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下午的郊遊
從報紙上偶然得知她的死訊的一個朋友打電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他在聽筒旁緩緩讀了一家晨報的這則報道。報道文字很一般，大約是剛出大學校門的記者寫的見習性文字。
某月某日某街角某司機壓死了某人。該司機因業務過失致死之嫌正接受審查。
聽起來竟如雜誌扉頁登載的一首短詩。
「葬禮在哪裡舉行？」我問。
「這——不知道。」他說，「問題首先是：那孩子有家什麼的嗎？」
她當然也有家。
我當天給警察打電話，問了她父母家的住址和電話號碼，然後給她父母家去電話打聽葬禮日期。如某個人說的那樣，凡事只要不怕麻煩總可以弄清楚。
她家在下町。我打開東京區劃圖，用紅圓珠筆在她家所在地段做了個記號。那的確是東京城普通老百姓的聚居地。地鐵線、國營電氣列車線、專列公共汽車線如亂七八糟的蜘蛛網一般縱橫交錯茫無頭緒。幾條髒水河從中穿過，雜亂的道路猶如甜瓜紋緊緊附在地表。
葬禮那天，我從早稻田乘上都營電車。在快到終點的小站下來打開區劃圖，但地圖和地球儀同樣無用，害得我買了好幾盒煙問了好幾回路才算摸到她家門口。
她的家是一座圍著茶色木院牆的老木屋。進得大門，左邊是個小院，窄小得彷彿是在說「或許不無用處」。院角扔有一個早已廢棄不用的舊陶火盆，火盆裡積有15厘米深的雨水。院土很黑，潮乎乎的。
也是因為她16歲便跑出家再未回來，葬禮只有親屬參加，靜悄悄的。親屬也幾乎全是上年紀的人，一個30歲剛出頭不知是她胞兄還是堂兄的人在操持葬禮。
父親五十六七歲，個不高，黑色西服胳膊上套一個葬禮袖章，立在門房幾乎紋絲不動，樣子使人聯想起洪水剛退的柏油馬路。
臨走時我向他默默低了下頭，他也默然低頭。
第一次見到她是1969年的秋天，我22歲，她17歲。大學附近有個小咖啡館，我常在那裡等朋友。咖啡館雖不怎麼起眼，但可以聽到搖擺舞曲，邊聽邊喝味道一塌糊塗的咖啡。
她總是和我同座，臂肘拄在桌子上出神地看書。雖說她戴的眼鏡儼然牙齒矯正器，手也骨節分明，但總像有一種容易讓人接近的感覺。她杯裡的咖啡經常冷冷的，煙灰缸經常堆滿煙頭。而書名卻換來換去。有時是米奇-思比雷爾，有時是大江健三郎，有時是《金斯堡詩集》。總之只要是書即可。咖啡館出入的學生借書給她，她便像啃玉米棒似的一本接一本看下去。那個時代大家都想借書給別人，我想看書方面她是從來沒有為難過的。
德爾茨、「滾石」、巴茨、迪普-帕布爾、穆迪-布魯茨——也是那樣一個時代。空氣總好像緊繃繃的，似乎稍微用力一踢，一般東西都將頓時土崩瓦解。
我們喝廉價威士忌，沒滋沒味地交歡，沒頭沒腦地閒聊，借來借去地看書，如此一天天打發日子。而那個笨手笨腳的60年代也發著吱吱呀呀的響聲即將落下帷幕。
她的名字忘在了腦後。
抽出報道她死亡的那個剪報自然可以記起，但時至現在名字之類已無可無不可了。我已忘掉她的名字，如此而已。
一次見到往日同伴，偶爾提起她來。他們也同樣不記得她的姓名。對了，過去不是有一個和誰都困覺的女孩麼，叫什麼名字來著？忘得一乾二淨。我也和她困過幾次，現在怎麼樣了呢？路上突然碰見怕也鬧不明白了。
——從前，某個地方有個和誰都困覺的女孩。
這便是她的名字。
當然，準確說來，她也並非和誰都困覺，也自有她自己的基準。
儘管如此，作為現實問題來看，她是同差不多的男人困了的。
一次，我單純出於好奇心，問過她的基準。
「這個嘛——」她沉思了30秒，「當然不是說任何人都可以。覺得討厭的時候也是有的。不過，也許終歸我是想瞭解各種各樣的人，或者說想瞭解對我來說世界是怎樣構成的。」
「通過一起困覺？」
「嗯。」
這回輪到我沉思了。
「那麼……可多少瞭解些了？」
「多多少少。」她說。
1969年冬到1970年夏，我和她幾乎沒見面。大學不是關門就是停課。我倒與這個無關，而在為一點個人的事焦頭爛額。
1970年秋天我再去那家咖啡館時，顧客面孔全都換了，認識的只剩她一個。搖滾舞曲固然仍在放，但那股緊繃繃的氣氛已蕩然無存。唯獨她和味道糟糕的咖啡同一年前無異。我坐在她對面的椅子上，邊喝咖啡邊談論過去的同伴。
他們大多從大學退學了。一人自殺，一人下落不明。
「這一年幹什麼了？」她問我。
「一言難盡。」我說。
「聰明點了？」
「一點點」
那天晚上，我和她困了，是第一次。
她的身世，我不太詳細。好像有人告訴過我，也好像在床上從她口中聽說過。大概是說高中一年級（高中！）的夏天同父親大吵一架跑出家門。至於到底住在哪裡，靠什麼維持生活，就無人知曉了。
她一整天都坐在搖滾樂咖啡館椅子上左一杯右一杯喝咖啡，左一支右一支吸煙，邊翻動書頁邊等有人代付咖啡錢和煙錢（對當時的我們來說還是一個數目的），之後基本同對方困覺。
這便是我就她所知道的全部。
那年秋天至翌年春，她每星期二晚上來一次我在三鷹市郊的宿舍。她吃我做的簡單的晚飯，把煙灰缸裝滿，一邊用大音量聽FEN１的搖滾樂節目一邊性交。星期三早晨醒來去雜木林散步，一起散步到ICU２校園，順便去食堂吃午餐。下午在休息室喝稀釋的咖啡，天氣好的時候躺在草坪上看天。
１Far East Network之略，美軍遠東廣播電台，總部在洛杉礬。
２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之略，國際基督教大學。
她稱之為星期三的郊遊。
「每次來這裡，都覺得真像來郊遊似的。」
「真像來郊遊？」
「嗯。草坪一望無邊，人們喜氣洋洋……」
她坐在草坪上，浪費了好幾根火柴才把煙點燃。
「太陽升起落下，人們趕來離去，時間像空氣一樣流淌，豈不有點像郊遊似的？」
那時，我21歲，再過幾周就22了。眼下沒希望從大學畢業，卻又沒有像樣的理由離開大學不念。在這一切都莫名其妙地攪和在一起的絕望之中，幾個月時間我都一步也未能踏出。
我覺得整個世界在運轉不休，唯獨我滯留同一場所不動。1970年秋，目力所及，似乎無一不淒淒切切，無一不慘慘淡淡。就連太陽光和青草味兒以至低低的雨聲都令我焦躁不安。
好幾次夢見夜行列車，千篇一律。車上充滿煙味兒廁所味兒問乎乎的人群味兒，擠得幾乎無立足之地，座席沾有過去的嘔吐物。我忍無可忍，離開座位，在一個車站下來。而那裡一片荒涼，一戶人家的燈火也見不到，站務員也沒有，沒有時鐘沒有時刻表，什麼也沒有——便是這樣的夢。
那段時間裡，有幾次我好像對她很粗暴。如何粗暴如今是想不起來了。是否自己對自己粗暴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樣，看上去她絲毫沒有介意，或者不如說（說得極端一點）是在引以為樂，為什麼我不知道。說到底，她在我身上尋求的恐怕並非溫情。如此一想，現在也覺得不可思議，一時悲從中來，彷彿手突然觸到空中飄浮的肉眼看不見的厚壁。
1970年11月25日那個奇特的午後我至今仍記得真真切切。一場大雨打落的銀杏樹葉染黃了——黃得如乾涸的河——雜木林間一條小徑。我和她雙手插進大衣袋，在這條小徑來回踱步。除了兩個腳踏落葉的鞋聲和鳥尖銳的叫聲別無任何聲響。
「你到底苦惱什麼呢？」她忽然問我。
「沒什麼大不了的。」我說。
稍往前走了一段後，她在路旁坐下吸煙，我也挨她坐下。
「總做壞夢？」
「總做壞夢。大多夢見自動售票機找不出零錢。」
她笑笑，手放在我膝頭，又縮回去。
「肯定不大想講，是吧？」
「肯定講不好。」
她把吸了一半的煙扔在地上，用運動鞋小心碾滅。「真想講的事是講不好的，不是麼？」
「不明白啊。」
地面「撲稜稜」飛起兩隻鳥兒，彷彿被吸進去似的消失在沒有一絲雲絮的天空。我們默然望著鳥兒消失的方向。良久，她開始用小小的枯枝在地面畫出幾個莫名其妙的圖形。
「和你一起睡，我時常悲傷得不行。」
「覺得很抱歉。」我說。
「不怪你的。也不是因為你抱我的時候想別的女孩。那怎麼都無所謂。我，」她突然閉住嘴，在地面緩緩拉出三條平行線，「不明白。」
「也不是想把心封閉起來，」停了一會我說，「只是自己也把握不住發生了什麼。我本想盡可能公平地把握各種事情，不願意過分誇大或過分講究現實。但那需要時間。」
「多長時間？」
我搖下頭，「說不準，或許1年，也可能花上10年。」
她把小樹枝扔在地上，起身拍打大衣上沾的枯草。「曖，你不認為10年就像永遠永遠？」
「是啊。」我說。
我們穿過樹林，走到ICU校園，一如往日坐在休息室咬熱狗。下午兩點，休息室電視上翻來覆去推出三島由紀夫來。音量調節器出了毛病，聲音幾乎聽不清。反正都跟我們無關。我們吃罷熱狗，又各喝一杯咖啡。一個學生騎在椅背上擰了一會音量調節鈕，之後作罷，跳下椅子不知去了哪裡。
「想要你。」
我說。
「可以呀。」
她微微一笑。
我們仍把雙手插進大衣袋，慢慢走回宿舍。
驀地醒來時，她正在吞聲哭泣。細窄的肩頭在毛巾被下急促地顫抖。我點燃取暖爐，覷了眼鍾：凌晨2時。夜空中央浮著一輪白亮亮的月兒。
等她停止啜泣，我燒水泡了袋裝紅茶，兩人喝著。沒有砂糖沒有檸檬沒有牛奶，僅僅是熱茶。之後點兩支煙，一支給她。她吸一大口噴出，連續三回，隨即咳嗽了一大陣子。
「我說，你可打算過殺死我？」她問。
「殺死你？」
「嗯。」
「幹嗎問這個？」
她叼著煙用指尖擦了下眼瞼。
「只是想問問。」
「沒有。」
「真的？」
「真的。」我說，「為什麼非殺死你不可呢？」
「是啊，」她不耐煩似的點下頭，「只是一下子覺得，給誰殺掉也並不壞。」
「我不是殺人那類人。」
「是嗎？」
「大概。」
她笑笑，把煙戳進煙灰缸，喝了口杯裡剩的紅茶，又點燃一支煙。
「活到25，」她說，「然後死掉。」
1978年7月她死了，2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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