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來……你放鬆，讓我來。」
她的手和嘴都十分靈巧，可每當他讓步時，總能看到她眼睛裡那股胸有成竹的得意勁兒，他討厭這股勁頭。「不行。」他說，「不。這裡不行。這樣不行。」
他掙脫了身子，站了起來；納迪娜的襯衫就扔在沙地上，他給她扔到了肩頭。
「為什麼？」她惱恨地說，又拖長聲調添了一句，「也許在露天，還更有趣一點。」
他彈了彈沾在衣褲上的沙粒。
「我在琢磨你到底是否還有個女人的樣子。」亨利故意拿出寬容的口吻說。
「噢！你知道，真正喜愛讓男人擺弄的女人，我敢肯定一百人中挑不出一個，那是她們冒充高雅，故意擺出的一種姿態。」
「算了，我們別爭了。」他挽起她的胳膊說，「來，我們去給你買點糕點和巧克力，你在車上好吃。」
「你盡把我當個小姑娘對待。」她說。
「不。我十分清楚你不是個小姑娘。我比你想像的要更理解你。」
她懷疑地瞅了他一眼，唇間露出了一絲微笑。「噢！我並不總是討厭你。」她說道。
他更用勁地挽著她的胳膊，兩人默默地向村莊走去。陽光漸暗，小船返回港灣，幾頭牛正拖著船往沙灘方向走去。村民們有的站著，有的圍坐成一圈，全都在凝望著。男人的襯衣和女人肥大的裙子花花綠綠，飾著歡快的色彩；可是這片歡樂卻凝固在死氣沉沉的靜止氣氛之中。黑色的頭髮中包裹著石頭一般的面孔，死死盯著天際的眼睛不抱有任何希望。見不到一個舉動，聽不到一句話語。彷彿一陣咒語使所有的舌頭全都打了結。
「他們真急得我想大聲呼喊。」納迪娜說。
「我猜想他們也聽不到你的呼聲。」
「他們在等著什麼？」
「不等待什麼。他們知道他們什麼都等待不到。」
廣場上，生命在有氣無力地歎息。一群孩子在亂喊亂叫；在海上喪生的漁夫丟下的孤寡的妻子坐在路旁行乞。開始，當亨利和納迪娜聽到身著厚實的裘皮服裝的資本家太太煞有介事地對乞丐說「耐心等待」時，他們還憤憤不平地瞥她們一眼。可現在，當那一隻隻手向他倆伸來，他們便像竊賊似的拔腿就跑：乞丐太多了。
「給你買點東西吧。」亨利在糕點鋪前拉住了納迪娜，說道。
她走進鋪子，兩個腦袋剃得光溜溜的孩子鼻子緊貼著窗玻璃，當她雙手捧著紙袋在門口出現時，他們喊叫了一陣。她停下腳步。
「他們在說什麼？」
亨利猶豫了一下：「說你真有運氣，肚子餓了能有吃的。」
「噢！」
她一氣之下，猛地把鼓鼓的紙包扔到了孩子的手中。
「不。我這就給他們一點錢。」亨利說。
她一把拉住了他：「別管，他們倒了我的胃口，這些骯髒的野孩子。」
「你餓了。」
「我告訴你，我再也不餓了。」
他倆登上了小車，一時默默無語地行駛著。納迪娜以哽咽的聲音開口說道：
「我們本該去另一個國家。」
「哪一個？」
「我不知道。可是你，你應該知道。」
「不，我不知道。」他說。
「總該有個可以生活的國度吧。」她說。
突然，她淚水奪眶而出，亨利驚駭地望著她，波爾淚如雨下，那很自然；可看到納迪娜哭泣，這幾乎就像他無意中發現迪布勒伊在嗚咽一樣令人難過。他用胳膊摟著她的肩膀，把她拉到身邊。
「別哭，別哭了。」他輕輕地撫摸著她那粗硬的頭髮；他為何就沒有辦法讓她微笑？他為何心情沉重？納迪娜拭了拭眼淚，猛地一擤鼻涕。
「可是你，你年輕時，幸福過嗎？」她問道。
「幸福，我幸福過。」
「你瞧！」
亨利說道：「你也一樣，你總有一天會幸福的。」
本該更緊緊地摟著她，對她說：「我，我一定能讓你幸福的。」此時此刻，他多麼渴望：一時渴望獻出自己的全部生命。然而他什麼也沒說。他猛然想到：「過去並沒有重現；過去決不會重現。」
「樊尚！」納迪娜向站口衝去。樊尚身著戰地記者服，笑盈盈地在招手。納迪娜腳穿皺膠底鞋，擦地疾行，伸手抓住了樊尚的胳膊，站穩了腳跟：「你好！」
「旅行歸來的人們好！」樊尚樂呵呵地說。他讚歎地噓了一聲：「你穿戴多麼漂亮！」
「一位真正的太太，嗯？」納迪娜原地一旋身子說道。她身著裘皮大衣，穿著長襪和薄底淺口皮鞋，姿態高雅，而且相當富於女人魅力。
「把這給我！」樊尚奪過亨利身後拖著的一隻巨大的水手旅行包：「是具屍體？」
「五十公斤吃的東西！」亨利說，「這是納迪娜為她家提供的食物；如何把這包東西弄到伏爾泰沿河大街倒是個問題。」
「沒問題。」樊尚一副得意的神態說道。
「你偷了一部吉普車？」納迪娜問。
「我什麼也沒偷。」
他步履堅定有力地穿過站口的院子，停在一部黑色的小車前：「這車頂呱呱的，不是嗎？」
「這車是我們的？」亨利問。
「是的。呂克這下總算開心了。你說這車怎麼樣？」
「小了點。」納迪娜說。
「這可以給我們提供極大的方便。」亨利打開車門說道。他們勉強把行李塞進了小車的後部。
「你以後一定會帶我去兜風嗎？」納迪娜問道。
「你沒有瘋吧？」樊尚說，「這是部工作車。看來裝了你們這麼些東西，大家確實有點兒擠。」他坐到司機位置上，手執方向盤，車子艱難地發出轟鳴聲，終於啟動了。
「你有把握肯定會開車？」納迪娜問道。
「要是你親眼見到我那天晚上在布了雷的道路上，沒有任何照明開著吉普車猛衝的情景，你就不會無端地侮辱我了。」樊尚看了看亨利：「我把納迪娜放下，送你去報社？」
「行。《希望報》情況怎麼樣？在那個鬼地方，我連一期也沒有看到。報紙開本還是原來那麼小？」
「還是。他們又准許了兩家報紙出刊，可不給我們解決紙張；呂克比我瞭解情況，會給你匯報的。我剛剛從部隊回報社。」
「印數沒有下降嗎？」
「我想沒有。」
亨利迫不及待地要去報社。只是波爾肯定事先給車站打過電話，她知道列車沒有誤點；她准兩眼死死地盯著掛鐘，捕捉著任何聲音，焦急地等待著。等他和樊尚把納迪娜同行李送進了電梯，亨利說：
「我想了想，還是先回家。」
「可夥伴們在等著你。」樊尚說。
「告訴他們，我一小時之後就到報社。」
「那我把羅爾斯車給你留下。」樊尚說。他在狗診所前停下車子，問道：
「我把行李箱取下來？」
「就拿最小的那一隻，謝謝。」
亨利遺憾地伸手推門，不料撞倒了一隻垃圾桶，發出了聲響；女門房的狗開始狂吠起來。還不等亨利敲門，波爾便打開了：
「是你！真是你！」她撲進他的懷裡，接著往後一退：「你氣色很好；你曬得黑黑的！回來的路上沒有太累吧？」她微笑著，可嘴角有一小塊肌肉在痙攣似的抽搐。
「一點兒不累。」他把旅行箱放在長沙發上，說道，「這是給你的。」
「你真可愛！」
「打開吧。」
她打開箱子：有絲襪、鹿皮鞋、一隻女用手提包、一些布料，還有披巾、手套。他當時選擇每件物品都十分細心，而且惶惶不安，恐有不妥。現在，他真的有些失望了，因為波爾只是顯出一副激動而且隱含著寬容的神情看著，沒有動手去摸一摸，也沒有俯下身子。「你多可愛！」她重複道，說著猛地把目光轉向亨利：「你的那只旅行箱在哪裡？」
「在下面，放在車子裡。你也許已經得知，《希望報》弄到了一部小車，樊尚開車去車站接我了。」他激動地說。
「我這就給女門房打電話，讓人把你的箱子送上來。」波爾說。
「不用了。」亨利說，緊接著又補充道：「你這個月過得怎麼樣？天氣不是很糟吧？你出門走走了嗎？」
「走了走。」她含糊其辭地說，面孔僵得沒有一絲表情。
「你去看誰了？你做了些什麼？跟我談談好吧？」
「噢！這沒意思。」她說，「別談我了。」她遂接著往下說，可聲音顯得漫不經心：「你知道，你的書獲得了成功。」
「我一無所知。書真的成功了？」
「噢，當然，批評家們什麼也沒有看明白；可他們嗅出了這是一部傑作。」
「我很高興。」亨利假扮笑臉說道。他多麼想再提幾個問題，可波爾的用詞實在讓他受不了。他改變了話題：「你看過迪布勒伊夫婦了嗎？他們情況如何？」
「我匆匆見過安娜一面，她工作繁忙。」
她有口無心地答著話。可亨利多麼迫切希望能馬上重新投入自己的生活！他問道：
「你沒有把每期的《希望報》都保存下來？」
「我讀也沒讀。」
「沒有讀？」
「你這段時間沒有在報上寫文章，我有別的事要考慮。」她搜索著亨利的目光，臉上又顯出了活力：「這個月裡，我考慮得很多，我明白了許多事理。我後悔，你行前我不該對你發火，我真後悔。」
「噢！別談這些事！」他說，「首先，你從來沒有對我發過什麼火。」
「發過！」她說，「我再對你說一遍，我感到後悔。你也明白，我早就領悟到一個女人對像你這樣的男人來說，不可能就是一切。哪怕世上所有的女人都不可能意味著一切，然而我沒有真正地接受這一現實。現在，我已經準備用百分之百的寬厚之心去愛你，這是為了你，而不是為了我自己。你有你自己的事業，它應該擺在首位。」
「什麼事業？」
她終於扮出了笑臉：「我已經意識到我也許經常給你添麻煩；我也理解你渴望重新過一過獨身的生活。可你盡可放心，獨身，自由，我全部答應你。」她緊緊地盯著亨利：「我親愛的，你是自由的，你要牢記這一點。再說，你也剛剛證明了這一點，不是嗎？」
「是的。」他低聲補充了一句：「可我已經向你解釋過……」
「我記得，」她說，「但是我對你肯定地說，鑒於我內心發生的變化，你再也沒有理由要獨自搬到旅館去住。聽我說：你渴望獨立，渴望冒險，可你也想要我，對嗎？」
「當然。」
「那就留在這兒，你決不會對此感到後悔的，我向你發誓，你將發現我內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從今之後，我對你來說將是多麼輕鬆愉快。」她站起身，伸手拿起電話，「女門房的侄子馬上就把你的箱子送上來。」
亨利站了起來，向室內的便梯走去。「以後再說吧。」他心裡想。他不能剛一踏進家門就無情地折磨她。「我去洗一洗。」他說，「他們在報社等著我。我只是回家來親親你。」
「我完全理解。」她充滿柔情地說。
「她將盡一切努力向我表明我是自由人。」亨利坐進黑色小車，心裡沒好意地想。「噢！可這不會持續多久，我在她身邊呆不了多長時間。」他耿耿於懷地暗自盤算著，狠了狠心：「明天我就要著手解決這個問題。」眼下，他再也不願多想她。重新置身於巴黎，他心裡多麼歡暢！街道上，灰濛濛的，去年冬天，人們飢寒交迫，如今，他們每人終於都有了鞋穿；再說，還可以跟他們交談，為他們講話；在葡萄牙之所以那麼令人沮喪，是因為常常感覺到自己純粹是一個證人，一個對異國災難無所救助的證人。亨利下了車，親切地看了看報社大樓的門面。《希望報》情況如何？他的小說真的獲得了成功？他快步登上樓梯，隨之響起一片歡呼聲；一個條幅遮住了走廊的天花板，歡迎旅行歸來的人。他們沿牆站立，夾道歡迎，每人高舉著圓珠筆，彷彿持著利劍，齊聲高唱著一支歌曲，歌詞難以聽清，唱著什麼「薩拉查，運氣差」。只有朗貝爾不在場。為什麼？
「大家都到酒吧去！」呂克喊叫道，有力地用手一拍亨利的肩膀：「很好吧？」
「你曬得黑極了！」
「瞧瞧這雙鞋子。」
「你給我帶回了什麼報導？」
「瞧你穿的襯衫！」
他們觸摸著西裝、領帶，一個個讚歎不已，他們提了一個又一個問題，酒吧招待則一杯又一杯地斟酒。亨利也詢問著有關情況：印數確實有所下降，但報紙馬上又要以大開本出版，這樣情況就會好轉；報社曾遇到了新聞檢查方面的麻煩，不過並不嚴重。眾人對他的書都備加讚揚，他收到的讀者來信多極了；他出差期間出版的《希望報》已備一份放在他的辦公桌上；通過普萊斯頓，也許能偷偷地弄到一點紙張，那個美國佬還答應幫助出一份星期日增刊；此外，尚需討論的事情還有許許多多。一連三個晚上，亨利沒有睡上一個好覺，被這聲音，這話聲，這笑聲，這許許多多問題攪得有點暈乎乎的：既暈乎乎，又樂滋滋。現實生活如此歡樂而又緊張，卻跑到葡萄牙去尋覓早已埋葬了的、消逝了的過去，多蠢的念頭。
「我一回來高興極了。」他內心衝動地說。
「大夥兒見到你也沒有不高興。」呂克說，又補充道：「相反，大家都開始迫切需要你；我把話說在前頭，你要做的事情可多了。」
「我正巴不得。」
打字機卡卡作響，他們打著滑步，在走廊裡四散而去，爆發出陣陣笑聲：國家剛剛誕生，人們都還是零歲，他們顯得多麼年輕！亨利推開自己辦公室的門，坐到扶手椅上，內心升騰起一股老坐辦公室的人特有的歡愉。他打開《希望報》的最近幾期：常見的署名，漂亮的設計，沒有浪費一點版面。他把整個一個月的報紙一期接一期瀏覽個遍；他不在場，他們照樣幹得十分出色，這正表明了他的成功所在；《希望報》不僅僅是一場冒險的戰鬥，而且是一種十分牢固的事業；樊尚有關荷蘭的報導極為出色，朗貝爾關於集中營的文章更加精彩。毫無疑問，他們都善於用恰當的筆調：沒有一句蠢話，沒有任何謊言，也沒有一個不實之詞；《希望報》以其正直觸動了知識分子，以其生動贏得了廣大的普通讀者。惟有一點不足：塞澤納克的文章極為平庸。
「我可以進來嗎？」
朗貝爾不好意思地站在門洞處，滿臉微笑。
「當然！你躲到哪兒去了？你完全可以去車站嘛！可惡的無情種。」
「我想車上坐不下四個人。」朗貝爾一副尷尬的神情說。「還有他們那個小小的慶祝會……」他一撅嘴巴補充道，話說到半截，又吞了回去。最後又說道：「不過現在，我打擾你嗎？」
「一點也不。你坐吧。」
「旅行愉快嗎？」朗貝爾一聳肩膀，「也許別人問你已經不下二十遍了。」
「馬馬虎虎，美麗的景色，可有七百萬人食不果腹。」
「他們的衣裝挺漂亮。」朗貝爾一邊打量著亨利，一邊稱讚道，繼而微微一笑：「那兒，桔黃色的皮鞋是流行式樣？」
「桔黃色或檸檬色，可皮革都是優質的。富人應有盡有，這正是最可惡之處，我到時再跟你細說。還是先把這裡的情況跟我談談。我剛剛讀了你的文章，文章很出色，你知道。」
「簡直就像篇法語作文。」朗貝爾自嘲地說，「談談您參觀集中營的體會，寫這個題目的，我想至少不下二十人。」他臉上陡然一亮：「你知道，真正捧的是你的書；我當時累得渾身散架，我一直開車奔波，一天一夜沒合眼，可一拿起你的書，我一口氣往下讀，不讀完怎麼都安不下心來睡覺。」
「你是在討我歡心吧！」亨利說。
溢美之詞往往讓人難受，可朗貝爾確實讓他打心眼裡高興。亨利夢寐以求的正是有人這樣讀他的書：一個性急的小伙子，迫不及待地要連夜把全書讀完。僅為了這點就值得寫作；尤其是為了這一點才寫作。
「我想你讀讀評論文章會挺有興趣的。」朗貝爾說，往桌子上扔了一個黃色的大紙袋：「我也湊了點熱鬧。」
「當然，我挺有興趣，謝謝。」亨利說。
朗貝爾有點焦慮不安地看了看亨利：「你在那邊寫東西了嗎？」
「一篇報導。」
「你眼下能馬上給我們寫另一部小說嗎？」
「我一有時間就立即動筆。」
「抽點時間吧。」朗貝爾說，「我以為你不在報社這段時間……」
朗貝爾的臉霍地一紅：「你得作好防備。」
「防誰？」亨利淡然一笑，問道。
朗貝爾又猶豫了一下：「聽說迪布勒伊正焦急地等著你。千萬別上他那一套的當……」
「我或多或少已經陷進去了。」亨利說。
「那麼，趕緊擺脫出來。」
亨利微微一笑：「不。今天要繼續不參與政治，已經不可能。」
朗貝爾的臉上布上了陰云：「啊！那你是在責備我？」
「一點兒也不。我是說就我自己而言，已經不可能。我們倆的年紀可不一般大。」
「這與年紀又有什麼關係？」朗貝爾問。
「你到時就明白了。人們總是在不斷明白事理、不斷變化。」他淡然一笑：「我向你保證，我一定抽時間寫作。」
「必須這樣。」朗貝爾說。
「噢，快說，你說得那麼好聽，你跟我談的那些消息到底在什麼地方？」
「那些消息一文不值。」朗貝爾說。
「請都給我拿來，然後咱們抽個晚上一起去吃頓晚餐，我一定好好跟你談談看法。」
「那好。」朗貝爾說。他站起身，「我猜想你不願接待她吧。可那個小瑪麗-昂熱-比塞非要採訪你不可；她已經等了兩個小時，我怎麼回她的話？」
「就說我從不接受採訪，我忙得不可開交。」
朗貝爾把身後的門關好，亨利把牛皮紙袋裡的東西全倒在桌上。女秘書在鼓鼓的卷宗夾上標著：小說通訊。他猶豫了片刻。他在戰爭期間創作了這部小說，從未考慮等待它的將是何種命運，甚至也不敢肯定會有什麼命運等待著它。如今，小說問世了，人們也閱讀了；亨利也就受到了評判、議論，得到了評價，就如同他經常評判、議論他人一樣。他把剪報一一攤開，開始瀏覽起來。波爾說什麼「一舉成功」，他以為她誇大其辭；可事實如此，評論家們用的也是讚美之詞。朗貝爾顯然抱有偏心，拉舒姆也不例外，所有這些剛剛成長起來的年輕批評家對抵抗運動的作家都存有明顯的善意；不過，友人和陌生讀者熱情洋溢的來信證實了新聞界的評價。確實，即使保持清醒頭腦，也大有令人得意的地方：這些懷著激動心情寫下的文章的確激盪人心。亨利歡快地伸了伸腰。剛剛發生的這一切具有幾分神奇的色彩。兩年前，厚實的窗簾緊遮著漆成藍色的窗玻璃，他與黑暗的城市和整個地球隔斷了聯繫，他的那支筆在紙上猶豫地擺動。如今，出自他喉舌的那些很不清晰的吶喊在世間變成了一個生機勃勃的聲音；他內心秘密的運動化作了他人心田中的真理。「我本該向納迪娜好好解釋。」他心裡想，「倘若別人無關緊要的話，那就失去了寫作的意義。但是，如果說他人舉足輕重的話，那要用詞語贏得他們的友情、他們的信任，又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要聽到他自己的思想在他們心中引起反響，這談何容易。」他抬起眼睛，門開了。
「我等了整整兩個小時。」一個抱怨的聲音說，「你總可以給我一刻鐘吧。」
瑪麗-昂熱一動不動地站在他的辦公桌前：「是用於《未來》雜誌，要一大篇東西，登在頭版，並配以照片。」
「請聽著，我從不接受採訪。」
「關鍵就在這裡，這樣一來，我的採訪就價值千金了。」
亨利搖了搖頭。瑪麗-昂熱慍怒地接著說：「你總不能為了一個個人的問題而毀了我的事業吧？」
亨利微微一笑。一刻鐘的交談對她如此舉足輕重，可對他來說卻那麼微不足道！說實在的，他的心緒頗佳，真想談談自己。喜愛他作品的人中，肯定有不少希望能對作者有更深的瞭解；他願意給他們提供一點情況，目的在於使他們能真正地對他產生好感。
「行。」他說，「你需要我給你講點什麼？」
「呃，首先，你出生何處？」
「我父親是屠耳的一個藥店老闆。」
「然後呢？」她問道。
亨利遲疑了片刻；開門見山就談自己，這不太妥當。
「談吧。」瑪麗-昂熱說，「跟我談談兒童時代的一兩件往事。」
往事，他跟所有人一樣都有不少，可他覺得那些往事並不太重要，惟獨在亨利二世餐廳用的那次晚餐，那天晚上，他終於擺脫了心頭的恐懼感。
「好，這就算一件。」他說，「這幾乎無足輕重，可對我來說則是許多事情的開端。」
瑪麗-昂熱把鉛筆支在採訪本上，用一副鼓勵的神態望著他。亨利繼續說道：
「我父母之間最重要的話題，是威脅著世界的災難：紅禍、黃禍、野蠻、墮落、革命、布爾什維克主義；我把這一切總看成是恐怖的魔鬼，它們就要吞噬整個人類。那天晚上，我父親如同往昔那樣預言：革命就要爆發，文明即將墮落；我母親則一副驚駭的神情隨聲附和。我突然想到：『可不管怎麼說，最終獲勝的也還是人。』這也許不是我當時想的原話，可意思差不多。」亨利微微一笑：「那效果神奇極了，魔鬼不復存在，天底下相處的都是人。」
「然後呢？」瑪麗-昂熱追問道。
「然後嘛，自這天以後，我驅逐了魔鬼。」他說。
瑪麗-昂熱神色困惑地看了亨利一眼：
「可你的故事，它是怎麼結束的？」
「什麼故事？」
「你剛剛開始講的故事。」她不耐煩地說。
「沒有別的結尾。它已經講完了。」亨利說。
瑪麗-昂熱「啊」了一聲，緊接著以抱怨的口吻補充道：「我想要點生動別緻的東西！」
「噢！我的童年沒有任何別緻之處。」亨利說，「藥店讓我生厭，外省的生活令我煩惱。萬幸的是，我在巴黎有個叔叔，他介紹我進了《星期五》報社。」
他打住話頭。他初到巴黎的幾年，有許許多多的事情可以說，可不知從何說起。
「《星期五》是份左派報紙。」瑪麗-昂熱說，「你那時就有了左派的思想？」
「我特別恐懼右派的思想。」
「為什麼？」
亨利思慮了片刻：「我當時二十歲，雄心勃勃；正是因為這一原因我才成為民主黨人。我想成為首屈一指的人物：左派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倘若競賽一開始就有人耍了花招，那下的賭注也就失去其一切價值。」
瑪麗-昂熱在本子上刷刷直記；她看上去並不聰慧。亨利搜索一些簡明易懂的詞句：「一隻黑猩猩和人類中最低能的人之間的差別要比後者與愛因斯坦之間的差別大得多！表現自我的意識，這是一種絕對的存在。」亨利正要張口往下說，可瑪麗-昂熱搶在了他的前面：
「跟我談談你的第一步。」
「什麼第一步？」
「涉足文壇的第一步。」
「我或多或少一直都在寫點什麼。」
「《不幸的遭遇》問世時，你多大年紀？」
「二十五歲。」
「是迪布勒伊大力推薦了你吧？」
「他幫了我許多忙。」
「你是怎麼與他結識的？」
「報社派我去採訪他，可卻是他設法讓我說話；他讓我以後再去看他，我也就去了……」
「談談細節吧。」瑪麗-昂熱以抱怨的口吻說道，「你談得糟透了。」她緊緊地盯著亨利的眼睛：
「你們在一起時都交談了些什麼？」
他一聳肩膀：「什麼都談，跟普通人一樣。」
「他鼓勵你寫作了嗎？」
「是的。我一寫完《不幸的遭遇》，他就讓莫瓦納讀了，莫瓦納很快就接受了……」
「你獲得了巨大成功？」
「獲得了行家的好評。你知道，那真可笑……」
「是的，就跟我談一點可笑的事吧！」她一副誘惑的神情說道。
亨利有點猶豫。
「可笑嘛，是因為人們往往以巨大、輝煌的夢想而開始，可後來獲得了一點小小的成功，也就十分滿足了……」
瑪麗-昂熱歎息道：
「有關你其他作品的書名及其發表年月，我都有了。你是否應徵當過兵？」
「在步兵部隊，是個二等兵。我從來沒有想過當軍官。5月9日在武齊埃附近的天神山我負了傷，被送到蒙太利馬爾；9月份回到巴黎。」
「你在抵抗運動中具體做了些什麼？」
「呂克和我於1941年創辦了《希望報》。」
「可你還從事過其他活動？」
「這無關緊要，不談了。」
「那好。你最近的一部作品，你寫作的確切時間？」
「1941年和1943年期間。」
「你是否已經動筆寫別的東西了？」
「還沒有，不過我就要寫。」
「什麼？一部小說？」
「一部小說。可目前還十分模糊。」
「我聽說要辦一份雜誌？」
「是的，這是一份月刊，將由我和迪布勒伊負責，雜誌由莫瓦納出版，名叫《警覺》。」
「迪布勒伊正在創建的那個黨到底是怎樣一個黨派？」
「說來話長。」
「怎麼？」
「去找他打聽吧。」
「誰也接近不了他。」瑪麗-昂熱歎了口氣，「你們都是怪人。要我有了名氣，我一天到晚讓人來採訪。」
「那你就騰不出任何時間做事了，這樣你也就一點名氣都沒有了。現在，你該行個好，讓我工作了。」
「我還有一大堆問題要問呢！你對葡萄牙有何感受？」亨利一聳肩膀：「骯髒。」
「因為什麼？」
「因為一切。」
「你再解釋一下，我總不能就這樣簡簡單單地對讀者說：骯髒。」
「那麼，你就告訴他們薩拉查的父道主義是可恥的獨裁，美國人應該盡快把他趕下台。」亨利像連珠炮似地說道，「不幸的是，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辦到的，他就要把亞速爾群島的空軍基地賣給美國人。」
瑪麗-昂熱皺了皺眉頭，亨利補充道：「如果這讓你為難，你就別說，我馬上就要在《希望報》上披露真情。」
「不，我一定要說！」瑪麗-昂熱說。她用一副深沉的神態看了看亨利：「到底是何種內因促使你作這次旅行？」
「聽著，要在事業上出人頭地，你並不非得提一些愚蠢的問題。我再跟你說一遍，行了，你還是乖乖地走吧。」
「我需要某些小插曲。」
「我沒有什麼插曲。」
瑪麗-昂熱小步離去，亨利感到有些失望：她沒有提那些應該提的問題，他也絲毫沒有談他有必要談的事情。可說到底，他該說些什麼？「我希望我的讀者瞭解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可我自己卻沒有完全定型。」噢，再過幾天，他就要動筆投入新的創作，他一定設法系統地給自我畫個像。
他重又開始閱讀有關小說的通訊。有多少電訊和剪報需要細讀，有多少信函需要回復，又有多少需要接待！呂克已經有話在先：他要做的事多著呢。此後的幾天裡，他獨自呆在辦公室工作，只到睡覺時才回波爾處。每次他剛有點時間坐下來寫專題報導，負責編排印刷的人便來索稿，有一頁就取走一頁。過分漫長的假日之後，這樣拚命工作一陣，使他感到歡悅。他在電話中聽出了斯克利亞西納的聲音，但內心沒有激起一絲熱情。
「喂，無情無義的傢伙，你回來都四天了，還一直沒見你露面。快到巴爾扎克街的伊斯巴飯店來。」
「抱歉，我手頭有事。」
「別抱什麼歉，快來！大夥兒等著你喝杯香檳酒敘敘友情呢。」
「誰等著？」亨利歡快地問道。
「裡面有我。」響起了迪布勒伊的聲音。「還有安娜、朱利安。我有幾十件事要跟你談。您到底在忙乎什麼？您就不能從您那個洞穴裡出來一兩個小時？」
「我本打算星期六去您家。」亨利說。
「還是快點來伊斯巴吧。」
「行，我這就去。」
亨利掛上電話，微微一笑。他十分渴望再見到迪布勒伊。他拿起話筒，撥通了波爾：
「是我。迪布勒伊夫婦和斯克利亞西納在伊斯巴等著我們。是的，是伊斯巴飯店。具體什麼地方，我也不比你更清楚。我這就開車來接你。」
半小時後，他和波爾舉步踏下一條石階，石階的兩側站著衣著古怪的哥薩克人。波爾穿了一條長裙，嶄新嶄新的，看來這綠色配她確實不太相稱。
「多怪的地方。」她嘀咕道。
「跟斯克利亞西納打交道，思想上對什麼都得有所準備。」
外面，夜闌人靜、闃無聲息，以致伊斯巴飯館的豪華顯得讓人惴惴不安；彷彿就像是進入刑房之前停留的一塊邪惡之地。裝飾的四壁血紅一片，帷幔的波狀皺褶紅得像在滴血，茨岡樂手的絲綢襯衫也是殷紅的顏色。
「啊！你們終於來了！你們擺脫了他們的糾纏？」安娜問道。
「他倆倒顯得平安無事。」朱利安道。
「我們剛剛遭到了一幫記者的圍攻。」迪布勒伊說。
「那些記者一個個都武裝著照相機。」安娜補充說。
「迪布勒伊妙極了。」朱利安興高采烈，結結巴巴地說，「他說……我再也記不起他說了些什麼，反正是針鋒相對、寸步不讓。要再說幾句，他差點就要對他們動起手來了……」
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全都開了腔，惟獨斯克利亞西納在一旁發笑，流露出幾分高人一籌的神態。
「我剛才真的以為羅貝爾就要動手了呢。」安娜說。
「他回答說：我們可不是博學的猢猻。」朱利安喜形於色地說。
「我向來把自己的臉面看作私人的財產。」迪布勒伊充滿尊嚴地說。
「問題是像對您這樣的人來說，」安娜插言道，「露臉就算裸體；一旦露出您的鼻子和眼睛，那就成了裸露癖。」
「可他們卻不給真正的裸露狂拍照。」迪布勒伊說。
「這就是個過錯。」朱利安說。
「喝吧。」亨利給波爾遞去一杯伏特加酒，說道，「喝吧，我們要補喝的杯數多了。」他說罷一飲而盡，然後開口問道：「可人家是怎麼知道你們在這兒的？」
「真的，是怎麼知道的？」他們驚詫得面面相覷。
「我猜想是飯店侍應部領班打了電話。」斯克利亞西納說。
「可他不認識我們。」安娜說。
「他可認識我。」斯克利亞西納說。他咬著下嘴唇，猶如一位做了錯事當場被捉住的女人，驚慌失色，「我希望他能根據你們的身份好好為你們服務，所以我把你們是誰告訴了他。」
「哼，我看你倒好像是幹了件漂亮事似的。」亨利說。斯克利亞西納那幼稚的虛榮心一直讓他感到驚愕。
迪布勒伊哈哈大笑起來：「是他告發了我們，就是他本人！這可不是瞎編的。」他猛地朝亨利轉過身子：「旅行如何？說是度假，可傳說您所有的時間都用來做報告、搞調查。」
「噢！我總還是逛了一圈。」亨利答道。
「可讀了您寫的報導，人們反倒更想去別的地方遊逛，那可是個淒慘的國家！」
「是淒慘，可也美麗。」亨利樂呵呵地說，「淒慘尤其是對葡萄牙人而言。」
「我不知道您是否存心那麼寫的。」迪布勒伊說，「可您確實寫道，大海藍藍一片，那藍色成了一種陰森可怖的色彩。」
「有時確實這樣，可並非總是陰森可怖。」亨利淡然一笑：「您知道寫作該是怎麼回事。」
「知道。」朱利安說，「要不說真話，就必須撒謊。」
「不管怎麼說，我為歸來感到高興。」亨利說。
「可您並不著急見您的朋友？」
「著急，我迫不及待。」亨利說，「每天清晨，我都對自己說要馬上去你們家走一趟，可一轉眼又到了下半夜。」
「是的。」迪布勒伊以責備的口吻說道，「那麼，明天您得想辦法好好看住您的表，我無論如何要把一大堆事情告訴您。」他微微一笑：「我認為我們正有個良好的開端。」
「您已經開始招兵買馬了？薩瑪澤爾打定主意了？」亨利問道。
「他並不完全同意，可總能達成某種妥協。」迪布勒伊回答說。
「今天晚上不要談論正經事！」斯克利亞西納說。他向一位戴著單片眼鏡、神態傲慢的領班打了個手勢：「兩瓶烈性啤酒。」
「非要不可嗎？」亨利問道。
「他呀，是指揮人的。」斯克利亞西納雙目不離領班，說道，「自1939年以來，他消瘦多了；他過去是個上校。」
「你是這地方的常客吧？」亨利問道。
「每當我想讓自己心碎，我便來此細聽音樂。」
「比這更經濟的辦法多著哩！」朱利安說，「再說，所有人的心早就已經四碎了。」他神色茫然地下結論道。
「我的心要聽到爵士音樂才能碎。」亨利開腔道，「而你的這些茨岡人，他們反倒砸了我的腳。」
「噢！」安娜說。
「爵士音樂！」斯克利亞西納說，「我已經在《阿貝爾之子》一書上就爵士音樂發表了明確的看法。」
「您以為誰可以發表什麼明確的看法嗎？」波爾的聲音傲慢地問道。
「我不想爭辯，您到時自己讀吧，法文版很快就要問世了。」他一聳肩膀。「印數五千冊，這微不足道！對富有價值的書應該有特別措施。你的書印了多少冊？」
「呃，五千冊。」亨利回答道。
「真荒唐。你寫的終歸是一部有關德國佔領時期的書呀，像這樣的書應該印十萬冊。」
「你跟新聞部長說去好了。」亨利說。斯克利亞西納氣盛到了蠻橫的地步，令亨利感到不快；朋友之間應避免談論自己的作品，不然會讓大家都尷尬，掃了大家的興。
「我們下月就要有一本新的雜誌問世。」迪布勒伊說，「呃，為了弄到一點紙張，我跟您說實話吧，那可得費力！」
「這是因為部長不知他的職責何在。」斯克利亞西納說，「紙嘛，我可以幫他弄到。」
只要斯克利亞西納一亮開那個說教的嗓門，談論起技術方面的問題，那便滔滔不絕。在他得意洋洋、誇口要為法蘭西弄到大量紙張的同時，安娜低聲說道：「您知道，我覺得二十年來沒有任何一部書像您的作品一樣讓我動心；這……這正是經歷了這四年之後大家都渴望拜讀的一部書。它激起了我內心的情感，我激動得幾次不得不合上書，出門到街頭漫步，以讓自己平靜下來。」她霍地臉上緋紅：「說這些話時，總感到自己愚蠢，可要是不說，也同樣愚蠢；說了反正不會讓人難過的。」
「不，反而讓人高興。」亨利道。
「您觸動了許多人的心。」安娜說，「所有那些不願忘卻過去的人。」她懷著某種激動的心情補充道。亨利富於好感地朝她微微一笑；今晚，她身著蘇格蘭裙服，顯得格外年輕，而且妝化得十分得體；從某種意義上說，她看去遠比納迪娜年輕。納迪娜可從來沒有臉上緋紅的時候。
斯克利亞西納穩住了嗓門：
「這本雜誌可以成為一種十分重要的文化和行動工具；可條件是，它不能只表達某一小宗派的意圖。我認為像路易-伏朗熱這樣的人應該是你們編輯部的成員。」
「不行。」迪布勒伊說。
「知識分子一時失足，並不那麼嚴重。」斯克利亞西納說，「哪有從不出錯的知識分子？」他聲音陰鬱地補充道：「難道他必須整整一輩子承擔他過錯的重負？」
「1930年間，在蘇聯入黨，這遠不是什麼過錯。」迪布勒伊說。
「您豈敢以判官自居？」斯克利亞西納不由分說地高聲道，「您瞭解伏朗熱的原因、知道他的理由嗎？您同意您肯定都比加入您隊伍中的人強嗎？」
「我們並不在審判。」亨利說道，「我們是在表明立場，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
伏朗熱相當奸滑，並沒有真正牽扯進去；可亨利早就發誓決不與他握手言和。再說，當亨利讀了路易在自由區撰寫的文章時，他並不感到驚詫，因為自從他倆中學畢業分手後，他們幾乎由朋友變成了死敵。
斯克利亞西納一聳肩膀，像是看破了一切，然後招呼領班：「再來一瓶！」他再次偷偷地打量著那位年邁的流亡者：「那個腦袋，你們看了不震驚吧？瞧那眼皮底下的眼囊、嘴角的皺紋，全是衰老的徵兆。戰前，那張臉上還帶著傲慢；可他們那個圈子的人的怯懦、荒淫，以及他們的背叛，折磨得他不成人樣了。」
他目光呆滯地盯著那人。亨利暗忖：「這就是他的悲劇之所在。」他逃離了自己的祖國，故國的人們罵他為叛徒；他的虛榮心無疑可以從中得到解釋：他沒有祖國，孑然一身，沒有任何人為他作證。為此，他無論如何必須保證自己的名字在世界的某個地方有所表現。
「安娜！」波爾驚叫起來，「多可怕呀！」
安娜正把杯中的伏特加酒往她的香檳酒裡倒：
「這一來香檳酒就有勁兒了。」她解釋道，「嘗一嘗，味道好極了。」
波爾搖了遙頭。
「你為什麼一點兒都不喝？」安娜問道，「一喝酒，人就更開心了。」
「喝酒等於要我頭疼。」波爾答道。
朱利安哈哈大笑起來，「您讓我想起了那位年輕姑娘，那是我在蒙巴納斯街一家小旅館門前遇到的一位迷人的少女。她對我說：『噢！生活，等於要我的命……』」
「她才沒有說呢。」安娜道。
「她有可能說過。」
「不過，她言之有理。」安娜像個醉鬼似的用教訓人的口吻說道，「生活嘛，差不多等於死……」
「別說了，哎喲！」斯克利亞西納說道，「倘若您不聽，至少得讓我聽呀！」
樂隊剛剛充滿激情地奏起了《黑色的眸子》。
「咱們讓他的心去碎吧。」安娜說。
「與一顆破碎的心去搏鬥……」朱利安喃喃地說。
「你們別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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