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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徹頭徹尾的絕望。」
這是大學時代偶然結識的一位作家對我說的活。但對其含義的真正理解——至少能用以自慰——則是在很久很久以後。的確，所謂十全十美的文章是不存在的。
儘管如此，每當我提筆寫東西的時候，還是經常陷入絕望的情緒之中。因為我所能夠寫的範圍實在過於狹小。譬如，我或許可以就大象本身寫一點什麼，但對象的馴化卻不知何從寫起。
8年時間裡，我總是懷有這樣一種無奈的苦悶——8年，8年之久。
當然，只要我始終保持事事留心的好學態度，即使衰老也算不得什麼痛苦。這是就一般情況而言。
20歲剛過，我就一直盡可能採取這樣的生活態度。因此不知多少次被人重創，遭人欺騙，給人誤解，同時也經歷了許多莫可言喻的體驗。各種各樣的人趕來向我傾訴，然後渾如過橋一般帶著聲響從我身上走過，再也不曾返回。這種時候，我只是默默地緘口不語，絕對不語。如此迎來了我「20年代」的最後一個春秋。
而現在，我準備一吐為快。
誠然，難題一個也未得到解決，並且在我傾吐完之後事態怕也依然如故。說到底，寫文章並非自我診療的手段，充其量不過是自我療養的一種小小的嘗試。
問題是，直言不諱是件極為困難的事，甚至越是想直言不諱，直率的言語越是遁入黑暗的深處。
我無意自我辯解。能夠在這裡訴說，至少我已盡了現在的我的最大努力。沒有任何添枝加葉之處。但我還是這樣想：如若進展順利，或許在幾年或十幾年之後可以發現解脫了的自己。到那時，大象將會重返平原，而我將用更為美妙的語言，描述這個世界。
文章的寫法，我大多——或者應該說幾乎全部——是從哈特費爾德那裡學得的。不幸的是，哈特費爾德本人在所有的意義上卻是個無可救藥的作家。這點一讀他的作品即可瞭然。
行文詰齒聱牙，情節顛三倒四，立意浮淺稚拙。然而他卻是少數幾個能以文章為武器進行戰鬥的非凡作家之一。縱使同海明威、菲茨傑拉德等與他同時代的作家相比，我想其戰鬥姿態恐怕也毫不遜色。遺憾的是，這個哈特費爾德直到最後也未能認清敵手的面目。這也正是所謂的無可救藥之處。
他將這種無可救藥的戰鬥鍥而不捨地進行了8年零兩個月，然後死了。1938年6月一個晴朗的週日早晨，他右臂抱著希特勒畫像，左手拿傘，從紐約摩天大樓的天台上縱身跳下。同他生前一樣，死時也沒引起怎樣的反響。
我偶然搞到第一本哈特費爾德已經絕版的書，還是在初中3年級——胯間生著奇癢難忍的皮膚病的那年暑假。送給我這本書的叔父，3年後身患腸癌，死的時候被切割得體無完膚，身體的入口和出口插著塑料管，甚是痛苦不堪。最後見面那次，他全身青黑透紅，萎縮一團，活像狡黠的猴。
我共有三個叔父，一個死於上海郊區——戰敗第三天踩響了自己埋下的地雷。活下來的第三個叔父成了魔術師，在全國各個有溫泉的地方巡迴表演。
關於好的文章，哈特費爾德這樣寫道：
「從事寫文章這一作業，首先要確認自己同週遭事物之間的距離，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心情愉悅有何不好》1936年）
於是我一隻手拿尺，開始惶惶不安地張望周圍的世界。那年大概是肯尼迪總統慘死的那年，距今已有15年之久。這15年裡我的確扔掉了很多很多東西。就像發動機出了故障的飛機為減輕重量而甩掉貨物、甩掉座椅、最後連可憐的男乘務員也甩掉一樣。十五年裡我捨棄了一切，身上幾乎一無所有。
至於這樣做是否正確，我無從斷定。心情變得痛快這點倒是確確實實的。然而每當我想到臨終時身上將剩何物，我便覺得格外恐懼。一旦付諸火炬，想必連一截殘骨也斷難剩下。
死去的祖母常說，「心情抑鬱的人只能做抑鬱的夢，要是更加抑鬱，連夢都不做的。」
祖母辭世的夜晚，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伸手把她的眼瞼輕輕合攏。與此同時，她79年來所懷有的夢，便如落在人行道上的夏日陣雨一樣悄然逝去，了無遺痕了。
我再說一次文章，最後一次。
對我來說，寫文章是極其痛楚的事。有時一整月都寫不出一行，又有時揮筆連寫三天三夜，到頭來卻又全都寫得驢唇不對馬嘴。
儘管這樣，寫文章同時又是一種樂趣。因為較之生之維艱，在這上面尋求意味的確是太輕而易舉了。
意識到這一點時我大概還不到20歲，當時竟驚愕得一周都說不出話來。而覺得只要耍點小聰明，整個世界都將被自己玩於股掌之上，所有的價值觀將全然為之一變，時光可以倒流……
等我意識到這是一種錯覺，不幸已是很久以後的事了。我在記事簿的正中劃一條直線，左側記載所得，右側則寫所失——失卻的、毀掉的，尤其是不屑一顧的、付諸犧牲的、背棄不要的……但我沒有堅持寫到最後。
我們的各種努力認識和被認識對像之間，總是橫陳著一道深淵。無論用怎樣長的尺都無法完全測出深度。我這裡所能夠書寫出來的，不過是一覽表而已。既非小說、文學，又不是藝術。只是正中劃有一條直線的一本記事簿。若說教訓，倒也許多少有一點。
如果你志在追求藝術追求文學，那麼去讀一讀希臘人寫的東西好了。因為要誕生真正藝術，奴隸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而古希臘人便是這樣：奴隸們耕種、燒飯、划船，而市民們則在地中海的陽光下陶醉於吟詩作賦，埋頭於數學解析。所謂藝術便是這麼一種玩藝。
至於半夜三點在悄無聲息的廚房裡檢查電冰箱的人，只能寫出這等模樣的文章而那就是我。2
故事從1970年8月8日開始，結束於18天後，即同年的8月26日。3
「什麼有錢人，統統是王八蛋！」
鼠雙手扶桌面，滿心不快似地對我吼道。
或許鼠吼的對象是我身後的咖啡粉碎機也未可知。因為我同他隔桌對坐，毫無必要對我特意吼叫。但不管怎樣，吼完之後，鼠總是現出一副滿足的神情，津津有味地呷著啤酒。
當然，任何人也不會注意到鼠的粗聲大氣。店小人多，險些坐到門外去，人人都同樣大吼大叫，光景簡直同即將沉沒的客輪無異。
「壁虱！」說著，鼠不勝厭惡似地搖了搖頭。「那些傢伙一無所能；看見滿臉財大氣粗神氣的傢伙，我簡直想吐！」
我把嘴唇貼在薄薄的酒杯邊上，默默點頭。鼠也就此打住，不再言語，烤火似地翻動著擱在桌面上的纖細的手指，反覆審視良久。我無可奈何地仰望天花板。這是他的老毛病：不把十根指頭依序逐一清點完畢，便不可能再開尊口。
整個夏天，我和鼠走火入魔般地喝光了足以灌滿25米長的游泳池的巨量啤酒。丟下的花生皮足以按5厘米的厚度鋪滿爵士酒吧的所有地板。否則簡直熬不過這個無聊的夏天。
爵士酒吧的櫃檯上方，掛著一幅被煙熏得變色的版畫。實在百無聊賴的時候，我便不厭其煩地盯著那幅畫，一盯就是幾個鐘頭。那儼然用來進行羅沙哈測驗的圖案，活像兩隻同我對坐的綠毛猴在相互傳遞兩個漏完了氣的網球。
我對酒吧的主人傑這麼一說，他注視了好一會兒，不無勉強地應道：那麼說倒也是的。
「可象徵什麼呢？」我問。
「左邊的猴子是你，右邊的是我。我扔啤酒瓶，你扔錢過來。」
我心悅誠服，埋頭喝啤酒。
「簡直想吐！」鼠終於清點完手指，重複道。
鼠說有錢人的壞話，並非今天心血來潮，實際上他也深惡痛絕。其實鼠的家也相當有錢——每當我指出這點，鼠必定說不是他的責任。有時（一般都是喝過量的時候）我補上一句「不，是你的責任」，可話一出口又每每感到後悔。因為鼠說的畢竟也有道理。
「你猜我為什麼厭惡有錢人？」這天夜裡鼠仍不收口。話說到這個地步還是頭一次。
我搖搖腦袋，表示我不知道。
「說白啦，因為有錢人什麼也不想。要是沒有手電筒和尺子，連自己的屁股都搔不成。」
說白啦，是鼠的口頭禪。
「真那樣？」
「當然。那些傢伙關鍵的事情什麼也不想，不過裝出想的樣子罷了。……你說是為什麼？」
「這——」
「沒有必要嘛！當然嘍，要當上有錢人是要多少動動腦筋，但只要還是有錢人，就什麼也不需要想，就像人造衛星不需要汽油，只消繞著一個地方團團轉就行。可我不是那樣，你也不同。要活著，就必須想個不停，從明天的天氣想到浴盆活塞的尺寸。對吧？」
「啊。」
「就是這樣。」
鼠暢所欲言之後，從衣袋裡掏出紙巾，出聲地抹了把鼻子，一副無奈的樣子。我真摸不準鼠的話裡有多少正經成分。
「不過，到頭來都是一死。」我試探著說道。
「那自然。人人早晚得死。可是死之前有50年要活。這呀那呀地邊想邊活，說白啦，要比什麼也不想地活5千年還辛苦得多。是吧？」
誠如所言。4
我同鼠初次相見，是3年前的春天。那年我們剛進大學，兩人都醉到了相當程度。清晨4點多，我們一起坐進了鼠那輛塗著黑漆的菲亞特300型小汽車。至於什麼緣故，我實在記不得。
大概有一位我倆共同的朋友吧。
總之我們喝得爛醉，時速儀的指針指在80公里上。我們銳不可擋地衝破公園的圍牆，壓倒盆栽杜鵑，氣勢洶洶地直朝石柱一頭撞去。而我們居然絲毫無損，實在只能說是萬幸。
我震醒了過來。我踢開撞毀的車門．跳到外面一看，只見菲亞特的引擎蓋一直飛到十米開外的猴山欄杆跟前，車頭前端凹得同石柱一般形狀，突然從睡夢中驚醒的猴們怒不可遏。
鼠雙手扶著方向盤，身體彎成兩折，但並未受傷，只是把一小時前吃的意大利餡餅吐到了儀表板上。我爬上車頂，從天窗窺視駕駛席：
「不要緊？」
「嗯。有點過量，竟然吐了。」
「能出來？」
「拉我一把。」
鼠關掉發動機，把儀表板上的香煙塞進衣袋，這才慢吞吞地抓住我的手，爬上車頂。我們在菲亞特頂棚並肩坐下，仰望開始泛白的天空，不聲不響地抽了幾支煙。不知為何，我竟想起理查德．伯頓主演的裝甲車電影。至於鼠在想什麼，我自然無從知曉。
「喂，咱們可真算好運！」5分鐘後鼠開口道，「瞧嘛，渾身完好無損，能信？」
我點點頭：「不過，車算報廢了。」
「別在意。車買得回來，運氣可是千金難買。」
我有些意外，看著鼠的臉：「闊佬不成？」
「算是吧！」
「那太好了！」
鼠沒有應聲，不大滿足似地搖了搖頭。「總之我們交了好運。」
「是啊。」
鼠用網球鞋跟碾死煙頭，然後用手指朝猴山那邊彈去。
「我說，咱倆合夥如何？保準無往不勝！」
「先幹什麼？」
「喝啤酒去！」
我們從附近的自動售貨機裡買了六聽罐裝啤酒，走到海邊，歪倒在沙灘上一喝而光，隨即眼望大海。天氣好得無可挑剔。
「管我叫鼠好了。」他說。
「幹嘛叫這麼個名字？」
「記不得了，很久以前的事了。起初給人這麼叫，心裡是不痛快，現在無所謂。什麼都可以習慣嘛。」
我倆將空啤酒罐一古腦兒扔到海裡，背靠防波堤，把粗呢上衣蒙在臉上，睡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睜眼醒來，直覺得一股異樣的生命力充滿全身，甚是不可思議。
「能跑100公里！」我對鼠說。
「我也能！」
然而當務之急是：將公園維修費分3年連本帶利交到市政府去。5
鼠驚人地不看書。除了體育報紙和寄到信箱裡的廣告，我還沒發現他看過其它鉛字。我有時為了消磨時間看看書，他便像蒼蠅盯視蒼蠅拍似地盯著書問：
「幹嘛看什麼書啊？」
「幹嘛喝什麼啤酒啊？」
我吃一口醋醃竹莢魚，吃一口青菜色拉，看都沒看鼠一眼地反問。鼠沉思了5分鐘之久，開口道：
「啤酒的好處，在於它能夠全部化為小便排泄出去。一出局一壘並殺，什麼也沒剩下。」
說罷，鼠看著我，我兀自繼續吃喝。
「幹嘛老看書？」
我連同啤酒一起把最後剩下的竹莢魚一口送進肚裡，收拾一下碟盤，拿起旁邊剛讀個開頭的《情感教育》，啪啪啦啦翻了幾頁：
「因為福樓拜早已經死掉了。」
「活著的作家的書就不看？」
「活著的作家一錢不值。」
「怎講？」
「對於死去的人，我覺得一般都可原諒。」我一邊回答，一邊看著櫃檯裡手提式電視機中的重播節目「航線66」。
鼠又思忖多時。
「我問你，活生生的人怎麼了？一般都不可原諒？」
「怎麼說呢，我還真沒認真用腦想過。不過，一旦被逼得走投無路，或許是那樣的，或許不可原諒。」
傑走過來，把兩瓶新啤酒放在我們面前。
「不原諒又怎麼著？」
「抱枕頭睡大覺。」
鼠困惑地搖搖頭。
「奇談怪論，我可是理解不了。」
鼠如此說罷，把啤酒倒進杯子，再次縮起身子陷入沉思。
「我讀最後一本書是在去年夏天。」鼠說：「書名忘了作者忘了，為什麼讀也忘了，反正是個女人寫的小說。主人公是有名的女時裝設計師，30來歲，固執地以為自己患了不治之症。」
「什麼病？」
「忘了，癌什麼的。此外還能有不治之症？……這麼著，她來到海濱避暑，從來到去一直手淫個不停。在浴室，在樹林，在床上，在海裡，簡直不分場所。」
「海裡？」
「是啊。……你能信？何苦連這個都寫進小說，該寫的題材難道不多的是？」
「怕也是吧。」
「我可不欣賞。那種小說，簡直倒胃。」
我點點頭。
「要是我，可就來個截然不同。」
「比如說？」
鼠用指尖來回撥弄著啤酒杯，思索起來。
「你看這樣如何：我乘坐的船在太平洋正中沉沒了，於是我抓住救生圈，一個人看著星星在夜海上漂游。靜靜的、美麗的夜。正漂之間，發現對面也有一個年輕女子抓著救生圈漂來。」
「女的可漂亮？」
「那是的。」
我呷了口啤酒，搖頭道：
「像有點滑稽。」
「老實聽著好了。接著，我們兩人就挨在一起，邊漂邊聊。
聊來時的途徑，聊以後的去處，還有愛好啦、睡過的女孩數量啦，電視節目啦，昨天做的夢啦，等等等等。並且一塊兒喝啤酒。」
「慢著，哪裡能有啤酒？」
鼠略一沉吟：
「漂浮著的，從輪船食堂裡飄來的罐裝啤酒，和油炸沙丁魚罐頭一起。這回可以了吧？」
「嗯。」
「喝著喝著，女的問我往下怎麼辦，說她往估計有海島的方向游。我說估計沒有島嶼，還不如就在這兒喝啤酒，飛機肯定來搭救的。可是女的一個人遊走了。」鼠停了一下，喝口啤酒」「女的連續游了兩天兩夜，終於爬上一個孤島，我麼，醉了兩天後給飛機救出。這麼著，好多年後兩人竟在山腳一家小酒吧裡不期而遇。」
又一塊兒喝啤酒了？」
「不覺得感傷」「或許。」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