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人超出他們父輩的成就，另一種人永遠留在家長的陰影下，第一種人把家族的名聲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他與生俱來的權力，他通過自己豪放性格的支配或是提高或是玷污這名聲，第二種人把這名聲當作一斗磚樣的重負承擔著，應該說，這名聲並未與他融為一體。他抬起它，或勇敢地背上，或是在它的得壓下漸漸消沉，但這名聲從來不真正屬於他。
托米-甘比諾，卡洛的兒子，說句公道話，就屬於第二種人。從表面上看，他和父親驚人地相像——同樣瘦瘦的身材，長長的臉，杜蘭特式的鼻子，黯淡無光的黑眼睛，這對眼睛似乎每傳一代就要相互靠近1毫米，但相似之處也僅此而已。甘比諾「教父」從各方面來說都是個大人物，他的殘忍無情充滿傳奇色彩，他的詭譎狡詐富於神話氣息，甚至他的錯誤都是不朽的。他是個難以匹敵的人，而托米從未真正嘗試著效仿他。他生優優柔寡斷，僅僅是一個懦弱、沒有決斷力的家族頭目。對於他的叔叔保羅-卡斯特蘭諾介入甘比諾家簇的君主地位，他看來不僅滿意，而且是大大地鬆一口氣。
托米-甘比諾並不想使自己的生活遠離家族紐帶。他對備親關係的感覺比大多數人都要強，因為他的父母是嫡親的表兄妹。另外，在一種頗具中世紀帝王製造和平姿態的懷舊意義安排下，他娶的是托馬斯-盧切斯的女兒，盧切斯後來成了這個奉行競爭機制的犯罪家族的首領，並且一直統領著這個家族。
但是如果說家族紐帶阻礙了托米-甘比諾真正成為他自己，那麼伴隨著血親關係紐帶而來的特權則給了他相當可以的補償。甘比諾「教父」已遠不止是個百萬富翁，他租用的房屋包括兩棟正面用赤袍色砂石建造的樓房，坐落在第5大街街旁一個非常時髦的街區裡，阿爾-帕西諾就住在街對面，作為「通用卡車公司」的服裝運輸業主，甘比諾享有所有在傳統的黑手黨暴徒王國內的待遇，同時，從他所在的位置上，他可以把握整個服裝交易中的家族利益。
然而，在1983年春天，那睦利益有點混亂了。5月6日黃昏，甘比諾拜訪保羅-卡斯特蘭諾，和他討論這些問題。
「所以我對他說，保羅，我說，嘿，等一會兒，吉米，就等一會兒，你的人退休了能連續三年每年得5萬美元。喬-蓋洛，他走出去的時候身上只有13美分，我說，這哪還有什麼公平可言。」
「是啊，」卡斯特蘭諾說，「公平在哪兒，我看不出來。」
「那是因為根本就沒有。」托米-比洛蒂說，他的聲音突然吱吱尖叫起來。像一支吹跑了調的豎笛，「真該死。」
「然後就是汽車的事」，甘比諾繼續說：「我說奧吉應該有輛車，他們說不行。我說吉米就有輛車，那是他媽的怎麼回事？他們說奧吉的工作根本就用不著汽車。我說：「這『根本不』是他媽的什麼意思？難道我們改了規矩？到底什麼是重要的？」這時候他們就開始哭窮說收入的錢不夠。」
「有多少收入？」教父問。
「保守數字，」托米-甘比諾說，「估計是60O家店舖每月5O元。」
「3萬。」經洛蒂插嘴說，冒失得像個在班級裡總要第一個舉手的聰明兒。
坐在裡士滿路的小閣樓裡，喬-奧賴恩在一張黃色小紙片上寫算式。你不得不承認黑手掌徒在這一點上確實高明——他們的語法糟糕透頂，他們說不出賓夕法尼亞州的首府在哪兒，不知道水的化學符號是什麼，也不知道黑斯廷斯戰役（1O66年1O 月英格蘭國王哈羅德二世與諾曼底公爵之間的戰爭——譯者注）是在哪一年打的，但是他們能迅速而精確地算了錢數。
「那麼錢都到哪兒去了？」卡斯特蘭諾說。
「嗯，有吉米，還有他的車。有奧吉，尼爾也得了一份，還有克萊門澤的撫血金。」
「好吧，」卡斯特蘭諾說，「如果我們要付點錢的話，我們也只付給自己。」
「不，保羅，」甘比諾說，「因為區別在於現在有一部分錢用來和中國幫打仗了。」
聽到這兒，喬-賴恩和安迪-庫林斯互相做了個鬼臉，然後又集中了注意力。這是一個新角度，至少在它關涉到「製衣行業協會」方面——雖然實際上有組織的犯罪活動各方面來看，民族衝突越來越經常被人提起。在中國幫和意大利暴徒間似乎存在有一種特殊的、幾乎是情場上的那種憎恨。這種相互憎恨之所以生根，是因為「小意大利」和唐人街在卡納爾街上接壤。中國幫傳統上停留在南邊，意大利幫在北邊，不需要有刺的鐵絲網表示這裡是兩個國家處於騷動的休戰狀態中的前線陣地。說起來早在1975年之前中國幫鋌而走險越過了這條邊界線，而意大利人，出於驕傲的緣故，不願意被這些該死的黃種人抓祝因為這事關黑換黨和唐人幫的面子，這就不屬於競爭了。黑手黨是第一流水準的，是政府第二。而中國幫會中的成員則被大多數人想像成幾個瘦弱的惡棍，吸手卷的香煙，內衣腦兮兮的，在茶館後面玩麻將賭博，從穿著俗麗紗寵的外國胖老太婆那兒買一點鴉片。
但是近來，中國幫已經像所中國社團一樣，在人數和經濟勢力上都在擴展。而意大利的財產和人數都趨於蕭條。在穆爾貝裡大街上的合法中國買賣，在服裝區的中國詐騙勢力——對於西西里人的自負都是沉重的一擊，而且這二者都令人痛苦地清晰預示著未來的趨勢。從台灣和香港來的錢讓人氣餒，紐市小規模商業勢力結構中民族的轉換很有戲劇性而且仍在繼續進行。
「你對中國人要態度強硬一點。」托米-比洛蒂自作聰明地建議說：「他們骨子裡是軟的，是裝出來的勇敢，你應該把那些皮包骨頭的蠢驢推到一把椅子上，把手指頭一直伸到他們的臉上，把他們那該死的筷子從我們的盤子邊拿開，你這小黃崽子，明白了嗎？」
「沒那麼簡單，甘比諾說，「這不只是那邊幾條街的事，這關涉到生意，我們和誰做買賣？用我們自己人，很好，那樣我們就要有一捆猶太人了。好，嚴格地在生意原則上，我們控制他們。但是你以為那兒會忠誠嗎？得了吧。店裡的中國人會越來越多，多到一定程度，他們就要對我們無法無天了，而且會迅速發展。那們你的協就算完了。你可以和它吻別的。」
「和這上吻別吧，你這黃皮膚雜種。」托米-比洛蒂說。庫林斯和奧而賴恩試圖想像出他說時伴隨的手勢，是僅僅豎起中指呢，還是整個粗短的前臂都猛地伸了表示挑釁？
「那麼，你要對我說那兒的人要吃虧？」教父問。
「現在，不會，雙方坐下來，已經在做調解。但這很費錢。保羅。租金漲了。我要告訴你是的是你應當留心餘下的自己那份。」
「好的。」卡斯特蘭諾說，「那麼讓我確定一下我們在那兒的利益，我們是不是占三分之一所有的都占三分之一，還是有什麼別的？」
「嗯，確切地說還那麼簡單。」托米-甘比諾說「那兒有三家作合作夥伴。不錯，你拿三分之一『四邊』吉諾維斯家族拿三分之一，還有——」「還有格裡，」托米-洛蒂插嘴說：「格裡-蘭拿三分之一。」格裡-蘭是科倫博家族副首領根納羅-蘭蓋拉的綽號。
「對，甘比諾說：「現在，在工作上，都占三分之一。你們讓你們的人進來，他們讓他們的人進來。
但在錢上不是絕對平等。」
「為什麼不是？」比洛蒂問。
「我正要告訴你們，他們是怎麼說的。」甘比諾說，「他們，他們的人已經在那兒干了3O年，他們一直都很賣力，一直都有所作為，一直都拚命苦幹。我們——嗯，我不是對喬-蓋洛-吹毛求疵，你別誤解我的意思，但是事實上，他只在每五偶爾來一趟整理一下支票，公此而已。當他在那兒的時候，好，他們不能把了推開。但當他退休了——」保羅-卡斯特蘭諾打斷了他的話，聽來突然像個不耐煩的教官。解釋是為《華爾街日報》準備的，他只要最後結果，「那麼錢到底是他媽的怎麼回事，托米？」
甘比諾看來有點緊張了。「他們的人每週拿650美元還有一輛車，我們的人拿450美元沒有車。」
現在，到5月6日為止，喬-奧賴恩和安迪-庫林斯聽巨頭保羅的談話已經聽了很多，知道他很少提高聲音說話，此刻，他的聲音就提高了。至少開始時的聲音很高，看來似乎不是因為憤怒而是出於懷疑。
在保羅-卡斯特蘭諾的世界是一條如地球引力般基本的法則被侵犯了。「你在對我說他們的人他媽的你我拿的錢多？」
「是啊，」甘比諾說，聽來因為從自己狹小的胸膛裡吐露出這一可怕的實情而如釋重負，「是啊，是埃」「真他媽的見鬼了！」教父說。
「耶穌基督。」比洛蒂嘟噥著。
「嗯，在我看來，」卡斯特蘭諾說，火氣一點一點地越來越旺，監聽的偵探們以前還從沒聽過分了這樣。「如果是平分三份，就是平分三份。別找什麼扯談的借口，看，我們得了三分之一的工作，我要三分之一的錢，三分之一的工作和三分之一的責任。我要所有一切的三分這一，懂了嗎？那應該是我的，我要它，去他媽的中國人，去他媽猶太人，去他媽的該死的鄉下佬，我們想多吃多佔。我們的協會才應該得到那些利益。」
他看來已經完全忘了「製衣行業協會」和紐約的服裝丁人和製造商有什麼關係了。
「聽我說，保羅」，托米-甘比諾愉快地說：「讓我說幾句。這是件讓人費腦筋的事，是吧？我知道你很心煩，我理解，但是我得說你這麼做要相起公憤了。你想要什麼，你能得到。你有這種權力。那麼和你格裡-蘭、吉米-布郎（詹姆斯-克萊門澤）坐下來商談。你堅持要你的利益，而且現在你的勢力大。
你會贏，但是你能贏得什麼？也許你會惹出大麻煩來。也許格裡會說：「嘿，等一會，保羅——如果這兒你要三等分的話，那為什麼在建築業睥憎愛分明2OO萬以上的項目都歸你，比如自動裝置？」那樣你就得和那幫該死的傢伙爭論。我要說的是，也許你在冒險因小失大。」
但是教父在他認為是原則性問題上不是那麼容易被說服的。「大，小誰他媽規定的？我就要我那三分之一。格羅莉婭，給我拿幾片阿斯匹林。現在我那一份哪兒？你是怎麼對他們說的？」
對於這個問題，甘比諾開始閃爍其詞，推卸責任，美國任何一個中級經理都會認他這篇出色的托辭驕傲。「我……我告訴他們我認為這不公平。我說了那麼多，保羅。你知道，我從來不走中間路線。
但是我說，「看，我要和我叔叔說這些。這在規矩，我得照章辦事，」所以我就到這兒來了。我到這兒來，你知道，我不是放棄責任，我只是來想得到一些指示。你可以對我說：「托米，隨它去。」或是『托米，拿起你的槍。』我只想問問你是否要採取進一步措施？」
「誰要通心粉？」格羅莉婭-奧拉特問。伴隨著這一問題的是一陣很響的叮噹聲——聽來好像這女僕，正以軍事化方式，用一隻木勺敲著宣佈到了吃飯時間。奧布賴思想像她在廚房中走過，像敲敲一樣敲著炊具。
「喬-蓋洛說什麼？」教父問。
「有臘腸嗎？」托米-比洛蒂問。
「我星期一去見他。」甘心諾說。
「有的，托米欣（先）生，火熱，甜甜的。」
「聽來像是某個我認識的人。」卡斯特蘭諾說。
他的只眾像執行任務一樣大笑起來。
然後是一陣尼亞加拉大瀑布一樣的聲響，那一定是格羅莉婭正往大通心粉鍋裡裝滿水。這陣像瀑布一樣的噪音淹沒了談話的聲音大約有一分多鐘，當它停止時，對於「製衣行業協會」的討論要麼已經做了總結要麼擱置下來，當語句重新變得清晰時，談話內容已是很輕鬆，更私人化，更適合晚餐時間的氣氛，托米-甘比諾，一位專橫父親的懦弱的兒子，正對他一生的經歷做簡短的描述。
「我，」我說，「我從沒有機會說『嗯，我要做點我想做的事。』我做事總要為我家裡的人，為我的兒女，為我的父親，為我的母親，事實上，總是如此，甚至當我說話的時候也總是如此，它怎麼會影響其他人呢？
我希望有你那樣獨立的個性，保羅，我一輩子，我活到50多歲，也找不到一個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讓別人見鬼去的地方，你知道，我不是對你發牢騷。我很高興你有那種力量，那種特權，你把這權力，運用得相當不錯。上帝保佑你，保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