消息？」
「還沒有。」
「行了，我要起床了。我光著身子。」
辛西婭把浴衣扔給我，掉轉臉面向窗外。我套上浴衣，進了洗漱間。我洗臉時，肥皂泡沫抹了一臉。
我房間的電話鈴響了起來，辛西婭拿起話筒。水龍頭聲音太大，我無法聽清她在說些什麼。大約過了一分鐘，我正在刮鬍子，辛西婭從門口探進頭來，說：「是卡爾的電話。」
「他要幹什麼？」
「他想知道電話是否打錯了房間。」
「哦……」
「他在亞特蘭大，大約10點到這兒。」
「給他回電話，就說我們這兒正在刮龍捲風。」
「可他已上路了。」
「太好了。」刮過鬍子，我開始刷牙。辛西婭又回我房間去了。我剛打開淋浴，就聽到她房間裡的電話響了起來。我想她恐怕沒聽到，就朝我房間看了一眼，發現她正要打電話。我想也許那電話有什麼重要事情，就走進了她的房間，拿起了話筒：「你好。」
一個男人的聲音問道：「你是誰？」
我反問：「你是誰？」
「我是肖特爾少校。你在我妻子的房間裡幹什麼？」
問得好。我完全可以告訴他電話打錯了房間，也可以隨便說幾句，但我說：「總而言之，我在做我在布魯塞爾做過的事。」
「你什麼？你究竟是……？布倫納？你是布倫納嗎？」
「願為你效勞，少校。」
「你這雜種。你這個混蛋，你知道嗎，布倫納？你是個混蛋！」
「在布魯塞爾，你運氣不錯，但你只有一次運氣。」
「你這狗娘養的——」
「森希爾女士不在，要我轉告嗎？」
「她在哪裡？」
「在淋浴。」
「你這狗雜種。」
既然他們正在離婚，而他又有了新的女友，這傢伙幹嗎這麼惱羞成怒？男人可真有趣，即使離婚手續都快辦完了，他們還以為該獨佔自己的妻子，是不是？不對，好像不太對勁。我有一種直覺，我犯了大錯。
肖爾特少校在電話裡說：「我要你好看，布倫納，我決不會饒了你。」
他說得真有趣。我問他：「你和辛西婭不是快離婚了嗎？」
「離婚？哪個混蛋告訴你的？你讓那婊子聽電話。」
「準備分居？」
「讓她這該死的來接電話。馬上！」
「等一下。」我把電話放在床上，頭腦裡一片混亂。有時候生活真是無聊透頂，過一陣又稍好轉，人就變得樂觀開朗起來。等你心情輕鬆了、腳步也隨之輕快起來的時候，又有人突然絆你一下，讓你跌個措手不及，你的生活就再次變得毫無希望。我拿起聽筒：「我讓她給你回電話。」
「去你媽的，你這個不要臉的混蛋，見你媽的鬼去——」
我掛斷電話，回到洗漱間。我脫下浴衣，開始淋浴。
辛西婭站在走道裡，我聽到她的聲音越過「嘩嘩」的水聲傳來：「我剛給心理訓練學校打了電話，證實穆爾上校是在那兒過的夜。我留了話，讓他一小時後去辦公室見我們。可以嗎？」
「可以。」
「你的禮服我給準備好了。去參加喪禮，我們得穿禮服。」
「謝謝。」
「我去換衣服。」
「好吧。」
透過玻璃，我看到她穿過洗漱間，走進她自己的房間。待她房門一關，我就關掉淋浴，走了出來。
8點鐘，我們身穿A級軍禮服，坐在我的追光牌汽車裡，朝著憲兵大樓駛去。辛西婭問道：「你有什麼心事？」
「沒有。」
到了辦公室，我喝了杯咖啡，還瀏覽了一遍電話留言記錄和備忘錄。穆爾上校進來時顯得有點衣冠不整，但他為參加喪禮，也穿著A級禮服。他不知從什麼地方找到了這套服裝和這雙鞋。辛西婭請他坐下。我沒有任何開場白，單刀直入地問他：「上校，我們有理由懷疑是肯特殺了安-坎貝爾。」
他顯得萬分驚訝，幾乎驚呆了。他沒有回答。
我問他：「這符合邏輯嗎？」
他想了好大一會兒，才答道：「他是成問題，可是……」
「安跟你說起他什麼？」
「嗯……說他不分晝夜隨時都給她打電話，說他給她寫信，說他經常突然闖到她家裡或她的辦公室。」
我問他：「她被殺的那天夜裡，你在基地司令部跟她通電話時，她有沒有說他在跟蹤她，或是他給她打了電話？」
他想了一會兒，然後回答：「事實上，她確實告訴我她晚上不準備按原來的計劃用自己的巴伐利亞車，她讓我為她另找一輛吉普。她說比爾-肯特又在騷擾她，說她用吉普車就不會太引人注目，還說她要讓他看見她的車一夜都停在司令部停車場。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因為她的車上有部電話，我有一隻移動電話，我們原來準備在她駕車去射擊場途中保持聯繫的。但這個問題並不重要，所以她還是開著吉普出去了。我們按時見了面。」
辛西婭問他：「你們見面時她提起了肯特沒有？」
「沒有……」
「她提到有人跟蹤她嗎？」
「沒有……不過，她說她看到後面有輛車，那車朝喬丹機場方向去了。」他又說：「她覺得一切正常。於是，我用移動電話給她父親掛了電話。」
辛西婭說：「隨後你們就去了步槍射擊場？」
「是的。」
「做完這些，你就在公共廁所旁邊等著，看事情是否在按計劃進行。」
「是的。」
「你有沒有想到，」辛西婭問，「肯特上校有可能到過現場？」
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我承認這種想法曾一閃而過。他似乎無時無刻不在騷擾她。」
「你從沒想到他真的在跟蹤她，並且可能殺了她嗎？」
「這……現在細起起來——」
「你可是個頭腦很敏銳的偵探，上校。」我打斷了他的話。
聽了這話，他顯得很不安。他說：「我原以為是將軍……我真不知道該怎麼想。一聽說她被殺了，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她父親殺了她……但我也想到，她父親只是把她扔在那兒不管了，還應有另一個人……一個瘋子……正好路過……我恰恰從沒把這想法跟肯特聯繫起來……」
「為什麼？」我問。
「他……他是憲兵……是有婦之夫……他愛她……不過，是的，經你們一提，這確實合乎邏輯。我的意思是，從心理學角度看，他已失去理性，不能自拔。安已控制不了他。」
「是安，」我指出，「造就了一個怪物。」
「是的。」
「她知道這一點嗎？」
「有點知道。她不習慣於跟她控制不了的男人打交道，除了她父親，也許還有韋斯-亞德利。現在回想起來，她是沒有對比爾-肯特給予足夠的注意，她判斷錯了。」
「她對101型變態心理沒研究好。」
他沒說話。
「行了。我要你做的是，回自己辦公室，把這些寫下來。」
「寫什麼？」
「你所瞭解的一切。這件事涉及到你的一切詳細情況。葬禮之後在教堂交給我，給你兩個小時，抓緊時間打出來。這件事，對任何人都要守口如瓶。」
穆爾上校起身走了，他看上去像是我幾天前碰到的那個穆爾上校的模糊影子。
辛西婭說：「這案子很棘手。我們幹得那麼辛苦，可答案其實就在我們的眼皮底下。」
「正因為就在眼皮底下，才難以看到它。」
辛西婭一個人閒扯了幾分鐘，我一直一言沒發。她不斷地打量著我。
為了避免不愉快，我拿起話筒，給基地司令部的福勒上校掛了電話。他立即接了電話。我對他說：「上校，我建議你：第一，把你和福勒太太到第6步槍射擊場去時穿的鞋子拿去毀掉；第二，跟坎貝爾將軍統一口徑，咬定你沒有去射擊場；第三，葬禮過後立即讓福勒太太乘汽車或飛機離開這兒。」
他回答：「謝謝你跟我說這些，但我覺得，我必須把我跟這事的牽連說清楚。」
「你的上司希望你不要這麼做。將軍的希望就是命令。」
「這命令是不合法的。」
「請你為了所有人的利益——為你自己、為你的妻子、為你的家庭、為軍隊、為我，也為坎貝爾一家——忘了你與這事的牽連。請你慎重考慮。」
「我會考慮的。」
「有個問題——你有沒有拿她的那枚西點軍校的戒指？」
「沒有。」
「你到那兒時，地上是不是插著把刺刀？」
「不在地上，刀柄插在她陰道裡。」
「是這樣。」
「我把它拿出來，扔掉了。」
「扔哪兒去了？」
「從奇克索河大橋上扔進了河裡。」他又說：「我猜你原本會很高興去檢查上面的指紋的。」
「是的，我本來是會的。」但事實上，肯特是不會留下指紋的。
我掛上了電話。
一個大個子走進了這間小辦公室。我和辛西婭都站了起來。他漫不經心地點了點頭，朝四周看了看，然後跟我們握手。此時，辛西婭的職位最低，因此就把她的座位讓給了大個子卡爾也。他坐了下來，辛西婭則另找了張椅子。我坐在我的桌旁。
跟我們一樣，卡爾也穿著綠色禮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
卡爾和我一樣，當過步兵。我們倆一同在越南服役。我倆的軍服上綴著基本相同的勳章和獎章，包括那枚銅星勇敢獎章和令人羨慕的步兵戰鬥勳章。由於經歷過同樣的考驗，又都已到中年，我倆之間通常是不拘禮節的。但是，今天上午我沒有卡爾那樣的好心情，所以我有意堅持對他以禮相待。我問他：「要咖啡嗎，長官？」
「不要，謝謝。」
我們寒暄了三秒鐘，然後，卡爾說：「現在，讓我聽聽，你這兒有什麼最新進展？」然後他又轉向辛西婭：「也許你可以跟我談談。」
「是，長官。」辛西婭先跟他談了法醫證據、格雷斯-狄克森的電腦發現、那兩個姓亞德利的傢伙，以及鮑爾斯少校、威姆斯上校和其他參謀不幸與此案有牽連的情況等等。
卡爾專心地聽著。
辛西婭接著向他有選擇地匯報了我們與坎貝爾將軍、坎貝爾夫人、福勒上校、福勒太太及穆爾上校的談話，我沒有留意去聽，可我的確注意到了，她沒有提到福勒上校和他太太在此案中所扮演的確切角色，沒有提起安-坎貝爾的地下室，也隻字沒提比爾-肯特這個人。這正是我的處理方法。她在短短的兩天之內竟然學會了這麼多東西，這不能不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辛西婭對卡爾說：「所以，你知道，這一切都跟復仇和報應分不開，是心理戰中一個反常的實例，與10年前發生在西點軍校的事情有關。」
卡爾點了點頭。
現在回想起來，辛西婭談到安-坎貝爾的人生哲學時，確實講到了弗裡德裡希-尼采。卡爾好像對此很感興趣，我知道辛西婭是有意說給上校聽的。
卡爾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在一起，顯出一副沉思的樣子，就像一個偉大的哲人準備解答人生之謎。辛西婭最後說：「保羅幹得很出色。跟他一起工作受益匪淺。」
瞎扯。
卡爾像尊石雕，一動不動地坐著，足足有一分鐘。我突然想起，跟前這位大哲人可像是在雲裡霧裡，什麼都不明白。辛西婭想吸引我的目光，可我偏偏不看她。
終於，赫爾曼上校說話了：「尼采，是的。在復仇和愛情方面，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殘酷。」
我問：「長官，這是尼采的話，還是您自己的？」
他看著我，那眼光表明我的話說得不討人喜歡。他對辛西婭說：「很好。你解釋了作案動機，揭露了這兒普遍的墮落現象和重要的秘密。」
「謝謝。」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錶：「我們是否該去教堂了。」
「是的，長官。」
他站起身來，我們跟著站起來。我們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我們3人一起上了我的追光牌汽車，卡爾坐在後面客座上，我駕著車往基地教堂駛去。這時，卡爾終於忍不住問：「你知道是誰幹的嗎？」
「我想我知道。」
「你願意講出來讓我聽聽嗎？」
你聽了有什麼用？但我回答：「我們掌握了一些間接證據、證人證詞和一些法醫醫據。這些證據都說明是肯特上校干的。」我從後視鏡中看到卡爾的眼睛瞪圓了。這是今天我第一次感到一陣興奮。不過，他那岩石般的下巴還沒有掉下來。「就是那個憲兵司令。」我趕緊加了一句。
卡爾恢復了常態，問我：「你們準備正式指控他嗎？」
問得好，卡爾，謝謝你。我回答：「不。我準備把證據交給聯邦調查局。」
「為什麼？」
「還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
「告訴我你掌握了哪些情況。」
我把車停在基地小教堂的停車場。我們下了車，站在炎熱的陽光下。停車場停滿了車，我們都站在路上和草坪上。
辛西婭從手提包裡取出一張紙，遞給卡爾，說：「這是從安-坎貝爾的私人電腦中找到的，是寫給肯特太太的私人信件。」
卡爾讀完信，點點頭，然後還給辛西婭，說：「是的，我能理解，肯特上校得知他妻子接到這麼一封信，一定羞憤交加。但是，這能讓他去殺人嗎？」這時，威廉-肯特上校正巧從旁邊經過，朝我們揮了揮手。辛西婭告訴卡爾：「那就是肯特上校。」
卡爾看著他走向教堂，說：「他看上去沒有作賊心虛的樣子。」
「他情緒不安，」辛西婭回答，「我想他幾乎說服了自己，相信自己做得對，然後又把這想法暗示給我們。」
「你們還有其他的證據嗎？」
辛西婭給他迅速報了一遍流水賬，如：重要的腳印、撞壞灌木的吉普車，以及我們與嫌疑犯的交談。她最後說：「他有作案的動機，有作案的機會，也許還有作案的意願，至少在那一刻。他不是殺手，但他是個警官，因此對殺人並不陌生。他還有很理想的護身符。他參與調查，還能操縱調查，控制證據——比如，他使犯罪現場遭到了破壞，但是，案發時他不在現場的證據很少或幾乎沒有，隨機性的犯罪往往是這樣。」
卡爾一邊聽著辛西婭的介紹，一邊點頭。然後，這位大人物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你們判斷正確，而且能設法提供證據，那麼，你們可以結案，免得大家都受到牽連。如果你們弄錯了，這案子將會葬送你們自己，並且在以後的調查中，還會毀掉更多的人。」
辛西婭回答道：「是的，長官，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日夜不停地拚命工作。但這事確實已不是我們能控制掌握的了。」她看看我，然後又說：「保羅是對的，我們不希望提出正式指控。這無論是對我們，對你，對犯罪調查處，還是對整個軍隊，都沒有任何壞處。」
卡爾暗自權衡了一下利弊，然後轉向我，說：「你今天出奇地安靜，怎麼不說話？」
「我沒什麼好說的，上校。」我特意用軍銜稱呼他，以此提醒他，他肩上的上校銀鷹才有說話的資格。
辛西婭插了一句：「他整個上午一直悶悶不樂。你來之前就這樣了。」她笑容滿面地對著我，但我卻板著臉。她臉上的微笑消失了。我真想離開這兒，離開哈德雷，離開這灼熱的陽光，離開佐治亞，離開地球。我說：「我們要找不到座位了。」說罷，我轉身朝教堂走去。
卡爾和辛西婭跟在我後面。卡爾對辛西婭說：「給他最後一個坦白的機會。」
「你是說保羅？」她故意問。
「不，森希爾女士，是肯特上校。」
「對，我們有這個打算。」
「你知道，只要給他們創造一種適當的氣氛，即使犯下了最殘暴的罪行，人也是會坦白承認的。一個人將自己所愛的人殺了，這個人一定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希望別人分擔這種壓力。與職業罪犯不同的是，他們沒有犯罪同夥，沒有知心朋友。他們十分孤獨，找不到一個人可以吐露心中最大的秘密。」
「是，長官。」辛西婭回答。
卡爾說：「肯特上校特意找你和保羅處理這件案子，你認為這只是他的權宜之計嗎？不，在他的潛意識中，他希望別人能把他看破。」
我們走上台階，進了門廳，有十幾個人在那兒輕聲交談著。在來賓簿上簽名後，我就徑直走進了昏暗的教堂，裡面不見得比外面涼快多少。我發現長椅上人快坐滿了。將軍女兒的葬禮雖然不要求人人參加，但只有白癡才不來，至少也要在之後的儀式上露上一面。
風琴在我們頭頂的唱詩班樓座裡輕輕地彈奏著。我們在中間的走道上站了一會兒。也許，我們都在猶豫是否該向安的靈柩走去。棺材被安放在祭壇台階下的靈櫃檯上。終於，我開始沿著長長的走道，朝它走去。辛西婭和卡爾緊跟在我後邊。
走近覆蓋著旗幟，向左邊半開的棺木，我停住腳步，低頭注視著死者。
正像肯特說的那樣，安-坎貝爾神態安詳。她的頭枕在粉紅色綢緞枕頭上，長髮鋪展在頭和臉的四周。我想，她生前大概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濃妝艷抹過。
說真的，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畫面：棺材中粉紅色的綢緞內襯，襯托著美麗的臉龐、金黃的頭髮、金色的穗帶、閃亮的軍劍和雪白的制服。
當然，我是在不到5秒鐘時間內把這一切收入眼中的。我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在胸前劃了個十字，然後，繞棺一圈，順著中間走道離開了。
我看到坎貝爾家的人坐在右邊的前兩排座位上，有將軍、坎貝爾夫人，還有一位年輕人。我在安-坎貝爾的影集上見過他，知道他是將軍夫婦的兒子。其餘的顯然是這個家族的其他成員。他們老老少少，都按照軍隊的習慣，穿著黑色外套，臂上戴著黑紗。
我盡量避免與他們的目光相遇，同時等著我的兩位同伴趕上來。
我們在鮑爾斯少校坐的那張長條椅上找到了相連的三個空位。
隨軍牧師埃姆斯少校走上講台，人們安靜下來。他沒有穿牧師法衣，只穿著綠色軍禮服。埃姆斯少校說：「親愛的朋友們，我們來到這裡，聚集在上帝面前，向我們的姊妹安-坎貝爾告別！」
許多人嗚咽起來。
我悄聲對卡爾說：「這位牧師也玩過她。」
這一次，卡爾的下巴終於掉了下來。看來，今天還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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