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德拉克羅斯得了癌症。」布魯斯．莫說。
「有多嚴重？」安迪．庫林斯問。
這位主管人聳聳肩，咬住煙斗嘴，臉抽搐了一下，」會要了他的命的，可誰知道在什麼時候。他也許挺上好幾年。」
「我想知道誰從這些傢伙身上刮走的錢更多些，」喬．奧布賴恩說，「是律師呢，還是醫生？」
莫不想順著這條思路想下去而是回到了他自己的思路上，「他什麼時候死是個次要問題重要的是他還能掌權多久以及誰是他的下一任接任人。」
「會是誰呢？」庫林斯問。
「決不會是什麼好，」莫說，「這就像是，在家族的那邊，無論在年紀還是判斷力上都有一條30年的斷層。假如保羅．卡斯特蘭諾明天死了，他有喬．蓋洛，他有喬．阿默恩，這些人的人生觀基本上與他相同。如果不發生意外，我們完全可以指望一切都如往常一樣繼續下去。如果德拉克羅斯沒了……」「穩定的局面就沒了。」庫林斯插嘴說。
「能為你們帶來和平的人也沒了。」莫說。
「帶來和平的人？」奧布賴恩重複說。他想起安尼洛．德拉克羅斯那個塌鼻子，那雙拳擊家的耳朵，粗大的尋茄煙，那氣喘的、威嚴的聲音，「我們在這兒不是談論甘地吧？」
「不是，」莫說，「但是病弱的老人不會發動進攻。
如果德拉克羅斯打算有所行動的話，他在7年前就干了。既然他不再有這麼做的願望，他可以說這是老卡洛的心願，裝出一副好心的樣子。你以這下一個傢伙會在乎老卡洛什麼心願嗎？對於下一個傢伙，卡洛．甘比諾只不過是一個名字，就像艾爾．卡彭一樣。」
這時是1983年10月下旬，在昆斯布爾瓦街上的聯邦調查局辦公室裡。滿是煤煙的玻璃窗外，紐約的空氣似乎明顯地變稀薄了。少了些嘲氣籠罩在一些油機車淡棕色尾氣上和橙黃色閃的霓虹燈上。銀杏樹葉步調一致地變成了黃色，使君子樹靜悄悄地轉向棕色，看來是不想為冬季增添點顏色。
對於負責調查甘比諾組織的偵探小隊來說，此時正是鞏固已有成果的時候。對卡斯特蘭諾監呼，談話錄音正轉化為文字形式，而這個過程的艱難程度幾乎令人難以想像。書記員們——優秀的打字員，普通的拼字員——正以勇敢的鬥爭精神把那些聲音粗沙，語意晦澀的談話錄音改寫成為拼音式的文字。幾乎每一小時的談話錄音要用15小時的時間破譯出來。儘管如此，大部分譯文初稿幾乎是令人費解。多音節的名字被體笨地拼出來。要想分辨出這些話的先後順序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如同家庭的桌邊談話一樣，巨頭保羅家裡的每個人似乎都是同時開口說話的。還有，黑手黨暴徒們所用的黑話和髒話大大超出了丁作組這些教養良好的成員的知識範圍。
因此庫林斯和奧布賴恩不得不檢查每一頁莫名其妙的話，想出其中的含義，比如說，有個詞有時候被寫成「millions on」，有時候被寫成「melon sun」，而實際上它是一個被西西里人讀錯了音的意大利詞——「melanzana」，意思是「茄子」，這是黑手黨成員對一個黑人的稱呼。更為艱難的是，在需要確認說活人的名字時，偵探們不得不把文向和原聲帶反覆比較，以絕對有把握清楚無誤地確認這些人的身份。
在這些情況下，還必須考慮兩個不同的真實性標準。對於局裡的調查目的來說，實用的真實性是完全充分的，可還有個法律上的真實性。陪審團對這種十分不完善的監聽錄音是陌生的，他們會不會做出不合理的懷疑，比如說，「小丑」莫斯卡是否真的說「我去問問『下巴』」？如果錄音聽起來有點像「我去問問吉米」怎麼辦？對於大型的對有組織犯罪的法庭來說，一切全憑陪審員耳音的靈敏度而定並不是沒有前例的。
因此偵探們不得不檢查，然後不得不訂正文稿，然後不得不重新檢查，然後送交津師團檢查，然後被送回來做文字潤色工作。這些真是厭煩透頂的工作，把偵探們秋天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辦公桌前，讓他們止不住大打呵欠，也使他們產生了強烈的慾望要談點別的事情，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
「我對這些被漏的起訴狀有個想法。」安迪．庫林斯說。
「我聽著呢。」布魯斯-莫回答說。
「嗯，我們有相當的把握說洩密者是米莉-拉索。」
「對。」
「而且我們很可能信傳送消息的人是『粗痞』喬-科拉奧。」
「對」
「那麼我們偽造一份對『粗痞』喬的起訴書怎麼樣？讓它經米莉的手，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莫一皺眉。「夥計們，」他說，「我們可不能到處跑去印製偽造起訴書。」
「可能成立的罪名，」喬-喬奧布賴恩單調地說。
自從做「第三條款授權書」的準備麼來，這成了他最喜歡的一個詞組，毫不誇張地說，簡直是開門的魔咒一樣，「我們手中有非常可能成立的罪名指控米莉-拉索和『粗痞』喬-科拉奧陰謀妨礙法庭審判。我認為這是個好主意。」
「當然。」莫說，然後就默不做聲了，很明顯是希望通過不做進一步評論讓這個打破常規的意見像一陣難聞的氣味一樣漸漸消散。
「那麼我們能這麼做嗎？」庫林斯追問道。
主管人歎了口氣，看著窗外，皺起了眉頭：「我告訴你們能做什麼。你們寫一封信請求允許這次行動。信寫得漂亮點兒。如果最高法院大法官同意的話，我就同意。」
「我們可以休息幾天不整理那些稿子嗎？」
「不，」莫說，「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