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的第一周，在卡斯特蘭諾家安裝的一竊聽器開始發出奇怪的人的噪音。一會兒像是發情的貓的尖叫聲，一會兒像是打開香檳酒瓶塞時發出的劈啪聲，一會兒像是從老電影的潛水艇裡發出的警笛聲。有些時候話筒突然沒有聲音，然後隨著一聲震耳欲聾的靜電爆發聲又傳人們說話的聲音。
有些時候，監聽耳朵中傳出的聲音是清晰的，彷彿又回到了3月份時的良好狀態，只是音量微弱得只有模糊的哼聲。最後，在8月4日下午，當托米-比洛蒂提議對中國幫採取強硬態度時，這組機器發出最後一陣飽經磨難的，像是放屁一樣的噪音，就徹底完蛋了。在裡士滿路工作室裡，那台被遺忘的錄音機繼續轉動著，只顯示出一片記錄的沉寂。
沒人知道也永遠不會有人知道這部儀器為什麼失效了。也許是變壓器短咱燒焦了精巧的送話筒。
也許在一場家庭爭執中燈被踢翻了，或是被只杜伯曼犬撞倒了。不管怎樣，聯邦調查局的監聽丁作至少是暫時地歇業了，大家在布魯斯-莫的辦公室裡坐下來商討以後的行動。
「我們再進去一次嗎？」主管人問。
「我們能嗎？」安迪-序林斯問。
「我需要華盛頓方面對此的建議，」莫說，「也許再申請一張授權書。」
喬-奧布賴恩向窗外望去，呻吟了一聲。這得費幾個月時間起草語文件，為在那時基本上還是空想的計劃提出理由，還得坐在打字機前，再做那該死的同一件事。
「但是我不認為我們一定要這麼做。」莫繼續說。
這句話有點出手庫林斯和奧布賴恩的意料。對卡斯特蘭諾的監聽是一項沒有截止期限的工作。沒有確定的終止日期，就如同沒有確定的開始日期一樣，這項工作何時結束無法預見，也不能因為變故而突然中斷。對於監聽偵探來說，竊聽行動的突然結束留下一片令人很不舒服的真空，彷彿是，棒球賽季被突然取消了時的那種感覺。裡土滿路工作室在某種性質上講已經成了他們的第二個家，一個俱樂部會所。他們喜歡這地方，同時又恨它。一方面，這個狹窄的閣樓意味著被迫與妻子家人分開；他們開聊地在那裡呆了許多小時，產生了一種厭煩情緒，好像小孩子被關在自己的房間裡的感覺一親戚。另一方面，正是在這間位天一家診所之上的狹公寓裡，美國執法機構取得了實質性的成功，在教父身邊安裝了竊聽器。這實在是讓人難以放棄。」
「我們不像是把所有的事都弄明白了。」安迪-庫林斯抗議說。
「是沒有。」莫同意說，「可是讓我們正視現實——我們可以監聽它2O年而還是不能把所有的事都弄清楚。特別是因為那裡總是有新情況。」
「但是即使是那些老情況，我們對許多事情也只是一知半解。」喬-奧布賴恩說。
「起訴狀被洩的事。」庫林斯說。
「那個內褲協會。」
「監獄裡的行賄。」
「尼娜是否被趕了出去。」
「好啦，好啦，」莫說，「可是我們必須考慮到費用和利益方面。要重新再打入到那房子中去也許會用好幾個月的時間。我們不得不重新集合整個隊伍。
這要花費很多錢，佔用很多時間。」
「我不是想惹你生氣，布魯斯，」奧布賴恩說：「可是你說起話來像個行政官員。」
「我能說什麼呢？我就是一個行政官員。可是，嘿，我記得有段時間你們沒用羹匙把消息餵給你們的話筒也同樣出色地獲得了大量情報。」
「好吧。」奧布賴恩說，「這下你可讓我無話可說了。那麼我們做什麼？」
「我不大肯定，」莫說，「我只是不知道重新安裝竊聽器是不是最好的辦法。我們有許多情況要追查。我們比以往有更多的消息來源。也許現在是應該回到街上去的時候了。我現在要打幾個電，這個問題我們明天再談吧。」
可是打電話只有個計劃，而「明天再談」實際上成了這項任務擱淺的一部分。從所有的實際意義來說，對巨頭保羅-卡斯特蘭諾宅邸的監聽活動已經成為過去。
在夜幕的籠罩下，聯幫調查局的技術小組來到裡土滿路工作室，把錄音機、音響儀表和耳機收走。
庫林斯和奧布賴恩整理好他們的乾淨襯衣和襪子、內衣，清理監視過程中製造的垃圾——泡沫塑料咖啡杯和了糖的丹麥包裝鯨魚罐頭盒和裝橄欖的瓶子，那些在地攤上買來的盤子和銀器是用來使這地方更像居住的樣子，以防有人來窺視。約瑟夫-奧布賴恩——格林伯格，那位從錫拉奎斯來的藍眼睛猶太律師，給房東起草了一份正式通知，彬彬有禮地要求退回10OO美元的抵押金。
毫無疑問，放棄這間工作室頗令人傷感。兩個偵探發現自己在屋裡轉來轉去，總是有點心神不安。
奇怪的是，他們留戀教父的聲音，那刺耳聲音有時是威嚴的，有時是淫猥的，偶爾有時出人意料地充滿需求。他們懷念那些滿嘴髒話的頭目和怪人，黑手黨說話方式的不平穩的調子。他們甚至懷念格羅莉婭-奧拉特那古怪的發音。許許多多彷彿身臨其境參與的陰謀已經從他們的生活中消失，他們似乎覺得有點沮喪，就像熱衷於肥皂劇的觀眾發現自己最喜愛的節目被取消了一樣。
是托米-阿格羅使他們從短暫的消沉狀態中擺脫出來。
這個凶暴的小個兒瘋子簡直是按捺不住一不留神幫了聯幫調查局的忙。8月8日，佛羅里達發出對托米-職權格羅的逮捕令，而這個高利貨者和黑社會的執法人採取了沈跑的對策。他現在是聯邦的在逃犯，而把他抓回來審判成為疲憊不堪的甘比諾小組新的活動目標。主要的阻截小隊已經開始行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