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又在床上翻了個身。風呼呼地吹，透過碎石砌成的牆壁。他身上盡管穿著羊毛套衫，還蓋著毯子，可還是冷得難以入睡。惟有他的腦袋發熱，嗡嗡作響，仿佛發了高燒。他也許是發熱了。這是因為疲憊，由於陽光和紅葡萄酒的作用而產生的一種舒坦的熱。他到底在什麼地方？不管怎麼說，他正置身於一個任何人都不該處的地方：這地方是多麼閒適。他並不感到遺憾，也不追究自己。這份睡眠如同沒有噩夢纏擾的酣睡一般寧靜。他放棄了許多事情，不再寫作，而且也不每日游玩，但以此為代價而獲得的，只是自我存在的意識，然而這已是非常巨大的收獲。他遠離塵寰，避開風寒，擺脫了纏身的難題，脫離了疲乏的軀體，在一種純潔的氛圍中逍遙。純潔，這可以像快感一樣令人心醉。他抬了一下眼簾，瞥見了昏暗的桌子和燭光，此時此刻，這位一直勤於筆耕的人心滿意足地想到了：“原來我處在中世紀！”然而，黑夜重又鎖住了這一歡樂的光芒。
“我沒有做夢吧？可我明明看見您昨天夜裡在寫作？”
“我是工作了一會兒。”迪布勒伊回答道。
“我把您當作了浮士德博士。”
他們裹著毯子，坐在這間高山小屋的門檻上，風吹打著他們身上的毯子。在他們睡覺的時刻，太陽悄悄地升起來了，天空蔚藍，在他們的腳下展開了一條雲彩鋪就的大道。有時，風將雲道撕裂，隱約可見一小片平原。
“他每天都工作。”安娜說，“至於工作環境，他不計較，可以在牲畜棚，在雨下，也可以在廣場；可寫作時間，每天無論如何需要四個小時。其余時間，他才干他想做的事情。”
“咱們現在想做點什麼？”迪布勒伊問。
“我覺得往山下走走不錯，可以看到更妙的全景。”
他們在歐石南叢中穿行，往山下走去，一直來到了黑人村寨。寨子裡，一些老嫗已經早早地坐在門前，雙手揮動著紡錘，膝上架著墊子，墊子上插滿了針。他們在一家食品百貨鋪兼小酒店喝了一種黑乎乎的飲料，接著騎上了寄存在這家店鋪裡的自行車。這些老爺車飽經戰爭的風雨，樣子著實難看：油漆呈鱗片狀剝落，護車板傷痕累累，輪胎鼓著奇形怪狀的大包。亨利的那一輛更是難騎，他惴惴不安，懷疑能否堅持騎到晚上。迪布勒伊夫婦終於在一條小溪邊停車歇腳，亨利見了總算松了一口氣。這條小溪可能就是盧瓦爾河。河水冰冷，不可能下河沐浴，他從頭到腳灑了些河水，然後繼續上車趕路。上車時，他發現不管怎樣，這車輪還是轉動的，實際上，最不靈活的是車體。要修復車體，著實要花一番氣力，不過，盡管折騰得腰酸背痛，但亨利為重新修復了一件如此方便的工具感到十分幸福。他早已忘記了車體的用途竟會如此之大。車鏈和車輪固然使車子力量倍增，可驅使車子前進的惟一動力，是人的力量、勇氣與生命。車子令人滿意地跑著它該跑的路程，眼下正勇敢地向山口攀登。
“好像被拽住似的。”安娜說道。她裸露著雙臂，皮膚曬得黑黑的，秀發迎風飄動，顯得比在巴黎時年輕多了。迪布勒伊人變黑了，也瘦了。他穿著一條運動短褲，雙腿肌肉結結實實，曬得黝黑的臉膛刻著條條皺紋，看去儼然一個甘地１的門徒。
１甘地（1869∼1948）：印度民族運動領袖，在印度被尊稱為“聖雄”。
“比昨天要好多了！”亨利說。
迪布勒伊放慢車速，在亨利身邊騎著。
“應該說昨天並沒有怎麼用勁。”他開心地說，“您還什麼都沒有跟我談呢。自我們走後巴黎發生了什麼事情？”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就是天氣炎熱。”亨利說，“上帝！天太熱了！”
“那報紙呢？您一直沒有見特拉利奧？”
迪布勒伊的話中充滿了某種好奇，這種好奇心顯得如此迫不及待，像是一種焦慮。
“沒有。呂克認為只要再堅持兩三個月，就可以自己擺脫困境。”
“值得試試。只是不要負更多的債。”
“我知道，我們沒有再借錢。呂克打算多搞點廣告。”
“我承認當初並沒有考慮到《希望報》的訂數會下降得這麼厲害。”迪布勒伊說。
“噢！您完全清楚，”亨利微笑著說，“即使最終不得不接受特拉利奧的資金，我也不會難過的。為了革命解放聯合會的勝利，這一代價並不太大。”
“事實上，若它取得了勝利，那是全虧了您。”迪布勒伊說。
他的話聲比他的話本身還更有保留。他對革命解放聯合會並不滿意，這是因為他抱負太大了。誰也不可能輕而易舉建立起一個像前共產黨那樣強大的運動。與他相反，亨利大喜過望，對集會的成功感到格外的高興。一次集會並不說明什麼大的問題，可那朝他抬起的五千張面孔他決不會很快忘懷。他朝安娜微微一笑：
“自行車自有它的魅力。從某種意義上講，它甚至比小汽車還更妙。”
車子騎得不像開始那樣快了。野草、歐石南、冷杉馨香四溢，山風溫柔清涼，沁人心脾。周圍的風光遠遠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背景。他們以自己強大的力量，征服了一片又一片風光。無論在上坡的疲憊中，還是在下坡的歡樂中，他們無不與起伏不平、氣象萬千的山色融為一體，與其共同存在，息息相通，而不只是將它作為風景加以欣賞。在第一天，亨利便滿意地發現了一點，這就是這種生活足以使您感到充實。腦子裡是多麼靜謐啊！高山、牧場和森林取代了他的大腦而存在。他不禁暗暗贊歎：“與睡眠不同的寧靜是多麼珍奇啊！”
“你們這地方選得很好。”晚上，他對安娜說，“真是個美妙的地方。”
“明天也肯定一樣，准不錯。您願意從地圖上看看明天的行程嗎？”
在下榻的小客棧裡，他們一起用晚餐，喝著一種氣味嗆人的白酒。迪布勒伊在一張鋪著油漆布的桌子一角攤開了地圖。
“指給我瞧瞧。”亨利說道。他目不轉睛地乖乖順著鉛筆頭，看著那紅的、黃的和白的線條兒。
“這許許多多小路，您怎麼能選准呢？”
“這才叫有趣嘛。”
第二天亨利心裡想，真正有趣的是親眼看到後來發生的一切與原來的計劃是多麼吻合，絲毫不差。每一個轉彎，每一道山坡，每一道下坡，以及每一座山崗無不處在預定的位置上。多麼讓人放心啊！人們仿佛感到在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然而，那一個個標記變成了一條條真正的路，一座座真正的房屋，這種變化會給您帶來任何創造都無法達到的效果。如這簾瀑布，雖然在地圖上已經打上了一個藍色的標記，但當您在彎彎曲曲的峽谷深處猛然發現那水花飛濺的大瀑布時，仍會不勝驚訝。
“觀賞是多麼令人滿足啊。”亨利說。
“對，只是永遠都看不夠。”迪布勒伊遺憾地說，“這匆匆一瞥，既給予您一切，又不給予您任何東西。”
他並不是什麼都看，可一旦他對某件東西著了迷，那可真叫沒完沒了。亨利和安娜無奈，只得跟在他的身後，爬過一處又一處懸崖，來到飛瀉的瀑布邊。他赤腳走進翻騰的小潭中，直到運動褲的下部被水淹沒。等他回到深潭邊的平地上坐定，他以權威的口吻說：
“這是我們見到的最美麗的瀑布。”
“您總是偏愛眼前的東西。”安娜笑著說。
“整條瀑布呈黑白色，”迪布勒伊說，“這才叫美。我尋找別的顏色，結果沒有見到一絲色彩的痕跡。我平生第一次親眼看到黑與白原來是一回事。您應該走到水中去，一直走到那塊巨石邊。”他對亨利說，“這樣，白中的黑與黑中的白，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我相信您的話。”亨利說。
一到了迪布勒伊的嘴裡，河畔的一次漫步可以說成北極的一次探險，亨利和安娜常常報之以大笑，因為他對看見與發現這兩者根本不加以區別，仿佛在他之前，誰也沒有親眼欣賞過瀑布，誰也不知道什麼是水，什麼是黑，什麼是白。假如亨利一個人，那他肯定觀察不到這水霧與飛沫嬉戲的萬千景象，這變幻無窮、時隱時現的千姿百態，這數不勝數的細小漩渦。迪布勒伊細細地察看著這一切，仿佛想了解每一滴水的命運。“誰對他都可能會生氣，”亨利深切地看著他想，“可卻不能沒有他。”在他的身邊，世間的一切都變得舉足輕重，仿佛存在著巨大的生活樂趣，於是大家都加倍地生活。經他一變，這次漫游法國鄉村竟成了一次探險游歷。
“您會叫讀者們吃驚的。”亨利微笑著對迪布勒伊說，迪布勒伊正一副入迷的神態，靜觀著落日的最後幾抹色彩。
“為什麼？”迪布勒伊以忿忿不平的聲音問道。每當人們談論起他，他往往拿出這副口氣。
“讀了您的書，誰都以為您感興趣的只是人，而大自然則微不足道。”
“人不是在大自然中生活嗎？”
對迪布勒伊來說，一片風光，一塊石子，一抹色彩，都是人的某種真實存在。任何事物都無法通過回憶、夢幻，通過投其所好或通過這些事物在他心中喚醒的激情打動他的心，惟一能使他動情的，是他在其中捕捉到的真實意義。不用說，較之於光禿禿的牧場，他更樂意在刈割牧草的農夫面前駐足。當他穿過一個村莊，他的好奇心變得更難以滿足。他什麼都想了解個一清二楚，諸如村民們吃什麼，怎樣參加投票，乃至他們勞作的具體細節和內心想法的具體色彩等等。為了能到農莊走一走，他不惜編造各種借口：買雞蛋，要杯水喝，而且一旦有可能，他便進行長談。
第五天的傍晚，安娜在一次下坡時車胎爆了。徒步行走了一個小時之後，他們遇見了一座孤零零的房子，裡面住著三位年紀輕輕卻掉牙缺齒的婦人。她們每人懷裡抱著一個嬰兒，嬰兒有的胖一點兒，有的瘦一點兒，但都很髒。院子裡到處是糞便。迪布勒伊坐在院子中間修車內胎，他一邊用橡膠補胎，一邊貪婪地環顧四周：
“就三個女人，沒有一個男的，真怪，是不是？”
“男人都在地裡。”安娜說。
“這時還在地裡？”他把銹色的內胎浸入水盆，水面上立即泛起一個個水泡。“還有一個洞！你說，你覺得他們會不會同意讓我們在谷倉裡睡一夜？”
“我去問問他們。”
安娜消失在房子裡，幾乎剛走進房子就又出了門：“咱們要在牧草堆睡覺，她們很驚奇，可她們並不反對。只是她們堅持非要我們先喝點兒熱的東西不可。”
“我很樂意在這兒借宿！”亨利說，“本想離一切都遠遠的，果真如願以償。”
借著一盞冒著黑煙的油燈的光亮，他們喝著大麥茶，一起試著閒談起來。這三個婦女是妯娌，那三兄弟共同租種了這塊貧瘠的土地。十天前，他們一起到下阿爾代什打短工、采熏衣草去了，撇下她們度日如年，終日一聲不哼地喂牲畜、看孩子。她們還勉強知道微笑，可怎麼說話幾乎全忘了。對這個世界，她們就知道：這邊的農莊裡，長著栗樹，夜間清冷；下阿爾代什那邊長著熏衣草，要掙幾個法郎，就得流血流汗。對，她們遠離了一切，離得是那麼遙遠，以致當亨利一鑽入牧草堆，頃刻間便被儲存在於草中的陽光和各種氣味所包圍，頭腦發昏，夢見道路與城市全都不復存在，從此不可能返回巴黎。
一條小道在栗樹林間蜿蜒，彎彎曲曲地向平原方向延伸。他們興高采烈地進了一座小城，城內的梧桐樹已經預示著南方炎熱的天氣就要到來，滾球游戲又要興起。安娜和亨利坐在一家最大的咖啡店的露天座上，露天座空空蕩蕩。迪布勒伊一個人去買報紙，他們倆要了點兒面包片。他們看見迪布勒伊和報販交談了幾句，然後慢悠悠地穿過廣場，邊走邊讀著報紙。回到露天座後，他順手把報紙往獨腳小圓桌上一放，亨利一眼看清了頭版醒目的大標題：美國人在廣島投放了一顆原子彈。他們默默無言地讀完了文章，安娜聲音驚恐不安地說：
“這十萬個死難者，到底是為了什麼？”
日本顯然就要投降，大戰就要結束，《塞文諾爾小報》和《阿爾代什回聲報》歡欣鼓舞，可他們三人惟有一種感覺，那就是恐懼。
“他們難道就不能先威脅、恫嚇一番？”安娜說，“比如在偏僻的荒漠投放一次，我說不清楚……那顆炸彈，他們真的非投不可嗎？”
“他們當然可以先設法給政府施加壓力。”迪布勒伊說，繼又一聳肩膀：“對德國城市、對白人，我懷疑他們還敢不敢放！只對著黃種人！他們憎恨黃種人！”
“整個一座城市化為烏有，他們心裡總該有點不安吧！”亨利說。
“我認為還有另一個原因。”迪布勒伊說，“他們很高興能讓全世界看一看他們有多大能耐，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施行他們的政策，任何人都不敢哼一哼。”
“可他們為此而殺了十萬條性命！”安娜說。
他們呆呆地正對著奶油咖啡，雙眼直勾勾地盯著那恐懼的文字，一個個重復著這句毫無作用的話。
“我的上帝！要是德國人成功制造出原子彈！多危險啊！”安娜說。
“美國人掌握了原子彈，我也並不高興。”迪布勒伊說。
“報上說他們可以炸毀整個地球。”安娜說。
“據拉爾蓋給我解釋，”亨利說，“要是發生了不幸的意外，引發了原子彈，地球倒不會爆炸，只是造成大氣膨脹，整個地球變成月球一般。”
“這並不更讓人開心多少。”安娜說。
不，這並不開心。只是當他們重新蹬車行進在一條陽光燦爛的道路上時，這一糾纏不清的恐怖難題便失卻其一切意義。一座四十萬人口的城市連同周圍自然界的一切就這樣化為烏有、銷聲匿跡了：這一切再也引不起任何回響。這一天依然如故、井然有序——天是藍色的天，葉是綠色的葉，干渴的土地仍然焦黃一片——時光一分一秒地悄然流逝，涼爽清新的黎明迎來了辟啪聲四起的正午，地球圍著注定由它陪伴的太陽旋轉，對它負載著的漫無目的的匆匆過客無動於衷：怎能相信這靜如亙古的蒼穹下，這些匆匆過客今日已經擁有能力，可將地球改變成古老的月亮？若在大自然中接連漫游數日，不難發現這大自然中帶有幾分瘋狂。無論是雲彩變幻無窮的壯觀景象、高山靜止不動的憤怒與抗爭，還是昆蟲不絕於耳的喧鬧鳴唱，或是植物如瘋似狂的迅猛繁殖，其中無不包含著過分的怪誕，但是這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溫和的狂熱。萬萬想不到它一旦進入人的大腦，便會變成殘殺人類的瘋狂。
“您還有勇氣寫作！”他們一起坐在一條河畔，亨利見迪布勒伊從背袋中掏出了紙筆，驚歎道。
“這是個魔鬼。”安娜說，“即使在廣島的廢墟中也照寫不誤。”
“他不就在廣島的廢墟中寫嘛。”
“那怎麼就不行？”迪布勒伊說，“反正總有什麼地方會成廢墟的。”
他握起鋼筆，雙目茫然地久久呆了一陣。在這新添的廢墟之中寫作也許並不那麼輕松。他沒有彎腰去寫，突然說道：
“啊！要是他們不把我們逼上絕路，逼得我們當不成共產黨！”
“他們是誰？”安娜問道。
“共產黨人。你們知道，這原子彈，是種多麼恐怖的威脅手段！我並不認為美國佬明天就會朝莫斯科扔一顆，可說到底，他們有這樣做的可能性，這是他們無論如何也不願讓人忘記的。他們之間再也難以相互了解！當務之急，必須攜起手來，不然，我們就無異於重蹈覆轍，重犯大戰前的錯誤！”
“您說我們？”亨利說，“可首先制造不和的不是我們。”
“對，我們問心無愧。可以後呢？”迪布勒伊說，“這對我們毫無好處！若發生分裂，我們和共產黨人都要自食苦果，我們甚至會更深受其害，因為共產黨人勢力更強！”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亨利說。
“他們卑鄙，這我同意，可對我們來說，這無礙大局。然而，一旦他們把我們視為敵人，那我們就成為仇敵了。不用說，這是他們的過錯。可不管錯還是不錯，我們成了法國無產階級第一大政黨的仇敵。這決不是我們所希望的。”
“那麼，就不得不向他們的訛詐讓步？”
“我從不認為凡寧死不屈的人都是精明的人。”迪布勒伊說，“不管是不是訛詐，我們必須維護團結。”
“他們挖空心思想實現所謂的團結，是解散革命解放聯合會，讓其全體成員加入共產黨。”
“有可能落到這一步。”
“那您有可能加入共產黨？”亨利驚奇地問道，“可您和共產黨人之間隔著多少障礙啊！”
“噢！會設法消除的。”迪布勒伊說，“如有必要，我可以保持沉默。”
他拿起筆，開始寫起字來。亨利從書包裡掏出書來，凌亂地放在草地上。他放棄寫作以來，讀了許多書，這些書把他帶往世界各地，盡情地神游。這些天來，他發現了印度和中國，這並不是快活的事。每當他想到那千百萬饑餓的人們，許多事情便變得無聊和無意義。也許他對共產黨的保留態度也毫無價值。他最責怪共產黨的一點，是它把人當作物來看待。倘若對人們的自由、對人們的見解、對人們的善良意願也不相信的話，那就沒有必要去關心他們的命運，結果也確實很糟。這種憂慮只有在法國、在歐洲才有意義，在這裡，人們終歸已經達到了一定的生活水准，至少有了一點兒自主，有了一點兒覺悟。對那些貧窮、迷信、愚昧的大眾來說，把他們當作人來看待，又有什麼意義？必須給他們吃的，別無要求。美國人稱霸，其結果就是東方各國食不果腹，永遠遭受壓迫。東方各國的惟一希望是蘇聯：擺脫饑餓、奴役和愚昧的人類的惟一希望是蘇聯。因此，必須竭盡全力幫助蘇聯。當千百萬人不如牛馬，掙扎在死亡線上，那人道主義便是一種諷刺，個人主義就是一種卑鄙的行徑。人們還怎敢要求獲得諸如思想自由、選擇自由、言論自由這些高等權利？亨利拔了一截草，慢慢地咀嚼著。既然無論怎樣努力也無法如意生活，何不干脆放棄？消失在一個大黨之中，將自己的意志與巨大的集體意志融為一體，這該是多麼安寧，具有多麼巨大的力量啊！一旦開口，但是以整個地球說話，前途便成了您個人的事業，為此而忍受許多事情，值得。亨利又拔了一截野草。“可盡管如此，我漸漸地又會難以忍受。”他心裡想，“真不敢設想從此沒有自己的思想，去做不願意做的事情。要想做一個優秀的活動分子，必須要有燒炭黨人的那份忠誠，可我沒有。再說，眼下遇到的也不是這個問題。”他不快地自言自語道。誠然，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即使我加入又有何用？這是惟一的具體問題。顯然，不會因此而給一個印度人帶來一粒白米。”
迪布勒伊不再給自己打問號，他在專心地寫作。他仍然一如既往，每日筆耕。在這個領域，任何東西都無法使他動搖。一天下午，他們正在埃古阿爾山腳的一個村寨吃午飯，突然，暴風雨驟起，來勢如此凶猛，以致自行車被掀翻，兩只包被刮走，迪布勒伊的手稿吹落在湍急的泥水之中，被一卷而去。當他好不容易搶回手稿，稿子上已塗了一層黃泥漿，上面的字全都瀝成了一條條長長的黑道。他冷靜地讓人幫助晾干稿子，損壞得最慘的段落自己又重抄了一遍，那架勢仿佛如有必要，他會泰然自若地不惜從頭寫起。毫無疑問，他如此執著自然有其道理。道理總是能找到的。有時，看著他的筆在紙上滑動，亨利不禁想起自己那只執筆的手，一股懷舊之情在心頭油然而生。
“能不能拜讀幾頁您的手稿？您到底寫到哪兒了？”亨利問道。這天下午，他們在瓦朗斯一家咖啡店的陰涼處，坐著等肆虐的酷熱慢慢敗下陣去。
“我正在寫有關文化觀念的一章。”迪布勒伊說，“人總是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這一現象意味著什麼？為什麼有的人決定以別人的名義說話？換言之，一個知識分子到底是什麼？他們這種抉擇是否使他們成為一個特殊的種類？人類在什麼條件下才能從自身賦予的形象中認識自己？”
“您作出的結論是什麼？”亨利問道，“是不是文學具有一定意義？”
“當然是。”
“為了向人們表明自己有理而寫作！”亨利笑著說，“這真奇妙。”
迪布勒伊好奇地看了看他：“哎，那您最近哪一天是否又將重新開始寫作？”
“噢！反正今天不。”亨利答道。
“今天或明天，又有什麼區別？”
“呃，無疑明天也不會。”
“為什麼？”迪布勒伊問道。
“您寫散論，那還可以。可眼下做小說，得承認這讓人洩氣吧。”
“我並不承認！我從來就不明白您為何放棄寫那部小說。”
“這是您的過錯。”亨利笑微微地說。
“怎麼是我的錯！”迪布勒伊氣憤地朝安娜轉過身子，“你聽清楚了吧？”
“您鼓動我參加行動，行動使我喪失了對文學的興趣。”亨利朝招待打了個手勢，那招待正倚著櫃台昏昏欲睡。“我想再來一杯啤酒，你們要不要？”
“不要，我太熱了。”安娜回答說。
迪布勒伊點了點頭。“請您再解釋一下。”他繼續問道。
“對我內心的想法或感覺，別人會在乎嗎？”亨利說，“我個人的一些瑣事不會讓任何人感興趣，而偉大的歷史卻又不是小說的主題。”
“可是，我們每天都有別人不感興趣的小事。”迪布勒伊說道，“正因為如此，可從鄰人的經歷中重新發現自己。如果他善於講述，他最終能使大家都感興趣。”
“我開始動筆寫時正是這麼想的。”亨利說。他呷了一口啤酒。他沒有心思多加解釋。紅色長椅邊，兩個老頭兒正在玩著擲骰子跳棋游戲，亨利看了看他們。這咖啡廳裡是多麼寧靜：又是一個假象！他打起精神繼續往下說：“麻煩的是經歷中有著個人的成分，那都是些失誤，是些幻景。一旦明白了這一點，就再也沒有訴說的欲望了。”
“我不明白您想說什麼。”迪布勒伊說道。
亨利遲疑了一下，繼續說道：“假設您夜裡在水邊看見了燈火，那真美，可一旦您知道在那燈火照耀的城鎮裡人們被餓死，那燈光立刻就會失卻其詩情畫意，僅僅是一種虛幻的景象而已。您會對我說，可以講述別的東西，比如說說那些餓死的人們。可是，我更喜歡在文章裡或集會上說這些。”
“我可不會跟您說這些。”迪布勒伊有力地說，“那些燈光，它們為眾人而閃爍。顯然，首先該讓人有飯吃。可是，若剝奪了你構成生活樂趣的各種微不足道的小事，有飯吃又有何用？我們為何要旅游？因為我們認為這風光並非虛假的景象。”
“就算總有一天這一切都將重新獲得意義。”亨利說，“可眼下，更為重要的事情有多少啊！”
“這一切今天就有意義。”迪布勒伊說，“它在我們的生活中舉足輕重，那在我們的書中也應該舉足輕重。”他突然氣惱地補充道：“仿佛左派就命中注定只能搞宣傳文學似的，每一個字都得感化讀者。”
“噢！我對這類文學並無興趣。”亨利說。
“我知道，可您又不願試試別的事情。要干的事情何其多！”迪布勒伊神態逼人地看了看亨利：“當然，要是對那些燈光贊歎不絕，忘記它們意味著什麼，那就是個混賬。可問題正在這裡：要去尋找一種有別於右派美學家的方法，談談這些燈火，讓人們既感覺到其中有美的一面，也有城鎮燈光中貧窮的一面。左派文學正是應該以此為己任。”他聲音激動地繼續說道，“讓我們以新的視角看待事物，讓它們置於各自應有的位置，但是我們切不要使世界貧困化。被您稱之為幻景的個人經驗，這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亨利並不自信地說。
迪布勒伊也許有理。莫非真的有辦法重新獲得一切，也許文學仍然具有意義。然而眼下在亨利看來，理解這個世界比用詞語重新創造一個世界更為迫切。他更樂意從包中掏出現成的書籍，而不是空白的紙張。
“您知道會產生什麼後果。”迪布勒伊激烈地說，“右派分子的書最終比我們的要更有價值，年輕一代最終將到伏朗熱之流那兒得到滿足。”
“噢！伏朗熱決不可能擁有年輕一代。”亨利說，“年輕人不喜歡戰敗者。”
“可很快給人以失敗者形象的，有可能是我們。”迪布勒伊說。他緊盯著亨利：“您不再寫作，我感到遺憾。”
“我也許會重新寫作。”亨利說。
天氣實在太熱，難以再深談下去。可是，他心裡清楚自己不會很快重新執筆。放棄寫作的好處在於他終於有了學習的空暇。四個月裡，他填補了不少空白。三天後，一返回巴黎，他就要制定一個詳盡的學習計劃，說不定這一兩天時間裡能構成一個學政治文化的大致框架。
“但願波爾還沒有回家。”次日上午，他一邊默默地在想，一邊在林中蹬著車子。樹陰稀疏，陽光的酷熱勉強有所緩解。他讓迪布勒伊和安娜在前面騎著，自己只身進入了林間的一塊空地。一圈圈陽光在綠草間顫動，他不知為什麼突然感到心頭縮緊。究其原因，不會是這座燒毀的木屋，它與許許多多別的廢墟一樣，在淡漠與歲月的侵蝕下漸漸消失。也許是因為這片沉寂，沒有鳥唱，也沒有蟲鳴，惟能聽見車輪在砂礫上滾動的沙沙聲，這是一種多余的聲響。安娜和迪布勒伊已經下了自行車，正在看著什麼。亨利來到他們身旁，發現是一些十字架。白色的十字架，不見人名，沒有鮮花。勒維爾高。這個含著茅草、灰燼、焦土色彩的名字，這個聽似咖裡哥宇群落１般冷酷、干燥，但也透溢出一股深山清涼氣息的名字，再也不屬於傳說。勒維爾高。就是在這個山之國，濕潤但卻枯黃的植被，稀疏透明的森林，無情的太陽豎起了一個個沉重的十字架。
１咖裡哥宇群落：是地中海區常綠矮灌木叢。
他們默默地離去，道路很陡，不得不推車行走。酷熱侵入淡淡的樹陰中，亨利感到汗流滿面，安娜的額頭和迪布勒伊古銅色的面頰早已大汗淋漓。每一個人心間呼喚的無疑都是同一的聲音：在這綠茵茵的草場上搭起一個帳篷。昔日，令人神往的正是這種純淨、神秘的所在。至少在這裡，戰爭與仇恨永遠都無法滲入。可是現在已經知道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所謂的避難處。這裡豎著七個十字架。
“山口到了！”安娜喊了起來。
亨利就喜歡這樣的時刻，瞎子似的攀登一陣之後，眼前豁然開朗，出現一大片耕作的土地，田園、籬笆、道路、村寨一一映入眼簾。陽光仿佛給板巖瓦灑下晶瑩的露珠，給玫瑰色的平板瓦陡添了一抹閃光的色彩。然而，亨利首先瞥見的是一道山的屏障，它緊倚著天際，繼而是遼闊的高原，在太陽下赤裸裸地經受著炙烤。如同法國的其他高原，這兒有農莊、村落、小寨，可沒有平板瓦，沒有板巖瓦，根本不見屋頂的影子，惟有高低不一的斷壁殘垣，東一個窟窿，西一個缺口，遮蔽不了任何東西。
“知道了又有何用？”安娜歎息道，“盡管認為都知道了，這有何用。”
他們一時呆立著一動不動，接著開始順著陽光猛烈地抽打著的沙礫小路，小心翼翼地下山。八天來，人們談論廣島，列舉數字，交換意義可怖的話語，可心底卻激不起一絲漣漪，但突然間，只需這匆匆的一瞥，恐懼便悠然而至，他們的心便開始抽搐。
迪布勒伊猛地剎住了車子：“出了什麼事？”
一只軍號在緊吹，穿透了村寨上空飄忽的薄霧。亨利停下車子，發現腳底的大公路旁一溜兒軍用卡車、運輸用履帶裝甲車、汽車和推車。
“是慶祝會！”他說，“我沒有留心，可我聽旅店的人說什麼地方有個慶祝會。”
“是個軍隊慶祝會！我們可怎麼辦？”迪布勒伊問道。
“頭頂著太陽，不能返身上山，也不能停下不走，進退兩難是不是？”安娜急得直問。
“是進也不得，退也不得。”迪布勒伊口氣沮喪地答道。
他們繼續往山下走。被燒毀的村莊左側，有一個土壇，豎著一個個白色的十字架，上面擺滿了紅色的花束。一些塞內加爾士兵邁著正步向前行進，頭上的小圓帽閃閃發亮。軍樂聲又起，遮住了公墓的寂靜。
“看樣子要結束了，我們運氣還算好。”亨利說。
“向右騎。”迪布勒伊說。
士兵們沖鋒似的上了軍用卡車，人群四下散開。男女老少全都穿著黑衣，被那漂亮的喪服悶得幾乎要窒息。他們乘汽車，坐推車、自行車、輕騎或徒步，來自周圍的所有村落、小寨，足有五千甚或萬人。此時，他們正擠撞著向枯樹和燒焦的斷壁湧去，爭奪那僅有的一點點陰涼。他們有的蹲在路旁的排水溝裡，半倚著汽車，紛紛拿出圓形大面包和紅葡萄酒。死者已經安排妥當，被填飽了悼詞、鮮花和軍樂，活人們便大吃起來。
“我捉摸著什麼地方可以歇個腳。”安娜說。
上午這段艱苦的行程之後，他們渴望在陰涼處躺一躺，喝點冰涼飲料。他們順著公路，傷心地推著車子走去，路上擠滿了寡婦和孤兒。下山向谷地開去的大卡車卷起漫天的白色塵土。“到哪兒找陰涼去？哪兒？”安娜直問。
“那邊有些桌子擺在陰涼處。”迪布勒伊說，邊指著緊靠著一座木屋擺開的幾張長桌，可桌旁的位子好像全被占了，幾個婦女輪流端上一盆盆土豆泥，用勺子分給各位。
“是在聚餐還是個飯店？”安娜問道。
“咱們去瞧瞧。老是煮雞蛋，我寧願吃點別的東西。”迪布勒伊說。
原來是個飯店，人們差不多擠坐在一起，以騰出更多的位子。亨利坐在迪布勒伊正對面，迪布勒伊身旁是一位婦女，她戴著沉甸甸的黑面紗，兩只患麥粒腫的眼睛紅紅的。一勺白花花的東西倒進他的盤子，緊接著一個男人用叉子叉上一塊血乎乎的肉。面包籃和酒瓶在人們手中傳遞著。大家一聲不吭地只管吃著，那副尷尬的貪婪相令亨利想起了自己兒時參加的葬禮上村民們的樣子，只是眼下服喪的是數以百計的孤兒寡婦和親朋好友。陽光下，他們內心的痛苦和身上汗水的氣味混雜在一起。坐在亨利另一側的老人遞給他一瓶紅葡萄酒。“給她倒一點兒喝喝。”老人指了指那位眼睛紅紅的女人說道，“她是那位在聖德尼被活活吊死的男人撇下的媳婦。”
一位女的隔著桌子問道：“那位被他們倒懸著活活吊死的是她丈夫？”
“不，不是那位，她的那位兩只眼睛被掏了。”
亨利給寡婦倒了一杯酒，他不敢看她。突然，他感到薄薄的襯衫下汗在流淌。他向老人轉過身子，問道：“是那位空降下來的大兵燒了瓦西厄？”
“對，他們來了四百號人，您可以想象，他們不費吹灰之力。死人最多的是瓦西厄，所以他們才有進大公墓的權利。”
“那是整個勒維爾高地區的公墓。”亨利對面的那位女人自豪地說，“您是大熱納的叔叔吧？”她問道，“就是跟他兒子費弗裡那一起在山洞裡找到的那位？”
“對，我是他叔叔。”老人回答道。
餐桌邊，話匣子全打開了，人們一邊呷著葡萄酒，一邊回憶起那恐怖的往事：在聖洛希，德國人把男女村民關進教堂，燒起一把大火，後來才允許女人出來，其中有兩個就沒有逃出來。
“我老毛病又犯了。”安娜突然站起身子說，“我……”
她剛走了幾步，整個身子便往木屋的牆壁倒了過去，迪布勒伊慌忙跑去，亨利緊跟著他。她雙眼緊閉，臉色蒼白，額頭上涔著汗珠。“心裡不舒服，”她用手絹捂著嘴打了個嗝，含糊不清地說。過了一會兒，她睜開了眼睛：“過去了，是紅葡萄酒的緣故。”
“是因為喝了酒，加上太陽曬，身子疲乏。”迪布勒伊說。他是在幫她尋找借口，可心裡肯定清楚她的身子壯實得像匹佩爾什馬。
“您得到陰涼處躺下來歇一歇。”亨利說，“咱們去找個安靜的角落。您可以躺個三五分鍾嗎？”
“可以，可以，現在好了，對不起。”
昏厥、哭泣、嘔吐，女人們生就有這份能耐。可是，這也無濟於事，面對死去的人們，任何人都無能為力。他們又跨上了自行車。整個空氣在燃燒，仿佛村莊再次燃起熊熊大火。每個草垛、每叢灌木邊都躺滿了人，男的把禮服扔在一邊，女的挽起了袖口，敞開了緊身上衣。耳邊傳來了歌聲、笑聲和逗弄的歡叫聲。不喝酒，不笑鬧，不逗樂，他們又能干些什麼呢？既然他們還活著，他們必須生活。
他們騎了約摸五公裡，發現了一截半枯的樹干，有那麼一丁點兒樹陰。安娜在茅草和石子上鋪上了雨衣，側弓著身子躺在上面。迪布勒伊從背包裡掏出紙張，那紙張一股子淤泥味兒，看似被淚水打濕過一般。亨利坐在他們身旁，頭倚著樹身，他睡也睡不著，事情也干不起來。突然，他感到一心想著學習是多麼愚蠢。法國的政黨，頓河流域的經濟，伊朗的石油，蘇聯當前的問題，所有這一切已經成為過去，這個正在展開的新的紀元在書中並沒有被預見倒。面對原子能，這扎實的政治文化學又有什麼分量？革命解放聯合會、《希望報》、行動，多麼蒼白的玩笑！所謂善良的人們盡可放心發動罷工；學者和技術人員卻在制造炸彈、反炸彈、超炸彈，手中掌握著前途命運的是他們。一個歡樂的前程！亨利合上雙眼。瓦西厄，廣島，一年來情況有了發展。這將導致下場戰爭。那下一個戰後又是怎麼樣呢？無疑比眼下還要更加嚴峻。除非根本就不再有戰後。除非戰敗者以炸毀整個地球為樂。這很可能發生。假設地球沒有被炸成碎片，還繼續繞著自己旋轉，但已冰冷一片，闃無人跡：設想這種結局並不更令人好受。死亡這個意念從未讓亨利痛苦過。可突然，這片月球似的死寂使他心驚肉跳：人類從此滅絕！面對這無聲無息的永恆世界，爬格子、開大會又有什麼意義？還是默默地等待世界的滅頂之災或個人的末日的到來吧。一切都是虛無。
他睜開眼睛。地上酷熱難當，天上陽光閃耀。安娜在睡覺，迪布勒伊在寫著寫作有理的字樣。兩個戴孝的鄉下女人匆匆地向村子趕去，手裡抱著紅紅的玫瑰，鞋子上沾滿白色的塵土。亨利定睛目送著她們。莫非是聖洛希的女人為她們亡夫的死骨獻花？有可能。她們應該成為受人尊敬的寡婦。也可能有人在戳她們的脊梁骨罵？她們在心底又是如何對待這一切的？她們是否已經忘卻了過去的許多東西，或者只是忘卻了一小部分，甚或一點兒也沒有忘記？一年的時間，既短暫又很漫長。死去的戰友已經被忘卻了，那8月的時光所預示的前程已經被忘卻了：幸好如此。固執地陷入過去，這有害無益，可一旦發現自己或多或少否認了過去，心裡也並不那麼自豪。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創造了這種兩全之計：紀念。流血的過去與摻合著辛酸的淚水的紅葡萄酒的今天。這個兩全之計使多少人心頭獲得安寧。可在另一些人看來，這也許顯得丑惡。假設這些婦女中的一位深深地愛著她的夫君，那麼，這軍樂、悼詞對她來說會有什麼意義呢？亨利雙眼定定地看著橙紅色的山巒。眼前映現出那位婦女，她站在衣櫥的鏡前整理著黑面紗，軍樂不停地吹奏，她突然喊叫著：“我不能去，我不願去！”旁人把紅色的玫瑰塞到她的手中，懇求她以全村寨的名義，以法蘭西的名義，以所有死難者的名義去參加紀念會。外面，紀念會正在召開。她掀去面紗。後來呢？視線一片模糊。“哎喲，”亨利在心底對自己說，“我已經決定不再寫作。”可是，他全身紋絲不動，目光仍然像僵住了一般。他無論如何需要確定這位婦女後來所經歷的一切。
亨利在波爾之前回到巴黎，他在報社對面租了個房間。由於時值酷夏，整個《希望報》低速運轉，所以，他有暇伏案一寫就是幾小時。“寫劇本真有趣！”他自言自語道。美酒、鮮花、熱情、鮮血，那個充斥著這一切的沉重的下午寫成了一部劇本，他的第一部劇本。對，廢墟向來就存在，放棄寫作的理由也總是不對，可是，一旦寫作的欲望在您心頭重又升騰而起，這些理由便顯得無足輕重。
波爾沒有吵鬧，默默接受了亨利關於從此在紅色公寓和旅館分居的念頭。可當他在外面單獨過了一夜之後，第二天發現波爾的眼睛一圈黑暈，顏色那麼深，以致他不禁暗暗發誓，從今以後不再分居。盡管如此，他時不時還是到他那個房間裡住上一宿，這使他感到多少有了點自由。“不應該過分要求，”他常對自己這樣說。知足者常樂，生活中不乏小小的樂趣。
不過，《希望報》的處境岌岌可危。一個星期四的下午，他發現金櫃空了，這時，他心裡可真的焦灼不安了。呂克對他大加諷刺。他責備亨利在錢的問題上完全是一副小店主的思想。這也許是實情。不管怎麼說，早已有言在先，財經問題由呂克全權負責，這一權利亨利當初也是主動給他的。果然，到了星期六，呂克就弄到了錢，給報社人員發了工資。“從廣告合同中提前支取了部分費用。”呂克解釋說。後來再也沒有重新發生恐慌。《希望報》的訂數沒有上升，可卻神奇地維持了下來。另外，革命解放聯合會雖然沒有成為一個大的群眾組織，可在外省贏得了地盤。更令人感到慰藉的是，共產黨方面不再對它進行攻擊，持久團結的希望重又閃現。領導委員會在11月份一致決定支持多列士，反對戴高樂。“一旦感到與朋友、盟友和自身團結一致，生活就輕松多了。”亨利一邊思忖，一邊與薩瑪澤爾隨便交談。薩瑪澤爾是來給他送一篇有關危機的文章的。輪轉印刷機轟轟作響，外面，是一個美麗的秋夜，樊尚不知在什麼地方唱歌，聲音失真但卻歡快。說到底，連薩瑪澤爾也有他好的一面。大家估計他那部關於游擊隊的書會大獲成功，《警覺》雜志正在發表其中的一些章節，他對即將取得的巨大成功高興得到了幼稚的地步，那副熱忱的姿態也因此而顯得誠實可信了。
“我冒昧給您提一個問題。”薩瑪澤爾說道，繼而咧嘴一笑：“有人說從來就沒有冒昧的提問，只有冒失的答復。您不一定非要回答我。有一件事我感到納悶，”他繼續說，“《希望報》訂數這麼有限，它是如何得以維持下去的？”
“我們並沒有秘密資金。”亨利開心地說，“原因嘛，就是我們的廣告比過去做得更多了，其中的小廣告，就是一個巨大的來源。”
“我想我對你們廣告收入的了解還是比較准確的。”薩瑪澤爾說，“呃，據我計算，你們很明顯處於虧損狀態。”
“我們是負了相當一大筆債。”
“這我知道，可我也知道從7月份以來這筆債沒有增加。正是這一點使我感到驚奇。”
“您的估算可能有誤。”亨利以輕松的口吻說道。
“只得這麼想了。”薩瑪澤爾說。
薩瑪澤爾好像並不十分信服。等客人離去，亨利又獨自一人呆著時，對自己感到惱火。他完全可以列舉准確的數字。“驚奇”，當呂克從空空的金櫃中又拿出了支付工資的錢時，湧到他嘴邊的正是這個詞。“從廣告合同中提前支取一部分費用。”亨利竟滿足了這種解釋，太輕率了。什麼合同？提前多少時間支取？呂克說的是否是實情？亨利重又感到不安。薩瑪澤爾手中確實並不掌握所有數據，可他善於計算。呂克到底是怎麼應付的？誰知道他就不會以個人名義偷著借款？他從未搞過不清不白的交易，可總得了解清楚這錢到底從何而來。當辦公室的人全都離開之後，亨利在清晨兩時許走進編輯室。呂克正在算賬。他往往很遲才走，一直等到亨利離開報社，然後再清理賬目。
“喂，如果你有空，咱們一起看看賬目。”亨利說，“我還是想弄清有關我們財經的某些事。”
“我正在算賬呢。”呂克說。
“我可以等一等。我這就等著。”亨利邊說邊往桌沿上坐。
呂克上身只穿件襯衫，下著背帶西褲，亨利定睛地看了久久一陣：黃顏色的背帶。呂克抬起腦袋：“你為什麼要自找麻煩，摻和這些錢的事情？”他說道，“請信任我吧。”
“讓我看看賬本，這不費吹灰之力，為什麼卻要求我信任你呢？”亨利反問道。
“你什麼都看不明白的。會計學，那是個新天地。”
“過去有幾次你給我解釋，我不是明白了嘛。這總不是什麼妖術吧。”
“要白白浪費許多時間。”
“這並不叫浪費時間。我不清楚你是怎麼應付困境的，心裡不踏實。喂，就給我看看這些賬本吧。你為什麼不肯呢？”
呂克挪了挪桌子下的雙腿。一只大皮墊子支撐著他那痛苦的雙腳。他惱怒地說：
“賬目上並不是什麼都記。”
“我所感興趣的，”亨利激動地說，“正是賬上沒有記上的東西。”他微微一笑，“你瞞了我什麼？你借錢了吧？”
“你不是禁止我借款嘛。”呂克以抱怨的口吻說。
“那是怎麼回事？你是不是敲詐了什麼人？”亨利半開玩笑地說。
“我！我會把《希望報》弄成一份敲詐勒索的報紙！”呂克搖了搖頭，“你沒有睡夠吧。”
“聽著，”亨利說，“老是猜謎，我可沒有這份興趣。我不願《希望報》東拼西湊過日子。你就保守你的秘密好了，我明天一早就給特拉利奧打電話。”
“這才叫訛詐呢。”呂克說。
“不叫訛詐，叫慎重。特拉利奧，我知道他的錢是什麼貨色。可上個星期六落到金櫃的那筆錢，我不知是從哪兒冒出來的。”
呂克猶豫道：“是……自願贊助的。”
亨利滿腹狐疑地打量了呂克一番：他有一個丑陋的妻子和三個兒女，微微發福的腹部，西褲背帶，痛風病，一張碩大的無精打采的面孔，這一切顯得令人十分放心，可誰料到1941年一股狂風偶然穿透了這具肉體，甚至連《希望報》也借此應運而生。莫非這股怪誕的狂風重又吹起？
“你是否從什麼人那兒勒索了錢？”
“我可沒那個能耐。”呂克歎息著說，“不是的，是捐獻，純粹的捐獻。”
“誰也不會白白給這麼多錢。是誰捐的？”
“我答應保密的。”呂克說。
“答應誰？”亨利微笑著問，“哎喲，你是哄我，慷慨的捐獻者，這可不存在。”
“我向你發誓是存在的。”呂克說。
“恐怕不是朗貝爾吧？”
“朗貝爾！他根本不顧報社死活。除了來找你，平時從不踏報社的大門。朗貝爾！”
“那是誰？快說呀。”亨利不耐煩地追問道，“要不我就打電話了。”
“你不會張揚是我告訴你的吧？”呂克聲音嘶啞地說，“你答應我？”
“我以我自己的腦袋向你發誓。”
“呃，是樊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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