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話音中分明含有幾分得意，真惹我生氣。我說：「給過去的事件起個什麼名稱，這毫無意義，問題的關鍵是未來。」
「正是如此，」他激動地說，「正是為了未來幸福，才必須正視現實。我感覺到這裡的人對此毫無意識。迪布勒伊跟我談什麼文學雜誌，佩隆關心的是開心的旅遊，他們好像都以為可以像戰前一樣生活。」
「那麼，上天是派您來擦亮他們的眼睛囉？」
我聲音生硬，斯克利亞西納淡然一笑：
「您會下象棋嗎？」
「很不高明。」
他繼續掛著笑容，那股學究氣早已從他臉上消失了。我們早就是知己朋友，意氣相投。我心想，他又要來向我施展斯拉夫人的魅力了，而這魅力確實起了作用。我也忍不住笑了。
「下象棋時，要是我作為旁觀者觀戰，我比棋手看得要清楚得多，哪怕我的棋藝不比他們高明，那麼，這裡情形也是如此：我是從外邊來的，所以我看得清。」
「看清什麼了？」
「死胡同。」
「什麼死胡同？」
我陡然忐忑不安地這樣問他。在很長時間裡，我們一直肩並肩生活在一起，沒有任何旁觀者；這束來自外界的目光刺得我心緒不寧。
「法國知識分子已置身於死胡同中。事情落到他們頭上了。」他帶著某種洋洋自得的神態繼續說道，「他們的藝術，他們的思想，只有在一定的文明得以保持的情況下才有其存在的意義。倘若他們想要人為地挽救這一文明，其結果必定一無所獲，他們將再也沒有任何東西賦予藝術和思想。」
「羅貝爾並非生來第一次積極從事政治。」我說，「政治活動從未妨礙他寫作。」
「不錯，1934年，迪布勒伊犧牲了許多時間投入反法西斯鬥爭。」斯克利亞西納口氣文雅地說，「可當時，他的道德觀與其文學觀似乎可以調和。」他又慍怒地接著說，「在法國，你們從未緊迫地感覺到歷史的重擔。在蘇聯，在奧地利，在德國，歷史的重擔是無法逃避的。正因為如此，比如我就不寫作。」
「您過去寫過。」
「您以為我就不夢想創作別的作品？可眼下根本顧不上。」他一聳肩膀，「只有歷史上有過那種可惡的人文主義傳統，才會面臨斯大林和希特勒而去關心什麼文化問題。顯而易見，」他繼續說，「在狄德羅１、維克多-雨果２和多列士３的故國，人們總是想像文化和政治可以攜手並進。巴黎長時間自視為雅典。雅典已經不復存在，早完蛋了。」
１狄德羅（1713∼1784）：法國啟蒙思想家、唯物主義哲學家、無神論者、文學家。
２維克多-雨果（1802∼1885）：法國作家。主要作品有《九三年》、《悲慘世界》等。
３多列士（1900∼1964）：法國共產黨前總書記，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長住莫斯科，二戰後曾任法國副總理。著有《人民之子》。
「至於歷史的緊迫感，我認為羅貝爾在這方面比您強。」
「我並不攻擊您的丈夫。」斯克利亞西納只是微微一笑，否定了我這句話的完整意義，而充其量只把它當作夫妻間感情忠誠的一種強烈表示。「實際上，」他補充說道，「我一直認為目前兩個最偉大的思想家是羅貝爾-迪布勒伊和托馬斯-曼。問題正是這樣：我之所以預言迪布勒伊必將放棄文學，是因為我堅信他頭腦清醒。」
我聳了聳肩膀。要是他想以此來奉承我，那可看錯了對象，我打心眼裡厭惡托馬斯-曼。
「羅貝爾決不會放棄寫作。」我說。
「迪布勒伊著作中的非凡之處，」斯克利亞西納說，「在於他善於把對美的執著追求與革命精神熔於一爐。他在生活中也達到了類似的平衡：他一方面組織『警覺委員會』，一方面勤於寫作。可如今的問題是，這一和諧的平衡已經不可能存在了。」
「羅貝爾一定能獲得新的平衡，請相信他。」我說。
「他必將犧牲其美的追求。」斯克利亞西納說道。他臉上閃現出喜悅，得意地問道：
「您研究過史前史嗎？」
「比下象棋強不了多少。」
「可您也許知道，壁畫和在廢墟中挖掘出來的文物表明了藝術的發展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是連續不斷的。可突然，繪畫與雕塑消失了，人們發現了數個世紀的空白，這一空白與新技術的興起恰好吻合。那麼，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紀元，由於種種不同的原因，人類必將面臨新的問題，這些問題將再也不容人類擁有自我表現的奢望。」
「類推證明不了什麼問題。」我說。
「就不這麼比方了。」斯克利亞西納耐心地說，「我以為正是由於你們親身經歷了這場戰爭，因此很難清醒地理解它的含義。一場戰爭絕不等於一個社會乃至一個世界的徹底摧毀，僅僅是摧毀的開端。科學技術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必將引起天翻地覆的變化，從而導致我們的思維方式和感知方式本身的革命：我們將很難回憶我們過去的面貌。到時，藝術和文學在我們眼裡將只不過是過了時的消遣而已。」
我搖了搖頭，斯克利亞西納激情如火，繼續說：
「噢，一旦哪一天世界的霸權掌握在蘇聯或美國的手中，法國作家的使命還會有什麼意義？到時誰也不會理解他們，甚至都不會有人再講他們的語言。」
「聽您說話的口氣，彷彿這一前景令您神往。」我說。
他一聳肩膀：「這是典型的女人之見，她們沒有能力腳踏實地和客觀地看問題。」
「就讓我們腳踏實地吧。」我說，「客觀上，絕沒有證明整個世界一定會屬於美國或蘇聯。」
「遲早會的，這是必定的。」他一揮手，止住了我的話，向我露出了斯拉夫人那漂亮的笑臉：「我理解您。解放剛剛不久，你們大家都還沉浸在歡樂之中。四年裡，你們吃了許多苦，你們認為付出的代價已經夠多了。可是，代價是永遠付不夠的。」他突然尖刻地說，直盯著我的眼睛：「您是否知道在華盛頓有一派勢力十分強大，他們執意要擴大戰役，一直打到莫斯科？用他們的觀點看，他們確有道理。美帝國主義和蘇聯極權主義如出一轍，都堅決要求無限地擴張；他們兩個國家無論如何得決一雌雄。」他的聲音變得淒涼起來，「您自以為是在慶賀德國的失敗，可實際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拉開了序幕。」
「這只是您個人的判斷。」
「我知道迪布勒伊堅信和平能夠實現，並相信歐洲也有實現這種和平的可能。」斯克利亞西納說道，繼又寬厚地一笑：「偉大的思想家也有出錯的時候，我們最終不是被斯大林所吞併，就是被美國所侵佔。」
「這樣一來，也就沒有什麼死胡同可言了。」我樂呵呵地說，「再擔心也無濟於事；那些以寫作為樂的人儘管去寫好了。」
「要是沒有任何人讀您的東西，還硬要去寫，是多麼愚蠢的遊戲啊！」
「當一切全都完蛋，也就只好玩耍愚蠢的遊戲了。」
斯克利亞西納不再作聲，接著臉上掠過一絲狡黠的微笑：「就某種局勢而言，不利的因素總歸要少一點吧。」他儼然在交心。「要是蘇聯獲勝，那沒什麼可說的，必定是文明的末日和我們所有人的末日。若是美國獲勝，那災難可能不那麼嚴重。假如我們得以把我們的某些價值觀強加給美國，得以保留我們的某些觀念，那麼也許可以寄希望於未來的人們，他們有一天會與我們的文化和傳統重新建立聯繫：但必須考慮徹底調動我們的一切可能手段。」
「別對我說什麼一旦發生衝突，您希望美國獲勝！」我說。
「不管怎麼說，歷史的發展必將導致無階級社會的產生。」斯克利亞西納說，「這只是兩三個世紀的事了。為了生活在這段時間裡的人們的幸福，我熱切地希望革命爆發在美國而不是在蘇聯統治的世界。」
「世界要是被美國統治，我似乎預感到革命將出奇地緩慢，將遲遲不能爆發。」我說。
「那您想像革命將由斯大林分子發起囉？革命，在1930年前後，它在法國確實美好。可在蘇聯，我向您擔保，革命就不那麼美好了。」他聳了聳肩膀：「你們是在給自己預備到時將驚詫莫名的荒誕事；等到了蘇聯人佔領了法國的那一天，你們準會開始明白的。不幸的是，那時就太晚了！」
「被蘇聯佔領，連您自己也不會相信吧。」
「遺憾吶！」斯克利亞西納說，繼又歎息道：「說來說去，還是算了吧，讓我們樂觀些吧，假設歐洲有它自己的良機吧，只有通過每時每刻的不懈戰鬥，才可能拯救歐洲。決不能各自只為了自己工作。」
我這下倒無言以答了。斯克利亞西納所希冀的一切，僅僅是要法國作家保持緘默，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思。他的判斷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地方，然而他那悲切的聲音引起了我內心的反響：「我們將怎麼生活？」自晚會一開始，這一問題就一直像針刺一樣，痛苦地纏繞著我。它已經出現多少個日子，多少個星期了？
斯克利亞西納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看著我：「兩者必居其一：像迪布勒伊和佩隆這樣的人要麼重新正視現實，投入到行動中去，那就需要他們全力以赴。要麼自欺欺人，硬要繼續寫作：他們的作品必定脫離現實，毫無前途。這種作品豈不就是盲目之作，只能像亞歷山大１體詩歌一樣讓人傷心？」
１亞歷山大-蒲柏（1688∼1744）：英國啟蒙運動時期古典詩人。著有詩體論文《批評論》。
遇到一個滔滔不絕地議論世界和他人，同時又不斷抬高自己的對話者，交談真是困難。我實在沒有把握不傷他，但我還是開了腔：
「將人們置於進退維谷的境地，實在徒勞無益，生活總會擺脫這種困境的。」
「在目前情況下不可能。要麼像亞歷山大城，要麼像斯巴達城邦，不戰則敗，別無選擇。眼下，還是自己多想想這些事情為好。」他帶著某種仁義補充說道：「只要事先有思想準備，犧牲就不再痛苦了。」
「我堅信羅貝爾決不會有任何犧牲。」
「我們一年後再談吧。」斯克利亞西納說，「一年以後，他要麼開小差，要麼再也不寫作。我不覺得他會開小差。」
「他永遠不會放下筆。」
斯克利亞西納臉上一亮：「賭點什麼？一瓶香檳？」
「我什麼也不賭。」
他淡然一笑：「您跟所有的女人都一個樣，非得親眼看到天上那一動不動的星星和路旁的里程碑才信。」
「您知道，」我聳了聳肩膀，反唇相譏道，「那些一動不動的星星這四年旋轉得可出奇了。」
「知道。可您還不是堅信不移，法國永遠是法國，羅貝爾-迪布勒伊永遠是羅貝爾-迪布勒伊，不然，您就會覺得自己沒救了。」
「喂，」我開心地說，「您的客觀性在我看來很靠不住。」
「我不得不站在您的立場上來理解您：您藉以反對我的只不過是主觀的信念。」斯克利亞西納說道。一絲微笑又使他那兩隻在審問似的眼睛變得熱烈起來。
「您對待事情很嚴肅，對吧？」
「因事而異。」
「有人事先就跟我說過。」他說道，「不過，我很喜歡嚴肅的女人。」
「誰跟您事先說過？」
他做了一個籠統的手勢，既包括所有人，又不指任何人：「有人唄。」
「他們跟您說了些什麼？」
「說您冷淡、嚴厲，可我不覺得。」
我緊抿雙唇，以免再提別的問題。鏡子的圈套，我有辦法戳穿。可人的目光，這令人昏眩的深潭，有誰能抵擋得住呢？我總是一身黑色，沉默寡言，也不寫作，這一切便構成了我的形象，人們有目共睹。我誰也不是。我就是我，這說來容易。可我到底是誰？到哪裡去找我？必須置身於所有大門的另一側。可若是我叩門，他們誰都不會作聲。我猛然感覺到我的面孔在焚燒著我，我真恨不得把它撕去。
「您為何不寫作？」斯克利亞西納問。
「書已經夠多了。」
「這並非是惟一的原因。」他兩隻到處搜尋的小眼睛緊緊盯著我，「事實是您不願暴露。」
「暴露什麼？」
「您表面看去十分自信，可心底卻極為怯懦。您就屬於那種因無所事事而引以為驕傲的人。」
我猛地打斷了他的話：「別枉費心機來分析我的心理狀態，我對它瞭若指掌。我是精神分析專家。」
「我知道。」他朝我微微一笑，「最近哪個晚上我們能不能一起吃頓晚餐？在這昏暗的巴黎城，我弄得暈頭轉向，誰也不認識了。」
我猛然想到：「啊，在他眼裡，我倒是長著大腿的。」我掏出記事本。我沒有任何理由拒絕。
「一起吃晚飯，」我說，「元月3日好嗎？」
「好，8點鐘在裡茨酒吧。行嗎？」
「行。」
我感到侷促不安。噢！他對我到底持何種看法，這對我來說無關緊要。每當我從他人的意識中隱約地看到自己的形象，我總少不了恐慌一陣，可持續不了多久就會消失，因為我並不介意。此時令我心緒不寧的，是我通過並非屬於我的眼睛瞥見了羅貝爾。他真的置身於死胡同？他摟著波爾的腰肢，正帶著她旋轉，另一隻手不知在空中比畫著什麼。也許他是在給她解釋時間的流逝，反正她在笑，他也在笑，不像處於危險之中。若他身處險境，他會知道的：他很少出錯，從不欺騙自己。我走到一扇窗洞裡，躲在紅色的窗簾後面。斯克利亞西納說了許多蠢話，可他也提出了某些問題，我無法輕而易舉地擺脫其纏繞。在那一個個漫長的日子裡，我迴避了一切問題。人們是多麼盼望這一時刻：解放、勝利，我要抓住這一時機，未來的事情明天再考慮總還來得及吧。可是，眼下卻考慮起了未來的事情，思忖羅貝爾會怎麼想。他的疑慮從不表現為沮喪的神情，而是化為超負荷的活動。難道這些談話、信函、電話和不知疲憊的工作並不掩蓋著某種焦慮嗎？他從不對我隱瞞什麼，可有時也暫時把某些憂慮埋在自己心底。「再說，」我痛苦地想到，「今天夜裡他還對波爾說：『大家正處於交叉路口。』」他常常這樣說，我總出於怯懦而避免賦予這些詞句真正的份量。「交叉路口」。可見在羅貝爾的眼裡，世界處於危難之中。而對我來說世界就是他：他處於危險之中。當我們手挽著手在熟悉的黑暗中穿行，沿著河畔回家時，他那滔滔不絕的話語並不足以讓我放下心來。他喝了很多，極為開心。當他一連閉門工作幾個晝夜之後，哪怕有機會出門走一走，也就成為一件了不起的壯舉。今晚的聚會經他一說，如此富於立體感，以致我彷彿看到他像個瞎子似的從中穿越了過去。他呀，簡直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我聽著他侃侃而談，可我心底卻繼續在小聲自問：戰爭期間，他充滿激情撰寫的回憶錄，至今尚未完稿，這是為什麼？莫非是個徵兆？什麼徵兆？
「不幸的波爾！對一個女人來說，被文學家所愛，這不啻是個災難。」羅貝爾常常這樣感歎。他完全相信佩隆跟他說的有關波爾的一切。
「我擔心解放會沖昏她的頭腦。」我說，「去年，她幾乎再也不作任何幻想，可現在又開始玩弄起狂熱的愛情來了，她是在單相思，是獨自在玩。」
「她費盡心機，非要讓我說時間並不存在。」羅貝爾說，接著又補充了一句：「她生活中的最美好時光已經過去了。既然現在戰爭結束了，她希望能尋回過去的時光。」
「大家都這麼希望，難道不是嗎？」我問道，彷彿覺得自己的聲音帶著喜悅。可羅貝爾卻猛地緊挽著我的胳膊。
「有什麼不順心的事嗎？」
「沒有，一切都很好。」我用輕快的口吻回答說。
「得了！得了！當你拿出貴夫人似的聲音，我就知道是什麼意思。」羅貝爾說，「我敢肯定此時此刻，你腦子裡正轉得厲害。你喝了幾杯潘趣酒？」
「肯定不如您多，再說喝了潘趣酒也無濟於事。」
「啊！你承認了！」羅貝爾得意洋洋地說，「是有什麼心事，連潘趣酒也無濟於事。到底是什麼事？」
「是斯克利亞西納。」我笑著說，「他對我解釋說法國知識分子完蛋了。」
「他巴不得這樣！」
「我知道。可他說的還是讓我發怵。」
「像你這個年紀的大姑娘，遇到一個什麼先知，還輕而易舉地受影響！斯克利亞西納，我很喜歡他，他呀，愛折騰，說胡話，不安穩，眼睛四處亂轉，可千萬不要拿他當真。」
「他說政治一定會把您吃了，您必將不再寫作。」
「你相信了？」羅貝爾樂呵呵地問。
「可您的回憶錄遲遲不完稿，這是事實。」
羅貝爾猶豫了一下：「這是特殊情況。」
「為什麼特殊？」
「在回憶錄裡，我提供了那麼多反對我的武器！」
「正是這樣作品才有其價值。」我激動地說道，「一個敢於自我暴露的人，是多麼難得啊！說到底，只要他敢這麼做，也就勝券在握了。」
「對，等他死了。」羅貝爾說道，繼而聳了聳肩膀：「可我現在又重新進入了政治生活之中，我有一大幫勁敵，等這些回憶錄發表的那一天，你想像得出他們那副高興勁兒嗎？」
「您的敵人總會找到攻擊您的武器，不是這，就是別的。」我說。
「請設想一下這些回憶錄一旦落到拉福利、拉舒姆或小郎貝爾的手中，或落到哪個記者的手中。」羅貝爾說。
羅貝爾撰寫回憶錄時，脫離了整個政治生活，不過問任何前景，斷絕了與公眾的聯繫，甚至都不知道作品是否會發表。正是這樣，他重又體驗到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無名的作者剛剛踏進文學殿堂時的那種孤獨感，在沒有方位物指點、無依無靠的情況下去冒險進取。在我看來，他從來沒有寫過比這更好的作品。我不耐煩地說：
「那麼，只要一搞政治，就再也沒有權利寫感情真摯的作品了？」
「有權利，可不能寫引起醜聞的書。」羅貝爾說，「你完全知道，在當今的世界，有許許多多的事情若非要去講，就不可能不造成醜聞。」他微微一笑：「說真的，所有有關個人的事情都可能造成醜聞。」
我們默默無言地走了幾步。「您花費了三年時間撰寫那些回憶錄，現在往抽屜裡一扔，您覺得無所謂嗎？」
「我再也不想它了。我在考慮寫另一部作品。」
「什麼作品？」
「過幾天再跟你說。」
我滿腹狐疑地打量著羅貝爾：「您覺得擠得出時間寫哪部書嗎？」
「肯定。」
「噢！我看並不那麼肯定：您根本沒有一分鐘能由您自己支配。」
「搞政治，起步最艱苦，慢慢就順利了。」
我覺得他說得過分輕鬆了，緊接著追問道：「要是不順利呢？您放棄搞那個運動還是停止寫作？」
「你知道，我一時輟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羅貝爾掛著微笑回答說，「我這一輩子粗製濫造的作品也夠多了！」
我心頭一揪：「您前幾天還說您的作品尚未完成呢。」
「我始終這麼認為，不過可以再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個月？一年？十年？」我問道。
「聽我說，」羅貝爾用商量的口吻說道，「天底下多一部書少一部書，這並不那麼重要。現在的形勢令人歡欣鼓舞，你要明白：左派是第一次手中掌握著自己的命運，也是第一次有可能聯合搞一個運動，既獨立於共產黨人，又不至於有為右派效勞的危險。決不能放過這一機會！我等了它一輩子了。」
「我呀，我倒覺得您的作品事關重大。」我說，「它帶給人們的，是某種獨一無二的東西。至於政治工作，並不是您單槍匹馬就可以擔當得了的。」
「可惟獨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搞政治。」羅貝爾快活地說，「你應該理解我：警覺委員會、抵抗運動，這很有必要，可總是處於被動狀態。今天，事關創建大業，這更有意義。」
「我完全理解，可您的作品更讓我感興趣。」
「我們向來認為不是單純為了寫作而寫作。」羅貝爾說，「在某些時刻，其他形式的行動更為迫切。」
「對您並非如此。」我說，「您首先是個作家。」
「您完全清楚這不對。」羅貝爾用責備的口氣說道，「對我來說最為重要的是革命。」
「是的。可您為革命服務的最好手段，是寫您的書。」
羅貝爾搖了搖頭：「這要因時而異。我們正處於關鍵時刻：首先必須在政治上取得勝利。」
「要是贏不了勝利，會有什麼後果？」我說，「您總不至於真的相信面臨著新的大戰的危險吧？」
「我不相信新的大戰明天就會爆發。」羅貝爾回答道，「可確實必須設法避免在世界上造成一種戰爭的形勢：一旦出現這種局勢，遲早會動手打起仗來。同時也要避免這次勝利被資本主義所利用。」他一聳肩膀：「在自得其樂地寫那些可能誰也不會去讀的書之前，必須阻止發生的事情多著呢。」
我猛地在馬路中間止住步子：「什麼？您也認為人們會對文學不感興趣！」
「毫無疑問，還有許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人們去做！」羅貝爾說。
他說得確實太輕巧了！我憤憤地說：「看您的樣子，好像無動於衷。可一個世界要是沒有文學藝術，那肯定淒慘得令人可怕。」
「不管怎麼說，目前，還有千百萬人，對他們來說，文學等於零！」羅貝爾說。
「是的。可是您總指望這一切得以改變。」
「我始終指望於此。你的看法如何？」羅貝爾說，「問題正是如此，如果世界一定要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那麼，人們必須要經歷一個幾乎顧不上文學的時期。」
我們走進了工作室，我坐在皮椅的扶手上。是的，我潘趣酒喝得太多了，四壁在我周圍旋轉。我朝二十年來羅貝爾不分晝夜伏在上面寫作的寫字檯瞥了一眼。現在，他已經年屆六旬，如果顧不上文學的階段持續很久，那他有可能無望看到這一階段結束的那一天，對此，他不該如此無動於衷。
「得了，您以為您的作品尚未完成，五分鐘前您還說就要動筆撰寫一部新書：這就意味著還有人讀您的書……」
「噢！這絕對可能。」羅貝爾說，「但必須考慮另一種可能性。」他緊挽著我，坐在皮椅上。「這另一種可能性也不像你說的那麼可怕。」他樂呵呵地補充說道，「文學是為人服務的，而人卻不是為文學而生。」
「可對您來說，那太淒慘了。」我說，「假若您不再寫作，您就不會有絲毫的歡樂。」
「我不得而知。」羅貝爾說，又淡淡一笑：「我沒有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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