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公室裡更加潮濕。我小心翼翼地在同事的辦公桌中間穿過，走到自己那個角落裡。剛在打字機前坐下，我就覺得大腿給椅子的黑色人造革蒙面粘住了。一看原來空氣調節系統又出了毛病，其實這個系統正常不正常並沒有多大的差別，那不過是在天花板當中裝的一個風扇，開動起來也就是把空氣攪上一氣，就像用湯匙攪湯那樣。不過眼看著風扇的葉片一動也不動，我那些同事的士氣顯然大受影響：這給人一個印象，似乎一切都停頓下來了。人本來就懶洋洋的，這一來索性什麼也不想做了。大家倚在辦公桌前，有氣無力地眨巴著眼睛，嘴巴一張一合地喘著氣，一副沒精打采的樣子。辦公室裡每到星期五情況總是糟糕的。
我剛有氣無力地在濕漉漉的打字機上打了幾個字，負責食品配製的維哲斯太太就從後門走進來，立定之後朝四周看了看。她同平時一樣，梳著貝蒂-格拉勃爾那種髮式，腳穿前面開洞的淺口便鞋，身上是件背心裙，肩膀上依稀可見墊肩留下的痕跡。「喂，瑪麗安，」她說，「你來得正好。我在檢查罐頭米飯布丁的質量，得有個人先來品嚐一下，今天上午這些女士好像都不很餓。」
說著她麻利地轉身朝廚房走去，搞食物配製的人似乎都有使不完的勁頭。我從粘乎乎的椅子上站起身，那感覺就像是個志願兵，被上級從同伴當中挑出來上火線一樣。不過，轉而一想，我恰好肚子沒填飽，再來份早餐完全不在話下。
在那間一塵不染的小廚房裡，她一邊在三個玻璃碗中舀上同樣份量的罐頭米飯布丁，一邊對我解釋：「你是搞調查的，瑪麗安，也許你能幫我們的忙。我們定不下來，究竟是同一餐飯有三種口味好呢，還是每餐換一種口味？或者能不能兩兩搭配一下——例如，這一餐是香草加檢子，下一餐就換成香草加卡拉梅爾奶糖味。我們自然希望抽樣調查盡量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擾，因為進餐時與之相關的條件影響很大——例如蔬菜，還有桌布的顏色都有關係。」
我嘗了嘗香草口味的。
「你給顏色怎樣打分？」她急忙問，拿起鉛筆準備記錄，「是自然呢，或者略有人工痕跡，還是極不自然？」
「您想不想在裡面加葡萄乾？」我說，一邊去嘗卡拉梅爾型的。我不想得罪她。
「加葡萄乾太冒險，」她說，「好多人不喜歡葡萄乾。」
我放下卡拉梅爾型，再去試橙子味的。「您是準備讓人趁熱吃的吧？」我問，「或者是不是要加上點奶油？」
「哎，原先的計劃是作為快餐供應的，」她說，「廠家自然希望吃涼的。要是喜歡的話，也可以在後來加上奶油，就是說我們對此毫無意見，不過，從營養的角度上看並沒有必要，已經加維生素強化了，但眼下我們只是檢測一下味道。」
「我看最好還是一餐換一個口味。」
「要是在下午三四點鐘進行調查就好了，不過還需要收集一下一個家庭的意見……」她若有所思地用鉛筆輕輕敲著不銹鋼水槽的邊沿。
「不錯，哎，」我說，「我得回去了。」為他們出謀劃策並不在我的職責範圍之內。
有時我也弄不清自己的職責範圍到底是什麼，有時候，去汽車修理店調查活塞墊圈的質量啦，站在街頭向那些滿腹狐疑的老太太分發椒鹽卷餅啦這類差事也派到了我頭上。我受雇於西摩調研所，對自己的職責很清楚——那就是負責給事務所修改調查問卷，把心理學家準備的那些晦澀難懂或者過分含糊的文字化成簡單的問題，既讓提問的人理解，也讓回答的人明白。像「你將視覺反應的價值置於百分位的何處？」這樣的問題是完全不行的。我畢業後找到了這份工作，當時覺得很幸運——那要比許多人強多了——不過四個月過去了，我的職責範圍仍然有模糊不清之處。
有時我覺得上面正在培養我接手高一級的職務，但我對西摩調研所的組織結構並不十分清楚，我也想像不出那究竟會是什麼樣。整個公司占三層樓，其構成就像是個冰淇淋三明治：上面和下面一層都是脆皮子，我們這個部門便是鬆軟的中間層。我們樓上是主管人員和心理學家，大家稱他們為樓上的先生，因為那裡都是男子，他們負責同客戶洽談。我曾經朝他們辦公室裡瞥過幾眼，只見裡面鋪著地毯，擺放著昂貴的傢俱，牆上掛著絲網印刷的七位現代派大師的作品。我們樓下是機器——油印機啦，對信息進行統計、整理和製表用的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牌計算機啦；我也到樓下去過，那兒像工廠似的，機器嗡嗡直響，操作人員手上沾著墨水，似乎加班加點，一臉疲倦的模樣。我們的部門將這兩者聯繫起來，我們的任務是照管人力資源，即市場調研人員。市場調查是一種家庭作坊式的小行業，同手工織襪公司差不多，我們的調研人員全是家庭主婦，她們在業餘時間工作，計件取酬。雖然掙的錢並不多，但她們樂意有機會走出家門。回答問題的人沒有報酬，我常納悶他們怎麼會願意參加這種活動。也許是相信了宣傳文字裡的話，就是說他們能為改進家庭用品的質量出一把力，就像科學家那樣。或者是他們喜歡有個人講講話，不過我看大多數人還是因為有人徵求他們的意見，心中感到有點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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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們部門工作的對象主要是家庭主婦，因此辦公室裡除了那個倒霉的勤雜工以外，清一色都是女性。我們辦公室是一大間，色調同一般的機構一樣以綠色為主。房間一頭用毛玻璃隔了一小間，那是部門主管波格太太的辦公地點。房間另一頭是幾張木桌子，一些中老年婦女坐在桌前辨讀調研員寫來的材料，用彩色蠟筆在填好的答捲上畫叉打勾，她們手邊是剪刀、膠水、一疊疊的紙張，看起來就像一群老年人在上幼兒園。我們其餘的人就坐在中間，辦公桌五花八門。我們還有一間掛著印花布窗簾的挺舒適的房間，供自帶午飯的人用餐，其中有沖茶和咖啡的機器，不過有些同事自帶了咖啡壺。我們還有間粉紅色的洗手間，鏡子上掛著告示，提醒大家不要讓頭髮和茶葉堵住水槽。
那麼，在西摩調研所我有可能得到怎樣的機會呢？一來，我不可能成為樓上的一員，二來，我也不會到樓下管機器或者像房間那頭的婦女那樣整天辨讀答卷，因為那意味著降級。可以想像的便是成為波格太太或者她的助手那樣的人物，但就我所知那為時會很長，說不定我還不想要呢。
上面交代我修改鋼絲清潔球的問卷，說是馬上就要，我剛完稿，就看見會計格羅特太太走進門來。她是來同波格太太談事情的，但走出去時在我身邊停了下來。她個頭不高，為人拘謹，頭髮是冰箱金屬托盤的顏色。
「啊，麥卡賓小姐，」她說話的聲音很難聽，「你來了四個月了，有資格參加養老金計劃了。」
「養老金計劃？」我剛來公司時是跟我談起過養老金計劃的事，不過我把它全給忘了。
「我參加養老金計劃是不是太早了一點？我是說，您瞧我是不是年紀太輕了？」
「哎，早一點參加也好，對嗎？」格羅特太太說。她的眼睛在無框眼鏡後面忽閃忽閃的，有機會在我工資單上多扣一筆錢，她是求之不得呢。
「我想養老金計劃還是不參加了吧，」我說，「多謝您了。」
「哦，不過，這可是強制性的，」她口氣中有些公事公辦的味道。
「強制性的？那就是說我非得參加不可了？」
「不錯，哦，要是大家都不肯出錢的話，有誰還領得到養老金呢，對嗎？我把需要的文件都拿來了，你只要在這兒簽個字就行。」
我簽了字，等格羅特太太走後，我的心情突然消沉了下來；這樁事其實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卻攪得我心煩意亂。倒不僅僅是因為覺得窩囊，非得接受一些自己既不感興趣又不曾參與制訂的規則（那一點你在學校裡早就給調教好了），而是我對簽下自己的名宇感到一種迷信的恐懼。如今，我的名字已經簽到了那份神秘莫測的文件上，看來它會把我同今後的某種生活強行連到一起，而我對那樣的生活至今仍然無法想像。我彷彿看到未來的某個時刻自己的形象，人早已定型，在西摩調研所工作了無數個年頭，如今得到了回報。養老金。我又彷彿看到一個冷冷的房間，只好靠插在牆上的電熱器取暖。也許我還會像我一個終身未嫁的姨奶奶一樣，也得戴上助聽器。我會整天自言自語，小孩子會朝我扔雪球。我告訴自己別犯傻，也許在那個時間到來之前世界已經炸飛了。我提醒自己，要是不樂意，我明天就可以離開此地，重新找個工作，不過這些想法並不能使我得到安慰。我想自己的簽名會歸人到某個檔案中，這份檔案會被存放在文件櫃裡，文件櫃呢又會給鎖到某個儲藏室裡去。
十點半鐘，我很高興喝咖啡的時間到了。我明白我其實應該放棄休息，算作是對早上遲到的事作出補償，但是我需要時間來散散心。
我們部門有三個人同我年齡相仿，我平時就是同她們一起去喝咖啡。有時恩斯麗對其他搞牙刷測試的同事不耐煩了，也會從她辦公室裡過來參加到我們當中來。這倒不是說她對我的這幾位同事有什麼特殊的好感，她把她們三人統稱為辦公室處女。除了將頭髮染成金黃色之外，她們彼此之間並不十分相像，打字員艾米枯黃色的頭髮蓬鬆地披在肩上；負責公關之類工作的露苗頭髮染成淡金黃色，梳理得十分優雅；波格太太的助理米麗來自澳大利亞，她留一頭短髮，被太陽曬成黃銅色。這三個人不止一次地在喝咖啡吃酥皮點心時反覆聲稱自己還是處女——米麗對此持女童子軍那種穩重講求實際的態度（「我想從長遠的觀點看，還是等到結婚時好，對嗎？少惹些麻煩。」），露茜則是擔心外界的飛短流長：「別人會議論些什麼呢？」），持這種想法的人似乎認為每個臥室裡都裝著竊聽器，外界時刻監聽著其中的動靜；艾米呢，老是擔心自己身體有毛病（這一點辦公室裡人人都知道），她總說談起那事她就噁心，也許她的確會如此。她們都熱中於旅遊：米麗在英國居住過，露茜到紐約去過兩次，艾米呢，想去佛羅里達。她們要等旅遊夠了之後再結婚成家。
「你們聽說了嗎，魁北克的通便劑調查項目取消了？」大家剛在飯店裡常坐的位置上坐下來，米麗就說。這家飯店很蹩腳，但就在街對面，離我們最近。「這件事工作量本來夠大的——到家裡進行產品測試，單問卷就有整整三十二面。」米麗的消息總是最靈通的。
「依我說這真是求之不得呢，」艾米對此嗤之以鼻，「真不明白對那東西怎麼會湊得出三十二頁的問題的。」她又埋頭顧自刮起大拇指上的指甲油來。艾米身上總是一副不修邊幅的樣子，衣服上拖著線頭，嘴唇上的唇膏也脫了皮，肩上和背上掉了些金黃色的頭髮和頭皮屑；她每到一處，總要留下零碎的痕跡來。
我看到恩斯麗走了過來，便向她招了招手。她擠進我們的座位裡，同大家打了個招呼，把掉下來的一絡頭髮用髮夾別了。幾位辦公室處女也招呼了她，但並不顯得怎麼熱情。「以前就做過這種調查，」米麗說，她在這公司年份是我們這幾個人當中最長的，「倒還管用。因為據研究凡是願意回答三頁以上的問題的人都多少離不開通便劑，我的意思是，那些人是會把問卷答完的。」
「做過什麼調查？」恩斯麗問。
「我敢打賭，這桌子準沒有擦，」露茜說，她故意放大了聲音，好讓那個女侍者聽見，她老是跟那個侍者作對。後者戴了副伍爾沃斯商店裡買來的廉價耳環，氣鼓鼓地沉著臉，顯然不是辦公室處女這一類人。
「魁北克的通便劑調查，」我暗暗告訴恩斯麗。
女侍者走了過來，她怒氣沖沖地擦乾淨了桌子，問了我們要點的東西。露茜在說到烤酥皮點心時故意挑剔了一番——她毫不通融地指定酥皮餅上不要葡萄乾。「上回她給我端來了有葡萄乾的，」她告訴我們，「我同她說我最討厭葡萄乾，我從來就不吃那東西，哼。」
「幹嗎只是魁北克呢？」恩斯麗問，鼻孔裡噴出一口煙，「有什麼心理上的原因吧？」恩斯麗在大學裡學的是心理。
「嘿，我也不懂，」米麗說，「大概是那邊的人容易便秘吧。他們馬鈴薯不是吃得多嗎？」
「馬鈴薯真那麼容易讓人便秘嗎？」艾米問，她身子從桌子對面湊向前來。她把幾絡頭髮從額頭上往後捋了捋，立刻就揚起了一陣輕霧，一些小小的粉塵從她頭上輕輕飄落下來。
「那不能只怪馬鈴薯，」恩斯麗說，「那一定是一種集體的過失情結，或許是語言問題負擔過重；他們精神上一定極其壓抑。」
其餘幾個人不滿地望著她，看得出來，她們覺得她是在賣弄自己。「今天真是熱得要命，」米麗說，「辦公室就像個火爐一樣。」
「你們辦公室裡可有什麼新鮮事？」我問恩斯麗，想緩和一下氣氛。
恩斯麗把煙掐滅了。「有啊，我們那邊確實有件滑稽事兒，」她說，「有個女人想要害死她丈夫，把他的電動牙刷給短路了，我們辦公室裡一個小伙子得出庭作證，說明在正常情況下牙刷是不會短路的。他要我當他的特別助理陪他一起去，不過那傢伙真令人討厭。看得出來，他在床上也叫人噁心。」
我懷疑這故事是恩斯麗胡編出來的，不過她的藍眼睛睜得滾圓。三位辦公室的處女扭動起身子來。恩斯麗有辦法隨口扯起她遇上的這個那個男人，讓她們感到不自在。
幸而我們要的東西送上來了。「那婊子又給我拿來了葡萄乾的，」露茜大聲抱怨，用她長長的指甲把葡萄乾一個個挑出來，放在盤子邊上。她的指甲修得十分漂亮，塗成虹彩的顏色。
在回辦公室的路上，我向米麗說起養老金計劃的事。「我不知道那是強制性的，」我說。「我想不通幹嗎要付錢給他們那個計劃，好讓格羅特太太那樣的老太婆退休後刮我們的皮。」
「是呀，我當初也想不通，」米麗說，口氣並不熱情。「慢慢就會好的。哎，我就希望他們把空調給修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