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本卷和下卷（第十二卷）都是論述中國近代時期歷史的。本卷是近代前編，論述自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至99年五四運動前夜近80年的歷史。中國近代的歷史，是中國人民置身近代洪爐接受考驗的歷史，是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都遭到失敗時期的歷史，而從總相上看又是阻礙西方帝國主義東侵的歷史。這是一段很值得深入探討的歷史。
對於這段歷史的看法，在980年出版的《中國通史綱要》的敘論中，我們曾有所論述。在那裡，我們稱這段歷史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我們寫道「在這個時期裡，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並殘酷地統治了中國，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較封建社會時代的情況複雜了。社會經濟的主要成分，除封建地主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繼續存在外，出現了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又包括帝國主義資本、官僚買辦資本和民族資本三個部分。帝國主義經濟勢力在中國社會生活中起著支配的作用，封建經濟則佔有顯著的優勢地位，二者並互相勾結在一起。官僚買辦資本是帝國主義經濟的附庸，並跟封建剝削關係緊密相聯結。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十分微弱，沒有成為一個能獨立的經濟體系，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不佔重要地位，而且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都有這樣那樣的聯繫。在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下，中國農村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破壞，商品生產發展了，但農業生產和農民的經濟生活卻越來越陷入於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漩渦。這些情況，表現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的主要特點。
「伴隨著社會經濟的激烈變化，階級關係也發生新的變化。外國資產階級在侵入中國後，成了中國社會生活裡面一種統治力量，操縱控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各個方面。他們不僅扶植和封建地主階級，使其變成他們統治中國的支柱，而且造成了為其侵略需要服務的買辦階級。在封建地主階級內部，新起的軍閥官僚地主在外國資產階級的下，代替了原來的官紳地主占支配地位。軍閥官僚地主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而且一般都還兼有早期官僚資本家的身份，具有濃厚的買辦性。他們在地主階級政權中握有實權，成為舉足輕重的勢力。這也是地主階級政權買辦化的重要表現。農民階級主要包括自耕農、佃農和雇農，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壓迫剝削下，農民日益貧困破產，出現了自耕農減少、佃農增加的趨勢。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這個時期新產生的兩個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為其經濟地位所決定，是一個帶有兩重性的階級，一方面有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對革命敵人的妥協性。無產階級是最偉大、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它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還是作為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追隨者參加革命。」
對於上述這些看法，我們現在還沒有改變。
本卷是《中國通史》的第十一卷，原由林增平、章開沅、龔書鐸同志主編。嗣林增平同志因病去世，章開沅同志因工作過忙難以分身，本卷改由龔書鐸同志主編。林增平同志923年生於江西萍鄉安源，947年畢業於江西中正大學文史系，曾任湖南師範大學教授、校長，992年逝世。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二十七章。章開沅同志92年生於浙江吳興（今湖州市），948年中原大學政治研究室研究生。現為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曾任該校校長兼歷史研究所所長。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二十章。
本卷主編龔書鐸同志，929年生於福建泉州，952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留校任教至今。現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史學研究所所長、北京市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基金中國歷史評議組副組長等職。他為本卷撰寫了甲編序說部分第三章；乙編綜述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至第十六章；丁編傳記部分第三十二章。
本卷編寫之初，曾組織編寫組。除上述三位同志外，編寫組的成員還有王慶成、李侃、李進修和戴學稷諸同志。
王慶成同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三章。
李侃同志，中華書局原總編、編審。他分別與陳東林、吳傑同志為本卷合撰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二章、第十六章。
李進修同志，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丁編傳記部分第十七章。
戴學稷同志，福建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他與黃國盛同志為本卷丙編典志部分合撰了第九章；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一章，並與黃名長同志合撰了第九章。
參加本卷編撰工作的同志還有張守常同志，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甲編序說部分第一章。
鄭師渠同志，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副校長、博士。他撰寫了甲編序說部分第二章。
楊益茂同志，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一、二、三、四節，第七章。
楊直民同志，北京農業大學教授。他為本卷丙編典志部分撰寫了第一章第五節。
顏吾芟同志，北方交通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的第二章。
華世珍同志，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馬列主義理論教學部副教授。她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三章、第六章、第八章。
劉先覺同志，東南大學建築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節的建築部分。
顏元亮同志，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高級工程師。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節的水利部分。
黃晞同志，水電部科技情報研究所教授級高級工程師，《電力技術》雜誌主編。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節的電力部分。
李進堯同志，中國礦業大學北京研究生部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節的煤炭部分。
凌光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開發科學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編輯。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節的石油部分。
招冀同志，中國金屬學會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吳坤儀同志，北京科技大學冶金史研究所教授。關錦鏜同志，中南工業大學教授。他們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三節。
杜金銘同志，西南交通大學教授。席龍飛同志，武漢交通科技大學船舶及海洋工程系教授。李成智同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鍾允若同志，郵電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主任級高級工程師。他們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四節。
劉登仕同志，中國兵器工業總公司西南兵工局教授級高級工程師。他為本卷撰寫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節兵器部分。
盛維勇同志，北京化工大學副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節的化工部分。
周啟澄同志，中國紡織大學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節的紡織部分。
倪莉同志，三峽移民開發局碩士。她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節的陶瓷部分。
王詩文同志，雲南省設計院教授級高級工程師。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節的造紙部分。
張樹棟同志，印刷工業出版社副編審。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節的印刷部分。
齊戈同志，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培訓部教授兼主任。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五章。
黃國盛同志，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他與戴學稷同志為本卷合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九章。
范明辛同志，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十章。
孫占元同志，山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十二章；丁編傳記部分第十三章。
秦寶琦同志，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十四章。
沈其新同志，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十五章。
羅福惠同志，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原所長、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十六章。
王立言同志，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她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十七章。
彭平一同志，湖南株洲教育學院副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丙編典志部分第十八章。
陳東林同志，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他與李侃同志為本卷合撰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二章。
蘇雙碧同志，《求是》雜誌原副總編、編審。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四章、第五章。
楊懷中同志，寧夏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名譽院長。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六章。
王道成同志，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七章。
鍾康模同志，廣東省委黨校教授兼副校長。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八章。
黃名長同志，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他與戴學稷同志為本卷合撰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九章。
穆淵同志，新疆大學歷史系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十章。黃綺文同志，汕頭大學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十一章。
桑鹹之同志，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教授，已故。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第十二章。
史革新同志，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十四章。
湯志鈞同志，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副所長、研究員。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十五章、第二十六章。
吳傑同志，現代出版社副編審。他與李侃同志為本卷合撰了丁編傳記部分第十六章。
王俊義同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總編輯、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十八章。
陳錚同志，中華書局編審。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十九章。
王渝生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中國科技史學會秘書長，博士導師。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二十一章。
王揚宗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二十二章，並與張藜同志合撰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三十七章。趙慧芝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編審。她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二十三章。
黃彥同志，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孫中山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他與王傑同志為本卷合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二十四章。
王傑同志，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孫中山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他與黃彥同志為本卷合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二十四章。
易春秋同志，山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師。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二十五章。
鄭雲山同志，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二十八章。
陳旭麓同志，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已故。他與何澤福同志為本卷合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二十九章。
何澤福同志，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他與陳旭麓同志為本卷合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二十九章。
侯宜傑同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三十章。
劉泱泱同志，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三十一章。
張奠宙同志，華東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三十三章。
丁蔚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三十四章。
程維樞同志，中國科學院院士、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原中央氣象局總工程師、副局長，已故。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三十五章。
王冰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三十六章。
張藜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她與王揚宗同志為本卷丁編傳記部分合寫了第三十七章。
艾素珍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編審。她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三十八章。
羅桂環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三十九章。
蔡景峰同志，中醫研究院醫史文獻研究所研究員。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四十章。
林文照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自然科學史研究》雜誌主編。他為本卷撰寫了丁編傳記部分第四十一章。
何紹庚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他為本卷做了科技部分的組稿工作，並審定了丙編典志部分和丁編傳記部分的科學技術方面的全部稿件。
劉雪英同志，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她為本卷撰寫了綜述部分的第三章，並做了本卷選圖工作。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宮偉同志參與了圖片拍攝工作。
本卷賴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終於完稿。關於這一段歷史的研究，究竟還不算太成熟，我們還需要作出長期不懈的努力。
胡繩同志和劉大年同志分別為本捲上、下冊題寫書名，我們在此表示感謝。
白壽彝998年4月日於北京第一章文獻資料有關中國近代史的文獻資料非常豐富，僅中文文獻就有官方的印書、史書、檔案，私家的文集、日記、書信，以及地方志、報刊等。此外，還有大量外文資料。這裡只就中文文獻（含譯為中文的外文資料）分類擇要介紹。第一節政府官書清代皇帝每天都要批閱奏章，發佈諭旨，這就形成了以皇帝為中心、以皇帝的諭旨和臣下的題奏為主要內容的檔案。主要以這些檔案為根據修成的官書我們稱之為政府官書。它是那個時代重要的歷史文獻。
綜合類官書可以其內容分類。關於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內容的，我們把它們歸結為一類，可以稱之為綜合類政府官書。這一類政府官書主要有《實錄》和《聖訓》、《東華錄》等，以及民國政府的《公報》。現分述如下《實錄》和《聖訓》清沿明制，每一皇帝死後，例開實錄館，根據這個皇帝在位時的起居注和其他日常辦公的有關檔案，用編年體的形式編纂他這一朝有關朝章國政的大事記，稱作該皇帝的實錄。光緒皇帝死後，他的實錄到民國年間才修成，其時宣統皇帝也已遜位，所以便把宣統一朝三年間的事情也編纂成書，稱作《宣統政紀》。實錄修成後繕寫滿、漢、蒙文本若幹部，存放在北京宮中，另送一部藏在盛京（瀋陽）清故宮的崇謨閣。
偽滿「滿日文化協會」將崇謨閣藏歷朝實錄以及《宣統政紀》，合起來影印出版，總名之為《大清歷朝實錄》。後在94年，台灣華文書局又據偽滿影印本翻印。有關中日甲午戰爭部分中，凡日本方面忌諱的字眼均經挖改，如「赴倭責問」改為「赴日詢問」，「倭勢猖獗」改為「敵情叵測」，但未增減字句。現在中華書局根據北京所藏善本影印，名《清實錄》，已於987年出齊，當是最好的版本。
實錄體例，按年月日紀事。所據原檔日期，在實錄中改用干支。僅於每月初一這一天的干支下面書一「朔」字，由此可以推知本月以下干支各是哪一天。
實錄記載皇帝的舉止言行，包括典禮、祭祀、視朝、巡幸等；各部院及地方學政以上官職除授，武職總兵以上除授，新疆、西藏等地將軍及領隊大臣以上官職除授，奉使國外，陛見，大臣進退獎懲；官缺裁設，衙署移駐；文武官員選法、品級、考課則例有大更動者；每歲人丁、戶口、田地稅糧，蠲免糧賦；漕運、錢法、茶鹽、榷關則例有更動者；官員俸祿和軍士月糧則例有更動者；定禮儀、正樂律、治曆法、勘方輿一切經欽定者；天象雲物、氣候應徵、日食、星變、地震等，頒歷進春；鄉試、會試、殿試、傳臚；國子監及直省學政條例有更定者；恩賞、旌表；命將出師，調兵籌餉，開拓疆土，改土歸流；兵制、驛傳；刑罰；壇廟工程，河堤水利，等等。可以說，舉凡朝章國政，無所不包，事無鉅細，均由皇帝躬親裁決。
清朝實錄，自道光以後屬於近代，計《宣宗成皇帝實錄》47卷、《文宗顯皇帝實錄》35卷、《穆宗毅皇帝實錄》374卷、《德宗景皇帝實錄》597卷，以及《宣統政紀》70卷。清朝實錄，自乾隆以後，記事者少，主要是選錄上諭，幾乎成為按日排比的諭旨彙編。
臣下奏章，只在上諭中扼要述其內容，而後書明皇帝是如何裁處的。外省來的奏報，不是按出奏的日期編排，而是按皇帝批閱裁處的日期編排。為封建專制皇帝修實錄，自然是以維護封建皇權的統治為其根本思想。對人民革命鬥爭的誣蔑，對封建倫理道德的宣揚，對皇權的崇拜和皇仁的感戴，都是當時封建統治階級政治需要的反映。作為史料來看，實錄的價值是高的（）內容重要。實錄記載皇帝的活動，記載他發出諭旨，批答奏章，這是最高層的核心文獻。這些記載，一般來說都是有關朝章國政的大事。（2）材料豐富。實錄所涉及的詔令奏章，包括了一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以及天象星變等自然現象的記載，內容十分豐富，且卷帙浩繁，道光朝以下的實錄，即達到87編纂體裁優越。實錄為編年體的史料長編，歷朝大事均按時間順序扼要記載，便於瞭解一代大政的主要線索。（4）史料的可信性強。實錄根據起居注和其他有關檔案編纂而成，所根據的多系原始文件，是第一手資料。
不過實錄是為本朝皇帝編纂的，和易代以後為前朝皇帝修史者不同，歌功頌德自不待言，有對朝廷不利之處，或迴避或篡改。清初《實錄》一改再改，已為治清史者所熟知。近代《實錄》，亦不免有「不實」之處。例如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豐皇帝病危，召內廷王大臣在寢宮奉面諭寫了兩道諭旨（）「皇長子御名（按指載淳）著立為皇太子。特諭。」（2）「皇長子御名現立為皇太子，著派載垣、端華、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盡心輔弼，贊襄一切政務。特諭。」這兩道諭旨的原件至今尚在，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軍機處上諭檔》中。而在西太后等發動辛西政變後否認咸豐皇帝派八大臣「贊襄一切政務」的遺命，說那是肅順等人矯詔，「自不應纂入實錄中」。咸豐、同治兩朝的實錄均只編入立載淳為皇太子的上諭，對咸豐派八大臣贊襄政務的上諭則諱莫如深。
收入實錄的上諭，有些被篡改。例如光緒二十六年（900）義和團運動時期，六月初六日乙亥諭內閣云「現在朝廷彈壓（招撫）義和團民，各以安分（忠義）相勉，不許妄動，以安人心（同仇敵愾，萬眾一心）。」括號裡是根據檔案校出的原文，可以看出，把褒獎義和團篡改成彈壓義和團，已遠非原意。所以又有實錄不實之譏。
實錄館纂修每朝《實錄》的時候，又選取部分諭旨，編成該朝《聖訓》，「垂訓後世」，教育子孫。乾隆二年五月上諭，命令匯刻太祖、太宗、世祖、聖祖、世宗五朝《聖訓》，頒行天下。至光緒年間，又添上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上海有《十朝聖訓》的印本行世。總計922卷。台灣又有影印本。
《實錄》有記事文字，《聖訓》則只採上諭。《實錄》按年月日編排，《聖訓》則是分類編排，每一類中的諭旨再按時間先後編排。清廷將《實錄》和《聖訓》互相參照，作為一朝政要記載，歷朝視為大政，採取不同的編纂方法，是各有所長的。
清初《聖訓》分類較少，只二三十類。而至近代，既多內憂，又有外患，國勢衰微，事務殷繁，宣宗、文宗、穆宗三朝《聖訓》分類增多了，卷帙也增多了。《清宣宗聖訓》30卷，《清文宗聖訓》00卷，《清穆宗聖訓》朝聖訓》共922卷，前七朝200年事共532卷，近代三朝50多年共390卷，占《十朝聖訓》總卷數的42％。
《聖訓》的價值在於（）分類編排查閱某類事的有關上諭時，比較方《諭內閣著即銷除載垣等所擬贊襄政務及駁斥董元醇諭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輯，第39—40頁。
便；（2）《聖訓》所收諭旨，間有《實錄》未收的，可補《實錄》之闕；（3）這是頒行天下的官書，可從而瞭解和研究清朝廷是用什麼教育臣民，施行其思想統治的。《聖訓》作為史料看的不足之處是（）一些機密性的諭旨，在《聖訓》中是看不到的；（2）《聖訓》重在立言，諭旨中述及具體事務者多有刪節；（3）內容缺少，僅憑《聖訓》所收諭旨，是往往看不出所涉及的事情的原委。
《東華錄》《實錄》藏之大內，外間無由得見。乾隆時蔣良騏供職國史館，得見自太祖至世宗五朝《實錄》，及其他史料檔案，擇其有關「朝章國典，兵禮大政」者摘要抄出，按日排列，體例一如《實錄》，共得32卷，因抄錄於紫禁城之東華門內，名之為《東華錄》。至近代，又有王先謙、潘頤福、朱壽朋三家《東華錄》續出。
王先謙於同治光緒之際，編纂《東華錄》，先後成乾隆朝20卷，嘉慶朝50卷，道光朝0卷，咸豐朝00卷，同治朝00卷，名之為《東華續錄》。又「病蔣氏簡略，自天命迄雍正錄之加詳」，計前五朝共00卷，合《續錄》總名之為《十朝東華錄》。
王氏《東華續錄》之道光、咸豐、同治三朝，屬於近代，大事有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王先謙顯然略前者而詳後者。道光朝《實錄》中關於鴉片戰爭的諭旨，《東華續錄》抄的不多，且常壓縮。如道光二十一年閏三月二十日（84年5月日）有一道諭旨，命令在廣州的靖逆將軍奕山等「分路兜剿」，不管以前「琦善與義律如何說話」，總要將「英人佔據之香港」等地方「盡行收回」，而同時對於合法外商「著該將軍妥為撫綏」2。而在《東華錄》中，把這道上諭僅歸為一句話「諭奕山等撫綏各國洋務」。對第二次鴉片戰爭所記也甚簡略。咸豐、同治兩朝，正是清政府全力抵禦和鎮壓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的時候，王先謙僅從《實錄》摘抄諭旨便感到不夠了，諭旨敘事過略，他便大量從《欽定剿平粵匪方略》和《欽定剿平捻匪方略》中選錄有關重要戰鬥情況和情報的奏折。
潘頤福亦據《實錄》等輯成《東華續錄》，但僅得咸豐一朝，凡9卷，有光緒八年（882）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排印本。「潘錄」只是摘抄《實錄》，不若「王錄」之兼采他書，輯錄奏章。「潘錄」不如「王錄」豐富，也不如「王錄」流行，但「潘錄」在某些內容方面（如關於清廷財政的窘迫狀況）可以補充「王錄」之不足。
朱壽朋纂輯光緒一朝《東華錄》220卷，於宣統元年（909），由上海集成圖書公司鉛印出版。初版時亦名《東華續錄》，因內容只記光緒一朝，故人們稱之為《光緒朝東華錄》。958年中華書局校點重印，即名《光緒朝東華錄》。
朱壽朋纂輯此書，雖沿用《東華錄》的名稱，而實際上不論是史料來源或編輯方法，和以前各家《東華錄》都已有所不同。以前各家《東華錄》，都是主要以《實錄》為底本。而《光緒朝東華錄》的材料來源約有以下幾類一是具有政府官報性質的《邸抄》和《京報》，並且利用了《諭折匯存》、《閣抄彙編》之類的刊物。二是輯錄了許多本來並不公開的奏折和廷寄上諭，蔣良騏《東華錄自序》。
王先謙《東華錄序》。
2《清宣宗實錄》卷350，中華書局版，第2頁。
這些主要來自當時刊印行世的高級官員的奏議專集。三是近代報刊。
《光緒朝東華錄》無《實錄》為底本，也就擺脫了那種以臚列皇帝的活動和諭旨為主的編纂方法的影響，而大量采入奏議，特別是握有地方實權的督撫的奏議。有些人的奏稿並未結集刊印，或雖有結集而未收入者，也在《光緒朝東華錄》中保存下來。甚至在清故宮檔案中找不到的奏折，也因朱壽朋的及時采錄而被保存下來。例如戊戌變法時期，宋伯魯、楊深秀參劾禮部尚書許應騤阻撓新政，許奉旨明白回奏一折，就收入《光緒朝東華錄》，而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則不見。大量采錄奏折，就比以前各家《東華錄》以及《實錄》更能反映這一朝史事的面貌和過程。這是《光緒朝東華錄》的最大特點和最大優點。《光緒朝東華錄》所收上諭沒有《清德宗實錄》那麼多。但因為朱壽朋輯錄上諭另有來源，所以也收有不見於《實錄》的上諭。但《光緒朝東華錄》的日期常有不準確之處，使用此書時應予注意。
民國政府公報《政府公報》是中華民國政府刊行的公佈法律、命令的機關報。這是繼承清朝《邸報》而來的。辛亥革命以後，民國政府公報在其形成中經歷了幾個段落。9年秋武昌起義後，湖北軍政府曾發行《中華民國公報》。92年初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創刊發行了《臨時政府公報》。同年2月3日清帝退位後，袁世凱組織的北京臨時政府發行《臨時公報》。參議院由南京移至北京，袁世凱正式組織中華民國政府，5月7日起將《臨時公報》改名為《政府公報》。
上述《中華民國公報》、《臨時政府公報》、《臨時公報》和《政府公報》，是有關辛亥革命、南京臨時政府和民國初期歷史的基本資料。按照行政常例，政府《公報》是不刊載機密文件的。
《臨時政府公報》和《臨時公報》，已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前者又曾刊載於《近代史資料》總25號，有刪節。《政府公報》藏於各地圖書館，台灣有影印本。
軍事類（方略）
《方略》是清朝由政府主持編纂刊行的關於用兵打仗的政府官書。從康熙朝起，凡大兵事之後，為了宣揚皇朝「武功」及皇帝指授方略的「廟謨」，亦備爾後用兵借鑒，設方略館，紀其始末，纂輯成書，名曰《方略》或《紀略》。
清朝官修《方略》或《紀略》大體可分兩類一類是關於征服割據勢力，平定叛亂，統一內部和對外用兵鞏固邊疆的；一類是關於鎮壓國內各族人民起義的。近代國力衰微，對外抗戰大都失敗，無可宣揚，此類《方略》無法纂修（另纂《籌辦夷務始末》）；而鎮壓了太平天國等各地各族人民起義後修的幾部《方略》或《紀略》則屬於後一類型。此類書共有五種，均由軍機處王大臣奕訢等等奉敕撰。計有《欽定剿平粵匪方略》420卷、《欽定剿平捻匪方略》320卷，皆同治十一年（872）出版；《欽定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320卷、《欽定平定雲南回匪方略》50卷、《欽定平定貴州苗匪紀略》40卷，皆光緒二十二年（89）出版。以上五種均有台灣影印本。其中關於新疆的部分，則是平定得到外國的阿古柏分裂割據政權的，在性質上說是屬於上述前一類的。
《方略》或《紀略》沿用《實錄》那種以皇帝為中心的方式編纂，把皇帝的諭旨和官員的奏報按年月日編排，上諭是皇帝發出的日期，奏折也是皇帝批閱的日期。所不同於《實錄》的是沒有記事的文字，內容完全是上諭和奏折，諭折完全是直接關於軍事的。和今存諭折原檔比較，收錄的只是比較重要的一部分，每個文件也多有刪節。
《方略》的史料價值較高，第一，每一種《方略》均將此次用兵打仗的上諭奏折集中起來，是系統瞭解清朝鎮壓太平天國、捻軍、西南和西北少數民族起義以及左宗棠收復新疆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也是研究近代軍事史和戰爭史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清實錄》和《東華錄》也有這方面的記載，但不如《方略》輯錄的系統、全面。清朝重要將帥如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均有文集行世，其中亦有一些這方面的奏折，但少諭旨。尚有很多將領沒有文集，他們的有關奏報則可在《方略》中找到。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存的更為完全的有關諭折檔案史料編輯出版以前，晚清五種《方略》是研究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的近代軍事史的必讀史料官書。第二，《方略》收錄的諭折，均擇要采編，奏折多刪去通行套語而存其要點。奏折有諱飾虛妄者不少，但此類不實的奏報，多系關於具體打仗情況的，大端則能存真。比如某地失守，奏報者是不敢隱瞞的，也是隱瞞不了的。第三，《方略》按年月日編排諭折，日期於干支外並書某日，眉目清晰。
《方略》的缺陷是第一，只收直接反映戰事的文件，此外，雖和戰爭關係密切，例如有關籌措軍餉的重要文件，雷以諴的《抽釐助餉疏》亦摒棄不錄。第二，記載戰況多失實之處。前方將領的奏報，本來就多誇大戰功，掩飾失敗。《方略》意在炫耀皇朝武功，每次起義均被「剿平」，編纂又在「奏功」之後，對諭折的刪節取捨之間，更是略敗詳勝。
夷務和外交《籌辦夷務始末》鴉片戰爭以後，「夷務」成為近代中國的大事，也就必然地產生專記這方面事情的政府官書。首先出現的就是《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30卷，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30卷，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00卷，收道光十六年（83）至同治十三年（874），前後39年間，清政府處理對外戰爭和外交事務的檔案共9300件、770餘萬字，為研究中國近代前期帝國主義侵華史和中國對外關係史保存了非常豐富的珍貴資料。所收文件也有刪節，但基本保留了原貌。也還有未收的文件，或纂修時認為不重要而未選，或因保管方式不同，如留中，纂修時見不到。抗日戰爭前，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主持搜輯未編入《籌辦夷務始末》的檔案文件，編為《籌辦夷務始末補編》，故宮博物院出版的《史料旬刊》，載有鴉片戰爭的道光留中奏折。
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籌辦夷務始末》，分別成書於咸豐六年（85）、同治六年（87）、光緒六年（880），929—930年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就原本影印出版。建國以後，由齊思和主持整理，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已先後於94年和97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整理本取消了原書中的封建抬頭；每個文件都加了標題，並編了目錄，加了標點符號，較長的文件分了段；干支之下註明農曆日期，並附公元月日；外地奏折的出奏日期和上諭寄到的日期也盡可能註明；改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錯誤，加了索引。這樣的整理本，改進了原書編輯格式上的缺點，為讀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和《籌辦夷務始末補遺》也將整理出版。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籌辦夷務始末》，是由修三朝《實錄》的實錄館同時編纂的。光緒、宣統兩朝，修成《德宗實錄》和《宣統政紀》，辛亥革命以後，實錄館草草結束，未再循例編輯兩朝的《籌辦夷務始末》。王彥威、王亮父子所輯《清季外交史料》，填補了這一空白。王彥威在方略館值宿時見到前三朝的《籌辦夷務始末》，他於是在軍機處檔案中搜檢光緒朝的外交文件，「摘取事由，記明月日。凡屬舊事，則由大庫調取案卷，其新事則皆承值時逐日所寓目者，因按年編次，分別纂錄」。光緒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900—90）慈禧太后挾光緒帝逃往西安，王彥威隨扈行在，他仍隨時搜集材料，將這兩年間過手的重要文件抄出，後來編成《西巡大事記》。王彥威死於光緒三十年（904），光緒一朝最後四年（905—908）和宣統一朝三年（909—9）的外交史料，是由其子王亮繼續搜集的。他採集清末外務部檔案、駐外各使領存稿及各種有關的重要出版物，將包括光緒、宣統兩朝的《清季外交史料》賡續編成。
《清季外交史料》總計273卷。其中包括《光緒朝外交史料》28卷，又捲首卷，《宣統朝外交史料》24卷，《西巡大事記》卷，又捲首卷，《清季外交史料索引》2卷，《條約一覽表》卷，《清季外交年鑒》4卷，《清季外交史料》所收文件和後來公佈的一些檔案核對，基本符合原貌，有不少文件且是在別處不易查找的。此書的價值，不下於《籌辦夷務始末》。王彥威《西巡大事記序》。
第二節各級官員文書近代各級官員文書是與中央官書相對應的另一類重要史料。這是在各級官員辦公過程中形成的文件。它們以官員個人存稿或各該衙署存檔的形式積存下來。衙署檔案，從中央各部院到地方各省府州縣衙門的檔案，幾經戰亂，絕大多數已蕩然無存。個人檔案保存下來的較多，其人居官時經辦的文件，出於辦公的需要，大多要存稿，特別是重要文件如奏折，更是要鄭重保存。它們經過再編纂，常以公文專集或含有公文的遺集、文集、全集的印本、抄本、稿本等形勢傳世。現存總數約有七八百種，大量輯錄保存了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初年的各種公文，內容很豐富，它們對中國近代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文化等多方面問題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是中國近代史的又一個基本史料群。
奏議在各級官員文書中，以奏議最重要。因為這是奏報給皇帝的文件，有資格上奏的也是官階較高的臣僚，所奏內容也大多是有關國家重要政務的。因此，在各級官員文書中，以奏議最受重視，保存下來的也最多。
近代奏議的傳世概況近代奏議編集的傳世數量很大，已知者約有五六百種。記載近代奏議書目較多的近代文獻目錄，有劉錦藻《清代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清史稿·藝文志》及其《補編》之《詔令奏議類》、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詔令奏議類》、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近代奏議目錄》（油印本）。未見於上述目錄者還有不少，散藏於各地圖書館或其他處所，還有待於搜集整理。
這些奏議的編集形式多種多樣，大致有以下幾類.綜合性彙編。如《同治中興中外奏議約編》8卷，陳弢輯，光緒元年（875）刻本；《道鹹同光奏議》0卷，王樹敏等輯，光緒二十八年（902）上海久敬齋石印本。選擇當時人感興趣的奏議彙編在一起，成書不多。
2.專題奏議。有彙編本，如《變法自強奏議彙編》20卷，毛佩之纂，光緒二十七年（90）上海書局石印本。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詔行新法以後，在上海應時而出的書，是書賈編印的商品。內收自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895—90）間的變法自強奏議，惟「要必以變法而不亂法者為斷」（本書例言），康有為等維新派的變法奏議皆未收。《教案奏議彙編》8卷，程宗裕編，光緒二十七年（90）上海書局石印本。時在義和團運動高潮之後，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的案子是人們所關心的問題，這是在此背景下書賈編印的書。《郵傳部奏議類編》冊，該部參議廳編核科輯，排印本。內收該部光緒三十二年九月成立時起至三十四年十二月年終的奏議，分為總務、船政、路政、電政、郵政等五類編次。嗣後按年繼續編印。這主要是該部的辦公用書，「以備修纂政要根據」，自然也有向部外流傳之意，但「事關重要應守秘密者存目不印」（該書例言）。又有具奏人專集性質的專題奏議，如曾國藩的《查辦湖團奏折》冊，同治刻本，是為查辦山東境內微山湖地區「湖團」所需的書。《江楚會奏變法折》3冊，光緒二十七年（90）兩湖書院刻本，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行新法詔以後，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應詔陳言，會銜上奏的長折，分三次上奏，實際上可以看作是一個折子，一面上奏，一面刻印出來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還有一件奏折的單行本，如《考察政務戴端兩大臣條陳學務折》冊，京師官書局鉛印，是戴鴻慈、端方出洋考察歸來所上的奏折；《憲法編察館會奏遵議憲法大綱暨議院選舉各法並逐年籌備事宜折》冊，奕訢領銜具奏，光緒三十四年（908）鉛印。以上兩種，均由官方印出，除政務需用外，還有向公眾宣傳的意思。
3.個人著作集。以個人著作形式出現的近代奏議為數最多，總計約有500種。它們編在作者的全集、遺集或文集中，而更多的是以奏議專集的形式流傳，約有300餘種。
個人奏議專集，或稱政書，或稱奏議、奏疏，或稱奏折，或稱奏稿、奏牘，前面冠以作者名號。有謚號者，那時認為這是最高榮譽，均以謚號題名，如林則徐的《林文忠公政書》、曾國藩的《曾文正公奏稿》等。有以爵號題名的，如左宗棠的《左恪靖侯奏稿》，李鴻章的《李肅毅伯奏議》，這是因為編集出版時他們都在世，還沒有謚號。有以官銜題名的，如張亮基的（左宗棠代撰）《張大司馬奏稿》，程德全的《程中丞奏稿》。有以籍貫題名的，如徐致祥、寶廷的《嘉定長白二先生奏議》，康有為的《南海先生戊戌奏稿》。有以別號題名的，如賀長齡的《耐庵奏議存稿》，徐繼畬的《松龕奏疏》。有以治地題名的，如李嘉端的《撫皖奏稿》，張凱嵩的《撫滇奏疏》。有以住所題名的，如宋晉的《水流雲在館奏議》，袁世凱的《養壽園奏議輯要》。至於現代整理出版的，則徑以其人的名字題名，如《錫良奏稿》、《郭嵩燾奏稿》、《袁世凱奏議》等。
個人奏議不單獨成書，編在他的全集、遺集、文集中的為數也不少。近代著名大官顯宦，如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均有全集或遺集出版行世，奏議編在最前面，數量且較大。就曾、左、李三人來說，《曾文正公全集·奏稿》30卷，收錄折片897件；《左文襄公全集·奏稿》4卷，收錄折片34件；《李文忠公全書·奏稿》80卷，收錄折片92件。名為全集，實際上並不全。現在著手搜集增補。已經增編出版的有《林則徐集·奏稿》，計收587件，為《林文忠公政書》50件的39倍，無關重要的尚未編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以及袁世凱，這些重要人物的全集均已開始進行增編，陸續出版。其他將奏議編入個人文集者，如徐鼒的《未灰齋文集》、王先謙的《虛受堂文集》等，通常是其人官不大，奏議不多，不能單獨成集，甚至不能單獨成卷，便和其他文稿編在一起，但大多數也是照例把奏議編在文集的最前面。
至於電奏，由於當時許多官僚士大夫視之為「私文書」，不像奏稿那樣受重視，刊印傳世者較少。張之洞、李鴻章、劉坤一、錫良、徐世昌、楊文鼎等人的全集、遺集、政書中收錄了一些電奏，《張文襄公全集》中有電奏3卷，數量較多。
晚清官員的上奏情況清朝對於什麼人可以上奏是有嚴格限制的。京師的閣部大臣、各衙門堂官和科道言官，外省文官自道員以上、武官自總兵以上的官員，才有資格上奏。其他下級官可以呈請其上級主官代奏，一般民人可以具呈都察院代奏，但很少見。各類官員的職掌不同，奏議內容不同，編集傳世的多少亦不同，大體情況如下.京師的閣部大臣及院寺堂官的奏議，約近百種。如刑部左侍郎黃爵滋的《黃少司寇奏疏》，太常寺少卿許乃濟的《許太常奏議》，體仁閣大學士翁心存的《知止齋折稿》，戶部尚書孫瑞珍的《孫文定公奏議》，內閣學士署戶部右侍郎袁希祖的《袁侍郎奏稿》，都御史陸寶忠的《陸文慎公奏稿》等。
2.科道言官的奏議，約有四五十種。如尹耕雲的《心白日齋集》，趙啟霖的《靜園集》，江春霖的《梅陽江侍御奏議》，胡思敬的《退廬奏疏》。3.各省督撫的，如前舉林則徐、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人的奏議都是。他如馬新貽的《馬端敏公奏議》，曾國荃的《曾忠襄公奏稿》，沈葆楨的《沈文肅公政書》，劉岳昭的《滇黔奏議》，丁寶楨的《丁文誠公奏稿》，岑毓英的《岑襄勤公奏稿》，譚鍾麟的《譚文勤公奏稿》，陶模的《陶勤肅公奏議遺稿》，劉銘傳的《劉壯肅公奏議》，李秉衡的《李忠節公奏議》等，為數很多。近代督撫共有四百六七十人，其中有一百四十餘人有奏議留下來，各種結集和版本總算起來，共約二百六十餘種。
4.邊疆地區的將軍、大臣、都統、副都統等，和內地督撫一樣，掌管該地區軍政事務，其奏議結集的也有二三十種，如駐藏大臣景紋的《駐藏奏稿》，歸化城副都統兼署綏遠城將軍文瑞的《光緒綏遠奏議》。
5.欽差大臣的奏議，為數不多，如《向榮奏稿》，《僧格林沁奏稿》，又《僧王奏稿》.
駐外使節的奏議，約計三十餘種，如出使英、法、俄等國大臣曾紀澤的《曾惠敏公遺集·奏稿》，出使法、德、奧、俄等國大臣許景澄的《許竹篔先生奏稿錄存》，出使英、法、意、比等國大臣薛福成的《庸庵全集·出使奏稿》。
7.其他各地文武官員，包括學政、布政使、按察使、道員、提督等，傳世的奏議亦有數十種，但各人的奏議篇數並不多。
上述情況表明，近代各類官員的奏議分佈不均衡，督撫奏議最多，約為近代奏議總數的一半，佔據特別重要的地位。這種情況，是由近代特殊的內外權力結構和各類官員的實際地位形成的。
其他公牘各級官員的公牘，除給皇帝的奏疏以外，還有日常處理政務的其他各種公牘。其內容一般說來不如奏議重要，但就其記述下層事務的具體詳盡來說，又往往超過奏議，可補奏議之不足。
辛亥革命後廢除皇帝，奏折亦隨之消失。至於各級官員的辦公文書，民國初年大體沿襲清末習用的格式，變動不大。
近代海關的重要官員任用外國人，主要是英國人，從而形成了主要以英文書寫的海關檔案。實權操在洋員手中，但它在名義上是中國衙署，從海關總稅務司起所有海關都是由中國政府任命的，所以他們辦公留下的檔案也應當視為中國官員的辦公文書。
晚清各級官員來往文書晚清各級官員奏議以外的辦公文書，不像奏議那樣被重視，因而保存下來或編刊問世的不像奏議那樣多，但也有相當的數量和豐富的內容，有其一定的史料價值。
由公家貯存的公牘檔案保存下來的不多。四川巴縣檔案，從康熙以後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的，是全國僅有的一份。至於個人居官積存的檔案，有些高級重要官員的保存下來了，如現存第一歷史檔案館的《端方全宗》、《趙爾巽全宗》，現存上海圖書館的李鴻章、盛宣懷的檔案，現存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的吳煦檔案等，但為數也不多。一般中下級官員的檔案能夠保存下來的更是絕無僅有了。
各級官員辦公文書之編刊行世者可分為衙署公牘和官員個人專集兩大類。
京師各部院衙門的公文大都以官署而非個人的名義收發，因而也多由官署編印。例如《清國史館移咨札示匯送文》冊，光緒年間刻本。又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檔》，是該衙門清檔司日常整理的專題公文彙編，現已開始作為史料出版問世，如《教務檔》、《四國檔》等。
各省則由於辦公的需要，有的編刊《省例》，如《粵東省例新纂》8卷，道光二十六年（84）刻本。又如《江蘇省例》4編，陸續編刊於同治八年（89）、光緒元年（875）、九年（883）、十六年（890），內收自同治二年至光緒十五年（83—889）的督撫藩臬的文件，意在舉例示範，「俾各屬遵守奉行，免致歧誤」。其中所收文件雖不多，但可看出該省日常公務中的各種問題及處理原則。
到清末最後十年間，受近代報紙、期刊的影響，從各省到京城又排日或定期發刊《官報》，直隸發刊《北洋官報》（902年），兩江發刊《南洋官報》（903年），其他湘、贛、川、豫、皖、粵、鄂、魯、桂、甘、浙、黔、閩和東三省相繼編印《官報》，即各該省政府的機關報，仿照中央政府《邸報》的形式，報導政務活動，刊登奏折、上諭，還刊登該省各級官員的其他公牘。此外，從京師到各省，還有各衙署編刊的《官報》，如學部的《學部官報》、農工商部的《商務官報》、郵傳部的《交通官報》；各省「三司」（提學使司、提法使司、交涉使司）「二道」（巡警道、勸業道）也多編印《官報》。不過，從政府各衙署到各省府州縣日常辦理公務所產生的文件數量來說，發表在《官報》上的也只是極少的一部分；而且，機密文件或因他故尚不便公之於眾的文件，在《官報》上也看不到。
京官公牘之編入個人專集者不多，有之如黃雲鵠的《兵部公牘》2卷，收入他於同治初年任兵部司官時所撰擬的咨文，稟稿等三十餘件；又如周家楣的《欺不負齋全集》，前三卷收他充總理衙門章京時所擬的有關對外交涉的文稿。
出使大臣的有《許竹篔先生出使函稿》，是許景澄出使俄國、德國時發給總理衙門的咨文和信函；《中俄會商交收東三省全案匯存》系出使俄國大臣楊儒與沙俄交涉撤退侵華俄軍及交還東三省的有關文電和談判記錄。
地方官員的一般公牘編印行世的，還是以總督巡撫這一級的高級官員為多。林則徐在廣州禁煙的公牘，其後人編成《信及錄》一書於929年出版。解放後中山大學歷史系編輯《林則徐集》，《公牘》冊9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於《信及錄》之外又增添了五十多篇。這大約是晚清公牘中最為人們所熟知的一種。
稍後曾、胡、左等人的公牘亦知名於時。胡林翼的《胡文忠公遺集》8卷，奏疏5卷外，書牘批札等35卷，其中尤以書牘為主。他自稱其「軍事精神思慮多注於往返書札之中」。曾國藩的《曾文正公全集》中奏稿30卷，而公務書札33卷、批牘卷，其雜著2卷亦收有告示等公牘，總數且超過奏稿，惟其中由幕府代擬者不少。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全集》（光緒十六年開雕本）收書牘28卷，批札7卷，咨札、告示、說帖各卷。近年岳麓書社編印《左宗棠全集·札件》，多方搜輯，僅增補了38件。該社又訪得上海圖書館和上海博物館藏左宗棠函札原件輯印為《左宗棠未刊書牘》冊，計7通，絕大多數是談公務的。
李鴻章的《李文忠公全書》，奏議80卷之外，朋僚函稿20卷、譯署函稿20卷、海軍函稿4卷、遷移蠶池口教堂函稿卷，又電稿40卷。這是吳汝綸為之編定的。李鴻章自同治九年（870）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以後，一般公牘或假手幕僚，而有關外交之「總署信函，則全系親筆」；光緒六年（880）起，「機要事件皆在電報，亦不肯請人代辦」。惟吳汝綸意在為李鴻章「止謗」2，有些文件刪而不錄，收錄者亦間有刪改。至於多由幕僚起草之公牘如批札咨文等，因「已離本任，無從搜羅」，遂一概從略了。但在徐賡陛的《不慊齋漫存》（光緒三十一年刻本）中卻保存了八國聯軍入侵後李鴻章自廣東到北京議和時的一些代李起草的文件，折奏之外，其他咨、批、照會等有74件，可以看出李鴻章處理直隸地方洋兵、拳教、賠款等問題的情況。
曾、胡、左、李之外，較重要者尚有劉坤一的《劉忠誠公遺集》和張之洞的《張文襄公全集》。劉集又有959年中華書局新版本，改名《劉坤一遺集》，共卷（略去文集卷），奏疏、電奏之外，有書牘7卷、電信3卷、公牘2卷。張之洞遺集先有許同莘編輯本，其中奏議、公牘、函、電四種於98—920年鉛印單行出版；後由王樹栴增補，編為《張文襄公全集》229卷，928年木刻行世，其中公牘3卷，電牘（兼收來電）80卷、書札3卷。
以上諸人是晚清數十年間特別重要的封疆大吏，有關全局的重大事件在他們的全集中都先後有所涉及，奏議固屬重要，而其他公牘與奏稿相表裡，奏議語焉不詳或未曾語及之有關情況，每可於其他公牘中得之。
官至督撫每重奏議，其他公牘單獨編集問世者較少。除前述《信及錄》外，其後較著者有丁日昌的《撫吳公牘》50卷，皆下行文，涉及面很廣，可以說是一省長官率屬官辦理庶政的有代表性的公文編集。
專談軍事的，有反映從金田到永安和太平軍作戰情況的《烏蘭泰函牘》（內收向榮、姚瑩的來信），湘軍將領王珍的《王壯武公遺集》和李續賓的《李忠武公書牘》，抗法名將馮子才的《軍牘集要》和其時任浙江提督守寧波的歐陽利見的《金雞談薈》。有些地方官遇上戰事，也有把有關公牘編為專集的，如同治中任山東東昌知府兼山東撫標營務處的龔易圖的《東昌軍中牘稿》和同時署山東汶上知縣的張錫綸的《軍書匯鈔》，都是有關堵御捻軍的文件。地方官親理庶政，不止是軍事，上述兩書是特例。
地方中級官即道府之公牘，近代著名者當首推胡林翼之《宦黔書牘》7卷，已編入《胡文忠公遺集》中，為胡林翼自道光末年至咸豐初年在貴州歷任安順、鎮遠、黎平知府時寫給上級的稟報和給下級的指示，其中有許多是有關辦團練、鎮壓苗民起義和防備太平軍入黔的。易佩紳於同治九年（870）署安順府時的《安順書牘摘鈔》3卷，主要涉及鎮壓烏束隴仲家族起義事。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吳汝綸答潘藜閣書，《桐城吳先生全書·尺牘》，家刻本，卷，第4緒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吳汝綸答潘藜閣書，《桐城吳先生全書·尺牘》，家刻本，卷，第48頁。光緒二十三年六月三日午汝綸致周玉山（馥）書，見《吳摯甫尺牘》，宣統二年國學扶論社石印本，卷下，第20頁。
又易佩紳於光緒二至六年（87—880）任貴東道時的《貴東書牘節鈔》4卷，時在貴州苗漢各族歷時20年的抗清起義之後，其轄區又是苗族聚集地，故涉及剔析弊政、總結教訓者頗多。
方浚師著《嶺西公牘匯存》卷，為方氏於同治八年至光緒五年（89—879）任廣東肇陽羅道時的公牘，大多數是肇慶府、羅定直隸州和陽江直隸廳的民事刑事案件公文。其地州縣官的公牘有，徐賡陛的《不慊齋漫存》2卷，光緒三十一年（905）刻本，內收作者於同治十二年至光緒七年（873—88）歷署廣東遂溪、海康、陸豐、南海等縣知縣，並奉委辦理肇慶後瀝廠釐金時的辦公書牘。再後有李鍾玨光緒二十年（894）署理廣東陸豐縣的《圭山存牘》（光緒二十一年刻本）、二十一年（895）署理廣東新寧縣的《寧陽存牘》（光緒二十四年刻本）和二十五年（899）署理廣東遂溪縣的《遂良存牘》（《近代史資料》95年第4期），後者有關於法帝國主義強佔廣州灣和當地人民反抗的記載。從以上諸書中可以看到晚清廣東沿海地方上的許多情況。
《山東義和團案卷》2冊，齊魯書社98年出版。原本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內容是山東各府（缺登、萊、青三府）縣給巡撫的稟報，報告各該府縣地方的義和團情況，自光緒二十五年八月（899年9月）至二十七年二月（90年3月）。羅正鈞的《劬盦官書拾存》2冊，920年潭鄉羅氏養正齋刻本。光緒二十六年（900）上半年，羅正鈞署理直隸定興縣知縣，正值京保地區義和團興起，本書所收全是稟報當地義和團興起情況的。晚清各級官員文書，材料較豐富，內容較具體，在近代史的許多問題的研究中能起相當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然而這些官員文書也有其弱點。有上奏權的高級官員重視奏報，很少親自處理一般公文。中下級官員，許多咨、札、批、稟等公文的擬稿、謄正、收發、登記等工作，主要由幕友或書吏承擔。幕友書吏師徒授受，父子傳襲，盤踞衙署，互通聲氣，形成一個實際的封建行會。他們援引例案，套用框式，所辦公牘，往往流於官樣文章，內容虛實不一，這就需要我們在使用時有所鑒別了。
民國政府官員文書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在湖北以及其他好多行省先後組成軍政府，軍政府在處理各種軍政事務中形成了一些公文。後來南京臨時政府作為資產階級的臨時中央政權在其政務活動中也形成了一批公文。
南京臨時政府和各地軍政府的公文函電，一部分以檔案的形式保存下來，分藏於南京中國第二檔案館和其他一些地方檔案館，也有一部分刊載在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等出版物上。以文書編集形式傳世的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約有一二十種。比較重要的有《革命文牘類編》，上海時事新報館民國元年（92）初出版；《民國軍政文牘合編》，廣益書局民國元年出版；《革命軍文牘初集》、《二集》、《三集》，光漢學社出版；《共和關鍵錄》，上海築藝書局民國元年出版。這些文牘彙編的內容更為集中，為我們查找辛亥革命歷史文獻提供了方便，有些文件還是在別處很難找到的。以個人集著行世的有李烈鈞的《武寧書牘》，黎元洪的《黎副總統政書》。孫中山、黃興、宋教仁、蔡鍔、朱執信、廖仲愷等人的集著中，也都收有公文函牘，其中有許多是和辛亥革命有關的。《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982年版）收錄孫中山92年任臨時大總統時的各種文件四百數十件，其中函電佔多半，另外也有咨、批、令等正式公文。這些文件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孫中山在這一時期的重要歷史活動，記載了作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政權的南京臨時政府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情況。黎元洪的《黎副總統政書》34卷，前8卷為他任湖北軍政府大都督以及南京臨時政府副總統時的來往電文，約計800件。這些電文反映了黎元洪「軍民分治」等政治主張，記載了湖北方面的軍政情況，獨立各省組織臨時中央政府的情況、南北議和的情況，等等，其中有相當部分是不見於他書的。
袁世凱建立起北洋軍閥政權後，繼承南京《臨時政府公報》，也定期印發《政府公報》，不過內容遠不及南京《臨時政府公報》中豐富活潑，實質上是清代《邸鈔》的繼續。各省有些也沿襲清末之《官報》而出《公報》。雖然當時機密公文不會在這些官方《公報》上發表，但也畢竟積存了一些文件。
民國初年繼續有一些公牘彙編之類的書出版，如《中華民國新文牘》、《中華新文牘類纂》、《通電匯鈔》等。這些類纂匯鈔保存了不少北洋政府官員的正式公文，但更多的還是官員間的來往函電。
北洋政府官員個人的文件編集行世者，中央有《袁大總統書牘彙集》，民國三年（94）出版；《黎大總統政書初編》，民國五年（9）普益書局出版；等等。
地方長官者有四川民政長、巡按醉笑紅塵燃文使陳延傑的《川牘存要》（93—95），廣東省長朱慶瀾的《粵東公牘輯要》（9—97），陝西省長李根源的《秦中文牘》（9—97），自民國元年（92）起久任新疆都督、省長等職的楊增新的《補過齋文牘》等。不過為數不多，不像清末督撫那樣大半有公牘編集行世。
袁世凱當政後，廢府並縣，知縣改稱縣知事。他們也有印行其公牘的，但為數不多，大抵為自我宣傳其政績而付印，如周大封的《萊陽錄》即如此。袁世凱竊取政權之後，革命黨人反對袁世凱及其後繼者的北洋軍閥政府的鬥爭一直沒有停止。宋教仁被刺後爆發「二次革命」，繼之以「護國」、「護法」，以孫中山為首的中華革命黨，以及其他參與反對北洋政府的軍政人員，也留下不少公務文書。《孫中山全集》（中華書局版）第3、4卷，內收93—98年孫中山的著作，其中大多數是和反袁、護國、護法有關的文件。《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984年版），曾業英編，其中有關於辛亥革命雲南起義和「護國戰爭」的文件。又梁啟超的《盾鼻集》、唐繼堯的《會澤首義文牘》，皆為「護國」之役的有關公牘史料。唐繼堯的《會澤靖國公牘》，則為「護法」時期他乘機向四川進攻前後的文件。
海關檔案及其編譯出版中國近代海關在處理各種公務的過程中，形成了大批公文檔案。其中有各種報告、咨、呈，以及大量的來往函電。這些文件的形成時間，自鴉片戰爭後各通商口岸建立新式海關起，直到民國年間。它們過去一直由各海關作為檔案自行保存著，解放後被我們接收過來，稱之為海關檔案。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國海關總署的檔案。
海關檔案是一種特殊的公文史料。一方面，中國近代海關作為近代中國的政府機構之一，它所使用的公文函電，和我們前述的咨札函電一樣，也應屬於近代各級官員文書之列。另一方面，中國政府雖派有海關監督，而實權操在「募用」洋員稅務司之手。海關職員大多是外國人，主要是英國人，他們的辦公文書主要使用英文，也有法文、德文的。雖有漢文的，但為數不是很多。所以，海關檔案又與一般中國政府官員的辦公文書有著明顯的區別，它們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環境中在公牘領域的特殊產物。建國後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中國近代經濟史料叢刊》編輯委員會與對外貿易部海關總署研究室合作，對海關檔案進行整理編譯，出了《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叢書輯，包括中法戰爭、緬藏問題、中葡里斯本草約、中日甲午戰爭、英德續借款、義和團運動、庚子賠款、近代郵政、辛亥革命、938年英日關於中國海關的非法協定等個專題。近代中國發生的歷次大事件，在海關檔案中無不有所反映。通過出自在中國海關供職的洋員之手的這些文件，使我們有一個很特殊的渠道，得以從某一側面瞭解帝國主義列強在這些事件中的一些鮮為人知的陰謀活動和真實意圖。
九十年代，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編、陳霞飛主編的《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干函電彙編（874—907）》，分為9卷，中華書局出版。共收入赫德與金登干往來信件3528封，電稿449份，另附赫德與其弟赫政往來電報42件。赫德，英國人，從83年到908年擔任清政府海關總稅務司，控制了中國海關達45年之久。金登干是赫德的親信，874年被赫德派任海關駐倫敦辦事處主任，歷時34年。這些函電指示了許多迄今還不大為人們所知道或者知之不詳的晚清外交秘密，是資本主義國家侵略中國的一份重要記錄。
第三節典章制度歷史上每個朝代都有其成套的典章制度，反映出不同於其他朝代的統治特點。中國近代包含鴉片戰爭以後的清朝政府和民國北洋軍閥政府統治的時代，這時的典章制度，就其性質而言，有屬於封建的、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也有屬於半殖民地的。記述清朝和民國初年北洋政府的典制資料很多，這裡只扼要介紹幾種最主要最常見的專書。
大清會典會典是從明朝開始修撰的，它是從「會要」發展而來的。「會典」、「會要」名稱不同，內容相似，都是當時現行制度的總匯。
《大清會典》從康熙朝開始編撰，雍正朝又續修，主要是將清朝開國以來的統治經驗制度化，便於官員遵守，提高統治效能。書有典有例，典例結合。典是正文，不能變。例是則例，是對典的補充或說明，是可以變通的。乾隆朝第三次修訂，以典例合輯，使「典例無辨」，諭令將典和例分卷纂輯。嘉慶朝第四次重修，在《會典則例》基礎上補入逐年事例，改名為《會典事例》，又增修《會典圖說》。
嘉慶以後的道光、咸豐、同治三朝都沒有續修會典，直到光緒十二年（88）才開始第五次重修。這次修纂主要以歷朝實錄及國史館所藏有關資料和各部院則例為依據，先由各閣部院府守監等各該衙門起草，最後由會典館總匯。其斷限上起清初，下迄光緒二十二年（89）。光緒二十五年（899）書成，計《光緒會典》00卷，《會典事例》220卷，《會典圖》270卷。光緒朝修的《大清會典》是清代五朝會典中最詳盡的一部，不但增加了嘉慶以後有關典制的新內容，也補上了前此歷朝會典之不足。新增的有咸豐十一年（38）設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補充的有軍機處。軍機處成立於雍正年間，但《雍正會典》和《乾隆會典》未收，《嘉慶會典》收而不詳，《光緒會典》彌補了這個缺陷。
在記述各衙署典制時採取「以官統事，以事隸官」（《凡例》）的方法，即各衙署首列最高長官的職掌，並對其職掌範圍內的各種規章制度詳加解釋，然後分列所屬機構、官員、職掌、編製等。例如吏部，首記尚書、侍郎，「掌天下文職官吏之政令」；再記所屬文選、考功、驗封、稽勳四清吏司的官員設置並詳敘其職掌。以下詳列全國地方文官及其職掌。
本書有光緒二十五年（899）成書的清繕本，二十八年（902）石印本，三十四年（908）商務印書館據原寫本的影印本，該館後又將影印本收入《萬有文庫》。
康熙、雍正兩朝會典是將典和例編為一書的，《乾隆會典》起典例分輯，「以典為經，以例為緯」（奏定凡例），以後遂成定制。《光緒會典事例》是清代諸會典中保存典制方面資料最豐富的一部。
《會典事例》也是以各衙門（缺軍機處）為綱，其次序，完全照會典。
在每個衙門下，又分若干目，目下又有細目。事例輯錄的是清朝開國至光緒二十二年（89）前的有關諭旨，按不同的部門、事類、逐年排比，主要說明現行制度是經過怎樣的「因革損益」而形成的。例如內閣，分建制、典禮、職掌三目；建制一目又分內三院沿革、設官二細目；職掌一目又分進本、票擬、票擬加簽、御門進折本、巡幸發遞本報、勾到、收發紅本、收存揭帖、頒發書籍、收存副本、恭擬謚號、撰擬制誥、撰擬匾額字樣、承宣諭旨、記載綸音等27個細目。每目之下，將有關該項制度因革變化的諭旨按時間先後扼要列出，清楚明白。
但是，會典和事例都只記到光緒二十二年（89）；鴉片戰爭後新增機構只輯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亦嫌簡略。光宣之際清政府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事在本書修成之後，便都沒有記述了。
光緒《大清會典圖》，沿嘉慶《大清會典圖說》，有圖有說明文字，又有所訂正和增益。計天文圖32卷，從《嘉慶會典圖》之57圖增至333圖；冠服圖20卷，從2圖增至285圖；禮圖30卷，從227圖增至28圖；輿衛圖4卷，從82圖增至24圖；樂圖（包括譜表）2卷，從84圖增至38圖；武備圖卷，從248圖增至3圖；輿地圖32卷，33圖，完全是新增的。這些圖說，主要也還是記錄清朝典制，但有些具體事物僅靠文字不易說清楚，繪圖再加說明，便可一目瞭然了。
輿地圖是新添的。計全總圖幅，百里開方的各省全圖27幅，五十里開方的府和直隸州圖335幅，皆有文字說明。惟缺基層州縣圖，這是自嘉慶《大清一統志》以後又一次全國規模的繪製地圖，比上次繪的好一些。這些圖是行政區劃圖，可與《會典》之記各省府州縣職掌部分對讀。這些圖，詳水而略山，合起來可以說是一部比較詳細的全國河流圖。
清修《文獻通考》清乾隆時，繼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之後，由政府組織人力先修《續文獻通考》，繼修《續通典》、《續通志》，並另修清朝（原稱皇朝）的《通典》、《通志》和《文獻通考》。以上六書至乾隆五十年（785）陸續完成，其中《清朝文獻通考》對研究清代典制最有參考價值。
《清朝文獻通考》，300卷。內容主要記有努爾哈赤始建後金國起至乾隆五十年以前的清代制度，分2門田賦考、錢幣考、戶口考、職役考、征榷考、市糴考、土貢考、國用考、選舉考、學校考、職官考、郊社考、群祀考、宗廟考、群廟考、王禮考、樂考、兵考、刑考、經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緯考、物異考、輿地考、四裔考。
此書記的雖是清代前期事，但由於到乾隆後期，清代典制已經過百餘年的調整而基本定型，以後大都遵行不變，所以此書對於瞭解鴉片戰爭以後的清代制度仍是重要的資料。
《清朝文獻通考》所記止於乾隆五十年，嘉道以後，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陷入半殖民地深淵，社會各方面都發生激烈變化，典章制度也不能例外。單靠《清朝文獻通考》來瞭解清代典制已遠遠不夠，劉錦藻編纂的《清代續文獻通考》填補了這一空白。他先著手編纂《清朝續文獻通考》，計劃自乾隆五十一年至光緒三十年（78—904）間事，宣統二年（90）完稿。第二年便爆發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劉錦藻遂又補輯光緒三十一年至宣統三年（905—9）事。共400卷。有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
《清朝續文獻通考》除仿照《清朝文獻通考》之2門外，對清政府在近代採取的新措施新制度用兩種辦法補入一是附入已有各門，一是另增新門類。前者如銀行、海運附於國用考，釐金、洋務（鴉片）附於征榷考，團練、練軍、巡防隊、海軍等附於兵考。無可附入者，另列新門類，計有外交考包括交際、界務、傳教、條約4目。
郵傳考包括總務、船政、路政、電政、郵政5目。
實業考包括總務、農務、工務、商務4目。
憲政考不分目。原2門加新增4門，共30門。對瞭解近代洋務運動及光宣間的官制改革、預備立憲等，尤為不可缺少的系統資料。
類似的書還有《皇朝掌故纂編》00卷鄞縣張壽庸等編。分內外編，內編以帝系冠首，以吏、戶、禮、兵、刑、工六官為綱，分述各部規制。外編以外務部為綱，以各國立約年月考弁首。本書有光緒二十八年（902）求實書社鉛印本，錯訛太多。
《清史稿》志《清史稿》中記述清代典章制度的志有種，共42卷。志是天文、災異、時憲、地理、禮、樂、輿服、選舉、職官、食貨、河渠、兵、刑法、藝文、交通、邦交。
《清史稿》編纂工作組織得不好，完稿後未認真覆核，又倉卒付印，以致存在不少問題。如職官志竟缺總理衙門和南北洋大臣，這是重要疏漏。《北洋政府時期的政治制度》記述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典制的有政府公報、年鑒及公佈的各種法令規則，但很分散，也不易找到。目前比較系統全面介紹這時期典制的是《北洋政府時期的政治制度》一書。此書上、下兩冊，錢實甫著，中華書局984年出版。作者在本書例言中說「本書主要說明民國元年（92）四月南京臨時政府北遷開始，至民國十七年（928）六月張作霖逃出北京為止，前後共計十六年間的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的政治制度，也可以簡稱為『北洋官制』。」「南京臨時政府、護國軍政府、護法軍政府和廣州大元帥大本營等，雖不屬北洋政府的範圍，但這些政府大都存在於北洋政府統治時期，或多或少各有一些不能完全割斷的聯繫（特別是『法統』上的關係），所以在本書內也一併說明，以便參考。」本書對每個政治機構的說明，既注意其職掌的性質，又不忽視其歷史的變化，既詳盡，又全面。此外，可與劉壽林編的《辛亥以後十七年職官年表》互相參用。
第四節私家著作私家著作所記載的是私人的活動、感受、見聞、議論等，能夠反映官方文件所涉及不到的許多方面。也有使用官方文件記述官方事務的私人著作，乃是事後的追述，與事發當時起政令作用的官方文件是不同的，其價值也就在於事後下筆，可作綜合敘述並評其得失。
近代去今不遠，私人著作流傳下來的很多。就其內容來說，大致可分為專著、詩文集、信札、日記，以及野史筆記等，並各具特色。
專著近代專著為數不少，大體可分為記事和記言兩大類。
記事專著有魏源的《聖武記》，內容卻是近代以前清朝的「武功」。作者眼見鴉片戰爭失敗，感憤時事，藉此書以抒發如何圖強禦悔的思想，當時影響頗大。
近代大事頭一件是鴉片戰爭。記此事的著作有一批，主要的有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撫記》、梁廷楠的《夷氛聞記》、夏燮的《中西紀事》。以上三書的作者都未出國門，故所記外國情事不免有傳聞失實之處。
從鴉片戰爭開始，國人瞭解外國情況成為時代的需要，這時有兩部著名的書，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徐繼畬的《瀛環志略》。魏書博大，徐書謹嚴。雖仍有對外國情況敘述不盡準確之處，但在閉關一百多年的中國，使國人開始得以窺見外部世界，其影響是很大的。此外，還有姚瑩的《康輶紀行》、梁廷楠的《海國四說》等。
近代初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以太平天國為主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起義。這次起義高潮是被清朝鎮壓下去而結束的，統治階級方面為此而編撰的書很多。記事首尾齊全的先後有杜文瀾的《平定粵匪紀略》和李濱的《中興別記》。為湘淮軍「記功」的有王闓運的《湘軍志》、王定安的《湘軍記》、錢勖的《吳中平寇記》、周世澄的《淮軍平捻記》等。記左宗棠進軍陝甘、收復新疆的，有易孔照等編的《平定關隴紀略》、黃丙煜等編的《戡定新疆記》等。上述諸書，《湘軍志》文字雄勁，間有直筆，最有名。《湘軍記》記敘更詳贍。其他則率由軍中幕僚引錄有關諭折文報按時間順序連綴而成。又有記各省區戰事的專書，主要有張曜主編的《山東軍興紀略》，尹耕雲主編的《豫軍紀略》，羅文彬、羅秉恩編的《平黔紀略》。
記中法戰爭的有羅惇曧的《中法兵事本末》，記中日甲午戰爭的有姚錫光的《東方兵事紀略》，記戊戌變法的有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記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的有李希聖的《庚子國變記》。另有惲毓鼎的《崇陵傳信錄》，記光緒一朝清廷大事。
有關辛亥革命的記事專著較多。孫中山的《革命源起》（即《建國方略之一孫文學說》第8章《有志竟成》），是他自述革命活動之作。鄒魯著《中國國民黨史稿》，記事自894年興中會成立起，至925年止。其他如陳少白的《興中會革命史要》、陶成章的《浙案紀略》、曹亞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等，則是記有關辛亥革命的各地各事的著作。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在五四運動以前，記大事的著作主要有，黃毅的《袁氏盜國記》，曾毅的《護國軍紀事》，馬震東的《袁氏當國史》，白蕉的《袁世凱與中華民國》。記張勳復辟的有許指嚴的《復辟半月記》、天悔生的《復辟之黑幕》等。
記言專著有《校邠廬抗議》，馮桂芬寫於8年的政論，影響頗大。
《弢園文錄外編》，王韜撰。本書所收大半是他在香港主持《循環日報》時寫的宣傳變法自強的文章。
《盛世危言》，鄭觀應著。此書對戊戌維新運動影響較大。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鄭觀應集》收入此書。
《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為為戊戌維新造輿論的兩部重要著作。
《變法通義》，梁啟超著。89年發表於上海《時務報》，後收入《飲冰室合集》。
《仁學》2卷，這是譚嗣同的哲學著作。899年梁啟超將其中一部分在《清議報》上發表，後來全文出版成書。中華書局出版的《譚嗣同全集》（增訂本）收入此書。
《訄書》是章炳麟（太炎）早期政治社會思想論文的結集。初刻於900年，計50篇。後又重訂，刪去一些戊戌變法時期改良主義的論文，加了宣傳反清革命的內容，計3篇，另有「前錄」2篇，904年於日本出版。94年更名《檢論》，2篇，另有正文附錄7篇。比較研究，可以考察章太炎思想發展的脈絡。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全集》收入此書。
《革命軍》，鄒容著。903年出版之後風行海內外，銷售逾百十萬冊。
《警世鍾》和《猛回頭》，陳天華著。後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陳天華集》。
《建國方略》，孫中山著。本書包括《孫文學說》、《實業計劃》、《民權初步》三部著作，寫於97—99年，後收錄中華書局出版的《孫中山全集》。
詩文集近代文人的詩文集很多，難得有精確統計。有的學者據各大圖書館藏書存目計算，清人詩文集約有.5萬種，這還不是完全的數目。其中，屬於道光朝以後的在半數以上。至於民國年間屬於近代的詩文集有多少，尚無統計，其下限也不易確定。
詩文集中的詩和文，一般都是分開編輯的，我們這裡也分開談。
文集不同於專著，是把作者不同時間、不同內容、不同體裁的諸篇文章編在一起的。其內容的特點是散，雜。因為文集內容散而雜，所以也難有概括其內容的題名。有的冠以作者的名號，如龔自珍的《龔定庵文集》、曾國藩的《曾文正公文集》、賀濤的《郝先生文集》、章炳麟的《太炎文錄》等，為數較少。大多數冠以作者的書齋或住所的名稱，如林則徐的《雲左山房文集》、郭嵩燾的《養知書屋文集》、邵懿辰的《半巖廬遺文》、潘曾瑩的《小鷗波館文鈔》、馮桂芬的《顯志堂稿》、方浚頤的《二知軒文存》、薛福成的《庸庵文編》、黎庶昌的《拙尊園叢稿》、徐宗亮的《善思齋文鈔》、葉昌熾的《齊觚廎文集》、王闓運的《湘綺樓文集》、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陳三立的《散原精舍文集》等，這樣的題名和文集內容並無聯繫。至於現在重新整理出版的，直書作者之名，如《龔自珍文集》、《魏源集》、《何紹基詩文集》、《郭嵩燾詩文集》等，一看便知是誰的集子，對於讀者是方便的。
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出現了一批具有新的時代氣息的新文集。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一批站在時代前列的知識分子，抱著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志向，寫文章，作宣傳，以期喚起民眾共同奮鬥。先在報刊上發表，或以小冊子單行，而後才彙編成集。如譚嗣同、劉光第、康有為、嚴復、唐才常、陳天華、章炳麟、禹之謨、黃興、宋教仁、朱執信、蔡鍔、馬君武、熊希齡等人的文集，近年來已陸續編輯出版，其內容主要是政論文章。這類政論的文章，就其內容之豐富和影響之大來說，可以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和孫文的《孫中山全集》為代表。
詩集，常常和文集合編在一起，如劉蓉的《養晦堂集》、戴望的《謫麟堂遺集》，內收文集，也收詩集。又有書名「文集」，但裡面也收詩集的，如朱一新的《佩弦齋文存》、史念祖的《俞俞齋文稿》、王先謙的《虛受堂文集》、王闓運的《湘綺樓文集》，皆收有詩集。詩集單行的也很多，如林則徐的《雲左山房詩鈔》、張維屏的《松心詩集》、張際亮的《思伯子堂詩集》、金和的《秋穗吟館詩鈔》、黃遵憲的《入境廬詩草》、丘逢甲的《嶺雲海日樓詩鈔》、康有為的《南海先生詩集》、陳三立的《散原精舍詩》、張謇的《張季子詩錄》等。詞，有附編在詩集之內的，也有單行的。
近代中國受帝國主義侵略日益嚴重，也就日益激發中國人救亡圖存的思想，從而產生充滿愛國主義**的大批詩篇。阿英輯有《鴉片戰爭文學集》、《中法戰爭文學集》、《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庚子事變文學集》等，收錄愛國詩歌甚多。
有一類可以稱之為「紀事詩注」體的詩，多為五七言律絕句，於字句間加注，或於題下加敘，或於每一詩後附以較長的說明。例如貝青喬的《咄咄吟》，對鴉片戰爭時期江浙戰場清軍之腐朽乖戾有具體揭露。如記太平天國時事的有佚名的《粵西獨秀峰題壁三十首》、海虞（常熟）學釣翁的《粵氛紀事詩》、陳慶甲的《金陵紀事詩》、秦榮光的《上海竹枝詞》等。記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的有胡思敬的《驢背集》、高樹的《今鑾鎖記》、龍顒山人（郭則沄）的《庚子詩鑒》、洪壽山的《時事志略》等。劉成禹的《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注記袁世凱竊國稱帝的許多史事。後來又有張伯駒撰《續洪憲紀詩補注》。
書信近代距今不遠，書信流傳下來的也多，有的早已編印行世，有的近年才整理出版，有的還收藏在公家或私人手裡，其總量是很大的。近代書信編印行世的，大致有以下各種情況。一般文人的文集中收有信稿，其內容有許多是說經論史的重要人物，如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人的全集中，書札很多，單編為多卷。
書信編集單行的，有曾國藩的《家書》、《家訓》，左宗棠的《家書》，李鴻章的《尺牘》等。
後來陸續出版的書信集，多是作為商品或史料編印出來的。如《何桂清等書札》、《胡林翼未刊往來函稿》、《曾國藩未刊信稿》、《曾國藩未刊往來信稿》、《左宗棠未刊書牘》、《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榮祿存札》等。近代印刷技術進步，有些書札是影印的，如林則徐致劉建韶（聞石）的《林文忠公尺牘》（北京懿文齋本）、故宮博物院藏的《林則徐書札手跡選》、《陶風樓藏名賢手札》、於式枚擬稿李鴻章審定修改的《李文忠公尺牘》、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的《清代名人書札》等。這樣的影印本提供給讀者的是寫信人的手跡，比排印本更可靠。
上述這些排印的或影印的書信集，都是就收藏者（私人或單位）所藏書信稿編印的。也有多方搜集編印成集的，不過這類搜集整理的書信單獨成書的少，大多編入作者的文集中。如王栻主編的《嚴復集》、李有明等編的《劉光第集》、湯志鈞編的《陶成章集》等，皆收有多方搜集來的書信。
不論是官方通信或私人通信，凡當時並不公之於眾的，大都有不同程度的保密性。而人們最為注意的，是那些與重大政治事件有關的秘密信件。近代最著名的是與8年「辛酉政變」有關的《熱河密札》，是咸豐皇帝死後，有人從承德行宮向北京發出密信，報告肅順等贊襄政務王大臣和企圖攬權的皇太后之間的衝突。又如《袁世凱致徐世昌函》、《端方密函》、《張勳藏札》等，可以看到這些政治事件中的裡層情況。
和密信相反的是公開信，例如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就是以給康有為公開信的方式來駁斥康有為的保皇謬論的。又如孫中山的《討袁宣言》，也可以說是直接訴之於公眾的公開信。
還有晚清一些革命志士的遺書，在慷慨赴死以前，留給家屬、朋友、同志的，如《吳樾遺書》、陳天華的《絕命書》、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的《與妻書》、方聲洞的《致父書》等，充滿愛國**，令人感動。
總之，我們要注意各類書信的特點，並要瞭解這信是由什麼人、在什麼時候和什麼情況下、為了什麼事、以什麼方式、寫給什麼人的，瞭解了這些才能知道該信的性質，才能判斷該信內容講的是真話、是假話，或有哪些是真話，然後才能準確地評估其文獻價值。
日記近代知識分子，很多有寫日記的習慣。日記是自己日常生活的記錄，大多是為自己備忘而不供別人看的，所記的是當日的行事、見聞、思想、心情，比其他私人撰述更具有真實性、原始性。
公開印出來流傳的，較多的是記行程的日記。當時在士人和官員中有一種風氣，一上路就寫日記。趕考的、上任的、出差的，乃至被罪赴戍的，都寫日記，可以出示親友或印出來饋贈親友。這類日記主要記沿途所經的山川名勝，間及風土人情，有的也要記及這次旅行的任務。
林則徐的《荷戈紀程》是遣戍新疆時從西安到伊犁的日記，是由他的後人在光緒三年（877）刻印出來的。不過據《林則徐集·日記》（中華書局92年出版）所收這段日記的原稿對勘，可知刻印時頗多刪改。
派赴各省的主考和學政，幾乎無例外地要寫日記。如潘祖蔭《秦輶日記》，瞿鴻《使豫日記》和《使閩日記》，皆只記行程，嚴修《蟫香館使黔日記》、呂佩芬《湘軺日記》，除記行程外，並記考試諸事。
考生赴試的有，雲南新平舉人馬太元的《北遊日記》。官員入都或赴任的有，黎庶昌《丁亥（887年）入都紀程》，記由黔川陝晉北上；保廉《辛卯（89年）侍行記》，隨其父陶模自陝入覲又赴新疆巡撫任。這兩種日記，詳記沿途山川道路等情，並予考訂，號稱博雅之作。
還有其他出差日記，如聶士成的《東遊紀程》（893年），李樹棠的《東繳紀行》（898年），皆自天津至黑龍江的往返考察日記。
近代中國派員出國考察或派出駐外使臣及其隨員多有日記，近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書社搜集整理，編印《走向世界叢書》，已出第一輯0冊，收3種，其中主要是外交使者的日記，記有斌椿《乘楂筆記》、志剛《出使泰西記》、張德彝《航海述奇》、《歐美環遊記（再述奇）》、《隨使法國記（三述奇）》、《隨使英俄記（四述奇）》。祁兆熙《游美洲日記》、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劉錫鴻《英軺私記》、何如璋《使東述略》、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徐建寅《歐游雜錄》、戴鴻慈《出使九國日記》、載澤《考察政治日記》等。此外尚有黃山書社出版的崔國因的《出使美日秘日記》。
還有一類專題日記，是專記特定事件的一些日記。鴉片戰爭時有張喜奉派赴英艦接洽議和的《撫夷日記》，曹晟記英軍陷上海的《夷患備嘗記》，朱士雲記英軍陷鎮江的《草間日記》等。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記英法聯軍入侵北京的有不著撰人的《庚申都城戒嚴事記》，劉毓楠《清咸豐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記》等。太平天國戰爭時期，日記更多。如陳徽言《武昌記事》，記太平軍第一次克武昌；周邦福《蒙難述略》，記咸豐三年（853）太平軍克廬州府（合肥）事。松江姚濟《小滄桑記》，秀水（嘉興）沈梓《避寇日記》，皆記咸豐十年（80）太平軍東下蘇浙等地情況。中法戰爭時期，有唐景崧的《請纓日記》。八國聯軍入侵時期的日記，以北京、天津為多，劉孟揚《天津拳匪變卷記事》，不只記「拳匪」，且記八國聯軍；鹿完天《庚子北京事變記略》，作者系教民，記避入使館被圍困情況。仲芳氏《庚子記事》、楊典誥《庚子大事記》、華學閣《庚子日記》、高楠《高楠日記》等，記北京情況為主，兼及各地。
多年連續不斷的日記，特別是重要人物的常年日記，記錄所經歷的重要事件，始末具備，最有價值。近代重要人物的日記主要有《林則徐集·日記》（中華書局）。其中他領導的禁煙運動和反抗英國侵略期間的日記最有價值。《李星沅日記》，中華書局《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之一。這是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九年（840—849）李星沅歷官豫、陝、川、蘇、雲南、兩江監司、督撫的日記，所記頗詳。曾國藩日記，先有809年據手稿影印的《曾文正公手書日記》，95年台灣又出版手稿影印本，增添了道光十九、二十兩年的日記；近年岳麓書社編印《曾國藩全集》，《日記》部分據以上兩本校點排印出版。《郭嵩燾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980年版。他的日記自咸豐五年（855）起，至光緒十七年（89）止（缺三段約39個月）。翁同龢日記，925年有影印手稿本，名《翁文恭公日記》，中華書局近年編入《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中，出版標點排印本，名《翁同龢日記》。起咸豐八年（858），至光緒三十年（904）逝世止，前後4年（只缺咸豐九年四月以後9個月）。另有《軍機處日記》，為他第一次充軍機大臣時（883—884）的辦事備忘手記，有938年影印本，現亦校點整理附印在《翁同龢日記文韶日記》，中華書局《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之一。（830—908），字燮石，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歷官湖南巡撫、雲貴總督，其日記起自同治六年（877），止於光緒二十八年（902），稿本有缺失，大部分完整。記事比較周全，內容豐富。
還有些常年日記，作者並非身居要職的達官顯宦，但所記者抑或涉及大事要事，特別是數十年不斷，遂亦為世所重。這樣的日記有趙烈文的《落花春雨巢日記》（852—85）和《能靜居日記》（858—889）；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83—889）；《趙縵堂日記補》（854—82）；《郇（荀）學齋日記》（889—894）；王闓運的《湘綺樓日記》（89—9）；葉昌熾的《緣督廬日記》（870—97）；孫寶瑄的《忘山廬日記》，僅存光緒十九年至三十四年（893—908）間的十年的日記。
宋教仁的《我的歷史》，是他留學日本時的日記，起904年0月30日，迄907年4月9日（缺905年9月22日至2月），多記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920年在宋氏故鄉湖南桃園石印出版。近年收入陳旭麓主編之《宋教仁集》，中華書局出版。
還有一些從常年日記中分類摘抄（不是全抄）重行編次的有曾國藩《求闕齋日記類抄》，方玉潤《星烈日記匯要》，吳汝綸《桐城吳先生日記》。這樣的分類日記其好處是便於按類查找材料。
野史、回憶錄、筆記等野史，也叫稗史，是相對正史而言。大多是作者回顧某一歷史事件中的經歷之作，凡屬個人經歷的，就是回憶錄，也有於個人回憶之外，兼采其他材料的。近代這類野史很多，比較有史料價值的，大都已能擇要稍作介紹。甦庵道人（楊綮）撰《出圍城記》（《鴉片戰爭》第3冊），作者鎮江人，此文記鴉片戰爭時英軍陷鎮江事，於亂離之狀言之甚悉。
滌浮道人撰《金陵雜記》、謝介鶴撰《金陵癸甲記事略》、張汝梅撰《金陵省難紀略》（《太平天國》第4冊），太平軍攻佔南京時，作者皆在南京城裡，所記為親身見聞，為研究太平天國建都初期情況的重要史料。
陳思伯撰《復生錄》（《近代史資料》總第4號），作者在武昌參加太平軍，後隨軍北伐進至天津附近，又40年後寫成此文，這是從太平軍內部記述北伐全過程的回憶錄。
李召棠撰《亂後記所記》（《近代史資料》總34號），作者是安徽貴池人，是他在當地經歷了太平天國戰爭之後寫的回憶錄。
《庚子西狩叢談》，吳永口述，劉治襄記錄。庚子年（900）慈禧太后攜光緒帝西逃時，吳永正官懷來知縣，於混亂中接駕，並隨扈西行，「迴鑾」時又自西安隨行至開封，親見往返情形，並得與聞行宮瑣事。所記慈禧太后的多次談話，為其他記載所不及。
《辛亥革命回憶錄》，是解放後為紀念辛亥革命五十週年，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發動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人撰寫的回憶錄的結集，間亦有寫於解放前的，共300多篇，編為冊，9至9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後文史出版社有增編。作者各據所經歷的和所知道的情況撰寫，有很多是過去未曾見於記載的。
近代筆記甚多，內容亦雜，記人，記事，記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記典章制度，記風俗人情，總之，所記內容並無限定。其中，以記親身經歷和直接見聞者可信性強；記間接傳聞的，其可信度就要看情況來判定了。親自經歷和見聞的筆記，如《水窗運囈》2卷，上卷湖南湘潭歐陽兆熊撰，下卷浙江嘉善金安清撰，內容記述道光、咸豐、同治各朝的政治、經濟、社會風尚等情況，共約0燕亭雜記》2卷，陳燮龍著。作者以兵部司員追隨榮祿，庚子之變時以順天府尹留京，此後十年間外任督撫，雜記所記其這段時期內親身經歷聞見之事，多涉及清末政局。內容既有直接見聞，也有兼采其他材料寫成的筆記。又《革命逸史》集，馮自由著，中華書局98年新版。此書記述清末革命黨人的種種活動，根據作者的親身見聞，並參考一些當時報刊等文字材料，所記內容豐富，翔實具體，為治辛亥革命史者所不能不讀。
有些主要是根據過去文字記載抄撮而成的筆記，如《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42卷，又《四筆》卷，陳康祺著。此書記述清初以來掌故，屬於近代者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都是涉獵書籍，摘抄而成。但多不注出處，文字亦隨手變動，不是第一手資料，其價值較差。《花隨人聖盦摭憶》，黃浚著。他在南京時，以《摭憶》為總題撰寫遺聞軼事，連載於《中央週報》，943年集印成書，983年上海古籍書店又影印出版。書中所記以晚清史事居多，間亦述及更早的和民國初年的人和事。作者生活的時代較晚，書中所記大多是他不能親歷的；但他多引用當時人的文集、筆記、日記、書札、公牘、密電，所以所記的價值並不低。
近代筆記完全來自親身經歷的或完全不是親身經歷的並不多，大多數是既有親身經歷的，也有間接的；其價值高低也並不完全取決於是否來自親身經歷。
以下大體按內容先後舉出比較著名的筆記梁章鉅《歸田瑣記》、《浪跡叢談》，黃鈞宰《金壺七墨》，薛福成《庸庵筆記》，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徐宗亮《歸廬談往錄》，王之春《椒生隨筆》，史念祖《弢園隨筆》，龔淦《耕余瑣聞》，劉聲木《萇楚齋隨筆》，劉體仁《異辭錄》，文廷式《聞塵偶記》，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胡思敬《國聞備乘》，魏元曠《堅冰志》、《光宣僉載》，金梁《四朝佚事》，繼昌《行素齋雜記》，何剛德《春明夢錄》、《客座偶談》，崇彝《道鹹以來朝野雜記》，朱彭壽《舊典備證》、《安樂康平室隨筆》，夏仁虎（枝巢子）《舊京瑣記》，汪東（旭初）《寄庵隨筆》，劉成禺《世載堂雜憶》等。
搜集多種野史筆記，將其中之遺聞軼事逐條抄出，分類排列，是為筆記彙編。其優點是材料集中而又分類，便於查閱；缺點是不注出處，無從考核其來源和可靠性，這樣的筆記彙編，有以下三種。
《清稗類鈔》48冊，徐珂編，商務印書館98年出版。徐珂自清末即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作編輯，他搜集大量野史筆記，包括辛亥革命後報刊上有關清朝的遺聞軼事，僱人分條抄出，再由他潤飾文字，分類編輯萬餘條，92類，例如時令、地理、園林、外交、度支、考試、戰事、宗教、會黨、戲劇等類。中華書局於八十年代重排出版。
《梵天廬叢錄》37卷，柴萼編，925年石印本。此書輯錄明清朝野遺聞，而以近代者為多。共898條，分83目。各條皆不注出處，也有少數是他自己的見聞。
《清朝野史大觀》2卷，93年中華書局出版，98年上海書店據其舊版複印。分編為清宮遺聞、清朝史料、清人逸事、清朝藝苑、清代述異等共五類。書前列有引用書目49種，但每條並不註明出自何書，仍不便於考核。此書內容和《清稗類鈔》重複者不少。
第五節人物史料人物史料，主要是人物傳，其次還有人名錄（表）。
人物傳人物傳就體裁來分，有傳記、碑銘、行狀、年譜和弟子記，以及遺事、軼聞等。
年譜，是一種編年體的人物傳。有自撰的，有後人撰的。自撰的，自己記述自己的生平經歷見聞，史料價值高些。例如張集馨（800—878）的《道鹹宦海見聞錄》（98年中華書局出版。又名《張集馨自訂年譜》）；段光清（798—878）的《鏡湖自撰年譜》（90年中華書局出版），對所見之官場黑暗、社會矛盾，記之甚詳。但也並不是所有自己寫的年譜，其史料價值就一定高。如潘世恩（79—854），歷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四朝，以狀元出身，官至大學士，充軍機大臣，前後服官0年，且久處機要，其政治經歷可謂極豐富，而其《潘文恭自訂年譜》，僅歷述陞遷，詳記恩賞，大事如鴉片戰爭，竟無一語及之。
年譜於身後由別人撰寫的比自撰的多。有由其後人編寫的，如《湘綺府君年譜》，是由譜主王闓運的兒子代功編寫的。有由其門生故吏編寫的，如《曾文正公年譜》，編者黎庶昌是曾國藩門下有名的四弟子之一。而如《左文襄公年譜》，則是由左宗棠的後人請友人羅正鈞編纂的，並為之提供家藏的左宗棠留下的全部材料。這樣的年譜，編者和譜主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能掌握第一手材料；而且這樣的年譜大都有紀念性質，編寫者鄭重將事，所以質量較高。
還有於其人死後多年為之編纂年譜的，這多系後世學者研究性的著作。
如吳大澂（835—902）的《吳恪齋自訂年譜》（曾連載於《青鶴》雜誌第—2卷），記至光緒二十一年（895），敘述較簡；又四十年代有顧廷龍編的《吳恪齋先生年譜》問世（935年哈佛燕京社出版），廣泛搜集材料，內容遠比前者豐富清楚。林則徐逝世80年後，魏應騏編《林文忠公年譜》（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是在就有關史料進行研究的基礎上編寫的。該書有一定價值，但限於史料，尚有考訂不准處。又過了40多年，來新夏著《林則徐年譜》（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材料豐富，考核精詳。
名公巨卿的門生弟子為之撰述生平行事，間有稱「弟子記」者。阮元（74—849）晚年退居揚州雷塘，其門生張鑒等及阮元的幾個兒子撰《雷塘庵主弟子記》，按年代順序記述阮元一生仕歷、著述及家事甚詳。此記又名《阮芸台相國年譜》，因為這實際上也是年譜。求闕齋是曾國藩的齋名，其門下王定安撰《求闕齋弟子記》，也是按時間順序紀事的年譜。到了袁世凱，其門客沈祖憲、吳闓生也為之撰《容庵弟子記》，記事至宣統三年（9），出版於袁世凱做大總統勢焰正盛的民國二年（93）。還有一種《抱冰堂弟子記》，分條記述張之洞的政績，實際是張之洞寫的自我吹捧之作，托名弟子記。
關於查找年譜的工具書，最新的有來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上海人民出版社983年出版），詳載年譜版本著錄情況、譜主簡歷和對該年譜的評述。
重要人物傳記，主要有《清史列傳》，私家撰述的主要有幾家《碑傳集》，還有屬於正史型的《清史稿·列傳》。
《清史列傳》80卷，不署編纂人，928年中華書局出版。987年，中華書局又出版王鍾翰以此為底本的點校本。王鍾翰在《點校序言》中認為，該書的稿本來源有三（）出於原國史館纂修的大臣列傳稿本；（2）小部分抄自《滿漢名臣傳》；（3）大部分抄自《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全書人物約3000，近代者幾占一半，有較高史料價值。
嘉道間錢儀吉輯《碑傳集》，收清初至嘉慶朝私家撰述的碑版狀記之文。繼之者有繆荃孫的《續碑傳集》、閔爾昌的《碑傳集補》、汪兆鏞的《碑傳集三編》等，近代散在各處的私家撰寫的碑銘傳記之文，主要收在這三種書裡。
錢儀吉輯《碑傳集》0卷，又捲首、卷末各2卷。有光緒十九年（893）刻本。內容共有2000餘人，分類編次。
繆荃孫以《碑傳集》止於嘉慶朝，乃繼續搜集編成《續碑傳集》8卷，卷首卷，光緒末江楚編譯書局刻本。共收錄099人的傳，幾乎全都是近代的，但未及收錄死於光緒末和宣統朝的，間有重見者（如何秋濤）。援《碑傳集》體例，也分類編次。
錢氏《碑傳集》中，有一小部分「有刪節而無點竄」。繆氏沿其例，「亦或刪節，而無改易」。但既刪節文字，事實也就難保盡如原意。又經過抄寫、刻印，總不免又多一些訛誤。所以使用《續碑傳集》，應再找該碑傳的出處原文。
閔爾昌搜集繆荃孫未及見之碑傳，編成《碑傳集補》，以補《續碑傳集》為主，《碑傳集》所未收者間亦補之。932年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出版。共0卷，又捲首、卷末各卷。共收834人的傳（間有重見者，如戴熙），分類編目。《碑傳集補》所收人數雖不如《碑傳集》和《續碑傳集》多，但對兩集特別是續集作了重要的補充。例如張之萬、李鴻藻、王文韶、翁同龢、孫家鼐、榮祿、鹿傳霖、張之洞、陸潤庠、瞿鴻等是晚清政壇上的重要人物，龔自珍、魏源為近代影響很大的思想家，《續碑傳集》均缺，《碑傳集補》給補上了。
汪兆鏞編的《碑傳集三編》意在續《碑傳集》和《續碑傳集》。他在《自敘》中說「近有補編別出，采及時流，以媚濁世，此則非愚瞀所敢知矣。」所謂「時流」者，主要是指《碑傳集補》中革命黨人諸傳，他是不承認補編且要取而代之，才輯錄此三編的。《碑傳集三編》50卷，卷首卷。汪兆鏞生前僅編成清鈔稿本，978年由香港大東圖書公司影印出版。此書共收450人的傳，也是分類編目。所收集不如前幾種豐富。但畢竟又多搜集到了一些人物傳，其中也不乏重要的和有用的人物傳，如丁日昌、鄧世昌、盛宣懷、陳寶琛，如《新元史》的作者柯劭忞、《左文襄公年譜》的作者羅正鈞、《鏡湖自撰年譜》的作者段光清，以及監督第一批赴美留學生的陳蘭彬等。
以上幾種碑傳集中，還有一些從方志中鈔來的傳，也算是公家立傳，但為數不多，主要的，絕大多數是私家撰述的碑傳事狀。它們都是為使傳主留芳後世而作，充滿了尊敬的稱呼和頌揚的詞藻，不免虛誇，若傳主有不光彩《碑傳集》卷首，校刊者諸可寶寫在《沈吉士書》後邊的案語。
繆荃孫《續碑傳集序》，按此序寫於宣統二年。
的事，或曲為掩飾，或根本不講。而其褒貶標準，除少數幾篇清末黨人傳之外，幾乎全部都是從封建地主階級，特別是清朝統治階級的立場出發來立言的。不過，這些私家撰述的碑傳畢竟記載了大量的近代人物事跡，是清國史館傳所不能代替的又一類近代人物史料群。
《清史稿》53卷，是記載有清一代歷史的大型斷代紀傳體史書。自94年設清史館，由前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為總裁（館長），延聘清朝遺臣及舊文人00多人先後參加編寫，920年寫出初稿，至92年始著手修訂定稿，而「以館長病故，北伐日亟」，北洋政府搖搖欲墜，修訂工作尚未完成，即於927—928年倉促印出。出版後曾被南京國民政府查禁，因它站在清朝立場上反對和污蔑革命黨。有的批評者則認為它撰述不合史法，內容未經考核，等等。然而它畢竟彙集了有清一代史事成此一部大書，沒有別的書可以取代它。六十年代台灣出版補充修改本，刪去「稿」字，逕名「清史」，但仍不能取代原書。98年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又出版《清史稿》的影印本。新中國成立以後，由中華書局組織史學專家整理「二十四史」，同時也按同一規格整理《清史稿》，並且採用「二十四史」同一版式於977年出版，這就是中華新版標點本，這是此書問世50年來最好的版本。
《清史稿·列傳》部分（不包括土司、藩部、屬國等傳）中之人物約一半屬於近代，有500多人。這些人物傳，特別是重要人物如高級官員的傳，所根據的材料，主要是清國史館傳稿，也參考私家撰寫的碑傳事狀。但若作為研究中國近代史和近代人物的根據來說，它不是第一手史料。近代距今不遠，比這些列傳更原始的記載尚不難尋見。
其他傳集，有朱孔彰撰的《中興將帥別傳》30卷，收曾國藩等0餘人，光緒二十三年（897）遼寧刻本；又續編卷，收李鴻章等後死者0餘人，光緒三十二年（90）江寧刻本。此書內容主要是湘淮軍將領的傳，又有僧格林沁以及華爾、戈登、勒伯勒東等洋將的傳。出版以後，一時風行。上海書商改名翻印，有名《咸豐以來功臣別傳》者，有名《中興名臣事略》者，後者又與李元度的《國朝先正事略》合為一書名為《續先正事略》。
所有上述人物傳中存在著一個共同的缺點，即作者很少反映近代中國的新思想、新事物。例如馮桂芬傳中不談他的《校邠廬抗議》，《盛世危言》的作者鄭觀應根本無傳，他如唐廷樞、朱其昂雖也已官至道員，亦均無傳。其他還有一些地方性的人物傳集，如徐世昌編的《大清畿輔先哲傳》，馬其昶撰的《桐城耆舊傳》，楊昌濬等撰的《甘肅忠義錄》，王國均等纂的《滄城殉難錄》等，為數不少。而地方性的人物群傳，更大量地存在於各省府廳州縣的地方志中。
人名錄人名錄不同於人物傳，它不像人物傳那樣記述傳主生平事跡，而只記錄人物的姓名、籍貫，或再加上其人的簡歷，至多包括家庭情況和社會關係。人物傳一般單獨成篇，人名錄則必須是某方面、某範圍的人物群，能向人們提供該方面、該範圍的人事信息。
人名錄主要分兩大類一是職官錄，一是科名錄。前者是政府官員的人朱師轍《清史述聞》，三聯書店957年版，第75頁。
名錄，後者是科舉中式的人名錄。近代學堂興起，又有畢業同學錄。
職官錄職官錄有全國範圍的，有地方範圍的，也有只是某某衙署的。其中，以全國範圍的職官錄為最重要。
清代全國職官錄的正式名稱為《爵秩全覽》，這是吏部官刻本的名稱。
坊刻本或名《大清縉紳全書》，清末還有題名《大清日新職官錄》、《大清最新百官錄》等。這類開列全國官員名單的書，也可以說是一部具體的職官志，能使我們一目瞭然地瞭解各衙署內部的組織結構和各省的行政區劃及其隸屬關係。
辛亥革命以後，建立民國，「爵秩」、「縉紳」之類的稱呼已不合時宜，於是繼之而出的名為《職員錄》，由中央政府的印鑄局負責編印。書內開列除大總統和副總統以外的自中央的國務總理到各省縣知事的全國文武官員名單。開始由於編製未全，常有空缺。後來由於政局動盪，北洋政府不能控制的省份，也常常空缺。到北洋政府後期，因經費拮据，已不能按時出版了。以上是全國官員人名錄，尚有各省官員的人名錄，當時大都名之為「同官錄」。但也不是作為一種制度按期編印，而是或有或無。就現在各圖書館收藏來看，尚不能說各省皆有，更不能說每年皆有。
衙署題名錄，一般是記載本衙署自清初到編纂當時的官員名單，按到任先後排列，註明字號、籍貫、出身及簡歷，兼有註明後官至某官者。
這類衙署官員的題名錄，也不是定制以內的事。有的記載本衙署全體官員，有的只記載該衙署的某一類或某一小單位的官員。例如《樞垣題名》是軍機處全體官員題名，而《國朝御史題名錄》（又叫《諫院題名》）則只載歷年補授的御史名單，不載都察院正副都御史，也不載六科給事中，即不載「諫院」（都察院）的所有官員。
辛亥革命以後，直至現在，陸續有後人編的清代或晚清某些衙署重要官員的年表。
首先是《清史稿》中的重要官員年表大學士年表，軍機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交聘年表（上編為中國遣駐使，下編為外國遣駐使）。932年出版《清代征獻類編》，嚴懋功纂，其中有年表四種宰輔年表2卷、八卿年表、總督年表3卷、巡撫年表4卷。
建國後出版的有錢實甫編的《清代重要職官年表》、《清季新設職官年表》，章伯鋒編的《清代各地將軍都統大臣年表》，最後錢實甫編的《清代職官年表》四冊於980年出版，可謂有清一代重要官員人名錄的總匯了。由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和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的《清季中外使領年表》，於985年出版，備載中國派駐外國的使臣和外國派駐中國的公使，兼載中外領事，可為《清史稿·交聘年表》和《清代職官年表·出使各國大臣年表》之補充。
建國後新編出版的還有劉壽林的《辛亥革命後十七年職官年表》，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92—928）的職官年表，包括中央和各省中級以上各衙署官員的人名錄。
所有以上建國後編印的諸職官年表，後面都附有「人名錄」，註明各該官員的簡歷，還附有「字號索引」。
科名錄通過科舉制度的各級考試取得功名的人，如秀才、舉人、進士等等的人名錄，總稱之為科名錄。
同科考中的人彼此稱「同年」，把他們編在一起的科名錄，一般稱之為《同年錄》。最低一級的院試考中的新秀才，地位尚不高，編刻同年錄者尚不多。新科舉人通常都有《鄉試同年錄》，內載名號、籍貫、生辰、簡歷、三代及家世情況。最高一級的考試是各省舉人齊集京師參加的會試，包括殿試和朝考。會試發榜後，中式者稱貢士，官方照例刻印本科《會試錄》。新貢士接著應殿試，成進士，官方及書坊隨即刻印本科《登科錄》。再經朝考，然後授職，照授職情況編印《同年官職錄》。還有一種《會試同年齒錄》，按年齒（齡）大小排列。
還有地方性的歷屆科名錄全編，單獨成書者不多，但大量存在於各省府州縣的地方志中。
明清兩代歷科進士題名碑，現仍存於北京國子監。近由朱保炯、謝沛霖編成《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備載明清兩代20科取中的524名進士名單。道光朝以後的共39科，進士9980人。每科一碑，分科列名，下只注籍貫，在各種科名錄中這是內容較簡略的，但也為我們查找人物材料提供了線索。
民國年間，最後一科即光緒三十年（904）甲辰科榜眼朱汝珍輯的《詞林輯略》出版，有清一代歷科翰林全收在這裡。所記除姓名、字號、籍貫外，並記始終官階、封爵、謚號以及著作，較以前諸書為詳。
清末學堂漸興，學生畢業時有編印《同學錄》。
近代人名錄，包括職官錄和科名錄，在傳世的近代人物史料中佔有很大的份量，除有很多單獨成書的以外，還大量存在於近代地方志的職官志和選舉志中。它們雖然不像人物傳那樣為我們提供比較完整的記載，但卻可以提供人物生平線索。近代人物之留有傳記的和在各種人名錄中之留有姓名及簡單記載的相比，後者比前者要多得多，佔有數量優勢，所以這也是一個不可忽視足資利用的人物史料群。
第六節經世文選編《經世文編》和《補編》清代至乾嘉之際，社會矛盾日漸尖銳，於是關心社會現實問題的經世思想也日益興起。乾隆年間陸燿輯成《切問齋文鈔》，選輯清人經世致用的文章於一編，為清後期經世文選編之先驅。但還未太引起人們的重視。道光初江蘇布政使賀長齡有志於此，延請魏源輯成《皇朝經世文編》，這是清代以《經世文編》命名的第一部書，始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皇朝經世文編》20卷，魏源輯，於道光六年（82）成書，選錄自清初以來的經世文章293篇，作者450餘人。不論其身份地位，只視其文章內容，「凡俾世用者」皆選入文編。分為8綱5目，卷前有總目，還有所收文章的作者及其論著的簡單介紹，供讀者瞭解作者簡歷及查找文章出處。道光七年（827）刊出後，深受世人重視，影響很大，陸續有多種版本重刻重印。此書是在鴉片戰爭前編成的，但所論列的問題大都到近代也還存在，或更有了發展，為治近代史者不可不讀。
道光末，有張鵬飛編的《皇朝經世文編補》，又名《補皇朝經世文》。
他推崇魏源編的《經世文編》，但認為其選文有「詳東南，略西北」的缺點，於是增補重刻，增補計35篇，多為西北人士之文。此書成於道光二十九年（849），已在鴉片戰爭之後，但並無涉及鴉片戰爭的文章。該書僅有張鵬飛的束鹿堂咸豐元年（85）刻本，流傳不廣。
洋務運動時期的《經世文續編》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衝擊和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的動盪，清政府展開了洋務運動。在此時期，主要有饒氏、葛氏、盛氏三家《皇朝經世文續編》。其中頗多有關洋務的文章。這是接踵《皇朝經世文編》而來的《續編》，但卻有了不同於《皇朝經世文編》和《補編》的時代特點。
饒玉成所編《皇朝經世文續編》，20卷，有光緒八年（882）刻本。
共59篇，其中有33篇抄自《皇朝經世文編補》。補錄了一部分道光以前的文章，主要是選錄道光、咸豐、同治三朝50多年間的經世文章。有關洋務的文章不少。一如魏編體例，分8綱3目。此書對所選文章有妄加刪略之處，且校印不精，為時人所譏。
葛士濬輯《皇朝經世文續編》，20卷。此書於光緒十四年（888）由上海圖書集成局出版，以後又有數種翻印本。主要收錄鴉片戰爭以後到光緒初年的文章，也補選了少數近代以前的文章，共30篇，其中有和饒玉成《續編》重複的24篇。其編例沿襲魏編，大體反映了中國近代前期社會大變動的情況，在三種《皇朝經世文續編》中，以這一種的影響最廣。但因成書當嫌倉促，選文間有刪節不當或校勘不精之處。
盛康所編《皇朝經世文續編》，20卷。其子盛宣懷也參與編輯工作。
所收道光至光緒近80年（820—897）間文章，其編例仍沿襲魏編，共8綱7目（有關對外交涉的文字，擬輯為外編別立綱目，故未編入），989篇。作者達538人，編列作者生平簡介及文集名，以便追索原出處。奏議皆註明日期。有光緒二十三年（897）武進盛氏思補樓刻本。木刻印刷的數量受限制，又成書較晚，所以流傳之廣不如葛編。但因內容豐富，校刻精審，再加編者之聲名顯赫，故仍得到當時社會的重視。出書時已至戊戌變法前夕，但不收維新派的文章。
甲午戰後至戊戌時期的經世文選編甲午戰爭失敗，人們產生了急於救亡圖存的危機感，維新變法運動也迅速進入高潮。在這一時期出現下述一些經世文選編，有的仍承襲上一時期的洋務內容，有的則選收資產階級維新派鼓吹變法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