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流行這樣一種觀點，滿清憑借弓馬入關，所以在以騎射為本的國策之下對火器不思進取，導致中國近代屈辱的歷史云云，於是滿清成為萬眾唾罵的對象，滿人也成為千古罪人，但是事實果真如此麼？讓我們從歷史事實中尋找真相。
讓我們先看看明清交戰之時，明軍的火器裝備表：
全爄兵力：步兵3600人(全配火器)；
騮兵1000人；
炮兵400人(管理野戰重炮及大遙珠炮)；
共計官兵5000人。
裝備火器：霹韌炮3600桿(步兵火銃)；
合用藥9000斤；
重八鍃鉼子90萬個；
大遙珠炮200桿(多管火銃)；
合用藥675斤；
手把口400桿(炮兵防身用手銃)；
眐口將軍160位(野戰重炮)。
宱承宗編煉的車爄賧料(標準車爄)：
全爄兵力：步兵3200人；
騮兵2400人；
輜重車伕512人；
各級軍官，侍從，傳令，雜役515人；
共計官兵6627人。
裝備火器：槍1984枝，
其中鴅銃256枝；
3眼槍1728枝；
大小佛朗杉共256挺；
各穘火炮(紅夷，神飛，滅虜等等)88閏。
裝備車輛：偏廂車128輛(戰車)。
輜重車256輛。
按理來說，這樣的火力配置，即使不能夠取勝，自保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可是明清交手之下，只要是野戰，明軍十有八九是全軍覆沒，這就形成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擁有武器，人員，資源優勢的一方，在幾十年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敗仗，而且一旦失敗就是全軍覆沒，這在冷兵器時代的戰爭當中這樣的現象是非常罕見的，要知道冷兵器時代要全殲敵人的難度可要比熱兵器時代的難度大得多。一般歷史研究者都將這些原因歸罪於明朝政治腐敗黑暗，將領無能之類，這些大的方面惡魔不想多談，只是想就明清野戰的具體戰術方面做出具體的分析。
最先是撫順之戰，明清的第一次大規模野戰爆發，對陣雙方為廣寧總兵張承蔭的萬餘援軍對努爾哈赤的兩萬清軍，時明軍分三處據險、掘壕、列火器安營。張承蔭企圖以3營分進的方式與後金決戰。二十一日，雙方激戰於撫順關東邊外。後金兵冒死陷陣，戰不多時即將明軍三大營層層圍困。明軍不能敵，右營游擊劉遇節率先逃走，各營相繼潰亂。後金兵隨後追殺，明軍死傷無數。總兵張承蔭及副將、參將、游擊、千總、把總等官共50餘人陣亡。後金軍追殺40餘里，殲明朝援軍十之八九，獲戰馬9000餘匹、盔甲7000餘副，其它器械無算。這場仗似乎就是一場魔咒，以後的明軍野戰，幾乎統統是按照了這場戰鬥的模式一場場地輸掉。
接著就是眾所周知的薩爾滸大戰，首先就是被世人詬病的分兵四路，分進合擊。對照上面的撫順之戰，有沒有看出什麼相同點？不錯，明軍又開始模式化的分兵，搞什麼分進合擊，總帥楊鎬犯這個毛病，手下將領接著犯，如同傳染病一般。首先是撫順路主將杜松，他到達薩爾滸之後，立馬分兵為二，自己親自率領一部進邸吉林崖，攻打界凡城。而另一部則在薩爾滸山下據險、掘壕、列火器安營。然後是開原路主將馬林，聽到杜松被全殲之後，立刻將軍隊一分為三，也是分三處據險、掘壕、列火器安營，真是想方設法地將自己的軍隊分散，給對方各個擊破的機會。最後明軍四路大軍落得個三路被全殲，明軍文武將吏死亡三百一十餘人，兵丁死亡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喪失馬、騾共二萬八千七百六十餘匹的結果。
再然後就是被明人評價為凜凜有生氣的渾河之戰，這場野戰其實是包含在遼沈大戰的大框架之內進行的，總兵童仲揆，陳策，副總兵四川石柱都司秦邦屏，游擊周敦吉等知道清軍逼近瀋陽，於是率萬餘人援救瀋陽，可是走到半路瀋陽就失陷了，明軍將領都很有氣概，皆
憤曰：「我輩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為！」於是還是要將瀋陽奪回來。有此氣概當然是好事，可是之後明軍又像中邪一般開始玩分兵紮營的套路，明史載「敦吉固請與石砫都司秦邦屏先渡河，營橋北」這個固字真是讓人玩味再三，這說明秦邦屏的本意並不願意分兵，結果還是被趕鴨子上架。要不是此人最後戰死，惡魔還真懷疑他是清軍的奸細！最後的結果不說自知，除了之前敗走的副將硃萬良、姜弼之外，明軍再一次全軍覆沒。
照理說即便是傻子，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敗也應該有所覺悟，但是明軍並不這樣，遼沈大戰的終幕遼陽大戰，明軍在遼陽危如累卵，城中「兵不滿萬」，又「身無介冑，器不精利」，遼東「戰將勁兵」，一半損於瀋陽之戰，一半在各地應援這樣的情況下，明經略袁應泰、巡按張銓利用努爾哈赤的遲延和失誤，飛速徵調援軍，撤虎皮驛、奉集堡兵回遼陽，五天之內，好不容易湊集了十三萬大軍。照理說這時應該全軍據城死守，結果這個時候明軍再次開始犯病，居然又分兵五萬在離城五里的教場紮營。結果遼沈全部被佔，袁應泰自盡，張銓被俘，不屈而死。
以上種種站例，除了說明明軍有分兵的惡習之外，更在戰術上面不思進取，不管是進攻還是防守，一與敵接戰，便是一幅縮頭烏龜的樣子，一般都是結車而戰，更有甚者便是深溝高壘，大挖壕坑，撫順，薩爾滸，渾河，無不是如此，絲毫不知進取，總是希望對手來送死，而將戰場的主動權白白交給了對手。要是說之前的站例都是清軍兵力佔優勢，明軍不得不龜縮在車陣中的話，那麼後來的大凌河之戰明軍就完完全全的為了這樣不思進取的戰法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當時清軍圍攻大凌河城，守將祖大壽率三萬死守，清軍久攻不下，於是開始圍城。而此時明軍監軍道張春、總兵吳襄等率軍四萬來援救，此時鑒於形勢，清軍不得不分兵阻擊，在兵力不足的情況下，只能分出兩萬進行阻截。此時明軍人數倍於清軍，不思主動進攻，一舉擊垮對手，而是又開始列陣紮營，等著別人衝擊。清軍面對這種情況自然不會客氣，於是「右翼兵猝入張春營，敵遂敗，吳襄及副將桑阿爾寨先奔。張春等復集潰兵立營，會大風，敵乘風縱火，將及我軍，天忽雨，反風，復戰，遂大破之，生擒張春及副將三十三人。」
如果明軍僅僅是一二人如此，那還可以解釋是將領無能，不懂戰術，但現實的情況卻是幾乎明軍將領個個在面對敵軍的時候都不約而同地搞列陣紮營，等待敵軍進攻的套路，這麼一來問題就大了，到底根源在哪裡？我們知道，由於宋朝強幹弱枝，武人的實力被大大地削弱了，明朝雖然以宋代為鑒，打死不肯談判，可是宋朝的重文輕武之風卻學了個十足十，尤其愛搞什麼文臣行武事，似乎讀通了之乎者也的八股文就能無往不利，聖人的一句話頂一萬個兵一般，於是歷屆遼東經略（也就是遼東的最高軍政長官），從楊鎬到王之臣，居然都是讀八股文的進士出身，沒有一個是職業武將！他們中間干的最出色的袁崇煥，也不過是勉強維持，沒有喪師失地。至於想靠他們反攻，那更是鏡中月水中花，幾乎沒有實現的那一天了。而遼東的局面，也在這些行武事的文臣手裡一天天地被敗壞下去。這些還只是大方面，戰術方面的敗筆是受誰的影響呢？這裡我不得不舉出明朝的兩員名將，戚繼光和俞大遒，聽起來似乎不可思議，但是正是此二人一手建立的明朝車戰戰術最終使得明軍在戰術層面上不敵清軍。大家看惡魔的淺談明朝的火器，海戰與車戰一文就知道，戚俞兩位將軍的車戰戰術最終極的目標是將戰車變成有足之城、不襪之馬、移動的火炮，集城他的防韌性、戰車裝載機動性和火炮的殺傷性於一體，使之能攻、能守、能移動。可惜目標是遠大的，希望是美好的，但是現實是殘酷的，明軍所期望戰車能達到的目標直到坦克的出現才完全實現，在這之前，明軍的戰車既沒有機動性也沒有衝擊力，而且還對地形要求頗高，每每遇敵，不是猝不及防，來不及佈置好那費時費力的車陣就被打垮，就是只能呆板地結車等待敵人進攻，一旦敵軍打開一個口子，那麼即便是優勢兵力照樣會全營崩潰，。並且車是排在第一線拒馬的，但是車上面載得卻是明軍的各種類型的火炮，於是明軍的火炮就變成了在第一線拒敵，將火炮放在最危險的地方，如此明軍火炮的下場可想而知。明軍當時火器通常是一齊發射，線式戰術在明軍中似乎沒有市場，清軍很容易就能夠用特製防禦火器的榡車吸引明軍第一波的火器齊射，然後用重騎兵快速衝鋒一舉摧垮來不及裝彈藥的明軍。即便僥倖擊退敵軍，根本無法做到聚而殲之，敵軍很快就可以捲土重來，大凌河之戰便是最好的例子，以優勢兵力將清軍擊退，但是清軍立刻重組兵力，再次發起攻擊，終於突破一部，全線崩潰。其實在明朝，曾經有過非常強悍的騎兵隊，明成祖朱棣五征蒙古，靠的就是強悍的騎兵，可惜可以和關外諸族一爭雄長的騎兵在車戰戰術之下，漸漸地消磨掉了他們的銳氣，最終不堪一戰。明代歷屆遼東經略，也只有袁崇煥認識到了騎兵的作用，最後組建了關寧鐵騎，試圖與清軍野外決戰，可惜這樣的優秀騎兵最終只是在北京城廣渠門外驚鴻一現，最後隨著袁崇煥的被殺，有的在愚蠢的指揮下全軍覆沒，有的隨著吳三桂歸順了清朝，最終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清軍在遼東與明軍不斷地戰鬥的過程中，逐漸也認識到了明軍手中火器的威力，雖然明軍手中火器的威力，射速與之配套的戰術都不行，但是畢竟火器是今後世界發展的潮流，在與持有火器的明軍的搏殺過程中，清軍自身的損失也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努爾哈赤一代豪傑，自然不會看不到火器的優點，於是清軍很快就學習明軍，開始了火器的應用。在渾河之戰中，由於白桿兵的善戰，清軍初次的攻擊並沒有成功，反而損傷不小，於是努爾哈赤緊急調運瀋陽城中的城防火炮，對白桿兵的步兵方陣實施火炮轟擊，致使白桿兵陣形大亂，全軍覆沒。嘗到了火器的甜頭，於是此戰後，清軍就不斷開始完善自己的火器配備並且創出了與明軍迥然不同的火器戰術。
明崇禎四年，後金天聰五年(1631)，清朝終於在佟養性的督造下鑄成紅夷大炮，並在同年就在大凌河之戰中用到了它們，此後更由於孔有德軍的歸降，不僅讓清朝獲得了大量的火器，而且更獲得了曾經受過葡萄牙軍事顧問親自傳授火炮技術的人才。皇太極為了孔有德的歸降，居然出郊十里迎接，可見滿人對於火器的看重。
清軍在同明軍的不斷征戰中，雖然知曉了火器的重要性，但是對於導致明軍屢屢喪師失地的車戰戰術自然是不屑一顧，而是根據自己優勢的騎兵隊伍，創造了全新的火器戰法。而這種戰法，在清朝的對外戰爭中，不斷地成熟並一一地顯露出來，而平噶爾丹的烏蘭布通之戰便是其中最為經典的一場戰例。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酋長噶爾丹，在沙俄策動下，率10萬騎兵，擊敗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札薩克汗部。1690年，喀爾喀蒙古三汗部，撤退到內蒙古，噶爾丹以追出喀爾喀部為名，沿克魯倫河東進，越過呼倫貝爾草原，沿喀爾喀河入侵，6月10日，進抵今日蒙邊界烏爾扎會河。康熙聞訊後，組織兵力，親征噶爾丹，率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為其左路軍出古北口，命安北大將軍常寧為右翼軍出喜峰口。7月，噶爾丹進至錫林郭勒盟烏珠穆沁旗一帶，與清軍常寧部接戰，清軍首戰失利。噶爾丹乘勝長驅直入，南下到克什克騰旗烏蘭布統峰下，清廷震驚。康熙積極調整戰役部署，命康親王傑書在歸化（今呼和浩特）設防，截斷噶爾丹返回新疆的退路；命索額圖等率兵駐守巴林，堅決扼守巴林橋。命福全、常寧、蘇努、馬哈恩等部速向烏蘭布統集結，並從京畿、盛京、吉林、西安等地抽調勁旅參戰。7月20日，康熙抵波羅和屯（今隆化），福全揮師10萬，在吐力根河（灤河的上源）一線紮營。《聖武記》記載：「清軍營盤四十座，連營六十里，週二十里，首發尾聯結，屹立如山」（今有十二座連營景觀）。噶爾丹搶佔有利地形，將指揮所設在烏蘭布統峰之上，登高臨遠，臨陣指揮，設「駝城」以戰，史載：「賊騎十萬陳山下，依林阻水，縛駝足臥地，背箱垛，蒙以濕氈，環列如柵，號曰：駝城。士從柵隙注矢發炮，兼施戈矛……」。8月1日清晨，清軍與噶爾丹大戰於烏蘭布統峰下。清軍隔烏蘭公河，設鹿角槍炮，列兵徐進。日中，雙方炮聲震天，殺聲遍野，進擊中清軍右翼軍被河泥水沼所阻，內大臣佟國綱（康熙舅父）率左翼軍循河而上，「猝為賊打中，歿於陣……弟國維率左翼兵，由山腰捲入，蹙襲之」。激戰中，噶爾丹軍以駝城掩護，發射鳥銃。前鋒參領格斯泰飛舞戰刀，單騎「直入賊營，左右衝擊，出而復入者再」，偵得駝城虛實。於是清軍以鐵心火炮，子母火炮猛轟「駝城」，「駝城」斷為二，打開缺口，佟國維乘勢「由山腰繞後橫擊之，步騎爭先陷陣，遂破其壘」，大勝噶爾丹軍。
從烏蘭布通戰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清軍是多麼重視火炮的應用，這次戰役的勝利幾乎完全是通過火器和精銳騎兵相互配合從而取勝的。清朝的火器與騎兵既能夠合力並戰，也能夠各自為戰，野戰騎兵制勝，攻堅則靠火炮轟開缺口，騎兵衝擊，防守則深溝高壘用火器吸引敵軍猛攻，騎兵側後包抄。靈活而有威力的火騎配合，才打下了清朝偌大的一個江山。
從皇太極開始，清朝就非常重視火器的發展與應用，康熙時代在宮內造辦處、景山和鐵匠營設立炮廠，所制槍炮專供皇室和滿八旗之用，還專門建立了裝備鳥槍、火炮的火器營。為平定三藩之亂，康熙特命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製造適應南方地形特點和便於戰場上機動使用的火炮。南懷仁「依洋式鑄造新炮」，並進呈《神威圖說》一書，介紹了西方的制炮理論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餘年間，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無敵大將軍、金龍炮、制勝將軍、威遠將軍等各型火炮近千尊。不但數量多，而且種類也不少，乾隆二十一年(1756)頒行的《欽定工部則例造火器式》載有各種火炮共85種，同年的《皇朝禮器圖式》中鳥槍，紅衣炮，子母炮這三樣火器成為了制式武器。清朝關於火器的兵書同樣有不少，比如說薛熙撰的練閱火器陣紀，沈善蒸撰的火器真訣解證，王達權、王韜同撰的火器略說，薛鳳祚撰的中西火法，陳昫撰的炮規圖說董祖修撰的炮法撮要。可是為什麼人們總是喜歡責怪以明朝後期的火器普遍應用來責怪清朝不重視火器呢？以至於清朝皇帝說的以騎射為本的這句話變成了清朝火器落後的罪證，可是以上的事例已經證明，清朝根本不是不重視火器的，可是為什麼清朝末期的火器與世界的差距如此之大呢？這個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國雖大，忘戰必危」乾隆後期，清朝疆域已經十分穩定，清朝逼沙俄，平噶爾丹，定台灣，並西藏青海，周圍已無敵手，於是文恬武嬉，連騎射為本的祖訓也變成「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墜地」火器方面的研製當然也漸漸荒廢起來，於是本來在明朝就已經落後於時代的中國火器就開始更加落後於世界。可以說清初的鼎盛武功導致了其後淒慘的局面，讓我們設想一下假如沙俄在康熙時代不是爭霸歐洲，而是回過頭來與清朝爭霸東亞，那會是怎樣的局面？我相信如果歷史是這樣發展，清朝的火器發展絕不會僅此而已，中國的火器史也必然會寫下更加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