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三五年，命運意外地為備受女性冷落的邦斯復了仇，賜給了他一根俗語所說的老人枴杖。這位生下來就是個小老頭兒的老人在友情中獲得了人生的依靠，他成了親，社會也只允許他這樁婚姻：他娶了一個男人，這人跟他一樣，也是一個老頭兒，一位音樂家。
要不是已有了拉封登的那篇神妙的寓言，這篇草就之作本可以《兩個朋友》為題。可是，這豈不是對文學的侵犯，是任何真正的作家都會迴避的褻瀆行為？我們的寓言家的那篇傑作，既是他靈魂的自白，也是他夢幻的記錄，自然擁有永久佔有那個題目的特權。詩人在榜額刻下了《兩個朋友》這四個大字的那部名篇是一筆神聖的財產，是一座聖殿，只要印刷術存在，世世代代的人們都會虔誠地步入這座殿堂，全世界的人都會前來瞻仰。
邦斯的朋友是位鋼琴老師，他的生活及習慣與邦斯的是如此和諧，以致他不禁大發感慨，說與邦斯相見恨晚，因為直到一八三四年，他們才在一家寄宿學校的頒獎儀式上初次謀面。在違抗上帝的意志，發源於人間天堂的人海中，也許從來沒有過如此相像的兩個生靈。沒過多少時間，這兩個音樂家便變得誰也離不開誰。他們彼此都很信任，一個星期之內就像兩個親兄弟一般。總之，施穆克簡直不相信世上竟還會有一個邦斯，邦斯也想不到世上還會有一個施穆克。
對這兩個老實人，這番描述恐怕已經足夠了，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聰明人都欣賞簡明扼要的概括。對那些不肯輕信的人們，實在有必要再略作一番說明。
這位鋼琴家，像所有鋼琴家一樣，也是一個德國人，如偉大的李斯特和偉大的門德爾松是德國人，施泰貝爾特是德國人，莫扎特和杜塞克是德國人，邁耶是德國人，德勒是德國人，塔爾貝格是德國人，德賴肖克，希勒，利奧波德-梅耶，克拉默，齊默爾曼和卡爾克佈雷納是德國人，又如赫爾茲，沃埃茲，卡爾，沃爾夫，皮克西斯，克拉拉-維克，這一個個也都是德國人一樣。施穆克雖說是個大作曲家，但是，一個天才要在音樂上有不凡表現，必須要有膽略，而他的脾性卻與這種膽氣相斥，所以，他只能當一個演奏家。
許多德國人都不能保持天真的天性，到時便就枯竭了；若上了一定年紀，他們身上還剩有幾分天真的話，那麼就像人們從河渠中引水一樣，那幾分天真準是從他們青春的源泉中汲取的；而且他們總是利用這點天真，消除人們對他們的疑惑，為他們在科學、藝術或金錢等各方面獲得成功提供便利。在法國，某些狡猾的傢伙則以巴黎市儈的愚笨來取代德國人的這種天真。可是，施穆克則完全保留了兒時的天真，就像邦斯無意中在身上保存下了帝政時代的遺跡。這位真正的德國貴人既是演員又是觀眾，他演奏音樂讓自己欣賞。他住在巴黎，就像一隻夜鶯棲在林中，二十年來一直是獨自歌唱，直到遇到了邦斯，發現了另一個他。
邦斯和施穆克一樣，他們的內心和天性中都有著德國人表現特別明顯的那種神經兮兮的孩子氣，比如特別愛花，愛自然效果，迷到把一隻隻大瓶子插在自己花園裡，把眼前的風景微縮成小小的景觀來欣賞；又如那種凡事都要探個究竟的脾性，它往往使一個日耳曼學者不惜綁著護腿套，跋涉數百里，去查尋一個事實，可那個事實明明就伏在院子素馨花下的井沿上，拿他當傻瓜譏笑；還如他們對任何微不足道的創造都非要賦予精神意義，因而產生了讓—保爾-裡克特的那些無法解釋的作品，霍夫曼的那些印製成冊的胡話，以及德國圍繞那些再也簡單不過的問題用書修築的護欄，那些簡簡單單的問題被鑽成不可測知的深淵，可那底下，準是個德國人在作怪。
他們倆都是天主教徒，兩人一起去望彌撒，履行宗教義務，而且都和孩子一樣，從來沒有什麼要向懺悔師說的。他們堅定不移地認為，音樂這一天國語言之於思想與感情，就像思想與感情之於說話，他們因此而以音樂進行相互交流，就這方面的問題進行不盡的交談，就像戀人那樣，以向自己表明，心中是充滿信念的。
施穆克有多麼心不在焉，邦斯也就有多麼專注留神。如果說邦斯是個收藏家，那麼施穆克就是夢幻家；後者鑽研精神之美，前者則搶救物質之美。邦斯細細打量著一隻瓷杯想要購買，施穆克則動手擤起鼻涕，想著羅西尼、貝利尼、貝多芬、莫扎特的某一動機，在感情的世界裡尋找何處有可能是這一樂句的本源或重複。施穆克操理錢財總是那麼漫不經心，而邦斯則因嗜癖染身而大肆揮霍，最終兩人都落得個同樣的結局：每年的最後一天，錢袋裡總是空無一文。
若沒有這份友情，邦斯恐怕早已憂鬱而死；可一旦有了傾訴衷腸的對象，他的日子也就勉強能過了。他第一次把內心的痛楚往施穆克心中傾倒時，那位善良的德國人便勸他，與其付出那麼大的代價到別人家去吃那幾頓飯，還不如搬來跟他一起生活，跟他一起吃麵包，吃奶酪。可惜邦斯沒有勇氣對施穆克實說，他這人的心和胃是對頭，心受不了的，胃卻能感到舒坦，他無論如何得有一頓好飯吃，就像一個風流男子總得有一個情婦……調調情。
施穆克是個地地道道的德國人，不像法國人那樣具有快速的觀察能力，所以日子長了，他才瞭解了邦斯，並因此而對他多了幾分憐愛。要讓友情牢固，最好是兩個朋友中的一位自以為比另一位高一等。當施穆克發現他的朋友食慾那麼強，不禁喜在心頭，直搓雙手，要是天使看到他這種表情，恐怕也無可指責。果然，第二天，善良的德國人便親自去買了好吃的，把午餐辦得豐盛些，而且打這之後，每天都想方設法讓他的朋友嘗到新的東西，因為自從他們結合以後，兩人總是在家吃午飯。
千萬不要錯看了巴黎，想像這兩個朋友逃脫了巴黎的譏諷，巴黎可是向來對什麼都不留情面的。施穆克和邦斯把他們的財富和苦難全都合在了一起，進而想到要節儉地過日子，兩人乾脆一起合住，於是便在馬萊區僻靜的諾曼底街的一座清靜的房子裡租了一套住房，共同承擔房租。由於他們經常一起出門，兩人肩並肩地老在那幾條大街上走，居民區裡那些逛馬路的閒人便給他們起了一個綽號：一對榛子鉗。有了這個綽號，倒省了我在這兒來描寫施穆克的長相了，他之於邦斯，恰如梵蒂岡的那尊著名的尼俄柏慈母像之於立在神殿的維納斯像。
那幢房子的門房茜博太太是這對榛子鉗家庭運作的軸心；不過，她在這兩位老人最終遭受的生命悲劇中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還是等到她出場的時候再對她作一描寫為好。
有關這兩個老人的心境還有待說明的一點，恰正是最難讓一八四七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讀者理解的東西，其原因恐怕是鐵路的修建促使金融有了驚人的大發展。這事情雖然不大，但卻很說明問題，因為這可以讓人對這兩顆心靈過分敏感的境況有個印象。
讓我們借用一下鐵路的形象加以說明，哪怕算是鐵路當初借我們的錢，現在作為償還吧。今天，當列車在鐵軌上飛速行駛時往往把那些十分細小的沙礫碾得粉碎。要是把這些旅客看不見的細沙塵吹到他們的腎臟裡，那他們便會患最可怕的腎結石病，劇疼難忍，最後死亡。那麼，對我們這個以列車的速度在鐵道上飛馳的社會來說，它根本不經意的那種看不見的沙塵似的東西，那種被不斷吹進那兩個生靈的纖維組織中的沙塵，無時不在使他們的心臟經受結石病似的侵蝕。
他們倆的心腸特別軟，看不得別人痛苦，往往為自己無力救助而悲傷。至於對自己經受的痛苦，他們更是敏感得到了病態的地步。年老也罷，巴黎上演的連續不斷的悲劇也罷，都沒有使這兩顆天真純潔、年輕的心變硬。他們倆越活下去，內心的痛苦越劇烈。可憐那些貞潔的人，那些冷靜的思想家和那些從沒有極端行為的真正的詩人，都是如此。
自從這兩位老人結合以來，他們做的事情差不多都很相似，漸漸形成了巴黎拉出租馬車的馬兒特有的那種情同手足的風格。
無論春秋還是冬夏，他們都在早上七點鐘光景起床，用完早餐，便分頭去他們的學校授課，需要時也互相代課。中午時分，如有排練需要他，邦斯便去他的戲院，其他的空閒時間，他便全用來逛馬路。然後，到了晚上，他們倆又在戲院相聚，是邦斯把施穆克安插進戲院的，下面是事情的來龍去脈。
邦斯認識施穆克的時候，剛剛得到了一柄指揮無名作曲家的元帥權杖，一支樂隊指揮棒！這個位置他並沒有去求，而是當時的大臣博比諾伯爵賜給他這個可憐的音樂家的。原來那個時候，這位七月革命的資產階級英雄動用了特權，把一家戲院許給了他的一位朋友，這是個暴發戶見了臉紅的朋友。那一天，伯爵坐馬車，在巴黎城碰巧瞥見了他年輕時代的一位老相交，看他一副狼狽不堪的樣子，身著一件褪得說不清什麼顏色的禮服，腳上連鞋套也沒有，像是忙著在探幾筆大生意做，可惜資本承受不了。
這個朋友原是個跑生意的，名叫戈迪薩爾，以前為博比諾大商行的興旺出過大力。博比諾雖然封了伯爵，做了貴族院議員，又當了兩任部長，可絲毫也沒有忘了傑出的戈迪薩爾。不僅沒有忘了他，博比諾還要讓這個跑生意的添上新的衣裝，讓他的錢袋也鼓起來；因為政治也好，平民宮廷的虛榮也罷，倒沒有讓這位老藥品雜貨商的心變壞。戈迪薩爾是個見了女人發狂的傢伙，他求博比諾把當時一家破產的戲院特許給他，大臣把戲院給了他，同時還注意給他派了幾位老風流，他們都相當有錢，足以合夥辦一家實力強大的戲院，可他們迷的是緊身演出服遮掩的東西。邦斯是博比諾府上的食客，便成了那家許出去的戲院的陪嫁。
戈迪薩爾公司果真發了財，到了一八三四年，還想在大街上實現宏圖大略：建一座大眾歌劇院。芭蕾舞劇和幻夢劇有音樂，這也就需要一個勉強過得去，並且能作點曲子的樂隊指揮。戈迪薩爾公司接替的那個劇院經理部早已到破產的地步，自然雇不起抄譜員。
邦斯於是把施穆克介紹到劇院，做一名專職抄譜員，幹這個行當雖然默默無聞，卻要求具有真正的音樂知識。施穆克在邦斯的指點之下，和喜劇院專管樂譜的頭目的關係搞得很融洽，所以不必做那些機械性的工作。施穆克和邦斯這兩人搭配在一起，效果不凡。施穆克和所有德國人一樣，在和聲學方面造詣很深，邦斯寫了曲子之後，就由他精心做總譜的配器。有那麼兩三部走紅的戲，戲中伴樂的某些新鮮段落很受行家們的欣賞，可他們把這歸功於「進步」，從來不去理會到底誰是作者。所以，邦斯和施穆克被埋沒在了輝煌之中，就像某些人淹死在自己的浴缸裡。在巴黎，尤其自一八三○年以來，誰要是不quibuscumque viis１，用強硬的手腕把眾多可怕的競爭對手擠垮，那就出不了頭；因此，腰板子要很硬，可這兩位朋友心臟長了結石，限制了他們作出任何野心勃勃的舉動——
１ 拉丁文，意為「想方設法」。
平常，邦斯都在八點鐘左右上他那家戲院，好戲一般都在這個時候上，戲的序曲和伴奏需要極其嚴格的指揮。大部分小劇院在這方面比較寬鬆；而邦斯在跟經理部的關係上從來都是表現出無所求的態度，所以相當自由。再說，需要時，也有施穆克代他。
隨著時間的推移，施穆克在樂隊的地位站住了腳跟。傑出的戈迪薩爾也看出了邦斯這個合作者的價值和用處，只是不明說而已。那時候，得像大劇院一樣，他們不得不給樂隊添了一架鋼琴。鋼琴放在樂隊指揮台的旁邊，施穆克甘心情願坐上這把臨時交椅，義務彈奏鋼琴。當大家瞭解了這個善良的德國人，知道他既沒有野心，也沒有什麼架子，也就被樂隊所有的音樂師接受了。經理部以微薄的酬金，又讓施穆克負責擺弄街道的那些小劇院見不到但卻常又不能少的樂器，諸如鋼琴，七弦豎琴，英國小號，大提琴，豎琴，西班牙響板，串鈴以及薩克斯人發明的那些樂器。德國人雖說不會耍弄自由的偉大器具，但一個個天生都會演奏所有的樂器。
這兩位老藝人在劇院極受愛戴，他們在那兒如同哲人，與世無爭。他們眼裡像是上了一層厚膜，對任何一個劇團都不可避免的弊病視而不見，比如，迫於收入需要，劇院的芭蕾舞團裡往往混雜著一幫男女戲劇演員，這種可怕的大雜燴自然會惹出種種麻煩，讓經理、編劇和音樂家們大傷腦筋。善良謙遜的邦斯很尊重別人，也很珍重自己，這為他贏得了眾人的敬重。再說，在任何階層，清白的生活，完美無瑕的德行，即使心靈再邪惡的人，也會對它產生某種敬意。
在巴黎，一種美的德行就如一顆大鑽石，一個珍奇的寶物一樣受欣賞。沒有一個演員，一個編劇，一個舞女，哪怕她多麼放肆，敢對邦斯或他的朋友耍什麼手腕，或開惡毒的笑話。邦斯有時也到演員休息室走走；可施穆克只知道戲院門外通往樂隊的那條地下甬道。當善良的德國老人參加某場演出，幕間休息時，他也壯著膽子瞧一瞧劇場裡的觀眾，常向樂隊的首席笛手，一個生在斯特拉斯堡但原籍為德國凱爾鎮的年輕人，打聽那包廂裡幾乎總是擠得滿滿的人物為什麼那麼怪。
施穆克從笛手那兒受到了社會教育，對輕佻美女那傳奇般的生活，形形色色的非法的婚姻方式，紅角兒的花天酒地，以及劇院引座女郎的非法交易，他那個天真的頭腦漸漸地也相信了。在這位可敬的人看來，正是這種罪孽的所謂無傷大雅，最終導致了巴比倫的墮落。他聽了總是笑笑，彷彿是天方夜譚。聰明人當然明白，拿句時髦的話說，邦斯和施穆克是受剝削者；不過，他們失去了金錢，但卻贏得了敬重，贏得了別人善良的對待。
劇院有一出芭蕾舞劇走紅，戈迪薩爾公司轉眼間賺了大錢，事後，經理部給邦斯送了一組銀質的雕像，說是切利尼１的作品，其價值驚人，成了演員休息室裡的談話資料。這套雕像可花了一千二百法郎。可憐的老實人非要把禮物退回去，戈迪薩爾費了多少口舌才讓他收下——
１ 切利尼（一五○○—一五七一），意大利佛羅倫薩金匠，雕刻家，一五四二年由法國國王批准入了法國籍。
「啊！」戈迪薩爾對合夥人說，「要是有可能，就找些他這樣的演員來！」
兩位老人的共同生活，表面上是那麼平靜，可卻被邦斯染上的那個癖好給攪亂了，他怎麼也抵擋不了要到外面去用餐的慾望。因此，每當邦斯在換衣服，而施穆克恰好又在家裡，這位善良的德國人就會對這種不好的習慣感歎一番。
「要是吃了能長胖那也行！」他常常這麼說。
於是，施穆克夢想有個辦法，給朋友治好這個害人的惡癖，真正的朋友在精神方面都是相通的，和狗的嗅覺一樣靈敏；他們能體會朋友的悲傷，猜到他們悲傷的原因，並總放在心上。
邦斯右手的小拇指上一直戴著一隻鑽石戒指，這在第一帝國時代是可以的，可到了今天就顯得滑稽可笑了，他這人太具行吟詩人的氣質，純粹是法國人的性格，不像施穆克，雖然人醜得可怕，但眉宇之間有股超凡脫俗的安詳之氣，相貌的醜陋也就不那麼顯眼了。德國人看到朋友臉上那種憂傷的表情，心裡也就明白了，眼下困難越來越多，吃人白食這個行當是越來越混不下去了。確實，到了一八四四年，邦斯能去吃飯的人家為數已經十分有限。可憐的樂隊指揮最後只能在親戚家裡跑跑，下面我們就要看到，他對親戚這個詞的含義也用得太廣了。
以前獲過大獎的邦斯是在布爾道德街上做絲綢生意的富商卡繆佐先生前妻的堂兄弟。邦斯小姐是宮廷刺繡商，赫赫有名的邦斯兄弟之一的獨生女，而音樂家邦斯的父母就是這家刺繡行的合夥老闆。這家刺繡行是在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前設立的，到了一八一五年，由卡繆佐的前妻經手賣給了利維先生。卡繆佐十年前離開了商界。一八四四年當上了廠商總會委員，國會議員。邦斯老人一直受到卡繆佐家的熱情接待，所以自以為也是絲綢商店後妻生的孩子的舅舅，儘管他們之間根本談不上有什麼親戚關係。
卡繆佐的後妻是卡爾多家的千金，邦斯以卡繆佐家親戚的身份又進了人丁興旺的卡爾多家族，這也是一個資產者家族，通過聯姻，形成了整整一個社會，其勢力不在卡繆佐家族之下。卡繆佐後妻的兄弟卡爾多是個公證人，他娶了希弗雷維爾家的千金。顯赫的希弗雷維爾家族是化學大王，跟藥材批發行業有了聯姻，而昂塞爾姆-博比諾早就是這個行業的頭面人物，大家知道，七月革命又把他拋到了王朝色彩最濃的政治中心。就這樣，邦斯跟著卡繆佐和卡爾多進了希弗雷維爾家，接著又闖進了博比諾家，而且始終打著舅舅的招牌。
通過老音樂家上述這些關係的簡單介紹，人們便可明白他為何到了一八四四年還能受到親熱的招待：招待他的第一位是博比諾伯爵，法蘭西貴族院議員，前任農商部部長；第二位是卡爾多先生，以前做過公證人，現任巴黎某區的區長，眾議員，第三位是卡繆佐老先生，眾議員，巴黎市議會會員，廠商總會委員，正往貴族院努力；第四位是卡繆佐-德-瑪維爾先生，老卡繆佐前妻的兒子，因此是邦斯真正的、也是獨一無二的堂外甥。
這個卡繆佐為了跟他父親以及他後母所生的兄弟有所區別，給自己的姓氏加上了自己那處田產的名字：瑪維爾，在一八四四年，他是巴黎國家法院下屬的庭長。
老公證人卡爾多後來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自己的接班人貝爾迪埃，邦斯作為家庭負擔的一部分，自然善於保住在這家吃飯的地位，拿他的話說，這個地位可是經過公證的。
這個資產者的天地，就是邦斯所謂的親戚，他在這些人家極其勉強地保留了用餐的權利。
在這十個人家中，藝術家理應受到最好招待的是卡繆佐庭長家，邦斯對這家也最最盡心。可不幸的是，庭長夫人，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執達官、已故蒂利翁大人家的這個千金，從來就沒有好好待過她丈夫的舅舅。邦斯千方百計，想感化這個可怕的親戚，為此花了不少時間，免費給卡繆佐小姐上課，可他實在沒有辦法把這個頭髮有點發紅的姑娘培養成音樂家。
而此時，邦斯用手護著珍貴的東西，正是朝當庭長的外甥家走去，每次一進外甥的家，他總覺得像置身於杜伊勒利宮，那莊嚴的綠色帷幔，淡褐色的牆飾，機織的割絨地毯，以及嚴肅的傢俱，使整座房子散發著再也嚴厲不過的法官氣息，對他的心理有著巨大的壓力。
可奇怪的是，他在巴斯杜朗巴爾街的博比諾府上卻感到很自在，恐怕是因為擺在屋裡那些藝術品的緣故；原來這位前部長進入政界之後，便染上了收藏美妙的東西的癖好，也許這是為了跟政治抗衡，因為政治總是在暗中搜羅最醜陋的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