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肯特上車，向南部的軍事基地疾馳而去。
肯特對我說：“安-坎貝爾上尉當時正和哈羅德-聖-約翰中士在基地總部值勤。坎貝爾是值勤軍官，約翰是值勤中士。”
“他們以前就認識嗎？”
肯特聳了聳肩說：“認識倒有可能，只是不會太熟悉，因為他們不在一起工作，他在汽車集中調度場工作，而她在心理訓練學校當教官，所以他們只有在一起執行任務時才會碰到一起。”
“她教什麼課？”
“心理學。”他又補充道，“她曾是心理學碩士。”
“她現在仍然是。”我說。人們在談論死者時總不可避免地犯時態上的錯誤。我問肯特：“教官們經常有值勤任務嗎？”
“一般沒有。但安-坎貝爾常常把自己的名字寫在那些不需要她值勤的名冊上，因為她是將軍的女兒，要給大家樹立個榜樣。”
“明白了。”軍隊確實為所有的男女軍官准備了一些名冊，這些名冊都是由軍官們自己填寫，不過是為了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值勤，為軍隊盡一份忠心而己。有一段時間，巡邏這類任務的名冊上曾經取消了女軍官的名字。可是後來時代變了，一切都變了。但年輕女軍官深夜巡邏要冒險是無法改變的。因為男人的野性難改，為了發洩，他們可以置軍規於不顧。我問：“她帶武器了嗎？”
“當然帶了。她總是隨身帶著手槍。”
“說下去。”
“哦，大約在清晨1點，坎貝爾對聖-約翰說她要開吉普車去查看哨所——”
“為什麼？難道查看哨所也是值勤軍官和中士的職責嗎？值勤軍官的任務只是守著電話機嘛。”
肯特回答道：“據聖-約翰說，哨所的指揮官是個剛從西點軍校畢業的年輕上尉，乳臭未干。坎貝爾上尉又是那麼熱情，作為校友，肯定在鼎力相助，所以親自去查看哨所。另外，來回的暗號她也知道。”肯特把車開上了步槍射擊場的道路，接著說，“聖-約翰說，大約3點的時候他開始有些擔心了——”
“為什麼？”
“我也不清楚……你想想，和他搭檔的是個女人——也許他認為她在什麼地方尋歡作樂並因此而吃醋，也許他急著上廁所，但又不能離開電話機。”
“聖-約翰多大年紀了？”
“56歲左右吧。已婚，夫妻關系很好。”
“他現在在哪兒？”
“被我軟禁在憲賓司令部的大樓裡。”
我們的車駛過了4個步槍射擊場，它們都位於一條彎曲的土路右邊，地勢很開闊。我已經大約20年沒來過這兒了，但對這兒的一切還是記憶猶新。
肯特上校接著說：“後來，聖-約翰給哨所打了電話，坎貝爾不在那兒。他又讓哨所的中士跟沿途各哨所聯系，看是否有人見過坎貝爾，可不一會兒就收到了回話，都說沒見過她。聖-約翰只好讓哨所的中士派了一個人到總部替他守著電話，他自己開著卡車找遍了所有哨所，還去士兵俱樂部、軍官俱樂部等地方找過，就是不見坎貝爾上尉的蹤影。4點鍾的時候，他把車開向最後一個哨所所在地——一個彈藥庫。終於，他在第6步槍射擊場看到了她的吉普車……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
果然，前方不遠處，在這條狹窄的小路的右邊停著一輛吉普車，據估計它就是安-坎貝爾生前開的那輛。吉普車旁停著一輛紅色的野馬牌汽車。
我問肯特：“哨所和哨兵在什麼位置？”
“和這兒隔著一個路口。哨兵是一個叫羅賓斯的一等兵，只看到了車前燈的亮光，但什麼也沒聽到。”
“你審問過他嗎？”
“應該是她。她叫瑪麗-羅賓斯。”肯特臉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這也不能怪你，保羅。因為‘一等兵’這個詞並不顯示性別。”
“謝謝。羅賓斯現在在哪兒？”
“也被軟禁在憲兵司令部的大樓裡。”
“這麼說憲兵司令部大樓現在還挺擁擠呢。不過，這辦法不錯。”
肯特把車停在吉普車和紅色野馬牌汽車之間。此時天已經大亮了，我看到了守衛現場的6個憲兵——4男2女，分站在各個角上，把現場包圍起來。路的左邊是一個露天看台，座位都面朝著步槍射擊場。軍隊上前線之前就是在這裡操練的。在左邊的看台上坐著一個穿著牛仔褲和風衣的女人，她正在一個小本子上急速地寫著什麼。我和肯特下了車，他對我說：“那是森希爾小姐。”他把“小姐”說得很重，似乎是在提醒我不要犯性別上的錯誤。
其實，我根本不需要他提醒。我問肯特：“她怎麼會在這兒？”
“是我打電話把她叫來的。”
“為什麼？”
“因為她是個辦強奸案的律師。”
“可被害人已經死了，根本不需要什麼律師。”
“是這樣，”肯特解釋說，“森希爾小姐也負責調查強奸案。”
“是嗎？那她在哈德雷堡做什麼？”
“你聽說過一個叫尼利的女護士的事嗎？”
“只在報紙上見過。難道這兩個案子之間還有什麼聯系嗎？”
“沒有聯系。尼利一案的罪犯已在昨天落網了。”
“昨天什麼時間？”
“大約下午4點，是森希爾小姐將罪犯捉拿歸案的。5點鍾我們就審出了口供。”
肯特又補充說：“本來森希爾今天還有別的任務，但她自願留下來辦這個案子。”
“我們很幸運。”
“是的，這類案子需要女人參加。況且森希爾的工作是很出色的。我見過她工作時的樣子。”
我留心觀察了那輛紅色的野馬牌汽車，可能是辛西婭的，車牌和我的私人汽車一樣，也掛著弗吉尼亞的牌照。由此可以斷定，她也是在福爾斯徹奇供職，和我一樣，現在也是在外邊辦案。然而，命運並沒安排我們在家鄉見面，卻讓我們在異地他鄉，而且是在這種場合下相見了。既然是命運的安排，便不可避免了。
我又向步槍射擊場掃視了眼。現在還是清晨，射擊場的上空籠罩著一層薄霧，土路邊上有許多靶子，都是些用纖維板制成的假人。這些假人個個身挎步槍，面容丑陋不堪。這種生動的靶子取代了那種古老的輪廓靶。在我看來，這種變化的原因，可能是要給射手們提供一種真切的臨敵感。但就我過去的經驗來看，只有真正上了戰場並開始殺人後才能真正產生這種臨敵感。靶子畢竟是靶子，第一排士兵開始射擊前，假人身上經常落滿鳥兒，這就影響了它們的真實感。
當年我在步兵營訓練的時候，射擊場還是光禿禿的一片，什麼植物也沒有，看上去跟沙漠差不多。而現在這裡種上了各種各樣的草木，使射擊場綠意盎然，幾乎看不到戰火的痕跡了。我對面大約50米遠的地方有一個人像靶，周圍長滿了雜草。它的兩邊分站著一男一女兩個憲兵。在人像靶腳下躺著一具屍體。
肯特上校說：“這家伙准是有毛病。”他怕我不明白，補充道：“他單單選擇了這個地點作案，好讓那個丑陋的人像一直低頭看著她。”
要是這個人像能說話就好了。我轉身向四周看了看，看到在指揮塔和看台之間有一個廁所。我對肯特上校說：“你們沒搜索一下附近有沒有別的受害者？”
“沒有……嗯……我們只是不想破壞現場。”
“可能還有別的人遇害，也許已經死了，也許還活著，正需要搶救。手冊裡不是講過嗎？救人第一，證據第二。”
“是的……”他四周環視了一下，命令一個憲兵中士：“馬上吹號叫富勒姆中尉帶全排士兵和警犬來。”
中士還沒來得及回答，就聽看台上有人說道：“我已經通知過了。”
我抬頭看了看森希爾，對她說：“謝謝。”
“不必客氣。”
看來不理她是不可能了。我轉身向射擊場走去，肯特在後面跟著。
走了一會兒，肯特的步子越來越慢，漸漸落在後邊。兩位憲兵此時正稍息，眼睛不再盯著安-坎貝爾躺著的地方，開始向四周觀望。
我在離屍體幾英尺遠的地方停了下來，只見死者仰面躺在地上。肯特說得不錯。她全身赤裸，只在左腕上戴著一只運動表。離屍體幾英尺遠的地方有一件頗時髦的內衣——她的乳罩。她的軍裝不在現場，靴子、頭盔、槍和槍套都不在現場。更有意思的是，安-坎貝爾被四肢分開地固定在地上，手腕和腳踝都被綁在樁子上。用來捆綁的繩子是綠色的尼龍繩，樁子是綠色的乙烯塑料棒，都是軍隊用的。
安-坎貝爾30歲左右，身材很好。盡管她現在成了這個樣子，我還是認出了她。她的臉很漂亮，輪廓分明。一頭濃濃的棕色秀發披在肩上，頭發的長度可能比軍隊規定的要多出幾英寸，但現在這已不算是什麼問題了。
纏在她脖子上的尼龍繩跟手上和腳上的尼龍繩同樣粗細，但脖子上的繩子沒有勒進肉裡。罪犯把她短褲的一條腿套在了她的脖子上，墊在繩子底下。在場的人中只有我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辛西婭來到我身邊，什麼也沒說。
我在安-坎貝爾的遺體旁跪了下來，看到她的皮膚已變成了蠟色，臉上的脂粉顯得格外明顯。她的手指和腳趾甲都已經失去了血色，臉上沒有擊傷、抓傷和咬傷的痕跡。看得見的部位都沒有遭強奸的跡象。屍體周圍沒有搏斗過的痕跡，臉上沒有泥和草的碎屑，也沒有血污，指甲裡沒有抓下來的皮肉，頭發也不太亂。
我摸了摸她的臉和脖子，因為屍體僵硬通常是先從這兩個部位開始的。但當時這兩個部位還都沒僵，我又試了試她的腋窩，還是熱的。大腿和臀部有幾處呈深紫色，可能是窒息所致，這就可以說明她是被繩子勒死的。我按了按她臀部上的一塊青紫，青紫馬上變白了，但手一拿開，青紫馬上又出現了。至此，我完全可以斷定，死者是在4小時前斷氣的。
長期的刑警工作使我已經學會，不能完全相信證人的證詞。但是目前為止，聖-約翰所說的時間順序還是可信的。
我又向下探了探身，看到安-坎貝爾那雙大大的藍眼睛正茫然地瞪著天上的太陽，一眨不眨，瞳孔還沒有模糊。這就更證實了我的推斷——她剛死不久。我翻開她的眼皮，看到眼簾上有不少血紅的斑點。這也是她死於窒息的一條證據，到現在為止，肯特上校所述及現場看到的情況似乎都和我的推斷相吻合。
我解開了安-坎貝爾脖子上的繩於，仔細查看了繩子下面的內褲，發現上面沒有任何撕扯的痕跡，也沒被身體或其他外物弄髒。短褲上的身份牌不見了。被繩子勒過的脖子上有一道淡淡的傷痕，不仔細看根本看不出來。但是，這足以證明被害人是被勒死的，只是襯褲減弱了繩子所造成的傷痕。
我在屍體周圍轉了轉，發現她的腳掌上沾有泥和草，這說明她死前至少赤腳走過幾步。我湊近仔細查看了她的腳掌，發現右腳大拇指根處有一個黑點，好像是瀝青一類的東西。看來她可能是在50米以外的柏油路上，就在她的吉普車附近，被迫脫光了衣服，至少是脫掉了鞋襪，然後就被迫光著腳——也可能光著身子——走到了被害地點。
在我查看現場的這段時間內沒有一個人說話，只聽見樹上鳥兒吱吱喳喳的叫聲。太陽已經升起來了，陽光照著路兩旁的松樹，在射擊場上投下了一排長長的影子。
我問肯特上校：“是哪個憲兵先來到現場的？”
肯特叫了一聲身邊的一位女憲兵，對她說：“向這位長官報告一下當時的情況。”
我從她的名牌上看到了她叫凱西，是個一等兵。她向我報告說：“今天早晨4點52分，有人通知我，在第6射擊場發現了一具女屍，距屍體50米以外的路上還停著一輛吉普車。我當時就在附近，所以得知後馬上出發，於5點01分到達了出事地點，一眼就看見了那輛吉普車。我把車停放好，帶上M-16步槍跑到射擊場，找到了屍體。我給她試了脈，聽了心跳，試了試是否還有呼吸，又拿手電筒在她眼裡照了照，沒有任何反應。所以我斷定她已經死了。”
我問她：“後來你做了些什麼？”
“我回到車上呼叫援助。”
“你來回走的是同一條路線嗎？”
“是的，長官。”
“除了屍體外，你還碰過別的東西嗎？比如繩子、樁子、內衣、內褲？”
“沒有。長官。”
“你動過被害人的車嗎？”
“沒有，長官。除了鑒定被害人是否已死，我沒動過現場任何東西。”
“謝謝。”
一等兵凱西行了軍禮，轉身回到她原來站的位置。
肯特、辛西婭和我面面相覷，好像是在忖度著彼此的心理。這樣的時刻能夠觸動人的靈魂，從而在人們腦海裡打上深刻的烙印。我從來不會忘記一個人死了的情景，也不想忘記。
我們回到路上，在安-坎貝爾那輛吉普車周圍轉了轉，看到駕駛室的窗子還開著。許多軍隊裡用的車都沒有點火開關鑰匙，只有一個啟動開關，安-坎貝爾的車就是這樣，現在啟動開關處在“停”的位置上。前排的乘客座上有一個非軍用的黑皮包，辛西婭對我說：“我本想看看包裡的東西，可沒經過你的同意，就沒敢擅自行動。”
“看來我們的合作一開始就很不錯嘛。去把手提包拿出來吧。”
她轉到另一邊乘客座的車門處，墊著一條手絹將車門打開，又墊著同一條手絹拿出皮包，然後在看台的一條小凳上坐下，開始一排排往外拿包裡的東西。
我鑽到車底下查看了一下，沒發現任何異常。我又摸了摸排氣裝置，發現有的地方還有點余熱。
我站了起來。肯特上校問我：“有什麼看法嗎？”
“已經有了幾個大概的推測，但還得等法醫鑒定後才能確定。我想你一定通知過法醫了。”
“當然通知了。他們已經從吉勒姆出發了，估計現在已經在半路上了。”
“很好。”我對肯特說，“法醫來了，一定讓他們仔細查看一下她右腳上的那個黑點，我想知道那究竟是什麼東西。”
肯特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好像覺得我的要求純屬無稽之談。也許他是對的。
“另外，請你派人在屍體周圍200米的各個方向進行一次仔細搜查，50米以內的地方就不用搜了。”我知道這樣做會破壞地上的腳印，但是反正這個射擊場上已經有好幾百種腳印了，而我感興趣的只是50米以內的那些。我對肯特說：“請你讓手下人將一切非地上生長的東西都搜集起來，比如煙頭、扣子、破紙、瓶子之類，然後報告這些東西是在哪個位置發現的。好嗎？”
“沒問題。但我覺得罪犯可能來去都沒留下什麼痕跡。他可能和被害人一樣，是開車來的。”
“我想你是對的。但我們必須這樣做，因為我們需要建立檔案。”我對肯特說，“我希望密封好的坎貝爾個人檔案和病歷中午前能到你的辦公室裡。”
“好吧。”
“另外請你在憲兵司令部大樓裡給我安排一間辦公室，再找一個書記員。派兩人到安-坎貝爾的辦公室，把桌子、家具等所有東西都搬到證據室裡鎖起來。我沒到之前不要放走聖-約翰中士和一等兵羅賓斯。他們沒見我之前，不許向任何人透露任何消息。另外，上校您本人也得接受一項很不愉快的任務，去給坎貝爾將軍夫婦家裡打個電話。去他們家的時候不要聲張，帶上牧師和一個軍官，以防有不測之事發生。別讓他們到現場來看屍體。這樣好嗎？”
肯特點了點頭，長出了一口氣，說：“天哪……”
“阿門。還有，不要讓你的手下人透露我們這兒發現的任何情況。要把一等兵凱西的指紋及在場所有人的鞋印提供給法醫，當然包括你自己的。”
“好的。”
“把那廁所棚圍起來，不要讓任何人使用廁所。在我沒徹底檢查之前，不要讓法醫進去。”
“好吧！”
我走到辛西婭身邊，見她正在用剛才用過的那條手絹把拿出的東西一件件放回皮包裡。我問她：“有什麼令人感興趣的東西嗎？”
“沒有。都是些很普通的東西，像錢包、現金、鑰匙之類的。都沒被人動過。有一張軍官俱樂部的發票。她昨晚在那兒吃過晚飯，吃的是色拉、雞，喝的是白葡萄酒和咖啡。”她補充說：“我們在那兒喝酒的時候，她可能正在餐廳吃飯。”
肯特插了一句：“你們倆在一起喝過酒？這麼說你們以前就認識？”
我回答說：“我們是各喝各的酒，點頭之交而已。”我問辛西婭：“你知道坎貝爾的住址嗎？”
“知道，她住在基地外面，在米德蘭維多利街的維多利花園45號。”她又補充道：“我想我知道那個地方，那些房子都是些常住在鄉下的人在市內的住所。”
肯特說：“我去和米德蘭警察局長亞德利聯系，給你們弄一份法庭命令，然後我們去米德蘭見他。”
“不行，比爾。這件事不能讓外人插手。”
“沒有地方搜查令，你是不能搜查她的住宅的。”
辛西婭把從坎貝爾包裡取出的鑰匙遞給我，說：“我來開車。”
肯特反對說：“沒有地方政府的許可，你們不能在基地之外擅自行動。”
我從那串鑰匙中取下安-坎貝爾的汽車鑰匙，連同那個手提包遞給了肯特，並對他說：“扣押她的車。”
在上車之前，我對肯特說：“你就留下來指揮這裡的工作吧。寫報告時可以寫上我去了米德蘭警察局。如果說我臨時改了主意，我將對自己的行為負完全責任。”
“亞德利是個粗暴無禮的家伙。”肯特告誡我說，“你會領教他的厲害的，保羅。”
“不管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也得耐心等著輪到他才行。”為了支開肯特，不讓他再做出什麼傻事，我對他說：“是這樣的，比爾。我得先去安-坎貝爾的住所看看，把一些該拿走的東西拿走。因為那些東西可能會玷辱她和她的家庭，甚至會影響到軍隊以及她在軍隊裡的同事和朋友，對嗎？這件事辦完後，才能讓亞德利去拍照。這樣行嗎？”
他似乎覺得我說的有道理，然後點了點頭。
辛西婭上了車，坐在司機座上，我坐在乘客座上。我對肯特說：“我可能會從那兒給你打個電話。要往好處想。”
辛西婭把車掛上了頭擋，轉了個U型的彎，沿著步槍射擊場路向前疾馳而去。
“保羅。她為什麼被殺？”辛西婭問。
“哦，這個嘛……殺人的動機有好多種呢。”我回答說，“有的人為了私利，有的人為了復仇，有的人因為妒忌，有的人為了殺人滅口，有的人為了保全面子，還有的是殺人狂。犯罪手冊上是這麼說的。”
“可是你自己的看法是什麼呢？”
“照我看，如果是先奸後殺，一般可以認為是復仇或者妒忌，也可能是想殺人滅口。被害人也許認識凶手。如果凶手不帶面罩或不化裝，事後很可能會被認出來。”我接著說：“這個案子看起來像是一個色情狂干的，凶手也許沒有奸污被害人，因為他在殺人過程中已經得到了性欲的滿足。我說的這些都是表面現象，至於到底是怎麼回事，現在還很難說。”
辛西婭點了點頭，但什麼也沒說。
我問她：“你是怎麼想的？”
她停一會兒，說：“這顯然是謀殺。因為罪犯准備了一整套作案工具——樁子、繩子，肯定還有一種把樁子釘進地裡的工具。而且罪犯肯定帶有武器，否則無法繳下被害人的武器。”
“說下去。”
“罪犯用槍頂著她，命令她扔掉武器，然後命令她脫光衣服走到射擊場上。”
“推理得不錯。不過，我不明白他是怎樣在監視她的同時又完全控制了她，因為被害人不是順從型的女人。”
辛西婭回答說：“我也不明白。也許不是一個人干的。等實驗室的檢驗結果出來就知道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干的了。”
“噢。”我又問，“為什麼被害人身上沒有搏斗的痕跡？也沒有罪犯施暴的痕跡？”
她搖了搖頭，說：“我也搞不懂。一般來說是該有些施暴的痕跡的……但把被害人捆起來總不能說是友好的吧？”
“當然不是。”我回答，“可那個男人並不恨她。”
“也不很喜歡她。”
“也許曾經喜歡過。辛西婭，你的本行就是調查強奸案。以前遇到或聽說過類似的案子嗎？”
她想了想，說：“本案有些地方跟我辦過的預謀強奸案很相象，作案步驟是罪犯一手策劃的。但我不能肯定，也許罪犯認識被害人，也許不認識，或者是他在尋找取樂對象時正好遇上了被害人。”
“罪犯很可能也穿著軍裝。”我提出了我的想法，“所以才沒引起她的警惕。”
“可能。”
我透過車窗向外看去，聞到清晨的露珠和松樹林的潮氣混合而成的一種淡淡的氣息。冉冉升起的太陽把陽光投在我的臉上，我插上車窗，靠在座位上，腦子裡像倒錄像帶一樣浮現出我設想的一系列情景：先是安-坎貝爾被捆綁在地上，接著是她光著身子站在那兒，然後是她從吉普車旁一步步向射擊場走去……許多事都還說不清。
“也許他並沒奸污她，但把她赤身裸體地捆在地上，也許是為了讓看到現場的人聯想到強奸，也許是故意把她的裸體暴露於眾人面前，以此來羞辱她。”我說道。
“為什麼？”
“還不知道。”
“也許你知道。”
“再容我想一想。我覺得罪犯認識被害人。”實際上，我早就知道他認識她。我們又在沉默中行駛了一段路程，我對辛西婭說：“我雖然不知道案發的原因，但對案發的過程已經有了大體的了解。你想想會不會是這樣：安-坎貝爾離開總部後直接到了射擊場，把車停在離一等兵羅賓斯的哨所稍遠的地方。她和情人約定在此幽會，他們經常這樣干。突然，他用槍頂住她，命令她脫光了衣服，然後就是男女間的那些事了。”我瞥了辛西婭一眼，問她：“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對性變態一無所知。那是你的研究領域。”
“說得好極了。”
她又說：“你剛才說的純是男人的想象。我是說，哪有女人願意躺在冰涼的地上干那個的？那有意思嗎？”
我預感到這一天的日程肯定會排得滿滿的，可我還沒吃早飯呢。我對她說：“你知道罪犯為什麼要把她的內褲墊在她脖子上嗎？”
“不知道。為什麼？”
“你可以查一下凶殺案手冊裡有關‘性窒息’的那一章。”
“好吧。”
“你注意到了嗎？她右腳的趾根部有一個黑點。”
“我沒看見。”
“如果那個黑點是她從路上沾來的話，那麼她為什麼要光著腳站在路上呢？”
“因為罪犯命令她在車裡或車旁脫光了衣服。”
“那她的內衣內褲又怎麼會在射擊場上？”
辛西婭回答道：“可能先是她被迫在車裡或車旁脫光了衣服，然後她或者罪犯又把內衣內褲拿到了射擊場上。”
“為什麼？”
“罪犯手冊裡有這樣的描寫，保羅。強奸犯的思維跟常人不一樣。他們往往會有許多奇怪的想法，他們自己覺得這些想法很有刺激性，而一般人卻不會覺得怎麼樣。讓女人脫光了，再讓她自己把衣服拿到他想施暴的地點，這也許就是強奸犯的怪誕想法。”
“有許多可能性。”我沉思了一會兒，說，“只要記著別和這些性變態的人結婚就行了。”
“我們需要讓法醫驗屍，還需要訊問很多人。”
我們？一時間，我倆誰也不說話。我扭頭看著窗外，開始努力搜尋對辛西婭的記憶。她來自衣阿華州的鄉村，後來在州立大學讀書，修學了軍隊的技術課程，獲得了犯罪學碩士學位。因為軍隊的工資高、聲譽好、受教育的機會多、選擇職業的范圍廣，所以像她這種來自鄉下的姑娘，還有哪些來自猶太區和落後地區的姑娘都樂意在軍隊供職。我對她說：“我常常想起你。”
她沒有說話。
有過兩性關系的男女，只要還正常，還有感覺，還看重那層關系，都會對對方懷著一份特殊的柔情。與此同時，也會有一種難言的尷尬。我們倆人並肩坐在一起，誰也不知該說些什麼以及怎麼去說。過了一會兒，我又說：“我常常想起你。請你回答我的話。”
她回答說：“我也想過你。”我們又陷入了長時間的沉默，她開著車，我們都盯著前方，誰也不說話。
介紹一下我自己吧。保羅-布倫納，出生於南波士頓，愛爾蘭天主教徒，不認識奶牛，工人家庭，中學畢業。我不是為了離開南波士頓才入伍的，而是軍隊到南波士頓把我招來的。因為他們知道，像我這種工人家庭的後代是當步兵的好材料。那時他們陷入了亞洲的大規模戰爭。
我在步兵營呆了一年多，也算得上是個不賴的步兵吧。後來我修了大學課程，學習了軍隊的禮儀，學習了犯罪學和其他專業課程。我不再留戀南波士頓了，就這樣，我和辛西婭從北美同一個州的兩頭，從兩個不同的世界，一起走到了布魯塞爾，並且墜入了愛河。現在，我和她又在遙遠的南方相見了，而見面的原因是要一起查看將軍女兒裸露的屍體。愛和友情在這種場合會升華嗎？我不敢有什麼奢望。
她說：“昨晚看見你，真有些驚訝。如果我當時表現得很粗魯的話，請你原諒。”
“不是什麼‘如果’。”
“好吧。那我就明確地向你道歉，可我就是不喜歡你。”
我笑了笑，說：“可你喜歡辦這個案子。”
“是的。我對你好完全是因為這個案子。”
“我是你的頂頭上司。如果你對我不好，小心我炒你的魷魚。”
“別擺架子了，保羅。你不會吵我的魷魚，我也不會擅自離職。”她補充道，“我們要一起偵破這個案子，然後理清我們之間的關系。”
“非得按這個順序嗎？”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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