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本書涉及的一些內容的相關資料
很久以前，在搜集資料時發現一張反映抗戰時期的照片，上面是頭戴著著名的德國M—35式鋼盔的國軍官兵戰鬥的場景，令我疑惑了很長時間，怎麼國軍會裝備德式鋼盔？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國軍抗戰研究的深入，終於知道，原來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和德國曾有過一段密切的軍事合作，德國不僅向中國出售了大量武器裝備，還向中國派出了軍事顧問，協助中國建成了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精銳之師，通常被稱為德式師、德裝師或德械師（本文一律稱為德式師，下同），這支部隊可以稱為中國近現代史上無論裝備、訓練還是編製、戰術諸方面現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隊，在抗戰初期發揮了中流砥柱般的巨大作用，可惜有關這支部隊的介紹似乎已經湮沒在浩瀚的歷史之中，留給後人的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傳聞。
筆者希望能將德式師的情況盡量做一份真實全面的介紹，由於種種原因，有關資料的搜集相當之難，因此疏漏錯誤在所難免，敬請指正。
中德軍事合作
作為歐洲陸軍強國的德國，歷來就是一些在軍事上相對比較落後國家的學習效仿對象，如日本明治維新時所建立的陸軍幾乎就是照搬普魯士陸軍全套軍事思想、建設制度和制式操典。而中國很早就開始學習德國軍事，清朝後期所建立的新軍，就有著深深的德國軍事影響的烙印。
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便迅速驅逐了蘇聯軍事顧問，開始向德國尋求軍事援助。德國適逢一戰戰敗，根據凡爾賽條約的規定，只能擁有一支十萬人的軍隊，大量職業軍人被迫離開軍隊，這些除了軍事知識以外對於其他領域知識、技術一無所知的軍人，便成為各國（尤其是軍事領域較為落後的國家）爭相聘用的名師。但是，凡爾賽條約有明確規定不允許德國公民在外國軍隊擔任軍事顧問，而德國軍方則希望他們去外國擔任軍事顧問，以使這些退役人員能利用在國外軍隊服務的機會，獲取最新發展的軍事知識和技術，使德國軍隊不至於在軍事學術方面出現斷層，同時更含有希望這些人員在以後歸國後能繼續在德國軍隊中服務的深意，所以德國軍方對這些人員遠赴國外擔任軍事顧問是暗中鼓勵與支持的。
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早在1927年四一二事變之前就開始與德國軍方接觸，德國原則同意向中國派遣軍事顧問，最初中國提出的顧問名單上是一批如馮·馬肯森、魯登道夫等在一戰中聲名顯赫的人士，但是德國軍方認為這些人名頭太響亮，容易被發現，所以婉言拒絕，第一批來華的德國軍事顧問是馬克斯·鮑爾上校（馬克斯·鮑爾雖然名不見經傳，卻曾在德國總參謀部供職，以其出色的軍事才幹深得總參謀長魯登道夫的賞識）、斯圖茲納中尉和霍姆爾少尉三人，由此揭開了中德軍事合作的蜜月之旅。
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大選中獲勝，出任德國總理。在中德軍事合作領域，希特勒見蔣介石政府驅逐蘇聯顧問、與蘇聯交惡、發動四一二事變、圍剿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等行動與其堅決*的立場非常合拍，同時中國蘊藏的豐富自然資源（特別是如鎢、銻等戰略資源）和廣闊的工業品市場，也正是德國復興的重要便利條件，而且作為蘇聯的鄰國，完全可以作為有效的牽制力量和共同反蘇的政治盟友，加之他上台之後廢除了凡爾賽條約的種種限制，因此來華德國軍事顧問的級別與規模逐漸提高，原先帶有遮掩耳目的私人性質而逐漸轉為公開的官方援助。
中德軍事合作因此漸入高潮，不僅雙方簽署了《五年軍事工業發展計劃》，德國開始幫助中國建立軍事工業，並在中國軍事工業尚未建成前向中國提供軍事裝備，而且第四任德國軍事總顧問前德國國防軍總司令漢斯·馮·塞克特上將（他是歷任德國軍事總顧問中最受蔣介石器重，待遇最高、地位最高的，甚至可以以「委員長委託人」的身份，代表蔣介石向國民黨政府各部門首腦下達指令！）在協助中國整軍建軍方面，提交《陸軍改革建議書》，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財力，首先建立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小型核心示範武裝，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國60個師的整編，他認為中國有這樣60個師的精銳常備軍就足以應付各種狀況了，這就是國軍30年代60個整編師方案的來源。
整軍方案
在整軍過程中，對各種不同編製的部隊有著不同的名稱，主要有整編師、調整師、整理師、新編師等四種稱謂。
根據塞克特的《陸軍改革建議書》之方案，全國60個師稱之為整編師。1935年下半年開始進行第一批10個師的整編計劃，由於此時這10個師的德械裝備尚未運抵中國，只得在編製體系和武器裝備方面進行一些內部調整，故稱調整師。在這10個師中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中央軍校教導總隊，這支部隊全部按照當時德國陸軍步兵師的編制編成，與國軍其他師級部隊全不相同。
整理師的概念最早提出，所謂整理師是根據1934年12月整軍計劃分批進行編組，未輪到編組部隊根據1932年6月軍委會頒布的《陸軍師暫行編製表》的四團制師為標準進行整理，故名整理師。這種師編製為兩旅四團，師直屬騎兵1個連、炮兵1個團、工兵、通信、輜重各1個營、衛生隊1個、特務連1個。
1936年，軍事委員會對整軍方案作了進一步的規劃，確立了減少大單位、充實小單位特別是充實團以下部隊的戰鬥力以及人事、經費等方面的整軍原則，根據這一規劃整編的部隊稱為二十五年調整師（1936年即民國二十五年），初步計劃年內完成20個師的整編。
整編先從中央系和東北軍中開始，中央系37個師共186個團，除正在圍剿紅軍的一線部隊外，其餘部隊一律改為四團制的整理師。各軍師直屬的騎兵、炮兵、工兵等兵種，則集中進行整訓。預定中央系參與整軍的135個團中先整編出18個四團制的整理師，再將其餘63個團合編為32個團，在此基礎上組建8個新編師，新編師基本上以2個整理團合併為1個團。
東北軍18個師54個團計劃整軍為10個整理師（由原來40個團組成）和2個新編師（由原來8個團組成）。
整理師與新編師的差別在於，整理師的各級軍官基本還是以原來的各級軍官為基礎，而新編師則完全打破原來的人事，由來自不同部隊的各級軍官進行混合編組，以徹底清除軍隊內部派系林立的現象，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國家軍隊。
整軍過程中，當時擔任第五任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的法肯豪斯對該計劃提出了建議：各師應以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的編制和裝備為標準，如果暫時沒有條件組建工兵營和通訊營的，可以先組建工兵連和通訊連；加強炮兵建設，各師應盡量配屬一個轄3個炮兵營的炮兵團（山炮營、野炮營和105毫米榴彈炮營各1個）；輕武器方面應統一武器制式，並在師建制裡組建一個修械所負責武器的保養維護和修理。
至1937年7月抗戰爆發前，整軍計劃一共進行了兩期，計20個師，第三期10個師正在進行之中。實際在已完成整軍的20個師中，其接受德式裝備和德國顧問的訓練程度也各有不同，實際接受過德國顧問系統訓練與指導的部隊只有下述各師：第3師、第6師、第9師、第14師、第36師、第87師、第88師和教導總隊，以及不屬於正規軍系統的稅警總團。
至1937年7月，國軍中中央系共調整35個師、整理24個師，東北軍調整10個師，運用調整方式而未完成的有5個師，另有粵軍10個師、川軍26個師、9個獨立旅被整理。在中央系的30個師裡，基本上都接受了一些德式裝備，其中還有一些是全部實現了德式裝備，並接受德國顧問的系統訓練。以經過這樣的整軍而面貌一新的中央軍，堪稱為中國近代史上最現代化的陸軍。在抗戰初期，就是以這些經過整軍的德式師擔當起中流砥柱的作用，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當然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不少軍事歷史學家認為，如果抗戰再晚一年爆發，將會有更多的中國軍隊接受先進的德式裝備和德式戰術思想訓練，抗戰局面至少說可以樂觀很多。
武器裝備
輕武器方面，德式師主要單兵武器是國造7.92毫米中正式或德制1924年式標準型毛瑟系列步槍，也就是K98k的前身。當然由於種種原因，在德式師裡還有其他各式型號的步槍，如漢陽造等。
德式師裝備的輕機槍多是國造仿製捷克ZB26，也有少量的比利時和法國的輕機槍。但是德國陸軍在二戰中最為出名的MG—34輕機槍卻沒有採購裝備，中國也沒有仿製生產。輕機槍裝備數量基本能達到每班一挺的標準。
重機槍多採用仿製馬克沁的二四式水冷式重機槍，該槍是根據1934年由德國兵工署向中國免費提供的馬克沁重機槍全套製造圖紙生產的，二四式馬克沁重機槍與德國陸軍裝備的1908式重機槍稍有不同，確切地說應是1909式外銷型號，採用250發帆布彈帶供彈。一般情況下，重機槍的裝備數量是每個步兵營建制裡設有一個重機槍連，共3個排6挺。這一配置標準只相當於德國陸軍標準步兵營的一半！
德式師裝備的手槍自然是名聞遐邇的駁殼槍，也叫盒子炮、快慢機或二十響，在很多電影和小說中經常可以見到的。其真正的名稱應是7.63毫米毛瑟M1932型半自動手槍，歐洲多稱為C96手炮。這種手槍在中國得到了廣泛應用和極高的評價，很多軍人莫不以得到一把駁殼槍為榮！當然，德式師裝備的毛瑟手槍可不同其他部隊裡由中國兵工廠、修械所甚至私人制槍作坊仿製的，全都是正宗從德國進口的原裝貨。
火炮是現代化軍隊所必不可缺的武器裝備，可惜中國由於技術和財力所限，連號稱最現代化的德式師在此方面與現代化軍隊的差距都是非常懸殊的。德式部隊中，除了教導總隊擁有自己獨立的直屬重炮部隊，其他各德式師都沒有師屬重炮部隊，就以裝備最好的第36、第87、第88師為例，也只有1個師屬炮兵營而已（在最初的計劃中應是1個轄3個營的炮兵團）外加戰防炮連和高射炮連各1個。炮兵營下轄3個榴彈炮連，每連裝備4門德制75毫米克虜伯山炮（或75毫米博福斯山炮），全營共12門，戰防炮連裝備4門德制37毫米Pak35戰防炮，高射炮連裝備6門20毫米高射炮（高射炮型號較多，主要有瑞士的奧力根(Oerlikon)、丹麥的麥迪森(Madsen)、德國萊茵公司瑞士子公司的索羅通(Solothurn)等）。除了師屬炮兵營外，每個步兵團還有迫擊炮連和小炮連各1個，迫擊炮連裝備6門仿製法國81毫米布郎得(Brandt)迫擊炮的20年式82毫米迫擊炮，小炮連裝備6門20毫米索羅通機關炮。
為彌補炮火不足的缺陷，德國顧問建議將少量先進火炮集中編成獨立炮兵旅或炮兵團，統一使用，由火力的集中調配，來達到支援作戰的目的。為此組建了一些裝備重炮的獨立炮兵旅或炮兵團，如裝備75毫米瑞典制L/14博福斯（Bofors）山炮的炮兵第2旅、裝備75毫米德制L/29克虜伯(Krupp)野炮的炮兵第六旅。火炮性能最好當屬裝備24門150毫米德制L/32sFH18萊茵公司(Rheinmetall)重榴彈炮的炮兵第10團（1934年採購）和裝備24門150毫米德制L/30sFH18克虜伯重榴彈炮的炮兵第14團（1936年採購）。
在法肯豪斯將軍的強烈要求下，德式師在師通信營的建制內設立一個無線電通信排，配備15瓦無線電台，並在各步兵團團部建立一個配備5瓦無線電台的無線電通信班，構成了師團兩級的無線電通信系統。
個人裝具
中央系德式師的軍裝分三種，春秋為黃綠色駝絨裌衣常服，夏季為草綠色卡其布衫（又分長褲短褲兩種），冬季為棉布。軍官配呢軍裝和呢大衣，質地也就是被稱作「甲種呢」的呈斜橫紋走向的呢質橫織布，軍服式樣基本就是中山裝。
頭戴圓筒軍常帽，也叫軍小帽，據說其款式是根據歐洲滑雪小帽改進而來的，也有說是從土耳其的圓筒帽變化而來。軍帽整體採用適合東方人頭形的正圓筒形，而不是歐洲的橢圓形。在帽圍上有折圍式護面布，平時折疊起來用兩顆銅扣連接在正面，必要時可以放下，遮住面部和後頸部，可以起到防寒、放風、防塵、隔音等作用。在護面布上緣到上帽沿之間鑲有一顆直徑2.8厘米的青天白日國徽。作戰時，則戴德制M—35型鋼盔，這也是德式師最明顯的服裝特徵，鋼盔上同樣也鑲有一顆青天白日國徽。據說中國德式師所佩帶的M—35鋼盔還是德國工廠裡最早生產出來的一批，根據目前的資料，截止到1936年，中國總共從德國進口了31.5萬頂M—35鋼盔。
因為中國軍隊的機動方式主要還是步行，綁腿可以有限減輕長途步行的疲勞，因此綁腿成為中國軍隊不可或缺的個人傳統裝具，德式師也不例外，打綁腿，士兵配發黑色膠底布鞋，軍官配發皮鞋，高級軍官配發高統皮靴。
每個士兵標準個人裝具包括彈帶、水壺、乾糧袋和防毒面具，彈帶為帆布長條形，不同與德軍的皮製彈包，通常是一條長彈帶由肩上斜繞一周至腰間再繞一圈，最後以布條打結紮緊，可以攜帶20個子彈夾。也有少量採用兩條短彈帶或在胸前如X型交叉，或在兩肩下如V型分叉，或在肩上腰上各一條。很遺憾，德式師沒有配發二戰中德軍標誌性的個人裝具Y形背帶。水壺一部分是從德國採購，一部分是由國內仿製，橢圓形木塞蓋，肩背帶。這與德軍所採用的繫在腰帶上的金屬蓋水壺略有不同。乾糧袋為方形，背帶跨肩，也與德軍繫在腰帶上不同。防毒面具是採購德國的1930式面具，也有部分仿製的，但與德軍不同的是裝在帆布袋中，而非裝在圓筒中。但是不少照片資料上可以看到德式師士兵攜帶的防毒面具是裝在圓筒中，其實那是仿製法國的防毒面具圓筒容具，兩者區別在於德軍圓筒容具上是直向形增強條紋，而仿製法國的則是橫向形增強條紋。
編製序列
德式師的編制主要有兩大類，一是中央軍校教導總隊，這是一支裝備最齊全，訓練最正規的精銳之師，1937年11月擴編為3旅6團的甲種師，總兵力達三萬餘人，其中3個團即第1、第3、第5團為全德式裝備，另3個團（多為新兵）則在整訓之中。
基本編製如下：
師直屬炮兵營、騎兵營、工兵營、通信營、軍士營、特務營、輸送營各1個。
師轄3個旅，旅轄2個團。
以全德式裝備的第1團為例：
團直屬榴彈炮連、戰防炮連、通信連、輸送連各1個。
團轄3個步兵營
步兵營轄3個步兵連（9挺輕機槍）、1個重機槍連（6挺重機槍）、1個迫擊炮排（2門82毫米迫擊炮）
德式師的另一類是以第36師、第87師和第88師為代表的所謂新式中央軍，基本編製如下：
（一）師直屬部隊：
1個炮兵營：
3個榴彈炮連（12門75毫米山炮）
1個戰防炮連（4門37毫米戰防炮）
1個高射炮連（4門20毫米高射炮）
1個工兵營
1個通信營（2個有線通信連，1個無線通信排）
1個輜重營
1個特務營
1個衛生隊（平時為師醫院）
（二）師轄2個步兵旅：
旅轄2個步兵團：
團直屬部隊：
1個迫擊炮連（6門83毫米迫擊炮）
1個小炮連（6門20毫米機關炮）
1個通信連
1個特務連
團轄3個步兵營：
步兵營直屬部隊：
1個機炮連（6挺重機槍，2門82毫米迫擊炮）
營轄3個步兵連：
連轄3個步兵排：
排轄3個班（每排3挺輕機槍，30支步槍）
（三）師轄2個補充團：採用換裝德式裝備時淘汰下來的舊式裝備。
全師總兵力約1.4萬人。
附：
教導總隊各級主官：（組建於1931年1月，最初編製僅為由兩個步兵營和炮兵連、工兵連、騎兵連、迫擊炮連、特務連及通信連各一個組成的團級單位，人員主要是從教導第2師中抽調，主要用於德式步兵團編製和裝備試驗。1933年6月桂永清出任總隊長後才擴編成師級單位）
總隊長桂永清，參謀長邱清泉。（1933年6月）
第1旅周振強，參謀主任馬連桂，轄第1團秦士銓、第2團謝承瑞；
第2旅胡啟儒，參謀主任廖耀湘，轄第3團李西開、第6團劉子淑；
第3旅馬威龍，轄第4團睢友蘭、第5團馬威龍。
第36師各級主官：（1933年9月由87師和88師補充旅組成，1936年12月完成整編，1937年1月獲頒軍旗）
師長宋希濂，副師長鍾彬，參謀長向賢鉅；
第106旅陳瑞河，轄第212團顧葆裕、第213團李志鵬；
第108旅楊光鈺，轄第215團劉英、第216團胡家驥。
第87師各級主官：（1931年12月由原國民警衛第1師改編，1936年12月完成整編，1937年1月獲頒軍旗）
師長王敬久，副師長錢倫體，參謀長夏聲；
第259旅沈發藻，轄第517團劉曼天、第518團羅哲東；
第261旅劉安祺，轄第521團陳頤鼎、第522團易安華。
第88師各級主官：（1931年12月由原國民警衛第2師改編，1936年12月完成整編，1936年10月獲頒軍旗）
師長孫元良，副師長馮聖法，參謀長陳素農；
第262旅彭鞏英，轄第523團吳求劍、第524團韓憲元；
第264旅黃梅興，轄第527團廖奇齡、第528團朱赤。
軍中翹楚
即便是在接受德國顧問指導與訓練的部隊中，德國顧問的參與程度也有深淺輕重之分，有的師全師上下只有一名德國顧問！在所有部隊中，接受德國顧問指導最多，德式裝備最齊全，訓練最充足的莫過於教導總隊、第36師、第87師和第88師這四支部隊了。
教導總隊，全稱是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總隊，顧名思義就是隸屬於中央軍官學校的教導部隊，在國軍中屬於示範部隊性質。中央軍官學校前身就是名聞遐邇的黃埔軍校，教導總隊最早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曾在大革命時期東征和北伐中赫赫有名的黃埔學生軍，黃埔軍校是蔣介石走上事業頂峰的開始，所以蔣介石對黃埔軍校歷來是青睞有加，最先進的裝備、最先進的戰術訓練、最先進的部隊編制往往都是先由中央軍校來進行實驗，而中央軍校也一直秉承建校以來的傳統，維持著一支具有相當戰鬥力的團級步兵教導部隊與若干連營級特種兵教導部隊。
1930年5月，中央軍校正式組建了一支編制為兩個旅六個團的教導第2師，這是早期中央軍校教導部隊的鼎盛時期。這個教導第2師幾乎將中央軍校的所有新銳武器都收入帳下，其所屬特種兵包括兩個炮兵團，也就是中央軍校的兩個教導炮兵團，再加上騎兵連、工兵連、輜重連、學兵營與戰車隊，可以稱得上是虎賁滿堂，在整個中央軍之中，教導第2師的戰鬥力僅次於馮軼裴的教導第1師，而日後在抗戰戰場上威名遠揚的第4師就是在教導第2師的基礎上組建的。
1931年1月在德國軍事顧問的計劃下，中央軍校正式開始編組教導總隊，最初編製為兩個步兵營以及炮兵連、工兵連、騎兵連、迫擊炮連、特務連和通信連。官兵主要從原教導第2師炮兵團、特務營、工兵連、騎兵連和軍校警衛部隊中抽調的精兵強將。這個團級教導部隊主要進行德式步兵團的編制試驗以及德式新武器的應用研究，是為了全面開展德式師建設而先行一步的試驗性部隊。總隊長唐光霽少將，出身於西北軍，畢業於著名的保定軍校，之所以選擇唐光霽，完全是因為他科班畢業，尤擅部隊訓練，而且北伐之後一直在中央軍校任職。副總隊長朱宗海，曾任教導第2師參謀處處長，原是中央軍校的炮兵教官，他負責主持總隊的參謀業務。所屬兩個步兵營主要用於編製試驗，炮兵連裝備德式75毫米卜福斯山炮，主要摸索德式裝備的具體應用，工兵連配備了德式新型工兵器械，騎兵連則鳥槍換炮，改裝摩托車。
1932年3月朱宗海升任總隊長，1932年9月保定軍校6期畢業的高級教官章履和接任總隊長。在此期間教導總隊都只是純示範性的實驗部隊。直到1933年6月桂永清出任總隊長，情況才得以徹底改觀。教導總隊成為一支野戰部隊，副總隊長周振強和張坤生，都是黃埔軍校第1期，與桂永清是同學。總隊司令部下設參謀處（主任溫祖詮），副官處（主任張炳東），經理處（主任王漢英）。部隊擴編為第1團，下轄步兵三個營，團直屬炮兵連和通信連，團長由周振強兼任。總隊直轄軍士營、特務連、騎兵連、工兵連、通信軍士連、軍官教育隊、衛生隊、軍樂排和汽車隊。總隊擴編後調防南京孝陵衛（現南京理工大學所在地），位於鍾山南麓，國民政府強令搬遷了六個自然村，圈出一大片土地建成教導總隊的大本營。
1935年1月25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總隊舉行授旗典禮，蔣介石親自到場，並對全體官兵發表講話。標誌著中央軍校教導總隊成為正式的戰鬥部隊。
1936年教導總隊再次擴編，成為三團制的師級部隊，並增設參謀長一職，由符昭鶱擔任。下轄第1團（周振強）、第2團（胡啟儒）、第3團（張坤生），總隊直屬軍士營、炮兵營、騎兵營、工兵連、通訊連、特務連、高炮連、自動車隊、衛生隊、軍官教育總隊、軍樂排、修械所，並被列為1935年第一期整訓部隊。
1937年9月，教導總隊一部參加淞滬會戰。同年11月奉軍政部命令擴為三個旅六個團制的甲種師。所屬六個團中，三個團（第1、3、5團）已完全實現德式裝備與編製。南京保衛戰中教導總隊損失慘重，餘部退到漢口後進行整編，與戴嗣夏第46師合編重建為三個旅六個團制的第46師。
鐵衛禁軍
第36師、87師和88師是一脈相承的兄弟部隊。在中央軍裡，既不是胡宗南第1軍系統，也不是湯恩伯第13軍系統，更不是陳誠的土木系，而是出自於蔣介石的警衛部隊，標準的嫡系中的嫡系。
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後，組建了軍校衛兵隊負責蔣介石校長的安全警衛與侍從。後來衛兵隊擴編為特務營，北伐戰爭時期又在特務營的基礎上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警衛團，作為蔣介石總司令的侍衛扈從部隊。
1927年民國政府定都南京，警衛團再次升格，擴編為首都警備師（所轄部隊多達六個團）。就這樣緊隨著蔣介石的地位攀升，他的警衛部隊也完成了從衛兵隊、特務營、警衛團到警備師的四級躍升。此後，警衛部隊編制又多有改動。1930年12月，警備師與軍校教導第1師（師長馮軼裴，該師被公認為中央軍中戰鬥力最強的部隊）合併為警衛師，原警備師所屬第1、2、5團改編為警衛第2旅，原教導第1師所屬第1、2、3團改編為警衛第1旅，原警備師第3、4團改編為警衛師特務第1、第2團，原警備師所屬第6團被裁撤，人員編入各部。此時的警衛師，下轄兩個旅六個團，師直屬兩個特務團、一個炮兵團和其他一些特種部隊，總兵力幾乎相當於其他部隊的兩個師！師長馮軼裴，副師長俞濟時。
1931年3月，在整軍中，這支編制龐大的警衛師被一分為二，拆分成兩個兩旅四團制的整編師，番號分別為警衛第1師和警衛第2師。
1931年12月，蔣介石在內外壓力下宣佈下野，他的警衛部隊自然也就失去了警衛師的榮耀頭銜，警衛第1師和第2師分別改稱第87師和第88師。
第87師師長張治中，副師長王敬久，參謀長徐培根。
第88師師長俞濟時，副師長李延年，參謀長宣鐵吾。
而第36師與上述兩師有著極深厚的淵源，1933年9月，正是在第87師和88師兩個師的補充旅共四個團基礎上，組建了第36師，師長宋希濂，副師長鍾彬，參謀長向賢矩。
由此可見，這三個師的前身都是蔣介石的警衛部隊，一直是由蔣介石直接控制，部署在京畿重地，是最受蔣介石器重與信賴的部隊，就如同是古時的禁衛親軍，因此最早接受德式裝備和德式訓練的美事，自然就無可爭議地落到了這三個師的頭上。
這三個師接受德國顧問訓練，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中央軍校教導師時代，首任德國軍事總顧問馬克斯·鮑爾就對中央軍校的兩個教導師進行過系統的指導性訓練，當教導第1師與警備師合編成警衛師後，德國軍事顧問也就跟隨教導第1師來到了警衛師。
依照德國顧問的意見，這三個師和教導總隊，都是作為國軍新式整編的示範單位，不應輕易將其調上戰場。但是，一二八淞滬事變、福建事變和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這三個師都有參加，並擔負重任。因此遭到了德國顧問的強烈不滿，當時的顧問團團長喬治·魏澤爾就此向蔣介石表示了強烈抗議，並與蔣介石發生了爭執與衝突，這三個師在德國顧問心目中的地位，從中也可見一斑。
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
1932年1月28日，淞滬事變爆發，當時駐紮在上海的國軍第十九路軍奮起抗戰。次日，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表《對淞滬事變宣言》，表示「為執行中國主權應有之權利，不得不採取自己的手段，並對日本武裝軍隊之攻擊，當繼續嚴予抵抗。」1月30日，蔣介石在南京主持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遷都洛陽，改組軍事委員會，並命令第十九路軍全力防守上海，而德式師的第87師和88師負責南京防務。2月1日，國軍再次調整京滬地區部隊部署，第61師將江陰防務移交給第87師，開赴上海大場；第88師主力集結蘇州，作為第十九路軍預備隊，另以一個團加強江陰要塞防禦力量。
2月中旬，日軍第24混成旅團、第9師團等增援部隊陸續抵達上海，鑒於日軍增兵上海，十九路軍勢單力孤恐難持久，時任87師師長張治中向蔣介石主動請纓，得到蔣介石的批准。2月14日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將分駐京滬、京杭地區的第87、第88師組建成為第5軍，由第87師師長張治中兼任軍長，統一指揮第87師、第88師、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總隊（此時總隊長為唐光霽）和獨立炮兵第1團山炮營等部開赴上海，加入第十九路軍序列。此時的第5軍彙集了第87師、第88師和教導總隊，全部是德式部隊，是中央軍系統內的絕對王牌精銳！這樣的嫡系精銳盡數投入，國民政府抗日之心可見一斑。
第87師261旅在旅長宋希濂率領下首先從南京出發，並於14日當天正式接防上海蘊藻濱北岸胡家宅至吳淞西端曹家橋之線，第87師259旅也在旅長孫元良（台灣著名影星秦漢之父）率領下於15日進抵南翔。與此同時，第88師也從經滬杭線開到南翔附近集結待命。
2月16日上午張治中率第5軍軍部從南京和平門登上火車出發，於當天到達南翔，開始部署所屬部隊接替十九路軍防務。第5軍在江灣北端經廟行鎮沿蘊藻濱至吳淞西端之線展開，並以一部在獅子林炮台南北閘洞、川沙口、瀏河口、楊林口、七丫口擔任沿江警戒。其中第88師防禦由江灣北端經廟行鎮、周巷至蘊藻濱南岸之線，第87師擔負胡家莊沿蘊藻濱北岸經曹家橋至吳淞西端之線，教導總隊之一部警戒獅子林南北閘洞、川沙口、瀏河口、楊林口、七丫口沿江一帶，以上部署於18日接管完畢。張治中同時擔任左翼軍指揮官(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任右翼軍指揮官)，第5軍軍部也由南翔前推至劉行鎮。
日軍第24混成旅團從2月20日晨7時30分起，即在重炮和飛機支援下，向廟行猛攻，堅守廟行的第88師頑強抵抗，給予日軍重大殺傷，陣地屹立不動。入晚之後，日軍繼續猛攻，戰鬥更加激烈，槍炮聲竟夜不絕於耳。88師陣地工事在日軍猛烈炮火轟擊下大都被毀，但是官兵隱蔽於破損戰壕內，沉著不動，直等日軍步兵接近，才用手榴彈、步槍迎頭痛擊，繼而以肉搏拚殺。就這樣血戰兩晝夜，日軍累次攻擊均因死傷纍纍不支而退。
22日晨，日軍乘大霧瀰漫突入廟行鎮東面大小麥家宅88師264旅527團3營陣地，營長陳振新親率部隊反擊，但在日軍猛烈炮火攔阻下未能擊退日軍，陳振新戰死於陣地，88師副師長李延年親自督率264旅迅即投入全部預備隊封堵缺口，戰況殊為激烈，88師直屬工兵營營長唐遁陣亡，264旅旅長錢倫體、副旅長黃梅興都負了傷，仍未恢復戰線，由於廟行陣地被突破，整個第5軍戰線都受到嚴重威脅，軍長張治中親率預備隊教導總隊主力（欠一個營）馳援，並令87師259旅孫元良旅長率部增援廟行；防守蘊藻濱北岸的87師261旅宋希濂旅長率該旅主力，由紀家橋渡河掖敵側背；第88師也抽調部隊對日軍突破地區實施反衝擊。右翼軍十九路軍得知廟行危急，也於9時許下令在江灣至蘊藻濱全線發起反擊，第61師張炎副師長率第4、第5團由江灣西北的竹園墩出擊，策應廟行守軍。就這樣，教導總隊和87師259旅在廟行正面，261旅在左，61師兩個團在右，對突入之敵形成三面夾擊，經激戰後日軍除一小部殘留在金家宅、大小麥家宅一帶，繼續負隅頑抗，主力倉皇敗退。日軍殘部直至晚8時30分，才被完全肅清。這一天的廟行戰鬥，戰況之慘烈為一二八事變開戰以來所未見，僅88師就有正副旅長負傷，營長傷亡9人，連排長傷亡20餘人，士兵傷亡逾兩千。中外報紙一致認為這是淞滬抗戰中我軍最輝煌的戰績。26日，國民政府發電嘉勉：「自經22日廟行鎮一役，我國我軍聲譽在國際上頓增十倍。連日各國輿論莫不稱頌我軍精勇無敵，而倭寇軍譽則一落千丈也。望鼓勵官兵，奮鬥努力！」
從25日起，日軍改變戰術，集中第9師團主力猛攻87師麥家宅陣地一點，至26日8時，日軍經過100分鐘的炮火準備後，向麥家宅陣地發起總攻，此時87師防禦工事已全部被毀，守軍傷亡慘重，因此陣地於11時失守。第十九路軍立即調集61師和78師增援，以有力的反衝擊將剛攻入陣地的日軍逐退。
2月29日，日軍第二批援軍第11師團抵達上海，日軍兵力增加後即於3月1日在淞滬全線發起攻擊，特別是第11師團一部於晨6時在我軍戰線側後的瀏河七丫口登陸。儘管國軍統帥部早就指示應對瀏河一線嚴加關注，並至少應部署三個團的部隊。但是連日激戰，前線各部傷亡均很慘重，在兵力部署上實在是捉襟見肘，因此在瀏河綿延數十里一線，此時兵力只有教導總隊的一個營和馮庸義勇軍的一個連！日軍登陸後，連陷浮橋、瀏河鎮等地，並向茜涇要隘猛撲，守軍教導總隊的一個連拚死力戰，傷亡殆盡。張治中一面急調261旅兩個團馳援，企圖乘日軍立足未穩時一鼓殲之，一面報告蔣光鼐總指揮派兵增援。
261旅接到馳援命令後立即以521團、522團於9時許從顧家宅汽車站出發向瀏河增援，但是只徵集到汽車11輛，每次只能運送一個營。宋希濂旅長只好率先頭部隊521團第1營乘汽車出發，於正午12時到達瀏河後，即令521團第1營唐德營長率部迅速向茜涇營前進，盡快佔領茜涇營，掩護後續部隊展開。第1營剛走到茜涇營南門附近，就遭到已佔領茜涇營日軍的射擊，雙方尖兵隨即發生遭遇，由於距離極近，前哨部隊之間展開的全是白刃肉搏。
直到下午3時許，521團團長劉安棋才率第2營到達瀏河。日軍飛機對瀏河車站進行狂轟濫炸，汽車和車站附近的民房全被炸毀，後續部隊不得不徒步前進。增援速度大受影響。而此時茜涇營附近的戰鬥愈演愈烈，日軍出動二十餘架飛機低空飛行，對國軍陣地實施密集轟炸，一時間落彈如雨，而瀏河水域的日軍軍艦也以艦炮開火助戰。4時許，日軍主力向521團左翼迂迴，而右翼教導總隊的一個營已死傷殆盡。這樣在茜涇營苦戰的521團1營，就處於前、左、右三面受敵圍攻的局面，加上日軍海空火力轟擊，傷亡過半。但全營官兵奮勇應戰，甚至以殘破之師幾次衝入茜涇營鎮內，與日軍肉搏，終因日軍火力灼烈，兵力又是眾寡懸殊，未能得手。
下午6時，521團第3營才趕到。宋希濂旅長命令第1營堅守現有陣地，阻敵前進，第2、3營迅速沿瀏河南岸佈防，等待522團到達後，再乘夜反擊。一直到深夜11時，522團因路程過遠，又是徒步行軍還沒有到達。我軍僅以一營之眾，在茜涇營抵抗數倍之敵，自中午至深夜，使敵人未再進寸步！此戰中我軍將士視死如歸，前仆後繼，使敵以一個師團之眾止步於茜涇營，而不得越瀏河半步。教導總隊之一個營孤軍死戰，521團之倉卒應援，都抱必死的決心，以解全線被圍之危。同時，正面我軍各部均遭到優勢之敵全面壓迫，我軍官兵奮勇迎戰，傷亡甚大。下午3時，第78師陣地被日軍突破，第5軍右翼暴露，而預備隊早已用盡，戰線之空隙也無法補充，但是各部均竭力支持到天黑，才退守楊煥橋、水車頭、談家宅、孟家角一線。
鑒於瀏河一線局勢危急，又再無部隊增援，面對整個戰線側後的這一無法彌補的缺口，蔣光鼐總指揮不得已於當晚21時下令全線撤退。
就在部隊總撤退中，德式師也打出了威名：根據蔣光鼐總指揮的名利，第5軍以一部在胡家莊、楊家行佔領收容陣地，主力於本日午後11時向嘉定、太倉之線撤退，利用嘉定城、太倉城為據點，派出一部向羅店及瀏河方面警戒。
晚9時30分，張治中下達左翼軍變換陣地的命令，命令第88師由馬橋宅向嘉定城撤退，第87師259旅由唐橋向婁塘鎮撤退，261旅及教導總隊由瀏河向太倉撤退，獨立旅第1團向蓬閬鎮撤退，第2團則在錢門塘集結，第78師156旅也向嘉定集結。各部隊接令後，都按時分路撤退，陸續到達指定地點，第5軍軍部及直屬部隊也到達錢門塘鎮。
就在各部奉命向新陣地嘉定、太倉轉進時，第87師259旅517團在葛隆鎮附近的婁塘、朱家橋一帶與日軍開展了一二八淞滬抗戰最慘烈的戰鬥。
3月3日子夜1時許，517團由廟行行抵婁塘附近宿營，此地距離瀏河僅十五華里，全團官兵迭經多日苦戰，積疲未蘇，征衣猶濕。忽然千餘日軍，自瀏河猛撲而來，517團佈置在婁塘鎮、朱家橋、四竹橋的三個前哨連奮起抵抗。戰鬥打響後，日軍兵力越來越多，其火炮也開始向國軍陣地轟擊。這三個前哨連所擔負的警戒線達三千米之寬，且傷亡已超過三分之一，因此力量相當薄弱，三處前哨陣地均遭重圍，但各部均死戰不退，將來襲日軍抑留在婁塘附近。激戰一直持續到3日8時，日軍主力約四千人趕到，開始向517團陣地發起全線攻擊，並向國軍右翼迂迴。此時國軍正在加緊構築工事，匆促應戰，兼之兵力終寡懸殊，日軍竟突破前線陣地衝到朱家橋北岸517團團部門前，全團戰線岌岌可危，就在此萬分緊急關頭，第1營第3連奮勇衝殺，將突入陣地之日軍擊退。
10時許，第259旅旅長孫元良急赴517團團部指揮作戰，督令所部必須頑強抵抗，張治中聞訊後一面急令駐蓬閬鎮的獨立旅第1團迅速增援，一面令位於太倉的261旅前出掩護259旅左翼，並令嘉定的88師固守嘉定城，屏障259旅的右翼。
此時婁塘一線日軍已增至七八千人，攻勢一浪接一浪，而517團孤軍力戰，彈藥已將告罄，中午過後，各陣地相繼被日軍突破，日軍越婁塘鎮連占附近各村落，兵鋒直陷賀家村。在葛隆鎮指揮作戰的孫元良旅長，於15時，親筆書信一封，命人急送張治中軍長：517團現受日軍包圍，團長失蹤。職擬在葛隆鎮殉職。錢門塘將有危險，請軍長火速轉移。
張治中接報後，馬上打電話給孫元良，告訴他獨立旅第1團即可到達，517團堅持到日落後即向葛隆鎮撤退，在河川岸線佔領陣地。16時，援軍獨立旅第1團終於到達葛隆，迅即控制最後抵抗線，並向前線增援。這時517團已到了最後時刻，朱家橋左翼也被日軍突破，張世希團長率所部官兵抱必死之心向蔣家村拚死衝擊，在日軍機槍火力下，我軍戰士前仆後繼，有進無退，殺聲震野，勢不可當。日軍竟然擋不住這一支部隊的決死衝擊，向後退去，婁塘鎮之危遂解。517團殘部一直殺到外岡與88師會合，後經昆山轉赴新陣地。
婁塘一役，日軍集中主力企圖突破嘉定、太倉中間地區，直下鐵路，截斷國軍退路。若不是517團奮勇死戰，一旦日軍趨葛隆，陷錢門，直下鐵路，第5軍和第十九路軍的退路就全斷了，那後果是不堪想像了。
此役，517團第1營營長朱耀章身中七彈，壯烈殉國，還有陣亡軍官包括兩個連長、六個排長，士兵傷亡近千。
3月3日下午，就在517團血戰婁塘之時，第5軍又接到蔣光鼐總指揮電令，後撤到陸家橋、石牌、白茆新市一線。第5軍奉命撤退，第88師撤至常熟，87師261旅撤至白茆新市，259旅撤至石牌，軍部進駐東塘墅，獨立旅第2團及教導總隊撤至東塘墅。3月5日各部先後到達指定地點，整頓部隊，構築工事準備再戰。
5月5日，上海休戰協定簽字，一二八淞滬抗日戰役至此結束。5月7日國民政府命令第88師開駐武漢，第87師駐常熟，後調南京。
第5軍在淞滬抗戰中，軍官陣亡83人，傷242名，失蹤26人；士兵陣亡1533人，傷2897人，失蹤599人，合計陣亡1616人，傷3139人，失蹤625人，傷亡總數高達5380人！——德國軍事顧問為此痛心不已！
福建事變與圍剿紅軍
1933年9月，剛組建還不到一個月的第36師即開江西撫州，作為北路軍的預備隊，參加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11月11日，紅軍紅七軍團向滸灣進攻時，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金溪縣城、琅琚和滸灣出擊之國民黨軍的夾擊。紅軍紅三軍團馳援，36師也奉命增援，與紅三軍團在八角亭東南發生激戰，紅三軍團遭受重大傷亡後被迫撤出戰鬥。
剛剛結束與紅軍的作戰，1933年11月李濟深、蔡廷鍇在福建組織「人民政府」，發表反蔣宣言，並派人與紅軍接洽，談判停戰和合作，史稱福建事變。
蔣介石分析形勢後，決定立即從抽調嫡系部隊入閩，討伐福建「人民政府」和其武裝力量第十九路軍。
德式師的第87師和88師，由南京、杭州地區經浙贛鐵路開赴衢州，組成第四路軍，在張治中的統一指揮下，由閩北向南攻擊。而第36師則歸衛立煌指揮的第五路軍，在閩西的邵武、順昌一帶集結。
第36師穿越閩西北蘇區，在崇山峻嶺的羊腸小道中連續行軍二十天，於1934年1月10日到達邵武，休整兩天後經洋口向延平進軍。
延平城位於閩江上游，是建溪、富屯溪、沙溪三江的會合點，江面水深流急，又多險灘暗礁。延平城東、南、北三方為三條河流環抱，西面則是高山峻嶺，西的九峰山尤為險要。而且劉和鼎的第56師在此經營多年，在西面群山上修築有大量堅固工事，天險加上堅固工事使延平成為易守難攻之地。因此蔣介石只要求36師相機攻擊，以牽制敵軍兵力，待正面攻擊奏效後，再共同殲滅延平之敵。第36師師長宋希濂親率各旅團營長對九峰山的地形及敵軍陣地進行了詳細的偵察，發現在九峰山的第四第五峰間，樹木茂密，工事亦不堅固，便決定先以211團對第八、第九峰進行佯攻，而以全師老兵最多的第215團於夜間先隱蔽運動到九峰山麓，再利用樹林逐步接近第四第五峰，發起突然攻擊。
1月20日第36師先集中炮火猛轟延平西北高地，第211團在飛機掩護下發起攻擊，攻下了敵軍陣地的幾個支撐點。午後，211團以兩個營的兵力猛攻第八、九兩峰，誘使守軍以為36師全力猛攻，便從右翼部隊抽調兵力增援。正當第八、九峰戰況正酣時，215團選擇敵軍防禦薄弱之處突然發起攻擊，僅遭微弱抵抗，不到十分鐘就佔領了第四第五峰。這一戰果徹底動搖了守軍的決心，其在九峰山一線的有組織抵抗很快瓦解。九峰山一失，延平守軍自知屏障已矢，難以固守，遂於次日向中央軍接洽投降。蔣介石知道36師的戰績後，親筆寫下嘉獎令，用飛機空投給36師，並於當晚通令全軍嘉獎。
36師在克復延平後即揮師向閩北重鎮古田前進，與張治中指揮的第四路軍會合，就這樣三個精銳德式師在福建前線會師。張治中見古田城防堅固，為避免傷亡派人入城與勸降，守軍見援兵無望，中央軍兵力卻在不斷增加，而堅城延平失守對於守軍打擊甚重，於是同意投降，中央軍因此兵不血刃而下古田。幾乎同時，閩北另一重鎮水口也被中央軍攻佔，福州門戶洞開。而集結在閩南的中央軍也正向仙遊推進。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軍陷入了中央軍四面包圍。其首腦人物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黃琪翔、陳友仁等人，在大軍壓境的危急情況下倉皇由海路乘船逃往香港，僅由蔡廷鍇率十九路軍主力向泉州方面撤退。36師在追擊中曾與十九路軍後衛發生激戰，216團團長王作霖陣亡。第36師師長宋希濂通過審問俘虜知道對陣的是十九路軍第49師，其師長張炎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時是61師的副師長，曾一起並肩作戰，交情頗深，便寫信勸降。張炎隨即回信，並附有致蔣介石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的一份密碼電報，原來張與中央早有聯繫。
中央軍佔領福州後，蔣介石任命蔣鼎文為東路軍總司令，節制所有在福建的部隊，第87師擔任了福州及閩東地區的警備任務，而第88師返回南京。
而在泉州的十九路軍殘部已被團團包圍，蔡廷鍇見大勢已去，隻身離開部隊。中央軍每天派出飛機在泉州上空散發傳單，告之中央軍所在位置，說明十九路軍已完全陷於重圍之中，勸其派出代表接洽投降。同時中央軍派83師參謀處長符昭騫前往泉州勸降。（符是廣東人，與十九路軍的一些中高級軍官熟識），在軍事和政治雙重壓力之下，再加上與中央早有聯繫的毛維壽、張炎等力主和平解決，最後，十九路軍餘部接受了中央提出的條件，各軍照原番號縮編為師，所有師長團長均由中央另派人接任，原十九路軍的軍、師、團長由中央資遣出洋或依其志願送入陸軍大學或高級教育班學習。協議簽署後，十九路軍餘部開出泉州到仙遊、莆田一帶整編。因十九路軍中反蔣意識很強，蔣介石恐有不測，便密令嫡系部隊36師採取突然行動收繳十九路軍餘部武器。隨後，這些隊伍便被陸續送到河南等地整訓，營長以上的軍官全部換成了中央軍校出身的，這幾個師也就逐漸中央化。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中英勇奮戰的十九路軍就此消亡。而曾與之並肩戰鬥在抗日第一線的德式師，竟然成為平定福建事變的急先鋒，雙方從昔日生死與共的袍澤變成干戈相向的對手，更是令人唏噓不已。
36師在此期間還參與了一件重大歷史事件：槍決中共領袖瞿秋白。
瞿秋白，1899年出生，江蘇常州人，原名懋淼，號熊伯，後改號秋白。1920年訪問蘇聯，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初，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參與同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工作，並出席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在中共第三次至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都當選為中央委員。1927年8月主持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書記。1928年7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後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國際執行委員和主席團委員，並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0年回國，同年9月，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停止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受王明等人的無情打擊，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1933年赴中央蘇區，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執行委員、人民教育委員。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開始長征，身患重病的瞿秋白不能隨軍長征，被留在了瑞金。
1935年初，蘇區鬥爭形勢更為險惡，瞿秋白病情加重，中央決定送他轉道香港去上海就醫。2月11日，瞿秋白、何叔衡、鄧子恢及項英的妻子張亮一行從瑞金九堡附近動身，到達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湯屋後，中華蘇維埃工農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員兼代內務人民委員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也加入隊伍，中共福建省委專門選調了二百餘人組成護送隊沿途保護。
2月24日在福建長汀縣濯田區水口鎮小逕村附近，被當地地主武裝發現，並立即報告了駐紮在當地的福建省保安十四團第二營，第二營隨即對護送隊發起攻擊，戰鬥中護送隊被擊潰，何叔衡犧牲，鄧子恢率少數人突出重圍，行動不便的瞿秋白和張亮、周月林等人則被地主武裝「義勇隊」隊員范金柱、賴忠順發現俘獲。瞿秋白謊稱自己名叫林琪祥，是紅軍中的醫生。張亮供稱為周蓮玉，是被紅軍「綁票」的，周月林供稱為黃秀英，是紅軍護士。保安十四團團長鍾紹葵得知被俘的「林琪祥」等人攜有港鈔、黃金，護送人員多數攜帶駁殼槍，認為林琪祥很可能是共產黨「要人」，連夜對瞿秋白進行嚴刑拷打，但一無所獲。
2月26日瞿秋白被押解到上杭，囚禁於上杭縣監獄，其真實身份一直沒有暴露。直到4月10日，國軍第8師俘虜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之妻，才知道瞿秋白已經在濯田地區被俘。第8師師長陶峙嶽立即電告國民黨駐閩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蔣鼎文隨即電令駐防在長汀的第36師和管轄該地區的第二綏靖區對俘虜進行全面覆核，保安第十四團根據36師的電令，於4月25日將林琪祥解送長汀36師師部，並將已經保釋的張亮、周月林重新收押，解送第二綏靖區司令部駐地龍巖。張亮、周月林隨即供稱「林琪祥就是瞿秋白！」（張、周兩人後又公開發表「*悔過書」，於1935年9月20日各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1937年10月2日提前獲釋。）
5月9日瞿秋白被押解到長汀，關押在長汀中學裡的第36師師部，36師參謀長向賢矩、軍法處長吳淞濤、政訓處長蔣先啟等人對瞿秋白進行審訊，在叛徒鄭大鵬（曾在蘇區教育人民委員會工作）的指認下，瞿秋白承認了自己的身份。
在師長宋希濂的指示下，36師上下官兵對瞿秋白口稱「瞿先生」，並給予了生活上的優待。6月2日，蔣介石從武昌行營密令蔣鼎文：「瞿匪秋白即在閩就地槍決，照相呈驗。」由於中統特務王傲夫和陳建中還在做勸降工作，所以拖遲了行刑的時間。等王、陳勸降不成，，蔣鼎文、李默庵於6月15日、16日、17日連電催促36師迅速執行處決。
6月18日，早晨8時，36師特務連連長向瞿秋白出示槍決命令，瞿秋白揮筆書寫絕筆詩：「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同時鎮靜地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9時20分，瞿秋白在36師政訓處長蔣先啟的陪伴下走出囚室，步行約2000米，來到位於長汀西門外羅漢嶺下蛇王宮養濟院右側的一片草坪，一路上瞿秋白手挾香煙，顧盼自如，緩步而行，不時用俄語高唱《國際歌》，並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口號。到達刑場後，瞿秋白盤膝坐在草坪上，對劊子手微笑點頭說：「此地很好！」飲彈灑血，從容就義，年僅三十六歲。
當日中午，宋希濂向李默庵電告：「瞿匪秋白已於本日上午十時遵令執行槍決。除將該匪照片及處理經過各情另外呈報外，謹先電聞。職宋希濂叩。」下午，瞿秋白遺骸葬於羅漢嶺盤龍崗。——宋希濂晚年的回憶中，對此事件深表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