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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最喜歡吃的東西是剛出鍋的熱蛋糕。他將幾塊重疊放在一個深底盤內，用小刀整齊地一分為四，然後將一瓶可口可樂澆在上面。
我第一次去鼠家裡，他正在月暖融融的陽光下搬出餐桌，往胃袋裡邊沖灌這種令人反胃的食物。
「這種食物的優點，」鼠對我說，「是將吃的和喝的合二為一。」
寬敞的院子裡草木蔥籠，各色各樣的野鳥四面飛來，拚命啄食灑滿草坪的爆米花。27
談一下我睡過的第三個女孩。
談論死去的人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更何況是年紀輕輕便死去的女郎。她們由於一死了之而永葆青春年華。
相反，苟活於世的我們卻年復一年、月復一月、日復一日地增加著年齡：我甚至時常覺得每隔一小時便長了一歲。而可怕的是，這是千真萬確的。
她絕對不是美人。但「不是美人」這種說法未必公正。我想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她不是長得對她來說相得益彰的那種類型的美人。」
我只存有她一張照片。背面寫有日期，1963年8月，即肯尼迪總統被子彈射穿頭顱的那年。她坐在一處彷彿是避暑勝地的海岸防潮堤上，有點不大自然地微微含笑。頭髮剪得很短，頗有賽巴格風度（總他說來，那髮型使我聯想起奧斯威辛集中營），身穿下擺偏長的紅方格連衣裙。她看上去帶有幾分拘泥，卻很美，那是一種似乎能夠觸動對方心中最敏感部分的美。
輕輕合攏的雙唇，猶如纖纖觸角一般向上翹起的鼻頭，似乎自己修剪的劉海不經意地垂掛在寬寬的前額，由此到略微隆起的臉頰之間，散在著粉刺淡淡的遺痕。
她14歲，是她21載人生中美奐美輪的一瞬間，旋即倏然逝去——我只能這樣認為。究竟那種事是由於什麼、為了什麼而發生的，我無法捉摸，別人也全然不曉。
她一本正經地（不是開玩笑）說她上大學是受天的啟示。
當時還不到凌晨四點。我們赤身裸體地躺在床上。我問所謂天的啟示是怎麼回事。
「那怎麼曉得呢，」她說。稍頃，又補充道：「不過，那就像是天使的翅膀從天而降。」
我想像天使的翅膀飄落大學校園的情景。遠遠看去，宛如一方衛生紙。
關於她為什麼死，任何人都不清楚。我甚至懷疑她本身恐怕也不明瞭。27
我做了個惡夢。
我成了一隻碩大的黑鳥，在森林上空向西飛去。而且身負重傷，羽毛上沾著塊快發黑的血跡，西天有一塊不吉祥的黑雲遮天蓋地，四周飄蕩著隱隱雨腥。
許久沒做這樣的夢了。由於時隔太久，我花了好半天才意識到這是夢境。
我從床上翻身下來，擰開淋浴噴頭衝去全身討厭的汗膩。
接著用烤麵包片和蘋果汁對付了早餐。由於煙和啤酒的關係，喉頭竟有一股被舊棉花整個堵塞的感覺。把餐具扔進水槽之後，我挑出一套橄欖綠布西裝，一件最大限度地熨燙工整的襯衣，和一條黑針織領帶，抱著它們坐在客廳的空調機前。
電視裡新聞播音員自以為是地斷言今天將達到本夏最高溫度。我關掉電視，走進隔壁哥哥的房間，從龐大的書山裡面找出幾本書，歪在客廳沙發裡讀起來。
兩年前，哥哥留下滿屋子書和一個女友。未說任何緣由便去了美國。有時她和我一起吃飯，還說我們兄弟倆實在相似得很。
「什麼地方？」我驚訝地問。
「全部。」她說。
或許如她所說。這也是我們輪流擦了10年皮鞋的結果，我想。
時針指向12點。想到外面的酷熱，心裡不免有點發怵，但我還是繫上領帶，穿好西裝。
時間綽綽有餘，加之無所事事，我便開車在市內緩緩兜風。街市細細長長，細長得直叫人可憐，從海邊直往山前伸展開去。溪流，網球場，高爾夫球場，磷次櫛比的房屋，綿綿不斷的圍牆，幾家還算漂亮的餐館，服裝店，古舊的圖書館，夜來香姿影婆娑的草地，有猴山的公園——城市總是這副面孔。
我沿著山麓特有的彎路轉了一陣子，然後沿河畔下到海邊，在河口附近下得車，把腳伸到河水裡浸涼。網球場裡有兩個曬得紅撲撲的女孩，戴著白帽和墨鏡往來擊球。陽光到午後驟然變得勢不可擋。兩人的汗珠隨著球拍的揮舞飛濺在網球場上。
我觀看了5分鐘。隨後轉身上車，放倒車座的靠背，閉目合眼，茫然聽著海濤聲和其間夾雜的擊球聲，聽了好一會兒。柔和的南風送來海水的馨香和瀝青路面的焦味，使得我想起往昔的夏日。女孩肌體的溫存，過時的搖擺舞曲，剛剛洗過的無袖衫，在游泳池更衣室吸煙時的甘美，稍縱即逝的預感——一幕幕永無休止的甜蜜的夏日之夢。而在某一年的夏天（何時來著？），那夢便一去沓然再也不曾光臨。
兩點不多不少，我把車開到爵士酒吧門前。只見鼠正坐在路旁護欄上，看卡薩扎基思的《再次上十字架的基督》。
「她在哪？」我問。
鼠悄然合上書，鑽進車，戴上墨鏡：
「算了。」
「算了？」
「是算了。」
我歎口氣，鬆開領帶，把上衣扔到後排座席，點上支煙。
「那麼，總得有個去處吧？」
「動物園。」
「好啊。」我應道。28
談一下城市——我出生、成長、並且第一次同女孩睡覺的城市。
前面臨海，後面依山，側面有座龐大的港口。其實城市很小。從港口回來，如果驅車在國道上急馳，我是概不吸煙的。因為還不等火柴擦燃車便馳過了市區。
人口7萬略多一點，這個數目5年後也幾乎沒變。這些人差不多都住在帶有小院的二層樓裡，都有小汽車，不少家有兩輛。
此數字並非我的隨意想像，而是市政府統計科每年底正式發表的。擁有二層小樓住房這點確實夠開心的。
鼠的家是三層樓，天台上還帶有溫室。車庫是沿斜坡開鑿出來的地下室，父親的「奔馳」和鼠的「凱旋TRM」相親相愛地並排停在那裡。奇怪的是，鼠家裡最有家庭氣氛的倒是這間車庫。車庫甚是寬敞，連小型飛機都似乎停得進去。裡面還緊挨緊靠地擺著型號過時或厭棄不用的電視機、電冰箱、沙發、成套餐具、音響、餐櫃等什物。我們經常在這裡喝啤酒，度過一段愉快的時光。
對鼠的父親，我幾乎一無所知，也沒見過。我問過是何等人物，鼠答得倒也乾脆：年紀遠比他大，男性。
聽人說，鼠的父親從前好像窮得一塌糊塗，此是戰前。戰爭快開始時他好歹搞到一家化學藥物工廠，賣起了驅蟲膏。效果如何雖頗有疑問，但碰巧趕上戰線向南推進，那軟膏便賣得如同飛了一般。
戰爭一結束，他便把軟膏一古腦兒收進倉庫，這回賣起了不三不四的營養劑。待朝鮮戰場停火之時，又突如其來地換成了家用洗滌劑。據說成分卻始終如一。我看有這可能。
25年前，在新幾內亞島的森林裡，渾身塗滿驅蟲膏的日本兵屍體堆積如山；如今每家每戶的衛生間又堆有貼著同樣商標的廁所用管道洗滌劑。
如此這般，鼠的父親成了闊佬。
當然，我的朋友裡也有窮人家的孩子。他的父親是市營公共汽車的司機。有錢的公共汽車司機也未必沒有，但我朋友的父親卻屬於窮的那一類。因為他父母幾乎都不在家，我得以時常去那裡玩。他父親不是開車就是在賽馬場，母親則一天到晚打短工。
他是我高中同學。我們成為朋友是由一段小小的插曲引起的。
一天午休我正在小便，他來我身旁解開褲口。我們沒有交談，差不多同時結束，一起洗手。
「喂，有件好東西。」他一邊往褲屁股上抹手一邊說：
「噢。」
「給你看看？」他從錢夾裡抽出一張照片遞給我。原來是女人的裸體照，其中間部位竟插著一個瓶子。「厲害吧？」
「的確。」
「來我家還有更厲害的哩！」他說。
就這樣，我們成了朋友。
這城市裡住著各種各樣的人。18年時間裡，我在這個地方確實學到了很多東西。它已經在我心中牢牢地紮下根，我幾乎所有的回憶都同它聯繫在一起。但上大學那年春天離開這座城市的時候。我卻從心底舒了口長氣。
暑假和春假期間我都回來這裡，而大多靠喝啤酒打發日子。29
大約有一個星期，鼠的情況非常不妙。或許由於秋日臨近，也可能因為那個女孩的關係。鼠對此隻字不吐。
鼠不在時，我抓住傑尋風摸底：
「喂，你說鼠怎麼了？」
「這個——，我也莫名其妙。莫不是因為夏天快要完了？」
隨著秋天的降臨，鼠的心緒總是有些消沉。常常坐在餐桌旁呆愣愣地看書，我向他搭話，他也只是無精打采地應付了事。而到暮色蒼茫涼風徐來四周氤氳幾絲秋意的時分，鼠便一下子停止喝啤酒，而氣急敗壞似地大喝冰鎮巴奔威士忌，無盡無休地往桌旁自動唱機裡投放硬幣，在彈子球機前手拍腳刨，直到亮起警告紅燈，弄得傑惶惶不安。
「怕是有一種被拋棄之感吧，心情可以理解。」傑說。
「是嗎？」
「大家都一走了之。有的返校，有的回單位。你也是吧？」
「是啊。」
「要理解才行。」
我點點頭。」那個女孩呢？」
「不久就會淡忘的，肯定。」
「有什麼不愉快不成？」
「怎麼說呢？」
傑含糊一句，接著去做他的事。我沒再追問，往自動唱機裡投下枚硬幣，選了幾支曲，回桌旁喝啤酒。
過了10多分鐘，傑再次來我跟前問：
「怎麼，鼠對你什麼也沒說？」
「嗯。」
「怪呀。」
「真的怪？」
傑一邊反覆擦拭手中的玻璃杯，一邊深思起來。
「應該找你商量才是。」
「幹嘛不開口？」
「難開口嘛。好像怕遭搶白。」
「哪裡還會搶白！」
「看上去像是那樣，以前我就有這個感覺。倒是個會體貼人的孩子。你嘛，怎麼說呢，像是有毅然決然的果斷之處，……
可不是說你的壞話。」
「知道。」
「只不過是我比你大20歲，碰上的晦氣事也多。所以，怎麼說好呢……」
「苦口婆心。」
「對啦。」
我笑著喝口啤酒：
「鼠那裡由我說說看。」
「嗯，那就好。」
傑熄掉煙，轉身回去做事。我起身走進廁所，洗手時順便照了照鏡子，然後又快快地喝了瓶啤酒。30
曾有過人人都試圖冷靜生活的年代。
高中快畢業時，我決心把內心所想的事頂多說出一半。起因我忘了，總之好幾年時間裡我始終實踐這一念頭。並且有一天我發現自己果真成了僅說一半話的人。
我並不知道這同冷靜有何關係。但如果將一年到頭都得除霜的舊式冰箱稱為冷靜的話，那麼我也是這樣。
由此之故，我用啤酒和香煙，把即將在時間的積水潭中昏昏欲睡的意識踢打起來，同時續寫這篇文字。我洗了不知多少次熱水淋浴，一天刮兩回鬍鬚，週而復始地聽舊唱片。此時此刻，落後於時代的彼得．波爾和瑪莉就在我背後喝道：
「再也無須前思後想，一切豈非已然過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