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宋齊梁初政治權力的攘奪瓜步之戰，使宋受到嚴重的打擊，北魏也蒙受重大的損失。公元451年，北魏大武帝為中常待宗愛所害。宋文帝聞訊，佈署北伐，但沒有得到勝利的戰果。公元453年二月，宋文帝也為太子劭所害。至此，南北朝的歷史進入一個南北對峙並同時都趨向衰弱的時期。一直到北魏六鎮起義（523）的前夜，這一時期延續了七十多年，這期間包含了宋文帝死後的二十多年、南齊二十四年和梁武帝初期的二十年。六鎮起義後不久，北魏分裂為東西魏，梁也分裂出後梁，南北朝對峙的形勢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歷史又向前發展了。在這七十多年的時間裡，南北朝之間有和有戰。像淝水之戰和瓜步之戰那樣規模大、影響大的戰爭是沒有了，但也並不是沒有相當大的戰爭，不過這並不足以改變南北對峙的形勢。在南朝方面，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其中包含皇權與宗室間的鬥爭和帝王與權臣間的鬥爭，也包含經濟領域年的鬥爭。當然，統治階級與人民群眾間的矛盾和鬥爭仍然是經常存在的。在北朝方面，民族矛盾是社會矛盾的主要形式，而階級矛盾往往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現。有名的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實質上也是民族矛盾的產物。孝文帝想緩解這一矛盾，但又引起了另外的矛盾。
本節敘述宋、齊、梁初政治權力的攘奪並上溯到東晉初年。以後三節，將分別敘述江南經濟的開發和農民起義，北方的民族矛盾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還有北魏與南朝的和與戰。
門閥大族和寒門庶族間政治權力的更迭宋、齊、梁初，實際掌握政治權力的狀況，同東晉時期相比，有相當大的變化。
東晉時期，是門閥大族發展的頂峰，他們既掌握政權又掌握兵權。
渡江以後，權力最大的是王家。當時社會上流傳著「王與馬共天下」（《晉書·王敦傳》）的說法。王導居中掌朝中大權，王敦領兵屯駐荊州，居戰略要地。甚至，元帝在江東即帝位時，百官皆陪列，卻令王導升御床共坐。玉導固辭，說：「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元帝才不說話。
王氏之後，有庾氏。庾氏也是既掌政權又握兵權。庾亮在朝廷作宰輔，庾翼、庾冰一直領兵。
庾氏之後是桓氏。桓溫領兵，桓家子弟都領兵。桓玄還領兵自上游入建康，廢了晉帝作起皇帝來。
桓氏之後是謝氏。謝安掌政，謝玄、謝石、謝晦都領兵。謝氏是門閥大族中最後一家掌握兵權的。他們也代表門閥大族作了最後掙扎。在寒門出身的劉裕興起以後，謝晦還領兵居上游荊州重地，他與宋文帝之間的鬥爭，除他們個人間的恩怨和權力的鬥爭外，多少也反映了門閥大族和寒門的權力爭奪。直到謝靈運一個文人，還想用兵奪權。
門閥大族的權力，在劉裕起來後受到挫折。寒門素族在政治上漸強起來。劉裕集團，從文到武多出自寒門，可以說是個寒門集團。他的手下如劉穆之是「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宋書·劉穆之傳》）。徐羨之是「中才寒士」，傅亮是「布衣諸生」（《資治通鑒》卷一二○）。武將如劉毅「家無擔石之儲」（《宋書·武帝紀上》）。
門閥大族權力衰落了，並不是說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有什麼衰落。門閥大族丟掉了政權和兵權，政治地位卻仍然很高，仍然享有高官厚祿，門閥大族還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門閥大族之所以丟掉權力，一方面是由於新興的皇家如宋和南齊都是要求加強君權的。要加強君權，他們就樂意用易於指揮的寒人；另一方面也是由於門閥出身的人，輕視世俗事務，脫離實際，逐漸喪失了處理政治事務的能力。這種情況，在東晉時已經出現。《世說新語·簡傲篇》載有桓沖、王徽之這樣一段故事：「玉子猷（徽之）作桓車騎（沖）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騎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１這個故事，很形象地描述了門閥士人既無行政能力，也不屑於過問行政事務。宋齊時期，寒門庶族逐漸取代門閥士族掌握了朝廷大權。《宋書·恩幸傳序》：「孝建（宋孝武帝）、泰始（宋明帝），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近，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途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宋文帝時，中書通事舍人秋當、周糾，出身寒門，並管要務。孝武帝時，巢尚之、戴法興並為中書通事舍人，參與「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凡詔敕施為，悉決於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民間稱戴法興為「真天子」（《宋書·恩幸·戴法興傳》）。巢尚之出身是「人士之末」，戴法興「少賣葛於山陰市」。明帝時，阮佃夫、王道隆、楊運長，並為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出身台小吏，王道隆初為主書書史，楊運長初為宣城郡吏。
南齊時，任中書通事舍人的有：紀僧真、劉系宗、呂文顯、呂文度、茹法亮、綦珍之，或門戶低賤，或起自小吏，但「既總權重」，都「勢傾天下」（《南史·恩幸·呂文顯傳》）。
中書通事舍人是中書省中的低級職位。魏晉時期，中書省權在監、令、侍郎；至南朝，中書省權在中書通事舍人。而監、令、侍郎成了清貴職務，但卻無權了。茹法亮任中書通事舍人時，太尉王儉說：「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南史·恩幸·茹法亮傳》）
南朝的門閥士族，一般已滿足於無權的高官厚祿。雖然他們在經濟上仍保有土地、部曲、客、奴隸，在社會地位上，還有「士庶之分，本自天隔」的高貴身份，但較之東晉時期，已大大的衰落了。
典簽制，朝廷對宗室和地方的控制來、齊時期，有一種典簽制度。這是加強皇權，控制宗室和地方權力的制度。
宋、齊都用自己的子弟擔任各州刺史。這原是一種保衛朝廷的辦法。但從西晉以來，宗室封王，又兼任地方州鎮長官，其結果不僅未起到保衛朝廷的作用，反而更多地成為威脅和顛覆朝廷的力量。宋、齊都接受了以宗室諸王任州鎮長官的辦法，但卻指派皇帝的左右親信去作諸王的典簽，代諸王批閱公文。典簽的職位雖低，實權卻很大。朝廷通過典簽控制諸王、控制州鎮。１「不問馬」，「未知生，焉知死」：都是《論語》中語。
典簽權力之大，甚至諸王的生活、行動都要受典簽的控制。《南史·恩幸·呂文顯傳》：「故事，府州部年論事，皆簽前直敘所論之事，後雲謹簽，月日下又雲某官某簽，故府州置典簽以典之宋世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為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簽，典簽之權稍重。大明（宋孝武帝）、泰始，長王臨藩，素族出鎮，莫不皆出內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齊書·武帝十七王列傳論》稱：「帝王子弟，齠年稚齒，養器深宮朝出閫閨，暮司方岳。帝子臨州，親民尚小，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屈，動應啟聞行事執其權，典簽掣其肘，處地雖重，行己莫由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典簽權重，其例甚多。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簽趙渥，趙猩啟其得失，即召還京。宜都王堅，舉動每為典帥所判，立意多不得行。南海王子罕欲暫游東堂，典簽姜秀不許。還，泣謂其母曰：兒欲移五步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求熊白，廚人答以無典簽命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侍讀鮑僎，典簽吳修之不許，乃止。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殺典簽者，則必制以專輒之罪。魚復侯子響憤殺典簽吳修之，遂以抗拒台兵被殺。齊武帝聞之說：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聲喊：諸王都應反？帝問故。對曰：「諸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簽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但聞有簽帥，不聞有刺史。」典簽小官，權重如此。
典簽之設置，即使把諸王、刺史的一舉一動都管起來，也不足以解決朝廷與地方間的矛盾。皇帝、諸王，是親父子兄弟。親父子兄弟可以互相殘殺。典簽是皇帝的親信，他們也可以參與諸王地方集團對朝廷的反抗。權之所在，即利之所在也。權利之所在，父子兄弟不相讓。這在歷代政治史上已習見，在宋齊時期，君臣、父子、兄弟間的鬥爭以至屠殺，比前後各朝代表現更為殘酷。
宋文帝兄弟父子之間宋文帝以弟彭城王義康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和揚州是長江流域經濟開發的兩個重點地區。《宋書·何尚之傳》稱：「荊、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州根本，委荊以閫外。」沈約在傳後又發揮了一句：「江左以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荊楚民戶境域，過半於天下。」彭城王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宋書·彭城王義康傳》）。文帝以義康為荊州刺史，都督上游八州諸軍事，是對這個弟弟的信任。
元嘉五年（428），左光祿大夫范泰對司徒王弘說：「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還入朝，共參朝政。」（《資治通鑒》卷一二一）第二年春天，王弘又上表請求解職，讓義康入朝主持政務。文帝接受王弘的意見，命義康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使義康和王弘共輔朝政。王弘多病，而且有意讓義康主政。從此時開始，朝廷內外大權集中在義康手裡。前面引錄的文帝給義康的信，就是這時寫的。
義康與王弘並錄尚書事，又漸漸不滿意。他想作揚州刺史。他對人說：「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可臥治！」元嘉九年，王弘死。義康改領揚州刺史，達到作揚州刺史的目的，並且獨攬朝政。
義康仗恃天子之親弟，又喜問政事，遇事常自己專斷，不請求文帝的詔旨。有的人看見義康權力大，遂來依附。太子詹事劉湛和領軍將軍殷景仁本是好友，殷景仁還曾把劉湛推引給文帝。殷景仁得幸於又帝，官職比劉湛為高，劉湛便極不高興。劉湛曾作過義康的長史，有這層舊關係，這時義康專掌朝政，劉湛便委心自結，希望因義康宰臣之力使文帝罷黜殷景仁。可是，義康癒是說殷景仁的壞話，文帝對殷景仁越是信任，加殷景仁官為中書令、中護軍。從這裡可以看出，文帝對義康的專權已經不高興了。劉湛初到朝廷來時，文帝對他禮遇甚厚。他善論治道，熟悉前代故事，聽者忘倦。後來結黨朋比，煽惑義康。文帝對他極不喜歡，但表面。上還忍耐著。文帝對親近人說：往日劉湛來見我，我「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也」（《資治通鑒》卷一二三，下同）。
文帝常常有病，劉湛就對義康等說：「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他還常到尚書議曹查看晉成帝末年立康帝的舊事，為文帝死後立義康為帝作準備。劉湛這些事，文帝也微有所聞，雖然為了義康間兄弟關係，還未有所發作，但「自是主、相之勢分矣」。
矛盾終於爆發了。元嘉十七年（440），文帝下令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行，在獄中處死，並誅其子及黨羽。義康上表遜位，文帝以義康為江州刺史，出鎮豫章。他向文帝辭別，文帝對他沉默哭泣，不說話。他動身去豫章的時候，文帝遣沙門慧琳去送他。他問慧琳：「弟子有還理不？」慧琳說，「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史說義康雖然「性好吏職，糾剔文案，莫不精進」，「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
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與丹陽尹徐湛之密謀殺文帝，迎立義康，徐向文帝告密，事敗孔被殺。事情自然連及義康，被削爵治罪，義康及其子女皆降為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今廣西賓陽東）。義康在安成，讀書讀到漢淮南厲王長事，廢書長歎說：「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
義康一再獲罪能得不死，是靠了他姐姐會稽長公主的保護。會稽長公主是劉裕的長女，文帝對她很尊敬。她嘗對文帝說：「車子（義康小字）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生命。」說罷慟哭。文帝指蔣山發誓說：「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負初寧陵。」（《宋書·彭城王義康傳》）初寧陵，指劉裕的陵墓，墓地在蔣山。
元嘉二十四年冬十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打算推奉義康為主。事敗，被殺。
義康不死，對文帝說終究是一塊心病。胡誕世反時，江夏王義恭就對文帝說：「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義康廣州」（《資治通鑒》卷一二六）。義康不願就徙。文帝猶豫未定。元嘉二十八年（451），拓跋燾大軍南征，到瓜步。當時人情洶洶，文帝怕有人奉義康為亂，太子劭、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也都要文帝對義康早作處置，文帝遂賜義康死。骨肉關係終究抵不過權力之爭，蔣山之誓也就不提了。
宋文帝太子勁，「好讀史書，尤愛弓馬意之所欲，上必從之」（《宋書·元兇劭傳》）。看來，劭有文武才具，並且自幼為文帝所喜愛。瓜步之戰，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於撫御。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文帝欲興師北伐，太子劭和護軍將軍蕭思話等都表示反對，唯吏部尚書江湛、丹陽尹徐湛之善窺人主意，力主北伐。所以劭說不斬此兩人，無以謝天下。由此，太子劭與文帝的寵臣徐湛之、江湛結下仇恨。元嘉二十八年以前，文帝對太子劭還很信任，為了防備宗室諸王謀亂，使太子東宮甲士數與羽林兵相等，有一萬多人。但自二十八年以後，文帝和太子劭之間漸生嫌隙。
二十九年，便發生巫蠱事。文帝寵愛潘淑妃，潘妃生子浚與太子劭一同搞巫蠱。文帝對潘妃說：「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浚小字）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耶？」（《資治通鑒》卷一二六）巫蠱是刻木人，埋地下，詛咒文帝早死，故文帝有這樣的話。
文帝欲廢太子劭，賜浚死。潘妃密告太子劭和浚。劭遂起兵入宮殺了文帝，並殺徐湛之、江湛等人。
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起兵尋陽討劭。經過一場戰爭，劭敗被殺。武陵王駿即帝位，就是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與同姓王的矛盾孝武帝劉駿是文帝的第三子。他即位時，他的叔父南郡王義宣任都督荊、雍、梁、益、湘、交、廣、寧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義宣「在鎮十年，兵強財富」（《宋書·南郡王義宣傳》）。孝武帝想調義宣為丞相、錄尚書事。義宣不聽調動。一些野心家如臧質、魯爽等恭維他，勸他稱帝。義宣遂舉兵反。義宣是個庸才。司州刺史魯秀聽他哥哥魯弘的話跟隨義宣反叛，他到江陵去謁見義宣，出來後捶胸後悔說，「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資治通鑒》卷一二八）。魯秀說他是癡人，其才能可知。
宋朝廷以沈慶之、薛安都迎戰魯爽，以柳元景、王玄謨迎戰義宣。戰爭的結果，沈慶之敗魯爽，於軍斬之。柳元景大敗義宣軍。義宣兵潰，單舸逃走，不知所措，閉戶而泣。臧質敗回尋陽，被殺。義宣敗回江陵。雍州刺史朱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及其子十六人。
孝武帝殺義宣後，更大殺宗室。他在位十年，先後殺了武昌王劉渾、竟陵王劉誕、海陵王劉休茂、南平王劉鑠等。
揚州刺史、竟陵王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孝武帝又怕又忌恨，「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近，更徙廣陵」。並使心腹大臣劉延孫「鎮京口以防之」。競陵王誕也知道孝武帝畏忌他，也暗作準備，借口魏人入侵，修整廣陵城池，積聚糧草兵器以自固。
有人告劉誕欲反。孝武帝命以始興公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將兵討誕，圍廣陵。城破，殺誕，誕母、妻皆自殺。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沈慶之請免五尺以下死，其餘男口皆死，女子以為軍賞，猶殺三千餘口。
孝武帝聽到廣陵已破，誕死，高興極了。他出宣陽門，命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侍，獨不呼萬歲。孝武問他：「卿何獨不呼？」蔡興宗說：「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資治通鑒》卷一二九）
孝武帝的兒子前廢帝子業，是一個更為殘忍的人。他自率羽林兵討殺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義恭，並殺其四子。殺大臣柳元景並其八子、六弟及諸侄，又殺大臣顏師伯並其六子。又遣使誅殺江夏王義恭的世子湘州刺史伯禽。對大臣說打就打，如對待奴隸。又殺新安王子鸞，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又要殺徐州刺史義陽王昶，昶逃奔北魏。又殺會稽太守孔靈符、寧朔將軍何邁，殺三朝元老大臣沈慶之和領軍將軍王玄謨。
湘東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佑，都是前廢帝的父輩。前廢帝把他們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任意折磨。
前廢帝作惡多端，朝臣惴惴不安，左右也都終日戰慄，各有異志，中外騷然。最後，宮省內外結合把他殺掉。湘東王彧即帝位，是為明帝。前廢帝於公元464年五月即位，465年十月被殺，在位一年有半。
宋、齊宗室的災難宋、齊宗室，特別是皇帝的近親有資格繼承帝位的人，往往被在位的皇帝及其擁護者視為潛在的威脅，成為猜忌的對象，以至成為斬除的對象。這在宋明帝和南齊明帝時特別顯得突出，這時的宗室很難免於身亡家破的災難。
宋明帝初即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起兵反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起兵響應子勳。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以及許多地方郡守都起兵響應子勳。「朝廷所保，唯丹楊、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勳。」（《資治通鑒》卷一三一）
明帝靠「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經過艱苦的大戰，最後戰勝子勳和各路放軍，取得勝利，殺（時年十一歲）晉安王子勳。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接著，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皆賜死。孝武帝二十八子，至此差不多全殺光了。
明帝后期，身體多病，以太子幼弱，深恐他死之後，他的弟弟們將不利於他的太子，於是又拿他的弟弟開刀。泰始十年（471），先從性情剛狠的南徐刺史晉平王休佑開始，命人把他從馬上擠下來加以毆拉致死；繼又毒死建安王休仁。休仁臨死，罵道：「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能久乎？」（《資治通鑒》卷一三三）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素膽小謹慎，但這更招明帝之忌，只有桂陽玉休范，以人才凡劣，不為明帝所忌，得保全生命。
明帝疑忌宗室，又疑忌功臣、大臣。吳喜在晉安王子勳起兵時，立了大功。但明帝晚年疑忌他在三吳頗得民心，他對親信劉勵等說，「（喜）泰始初東付，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洱伏如此！尋喜心跡，豈可奉守文之主，遭國家可乘之會邪！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非忘其功，勢不獲己耳。」（《資治通鑒》卷一三三）因此，功勞卓著的吳喜便不得不死。
泰豫元年（472），明帝病更嚴重了。時後兄王景文為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明帝怕他死之後，皇后臨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尊必為宰相，對兒子不利，便送毒藥給他賜死。
明帝死，子蒼梧王即位，年十歲。這時，宗室的勢力是削弱了，但權臣的勢力發展起來。蕭道成逐漸掌握政權，殺蒼梧王，立順帝。不兩年，蕭道成消滅了尚書令袁粲和荊州刺史沈攸之等。串演了一場禪讓劇，宋順帝把皇位讓給蕭道成。
蕭道成殺宗室子孫也是很殘酷的。《南史·宋本紀下》記載：「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出死矣。」即皆被蕭道成殺了。
蕭道成曾告誡他的兒子武帝說：「宋氏若不骨肉相踐，他族豈得秉其衰敝。」因此，當南齊武帝時，宗室尚得保全。但到了明帝時候，他就大殺齊高帝（蕭道成）和齊武帝（蕭賾，道成子）子孫。高帝十九子，武帝二十三子，差不多都被殺絕了。
宋、齊大殺宗室，是因為怕這些宗室起來奪取皇位。事實上，宋齊時期也是有不少宗室起兵爭奪皇位，其中有的還是成功的，如宋孝武帝就是由江州起兵奪得皇位。但這些起兵的宗室王侯，多很年幼，如宋晉安王子勳起兵時只有十歲，那有幾歲的孩子就能指揮大軍起兵反叛。這與他們手下的官佐有很大關係，他們是想因起事而得到更大的富貴。
門閥大族離開必爭的「權力」，倒是因禍得福了。他們一般滿足於高官厚祿的榮譽地位。他們起家都作黃門侍郎、散騎侍郎、秘書丞等官，這些官職品位雖然不高，卻極清選。當時有所謂「黃、散之職，故須人地兼美」（《陳書·蔡凝傳》）、「秘書丞，天下清官」（《南史·張裕傳附曾孫率傳》）的說法。他們不須爭鬥，就能「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他們中有點野心的，也不過如王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南史·王弘傳附子僧達傳》），或加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南史·王弘傳附曾孫王融傳》）。他們優遊歲月，無案牘之勞神，不必為政治鬥爭互相殘殺而驚心，也不必為改朝換帝而動容，君統變易，朝代更迭，與己無關。他們像別人結婚時的賓客一樣，有時為受禪者授璽而已。有這樣一個故事：宋末司空褚淵的兒子褚責去看望從叔褚炤，炤問：司空今日何在？賁回答說：奉璽紱在齊大司馬（蕭道成）門。炤不高興地說：「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南史·褚裕之傳附從孫炤傳》）對待改朝換代，他們漠然置之，因為改朝換代也不會影響他們的地位和榮譽。《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稱：「自是（指魏晉）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天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改，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如一。」南朝帝室間的殺戮和門閥大族對政治風雲的漠不關心，只是當時政治鬥爭和腐敗的不同表現。
梁武帝的協調政策梁武帝蕭衍，是南齊的皇室。其父蕭順之在蕭道成代宋的過程中，曾立下汗馬功勞。在南齊明帝大殺宗室的過程中，順之的一家沒有被殺。
蕭衍是蕭順之的第三子。史稱他「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南史·梁本紀》）。他與蕭子良結交，是「八友」１之中的佼佼者，在仕人中頗有影響。東昏侯統治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梁書·武帝紀》上）。蕭衍看到齊朝統治已不會很久，已立意取而代之。他在襄陽暗中大作準備「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為舟裝之備」（《南史·梁本紀上》，下同）。永元二年冬（501），蕭衍於襄陽舉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裝舸艦，旬日大辦」。因當時南齊的統治已腐朽之至，完全喪失了民心，故蕭衍１竟陵王蕭子良開西邸，召攬文學之士，蕭衍、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沈約、謝眺聚集於其間，號為「八友」。
起兵後「百姓願從者，得鐵馬五千匹，甲士三萬人」，一時聲勢大振。經過二年多時間，終於廢齊建梁。
梁武帝統治的時間近半個世紀（502—548），是南朝諸帝中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的統治，可分兩大時期。前期的統治較為安定，《梁史·武帝紀贊》稱：「三四十年，斯為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只是到了晚年，委事群幸，政治也就不清不明瞭。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個勵精圖治的皇帝。他稱帝之前，在基層政權機構幹過一些年，有一定的從政經驗，對齊末的腐朽統治耳聞目睹。故即位後，所實行的政策大都對梁的政治的安定，經濟的復甦發展有益。梁武帝重視統治階級內部門閥大族與寒門素族之間的矛盾，在用人上採取調和政策。他一方面採取重用門閥中人，維護和擴大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使這部分人成為穩定政權的支持力量。同時，也注重寒門才學之士，起用他們擔任機要之職。例如，他十分寵信的朱異，「遍覽五經，尤明禮、易」（《南史·朱異傳》），就出自寒門。門閥大族和寒門並重，是梁武帝選拔官吏的基本政策。
梁武帝認為宋、齊動亂，是皇帝御下太嚴所致。他竭力寬厚待人。在皇室內部，他想用骨肉恩愛來代替骨肉相殘。他早年無子，將侄兒蕭正德作嗣子。後來生了蕭統，又將蕭正德送還。蕭正德從皇帝當然的繼承者變成普通王侯，心中忿恨，竟引魏攻梁。後來蕭正德又從魏逃回。梁武帝不但不治罪，還毫不責備。梁武帝對待兄弟也很寬容，他的六弟蕭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南史·梁臨川王宏傳》）。他原以為蕭宏在私藏武器，後來看到只是財物，便稱讚他會積財。梁武帝還令蔡法度為尚書刪定郎，制定出《梁律》。以後又令尚書令王亮、吏部尚書范雲、尚書僕射沈約等加以修訂。宋齊只沿用晉律，無所創製，至此開始有了比較完備的刑律。但《梁律》「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隋書·刑法志》），對官吏犯罪幾乎沒有約束。
梁武帝這些協調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措施，對於維繫統治集團內部團結，不能說沒有一點作用。但「急於黎庶」，終於引起人民群眾的不滿；「緩於權貴」，又使統治集團無法無天，最後終於釀成惡果。但在梁武帝統治的前期，這些矛盾還未激化，在政治上尚能保持一個粗安的局面。
第四節江南經濟的開發、民族間的關係和農民起義南北朝的戰與和瓜步戰後，南朝與北魏之間仍不斷有戰事，軍事上的南弱北強之勢越來越顯著。劉裕死後不久，北魏攻取了宋的滑台、虎牢、洛陽等地。宋明帝劉彧時，魏又奪去淮水以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宋的防線逐步南移。雖然南北戰爭不斷，但南北朝之間的聘問並沒有斷絕。
瓜步戰後的數十年間，南北朝廷禮尚往來。國有大事，互派專使。如南齊高帝蕭道成之死，魏遣李彪來吊；北魏文明太后之死，齊遣裴昭明來吊。在經常聘問中，南北朝廷也妙選使者，為對方所重。在梁與北魏的聘問往來中，「梁使入，鄴下為之傾動。貴遊子弟盛飾聚觀，館門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是」１。這段略見，在南北朝對峙的局勢中，雙方也有友好往來，不是一味劍拔弩張的。
至於南朝與北魏的戰爭，梁武帝天監六年（507）的鍾離（今安徽鳳陽東北）之役，是一次相當大的硬仗。先是天監五年，梁出兵北伐，以帝弟臨川王蕭宏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南數十年所未之有」。大軍進駐洛口（今安徽懷遠西南洛河鎮）。一個夜裡，洛口遭暴風雨，蕭宏以為敵兵將至，嚇得與幾個騎士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丟棄病員和老弱，死者近五萬人。冬十月，魏軍進圍鍾離。第二年正月，魏又發兵數十萬攻鍾離。城中才三千人，梁將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豫州刺史韋睿是當時梁的名將，素有韋虎之稱，奉命救鍾離。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韋睿乘機用火攻進擊。梁軍奮勇，呼聲震天，無不以一當百。魏軍全線崩潰，丟掉器甲，投水而死的有十餘萬人，被斬的人數也約略相當，被生擒者五萬。緣淮水百餘里，屍相枕籍。梁戰利所得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計其數。對於梁來說，這是一次很重大的戰役，對於阻遏魏軍南侵的勢頭和鞏固國內的統治，都有一定的意義。南北之間戰爭規模不大、和在一定條件下南朝在戰爭上的勝利，對於南方社會經濟的開發都是有利的條件。
西晉末年以來，北方黃河流域不斷遭受戰爭的災難，社會受到嚴重破壞，土地荒蕪，人口減少。相對而言，長江流域遭受的破壞是比較小的。而且有自北方不斷南移的大量人口。在北方城市經濟和交換經濟因破壞而衰落的時候，南方隨著土地墾殖，人口增長，靠著長江水上交通的便利，商業交換也有相應的發展。
江南農業生產技術，原來是比北方落後的。如《史記·貨殖列傳》所描寫，江南地區因為地廣人稀，土地墾殖常常採用火耕水耨的辦法。這種火耕水耨的辦法，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仍在使用。西晉陸雲答車茂安書寫道「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庾信《歸田詩》有「穿渠移水碓，燒棘起山田」之句，徐陵的詩中也有「燒田雲色暗」、「野燎村田黑」。這些文字都表明，直到南朝晚期，火耕肥田的辦法還在使用。但糞肥似也在推廣。宋文帝的功臣到彥之「初以擔糞自足」，他的曾孫到溉官至吏部尚書，當時人還１參閱《廿二史札記》，卷十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為重》。
諷刺他：「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南史·到彥之傳附溉傳》）到彥之由擔糞農民作了大官，這是不多見的，但農民擔糞肥田可能已是比較普遍的了。江南水鄉在前代水利建設的基礎上，水利灌溉事業有了更廣泛的整理和推廣。有了水，有了肥料，農業產量自然會提高。南朝時期，江浙的太湖流域、江西部陽湖流域、湖南洞庭湖流域和浙江東部的會稽地區，成為著名的產糧區。沈約在《宋書·孔季恭傳》就記載：「江南之為國，盛矣！丹陽、會稽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霩、杜之間（漢代農業發達地價高昂地區），不能比也。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初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可見江南農業經濟，有了空前的發展。
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南方的商業交換也發展起來。魏晉開始，金屬貨幣在北方幾乎絕跡，谷帛代替了錢幣。但在南方，金屬貨幣的使用卻是不斷擴大。宋時，何尚之說：「晉遷江南，疆土未郭，或士習其風，錢不普用。今王略開廣，聲教遠暨，金鏹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宋書·何尚之傳》）由於錢幣的鑄造落後於社會對錢幣的需要，因而產生籌碼不足和錢幣盜鑄等問題，這是江南社會經濟問題中一個重要問題。長江是東西交通的大動脈，江陵、夏口、建康和京口是沿長江的大都市，又是貨物的集散地。建康是南朝的政治經濟中心。
有數十萬人口。這數十萬人口的日用品，可能一部分自己生產，部分需要由外地運來，糧食自然絕大部分需要由外地運來。這也促使建康商業的繁榮。東晉安帝元興二年（404），因發生了一次大風災，便出現了「貢使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飺相望」（《晉書·食貨志》）的情況，這可見長江船隻之多。建康幾十萬市民日用百貨、糧油雜用，除市內手工業作坊供應外，要靠郊區、三吳地區供應，一部分還要由長江中上游供應，靠長江上下船隻運輸。也有一部分糧食從長江中上游運到建康來。《宋書·吳喜傳》即記載，吳喜自荊州還建康，「大艑小艑，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而糧食由長江下游往上運的情況卻是比較少的。《宋書·孔覬傳》稱：「時（孝武帝大明八年）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鬥將百錢。道存（覬弟）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見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能使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未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同書卷還記載：「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千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添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這故事也說明長江上下頗有作賈客的，其中還包含一些士流。南齊初年，三吳地區連年水災而糧價並不高漲。孔覬說：「三吳，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天下錢少，非谷穰賤，此不可不察也。」（《南齊書·劉悛傳》）。因錢少而谷價漲不起來，可能有道理。但更實際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商業交換發達，糧食可以從別的地方運來，才使得縱有水災糧食減產，而糧價因之不貴。
因為商業交換發達，「關市之征」成為南朝財政收入的必要構成部分。
北魏世宗時，甄琛上疏，曾以南朝關市稅比北朝的谷帛之輸。他提出：「今偽弊相承，仍崇關廛之稅：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輸。」（《魏書·甄琛傳》）北魏世宗的時代，約當南朝齊梁之際，比宋齊時代稍晚，但他既說「相承」又說「仍崇」，這段文字所說是可以包括宋齊的。那就是說，商業及商業有關的稅收在南朝稅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中國和南海各地的貿易，在宋齊這一時期也有發展。廣州是南海貿易的大港口。南海各地的貨物多從這裡進入中國，中國各地的貨物也多從這裡輸出國外。歷史記載宋齊時期凡在廣州作官的，無不發大財。《宋書·褚叔度傳》稱：叔度任廣州刺史，「在任四年，廣營賄貨，家財豐積還至都，凡諸舊及有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當時人有兩句話：「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南齊書·王琨傳》）王琨號稱清廉，及罷任還都，還「買宅畝三十萬，余物稱是」（同上）。
南方的民族關係江南、廣州地區的開發，必然要影響到有關地區原來的居民。在這些居民中，有許多是少數民族。漢族人經濟勢力的滲入，破壞了他們原來的安靜生活。
長江以南，是一個多民族居住的地區。到三國兩晉時為止，漢族和漢族文化在南方的發展，也只是沿長江兩岸，沿海以廣州為重點的一些點，與從荊州南下，通過湖南、江西逾五嶺而至廣州交通線上疏落的一些點。這以外的廣大區域，還多是少數族居住著。
漢末晉末，北方漢人大量南移。東晉南朝時期，漢族文化才逐漸傳播開來，沿著原來漢人已到的上述點線地區向外發展。當時南方廣大地區居住的民族，主要的是「蠻」、傒、俚和僚等。漢文化傳到他們居住的地區，與他們便發生衝突，又通過衝突而逐漸有一定程度的融合。
「蠻」，是南方諸民族中人數最多的，常用作南方各少數民族的通稱。
蠻族中有兩大支：一支是長沙、武陵蠻，一支是巴郡、南郡蠻。長沙、武陵蠻，自稱是盤瓠之後。他們的居住地區是長沙、武陵（今湖南省）一帶。「分建種落，布在諸郡縣」（《宋書·夷蠻傳》）。後向西北遷移，發展到今湖北西部。他們原居在武陵一帶的，又分為椎溪、樠溪、辰溪、酉溪、舞溪，謂之五溪蠻；一部分居住在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今湖北省西部）。蠻人所居多深山重阻，人跡少到的山區。宋時，荊州設南蠻校尉，雍州設寧蠻校尉，用以管理有關蠻族的事務。當時，「蠻民順附者，一戶輸谷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宋書·夷蠻傳》）。
巴郡、南郡蠻，是廩君蠻的後裔。傳說廩君原出於武落鍾離山，廩君乘船從夷水至鹽陽（約在今四川、湖北相鄰地帶，參看《後漢書·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條》注）。後繁殖、生活於巴郡、南郡（今湖北省西部）。東漢光武時，徙其種人七千餘口到江夏郡界，後稱為沔中蠻（今湖北漢水下游一帶）。「東晉時，沔中蠻因劉石亂後漸徙於陸渾以南（今河南省南部），遍滿山谷。」（《通典·邊防典·南蠻傳序》）其活動地區還東到廬江郡（今安徽廬江一帶）。《宋書》所稱豫州蠻，就是指的這一支。他們「種落熾盛」，居住的地區「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宋書·夷蠻傳·豫州蠻條》）。漢人在長江流域的發展，首先與「蠻」族接觸。漢族統治者需要蠻族人民向他們出租稅、出徭役，當兵打仗。為此，他們不斷向蠻族人民居住地區展開殘酷的進攻。宋時，進攻得很頻繁，也很殘酷。沈慶之前後數次領兵向蠻族進攻，他們俘獲的生口就有幾十萬人。《宋書·夷蠻傳》總論宋廷對蠻族的戰爭指出：「自元嘉將半，寇慝彌廣，遂盤結數州，搖亂邦邑。於是命將出師，恣行誅討。自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搜山蕩谷，窮兵罄武，繫頸囚浮，蓋以數百萬計。」
對蠻族用兵所得俘虜，一般是送京師作營戶，充兵役。征服的地區，即設立郡縣稱左郡左縣，以管領蠻族人民，使其供租賦。如《宋書·荊、雍州蠻傳》所稱：「蠻民順附者，一戶輸谷數斛，其餘無雜調」，可能就是左郡縣的賦稅徵調。宋孝武帝時，西陽（今湖北黃崗北）蠻附，「以蠻戶立宋安、光城二郡」（《宋書·夷蠻傳》）。在《宋書·州郡志》中，晉末及宋時以蠻民立的郡縣有武寧、宋安、安陸、建寧等數郡，有靳水、赤亭、東安、陽城等二十多縣。
南齊時，據《南齊書·州郡志》所載，有更多的以蠻民設立的郡縣。在豫州、南豫州、郢州、司州和雍州寧蠻府領下以蠻民設立的郡縣，有四十四郡、一百三十九縣。這些縣所管領的戶口，沒有記載。如果以晉時所置的武寧郡「領縣二、戶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宋書·州郡志》荊州條）為基數來估計，一百三十九縣當有四十來萬人口。南齊管領的戶口總數，照崔祖對齊武帝所講的情況，是「今戶口不能百萬」（《南史·虞玩之傳》），則蠻族人口占的戶口比數是很高了。
溪，也寫作奚或僅。溪族居住的地區，主要在今江西南部和廣東北部。
溪族人多以漁釣為業，所居多在水邊，這大概是溪族得「溪」名的原因。陳寅恪以為溪人之稱，當與五溪地名有關係。１東晉南朝的門閥大族看不起溪族人，常常罵他們是「溪狗」。溫嶠就曾嘲陶侃為「溪狗」（見《世說新語·容止篇》）。南齊范柏年罵胡諧之為「傒狗」（見《南史·胡諧之傳》）。《晉書·陶侃傳》稱：陶侃本鄱陽，徙家尋陽，早孤貧。劉敬叔《異苑》雲，釣禨（週一良疑「禨」當從石，作「禨」）山者，陶侃曾釣於此山下水中。陶侃出身微賤，少年時曾以漁釣為業，溫嶠又嘲他為「溪狗」，可能陶侃是出身溪族的２。
歷史文獻中，常常談到溪族人的語音不正的問題。如《初學記·奴婢門》載宋喬道元與天公：「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言語嶁厲，聲音駭人，唯堪驅雞。」又如《南史·胡諧之傳》：「齊武帝為江州，以諧之為別駕，委以事任。建元二年，為給事中、驍騎將軍。上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傒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此兩處都提到溪人語不正。溪語音不正，似正好說明溪人之漢化。如溪人純說溪語，漢人將完全不懂。語音不正，蓋正在漢化，說漢語又雜有溪語，故成不正。晉末宋初，溪人還是強悍善鬥的。盧循起兵北上時，殷闡對何無忌說：「（盧）循所將之眾，皆三吳舊賊，始興溪子，拳捷善鬥，未易輕也。」（《資治通鑒》卷一一五）所謂「始興溪子」即溪族人。
俚族居住的地區，主要是湘、廣西州，即今湖南、廣東。漢族勢力向廣州一線發展，與俚人的接觸漸多。如《宋書·羊玄保傳附希傳》載：「泰始１參看陳寅恪《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一文，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館叢稿初編》。
２參看週一良《南朝境內之各族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一文，收入中華書局出版的《魏晉南北朝史論集》。三年，出為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今廣東德慶）領軍伐俚。」又《宋書·良吏傳·徐豁傳》載：「元嘉初，為始興太守（今廣東韶關）。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並使郡縣各言損益。豁因此表陳三事。其一曰：（郡）既接蠻俚，去就益易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
僚，主要居住地區是長江上游的蜀，即今四川境。《華陽國·志李壽志》稱，「晉康帝建元二年（344），蜀土無僚，至是始從山出。自巴至犍為、梓潼，佈滿山谷，大為民患。」《魏書·僚傳》稱：「僚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於邛笮川洞之間，所在多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建國中，李勢在蜀，諸僚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縣，為益州大患。勢內外受敵，所以亡也。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僚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為編戶。」由此可見，僚的活動地區主要在蜀，自巴西、犍為一線逐漸向外擴展。
自東晉至陳，南朝常與「僚』族有戰爭。據《南齊書·州郡志》所載：南齊時益州有東宕渠僚郡、越嶲僚郡、沈黎僚郡、甘松僚郡、始平僚郡、齊開僚郡、齊通僚郡，大約都是以降附和征服的僚民建立的。
戶籍整理和反卻籍鬥爭南渡的北方勞動人民，江南漢人和各少數族人民共同開發了江南廣大土地，發展了江南經濟，但江南統治者剝削慘重卻使得人民無法生活下去，反抗鬥爭遂不斷發生。
南朝的租稅制度，大體是延續魏晉的制度下來的。人民的負擔，主要有租、戶調和徭役。此外又有市稅、商稅、鹽稅、酒稅、魚池稅、丁塘稅、口賦、貲賦等雜稅。人民的負擔是沉重的。宋齊時期，一般農民生活的困苦情況，在齊武帝永明六年（488）顧憲之對武帝的啟中所談山陰一縣的情況，可見一斑。他的啟寫道：「山陰一縣，課戶上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余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眾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才萌，千孽互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資華貴。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為非，豈可得乎？」（《南齊書·陸慧曉傳附顧憲之傳》）
人民最苦的是兵役和徭役。東晉王羲之致尚書僕射謝安書寫道：「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返者眾。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調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捲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死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晉書·王羲之傳》）。又宋武帝永初二年冬十月丁酉詔：「兵制峻重，務在得宜。役身死叛，輒考旁親，流遷彌廣，未見其極。遂令冠帶之倫，淪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舉戶從役者，便付營押領；其有戶統及謫止一身者，不得復侵濫服親，以相染連。」（《宋書·武帝紀》）
人口逃亡，在戶籍者日少。在籍日少，則剩下的在籍者租稅徭役負擔必更重；重則人民逃亡。整理戶籍，成為南朝政府的大事。
人民逃亡，主要有幾個去處：一投依門閥大族作依附民部曲、客；二投依寺院作僧尼、白徒養女：三藏匿山林作流亡逃戶。還有其他，等等。朝廷勢力強大時，它搜括逃戶是比較全面的。它與大族爭人口，也與寺院爭人口，更大力搜括藏匿山林、隱瞞戶籍的逃亡戶。桓溫的庚戌土斷和劉裕的土斷，都是比較嚴厲的。一般整理戶籍的矛頭，多是指向不附籍的僑戶和逃亡戶。東晉以來，戶籍有黃籍、白籍之分。黃籍，是郡國戶口。晉令：「郡國諸戶口，黃籍；籍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載之。」（《太平御覽》卷六○六）齊高祖建元二年（480）的詔書指出：「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傾氓俗巧偽，為日已久，至乃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托死板；停私而雲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編戶齊家，少不如此。」（《南齊書·虞玩之傳》）這兩條史料說明，黃籍是郡國編戶民的戶籍。
自籍似是郡國編戶民以外的僑戶的籍。白籍最早見於《晉書·成帝紀》。鹹康七年（341）：「實編戶，王公已下皆正土斷白籍。」白籍似是土斷的對象，即尚未正式編戶的僑民。
宋、齊兩代都整理過戶籍，宋文帝元嘉年間曾整理過一次戶籍。文帝無嘉二十七年，曾規定以「八條取人」。「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南齊書·虞玩之傳》）。虞玩之還提出：「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這都說明宋文帝元嘉年間曾進行過一次戶籍整理。南齊開國的兩代皇帝，都曾積極整理戶籍。齊高祖建元二年（480），虞玩之遵照高祖詔書的意圖，上表請求整理戶籍。他認為當時「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閥」的原因，有幾個方面：一、是自孝建已來，入勳者眾，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二、勳薄所領而詐注辭籍，浮游世要，非官長所拘錄，復為不少。如此兩條，天下合役之身已據其大半矣。三、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苦為人役者今反役人。四、又生不長髮，便謂為道，填街溢巷，是處皆然。五、或抱子井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上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寧喪終身，疾病長臥。六、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懦，署位借給，巫溫比肩，彌山滿海。他指出，有這六項，是「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單也」，戶籍之所以頓闕，乃由這些原因。（同上）齊高祖採納了虞玩之的建議，隨即採取措施整理戶籍。「乃別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但這辦法本身就有問題。限人一日得數巧，必然會出毛病。於是不僅出現。於是貨賂因緣，籍注雖正，猶強卻以充程限」的情況，還出現「應卻而不卻，不須卻而卻」（《通典·食貨志》）的情況。
齊武帝初年，繼續貫徹執行齊高祖的辦法，繼續強力整頓戶籍。於是，到武帝永明三年正月（485），便激起富陽僑人唐寓之領導的白籍人反卻籍的鬥爭。《南齊書·沈文季傳》載：「是時，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為業。寓之自雲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三年冬，寓之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水斷商旅，黨羽分佈近縣。」《南史·茹法亮傳》載：「（呂文度）又啟上籍被卻者悉充遠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陽人唐寓之，因此聚黨為亂，鼓行而東，乃於錢塘縣僭號，以新城戍為偽宮。三吳卻籍者奔之，眾至三萬。」起義不久即被鎮壓下去，唐寓之被殺。
檢籍和反檢籍的鬥爭，本來是逃亡戶與官府的鬥爭。逃亡戶為了逃避租稅徭役負擔而設法脫籍，官府為把逃亡戶拉回來負擔租稅徭役而檢籍。但檢籍，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可能產生不同的效果。在政治清明的穩定時期，檢籍的效果可能相對地減輕人民的負擔。在政治混亂或腐敗的時期，檢籍的結果則往往是增加了統治者的收入，擴大了其剝削面，卻絲毫沒有減輕人民的負擔。原來擔負租稅徭役者仍要承擔著已有的沉重的負擔，原來不負擔租稅徭役的逃亡戶現在卻也要負擔了。而且，儘管朝廷或官府是比較勵精圖治的，而執行的官吏卻是貪污腐敗的，好辦法通過腐敗的官僚機構也會變了質，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南齊初年的這次檢籍，恰巧是由一些貪污、腐敗的人去執行，結果是「應卻而不卻，不須卻而卻」。在這種情形下，唐寓之反檢籍、反卻籍的鬥爭，是農民起義的一種具體形式，在南朝的階級鬥爭史上，這是一次大規模的起義。
南朝的農民戰爭，自宋至梁初，陸續不斷。其中規模較大的，在宋末，有羲陽（郡治在今湖南安鄉）張群為首的農民起義，他們曾攻破羲陽、武陵、天門（郡治在今湖北石門縣）、南平（郡治在今湖北公安縣西南南平鎮）等四郡。在梁天監四年（505），有益州地區以焦僧護為首，眾至數萬的起義。在梁中大通五年（533），有以齊苟兒為首的眾至十萬人進圍成都的起義。第五節北方的民族關係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孝文帝改革的歷史背景北魏從拓跋珪傳到第六代時，又出了一個具有雄才大略的卓越人物，即孝文帝拓跋宏。他與他的前輩不同，武功雖不顯赫，政治上卻很有作為。在他的一生中，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動，史稱為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有他面臨的現實，迫使他不得不尋覓革舊布新的對策。
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後，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即如何處理這一廣大地區的民族關係，其中包含如何對待漢族的先進生產方式、漢族的文化問題。隨著歷史的發展和北魏統治者政治野心的增長，這一問題就愈益突出。是繼續保存拓跋氏舊的社會制度和舊有的文化習慣，還是捐棄舊俗，接受先進的文化，在新的歷史環境中獲得新生，北魏的統治者必須作出抉擇。馬克思在談到民族問題時，有一段很精彩的論斷：「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歷史規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70頁）。北魏走漢化的路，可以說桌歷史發展的必然。孝文帝的改革是歷史的產物，其改革思想是順應歷史的發展的。
據史書所載，文成帝時，就已出現了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孝文帝即位前後，情況更為嚴重。據統計，自471年到481年，僅僅十年間，就爆發了十八次人民反抗鬥爭，造成*人民起義如此繁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其一，統治者不僅本身窮奢極欲，而且還縱容整個官吏集團肆無忌憚地剝奪人民。北魏自建國以來，沒有實行過俸祿制度，帶有強烈的原始掠奪色彩，一出戰就命官兵盡力掠奪，戰勝歸來，將掠奪之物予以瓜分。北方統一後，與南朝戰爭暫告平息，官兵無法再從戰爭中獲取財物，就將貪婪的魔爪伸向北方人民。孝文帝在一份詔書中透露：「諸州刺鬼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各怠慢，縱好納賄，背公緣私。致令賊盜並興，侵劫滋甚，奸宄之聲屢聞。」（《魏書·高祖紀二》）南朝人士也指出：「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斂，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宋書·謝靈運傳》）官吏貪贓枉法，成為北魏政治的一大弊病。
其二，北魏統治者帶有強烈民族壓迫色彩的殘暴統治，使人民，尤其是漢族人民無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北魏「禁令苛刻，動加(誅」（《南齊書·王融傳》）。拓跋珪晚年，視殘殺為樂事，「朝臣至前，追其舊惡，皆見殺害。其餘或以顏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辭失措，帝皆以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魏書·太祖紀》）。對北魏政治頗有貢獻的幾個漢族大臣，如崔逞、雀浩等，最終都逃說不了被殺的厄運。北魏每次出戰，都「驅夏人（漢人）為肉籬」。漢人成了魏統治者殘暴驅使、蹂躪的對象。
其三，農民起義與土地問題也頗有關聯。北魏連年對外用兵，壯丁征發，田地荒蕪，出現了「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的淒涼景象。有權勢的地主乘機霸佔良田山林，實行土地兼併。
失去土地的農民四處流離，就連京師附近也「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魏書·韓腆麟傳》）。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造成一系列社會動亂。北魏中期，許多農民起義都與之有直接關聯。
所有這些原因，都具有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二重性，同一般的農民起義原因不盡相同。對於國內如火如荼的農民起義，北魏統治者一直採取鎮壓政策。延興二年（473）頒布了以鎮壓人民起義作為官吏陞遷標準的詔令，規定：「縣令能靖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靖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靖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資治通鑒》卷一三三）但儘管如此，農民起義還是此起彼伏。
嚴酷的事實不能不引起北魏統治者的苦惱，迫使他們中有見識的人另求統治之策。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孝文帝進行了改革，堅持走漢化的路，一方面既是要改革政治、經濟上的落後狀態，另一方面也是要緩解與漢族之間的民族矛盾。
孝文帝對吏治的改革北魏初年規定，地方官不論其治績如何，任期都是六年，期滿離任。因此，許多官吏對治理民事毫不熱心，卻竭力追求個人財富。如公孫軌當地方官時，「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輛」（《魏書·公孫長傳附公孫軌傳》）。這樣的事例在北魏官場中屢見不鮮。有一次，孝文帝問臣下高佑：怎樣才能使盜賊平息呢？高佑回答：盜賊，也是人。如果地方官很稱職，治化有方，就不會再有了。孝文帝聽了深以為然。這可見孝文帝對吏治問題的重視。為了整頓吏治，緩和階級矛盾，北魏統治者採取了兩條措施：一是實行俸祿制。公元484年，魏頒布法令，正式規定「戶增調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為官之祿。」俸祿之外，貪污滿一匹者處死。二是對地方官任期長短不做硬性規定，而是根據治績而定，好則留，不好則去。這樣一來，官吏治績好壞與仕途陞遷聯繫起來了，使他們在盤剝人民時不能不有所考慮。
吏治的改革，是北魏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如實行得好，就可刷新政治，緩和階級矛盾；同時也為以後各項改革的進行打下基礎，意義是重大的。遷都洛陽北魏的漢化是一個曲折而漫長的歷史過程。早在建國之初，漢化就已經開始了。但是這一漢化的範圍和程度都極其有限，這主要體現在吸收漢族知識分子加入北魏統治集團和參與政治方面。拓跋燾時，建立太學，祀孔子，任用了一大批素有威望的漢人，最典型的就是崔浩。崔浩對漢族文化十分熟悉，尤長於天文歷學。拓跋燾在很長一段時期對他委以重任。通過這些漢族知識分子謀士群的努力，北魏統治集團接受了一些漢族文化，漢化的程度逐漸加深。但是，漢化在當時還沒有作為一種政策來推行。拓跋統治者的政策常有變化，對於漢族士人，時而信任，時而排斥，對於漢族文化時有牴觸。孝文帝時，開始把漢化做為一項國家基本政策加以推行。遷都洛陽是他的漢化政策中一項重大措施。
北魏的都城，在進入中原後，開始建於平城（今山西大同境）。平城地處北方，生活習慣，氣候條件都與鮮卑故土相近。但隨著北魏在中原疆土的開拓和被統治的漢人的增加，平城對於控制整個北方地區，已不適合。平城地區游食者眾多，且屢受災荒，糧食供應常發生危機。早在拓跋嗣統治時期，就有遷都之議。史書記載：「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殣。帝以饑，將遷都於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魏書·食貨志》）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平城又遭大旱，春天到來，竟然「野無青草」。即使風調雨順之年，平城一帶也常有饑荒現象。而當時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已較發達，逐漸成為北魏主要產糧基地。所以從關外貧瘠的平城轉移到中原經濟中心，已是當時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而且平城長期作為北魏都城，功勳公老多居於此，保守勢力十分強大，他們拒不接受先進的漢族文化，因循守舊，給北魏社會發展造成阻礙。因此，從擺脫保守勢力的束縛這一點來說，遷都也是當務之急。孝文帝統治時期，北魏軍事實力雖然已逐漸衰落，但孝文帝卻抱有滅南朝、統一全國的雄心。這可由文帝所說遷都洛陽的理由是「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資治通鑒》卷一三八）可證。所以，從軍事上說，平城作為國都也已遠遠不能適應形勢了。
當時新都選擇地點有二，一是洛陽，一是鄴城。洛陽是漢族政治文化中心，漢、魏、西晉都曾建都在此，是所謂「中夏正音」所在之地。鄴則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區，集中了北方財富，是河北主要的糧食和絲綿產地。單純從經濟意義上說，鄴要勝過洛陽一籌；但從吸收漢族文化的角度看，洛陽要比鄴優越。孝文帝最後把新都定在洛陽，可見遷都之舉主要還是從加速鮮卑族漢化的方面考慮的。
遷都洛陽對於世世代代居住朔方的鮮卑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震動。這意味著，拓跋氏必須放棄過去那種以遊牧業為主的生產方式，而使經濟生產農業化；同時，還意味著在生活方式上也要來一個變革。這樣一個從行動到觀念都要為之一變的遷都舉動，所遇到的阻力是難免的。
反對派的首要人物是太子元恂和拓跋氏元老元丕、陸睿、穆泰等，他們在朝中的勢力很大。孝文帝遷都之心已定，為防止節外生枝，便假稱要大舉南伐。公元493年六月，孝文帝帶領步騎三十萬人，離開平城向南進發。大軍行至洛陽，連日霖雨不止，但孝文帝仍堅持進軍南向。尚書李沖等人就出來反對，說「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敢以死請！」孝文帝聽了大怒，說：「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安定王休等趴在地下痛哭失聲，苦苦勸諫。孝文帝這才說，如不南伐，便須就此遷都洛陽。並即宣佈：「欲遷者左，不欲者右。」（《資治通鑒》卷一三八）群臣又害怕南伐，不敢再言，遷都之計就這樣定下來。
孝文帝的兒子是一個目光短淺、胸無大志又不上進的人。他體胖怕熱，到洛陽以後，「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他趁著孝文帝出遊嵩山，「輕騎奔代（平城）」。孝文帝聞訊大怒，為了保證漢化順利進行，毅然將太子貶為庶人，後又用毒酒將其毒死。緊接著，拓跋族元老穆泰、陸睿與鎮北大將軍樂陵王元思譽、代郡太守元珍等勾結，想據平城起兵，史載其時「代鄉舊族，同惡者多」（《魏書·於栗c傳》）。形勢十分危急，遷都與反遷都是關係到拓跋氏漢化的關鍵。孝文帝當機立斷，派得力大臣任城王澄率兵鎮壓叛亂，再次將反對派挫敗。
洛陽終於成為拓跋氏人心目中真正的都城，成為北魏佔據中原，正式接受漢化的象徵。
改革風俗的措施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下詔改姓。孝文帝在詔書中把鮮卑氏與漢文化聯繫起來，宣稱：「北人謂土為拓，後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資治通鑒》卷一四○）明帝建武三年，以此為例，改乙■氏為叔孫氏，丘穆氏為穆氏，獨孤氏為劉氏，素和氏為和氏。
改了姓，又下令禁穿胡服，改穿漢服，服裝樣式與南朝流行樣式大抵相同。孝文帝對禁穿胡服下了很大決心，不允許有任何鬆懈。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從前線回到洛陽，他坐在車中，留意街上行人的服飾，見仍有人穿鮮卑舊服，大為不滿。第二天，他對群臣說：「朕昨入城，見車上婦女，冠帽而著小襦襖者，若為如此，尚書何為不察？」任城王澄作解釋：穿舊裝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立即反駁：這話說得奇怪，你難道還想滿城都穿舊裝嗎？
孝文帝又下令禁止說鮮卑語。北魏初入中原時，以征服者自居，不僅自己講鮮卑語，還命令所有任職於魏的漢人官吏也要講鮮卑語。為了提高鮮卑族的文化水平，便於讀漢人書，接受漢文化，孝文帝下令宣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指漢語）。年三十以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北史·咸陽玉禧傳》）
遷都洛陽之後，孝文帝仿照南朝形式，在郊祀宗廟禮節方面，也實行了漢化，放棄了拓跋氏原來崇拜的天神，改用漢禮。在官制和律令方面也多仿漢制，進行了改革。
均田制和三長制的規定實行均田制是孝文帝改革中一項重要內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均田製出現的原因，有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為了增加生產，迅速改善農業生產的落後狀況；另一方面是與豪族地主爭奪人口和土地。北魏進入中原後，農業成為主要的經濟形式。北魏諸帝多能注意勸課農桑，尤其是孝文帝即位後，更是孜孜以求，希望農業不景氣的狀況有所改善。他一再號召：「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內勤。」（《魏書·高祖紀下》）然而天災幾乎連年發生，糧食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因此，發展農業生產，解決糧食問題，成為均田制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北魏統治中期，北方豪族己遍佈全國，勢力很大，「時民困饑流散，豪右多有佔奪」（《魏書·李孝伯傳附李安世傳》）。鮮卑貴族對土地的興趣也愈來愈強烈，他們紛紛「就耕良田，廣為產業」（《魏書·和跋傳》）。加上拓跋氏入主中原初期，曾把大量良田闢為牧場，或闢為私家園林，民無田業的現象十分突出。農民失去土地，四處飄流，或轉投豪族，成為蔭護人口，或聚集山澤，成為綠林好漢。人口流亡的情況如此嚴重，不能不引起北魏統治者的重視。因為政府掌握不了人口，也就無法獲得賦稅；而且大批浮浪人口也是構成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所以如何使農民固定在土地上，以及把農民從豪族地主的蔭護下解脫出來，成為均田制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均田制的實施還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必須有大批荒地可供使用，二是官府必須能夠掌握、支配這些土地，也就是說皇權必須強大到能夠轄制地方豪強。北方自東漢末年以來，由於連年戰亂，以致出現「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景象。至孝文帝時，情況雖有所變化，然土地拋荒的現象仍很嚴重。而當時北魏豪族地主勢力也還未強大到能與皇權抗衡的地步。因此，孝文帝推行均田制的條件已基本具備了。
公元485年，孝文帝開始實行均田制。在此之前，北魏初期，政府曾經在京城附近實行過計口授田，均田制就是在這一基礎上推廣、改進百發展起來的。另外，中國古老的一夫受田百畝的井田制以及西晉占田制，都給了均田制以經驗借鑒。
均田制的主要內容如下：（一）男子十五歲以上，授給露田四十畝，桑田二十畝，婦人授露田二十畝。露田加倍授給，以備休耕。露田不得買賣，身死或年滿七十者歸還官府。桑田則永為個人所有，不須歸官。桑田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買賣。桑田須種桑五十株、棗五株、榆三株。不宜種桑之地，男子給麻田四十畝，婦女五畝。
（二）奴婢和耕牛參加授田。奴婢依一般農民授田。耕牛每頭授田三十畝，限四牛。
（三）田地缺乏地區，允許農民「逐空荒」，遷往他郡。
（四）犯罪流徒戶或絕戶，其土地歸國家所有，作均田授田之用。
（五）地方官吏按官職高低，授以公田。刺史十五頃，郡丞、縣令六頃。公田不得買賣。
在均田制頒布的同一年，又宣佈實行三長制。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三長皆由本鄉有威望者擔任。三長制代替了過去的宗主督護制，改變了「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魏書·李沖傳》）的狀況，使趁著管理混亂，蔭庇大量人口的漢族大地主受到約束和打擊。因此他們群起而攻之。但當時掌握朝政的文明太后很有識見，她認為：「立三長，則課有常准，賦有恆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而不可。」（《魏書·李沖傳》）。在她的堅持下，三長制得以推行。
與均田制、三長制相輔相成的還有新的租調製。北魏原來實行的租調製很混亂。「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粟二十石。」由於戶籍不清，人民負擔重。實行新的租調製後，規定一夫一妻出帛一匹，粟二石；其他人口、耕牛，就按此類推。家庭作為受田納稅單位，人民負擔有了一定之規。故「事（指新租調法）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年安之」（《魏書·食貨志》）。
孝文帝改革是北魏歷史上的突出事件，其影響是值得重視的。單就北魏的統治來說，孝文帝漢化政策的實施，使鮮卑貴族在新的基礎上與其統治區內的漢族地主取得一定程度的協調，也使之與一般漢族百姓的矛盾趨向緩和，對於鞏因北魏政權，有其有利的一面。
孝文帝在社會經濟領域年的改革是有成就的。均田制的實施，可使相當一部分農民獲得了土地，得與生產資料重新結合：從而刺激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大地主的兼併也受到一定限制。北魏朝廷大為頭痛的流民和糧食問題，在均田制實行後，情況有所改善。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不可能徹底解決社會的根本問題，而且事出空前，也難免有一定的盲目性，因而也帶來很多弊病。這些弊病因改革的成功和北魏社會矛盾的暫時緩和所掩蓋，但根源仍在，在改革幾十年後便爆發了六鎮起義。
第四章從北魏的分裂到隋的統一第一節北方各族人民的起義和北魏的東西分裂大起義的歷史背景孝文帝改革後，北魏社會經濟有了發展，新都洛陽繁榮起來。《洛陽伽藍記》卷四記述洛陽的景象：「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裡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為生，資財巨萬。有劉寶者，最為富室舟車所通，足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鹹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觀樓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到孝文帝的第三代繼承者孝明帝時，史稱其「魏累世強威，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盈溢」（《資治通鑒》卷一四九）。景況仍然可觀。
然而，經濟繁榮的結果並沒有使廣大勞動人民從中獲益。這一時期，人民的生活仍很困苦。相反，漢化的鮮卑貴族很快墜入錦衣玉食之中，迅速走向腐化。
孝文帝時，貪污之風雖很盛行，然由於孝文帝採用嚴刑峻法，尚能控制局面。史稱其時「食祿者跼蹐，賕謁之路殆絕」（《魏書·刑罰志》）。宣武帝即位，形勢發生變化，宣武帝對貪污腐化之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本人「好游騁苑囿」，「嬉戲無度」，就很奢侈，無心於朝政。上行下效，「時魏宗室權幸之臣，竟為豪侈」，北魏統治集團生活日趨腐朽。胡太后臨朝時，奢侈之風更盛。最典型的是高陽王雍和河間王琛。「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圃，侔於禁苑，僮僕六千，伎女五百，出則儀衛塞道路，歸則歌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萬。」（《資治通鑒》卷一四九）「河間王琛，每欲與雍爭富，駿馬十餘，皆以銀為槽，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旗。嘗會諸王宴飲，酒器有水精鋒（鍾）、馬腦碗、赤玉卮，製作精巧，皆中國所無。又陳女樂、名馬及諸奇寶。復引諸王歷觀府庫，金錢，增布，不可勝計。顧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這些驚人的財富，無疑都是勞動人民血汗的結晶。河間王琛，在宣武帝及孝明帝兩朝皆作定州刺史，他「在州貪惏」。連胡太后也覺得他貪心無厭，下詔：「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余無所致。」（《北史·河間王若傳》）為飽私囊，朝廷甚至賣官鬻爵，「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北史·魏常山王遂傳曾孫暉附傳》）。仕人買官花了錢，及到任上，就大肆搜括，加倍貪婪地吮吸人民的血汗。
孝文帝時所行均田法，這時也被破壞。原來規定不得買賣的公田和露田，都可以買賣。露田流動尤為嚴重，因為「貧戶因王課不濟，率多貨賣田業」（《通典·食貨典》）。在均田制下有田可耕的農民，又開始面臨失去土地的威脅，使北瑰經濟潛伏著危機。
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本來就有對南朝用兵的因素。遷都之後就改變了自己一度奉行的與南齊和好的政策，開始大舉南伐。儘管每次幾乎都以無功告終，仍然不肯罷休。這時因洛陽位於黃河之南，與南朝相接壤，既要保衛洛的安全，就必須將南朝長江以北土地據為己有。所以孝文帝每次出擊，目標都在義陽、淮上、宛、鄧等地。宣武帝、孝明帝時，戰事未休，反而有擴大之勢。人民要負擔兵役和作戰物資，苦不堪言。當時，「汝穎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魏書·盧玄傳孫昶附傳》），以至「死喪離曠，十室而九」。戰爭激化了社會矛盾，使人民對北魏政權的敵意更加強烈。北魏各族人民大起義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醞釀和爆發的。起義首先爆發於六鎮，接著又爆發了關隴、河北、青州起義。
以六鎮起義開始的各族人民大起義六鎮，一般是指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六鎮之外，又有御夷等鎮。大部位於北魏的北方邊境，即今內蒙古境內。六鎮是北魏的軍事要塞，歷史上曾一度佔有重要地位。因為北魏原來一直以平城為國都，為了防禦北邊的柔然南下，拓跋燾設此六鎮，以拱衛都城。當時，六鎮將領，乃至一般士兵，身份都是比較高貴的，在六鎮作兵是光榮的。「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征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北齊書·魏蘭根傳》）他們「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北史·魏廣陽王建傳孫深附傳》）。然而，在遷都洛陽之後，平城不復為國都，六鎮也失去軍事上的意義，將兵地位一落千丈。他們遠在漠北，少有接觸漢文化的可能，與南遷的鮮卑貴族在文化上形成差距，心理上形成隔膜，經濟地位上也處於劣勢。氏族部落成員當兵是義務也是權利，拓跋氏封建化後，兵戶身份低人一等。加上漢化後的北魏政府受到漢制度的影響，常常把犯罪的人發配六鎮為兵，更使六鎮兵民的處境不佳。六鎮將兵中，不滿情緒逐漸增長。孝明帝時，有一個叫魏蘭根的官吏對此情況深表憂慮。他告訴尚書令李崇說：「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為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他建議北魏朝廷採取斷然措施，「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敘，一准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北齊書·魏蘭根傳》）。李崇亦深以為然，上奏朝廷，朝廷竟不聞不問。
起義終於在六鎮首先爆發了。
公元523年，柔然入侵六鎮，懷荒鎮民請求開倉取糧，武衛將軍於景無理拒絕，鎮民不勝忿恨，遂起兵造反，殺了於景。不久，沃野鎮民破六韓（姓）拔陵（名）亦聚眾起義，殺鎮將，改元真王。其餘各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資治通鑒》卷一四九）。起義隊伍迅速擴大。破六韓拔陵引兵南向，派別帥衛可孤包圍武川和懷朔兩鎮。朝廷派臨淮王或都督北討諸軍事。彧為人膽小，頓兵不進，武川、懷朔俱為起義軍所陷。不久，破六韓拔陵與彧激戰於五原，彧大敗，朝廷罷了他的官。這時，魏肅宗改派李崇率兵前往討伐，雙方戰於自道，李崇副手崔逼被打得單騎逃命。李崇親自迎戰，也出師不利。起義軍聲勢更大，二夏（夏州、東夏州）幽、涼人民紛紛起來響應。朝廷見此情況，慌忙下詔「改鎮為州，諸州鎮軍貫（軍籍），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資治通鑒》卷一五○）。並派黃門侍郎酈道元為大使，撫慰六鎮，但這些籠絡政策根本不起作用，起義之勢一發不可收。公元524年，在高平鎮（今甘肅固原），有赫連恩等人的起義，推敕勒首長胡琛為高平王。在秦州（甘肅天水），有羌人莫折大提起義。在秀容（山西忻縣），有乞伏莫於的起義。在關中一帶，有被遷徙到關中的蜀人起義。在汾州一帶，有胡人起義。幾乎整個魏的北境、西境、東北境，都在起義浪潮衝擊之下。
公元524年夏天，羌人和氐人在秦州（今甘肅天水）和新秦州（今甘肅武都、成縣一帶）起義，反抗北魏統治，推莫折大提為首領。不久，莫折大提死，他的兒子莫折念生繼位，自稱天子，設立百官。向東攻下了歧州（陝西鳳翔南），殺北魏都督元志。向西攻下了涼州。後來，在黑水（陝西興平西）為魏將崔延伯、蕭室寅戰敗，退回隴西。
公元527年春，莫折念生率部反攻，大敗蕭寶寅於涇州（甘肅鎮原），攻佔了東秦州（陝西隴縣）、北華州（陝西黃陵南西），東下潼關，威脅洛陽。北魏統治者一面調集大軍防守，一面收買起義軍將領，進行分化。這年秋天，莫折念生被叛徒殺害。以後，這支起義隊伍大部集合千萬俟丑奴領導之下。公元530年，萬俟丑奴在關隴地區為魏將爾朱天光所滅。
魏無法對付破六韓拔陵起義軍，便請柔然王阿那瑰前來助戰。公元525年，阿那瑰率柔然兵十萬，自武川西向沃野，進擊起義軍。破六韓拔陵軍被擊敗，部眾二十萬人降魏。魏將起義軍分化瓦解，派往內地冀（河北冀縣）、定（河北定縣）、瀛（河北獻縣）三州就食，想就此撲滅起義烈火，然起義軍分散到三州後，活動並未停止，他們又在三州展開了鬥爭。
胡琛起義軍據有高平，聲勢也很大。胡琛大將萬俟丑奴等進攻魏涇州。
這時，攻破莫折念生的魏將蕭寶寅、崔延伯引兵駐於安定，兵眾十二萬，鐵騎八千，軍威甚盛。丑奴先以輕騎擾之，不等交戰，就故意避走。崔延伯十分驕傲，派兵出擊。將戰，有起義軍數百騎手持降書，請求緩師。崔延伯未及閱視，起義軍從東北殺出，與偽降數百騎匯合，腹背夾擊。起義軍皆輕騎，而魏兵騎步相雜，戰久疲乏，被起義軍打得慘敗，死傷近二萬人。崔延伯再次孤軍出擊起義軍，又被起義軍打敗。崔中流矢死，士卒死者萬餘人。這次勝利，意義重大。史稱：「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為之憂恐。於是賊勢愈盛。」（《資治通鑒》卷一五○）
公元525年，柔玄鎮民杜洛周聚眾起義，據上谷（河北懷來縣），改元真玉，懷朔鎮人高歡、尉景等皆從之。不久，魏安州石離、穴城、斛鹽三地戍兵響應，合眾二萬，歸於社洛周旗下。杜部向南發展，連克幽州、定州。後來，杜洛周為葛榮所殺，這支隊伍歸入了葛榮領導的起義軍中。
公元526年，沃野鎮降人鮮於修禮等起兵據左城（河北唐縣境），又攻破定州、燕州（京郊昌平）。鮮於修禮為內部叛徒殺死，葛榮代統部眾，於博野縣境（河北博野）擊殺魏大將元融，自稱天子，立國號為齊，改元廣安。葛榮都是北魏末眾多起義軍力量最強的一部，號稱百萬之眾，佔有冀州、定州、瀛州、滄州、殷州五州地。葛榮軍南下，前鋒已過汲郡城（河南汲縣），危及洛陽，朝廷大震。公元528年，爾朱榮親率騎兵七萬，以侯景為前鋒，東出滏口，在鄴城北大破葛榮軍。葛榮被俘，被解到洛陽殺害。
在起義高潮近於平息時，又出現了邢杲起義。這次起義，是北方各族人民大起義的一個悲壯的尾聲。
邢杲是魏幽州乎北府主簿。公元528年，他帥河北流民十萬餘戶在青州起義，自稱漢王，改元天統。起義堅持了八個月之久，後在濟南被魏上黨王無穆及爾朱兆打敗。邢杲犧牲。
北方各族人民大起義，是北魏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起義。這次起義具有鮮明的特色，與中原歷次農民起義不同，這是一次鮮卑、羌、氏、漢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北魏黑暗統治的聯合行動。它沉重地打擊了北魏統治，促進了這個日益走向腐朽的政權的瓦解。
北魏的分裂在北方各族人民大起義的沉重打擊下，北魏皇朝徒具形式，實權落到了靠鎮壓起義起家的爾朱榮手中。
爾朱榮的父親「家室豪擅，財貨豐贏（盈）」，與北魏朝廷關係十分密切。「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高祖嘉之，除右將軍，光祿大夫。」（《魏書·爾朱榮傳》）北魏都城遷洛陽後，朝廷亦給他家以特殊照顧，允許「冬朝京師，夏歸部落。」北方各族人民大起義爆發後，爾朱榮「遂散畜牧，招合義勇，給其衣馬」，積極鎮壓人民起義，侯景、賀拔岳、高歡等人都先後投靠了他，成為北魏後期一支主要的軍事勢力。
當時，朝廷政治昏暗，胡太后權傾天下，與兒子孝明皇帝不合。公元528年，孝明帝密令駐兵在晉陽（山西太原）的爾朱榮來洛陽，脅迫胡太后。爾朱榮令高歡為前鋒，行至上黨，魏孝明帝又密令爾朱榮不要來洛陽。胡太后用毒藥鴆死孝明帝，立臨洮王寶暉世子釗為帝，年方三歲。爾朱榮立長樂王之子修為帝（魏孝莊王），以「入匡朝廷」為名向洛陽進兵，殺北魏朝臣二千多人，沉胡太后及幼主於黃河，史稱河陰之變。經過這一次大屠殺，北魏朝廷實力幾乎全部被消滅。爾朱榮盡掌朝政，視孝莊帝為傀儡，引起孝莊帝及朝臣不滿。永安三年（530）九月，孝莊帝設計殺爾朱榮。爾朱榮的侄子爾朱兆聞訊輕騎至洛陽，殺孝莊帝。立獻文帝之孫廣陵王恭，是為節閔帝。爾朱兆令部將高歡為冀州刺史，統率六鎮流民。這些流民大多是葛榮餘眾，約二十萬餘，流入并州，窮困無以為生，多次舉行反抗，都遭到爾朱部的殘酷鎮壓。公元531年，高歡率流民到山東，據有冀、殷二州，勢力進一步擴大，於公元533年消滅爾朱氏，殺節閔帝，另立元修為帝（魏孝武帝）。元修不願受高歡的控制，於公元534年逃出洛陽，投奔鎮守關中的將領宇文泰。從此，北魏分裂為東西魏兩國。高歡立元善見為帝（魏孝靜帝），遷都於鄴，史稱東魏。宇文泰於公元535年殺死元修，另立元寶炬為帝（西魏文帝），都於長安，史稱西魏。東、西魏的軍政大權，分別掌握在高歡、宇文泰的手裡。北方又進入了分裂時期。
第二節東、西魏的戰爭高歡、宇文泰在東、西魏的掌權在爾朱榮的勢力衰亡之後，北方又出現了兩個掌握大權的人物。他們乘機起來，分據關東、關中，各擁一主，彼此之間爭戰不休。他們就是高歡和宇文泰。
高歡是漢人，因累世在北方邊鎮生活，「故習其俗，遂同鮮卑」（《北齊書·神武紀上》）。這是一個鮮卑化了的漢人。
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北邊軍鎮地位一落千丈，加上高家系犯罪的徒戶，地位更是低賤。高歡家貧，娶妻之後，因妻家財富較豐，才有了一匹馬。他從府戶升為隊主，後又為函使（信使），往來於洛陽至北鎮之間遞送公文。有一次，他到洛陽給令史麻祥送信。麻祥讓高歡吃肉，高歡便隨便地吃起來。麻樣認為高歡目無尊卑之分，生性傲慢，打了他四十大板。這一次受辱使高歡十分震動。他返回懷朔後，開始傾家產而結賓客。親戚朋友不理解，問他緣故。他說：我到洛陽，見宿衛羽林把領軍張彝的房子燒了，朝廷怕得罪他們竟然不聞不問。政治昏暗到如此地步，財物豈能守得住？他沒有談自己受辱之事。
公元525年，柔玄鎮民杜洛周在上谷起義，高歡率其心腹好友前往投奔。但不久就對杜洛周心懷不滿，想謀殺杜洛周。事情暴露，差一點喪了性命。他又轉投葛榮，最後投奔到了爾朱榮的門下。他為取得爾朱榮的信任，向爾朱榮獻計，顛覆朝廷取而代之：「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北齊書·神武紀上》）爾朱榮聽了十分高興。從此高歡受到重視，「每參軍謀」。有一次，爾朱榮向左右說：「一日無我，誰可主軍？」旁邊的人都回答可用其侄兒爾朱兆。爾朱榮不以為然，他認為爾朱兆只可統帥三千騎，而可代他地位的人只有高歡。
公元530年，爾朱榮為魏孝莊帝所殺。後爾朱兆又殺孝莊帝，另立長廣王曄為帝，改元建明。高歡被封為平陽郡公。他與爾朱兆之間屢有衝突，但由於勢力未豐，故只好忍氣吞聲與之合作。
當時，葛榮降戶二十餘萬流入並、肆（山西忻縣西北一帶），為胡人虐待，窮困無以為生，前後進行二十六次反抗，都遭到殘酷的鎮壓，被誅殺者將近半數。爾朱兆深以為患，問計於高歡。高歡乘機要求統帥這支降戶隊伍。從此，高歡擺脫了爾朱兆的控制，以六鎮降戶作為自己爭奪權位的本錢，與爾朱兆展開了角逐。爾朱兆勇而無謀，遠不是高歡的對手。公元532年，高歡以少勝多，在鄴城附近的韓陵，大敗爾朱氏。不久，高歡進洛陽，廢節閔帝元恭而立孝武帝元修。孝武帝封高歡為大丞相、大柱大將軍、大師，世襲定州刺史。高歡實際上控制了朝政，他專橫拔扈，很快與孝武帝發生矛盾。孝武帝不堪忍受，於公元534年，西奔長安，投依宇文泰。高歡改立元善見為帝，是為孝靜帝，遷都於鄴。史稱東魏。高歡立元善見，不過是找到另一個傀儡而已。他居千晉陽，遙控鄴地朝廷。「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北齊書·神武紀下》）。
宇文泰，武川鎮人。其祖先是匈奴族宇文部，因長期與鮮卑人相處，混雜而居，也就鮮卑化了。
破六韓拔陵起義時，宇文泰之父宇文肱也曾參加，但不久叛變了，殺破六韓拔陵得力將領可孤，降於北魏。後又轉而投入鮮於修禮起義軍中，在定州被北魏軍所敗，戰死於陣中。宇文泰也曾隨父參加過起義，後鮮於修禮被葛榮殺害，他又轉投葛榮。宇文泰少有大度，工於心計，雖年僅十八歲，卻得到葛榮重視，任以將帥。但他以為葛榮成不了大事，一直想叛逃。不久，爾朱榮鎮壓了河北起義軍，葛榮被俘犧牲，宇文泰也為爾朱榮所俘，爾朱榮殺了他的三兄宇文洛生，又準備殺他。他向爾朱榮講了自己的身世，敘說被迫加入起義軍的經過，才得免一死。
以後，宇文泰跟從爾朱榮，在鎮壓北方人民大起義中逐漸顯赫起來。公元534年，爾朱榮手下大將賀拔岳被侯莫陳悅殺死，賀拔岳部眾推宇文泰為主，攻殺侯莫陳悅，關西遂為宇文泰所據有。
公元534年，魏孝武帝逃出洛陽，投奔宇文泰。不久，雙方發生矛盾，宇文泰鴆殺孝武帝，予公元535年另立孝文帝之孫元寶炬為帝，即西魏文帝，都長安，史稱為西魏。宇文泰為太師、太塚宰，掌握著軍政大權。
自此，依靠武力起家的高歡和宇文泰兩大勢力集團之間，展開了激烈的戰爭。一度繁榮興盛的洛陽城，又一次化為灰燼，人民在戰爭中蒙受了巨大的災難。
小關之戰和沙苑之戰東西魏之間的戰爭，小的不計，大的戰爭就有五次。小關之戰和沙苑之戰，都是其中較大的戰爭。
公元538年，關中地區天災嚴重，人至相食。高歡先發制人，於公元537年正月，乘機發動了對西魏的戰爭。令前鋒竇泰率步騎萬餘人直趨潼關，令高敖曹率軍攻上洛（今陝西商縣），高歡自己則率軍赴蒲阪，造浮橋三座，聲言要渡過黃河。蒲阪地於黃河彎曲處，隔河與潼關相對，為河東通往關中的要衝。宇文泰為了迎戰魏軍，進抵廣陽。面對東魏三路大軍夾擊的形勢，西魏將領都反對捨近襲遠，主張分兵迎擊。宇文泰則力排眾議，主張捨其餘兩路，集中兵力，先消滅竇泰一路。他認為高歡造浮橋準備渡河，無非是虛張聲勢，真正的目的是為了牽制我軍主力，使竇泰軍得以乘虛西入。再者，竇泰常為高歡前鋒，屢戰屢勝，必有驕心，不如徑襲竇泰。泰軍一破，高歡就不戰自退了。如若先攻蒲阪，高歡扼前，竇泰襲後，那就表裡受敵了。宇文泰這一作戰方案，得到了他的從子直事郎中深的全力支持。
宇文泰為了迷惑東魏軍，揚言欲保隴右，退還長安，暗地裡則率軍東出，日夜兼程，行抵小關。竇泰聞宇文泰軍突至，自恃驍勇，趕忙從風陵渡過黃河前進。宇文泰選擇了牧澤這一有利地形，四面埋伏，引誘竇泰進入澤中泥淖地重圍。竇泰鐵騎不得馳突，西魏軍萬弩齊發，竇泰軍死傷大半，竇泰自己身上也中數箭，料知無法脫圍，自刎而死。
高歡在蒲阪，聞竇泰軍敗，大慟，幾乎暈倒，只好撤去浮橋，退回晉陽。只有高敖曹一路進展比較順利，攻下了西魏上洛城，正欲向藍田關進發，高歡恐孤軍深入，傳令招還。這一戰役，歷史上稱為小關之戰。
同年，東西魏之間還展開了一次大的戰爭。
這一次，是新勝的西魏主動出擊，宇文泰親自率領李弼等十二將領，以北雍州刺史於謹為前鋒，連克盤豆、恆農兩郡，虜俘了東魏陝州刺史李微伯及八千餘名將士。黃河之北原來歸附東魏的諸城也紛紛反叛，歸於西魏。高歡即發兵二十萬，由壺口直趨蒲津（黃河津渡，在山西永濟境），令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迎戰西魏軍。
宇文泰發動的這次戰爭，是倉促之舉。當時西魏境內大饑，雖然新挫東魏軍，國力還是虛弱的。宇文泰率領將士不過萬人，攻下恆農後，因糧草不足，竟逗留了五十多天。聽說高歡將渡黃河，便匆忙引兵入關。東魏右長史薛琡向高歡建議：「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來陝州，欲取倉粟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饑死。寶炬、黑獺，何優不降，願勿渡河。」（《資治通鑒》卷157）。東魏大將侯景也勸高歡不要全軍渡河，以免為西魏一舉全殲，高歡不聽，執意率軍從蒲津渡過黃河，直趨西魏腹地。宇文泰連忙派使者前往華州，命華州刺史王羆抵住東魏的進攻。王羆叫宇文泰放心，說「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果然，高歡見王羆守城堅固，不易攻下，只好轉渡洛水，駐紮在許原西邊（洛水入渭，許原大概在渭北洛南）。
宇文泰下令征發各州兵，一時未能召集。他想不顧兵力懸殊，與高歡決一死戰。但諸將都認為寡不敵眾，請等高歡西進再觀形勢。宇文泰堅持要立即出兵決戰，他說：「歡奢至長安，則人情大攏。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他連夜叫人在渭水河上趕造浮橋，令士兵只攜帶三日糧，輕騎渡過渭水到達沙苑（今陝西大荔南洛水與渭水之間），距高歡軍僅六十里。
宇文泰招集諸將商討對付高歡的戰略方案。開府儀同三司李弼建議：敵多我寡，不可與他們正面相抗。離沙苑東邊十里有一個叫渭曲的地方，草深可以藏人，我們可以埋伏在那裡等待敵人。宇文泰採納了這一建議，命西魏軍背水而陣，李弼埋伏在右邊，趙貴埋伏在左邊，將士都把武器藏在葦草中，約定聞擊鼓聲則一躍而起。快日暮了，東魏兵才到。東魏仗著人多，根本不把西魏兵放在眼裡。高歡一聲令下，個個爭先恐後，都想速立戰功，隊伍不復成列。正在這時，宇文泰一聲鼓響，士兵紛紛躍起。
李弼、趙貴鐵騎從左右突入，把東魏軍橫截成數股，一時殺聲震野。此戰東魏慘敗。
高歡還想收拾殘軍，再行決戰。他派張華原巡視各營，照簿點名，無人答應。張華原急忙國告，「眾已散盡，各營皆空了！」高歡還不想撤離，阜城侯斛律金在側提示：「眾心已經離散，宜速還河東為是！」遂命左右牽馬來，敦促高歡上馬。高歡上馬後，仍據鞍不動，斛律金用鞭猛擊馬背，才向東馳去。到了河濱，忽聞後面人聲馬沸，料知有追兵到來，只好匆忙急渡，許多將士情急逃生，躍入河中，盡隨水漂去。此役，東魏共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件。
宇文泰回師渭南後，令每個將士植柳一株，以紀念和表彰這次武功。
宇文泰沙苑得勝後，又繼續向洛陽、蒲阪等地進軍。東魏大將侯景在撤軍時焚燒浴陽城內外官府和民居，經此兵燹，洛陽城的建築存留的不過十之二三。接著，梁州、滎陽、廣州（洽襄城）都望風歸附，河南諸州郡，多半為西魏軍所佔領。
河橋、邙山之戰和玉璧之守公元538年，東魏大行台侯景治兵虎牢，謀收復河南失地。侯景出兵四路，奪還南汾、穎、豫、廣四州。侯景會同高敖曹，圍攻金墉城（今洛陽東），高歡也率兵前往聲援。西魏文帝元寶炬與宇文泰正準備前往洛陽謁園陵，恰巧洛使告急，遂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令李弼、達奚武為前鋒，自與宇文泰督軍援救金墉。
八月，宇文泰到達谷城（今河南新安東），軍於瀍水（今洛陽南）。侯景見西魏大軍來援，撤圍引退。宇文泰率輕騎追至河上。侯景回馬佈陣，北據河橋，南倚邙山，與宇文泰對仗。兩軍交鋒不久，宇文泰坐騎被侯景射中，狂奔不已。都督李穆緊緊跟護在宇文泰身旁。宇文泰被掀下馬，左右皆散，東魏兵馬追來。李穆用馬鞭抽打宇文泰，罵道：「你這個不中用的東西，你的主子跑到哪裡去了，你還在此逗留！」東魏兵聽得此言，不懷疑是貴人，遂捨之而過。李穆以馬授與宇文泰，與宇文泰逃回營中。
侯景初勝，以為西魏軍遠去，不會再來。不料西魏大軍如潮水般湧至，侯景來不及佈陣，就被西魏軍打敗，士卒潰散，侯景自己也撥馬遁逃。只有高敖曹自恃勇敢，與宇文泰鏖戰，好不容易殺出重圍，單騎投河陽南城。河陽南城守將高永樂與高敖曹有隙，閉城不納。高敖曹躲在橋下，被西魏追兵殺死。高敖曹是東魏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在東魏武裝力量集團中的地位僅次於高歡，是著名的猛將。他是漢人，當時鮮卑人對漢人的態度非常傲慢，但在高敖曹面前卻不敢放肆。高歡對部隊講話，總是用鮮卑語；如高敖曹在列，就改用漢語。
河橋之戰，東魏士卒死傷數以萬計，被俘者一萬五千餘人。高級將領被殺的除高敖曹以外，還有西兗州刺史宋顯。
高歡得知高敖曹被殺的消息，如喪肝膽，親督大軍，前往爭洛，雙方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大戰。那天大霧瀰漫，陣線很長，首尾遠隔，從早上打到下午，戰至數十合，雙方犬牙交錯，已經分辨不清對方了。西魏左右翼獨孤信、趙貴戰鬥不利，又不知主帥所在，茫無頭緒，以為打了敗仗，棄軍逃跑，後軍李虎、念賢等也跟著逃跑。西魏陣線已亂，宇文泰只好放火燒了營寨，留下長孫子彥守金墉，自奉寶炬西歸長安。在國撤的途中，宇文泰又攻下了恆農城。
公元543年，東西魏之間又發生了一次較大的戰爭，史稱邙山之戰。東魏打勝了的一次。
戰爭的起因是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為高歡之子高澄調戲，高仲密懷恨在心，投降西魏。宇文泰率諸將接應，向河橋南城進圍。高歡聞高仲密叛變及宇文泰來犯，親率十萬大軍至河北抵禦。宇文泰軍退居瀍上，令軍士駕舟，在上流縱火，想燒燬河橋，阻止高歡軍渡河。東魏將領斛律金，派行台郎中張亮，用小船百餘艘，攔截敵船，用鐵鏈橫河，系以長鎖，釘在兩岸，使敵船不能靠近，保住了河橋的安全。高歡軍過河，佔據了邙山有利地形，數日不進，以逸待勞。宇文泰將輜重留在瀍曲，乘夜色，率精銳奔四十里偷襲高歡軍，被高歡軍偵騎探到，高歡整陣迎戰。候至黎明，泰軍果到。高歡將領彭樂，不等泰軍列陣，便率數千精騎，猛衝過去。泰軍大敗而逃。高歡軍窮迫不捨，追於瀍上，宇文泰棄營再逃。西魏侍中大都督臨洮王元束、蜀郡王元榮宗、江夏王元升、巨鹿王元闡、譙郡王元亮、詹事趙善等俱被俘，士卒死傷近六萬餘人。
東魏大將彭樂急追宇文泰，宇文泰對他說：「你非大將軍彭樂麼？癡男子，試想今日無我，明日豈有你麼？何不急速回營，收取金寶？」彭樂聞言，也覺有理，遂放宇文泰逃生。
彭樂回營，有人告發他縱宇文泰。高歡大怒，拔出佩劍，按住彭樂的頭，三下三舉，終未殺他，說今日饒了你，你要自知從前的錯誤，效力贖罪。彭樂連聲遵令。因為宇文泰還活著，高歡不敢輕易殺死軍中驍將。
公元546年，冬十月，高歡圍攻玉璧（今山西稷山西南）。玉璧城是西魏大統四年（538）所建，專以防禦東魏進攻。高歡早就想拿下，晝夜不息地組織攻城，一面在城南築起土山，又挖了十條地道。西魏守將韋孝寬堅守不出，並築起了比土山還高的樓台，居高臨下，以防爬城。又挖了長塹，連接東魏的地道，在塹外堆積柴火，在地道上放火，使東魏兵不敢從地道進攻。高歡用攻城豐撞城，韋孝寬就用布做成幔子。攻城車駛向何方，布幔就隨之張開，風鼓布幔，使攻城車失去效用。高歡命士兵手執竹竿，上縛松麻，灌油加火，一面焚布，一面燒樓。韋孝寬用長鉤鉤竿，鉤上有刃，割了松麻，竿仍無用。高歡再挖二十條地道，中施樑柱，縱火燃燒，柱折城崩，韋孝寬積木以待，見有崩陷，立即豎柵，高歡軍仍不得入，苦攻了五十多天，士卒戰死及病亡者約計七萬人，屍首埋成一座小山。高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只好解圍而去。回到晉陽不久，高歡就病故了，時年五十二歲。
玉璧一戰，是南北朝歷史上最艱苦的攻城戰役。高歡用盡當時所擁有的一切攻城技術，卻始終不能破城。這一方面是西魏守將韋孝寬在防守上很有謀略，玉璧城中兵民團結一致；另方面是由於高歡選擇冬日攻城，氣候寒冷，士兵又缺衣少食，給攻城戰造成許多客觀的困難。
東西魏之間的戰爭，持續十餘年之久。投入兵力之多，持續時間之長，戰鬥之慘烈，都是歷史上不多見的。戰爭給社會生產造成極大的破壞，給人民生活帶來極大的困苦。史稱：「東西分裂，連年戰爭，河南諸郡鞠為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餓死。」
高歡死後，其子高澄在公元549年，為爭奪長社（今河南長葛），又與西魏發生了六戰，但這已是東西魏戰爭的尾聲了。這時，南方梁的小康局面早已破壞，梁朝逐漸走向了衰敗，北方對峙中的雙方都開始把目光轉向南朝。第三節梁朝的衰亡梁武帝晚期的腐朽統治梁朝經過近三十年的小康局面，到梁武帝統治的晚期，各種潛伏的矛盾激化，終於陷入動亂，走向滅亡。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502—549），前期還有所建樹，到了晚期，對內對外都執行了一系列荒唐而愚蠢的錯誤政策，由他親手造成了一個龐大而腐朽的官吏統治集團，造成了侯景之亂，還有諸王爭奪帝位之亂，使整個長江流域遭受到空前的大破壞。
宋、齊兩朝，皇帝採用典簽制度控制和監視諸王宗室。使皇帝與諸王之間，由親屬血緣關係變成上下級關係，對地方勢力是有所壓抑的。梁武帝時，鑒於宋、齊朝的典簽權重，權力集中於皇帝一身，造成皇室骨肉相殘，政權為素族所奪取的情況，為此，梁武帝廢除了典簽制度。這樣一來，諸王不再受制於典簽，成為有實權的藩鎮。他們在地方上胡作非為，就是抗衡中央，鬧出亂子，也不過是受梁武帝一番家教了事。梁武帝的一片苦心，後來竟導致了皇室內亂，這是他所沒有料到的。
梁武帝還認為，東晉是憑借世族大家的支持和維繫，國運才延續到百餘年，所以他特別重視恢復和提高世族大家的權利。對皇室子孫、世族大家和公卿大臣，一律加以優待、寬容，甚至放縱。即使他們犯了罪，也不受法律制裁。史書記載梁武帝「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鹹不以鞫獄為意。奸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在濫者多時王侯子弟，多驕淫」（《資治通鑒》卷一五九）。梁武帝也深知這些弊端，但並未加以禁止。
梁武帝對統治集團寬容，可是對人民就不那麼寬容了。人民犯了罪，如該從坐，不論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都要被囚禁，罰作苦工。對於梁武帝推行的「罔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祿」的政策，普通老百姓是感覺最深切的。有一次，梁武帝到南郊祭天，一個老人擋住御駕，指責皇帝使用的法律，對老百姓太嚴，對權貴則太寬，這不是長久之計。
梁武帝后期政治腐敗，官吏貪污，社會風氣浮華奢侈，人民流移逃亡，都極嚴重。賀琛給武帝上疏指出：「天下戶口減落，誠今之急務，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衷削。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今天下宰守，皆尚貪殘，罕有廉美者。」（《梁書·賀琛傳》）這些中肯的意見，梁武帝根本聽不進去。
梁武帝本人雖然生活簡樸，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大肆揮霍浪費國家資財而在所不惜。晚年篤信佛法，特建立同泰寺，屢設救苦齋、四部（僧、尼、善男、善女）無遮會、無礙會，講經說佛，說這是做功德事，替老百姓求福。一次講經就捨銀、絹等物二百零一種，值錢一千零九十六萬。他曾四次到寺捨身，表示要出家當和尚，群臣共出錢四萬萬才把他贖回來。公元547年，他贖身回宮的那天晚上，同泰寺的塔燒燬了，他又大興土木，建築了比舊塔還高一倍的十二層的高塔。塔還沒有完工，他就被侯景拘禁餓死了。終年八十六歲。
就是這樣，梁武帝造就了一個以皇室、世家大族為中心的腐朽沒落的統治集團。這個集團，受到皇帝的寬容，享有種種特權。他們「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王食」（《資治通鑒》卷一六一）。可是人民卻在他們的盤剝下流離失所，以至「人人厭苦，家家思亂。」這就是梁朝末年走向動亂和滅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侯景降梁與侯景之亂梁武帝不僅在對內做了許多蠢事，在對外處理與北魏的關係上，特別是在接納侯景問題上，更是蠢事不少。
公元514年十月間，北魏以司徒高肇為大將軍、平蜀大都督，將兵十五萬進攻梁益州，另令傅豎眼出巴郡北，羊祉出庾城，奚康生出錦行，甄琛出劍閣，想一舉取梁之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