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可以明白了，為什麼從古希臘到當代，對女人的指控有那麼多的共同特征。她的地位也同樣一直在經歷著表面變化，而這種地位決定了女人的所謂“特性”：她“沉迷於內在性”，她乖張，她世故和小心眼，她對事實或精確度缺乏判斷力，她沒有道德意識，她是可鄙的功利主義者，她虛偽、做作、貪圖私利，等等。所有這些都有真理的成分存在。但是我們唯一必須提到的是，這裡所說的各種行為，沒有一種是雌性荷爾蒙或女性大腦的先天結構強加給女人的：它們是由她的處境如模子一般塑造出來的。我們將根據這一觀點，努力對女人的處境做一番全面的考察。這會有某種程度的重復，但也會讓我認識到處在她的經濟、社會和歷史的整體制約下的永恆女性氣質。
有時“女性世界”被用來和男性世界相對照，但我們必須再次堅持，女人從未構成過一個封閉的、獨立的社會；她們是人類群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個群體受男性支配，她們在群體中處於從屬地位。她們的聯合只是基於她們相似這一單純事實的機械團結，但她們缺乏那種成為每個統一共同體之基礎的有機團結；在厄琉西斯神秘祭典時代和今天在俱樂部、沙龍、社會服務機構一樣，她們總是被迫聯合在一起，以建立一個相反的世界，但她始終在男性世界的框架內去建立。由此產生了她們處境的矛盾性：她們在同一時間裡既屬於男性世界，又屬於向其挑戰的領域；她們被關在這個世界，又被另一個世界包圍著，所以她們在任何地方都不得以安生。她們的溫順必須永遠和拒絕相伴，她們的拒絕又必須永遠和接受相伴。她們在這方面的態度和少女相似，但更難堅持，因為對於中老年女人，它不僅是一個通過象征夢想她的生活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在現實中把生活過到頭的問題。
女人本人也承認，這個世界就其整體而言是男性的；塑造它、統治它、至今在支配它的仍是些男人。至於她，她並不認為對它負有責任；她是劣等的、依附的，這個可以理解；她沒有上過暴力課，也從未作為主體昂首挺胸地站在群體其他成員的面前。她被封閉於她的肉體和她的家庭，所以她在這些有著人的面目的、樹立目標並建立價值的諸神面前，認為自己是被動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她是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是符合事實的。工人、黑奴和殖民地的土著人也曾被稱為長不大的孩子——只要他們沒有引起恐懼；這意味著他們要無可置疑地接受其他男人為他們制定的真理和法律。女人的命運是體面的服從。她甚至在思想中也沒有把握自己周圍的現實。它在她眼前是不透明的。
她缺乏使自己有可能支配事物的技術訓練也是事實。就她而言，她直接面對的不是事物，而是生命；生命不可能靠工具來控制：人們只能服從它的神秘法則。在女人看來，世界並不像海德格爾規定的那樣，是介於她的意志和目標之間的“工具集合體”；相反，它是進行頑固反抗的、不可征服的某物；它受制於天命，充滿了神秘的反復無常。這種把母親變成一個人的、如血紅色草莓般的神秘，是一種任何數學方式都不能使其相等的、任何機器都不能使其加速或延緩的神秘；她感到了連最精巧的機器也不能將其分割或增殖的一種連續性力量；她在自己的身體裡感到它受太陰節律的支配，隨著歲月的流逝，先是成熟，後是腐敗。廚房每天也使她學會了忍耐與被動；這裡有煉金術；一個人必須服從火與水，必須等待糖的溶解，面的發酵，還要等待所洗的東西晾干，等待水果在架子上成熟。家務活動近似於技術操作，但它們太初級、太單調，以至不可能向女人證實機械的因果律；此外，連這裡的事情也是反復無常的；有些東西等著洗，有些東西則不等著洗；有些污垢可以除掉，有些污垢則除不掉；
有些東西自己壞了，而灰塵則像植物似的迅速生長。
由於女人的意識，崇拜土地魔力的農業文明意識才得以長久存在：她相信魔力。由於她的性愛是被動的，在她看來欲望不是意志也不具有攻擊性，而是類似令魔棒下沉的一種吸引力；單是她的肉體之出現就可以讓男性的性器官勃起，隱藏的液體為什麼不應當讓這淡褐色的小棒顫動？她覺得她被波浪、輻射物、神秘的流體包圍著；她相信心靈感應、占星術、放射療法、催眠術、見神論、靈動術、千裡眼和信仰療法；她的宗教充滿了原始迷信：蠟燭，得到回答的祈禱；她相信聖徒是古代自然精神的化身：這個保護了游客，那個又保護了臨產的女人，還有一個找到了丟失的東西；而且，當然什麼怪事也不能讓她感到吃驚。她采取的是懇求和祈禱的態度；為了取得某種結果，她將會去舉行某些十分靈驗的禮儀。
很容易發現為什麼女人會墨守常規；時間沒有給她帶來任何新鮮的成分，它不是一種創造性的流動；由於她注定要重復，她認為未來只不過是過去的一種復制。如果一個人懂得這個詞和這種程式，持續的時間就會把自身和生育力聯系起來——但這本身要受月份和季節節律的支配；每次懷孕的周期，每次開花的周期，都精確地再現了以前的周期。在周期性現象的這種表演中，時間的唯一作用就是要造成緩緩的衰敗：它使家具和衣服破舊，它也毀掉了人的面容；生育力逐漸被流逝的歲月所摧殘。所以女人根本不相信這種旨在破壞的無情力量。
她不但對什麼是能改變世界面貌的真正行動一無所知，而且迷失於世界中間，仿佛處在浩瀚而模糊的星雲的中心。她對使用黨性邏輯不熟悉。司湯達認為，如為需要所迫，她能夠和男人一樣熟練地掌握它。但這是一種她幾乎沒有機會運用的工具。三段論對做好蛋黃醬或哄好哭鬧的孩子沒有一點兒幫助；邏輯推理對她所要應付的現實是完全不適宜的。由於她在男人世界上一無所為，她的思想沒有流入任何設計，和做白日夢差不多。她缺乏觀察能力，對事實真相沒有判斷力；除了空話和癡想，她什麼事都不能認真對待，這就是為什麼甚至極其矛盾的主張也不會令她感、到不安的原因；她可以毫不費力地解釋天體的奧秘，雖然無論從哪方面來講這都是她力所不能及的。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她滿足於使用極其含混的概念，把政黨、主張、地點、人物和事件攪成一鍋粥；她的頭腦裡充滿了奇怪的混亂。
但是，洞達事理畢竟不是她的事，因為她一直被教導要接受男性的權威。於是她放棄了獨立的批評、調查和判斷，把一切留給了那個優越的等級。她因而覺得男性世界仿佛是一種超越的現實，一種絕對。弗雷澤說：“男人造出眾神，女人則崇拜眾神。”男人不可能完全心悅誠服地跪在他們造出的偶像面前；但女人在遇到路邊矗立的這些偉大塑像時，則會認為它們不是用手捏造出來的，於是順從地低下了頭。她們尤其喜歡讓秩序和權利體現在領袖身上。
在每一座奧林匹斯山都有一個至高的神；神奇的男性本質必定濃縮在一個原型中，而父親、丈夫、情人只不過是它的微弱反映。說她們對這個偉大圖騰的崇拜含有性的性質，未免有點太刻薄了；但通過這種崇拜，她們將充分滿足童年時對順從地屈膝跪拜的夢想，這卻是真的。
在法國，諸如布朗熱貝當、戴高樂那樣的元帥，一向受到女人的擁戴。人們還會記得，當年在共產黨的《人道報》上，女記者們是以何等激動的筆調去贊美鐵托和他那光彩奪目的軍服的。這位元帥，這個獨裁者——他目光犀利，下巴呈方形，是所有嚴肅而有正義感的人所要的聖父，是所有價值的絕對保障者。女人的無能和無知是她們尊重英雄、尊重男性世界法律的原因；她們接受這些英雄和法律，並不是通過合理的判斷，而是憑借著信仰——而信仰之所以能夠獲得其狂熱的力量，是由於它不是知識這一事實：它是盲目的、充滿激情的、頑固的、愚蠢的；它的臆斷是無條件的、反理性的、反歷史的、不容許有任何否定的。
這種頑固的崇敬感，隨著環境的不同，可以呈現出兩種形式中的這一種或那一種：女人所熱情忠於的，或者可能是法律的內容，或者可能僅僅是它的空洞形式。如果她屬於從既定秩序中得益的特權精英，她就會希望這一秩序是不可動搖的，並且會在堅持這一欲望時格外不妥協。男人知道他可以建立不同的制度，形成另一種倫理觀念，制定新的法典；他意識到他有能力超越現存事物，他認為歷史是一種生成過程（becoming）。連最保守的男人也知道某種演變是不可避免的，認識到他必須讓自己的行動適應這種演變；但是女人沒有參與歷史，她無法理解歷史的必然性；她疑慮重重，對未來拿不准，想讓時間停止流動。如果她的父親、兄弟和丈夫所樹立的偶像被毀掉了，她不會設法移入新神，而是瘋狂地保衛舊神。
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沒有哪些南方人能比女人更維護奴隸制的了。在英國的布爾戰爭時期，在法國的公社時期，最為激昂好戰的也是女人。她們企圖用展示強烈的情感去彌補自己的惰性。隨著勝利的贏得，她們會像鬣狗似的撲向潰敗的敵軍；如果失敗，她們會斷然拒絕作出任何調停的努力。她們的想法只不過是一種姿態，所以她們在支持最為過時的事業時滿不在乎：她們在1914年可以成為正統王權的擁護者，在1953年可以成為沙皇的支持者。
男人有時會笑著鼓勵她們，因為看到他用較有分寸的詞語表達的思想在她們那裡引起了瘋狂的反映，他覺得很好玩；但是他也可能會覺得，他的思想被搞成這般愚蠢頑固的模樣，煞是令人惱火。
女人只有處在十分完整的文明和社會階級中，才會表現出這種不屈不撓的態度。一般來說，她尊重法律僅僅由於那是法律，因為她的信仰是盲目的；即使法律發生了變化，也仍會保持它的吸引力。在女人的心目中，強權即公理，因為她在男人那裡所看到的公理，有賴於他們的權力。因此，當社會崩潰時，女人最先拜倒在征服者的腳下。總之，她們接受現存事物。聽天由命是她們的顯著特征之一。龐貝城的廢墟被發掘出來時，人們注意到，那些燒焦的男人遺體保持著反抗的姿勢，蔑視著諸神或在試圖逃跑，而那些女人的遺體卻給曲成一團，臉朝著地，一副屈服的樣子。女人覺得她們無力反抗事物，無法反抗火山、警察、保護人、男人。她們說，“女人生來就是受罪的；這就是生活——能有什麼辦法！”
這種聽天由命的態度，使女人產生了常被人羨慕的忍耐。她們比男人更能忍受肉體上的痛苦；當環境需要時，她們能夠鼓起勇氣禁欲；盡管缺乏男性的有攻擊性的魯莽，許多女人仍以她們在被動反抗中表現出的頑強鎮靜而聞名。她們在面臨危機、貧困和不幸時，表現得比她們的丈夫更積極；她們尊重時間的持續性，它是倉促所不能克服的——所以她們在做事時不限定自己的時間。當她們把沉著堅韌用於一項事業時，有時會取得驚人的成功。“莫要低估女人的力量”。聽天由命在寬厚女人的身上表現為克制：她容忍一切，從不譴責任何人，因為她認為人或物都只能是現在這個樣子。自尊的女人可以把聽天由命變成一種美德，德-夏裡埃夫人就是如此。但它也引出一種無益的謹慎；女人總是想去保持、適應和安排，而不是去破壞和重建；她們寧肯妥協和調整，也不願意去革命。
在19世紀，女人是爭取工人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礙：例如弗洛拉-特裡斯坦，例如路易斯-米切爾，有多少膽小的主婦在乞求著她們的丈夫別去冒險啊！她們不僅害怕罷工、失業和貧困，她們還擔心反抗也許是錯的。可想而知，如果她們非得受苦，那麼她們寧願去受已熟悉的苦，也不願意去冒險，因為呆在家裡尚可得到點微薄福利，在馬路上要得到這些卻不那麼容易。
女人的命運同脆弱東西的命運有著密切的聯系；她們失去了這些東西就等於失去了一切。
只有自由的主體才能夠表明自己是超越時間延續性的，從而才能夠制止一切衰敗；這種最高依靠從未允許女人有過。她不相信解放的真正原因在於她從未檢驗過的自由力量；她覺得世界仿佛在受一種模糊命運的支配，反對這種命運是狂妄的。她本人沒有設計那些要她去追求的危險道路，所以很自然地，她不會熱情地投入。若是能讓未來向她開放，她就不會再去死守著過去。一旦號召婦女投入具體行動，一旦她們在設計的目標中看到自己的利益，她們就會和男人一樣大膽英勇。
女人受到指責的許多缺點，如平庸、懶惰、輕浮和奴性，只不過表明了她們的視野閉塞這一事實。據說女人是淫蕩的，沉迷於內在性之中；但首先是她一直被封閉在這裡面。後宮女奴對玫瑰蜜餞和香水浴池並沒有表現出病態的熱情：她們不得不去消磨時間。當女人被窒息於沉悶的閨房（妓院或中產階級家庭）時，她必然會遁入安寧之中；此外，如果她急切地追求性快感，那麼這往往是因為她被剝奪了性快感。由於性生活得不到滿足，由於注定要受到男性的粗暴對待，由於“被指責為男性化的丑八怪”．她便在奶油色的果汁、烈性酒和天鵝絨當中，以及在水、陽光。女朋友和年輕情人的撫摸當中求得安慰。如果男人覺得她是個“肉欲”十分強烈的人，那是因為她的處境使她極其注重她的動物本性。她的肉體要求並不比男性強烈，只不過她把抓到的一星半點加以放大而已。性快感和撕裂的痛苦一樣，是令人暈厥的即時凱旋；在瞬間的暴力當中，未來和世界都被否定了；在肉欲的火焰之外一無所有；在這飄飄欲仙的短暫時刻，女人不再感到自己是殘缺不全的、受挫的。但是，她看重這些內在的勝利，仍然只是因為內在性是她的命運。
她的輕浮和她的“骯髒的物質第一主義”有著同樣的原因；她因為沒有接近大事的任何機會而認為小事是重要的，而且對她來說，充斥於她日常生活的瑣事，往往屬於最嚴肅的實際事情。她把她的魅力、她的機遇，歸功於她的打扮、她的美麗。她常顯得懶惰、無精打來；
但對她有用的忙碌同納粹的時間流逝一樣空洞。如果她嘮嘮叨叨、粗制濫造，那是為了排遣她無所事事的時光：既然不可能行動，她就用講話替代。實際上，當女人從事一項一個人值得一干的事業時，她完全可以像男人那樣表明自己是主動的、講究效率的、沉默寡言的——
以及禁欲的。
她被指責為有奴性；據說她隨時准備拜倒在主人的腳下，吻他那只打過她的手。一般來說，她確實缺乏真正的自尊。“忠告失戀者”專欄給予受騙妻子和被遣棄情人的勸告，充滿了卑鄙屈服的精神。女人在高傲的爭吵中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盡，到頭來只是撿起了男性故意扔給她的面包屑。但是，一個把男人既當做生活的唯一手段又當做生活的唯一理由的女人，離開了男性的支持又能做什麼呢？她必然會受盡各種羞辱；奴隸不可能有人的尊嚴感；一個奴隸只要在放棄尊嚴時不是體無完膚就算可以了。
最後，如果說女人是世俗的、平庸的、基本上是功利主義的，那是因為她被迫把自己的生存奉獻給做飯和洗尿布——她無法取得一種崇高感！承擔單調重復的生活，處在無知覺的實在性之中，這是她的義務。自然女人要重復，要永無創新地重新開始，要覺得時間仿佛是漫無目的地轉來轉去。她忙忙碌碌卻永遠沒有做成什麼，所以她認同於她既有的物。這種對物的依附性是男人讓她保持的那種依附性的結果，它也解釋了她的吝嗇和貪婪。她的生活沒有目的：她的心全用於生育或料理諸如食物、衣服和住所等只不過是一種手段的物上面。這些物是動物生活與自由生存之間的次要中介。和次要手段唯一有關的價值是實用性；主婦就是生活在這種實用性的層面上，她沒有奢望自己並不僅僅是一個對家人有用的人。
但是，任何生存者都不可能滿足於次要角色，因為那樣手段會立刻變成目的（例如這種情況我們在政治家當中就可以看到），並且手段的價值會成為絕對價值。於是實用性就超乎真、美和自由之上，統治著主婦的天堂；她正是從這種前景出發展望整個世界的。也正是因為如此，她才采納了亞裡土多德的中庸至上，亦即平庸的道德觀。人們怎麼可以期望她表現得大膽、熱情、無私和崇高呢？這些品質只有在自由人奮勇地穿過開放的未來、遠遠地超越了一切既定現實時才可以出現。女人被關在廚房或閨房裡，人們卻對她的視野之狹窄表示驚訝。
她的雙翼已被剪掉，人們卻在歎息她不會飛翔。讓未來向她開放吧，那樣她將不會再被迫徘徊於現在。
同樣的矛盾也表現在，人們把她封閉在她的自我或家務活動的有限范圍裡，卻又由於她的自戀。她的自私，以及它們所引起的後果，加虛榮、沖動、惡意等，而去指責她。她被剝奪了所有與他人具體溝通的可能性；她既不能感受到團結的吸引力，也不能體驗到團結帶來的利益，因為她完全奉獻給了自己的家庭，處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中。於是，人們幾乎不可能指望她可以超越自己，朝著一般性的福利邁進。她固守於她所熟悉的那個領域，她在那裡能夠控制一些物件，並且在它們中間擁有一種靠不住的主權。
然而，即使門窗緊關著，女人在家也不完全會有安全感。她的家被那她敬而遠之、不敢貿然闖入的男性世界包圍著。正因為她不能用專門的技術、合理的邏輯、確定的知識去把握這個世界，她才像個孩子或野蠻人似的感到自已被危險的神秘籠罩著。她把她的關於現實的魔幻概念投射到那個男性世界；她覺得事情的發展過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不過任何事又都可能發生；她分不清楚可能與不可能之間的界線，她隨時准備相信任何事，管它是什麼事呢！
她聽信傳謠，制造恐慌。她即使平安無事也會感到焦慮不安；她夜裡似睡非睡，被托入惡夢中的現實攪得徹夜難眠；所以對被判為被動的女人來說，高深莫測的未來在受著戰爭、革命、饑荒和貧困的幽靈的纏擾；她不能行動，很是煩惱。她的丈夫和兒子從事事業或面對緊急情況時，都敢於冒險；他們的計劃，他們所遵循的規則，指明了穿越黑暗的可靠道路。但女人卻在困惑和黑暗中掙扎；她對此習以為常，因為她什麼也沒有做；在她的想像中一切都同樣可能成為現實：列車可能出軌，手術可能出差錯，生意可能失敗。她在憂思中努力驅趕她自己是軟弱無力的這個邪念。
她的焦慮表明了她對現存世界的不信任。如果它仿佛是危險的，隨時都有崩潰的可能，那是因為她生活在裡面是不幸的。她’大部分時間並不順從於聽天由命的態度；她十分清楚，她所忍受的一切都違背了她的意願：就此而論，她是一個求教無門的女人。她不敢貿然反抗；
她屈從不是出於情願；她的態度是怨無憂人。凡是能夠得到女人信任的人（醫生、教士、社會工作者），都知道她們習慣彈唱的調子就是抱怨。在朋友們中間，女人反復訴說她自己的煩惱，而女人們則像合唱隊似的全在那裡抱怨命運的不公正，抱怨世界，抱怨所有的男人。
自由的個人對於他的失敗只責備他自己，他為失敗承擔責任；但女人的一切都是通過他人代理發生的，因而這些人就要對她的災難負責。她極度絕望，放棄了所有的補救辦法；向一味抱怨的女人提出解決辦法是無濟於事的：她什麼也不會接受。正如她所做的那樣，她堅持生活在她的處境裡——就是說，生活在一種軟弱無能的憤怒狀態中。如果提議作出某種改變，她就會把手一揮說：“那可是孤注一擲啊！”她知道她的煩惱要比她在托詞中所說的嚴重，她也意識到，要擺脫煩惱不能只采取某種權宜之計。她認為整個世界都有責任，因為創造它沒有她的份兒，而且是為了反對她；她從少女乃至童年時代起，就對她的地位提出抗議。她得到過補償的許諾，她得到過保證，說假如她讓男人掌握她的命運，就會得到百倍的回報——而她現在感到受騙了。她要控告整個男性世界。怨恨是依附的反面：當一個人把一切都送出去時，這個人永遠不可能得到足夠的回報。
然而女人也不得不對男性世界懷有某種敬意；如果她完全處於對立地位，就會覺得有無家可歸的危險。於是她采納了善惡對立說的主張——把善和惡清清楚楚地分開，她的主婦經驗也是這樣暗示的。一個行動者和別人一樣，要對善和惡兩者負責，他知道他確立了目標，並將其付諸實現；他通過行動意識到所有的答案都具有歧義性；正義與非正義，得與失都是糾纏不清地混在一起的。但一個被動的人卻缺乏這種行動，甚至在思想中也不願意提出倫理問題：善應當實現，若實現不了，肯定是有人做了壞事，那些做壞事的人應當受到懲罰。女人和孩子一樣，也把善和惡簡單想像成既共存又分離的存在物；她的這種善惡對立說消除了她作出困難選擇時的焦慮，使她心安理得。要在惡和小惡之間作出抉擇，非得自己來確定什麼是失敗、什麼是勝利不可——這一切包含著極大風險。對於這個信奉善惡對立說的人來說，好麥子和莠草的界線截然分明，人們只能除掉莠草；灰塵本身應當受到懲罰，清潔意味著完全不髒；使房子清潔就是清除污垢和垃圾。
所以女人會認為，“這全是猶太人的罪過”，或全是共濟會的罪過，或全是布爾什維克的罪過，或全是政府的罪過；她永遠反對某人某事。在反對德賴弗斯的人當中，女人甚至比男人還不留情。她們並不是總能知道什麼地方可能會存在惡的本原，但她們期望“好政府”能夠像她們清掃房子裡的灰塵那樣把它給清除掉。對於熱情擁戴戴高樂的人來說，戴高樂就是清掃大王；她們認為他會拿著雞毛撣和抹布用力擦洗，使法國變得“清潔美麗”。
但是這些希望僅僅是針對無法確定的未來。眼下惡仍在不斷地侵蝕著善；女人既然無法下手攻擊猶太人、共濟會和布爾什維克，就只好到處找個能夠負責的人來，以便可以具體地發洩她的義憤。丈夫是她最喜歡挑選的犧牲品。他是男性世界的體現者，男性世界通過他對她進行管理和欺騙。他以世界為己任，如果出了什麼差錯，這是他的罪過。他晚上回家時，她向他抱怨孩子。店主、生活費用、她的風濕病、天氣，想讓他也覺得這些該譴責。她對他常懷有一種特別的不滿；但他有罪首先因為他是一個男人。他很可能有病在身，有他自己的心事（“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他擁有她常感到不公正的特權。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她對丈夫或情人所懷有的敵意，倒使她依戀於他，而不是疏遠於他。一個男人若是開始憎惡妻子或情婦便想離開她，但女人卻想讓她所根的男人呆在她身邊，以便能讓他付給報酬。反唇相譏不是為了擺脫不幸，而是為了沉迷於不幸；妻子的最大安慰是裝扮成殉道者。生活、男人都把她征服了：她要反敗為勝。這就是為什麼她要像小時候那樣讓自己痛痛快快地大哭大鬧的原因。
當然，女人好哭的癖性基本上是由於她的生活是建立在無力反抗這一事實上的；不過這種看法無疑也是正確的：從生理學上來看，她的神經控制力不那麼如男人，她受的教育也會讓她毫不猶豫地自我放縱。教育或習俗的這一影響的確很明顯，例如以前像本傑明-貢斯當和狄德羅那樣的男人，就常常淚如泉湧，而後來男人不再流淚是因為他們覺得這種做法過時了。但最重要的是，由於女人從未真誠地接受過這個世界，她隨時准備對它采取一種受挫的態度。男人的確在接受這個世界，甚至連不幸也不會改變他的態度，他將正視它，將不讓自己“投降”；但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讓女人想到世界對她的敵意，命運對她的不公正。於是她急忙退到她最可靠的庇護所：她自己。她面頰上所掛著的淚痕，所哭紅的眼睛，不是她為悲痛所傷害的靈魂的明顯表現又是什麼？眼淚滴在她皮膚上是涼的，流在她舌頭上是略有鹹味的。同時它也是一種雖辛酸猶溫柔的撫慰；她的面容在這溫柔的流動下閃閃發光。眼淚既是哀怨也是安慰，既是熱情的撫慰也是冷靜的撫慰。眼淚是女人最有效的托辭；它像突如其來的狂風，如陣陣發作的台風，似四月的冰雹，讓女人變成哀怨的泉水，暴風驟雨的天空。她的眼睛什麼也看不見，霧朦朦的；它們看不見了，消失在雨水中；她看不見了，回到了自然物的被動狀態。人們希望她能夠被征服，但她卻自己掉進了失敗的泥潭中；
她像塊石頭似的往下沉，她被淹沒了，她難倒了正在注視她的男人，他束手無策，猶如在瀑布面前。他認為這種表演不公平；但她則認為這場斗爭從一開始就不公平，因為她手裡從未有過別的有效的武器。她想再度求助於魔術咒語。而實際上，她的哭泣激怒了男人，這使她更有理由大哭一場。
每當眼淚不足以表現她的反抗，她就會大發脾氣，這種東拉西拉的冒犯竟然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今男人更加慚愧。在某些圈子，丈夫可能真的打上妻子幾拳；在另外一些因子，正因為他是強者和他的拳頭是有效武器，所以他才不願意訴諸暴力。但是女人和孩子一樣沉溺於象征性的爆發：她可以撲到男人身上，拳打腳踢，又抓又撓，但這只不過是一種姿態。然而最重要的是，她要通過神經危機的啞劇，來表現她實際上無法實現的反抗。除了生理上原因，她對痙攣表現出的敏感性還有別的原因：痙攣是能量的一種內在釋放，而這種能量向外指入環境時，無法對任何客體發生作用；這是處境所引起的各種消極力量的一種釋放。母親和孩子在一起時很少產生神經危機，因為她可以懲罰他們，打罵他們；寧可說，由於沒有真正的權力，女人和成年兒子、丈夫或請人在一起時，才會對暴跳如雷讓步。托爾斯泰夫人的歇斯底裡吵鬧是耐人尋味的；無疑她在不想理解她的丈夫方面犯了很大錯誤，從她的日記來看，她似乎是心胸狹窄的、感覺遲鈍的、虛情假意的，遠不是一個可愛的人物。但不管她是對還是錯，都不會改變她的可怕處境。她的一生除了在不斷的指責中，在婚姻的擁抱中，在母性義務、孤獨，以及丈夫所強加給她的生活方式中鼓起勇氣，什麼也沒有做。每當托爾斯泰的新命令加劇了沖突，她就會在他的敵意面前束手無策，只能用軟弱無力的意願去反對這種敵意；她大發脾氣，戲劇性地加以拒絕——假裝自殺，假裝逃走，假裝生病等等，這些使她周圍的那些人感到不快，也使她自己精疲力竭。很難看出她還可能有別的任何出路，因為她既沒有正面理由隱瞞她的反抗情緒，又沒有表達這種情緒的有效方式。
若是女人達到了反抗的終點，那麼只有一條出路還在向她開放——這就是自殺。但女人采取這種方式似乎不如男人那麼常見。在這方面統計數字的意義是非常不明確的。自殺身亡的男人比女人更常見，但試圖結束自己生命的女人更常見。這也許是因為女人很可能滿足於做戲：她們常常假裝毀滅自我，而不是真需要這麼做。這部分也是因為通常采取的殘酷手段是令人厭惡的，女人幾乎從不使用刃器和火器去自殺。她們極可能淹死自己，如歐菲麗亞，以表明女人和水有密切關系，仿佛在水裡，在平靜的黑暗中，生命可以被動地解體。總之，我們在這裡又一次看到我已強調過的那種曖昧性：女人並不真想放棄她所厭惡的東西。她假裝要斷絕關系，但最後還是和給她造成不幸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假裝要離開給她造成傷害的生活，但自殺身亡的情形比較少見。她對明確的解決方式本來就不感興趣。她對男人、對生活、對她的處境表示抗議，但是沒有成功地加以擺脫。
女性行為的許多方面都應當解釋為抗議的形式。我們已經看到，女人欺騙她的丈夫常常是為了挑釁，而不是為了快活；她可能由於他是個有條不紊和精打細算的人，而故意粗心大意和浪費揮霍。討厭女人的人指責女人總是遲到，認為她缺乏時間觀念；但是就我們所見，實際上她能夠把自己調適得完全符合時間要求。她遲到是有意安排的。有些賣弄風情的女人認為，她們這樣刺激男人的欲望，可以讓她們的出現得到更高的評價；但是在讓男人等幾分鍾時，女人最想表明的是對那種長期等待（她的生活）的抗議。
在某種意義上，她的整個生存都在等待，因為她被束縛於內在性和偶然性的裡比多之內，因為她對她生存正當性的證實掌握在別人的手中。她在等待男人的效忠和認可，她在等待愛情，她在等待丈夫或情人的感激與誇獎。她等待給她的支持，這種支持來自男人；不論她掌管支票簿，還是每周或每月只從丈夫那裡領取一次零用錢，只要她想有錢付給雜貨商或買件新衣服，丈夫就必須去領取工資或得到加薪。她在等待男人露面，因為她在經濟上的依附性使她任他處理；她在男性生活中只是一個因素，而男人卻是她的整個生存。丈夫在家外有他的職業，妻子不得不長期忍受他不在家的孤獨；情人盡管可能很熱情，可是還得由他根據他的義務來決定他們的會面和分手。在床上，她在等待男性的欲望，在等待（有時是焦急地等待）她自己的快感。
她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在情人安排約會時姍姍來遲，就是不善於遵守丈夫指定的時間；
她以這種方式來維護她工作的重要性，來堅持她的獨立性；她在那一會兒變成了主要的主體，別人要被動地服從她的意志。但這是些怯懦的報復嘗試；不管她可能讓男人等多久，她都永遠無法補償她在觀察和期望中，在等待男性的美妙快感中所耗費的無限時間。
雖然女人承認男人有包羅萬象的最高權力，崇拜他的偶像，但一般來說，她必然一步一步地爭奪他的統治權。所以有名的“愛唱反調”，成了人們經常指責她的理由。她沒有任何的獨立范圍，不可能以她自己的絕對真理和價值，去反對男性所維護並支持的真理和價值，她只能拒絕接受它們。她的否定究竟在多大程度是徹底的，取決於尊重和怨恨在她的本性中所占的比例。但實際上，她知道男性體系中的各種缺陷，因而會毫不猶豫地予以揭露。
女人從未把握過男人世界，因為她們的體驗沒有教會她們使用邏輯和技術；反之，男性裝備在女性王國的邊界上也失去了效力。在人類的體驗中，有一整塊地方被男性故意忽視了，因為他無法去思考它：這就是女人經歷的體驗。把圖紙設計得十分精確的工程師，在家裡像個小神：只要一句話，看呀，飯就給端上來了，襯衣就給漿好了，孩子就安靜下來了；生育是一揮而就的行為，猶如摩西揮舞魔杖一般；他對這些奇跡沒有任何驚訝之感。奇跡這個概念和魔力這個概念是有區別的：奇跡，在具有合理因果關系的世界中間，代表無原因事件的極端不連續性，在它面前，思想武器被碰得粉碎；而魔力現象則是由隱蔽力量統一起來的，這種力量的連續性可以為一個溫柔的頭腦所接受，卻不可以為它所理解。剛出生的孩子，對父親這個小神來說是一個奇跡，對經歷了孩子在子宮裡的發育期的母親來說，卻是一個魔力。
男人的體驗是清晰的，但被空白中斷；女人的體驗在它自身的范圍內，是神秘的、模糊的，但又是完整的。這種模糊使她感到沉重；在男性同她的關系中，他仿佛是輕松的，他有獨裁者、將軍、法官、官僚、法典和抽象原則那般輕松。當主婦聳聳肩膀說：“男人嘛，他們才不去想呢！”時，她這句話的含義是沒有疑問的。女人也同樣說：“男人嘛，他們才不懂呢，他們不了解生命。”女人把輕薄而礙事的雄蜂的象征，同有關祈禱螳螂的神話做了一番比較。
從這一角度來看，女人反對男性的邏輯是可以理解的。男性的推理不僅對她的體驗是不適宜的，而且在他的手中變成了陰險力量的一種形式；男人所發表的無可爭辯的意見是想給她造成混亂，其目的是讓她處於兩難境地：或者你同意，或者你不同意。
出於對整個公理體系的尊重，她應當同意；如果她不肯同意，就否決了這整個的體系。但她不可能貿然走得很遠；她缺乏用另一種形式重構社會的手段。可是她又不能原封不動地接受它。她處於要反抗和受奴役的半途中，只好勉強服從男性的權威。他在每一個場合下，都要強迫她接受她半心半意屈服所造成的後果。男人追求這個人面獸身的女怪，追求這個半是奴隸半是自由人的伙伴：他在讓她屈服於他的同時，還想強迫她信服一個論點，但她知道，他進行嚴密推理的前提是他本人已經選好了的。只要她避免對這些前提提出質疑，他就很容易讓她啞口無言；盡管如此，他還是不能做到讓她心悅誠服，因為她覺察到了他的獨斷專橫。
於是他會惱羞成怒，指責她固不可徹，沒有邏輯性；但是她不肯按照規矩去下賭注，因為她知道骰子已經給灌上鉛了。
女人並非真的相信真理和男人所宣稱的不一樣；她寧肯認為根本就沒有固定不變的真理。不僅僅是生命的變化性質才使她懷疑永恆的同一性原則，也不僅僅是寵罩著的魔力現象才破壞了因果關系觀念。而是在男性世界本身的本質當中，在作為這個世界一員的她本身當中，她發現所有的原則、所有的價值、所有的存在物，其意義都是不明確的。她知道男性的道德觀念一旦涉及到她就會變成大騙局。男人把貞操和正派行為的規范喊得震天價響，但私下裡卻邀請她去違犯這一規范，甚至在期待這樣的違犯；如果沒有這種規范，他借以藏身的富麗堂皇的牌坊就會倒塌。
男人很樂意把黑格爾的觀點作為權威予以接受；根據這一觀點，公民在使自身向普遍性超越的過程中，將獲得道德上的尊嚴，但作為一個私人（a private intividual），他擁有實現欲望和快活的權利。既然如此，他同女人的關系就處在一個偶然性的范圍裡，道德觀念不再適用，品行是一個無關宏旨的問題。他同其他男人的關系總是涉及到價值問題；在大家完全公認的法律下面，他在其他自由行動者面前也是一個自由行動者；但是和女人在一起時（她就是為了這個目的才被造出來的），他拋棄了生存責任，沉溺於他的en-soi 〔自在]的，或固定不變的、較低級的本性之中，將自己置於非真實性的層面上。這時他的表現是專制的、虐待狂的、強暴的，或者幼稚的、被虐狂的、愛發牢騷的；他試圖滿足他的魔念和忽發的奇想；他由於在公共生活中得到了權利，而“悠閒自在”，“無拘無束”。
他的妻子——和泰麗莎-德斯凱魯斯一樣，常常對他在公共場合的高調言行同“他私下不屈不撓搞的新花樣”有天壤之別，感到不勝驚訝。他提倡高出生率，但是他又很在行，決不隨便要孩子。他贊美貞潔忠實的妻子，但是他又勾引鄰居的妻子，讓她犯通奸罪。我們已經看到，當法國每年有100萬婦女被男人置於要墮胎的境遇時，男人是何等虛偽地宣判墮胎是犯罪；往往是丈夫或情人要求這樣解決；而且他們還常常心照不宣地假定，如果有必要，就動用這個法子。他們公開期望女人能自覺自願地對罪行感到內疚：她的“不道德”，是被男人尊重的道德社會保持和諧所必需的。
這種口是心非的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男性對娼妓的態度，因為是他的需求造成了這種供應。我已經說過，妓女們是以何等厭惡和懷疑的態度，去看待這些道貌岸然的先生們的。
他們譴責一般的罪惡，卻縱容自己的個人邪念；他們還認為，靠出賣肉體生活的女孩子是墮落的、放蕩的，而利用她們的男性則不是。有一件軼事將有助於說明這種心理狀態。在19．20世紀之交，警察在一個妓院發現了兩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在審訊取證時，這兩個女孩子提到了她們的嫖客，他們是一些顯赫人物，其中一個女孩子還要說出名字。法官立刻制止說：
“不許你玷污一個體面男子的名字！”一個被授予勳級榮譽軍團稱號的紳士，在奪走小女孩的處女貞操時，仍是一個體面人；他有弱點，可弱點誰沒有呢？而小女孩沒有進入這個世界的道德王國的野心——她不是地方長官，也不是將軍或偉大的法國人，她只不過是一個小女孩，她把她的道德價值圈在性的偶然性的王國裡：她是墮落的、腐敗的、邪惡的，只配送進感化院。
在許多情況下，只要不玷污他的崇高形象，男人在女人的默許下可以干些使她名譽掃地的壞事。她不完全懂得這些微妙之處；她只認識到男人並不按照他所宣布的那些原則行事，而且還要她違背這些原則；他口是心非，所以她也逢場作戲。她會是一個貞潔忠實的妻子——並會偷偷地屈服於他的欲望；她會是一個令人羨慕的母親，但她也會小心地實行節育，如有必要就去墮胎。男人在正式場合反對她——這是此等游戲的規律，但背後卻又感激她的“水性楊花”，感激她的不育。
女人扮演了那些要是讓抓住就會被行刑隊處決、要是成功就會腰纏萬貫的間諜角色；她要承擔男人的種種不道德：不但是妓女，而且所有的女人都被當做通往陽光明媚的、有良好衛生條件的、住著體面人的大廈下面的陰溝。所以，當有人向這些女人談起尊嚴、榮譽、忠誠之類完全屬於男性的崇高美德時，如果她們不想“談下去”，這是不會令人驚訝的。有德性的男性指責她們自私、做戲、撒謊時，她們尤其報以辛辣的嘲笑。她們十分清楚，沒有任何別的出路前她們開放。男人在涉及金錢和成功時也是“自私的”，但他在工作中有得到它們的手段。女人被分派擔任的是寄生者角色——而每一個寄生者都是剝削者。為了獲得人的尊嚴，為了吃飯和享受生活，為了生育，女人需要男性；正是通過性的服務，她才得到了這些利益；
由於受到這種功能的束縛，她完全變成了使用工具。
至於說謊，除非賣淫，在她和她的保護人之間不存在直言不諱的商業交易問題。男人甚至要求做戲：她希望成為他者；但一切生存者都是主體，都想根據自己的意願克制自己。男人希望女人成為客體：她讓自己變成了客體，她只是在這樣做的那一刻才發揮了自由的主動性。這是她的最初背叛；連最溫順、最被動的人也仍然是一個有意識的人；有時，她在委身於他時，還在觀察他、評價他，這種情況會讓他感到受愚弄；她應當只是一個貢品，只是一個獵物。不過他還要求這個“物”是自願把自己交給他的：在床上他要她感到快感；在家裡她必須真心實意地承認他的優越地位和他的長處。於是她在服從時假裝獨立，雖然別的時候她也主動表演被動角色的喜劇。她撒謊是為了控制每天供給她面包的男人；吵架和流淚，心蕩神移的愛，神經症的危險，這全是假的，所以她撒謊也是為了逃避她因自身利益而予以接受的專制。他鼓勵她假裝奉迎他的傲慢與虛榮；她反過來也用異化力量去反對他。這樣她便報復了他，而這無疑是甜密的，因為她用欺騙他滿足了她自己的欲望，享受到了嘲弄他的快樂。當妻子和高級妓女假裝她們其實並沒有感到的心蕩神移時，她們在撒謊；後來和情人或女友在一起時，她們取笑受她們捉弄的人是何等地幼稚與虛偽。“他們不但把事情搞得一團糟，還期望我們精疲力竭以顯示快感”，她們怨恨地說。
這種說法很像僕人們在自己呆的地方對主人說長道短時的說法。女人也有這樣的毛病，因為她也是父權壓迫的受害者；她也采取玩世不恭的態度，因為她徹頭徹尾地觀察了男人，就像貼身僕人似的。但是顯然，女人的特性沒有一種可以證明她的本質或意願原本就是墮落的：它們是處境的反映。“強權之下，處處有異化，”傅立葉說，“禁令和走私是不可分的，在愛情當中和在貿易當中都是如此。”男人是如此清楚地知道女人的缺陷是她的處境的表現，以至他們急於保持兩性等級制度，慫恿他們的伙伴只具備讓他們蔑視的特性。無疑丈夫或情人會被和他一起生活的那個特定女人的缺陷所激怒，可是當他們贊美一般女性勉力時，又認為這種魅力同它的缺陷是不可分的。如果女人不是背信棄義的、輕浮的、怯懦的、懶惰的，她便失去了誘惑力。
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海爾茂解釋說，當一個男人寬恕一個脆弱女人的幼稚過錯時，他是感到多麼強大、公正、善解人意和寬宏大量啊。同樣在伯恩斯坦的劇作中，丈夫們（作者和他們是通好氣的）也是被偷偷摸摸的、心懷鬼胎的、與人私通的妻子感動得熱淚盈眶；他們渴望俯視她，以鮮明表現自己的男性特長。如我們所見，美國的種族主義者和法國的殖民主義者也都希望黑人是偷偷摸摸的、懶惰的、撒謊的：這正好證明他一錢不值；這會把公正置於壓迫者這一邊；如果黑人堅持要做正派誠實的人，他就會被視為“壞演員”。這麼一來，女人的缺陷，由於她並不想克服，相反要把它們變成一種裝飾，而愈發被誇大了。
女人不接受邏輯原理，也不承認道德規范，對自然法則持懷疑態度，所以她對一般存在缺乏判斷力：在她看來，世界仿佛是各種特殊情況的大雜燴。這可能是她寧肯相信鄰居的閒言碎語，也不願意相信科學解釋的原因。無疑她是尊重印好了的書的，但這種尊重卻表現為她看書時走馬觀花，不能領略書中的含義；另一方面，她在排隊或在車廂上所聽到的某個素不相識的人講的奇聞軼事，卻立刻具有壓倒性的權威。在她的范圍內一切都是有魔力的；在此之外，一切也都是神秘的。她不熟悉判斷是非的標准；只有直接的經驗——她自己的經驗，或經過再三強調的別人的經驗，才是令人信服的。至於她自己的自我，她覺得她是一個特殊的情況，因為她被隔絕在家中，不能主動接觸其他女人；她總是期望命運和男人能給她帶來額外的利益。她非常相信她的直覺，而不是相信普遍有效的推理；她很願意認為這種直覺來自於上帝，或來自於某種模糊的世界精神；對於某種不幸或意外，她冷靜地想道：“我是不會發生這種事的。”相反，對於利益，她卻認為“我是個例外”，所以寧可說她在期待得到額外的利益。售貨員會在價錢上給她打折扣，警察會讓她沒有通行證也可以通過；她學會了過高估計自己微笑的價值，而且從未有人告訴過她所有的女人都會微笑。並不是她認為自己比鄰居特別：她不做這種比較。基於同樣理由，經驗極少向她證明她是怎麼錯的：她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但從未從中得出有效的結論。
這也指出了女人未能建成一個穩固的、可以向男性挑戰的相反的世界的原因；她們時常抱怨普通的男人，她們講述臥室裡或分娩時發生的事情，她們交換算命天宮圖和美容秘方。
但她們又缺乏建設這個可供她們發洩怨恨的世界所必需的堅定信念；她們對男人的態度極為矛盾。無疑他是一個孩子、一個單薄而脆弱的軀體，他是一個笨蛋、一個討厭的雄蜂、一個卑鄙的暴君、一個愛虛榮的自私之徒；但他也是一個解放她們的英雄，一個賦予她們以價值的神。他的欲望是粗鄙的欲望，他的擁抱是可恥的義務；不過他那烈火一般的熱情和男性力量，又仿佛是開天辟地的力量。當女人欣喜若狂地說“他真是個男子漢”時，她立刻喚起了她所贊美的那個男人的性活力和社會影響力。在性和社會這兩個領域中，他都顯示了優越的創造力；她不能想像他是一個大藝術家、大商人、將軍、領袖，而又不是一個性能力很強的情人，所以他的社會成功，一向有著性的吸引力；反之，她很快就會認為那個滿足她欲望的男人是個天才。
我們還必須附帶地指出，她因此會去恢復一種男性神話。對於勞倫斯，就像對於許多其他人，男性生殖器既代表生命活力又代表人的超越力。所以女人能在床第之樂當中看到同世界精神的交流。她在對男人的神秘崇拜中，由於極其得意而失去了自我，同時也重新找到了自我。這種矛盾因人們的性能力的多樣性而很容易得到解釋。他們中間的有些人（她通過日常生活知道他們的性無能是偶然的），是人的卑鄙化身；另一些人則讓男人的偉岸達到高峰。
但是女人甚至能夠鼓勵將這兩種人合二為一。一個正在和她認為出眾的男人相愛的少女寫道：
“如果我有名氣，R．肯定會娶我，因為他的虛榮心將得到滿足；他會趾高氣揚地讓我挽著他的胳膊出去散步。”然而她卻在瘋狂地崇拜他。在女人的心目中，同一個人完全可能是吝嗇的、卑鄙的、愛虛榮的、可笑的，然而又是一個神；這些神畢竟是有弱點的。一個人若是作為一個自由人，若是因他的人性被愛，就會受到極其挑剔而又苛求的對待，這種態度其實是真正熱情的另一面；而一個順從跪在她的男性面前的女人，則完全可能自豪地知道該如何“操縱”與“對付”他；她百般奉承他的“軟弱的一面”，不讓他失去威望。這證明她並不關心他在實際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個人人格；她盲目崇拜她的偶像也同樣有的一般化本質。男性氣質是一種神聖的光輝，一種既定的、不變的價值，盡管掌握這一價值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它仍然可以被感受到；他不斤斤計較；相反女人卻嫉妒他的特權地位，通過在各方面不懷好意地表現出勝他一籌來尋求快樂。
女人對男人情感的這種曖昧性，在她對她自己和對世界的一般態度中也可以發現。禁煙她的那個領域被男性世界包圍著，但又受到把男人本身當做玩物的模糊力量的纏擾；如果她和這魔力聯合起來，那麼會輪到她走向權力。社會把自然變成了奴隸，但自然也在支配社會。
精神在生命之外燃燒起來，但當生命不再支持精神時，它就會停止燃燒。這種替女人辯護的含糊其辭的說法，是在花園裡比在城市裡，在疾病中比在思想中，在生育時比在革命時更可以發現的真理；她努力重建巴霍芬所夢想的大地統治，母親統治，以便不顧次要者身份而重新變成主要者。但是當她也是一個具有超越力的生存者的時候，她卻只有通過美化那個束縛她的領域——賦予它一種超越度（a yranscendentdemension），才能夠讓它具有價值。男人生活在一個協調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一個可以包容在思想裡的現實。女人則在勉強對付一種有魔力的、蔑視思想的現實，通過沒有真實內容的思想去逃避它。她不是接受自己的生存，而是在虛無飄渺中對自己的命運這個純粹的理念苦思冥想；她不是去行動，而是在想像的王國中樹立自己的形象：就是說，她不是去推理，而是去夢想。所以實際上她既是“自然的”，也是人為的，既是實實在在的，也是虛無飄渺的。她的生活在洗涮壇壇罐罐中度過，卻是一部輝煌的小說；她是男人。的附庸，卻自以為是他的偶像；她在肉體上蒙受恥辱，卻把一切：
獻給了愛情。由於只配知道生活中偶然發生的事情，她變成了耽於空想的祭司。
這種曖昧性還明顯在女人對待自己身體的方式上。它是個負擔：它在為物種的服務當中，在每月流一次的血當中，在被動的多育當中被消耗掉了，對她來說，它不是把握世界的純粹工具，而是不透明的自然存在；它不是快樂的源泉，而是造成了難以忍受的痛苦；它潛伏著危險：女人覺得在受她“內部”的威脅。它是個“歇斯底裡的”身體，因為內分泌液與控制肌肉、內髒的神經系統和交感神經系統有密切聯系。女人拒絕為她身體所呈現出的反應負責；
在抽泣、嘔吐和激動時，它逃脫了她的控制，從而背叛了她；它是她最熟悉的真實，但也是她處處要遮掩的真實。不過它又是她光榮的替身；她在鏡子裡看到它時覺得眼花繚亂；它是幸福的希望，藝術的佳作，活著的雕像；她塑造它，崇拜它，炫耀它。當她對鏡子裡的自我微笑時，她忘記了她肉體的偶然性；她的形象在愛的擁抱中，在母性義務中被破壞了。但是當她呆呆地看著自己的時候，她常常對自己既是個女主角又是個肉體感到驚訝。
自然也同樣送給她雙重面目，它既供給湯鍋，又刺激神秘的顯露。當女人變成主婦和母親時，她放棄了在田野和森林漫步的自由，更喜歡安靜地種她的菜園，把養好的花插到花瓶裡：可是她依然被月光日落弄得神魂顛倒。在大地的動物和植物當中，她首先看到了食物和裝飾物；但是她也在它們那裡看到了一種高貴的、有魔力的生命液在流動。生命不僅僅是內在的、重復的，它也有令人眩目的光明的一面；它在鮮花盛開的草地上被揭示為美。由於子宮的生育力同自然是協調的，女人也被它那和煦的春風掠過，這春風就是精神。她在某種程度上仍不滿意，她和少女一樣也有一種未實現和不確定的感覺，在朝著無邊無際地平線無限伸展的道路的盡頭，她的靈魂也變得看不見了。她雖然在受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和她的家庭的奴役，她卻仍舊欣喜若狂地發現自己在那山坡上是唯一的、主權的；她不再是母親、妻子和主婦，而是一個人；當她凝視被動的世界時，她想到自己完全是一個有意識的人，一個具有最起碼自由的人；在神秘的流水和起伏的山峰面前，男性的至高地位逐漸消失了。她穿過荒原，把手浸過溪流，這時她不是為別人而是為她自己活著。任何一個經歷了種種奴役而仍保持獨立的女人，都會熱愛她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自由。其他女人則只會從那裡找到典雅、極樂的借口；她們在黃昏時，會徘徊於著涼危險和靈魂狂喜之間。
這種對肉體的世界和對“詩”的世界的雙重忠誠，限定了女人或多或少所直言不諱地去堅持的形而上學和智慧。她盡力把生命與超越結合起來，這就是說，她不接受笛卡爾哲學和它的形式邏輯以及所有的相關學說。她所熟悉的自然主義，和斯多噶學派或16世紀新柏拉圖主義者所信奉的自然主義相似。毫不奇怪，以納瓦爾的瑪格麗特為代表的女人，將要接受一種既是十分唯物的又是十分唯心的哲學。如我們所見，女人在社會上信奉善惡對立說，在本體論上深感需要成為樂觀主義者——她必須相信，事物的本性總的來說是趨於善的。行動的道德規范對她不適宜，因為她沒有行動的可能；她因此受既定存在的支配：而這個既定存在因此又必須是善；但是，一個善若是如斯賓諾莎的善那樣是靠推理認識到的，或是如萊布尼茨的善那樣是靠計算認識到的，便不可能與她相干。
她所渴求的善，是一種充滿生機的、她只要活著就可以被置於其中的和諧。和諧這個概念是女性世界的關鍵之一；它意味著一種固定的完美，意味著直接證明取決於整體同時又取決於對整體的被動參與的每一種成分，其存在都是正當的。於是女人在一個和諧的世界上，得到了男人將通過行動所追求的東西：她和世界相互噴合在一起，她為它所必需，她為取得善的勝利同它合作。在那些被女人視為啟示的時刻，她們發現自己同一個靜止的、自我滿足的現實是一致的：那是弗吉尼亞-沃爾芙（在《達洛維夫人》和《到燈塔去》中）和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在她整個的作品中），作為最高報償賜予女主人公的幸福時刻。那種存在於自由波濤的快樂是為男人保留的；女人所體驗到的是一種恬靜的、充滿快意的充實感。可以理解，只有平靜狀態才能夠在她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價值，因為女人通常生活在拒絕、怨恨和苛求的緊張氣氛中；她不可能因為享受到一個美好的下午或涼爽的傍晚而受到指責。但要在這裡尋求隱蔽的世界靈魂卻是妄想。不應當把善看做某種存在物：世界不是和諧的，而且任何個體在它那裡都不占主要地位。
倒是有一種證明生存正當性的方式，一種最高的補償，是社會一向習慣於賜予女人的，那就是宗教。必須有一個為女人准備的宗教，猶如必須有一個為普通人准備的宗教，而且兩者完全出於同樣的理由。當強迫一個性別或一個階級處於內在性狀態時，就必須為它提供一個進行某種超越的海市蜃樓。男人讓上帝批准了他寫的法典，他擁有很大的優勢；既然男人對女人行使的是最高權力，這個權力被上帝授予就是特別榮幸的了。對於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教徒來說，除了別的，還有根據神授的權利，男人是主人；所以對最高主宰的敬畏會壓抑被蹂躪的女性所產生出的任何反抗沖動。人們可以指望她輕信。女人對男性世界采取了尊重和信任的態度：她覺得天國裡的上帝比內閣大臣還要遙遠，創世的神秘和發電站的神秘相似。但如果女人非常情願信奉宗教，那首先是因為它滿足了一種極度的需要。
在甚至提倡女人自由的現代文明中，宗教似乎不那麼是壓抑的工具，而是一種欺騙的工具。與其說要女人以上帝名義去接受她的劣等地位，不如說要她相信，多虧有了上帝她才和高貴的男性處於平等的地位；甚至反抗的誘惑也為關於不公正已被克服的斷言所制止。女人不再被否認有超越性，因為她要把自己的內在性奉獻給上帝。靈魂的價值只有在天國才能衡量，並不依它們在人間的成就而定。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說，在這個世界只有職業不同的問題：擦皮鞋或建橋梁全都是空的；在社會歧視之上和之外，兩性平等被恢復了。這是小女孩和少女成為比她們兄弟更為狂熱的信徒的原因；上帝的眼光超越了男孩子的超越，這使他蒙受羞辱：他在這強大的監護下將永遠是個孩子；這是比他父親的存在所預示的閹割更為嚴重的圍割。但是這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若是女性，她便會從這種眼光中得到拯救，變成天使的姐妹。這會取消陰莖優勢。真誠的信仰在避免自卑情緒方面對小女孩很有幫助：她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上帝的造物。
因此我們發現，許多偉大的女聖徒具有完全屬於男性的堅定性：聖-布裡契特（St．Bridget）和錫耶那的聖-卡特琳，都傲慢地宣稱要稱霸世界；她們不承認任何男性權威。卡特琳甚至很嚴厲地給她的神父下命令；冉-達克和聖-泰麗莎在征途中表現出的剛毅，為任何男人所望塵莫及。教會對此回答說，上帝沒有批准女人擺脫男性的監護；她已把否決赦免和否決革除教門的強大武器專門置於男人的掌握之中；冉-達克執著地忠實於她的夢想，於是被燒死在火刑柱上。
雖然女人所服從的法律是男人根據上帝本人的意志制定的，她仍然從上帝那裡獲得了有力的庇護以躲避他們。男性的邏輯被神聖的奧秘駁倒了；男人的自尊變成了罪孽，他們為此進行的煽動是荒謬的、有罪的：為什麼要重塑上帝親手創造出的世界？強加給女人的被動性變得神聖不可侵犯了。她在聖火旁邊祈禱著，知道自己比在政治集會上游來蕩去的丈夫離天國更近。拯救她的靈魂不需要做任何事，只要順從地活著就夠了。生前與精神的綜合完成了：
母親不僅生了一個肉體，她還為上帝生了一個靈魂；這項工作比洞察原子的無用秘密更偉大。
在聖父的默許下，女人可以無視男人，勇敢地要求得到她那女性的光榮。
這樣，上帝便不但恢復了一般女性的地位，而且每一個女人都可以從這位神聖的、漫不經心的唯一者那裡得到特殊的支持。她作為一個人幾乎沒有影響，但是一旦以聖靈的名義行動，她的願望就是神聖的了。居榮夫人說，她懂得了（這和一個修女生病有關）“該用聖經指揮些什麼，該用聖經服從些什麼”；信徒就是這樣用謙卑的服從掩飾了她的權威。當她撫養孩子時，當她管理修女院時，當她組織慈善團體時，她只是超自然手中的工具；她不可能違抗、不可能冒犯上帝本人。無疑男人也同樣不能藐視這種支持；但是他們和別的男人打交道時這種支持並不太可靠，因為別的男人也會理直氣壯地要求得到這種支持，所以這樣的沖突只能用人的准則來加以解決。女人則祈求於神的旨意，專橫地為她在別人（這些人已經屬於她）
心目中的權威辯護，為她在自己心目中的權威辯護。如果她在她和上帝之間找到了這種真正有用的合作，這首先是因為她完全被她與自我的關系所占據——即便是這種關系影響了其他關系；因為在這種純屬內心的單獨討論中，上帝的沉默可以具有法律力量。
實際上，女人把宗教當做滿足自己欲望的口實。她是一個性冷淡、被虐狂、虐待狂嗎？
她以放棄肉體，以扮演殉道者，以撲滅周圍的每一種生命沖動，來取得神聖性。她摧殘、消滅自己，以此來獲得上帝選民的某種資格；當她折磨丈夫和孩子，完全拒絕給予他們世俗幸福的時候，她准備在天堂為他們選擇一個位置。據虔誠的傳記作者認為，科特納的瑪格麗特之所以虐待後代，是由於她錯誤地要“懲罰她自己以往的罪孽”；她只有喂飽了所有的流浪漢之後，才去喂自己的孩子。如我們所見，對不想要的孩子采取仇視態度是很常見的：這真是天賜良機（一點兒也不誇張），借此可以向他表達正當的憤怒之情。對她來說，水性楊花的女人很容易和上帝一起商量事情；虔誠的女人則得到明天將會赦免她罪過的保證，這常有助於她克服今天的良心自責。
不論她選擇的是禁欲還是縱欲，自尊還是謙卑，對自我拯救的關心都使她屈服於她最喜歡的快樂，即自我關注。她傾聽她心髒的跳動，她注意她肉體的顫動，她的生存被在她心中存在的慈悲上帝證明是正當的，正如孕婦的生存被胎兒證明是正當的。她不但時常出神地審視自己，而且還向懺悔神父報告自己的情況；以前她甚至對當眾懺悔感到無限喜悅。人們在談到科特納的瑪格麗特時說，為了懲罰自己的片刻空虛，她站在陽台上像個正在生孩子的女人似的開始大喊大叫：“來吧，科特納的百姓們，拿著蠟燭和燈籠來吧，出來聽聽這個罪人說的話吧！”她列舉自己的種種罪過，向群星宣洩自己滿腔的哀怨。她通過這謙卑的吵鬧，滿足了對常在自戀女人身上表現出的裸露癖的需要。宗教准許女人自愛（Self－love）；它給她帶來了她夢寐以求的導師、父親。情人、神聖的監護人；它滿足了她的白日夢，充實了她空虛的時間。但最主要的是，它通過讓她對無性別的天國裡有個更美好未來的希望，進一步鞏固了社會秩序，證明她聽天由命是有道理的。這就是女人到今天仍然是教會手中的一張有力王牌的原因；這也是教會對可能有助於婦女解放的一切措施特別懷有敵意的原因。必須有為女人准備的宗教；同時也必須有讓宗教不朽的女人，這就是“真正的女人”。
顯然，女人的“特性”——她的信念，她的價值，她的智慧，她的道德，她的情趣，她的行為，應當由她的處境來解釋。否認她具有超越性，通常會使她無法具備人類最崇高的品質：英雄主義、反抗精神、大公無私、想像力和創造力；但這些品質即使在男性當中也不是太常見。有許多男人和女人一樣，也被束縛在一個中介性和工具性的范圍裡，被束縛在次要手段的范圍裡。工人通過政治行動逃出了這個范圍，他表達了革命的意願；但所謂的“中等”階級的男人，卻有意讓自己留在這個范圍裡。雇員、辦公室職員和商人，注定要和女人一樣重復日常的繁雜事務，認同於現成價值，尊重公眾輿論，追求世俗的、無價值而又含糊的安逸，所以他們並不比和他們相隨的女性優越。女人在烹飪、洗涮、持家和撫養孩子當中所表現出的獨創性和獨立性，要比唯命是從的男人更大。他長期以來整天都要服從他的上司，穿著白領衣服，保持著他的社會地位；她則可以穿著隨便，在公寓附近閒逛，唱歌，和鄰居說說笑笑；她為所欲為，極少有風險，總想一帆風順地取得某些結果。她不像丈夫那樣，生活在必須經常注意外表的氣氛中。
卡夫卡寫道，除了別的，辦公室世界還是個繁文縟節、充滿荒唐姿態和無目的行為的世界，它基本上是男性的。女人更熟知現實；當辦公室職員畫完表格，或把沙丁魚罐頭折算成錢的時候，他除了抽象物什麼也沒有掌握。在搖籃裡被喂養的嬰兒，干淨的台布，烤肉，始終是更有形的資產；然而正因為她在追求這些目標時感到了它們的（因而也感到了她自己的）
偶然性，女人才往往並不把自己等同於它們，她仍然有留給自己的東西。男人的事業既是設計也是逃避：他讓自己為職業和“門面”所窒息；他經常妄自尊大，自以為了不起。女人反對男人的邏輯和道德，她不會掉進這些陷阱，司湯達就對此頗感興趣。她沒有用自尊心去庇護自己，以逃避她含糊的地位；她也沒有用人的尊嚴這個假面具去掩飾自己；她更坦率地暴露了她的散漫思想，她的情感，她的本能反應。所以，只要她不以丈夫的忠實“妻子”身份講話，她不論為自己辯解些什麼，所說的都不會像她丈夫那麼令人討厭。他討論所謂的一般觀念——這就是說，他在報紙專欄和技術著作中找到的詞語、公式，她則揭示有限但卻具體的經驗。
眾所周知的“女性敏感性”，是從神話派生出來的某種特性，是從假托派生出來的某種特性；但它也是事實，因為女人比男人更注意她自己，更注意這個世界。她的性生活處在粗野的男性氛圍中，所以作為補償，她有一種對“美好事物”的癖好，這可能引起過分的做作，但也可能產生真正的優美。由於她的范圍有限，她無法達到的目標就顯得異常珍貴；她不認為它們同概念或設計有什麼密切的聯系，她僅僅是要展示它們的壯觀。她的逃避意志表現為她對喜慶的熱愛：一束鮮花，一塊蛋糕，一張擺放得體的桌子，其微力雖然無用卻令她深深陶醉；她喜歡把空虛的閒暇變成慷慨的奉獻。她愛笑，愛唱，愛裝飾物，愛小玩藝兒，她准備接受周圍令她激動的一切：街市的風光，天空的景致。一次邀請，一次傍晚的外出，都會為她開辟新的視野。男人往往拒絕參與此類樂事；他回家時那快樂的聲音便消失了，女人的確做出了他期望於她們的那種無聊而適度的姿態。
女人從孤獨與隔絕的深處，悟出了她生活的個人意義。她對過去、死亡、時間的流逝，有著比男人更深切的感受；她對她心靈的、她肉體的、她思想的冒險懷有濃厚的興趣，因為她知道這是她在人間所擁有的一切。而且，基於她是被動的這一事實，她對淹沒她的現實的體驗，比專注子抱負和職業的人更熱情、更動人；她有閒暇，並且也喜歡放縱自己的情感，琢磨自己的感覺，闡明其意義。當她的想像不再沉迷於空洞的夢想時，她會變得富有同情心：
她試圖把他人作為單個的人加以理解，並認為他們與自己是同一的；她和丈夫或情人在一起時，可以使這種同一性徹底實現：她以某種他所不能模仿的方式，把他的設計和心事都變成了她自己的。
她就是這樣急切地關注著整個世界；在她看來世界仿佛是一個謎，每一個人，每一樣物都可能是謎底；她急切問他和它。當她變老時，她破滅了的希望變成了熱嘲冷諷和常讓人感到辛辣的憤世嫉俗；她不願意受男人神秘舉止的愚弄，她從男性建成的雄偉建築中看到了偶然的、荒謬的、不必要的一面。她的依附性不允許采取超然態度，但是，從那口強迫她自我犧牲的井中，有時她也能夠汲取真正的慷慨。她忘我地支持她的丈夫、她的情人。她的孩子；
她不再考慮自己，她是純粹的禮物，純粹的貢品。她無法完全適應男人的社會，常一時興起，發明出她自己的行為模式；她無法從現成的形式和陳詞濫調中得到完全滿足；她懷著世界最美好的意願對它們憂心忡忡，這種憂慮較之她丈夫自以為是的保證更接近真理。
但是，她只有在拒絕受他欺騙的條件下，才會在男性面前擁有這些優勢。在上層階級，女人是她們主人的熱情幫凶，因為她們隨時准備獲得既得利益。我們已經看到，中產階級的上層婦女和貴族婦女，始終比她們的丈夫更頑固地捍衛本階級的利益，毫不猶豫地准備徹底犧牲掉她們作為一個人的獨立性。她們壓抑一切思想，一切批判性判斷，一切本能沖動；她們對公認的見解隨聲附會，人雲亦雲，她們把理想同男性法典強加給她們的貨色混為一談；
真誠在她們心中完全泯滅，甚至在她們臉上也消失殆盡。主婦在工作中重獲了某種獨立，得到了一種有限但具體的經驗；但是，如果女人的工作是靠僕人完成的，她就不會對世界有任何把握；她將會生活在夢想和抽象中，生活在真空中。她不理解她所說的觀念的意義；她在討論中使用的詞完全失去了本意。金融家和工業巨頭，有時甚至還有軍界領袖，都懂得艱辛和謹慎，他們都能承擔風險；他們通過不正當交易購買特權，但至少他們自己也付出了代價。
然而他們的妻子在交易中卻什麼也沒有付出，什麼也沒有做，就得到了她們得到的一切；所以她們才如此盲目地相信她們的權利是不可廢除的。她們那愚蠢的傲慢，她們那徹底的無能，她們那頑固的無知，使她們變成了人類有史以來所產生的最無用、最不足取的人物。
這樣看來，談及一般的“女人”，同談及“永恆的”男人一樣荒唐可笑。我們要知道，旨在證明女人優於或劣於或平等於男人的種種比較之所以愚蠢，就是因為他們的處境極其不同。
如果比較這些處境而不是比較這些處境中的人，我們就會清楚看到男人的處境是十分可取的；
這就是說，他在世界上有更多的機遇去運用他的自由。其結果必然是男性的成就要遠遠超過女人的成就，因為女人實際上被禁止做任何事。並且，在男女各自的范圍內比較他們對自由的運用，這也許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嘗試，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恰恰是要自由地運用自由。在各種形式下，極其嚴重的欺詐與欺騙的陷阱——不真誠的誘惑，同樣多地在等待著男女兩性；
兩者都有完全的精神自由。但是，單單由於實際上女人的自由仍然是抽象的、空洞的，她便只能在反抗中運用自由，這是沒有機會做任何建設性事情的人們所面臨的唯一出路。他們必須抵制他們處境的種種限制，努力開辟未來的道路。聽天由命只能意味著退讓和逃避，對女人來說，除了謀求自身解放，別無它途。
這種解放必須是集體的，它首先要完成女人經濟地位的演變。然而，過去和現在都有女人想通過個人努力去謀求個人的拯救。她們想在內在性當中證明她們生存的正當性——亦即想在內在性的范圍之內實現超越。我們在自戀者、情婦和修女的身上將要看到的，正是受禁煙的女人作出的這種最終想把牢獄變成光榮天堂的努力。這種努力有時是可笑的，但常常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