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頭一縮，聽他說“家裡”這幾個字的口氣，仿佛我們早已是一對恩愛夫妻，可是我們只剩下兩天共同生活的時光。我在心裡反復說道：“必須講清楚。”我必須對他傾吐的，就是我本來是可以愛上他的，可我不能這樣做。他會理解我嗎？會恨我嗎？
我們買了火腿、色拉末香腸、一瓶西昂蒂葡萄酒和一盒朗姆酒心餅干。我們走過了閃耀著“斯希爾茨”霓虹燈招牌那條街的拐角。走到樓梯腳下時，他突然緊緊把我摟到懷裡。周圍是一個個垃圾桶。“安娜！您知道我為什麼那麼愛您嗎？是因為我的愛會使您感到幸福。”我湊過雙唇，想更加盡情地呼吸他的氣息，可偏偏在這時，他松開了我：“陽台上有人，”他說道。
他在我前面快步登上樓梯，我聽見他快樂地驚歎道：
“瑪麗亞，這多麼出人意料！進來。”
他朝我微微一笑：“安娜，瑪麗亞是位老朋友。”
“我不願意打擾你們倆。”瑪麗亞說。
她進了屋。她年輕，可略嫌粗壯了一些，要是梳妝打扮得精心一點，也許會很漂亮。她身著藍色的罩衫，露出兩條白皙的臂膀，其中一條留著幾個大大的瘀斑，她也許是作為近鄰來走動走動，用不著注意衣著打扮。“一位老朋友”，這到底意味著什麼？她坐了下來，聲音有些嘶啞地說：
“我需要跟您談談，劉易斯。”
我的喉嚨眼裡湧起一股苦澀的水。劉易斯。聽她呼喚這個名字，仿佛他對她來說親密無比。她滿懷柔情地看著劉易斯打開了一瓶西昂蒂葡萄酒。
“您久等了吧？”他問道。
“等了兩三個小時。”她輕聲地說，“樓下的人很客氣，他們請我喝了咖啡。他們都覺得您好極了。”她一口飲盡了一杯西昂蒂西。“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說。”她用目光打量著我：“是一些個人的事情。”
“您可以當著安娜的面講。”劉易斯說，接著補充道：“安娜是法國人，她是從巴黎來的。”
“巴黎！”瑪麗亞重復了一聲，繼又一聳肩膀，“再給我倒點兒酒。”劉易斯給她滿斟了一杯，她又粗野地一飲而盡。“您必須幫幫我。”她說，“只有您……”
“我盡力而為。”
她猶豫不決，接著打定了主意：
“好，我馬上就把事情告訴您，好嗎？”
這次，我給自己倒了一點兒酒，焦急不安地自問：“她會不會在這兒呆上一夜？”她站起身，倚靠著爐子，滔滔不絕地訴說起一樁麻煩事，說什麼結婚呀，離婚呀，什麼違心從命呀。“您呀，您是成功了。”她聲音懇切地說，“可一個女人，就不那麼容易了。我必須完成手頭那本書，可眼下的處境，我無法寫作。”我似聽非聽，心裡氣憤地在想，劉易斯完全應該找個借口讓我們擺脫她的糾纏。他口口聲聲說愛我，而且心裡也十分清楚我們的時間屈指可數。到底是為什麼？只聽到他以禮貌的口吻說道：
“您的家庭呢？”
“您為什麼問我這個？我的家庭！”她神經質地一揮手，抓起亂攤在桌上的紙片，揉成紙團，猛地朝垃圾箱扔去。“我恨這個亂勁！不，”她死死地盯著劉易斯繼續說道，“我只能依靠您了。”
他神色尷尬地站起身：“您不餓吧？我們正在吃晚飯呢。”
“謝謝。”她說，“我已經吃過奶酪三明治了，是美國奶酪。”她以略帶挑釁的口吻強調道。
“您今天夜裡到哪裡去睡覺？”他問道。
她哈哈大笑起來：“我不睡覺了。我喝了十杯咖啡。”
“可您在哪兒過夜呢？”
“您不是邀請我了嗎？”她審視著我：“自然，要讓我同意留在這兒，就不能有別的女人在屋裡呆著。”
“麻煩的是屋裡另有一個女人。”劉易斯說。
“讓她出去。”瑪麗亞說。
“難呀。”劉易斯快活地說。
開始時，我真想笑：瑪麗亞是從瘋人院裡逃出來的，她一張嘴，我就應該看得一清二楚。可後來，我理智之喪失使我自己也感到驚駭。我竟然把這樣一位瘋女人看作情敵，可見我是多麼脆弱啊！再過兩天我就要離去，把劉易斯丟給那群女人，由她們隨心所欲地愛他。一想到這裡，我實在無法忍受。
“我已經十年沒有見到他了。”瑪麗亞聲音蠻橫地對我說，“今天夜裡您就把他讓給我吧，您在您的余生中還可以擁有他。這公道吧，不是嗎？”
我沒有答腔，她朝劉易斯轉過身子：
“要是我現在就離開這兒，我就永不再來；要是我明天離開，我就另嫁一個丈夫。”
“可是安娜就是這兒的主人。”劉易斯說，“我們結婚了。”
“啊！”瑪麗亞的神情頓時凝固了。“請原諒，我不知道。”她抓起那瓶西昂蒂酒，對著瓶口拼命地喝。“給我一把刀片。”
我們交換了一個不安的眼色，劉易斯開口道：
“我沒有。”
“那就算了！”她站起身子，朝洗碗槽走去。“這把刀片就能解決問題，您允許嗎？”她大叉開雙腿坐了下來，以諷刺的神情問我。接著，她瘋狂而認真地刮起大腿來。“這樣好一些了，好多了。”她重又起身，走到鏡子前，先後刮淨了兩腋。“這就完全變成另一副樣子了。”她露出淫蕩的微笑，在鏡前伸了伸懶腰說道：“噯，好了，我明天就嫁給那位大夫。既然我像黑人那樣干死干活的，為什麼就不能嫁給一個黑人？”
“瑪麗亞，時間不早了。”劉易斯說，“我馬上給您安排到一家旅館裡去，您可以安安靜靜地休息。”
“我不願休息。”她憤怒地盯著我。“您剛才為什麼堅持讓我進屋？我不喜歡別人耍我。”她舉起拳頭，在離劉易斯的面孔只有一指之遠的地方停了下來。“這是我一生中別人對我耍的最卑鄙的伎倆。當我想起我因為您而遭受的一切。”她指著身上那紅一塊紫一塊的瘀斑說道。
“快走，時間太晚了。”劉易斯心平氣和地重復道。
瑪麗亞的目光落在洗碗槽上。“行。我這就走。可先給我燒點水，我洗洗這些餐具，我受不了這個髒勁。”
“有熱水。”劉易斯無可奈何地說。
她拿起燒水壺，默默無言地洗起餐具來。洗完後，她用罩衫擦了擦手。
“行了，我讓您跟您老婆呆著。”
“我陪您去吧。”劉易斯說。她向我做了個手勢，可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徑直朝門口走去。我擺好餐具，點燃了一支香煙。現在再也不能拖延了。劉易斯片刻後就要歸來，我必須說出心裡話。可是，自早上以來我在心頭一直琢磨的話，在我看來再也沒有任何意義。羅貝爾、納迪娜、我的工作、巴黎，所有這一切全都是真實存在，僅僅這短暫的一天並不足以使這一切全都成為虛假的現實。
劉易斯回到廚房，細心地插上了門：“我把她送上了一輛出租汽車。”他說，“她對我說：‘不管怎樣，最好還是回到瘋人中間去睡。’她是傍晚時逃出來的，然後便徑直來到這兒。”
“我一開始時沒有明白過來。”
“我看出來了。她關進去已經四年了。她去年給我寫信，請求送她一本我寫的書，我把書寄給了她，並附了幾個字。我與她幾乎不相識。”他微笑著環顧四周：“自我住到此地之後，發生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事。就是這個地方，吸引著貓呀、瘋子呀、吸毒鬼啊。”他把我摟到懷裡。“還吸引了一些頭腦簡單的人。”
他走到電唱機前擺上了唱片，然後又坐回桌邊。瓶裡只剩下了一點西昂蒂酒，我全倒進了我們的杯裡。電唱機播放著一支愛爾蘭敘事曲，我們緊挨著身子默默地吃著。鋪著墨西哥毯子的床榻在等待著我們，仿佛這個普普通通的夜晚之後，隨即而至的是千百個完全相似的夜晚。劉易斯高聲地道出了我的想法：“誰都會相信我，並沒有對瑪麗亞撒謊。”突然，他的目光在審視著我：“誰知道呢？”可是我知道。我扭開了腦袋，我再也不能退卻。我低聲說道：
“劉易斯，我還沒有把我自己的事跟您多講，我必須對您解釋清楚……”
“好呀？”他的目光中流露出幾分恐懼，我不禁想：“這下全完了！”我最後一次看了看火爐、四壁、窗戶。再過片刻，我就要復變成一個私自闖進這裡的冒失女人。接著，我開始語無倫次地講述起自己的身世。一天，在高山上，我從一堆亂石上滾了下來，我想我就要死去，可心裡卻無動於衷，我承認這是天命。我僅僅設法閉上自己的眼睛。
“我不明白這次結婚對您還會那麼重要。”劉易斯說。
“重要。”
他久久地保持緘默。我輕聲問道：
“您理解我嗎？”
他用胳膊摟著我的肩膀。“我覺得您比對我訴說這些之前還更可愛了。您對我來說，每天都會變得更可愛。”我的面頰緊貼著他的臉龐，我一直憋在心裡的話語鼓動著我的心。
“您該去睡了。”他最後說，“我去整理一下，再到您身邊來。”
我聽見了擺動餐具的聲音，很長一段時間過後，我漸漸地什麼也聽不見了，陷入了睡眠之中。當我睜開雙眼，他已在我身旁睡著。他為什麼沒有把我喚醒？他都想了些什麼？他明天會怎麼想？當我走後他會怎麼想？我輕輕地下了床，打開了廚房門，憑倚在陽台的欄桿上。那棵樹在我腳下方瑟瑟發抖，天地之間閃爍著一頂紅色燈泡組成的巨冠：那是儲氣罐。天氣寒冷，我也渾身顫抖。
不，我不願離去。後天不能走，不能這麼快就走。我給巴黎去電報，可以再呆十天，十五天……我盡可以留下：然後怎麼辦呢？最終還得離去。我必須立即離去的理由，就是這一切對我來說已經那麼珍貴。目前，僅僅還只是旅行中的一次艷遇，若我留下來，必將變成名副其實的愛，變成不容左右的愛，到那時我就痛苦了。我不願痛苦。波爾經受著痛苦，我看得已經太清楚了。在我的沙發上，我曾經安頓過多少心靈經受折磨而其創傷難以愈合的女人。“若我離去，我就會忘記這一切。”我思量著，“我將不得不忘卻，忘卻過去，這是必然的，什麼都會忘記，什麼都會很快忘卻。這四天時間，很容易就會忘記。”我盡量把劉易斯想象成一位已被忘卻的人：他穿過屋子走去，把我也徹底忘卻了。對，他也會忘掉一切的。今天，這一顆滿載著我的心，就是我的房間，我的陽台，我的床榻，可我自己卻將永遠不復存在。我重又關上了門，心裡激動地想：“這不是我的過錯。若我失去他，並非我的過錯。”
“您不睡了？”劉易斯問道。
“不睡了。”我坐在床沿，緊挨著他身上的熱氣。“劉易斯，要是我再留下一兩個星期，這能行嗎？”
“我想他們在巴黎等著您。”他說。
“我可以給巴黎打電報。難道您就不能再留我一段時間？”
“留您？我恨不得留您一輩子！”他說。
他朝我脫口說出了這些話語，其力量是如此強大，我激動地躺倒在他的懷裡。我吻著他的眼睛、雙唇，我的嘴巴沿著他的胸脯往下親吻，吻他稚氣的肚臍，吻他茂盛的毛，吻他那輕輕跳動著一顆心髒的東西。他的氣息、他的溫暖使我迷醉，我感覺到我的生命離開了我，感覺到我那過去的生命離我而去，連同其煩惱、困苦，以及那早已磨損的記憶。劉易斯緊緊地摟著一位新生的女人。我呻吟著，這不僅僅是因為快感，也因為幸福。過去，對於快感的價值，我是有著正確的估價的；可我卻不知道做愛竟會如此震撼人心。過去、未來以及所有將我們分離的一切都在我們的床笫下消亡：再也沒有任何東西把我倆分開。多麼巨大的勝利！劉易斯整個兒在我懷裡，我也整個兒在他懷裡，我們別無其他欲望，我們已經永久地擁有了一切。我們不約而同地說：“多麼幸福啊！”緊接著我們又同聲說道：“我愛您。”
我在芝加哥呆了半個月。在這十五天裡，我們過著毫無前程的生活，也從不向自己提出任何問題。我們用共同的過去編織著一個個向自己講述的故事。開口說話的往往是劉易斯，他講得飛快，帶著幾分狂熱，仿佛想追回他過去那沉默的一生。我愛那詞語在他嘴中擠撞的樣子；愛他傾吐的話語；愛他說話的模樣。我不斷地發現一個個愛他的原因：也許是因為我在他身上所發現的一切充當了我這場愛情的新的借口。天氣晴朗，我們經常漫步，待我們感到疲憊，便回到房間。歸來時正是黃色門簾上那棵樹影漸漸消失的時刻。劉易斯給電唱機放上一疊唱片，然後穿上潔白的浴衣，我身穿內衣撲到他的膝頭。我們倆一起等待著欲望的產生。我常常對我心間的那分情感表示懷疑，可卻從不自問劉易斯愛我身上的什麼，因為我肯定他愛的是我本人。他不了解我的國家、我的語言、我的朋友和我的憂慮，他僅僅熟悉我的聲音、我的眼睛和我的身軀。除了這個身軀、這個聲音和這雙眼睛，我便失去了真正的存在。
我離開的前兩天，我們在那家古老的德國飯店吃了晚餐，然後雙雙來到了湖畔。灰白色的天空下，湖水黑黑一片。天氣溫暖，一些半裸著身子、渾身上下濕漉漉的男女青年圍著一堆野營的篝火在烤火。稍遠處，幾位垂釣者松開魚線，在海灘上安上了睡袋，放下了熱水瓶。漸漸地，湖畔變得空空蕩蕩。我們倆默默無言，大湖在我們的腳下輕輕地喘息，就像印第安人尚未來到此地或當初來這遍地沼澤的湖畔安營扎寨時那般荒涼。左側，在我們的頭頂上方，可聽到城市巨大的喧囂聲；車燈掠過了大街，街上高聳的大樓燈火閃爍。大地顯得無比古老，又絕對年輕。
“多麼美妙的夜晚！”我說。
“對，美妙的一夜。”劉易斯說。他向我指了指一把長椅：“您願意坐在這兒嗎？”
“隨您。”
“一個總是回答‘隨您’的女人是多麼令人愉快。”劉易斯快活地說。他坐在我身旁，用胳膊摟著我，“我們相互如此默契，這真怪。”他滿懷柔情地說，“我向來跟誰都合不到一塊兒。”
“那肯定是別人的過錯。”我說。
“不，是我的錯，我這人難相處。”
“我看不難。”
“可憐的高盧小丫頭，您要求可不很高！”
我把頭依偎在他的懷裡，諦聽著他的心髒的跳動。我還能再要求什麼呢？我的面頰下跳動著這顆健壯而堅韌的心髒，我的周圍閃爍著這珍珠般閃亮的灰蒙蒙的夜：這是個專為我准備的夜晚。這樣的夜晚我會不去享受，絕對難以想象。“然而，”我心裡想，“若菲利普當初來到紐約，我今天就不會在這裡。”我不會愛上菲利普，對此我敢肯定，要不然我就不會與劉易斯重逢了，我們倆的愛情也就不會存在。如此一番想象，的確令人心頭慌亂，就好比極力去想象當初也許可能不會降生於世或者有可能投胎於另一個人。我低聲說：
“當我想起我有可能不給您打電話！想起您也有可能不給我回話，那將是多麼遺憾。”
“噢！”劉易斯說，“我不可能不與您重逢！”
他聲音中充滿如此的信念，我激動得喘不過氣來。我把雙唇放在他心髒跳動的地方，心中暗暗在想：“他決不會為這次重逢感到遺憾！”兩天後我就要離去，未來重又存在了，但是，我們定能把未來創造成幸福。我抬起了頭：
“劉易斯，如果您確實願意，我春天再來這兒呆上兩三個月。”
“無論您何時再來，這兒永遠是春天。”劉易斯說。
我們緊緊地摟抱著，久久地凝望著星星。只見一顆流星在空中飛快地掠過，我連忙說：
“許個願吧！”
劉易斯微微一笑：“我已經許過了。”
我喉嚨眼緊緊一縮。我知道他許了個什麼願，我也知道這一個願望將無法實現。那兒，在巴黎，我的生活在等待著我，那是我苦心經營了二十年的生活，對它決不會有任何質疑。我春天時再來，可是來了還是要走。
第二天，我采購了整整一天的東西。想起了巴黎，想起了巴黎城那可憐的貨架和打扮寒酸的婦女，我給大家什麼都買了一點，整整有一大摞東西。我們在外面的餐館吃了晚餐。當我搭著劉易斯的胳膊登上木梯時，我心裡想：“這是最後一次了！”儲氣罐的燈泡也最後一次在天地間閃亮。我走進了房間，房間裡仿佛闖進了殺人凶手，剛剛殺害了一名婦女，把她的衣櫥翻得亂七八糟。我的兩只行李箱大開著，床上、椅子上和地板上丟滿了尼龍內衣、長統襪、脂粉、衣料、鞋子和披肩等，彌漫著愛情、死亡和大災大難的氣息。實際上，這就是一個殯儀廳：所有這些物品都是一位已故女人的聖物，是她就要帶往彼世的臨終聖體。我雙腳就像被釘子釘了似的呆立在原地。劉易斯走近衣櫥，打開了一個抽屜，從中拿出一個淡紫色的紙盒，顯得不好意思地遞給了我：
“這是我為您買的！”
薄薄的紗紙下，放著一朵芬芳馥郁的潔白的鮮花。我拿起花朵，緊貼著自己的嘴巴，嗚咽著撲倒在床上。
“不要把它吃了。”劉易斯說，“法國人吃花嗎？”
對，有人死去了，那是一位每日清晨起來時紅潤、溫暖、笑盈盈的女子。我咬著花朵，真恨不得在它濃郁的芬芳中昏死過去，徹底地昏死過去。但是，我是活著進入了睡眠之中。第二天清晨，劉易斯陪我到了那條大街的拐角，我們事先已經商定在這兒分手。他向一輛出租汽車打了個手勢，我上了車，門光當一響，車子轉過街角，劉易斯消失了。
“是您丈夫嗎？”司機問我。
“不是。”我答道。
“他顯得那麼悲傷！”
“他不是我丈夫。”
他悲傷，我自然也悲傷！但是，這已經不是同樣的悲傷，兩人都是孤燈只影。他孤單單走進空蕩蕩的房間，我孤零零登上飛機。
要從一個世界越向另一個世界，從一個肉體過渡到另一個肉體，僅僅十八個小時，這太短暫了，羅貝爾突然朝我一笑，此時此刻，我還在芝加哥，火辣辣的面頰還緊貼著花朵。我也微微一笑，挽起他的胳膊，開始訴說起來。我在信中已經向他訴說了不少見聞。然而，當我一張開嘴巴，我便感覺到我釋放出的是一個巨大的災難：我剛剛度過的那一個個如此生機勃勃的日子突然間全都成了化石；我的身後只留下了石板一般的凝固了的過去；劉易斯的微笑重又像銅像的冷面般僵硬。我在這兒，漫步在從未離開的街道上，緊挨著從未分離的羅貝爾，訴說著一個與任何人都毫無關系的故事。這5月末的天是多麼藍，大街小巷都在賣鈴蘭花，流動攤販小車的綠色篷布上擺著一扎扎用紅紙包了半截的蘆筍：在這片土地上，鈴蘭花、蘆筍，全都是珍貴的寶物。女人們穿著色彩歡快的布裙，可她們的皮膚和頭發在我看來是那麼暗無光澤！狹窄的馬路上那散亂的車子是多麼舊，多麼小，多麼破，櫥窗裡早已褪色的絨布上陳列的商品又是多麼寒酸！我不可能看錯：這嚴峻的景象向我表明我重又踏入了現實之中。片刻後，更令人無法否認的是，我重又感覺到了我嘴中的那股味道：憂患的滋味。羅貝爾只對我講有關我的事情，澄清了我的一個個提問，顯然，事情沒有按照他的願望發展。貧困、不安，毫無疑問，我是在自己家中。
第二天，我們便去了聖馬丁。天氣溫暖，我們坐在園子裡。羅貝爾一開口說話，我便發現自己並沒有猜錯：他心情十分沉重。共產黨人向他發起了攻擊，早在一年前，他就擔心這遲早會來臨，除了在其他報紙上，他們還在《鐵鑽》周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深深地傷害了他。這篇文章也傷害了我。文中把羅貝爾描寫成一位老理想主義者，無法適應目前嚴酷的現實；可我反倒覺得他對共產黨人作出的讓步太大了，對他昔日的東西放棄得太多了。
“這是惡意中傷。”我說，“誰也不會這麼看您，連那篇文章的作者也不會這麼看。”
“啊！我不清楚。”羅貝爾說，繼又一聳肩膀：“有時我自己也想我確實太老了。”
“您並不老！”我說，“我離開時，您並不老，您答應我您不變老的。”
他微微一笑：“就說我的年輕時代已過吧。”
“您一點也沒有反擊？”
“沒有。要反擊的東西太多了。再說眼下不是時候。”
自5月5日以來，一大批所謂的同情者乘共產黨人失敗之機，紛紛與他們分道揚鑣。人民共和運動獲勝，戴高樂坐立不安，美國黨窺伺時機，左派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攜手合作。在等待10月的公民投票和繼後的選舉到來之時，革命解放聯合會最好還是偃旗息鼓，暫停活動。但是，羅貝爾作出這個決定時並不是心甘情願的。如果說要繼續進行左派聯合，就不能不傷害共產黨人利益的話，那這也是共產黨人自己一手造成的：羅貝爾怨恨共產黨人搞宗派主義。在公開場合，他時時戒備，不願責罵共產黨，可在私下他並不約束自己，這兩天來，他多次猛烈地咒罵他們。顯然，他能跟我說說話，這是對他的一種安慰，我思忖他需要的也許並不完全是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這個占據了位置的女人對他是有所幫助的。我占據的這個位置是我的位置，毫無疑問，這是我在這個世界上的真正的位置。
但是，處在這個位置上，我為何感到不安寧？為何暗暗落淚？我在林間漫步，這是一個十分美麗的春天，我體魄康健，而且誰也沒有剝奪我的任何東西。然而，我不時停下腳步，禁不住想哭，仿佛我已經失去了一切。我輕輕地呼喚著：“劉易斯！”沉沉的死寂！在一個個日子裡，我曾從黃昏到黎明，又從黎明到黑夜，一直擁有他的呼吸，他的聲音，他的微笑，如今卻毫無音訊。他還活著嗎？我諦聽著：沒有一點聲音；我張望著：沒有一點痕跡。我再也不明白自己。“我哭泣，”我暗暗自問：“可我卻呆在這裡：難道是因為我愛羅貝爾還愛得不深？”我羨慕那些把生活囚禁在刻板的教條之中的人。“肉體的愛微不足道，”他們常這樣說；要麼就是宣稱“不是肉體的愛便微不足道”。但是，盡管我已與劉易斯相逢，但卻不失對羅貝爾的愛；而羅貝爾的存在，不管其如何偉大，卻填補不了劉易斯留下的空白。
星期六下午，納迪娜領著朗貝爾一起回到家。她一進門便滿臉懷疑的神色問我：“你是從來不改變計劃的，這次一推再推，遲遲不回家，該玩兒得很開心吧。”
“你知道我需要時也會改變計劃的。”
“你在芝加哥呆了那麼長時間，真怪。據說那是個可怕的地方。”
“人們說錯了。”
這三個月裡，她與朗貝爾合作，搞了不少通訊報道，如今她就住在他家，與他講話時總是含譏帶諷，但其中卻蘊涵著深深的柔情。她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滿足，於是便以一種難以辨別的惡意仔細觀察著我的生活。我盡可能講述旅行中的一些見聞，讓她放下心來。我覺得朗貝爾比我出門時顯得更輕松、歡快了。他們倆在那座獨立的小屋度了周末。在這之前，我在那裡收拾了一間廚房，並安裝了電話，以便使納迪娜能獨立生活，而又不至於與家中徹底隔斷了聯系。她對在那兒度過周末感到十分滿意，以致在星期天晚上，她向我宣布他們將在聖馬丁度過他倆今後所有的假日。
“你肯定這樣做朗貝爾會高興嗎？”我問她，“他不喜歡你父親，也不喜歡我。”
“他是相當愛你的。”她以不由分辯的口吻說道，“如果你害怕我們倆成為你的負擔，那請你放心，我們就呆在我們自己家裡。”
“你完全清楚你在這兒我會是多麼高興。我只是擔心這兒對你們來說缺少親密的氣氛。我先告訴你一聲，從我的房間、花園裡說的一切都能聽得清清楚楚。”
“那又怎麼了？你覺得這與我又有什麼關系？我可不是那種神秘的女人，把自己搞得玄玄乎乎。”
確實，盡管納迪娜那麼關切自己的獨立，而且那麼倔強，聽不進任何批評、勸告，但卻樂意充分展現自己的生活。這無疑是顯示自己高人一籌的一種方式。
“媽媽說你會討厭在這兒度假，真的嗎？”她跨上摩托車的坐墊，問道。
“不，一點兒也不。”朗貝爾答道。
“你瞧。”她以得意的聲調對我說，“你總是把一切都搞得復雜化。首先，不管我讓他干什麼事情，朗貝爾都很高興，這是個好小伙子。”她邊說邊把他的頭發搞得亂蓬蓬的，接著用胳膊摟著他的腰，溫存地把下巴搭在他的肩頭。摩托車飛也似地離去了。
四天以後，我們從《希望報》一篇短文中得知朗貝爾的父親從火車車門掉下去摔死了。納迪娜聲音陰郁地在電話裡說朗貝爾已去裡爾，她周末來不了了。我沒有問她什麼，可是我們都感到奇怪。老人是自殺嗎？他是否受到了審判的刺激？要麼有人存心害他？一連幾天，我們愈猜測愈是理不出個頭緒來，再說，我們還有其他事情要忙。斯克利亞西納為羅貝爾和一位剛剛逃越鐵幕，向西方譴責斯大林罪惡的蘇聯官員安排了一次會面。會面前夕，斯克利亞西納來了，帶來了一些材料，希望羅貝爾在第二天會談之前讀完，閱後親手交還給他。近來我們與他們很少見面，每次見面前總是爭吵不休，可這天早上，他極力避免不易談攏的話題，見面後很快就告辭走了：分手時和和氣氣。羅貝爾馬上閱讀起那一大堆材料，其中有法語材料，可大多是英語，也有少數幾份德語材料。
“來跟我一起看材料。”他對我說。我緊挨著他坐在椴樹下，兩人默默地閱讀著。裡邊什麼都有：報告、報道、統計材料、蘇聯法規摘錄、評論等。如此雜亂的材料，我難以理出個頭緒來；可有的材料卻是十分清楚的：有被蘇聯人囚禁在集中營中的男女的證詞，可悲的是，這些集中營酷似納粹的集中營；有作為盟友穿越了蘇聯大片國土的美國人對這些集中營的描述。據斯克利亞西納下的結論，約有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人在集中營中忍受煎熬，其狀況慘不忍睹，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基礎之一。我望了望羅貝爾：
“裡面說的這一切有真的嗎？”我問。
“肯定有許多情況。”他簡短地回答道。
迄此為止，他對第二天的會面並不怎麼放在心上，他之所以去，只是避免別人譴責他逃避責任。可以肯定的是，那位蘇聯人揭露的情況不會使他大驚小怪，因為他向來認為不要對蘇聯抱有幻想。然而，他突然啞口無言，這應該看作是他內心憂慮不安吧。30年代，當他的那些共產黨人朋友向他宣揚蘇聯的懲戒制度時，他並沒有輕信。那些人說，在蘇聯，罪犯並不關在牢裡，而是對他們進行再教育，讓他們進行有益的勞動，工會保護他們，起監督作用，保證他們按照工會規定的標准得到勞動報酬。羅貝爾曾向我解釋說這確實是既能征服反抗的農民，又能得到幾乎免費的勞動力的一種手段。無論在哪裡，強制勞動，實際上就是監獄。可是，如今農民已經歸順於新政府，戰爭也已勝利，本以為情況已有好轉，沒料到情況愈來愈糟。我們花了很長時間，討論了每一個事實、每一個數字、每一份證詞、每一種推測；即使盡可能地估計誇大和捏造事實的成分，也確確實實存在著絕對確鑿的真實因素。集中營已經成為一種制度，最終有步驟地導致了一個無產階級中受剝削最重的階層的產生，他們不是用勞動懲治罪惡，而是把勞動人民當作罪犯，賦予自己剝削他們的權利。
“那麼，您怎麼辦呢？”我們離開園子去廚房吃東西時我問道。
“我不知道。”羅貝爾答道。
斯克利亞西納的意思，顯然是讓羅貝爾幫助他將這些事實公布於眾。我覺得誰也沒有權利掩蓋這些事實。我帶著幾分責備的口氣問道：
“您不知道？”
“不知道。”
“每當事關您自己，甚或事關革命解放聯合會，您總是毫不猶豫地承擔許多事情，這我理解。”我說，“可現在，情況不一樣了，要是不盡最大可能反對這些集中營，那就是同謀！”
“我不能就這樣隨隨便便地采取什麼決定。”羅貝爾說，“首先，我需要補充材料。”
“要是補充材料也證實了我們剛才得知的一切，那您怎麼辦？”我問道。
他沒有回答，我不安地打量著他。保持沉默，這意味著他准備容忍共產黨人的所作所為。這也就意味著否定他解放以來所從事的一切事業：革命解放聯合會、他寫的文章以及他正在修訂的論著。
“您向來希望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又是一個革命者。”我說，“作為知識分子，您承擔了某些職責，其中一條就是要講真話。”
“容我考慮考慮。”他有些不耐煩地說。
我們默默無言地吃罷了飯。平常，他特別喜歡在我面前向自己提出種種問題。現在這般苦思冥想，悶聲不吭，心緒該是多麼不寧啊。我也一樣，勞改營或死亡營，兩者顯然有幾點差別。但是監獄就是監獄，關押在其中的那些人，我看見他們一個個都像被囚禁在納粹集中營裡的人一樣抬著畸形的額頭，張著瘋狂的眼睛。而這一切竟發生在蘇聯！
“我不想工作。咱們去散散步吧。”羅貝爾建議道。
我們穿過了村莊，登上高地。高地上遍地是即將成熟的麥子和花滿枝頭的蘋果樹。天有點兒熱，但還不算太熱；幾朵小小的雲彩像彩球似的在天上滾動；村莊隱約可見，那面包色的屋頂、褐色的牆壁和小小的鍾樓遠遠在望；大地仿佛是專門為人類創造，幸福似乎人人可及。羅貝爾好像聽見了我內心的低語，突然說：
“忘記這個世界是多麼嚴酷是很容易的。”
我惋惜地說：“是呀，是容易。”
我是多麼希望輕易忘掉這一切啊。斯克利亞西納為何來擾亂我們的生活？但是，羅貝爾想到的並不是集中營。
“你跟我說若我保持沉默，就是當集中營的同謀。”他說道，“可是，一旦我仗義執言，我又成了蘇聯之敵的同謀，也就是說成了所有那些想維持世界現狀之人的同謀。那些集中營確實是件可怖的東西，但決不能忘記恐怖處處存在。”
他突然開始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描繪歷史的畫卷和社會的總藍圖並非他之所好，然而在這天下午，當他口若懸河，侃侃而談之時，世界的全部災難降臨到陽光燦爛的鄉村：法國無產階級的困苦、貧窮和絕望，西班牙、意大利的苦難，從中國到印度這些殖民地國家人民的被奴役、饑荒和瘟疫等等。千百萬的人們就在我們身邊慢慢地死去，他們從未有過真正的生活，連蒼天都為他們的死亡而變得一片昏暗。我不禁自問，我們還豈敢輕松呼吸。
“這下，你明白了。”羅貝爾說，“我的所謂知識分子職責，對真理的尊重，都是毫無意義的。惟一的問題是要弄清如果譴責集中營，這於人類到底是有利還是有害。”
“對。”我說，“但是，您憑什麼認為蘇聯的事業如今還和人類的事業相提並論呢？我覺得集中營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使人們重新審視蘇聯。”
“有多少事情需要澄清啊！”羅貝爾說，“這對蘇聯政權來說真的是不可缺少的一種制度嗎？或只是與某種可以改變的政策相聯系？一旦蘇聯開始重新建設，能指望這一制度會立即取消嗎？我在作出這一決定之前要首先弄清楚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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