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一方面安撫百姓，督課農桑，一方面分兵回擊，攻下金壇、丹陽等地，以鞏固鎮江這個最東邊的前哨陣地，防止張士誠的西侵。
同年七月，朱元璋在應天，自稱吳國公，設立了自己的行政機構，同時設立了自己的軍事管理機構江南行樞密院，任命徐達為同僉樞密院事。身為江南行樞密院同僉、鎮江統軍之帥的徐達，在打退張士誠軍一次次的進攻之後，乘勝進圍常州。
但是，常州守敵據城固守，不肯投降。加上城內兵糧充足，徐達等攻打不下。朱元璋即以軍法把徐達及其屬下都官降一級，以示懲罰，並寫信責備徐達說“虐降致叛，老師無功，此吾所以責將軍，其勉思以補前過。否則必罰無赦！”2徐達為常州久攻不下而焦慮，也對朱元璋的責備而沉思，還要應付張士誠軍的一次次反撲。可是，徐達處變不驚，沉著地指揮部隊迎戰，使張軍的企圖難以得逞。與此同時，駐在城外三十裡遠的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等率部趕來增援，內外夾攻，大敗張軍，生擒敵將張德。殘敵潰逃奔入城內。張士誠見常州危急，派其手下悍將呂珍夜間潛入城內，加強防守能力。徐達督軍輪番猛攻，呂珍眼看士氣低落，難以支撐，不得不丟棄常州，只身逃遁。到至正十七年（357）三月，歷時達半年之久的常州攻堅戰終於以勝利宣告結束。朱元璋在常州設立長春樞密院，任命徐達為僉樞密院事，湯和為樞密院同僉，統兵鎮守該城。
接著，徐達等乘勝移師進攻寧國（今安徽宣城），得軍士十余萬，戰馬二千匹，繼而又攻拔宜興、常熟、江陰馬馱沙（今江蘇靖江）等地，宜興到靖江一線盡為朱元璋所有。
經過兩年多時間的努力經營，以應天為中心的朱元璋江南政權已經逐步穩定，大體控制了今江蘇、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地區。徐達作為朱元璋手下的主要戰將立下了赫赫戰功。
鄱陽湖首戰告捷至正二十三年（33）四月，陳友諒“忿其疆土日蹙”，建造高數丈的巨艦，糾集號稱六十萬人的大軍，傾巢而出，進圍南昌。朱軍守將朱文正、鄧愈、趙德勝、薛顯率領全城將士殊死搏戰，堅守八十五天，使陳友諒頓兵堅城之下，未能前進一步。南昌守軍浴血奮戰，為朱元璋從容調兵遣將，准備與陳友諒決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七月初六，徐達遵照朱元璋的指令，回師救援南昌。朱元璋在龍江（今江蘇南京興中門外）誓師，親率大軍二十萬進擊陳友諒。陳友諒聽說朱元璋親率大軍到來，遂解南昌之圍，東出鄱陽湖返戰。這是一場關系到雙方生死存亡的大決戰，史稱“鄱陽湖之戰”。徐達作為主攻部隊，率軍先行，首先與陳友諒相遇於康郎山（今江西南昌康山），兩軍依湖對陣。陳友諒軍人多勢眾，艦船高大，氣勢洶洶。徐達毫無懼色，身先諸將冒死闖陣，其部下將士大受鼓舞，無不以一當十，奮勇沖殺。徐達部一舉擊敗陳友諒前鋒，斬殺一千五百余人，繳獲巨艦一艘，初戰告捷。接著俞通海等乘風發射火炮，焚毀敵船二十余艘，燒死、溺死很多敵軍。徐達在敵陣中奮力拼殺，連續酣戰。大火從敵船上燒到徐達的戰船上，他一面指揮士兵撲火，一面繼續與陳軍格2《明太祖實錄》卷四；《國榷》卷一。
斗，越戰越勇，並指揮戰船在敵陣中節節推進。雙方在康郎山鏖戰整整一天，湖水被血染成了紅色，天空也被炮火硝煙遮蔽得暗淡昏黑。朱軍在徐達等勇將的率領下，殊死搏戰，擊退陳友諒的進攻。此戰，徐達首挫敵鋒，壯大全軍聲威，為朱元璋取得決戰勝利奠定了基礎。當天晚上，朱元璋為防止東線張士誠利用鄱陽湖大戰之機乘機入寇，命令徐達撤出戰斗，回守應天。徐達走後，朱元璋指揮將帥士卒繼續與陳友諒在鄱陽湖上血戰，終於擊斃陳友諒，全殲陳軍主力，取得鄱陽湖大戰的勝利。
徐達回到應天後，嚴格訓練部隊，加強東線守備力量。緝查奸細，修繕城池，張士誠無縫可鑽，未敢貿然進犯。後來朱元璋稱贊徐達說“我讓徐達回守應天最為放心，無論遇有什麼問題，他都能妥善處理。”可見朱元璋對徐達多麼信任。
鄱陽湖大戰後，朱元璋還師應天，徐達等率軍攻克廬州。不久，奉命再返湖廣前線。徐達先後率兵相繼攻取江陵、夷陵（今湖北宜昌）、湘潭州（今湖南湘潭）、辰州（今湖南沅陵）、衡州（今湖南衡陽）、寶慶（今湖南邵陽）、靖州（今湖南靖縣）等地，徹底肅清陳友諒殘余勢力，占領湖湘地區。徐達在消滅陳友諒割據集團的戰役中，身經數十戰，建立了赫赫戰功，為表彰徐達的功績，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四年正月稱吳王後，任命徐達為左相國，地位在眾將之上。
討伐張士誠至正二十五年（35）十月，徐達等奉命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攻取淮東、泰州等地。大軍渡過長江，一舉攻克泰州海安壩（今江蘇海安），進圍泰州。經月余血戰，終於攻克泰州，擒守將嚴再興五千余人。之後，徐達又攻下通州、興化、濠州等地。徐達在這些戰斗中，師出迅捷，變化無窮，表現出卓越的指揮才能。
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朱元璋任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率軍二十萬討伐張士誠。徐達用反間計制勝，使張士誠的老巢平江完全陷入孤立。次年，徐達親率將士攻破葑門，大軍一擁而上，進入平江城內。張士誠兀自率兵巷戰，但其手下將士已無斗志，紛紛投降。張士誠見大勢已去，縱火焚死其妻兒，閉門上吊自殺，被其部將解救，徐達將其押送應天。破城之日，徐達嚴格約束部下，立下軍令“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裡者死！”率軍入城，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很受百姓的歡迎。徐達論功封信國公，是此次封賞的最高爵位。
北伐主將吳元年（37）十月二十一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率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十二月攻克濟南，收俘元軍三千八百五十五人，馬四百二十九匹。在北伐軍的節節勝利聲中，朱元璋於翌年正月在應天登基稱帝，建國號為大明，建元洪武。徐達被封為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
元順帝逃至上都，仍然保持著一套政府機構，軍事上仍然具有一定實力。洪武二年（39）二月，徐達統帥大軍攻取山西、秦隴。徐達在掃平山右、《明太祖實錄》卷二五；《明史》卷一二五《徐達傳》。
出師秦隴的整個作戰過程中，抓住擴廓帖木兒北出雁門關，進攻北平之機，乘虛直搗太原，傾覆擴廓的巢穴，使其進退失據，一舉平定山西。抓住陝西元軍李思齊、張思道遙巡觀望，不敢主動出擊的時機，直入奉元，進逼臨洮，圍困慶陽，似摧枯拉朽，風卷殘荷，降李思齊，斬張思道，威震關隴。徐達用兵出奇無窮，料敵制勝，表現出過人的膽略和指揮才能。
徐達出師秦隴，平定關隴後，明朝北方版圖已達今河南北、山西、陝西、寧夏、甘肅一線。但擴廓帖木兒仍駐扎在沈兒峪（今甘肅定西西北），火兒忽答駐扎雲州（今河北赤城北雲州鎮），納哈出駐屯金山，失喇罕駐軍西涼州（今甘肅武威）。擴廓帖木兒在西北活動猖獗，趁徐達平定關隴之師凱旋京師，大舉圍攻蘭州。洪武三年（370）春，徐達征塵未洗，又受命為征虜大將軍，率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等分兵兩路，掃蕩侵擾北方的元朝殘余力量。徐達從潼關向西進軍，出西路搗定西，進攻擴廓。徐達此次率軍北征，取得較大勝利，逼使元朝殘余勢力向應昌、定西一線北撤。從此，明朝北邊的防御趨於穩定。
同年十一月，徐達等班師回朝，朱元璋親自到龍江迎接北伐將士。隨後，大封功臣，徐達因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封魏國公，歲祿五千石，子孫世襲。
塞上長城為了進一步打擊殘余元軍，洪武五年（372）正月，徐達再次以征虜大將軍的身份率軍北征。這是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分兵三路，“肅清沙漠”（指對蒙古用兵）。徐達從雁門關出塞，直趨和林，作為中路軍。三月，徐達師抵山西邊境，派藍玉為先鋒，出雁門關向北挺進。藍玉在野馬川擊敗擴廓部流動部隊，徐達率軍至土剌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土拉河），再敗擴廓軍。擴廓敗逃後，與賀宗哲合為一軍，在嶺北布下陣勢阻擊徐達部隊。擴廓、賀聯軍拼死進攻，明軍受挫，死傷數萬人。徐達處變不驚，收縮戰線，堅守營壘，才免遭大敗。然後，徐達整軍而還，斂兵守塞。擴廓軍隊見此未敢貿然追擊。
由於蒙古軍事力量一時難以消滅，明朝對北方的戰略從以攻為主轉為以防御為主。從此，徐達長期在北平、山西一帶練兵備邊，鎮守北平十余年。徐達在鎮守北平期間，先後三次遷徙山西農民到北平屯田種地，以加強北平的防御力量。徐達將他們分散到長城沿線各衛所，按其戶籍服役課稅。屬籍軍戶的，發給衣服、食糧，使應軍差；屬籍民戶的，分給田地、牛、種子，使納租稅。前後移民三萬五千多戶，十九萬余人，建立屯田點二百五十余個，墾田一千三百多頃。徐達的這些措施大大減輕了北方軍隊的糧餉供應問題，使明朝北部邊疆日趨穩定。同時，徐達嚴格訓練士卒，繕治城池，加強守備，謹嚴烽燧，時時防備蒙古軍隊的侵擾。徐達被視為塞上長城。明朝建國後，隨著文臣地位的提高，過去立下汗馬功勞的武臣逐漸受冷遇，但是徐達始終受到朱元璋的重用，捍御著明朝北方的安全。
長期的戎馬生涯，奔波勞累，使徐達的身體逐漸支撐不住，終於積勞成疾，一病不起。洪武十七年（384）閏十月，徐達在北平病重，朱元璋遣使召還應天。翌年二月二十日病逝於應天府邸，時年五十四歲。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配享太廟，名列功臣第一。
關於徐達的死因，有些史書記載“（徐）達病疽，甫痊，賜蒸鵝，流涕食之而卒。”這些材料雖不完全可靠，但也不是望風捕影，隨意捏造的。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為了確保朱明皇朝“萬世一系”，便想方設法加強皇權，凡是他認為有礙於獨裁統治的人，不管是勳臣宿將，一律翦除。胡、藍黨獄，把功臣舊將幾乎一網打盡。前一年又將南征北戰、立下大功的義子親甥李文忠暗中毒死。徐達雖為開國功臣第一，立下蓋世大功，而且一直忠貞不二，但想到他的震主之威，朱元璋“賜蒸鵝”一事也就可能並非子虛烏有了。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一；《翦勝野聞》。
第二節常遇春南下立功，升任元帥常遇春（330—39），字伯仁，濠州懷遠（今屬安徽）人。他家世代務農，家境寒苦，自幼習武，二十歲左右已經“勇力絕人，猿臂善射”了。元至正十一年（35）紅巾軍農民大起義爆發，各地豪傑四起，擁眾自雄。常遇春在家鄉，先是跟隨打家劫捨者劉聚干了兩年。至正十五年（355）春天，投奔朱元璋，這一年常遇春二十五歲，從此追隨朱元璋征戰十四年，與朱元璋的開拓和統一事業相始終。後來朱元璋在總結開國之功時曾說“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言之，遇春居其七八。”所謂“開拓之功”，就是兼並群雄，推翻元室，統一中國的事業，概括起來就是南下、西征、東取和北伐這四個大階段。常遇春從始到終，無役不從，為朱明江山效命疆場，屢建奇功。
勇猛敢戰，這是常遇春戎馬生涯的最大特點，並貫穿於歷次重大戰役。
至正十五年（355）六月，常遇春投奔朱元璋不久，朱元璋即率軍渡江南下，在著名的采石（在今馬鞍山市之南、長江東岸）戰役中，面對著元朝水軍元帥康茂才的嚴密防守，常遇春乘一小船在激流中冒著亂箭揮戈勇進，縱身登岸，沖入敵陣，左右沖突如入無人之境，朱元璋即揮軍登岸，元軍紛紛潰退，緣江堡壘紛紛歸附。朱元璋乘勝率軍攻占太平。次年三月，又攻占集慶，改為應天府。集慶及其周圍地區的占領，使朱元璋獲得一塊財富之區，為在江南的繼續開拓和壯大奠定了基礎。這一階段的戰斗，常遇春鋒芒初露，立了頭功，開始受到朱元璋的信用，由渡江時的先鋒升至元帥。
西征陳友諒，戰功卓著西征陳友諒，常遇春再立大功。陳友諒占據上游，精兵大艦，雄心勃勃，是朱元璋開拓事業的主要威脅。至正二十年（30）五月，陳友諒率水軍數十萬直取應天，在南京城西北的龍灣與朱元璋軍展開一場惡戰。朱元璋以弱御強，便設計用伏，誘敵深入，常遇春奉命與馮國勝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設伏，為全軍主力。經過一場鏖戰，在龍灣登陸的陳友諒兵，遭到常遇春、馮國勝伏兵的沖殺，死傷慘重，潰不成軍。正值江水落潮，龍灣水淺，陳友諒一百多艘巨艦全部擱淺，朱元璋揮水陸軍並進，陳友諒大敗而逃。龍灣大捷，朱元璋轉危為安，並壯大了力量。常遇春大破敵陣，戰功卓著，不久，升行省參知政事。
龍灣戰後的第三年，33年，陳友諒以號稱六十萬大軍傾巢來攻，在鄱陽湖與朱元璋軍進行了一場持續三十六天的決定生死存亡的水上大決戰。朱元璋先是派兵封鎖敵人的歸路，交戰中，陳友諒軍船大、堅固，但速度慢，朱元璋軍船小、速度快，操作靈活，兩軍相持，難解難分。一次朱元璋座船擱淺，陳友諒的大將張定邊率船隊來圍攻，情況危急。常遇春奮勇當先，射傷張定邊，又用自己的戰船撞擊朱元璋的座船，使其脫離淺灘。戰斗中常遇2本節和第三節，系采自《回族人物志》第二冊第十五卷、十七卷、十八卷。本節引用資料除另有注釋外，主要根據《明史》卷一二五《常遇春》、宋濂《宋文憲公集》卷四《常遇春神道碑銘》。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一《常遇春》。
春奉命積極組織火攻，發揮小船優勢，乘風縱火，陳友諒的艦隊被燒得烈焰沖天，兵將損失過半，湖水盡赤。陳友諒率殘艦撤往湖口，又受到朱元璋諸將的追擊和常遇春的迎頭堵截。陳友諒在混戰中被流矢射中死去。這場決戰扭轉了雙方力量的對比，陳友諒覆滅，使朱元璋成為群雄中之強者。常遇春因功受賞，得金帛田地甚厚。不久，升為平章政事。
東征北伐，攻取元大都至正二十四年（34）七月，常遇春先是隨徐達率軍攻占廬州。接著，又與鄧愈會合征服江西的新淦、吉安、贛州、南安等郡縣，嶺南韶州、南雄等地望風降附。第二年五月，常遇春又奉命與鄧愈率軍攻取湖北的安陸、襄陽；十一月與徐達率軍攻占了泰州。至正二十六年（3）八月，朱元璋以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率兵二十萬東征張士誠。按照朱元璋的部署，徐達、常遇春的軍隊先攻取了湖州和杭州等地，翦除了張士誠的羽翼，平江（今蘇州）孤立無援，經過長達十個月的圍攻，平江城破，張士誠敗死。常遇春以功進封為鄂國公。
至正二十七年（37）十月，朱元璋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率二十五萬大軍出師北伐。當時北方元朝軍事力量已經大大削弱，所以，徐達、常遇春出師三個多月，即平定山東。洪武元年四月，明軍在洛陽的塔兒灣與元軍遭遇，常遇春單騎突入敵陣，麾下壯士從之，勇猛沖殺，在洛水之北擊潰元軍五萬，俘獲無算，史稱塔兒灣大捷。這一仗，占領了河南和潼關，奪取了陝西的門檻，為攻取元大都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形勢。
洪武元年閏七月，徐達、常遇春率馬步舟師由臨清沿運河北上，連下德州、通州。元順帝攜後妃、太子等逃奔上都開平（在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八月二日，徐達、常遇春一舉攻占大都，改為北平府。稍事休整即又揮軍西進，攻取山西。與精銳的擴廓帖木兒軍進行了艱苦的搏戰，平定山西。洪武二年三月，西征軍進攻陝西，元將李思齊由鳳翔奔臨洮，力竭投降。元順帝乘明軍主力長驅秦晉之機，命丞相也速率軍向北平反撲，兵鋒已抵通州。常遇春又奉命與李文忠率步卒八萬、騎士一萬馳救北平，元軍聞訊即向北逃奔，常遇春率軍追奔千裡，大獲全勝。為了覆其巢穴，最終解除元軍對北平的威脅，常遇春又率軍徑取元上都開平，順帝逃奔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哈爾和林）。常遇春奪取開平，全殲留守元軍，繳獲車萬輛、馬三萬匹、牛五萬頭。
洪武二年（39）七月，常遇春自開平率師南歸，行至柳河川（今河北龍關縣西），得暴病卒於軍中，年僅四十歲。朱元璋聞喪大為震悼，賜葬鍾山之下，並親自出奠。書報大將軍徐達回京參加會葬。為表彰常遇春的功績，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又封子常茂為鄭國公，歲祿二千石。常茂隸宋國公馮勝北征納哈出，不奉約束，被削爵，安置在廣西龍州；又別封次子常升為開國公，建文末，以抗靖難師安置雲南臨安（今雲南建水），憂死。
“雖古名將，未有過之”
常遇春自從355年追隨朱元璋，參加采石磯渡江戰役，到39年奪取元上都開平，暴卒於柳河川為止，十四年戎馬生涯，轉戰南北，可以說無役不從，戰無不勝。常遇春“為人沉鷙果敢”，被譽為當時的天下奇男子。他曾自負地說“我率十萬人便可橫行天下”，軍中送他一個綽號叫“常十萬”。他不僅有勇，而且也有智謀，常常以智取勝。或者設伏，使用疑兵；或者聲東擊西，出敵不備。在歷次戰役中都不乏其例。比如359年七月，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元將宋伯顏不花悉力守備，常遇春使用各種攻城器具，仍久攻不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挖穴道進入南門甕城，毀敵所架炮，又策動元將張斌約降，內外夾擊，乃奪得衢州。再比如，30年五月，常遇春與徐達一起攻破了陳友諒的樅陽水寨，陳友諒率大軍前來報復，四處揚言要攻取安慶。常遇春經過分析，認為其中有詐，這是陳友諒要奪取安慶附近的池州，是聲東擊西之計。同徐達商議後，決定將計就計，設伏誘敵，陳友諒果然中計，腹背受敵之下大敗而逃。這都是常遇春以智謀取勝的典型戰例。所以史書上說，常遇春“雖不習書史，用兵輒與古合”，“克敵制勝之方皆中節度”。常遇春“愛撫士卒”，“每與敵戰，出則當先，退則殿後，未嘗敗北，士卒樂為之用”2。這是自古名將幾乎所共有的一個優點。與此相應就是兵有紀律，所到之處秋毫無犯，不擾民。他很同情百姓的疾苦，這同他出身農家有關，也是朱元璋在開拓事業中一貫嚴格要求的。常遇春與胡大海一起曾向朱元璋建議，免收百姓給軍隊交納的糧草——寨糧，朱元璋采納了這個建議，注重發展屯田事業，以解決軍隊的糧餉，從而減輕了占領地區百姓的沉重負擔。
在和同僚之間的關系上，常遇春處理得也比較好，在作戰中能夠節制諸將又能虛心與諸將研究對策，集思廣益。他身為副將軍，與大將軍徐達一起征戰，非常尊重小他兩歲的徐達，謙遜地“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發，大將軍雅敬愛之”，始終無小間。當時，徐達、常遇春兩員大將並稱，“一時名將稱徐、常”。一個以謀略持重著稱；一個以勇猛果敢聞名。朱元璋很會用將，以徐達為正，常遇春為副，用其所長，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常遇春對朱元璋一直忠心耿耿，敢於直言，效命疆場，盡瘁而終。朱元璋對常遇春也特別愛重，認為常遇春的功勳“雖古名將，未有過之”2。常遇春也善於處理同主子的關系。35年二月，當常遇春率軍征服江西上流未附郡縣班師之後，朱元璋對常遇春“頒賞賜勞”，特意表彰他“勤勞於外，南平諸郡，兵不失律，民無所擾”的功勞。常遇春對答頗為得體，他說，這是“皇上成算，所至輒克，非臣所能”3。貌似寬厚心實險狠的朱元璋自然最愛聽這樣的話了。
常遇春忠於朱元璋，大有功於朱元璋。四十歲暴卒於軍中，功成名就，是朱元璋開國功臣中少有的善終者。
《明太祖實錄》卷四六。
《明太祖實錄》卷四六。
2《明太祖實錄》卷四六。
傅維鱗《明書》卷九一。
2《明太祖實錄》卷四三。
3《明太祖實錄》卷十五。
第三節沐英藍玉沐英沐英（345—392）字文英，鳳陽定遠（今屬安徽）人，明初重要將領。沐英幼年時，父親早死，隨母避兵亂，母又死，八歲時被朱元璋收為義子，從朱姓，在朱元璋夫婦身邊生活。當時朱元璋已投郭子興部下為兵，沐英小時是在戰亂、兵營、征途中度過的。至正十六年（35），朱元璋攻下集慶（今南京），改為應天府，派徐達攻占鎮江，取得戰略性的勝利。沐英“數從上征伐，入侍帷幄，晝夜勤勵”，十八歲被授帳前都尉，參與守鎮江，開始擔當軍事要任。後擢指揮使，守江西重鎮廣信（今上饒）。至正二十七年，吳元年（37），朱元璋派水陸軍取福建，沐英將兵自西攻，破江西福建交界處分水關，下崇安，再破閔溪十八寨，俘陳友定部將馮谷保。又奉命移鎮建寧，節制邵武、延平、汀州三衛（皆屬福建）。
洪武三年（370），沐英被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次年升大都督府同知。大都督府是明初軍事中樞，掌天下兵馬，當時府中機務繁積。沐英在府中七年，處事果斷，剖決無滯，深得朱元璋器重。
洪武九年（37），朱元璋派沐英前往關陝，體察民情，布皇上恩惠，並給予了全權，又命他練兵准備征戰。同年十一月，鄧愈為征西將軍，沐英為副將軍，隨鄧愈出征吐蕃。次年（377）四月，鄧愈、沐英統兵至甘、青，分三路前進，略川藏，兵威至昆侖山。這次是得勝而回，沒有久留。回師途中鄧愈死，沐英率師返回，因功封西平侯。
洪武十一年（378）八月，沐英為征西將軍，與藍玉等統兵征西。初勝土門峽，再進俘洮州十八族頭領。翌年二月，朱元璋命在洮州設衛，說“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置洮州衛。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命沐英率兵進擊屯兵和林的由元國公脫火赤、知院愛足率領的一支殘元勢力。沐英由亦集乃路（今內蒙古額濟納旗）渡黃河，越賀蘭山，涉流沙，七日至其境。距其營五十裡處，沐英分兵四路前進，一路襲其背後，兩路左右夾擊，沐英自率精騎正面沖擊，四面合圍，一舉戰勝，俘脫火赤及其全部。洪武十四年（38），大將軍徐達奉命北征。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再次勝利而歸。
平定雲南和治理雲南，是沐英一生的最大功績。洪武十四年（38）九月，朱元璋以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為副將軍，率三十萬軍征討雲南。朱元璋親自安排進軍路線，諭先取曲靖，出奇制勝，說“曲靖，雲南之噤喉，彼必拼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沐英隨傅友德等率主力逼曲靖。元梁王聞訊，派平章達裡麻率十萬眾前去抵御。沐英等率兵冒霧前進，“出奇制勝”，迅速到達曲靖。明軍突然出現，達裡麻大驚。當時達裡麻軍列陣白石江一岸，明軍臨另一岸。傅友德欲即刻渡江，沐英不同意，說敵方已兵陳對岸，扼制水面，這樣渡江於己不利。於是只擺出渡江的樣子，臨江而立，另派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到達對岸後鳴金吹角，大造聲勢，致使這裡麻軍陣勢開始動亂，明大軍趁機渡江。沐英以勇猛善泅4本文所引用資料，主要引自李贄《續藏書》卷三《開國功臣·沐公》、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二《太祖平滇》及《明史》卷一二六《沐英傳》。
者先行，登岸後破敵前鋒，達軍後撤。明軍渡江畢，與達軍展開大戰。沐英縱鐵騎直搗其中堅，戰數合，達軍大敗，達裡麻被俘。沐英將二萬被俘士兵悉數放還，各歸其業，明軍聲威大振，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訊自殺。沐英、藍玉率兵直逼昆明，不攻而下。“自九月朔出師，迄下雲南，僅百余日”。盤踞雲南的殘元勢力被消滅。
雲南西部大理一帶，存在段氏割據勢力。段氏世據大理已數百年。大理依點蒼山，面洱海，號稱天險。洪武十五年（382）閏二月，沐英隨藍玉將兵西攻大理。段氏聚眾守下關（點蒼山有上、下二關，又稱龍首、龍尾關，守此二關大理可確保，下關尤為重要）。沐英、藍玉遣王弼攻上關，自率兵攻下關，形成犄角之勢；另派一旅攀點蒼山背後而上，居高臨下策應。沐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莫敢後，遂斬關而入”。段氏不知背後虛實，陣勢潰亂，兵敗被俘。攻占大理後，沐英、藍玉或分兵其他地區，或下諭招降，雲南西部大部歸附明朝。沐英、藍玉又取得平定雲南西部的勝利。
七月，沐英率師返回滇池，和傅友德合兵鎮平一些復叛地區。九月，當傅友德、沐英再次領兵征服一些地區時，土官楊苴散布明大軍已回，糾眾二十萬攻昆明。當時守昆明的是馮誠（馮國用子）。城中缺糧，士卒多病，形勢危急。沐英聞訊，率兵返回，和馮誠合力，打敗段軍，確保了昆明，穩住了局勢。
洪武十六年（383）三月，詔傅友德、藍玉班師，由沐英率數萬眾留守雲南。
早在洪武十五年春，明廷就在雲南設置都指揮使司、雲南布政使司，建立起統理雲南的軍政機構。地方置衛、所，辟築驛道，形成一套統轄系統。以後分雲南為五十二府，六十三州，五十四縣，民政系統亦趨完備。
沐英治理雲南，大抓屯田，解決糧食問題。洪武十九年（38）九月，他上疏朱元璋，說“雲南地廣，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朱元璋同意了沐英建議。沐英令軍士且戍且屯，既解決吃糧又穩固駐守，一舉兼得。沐英還招攜省外人來滇屯田，朱元璋命外省軍人到雲南屯田，一時雲南屯田大興，糧食收獲大有增加。沐英還以屯田的增減考察官吏的政績，賞罰官員。主滇九年，屯田總數百萬余畝，促進了雲南的農業發展。
沐英還組織民工疏浚河道，擴廣滇池，興修水利；招商人入滇，運進米谷帛鹽，發展商業。開發鹽井，增加財源，是沐英治滇的重要內容。他還整修道路，保護糧運，使雲南農商都有發展。
沐英增設府、州、縣學達幾十所，擇選民間優秀及土官子弟入學，月賜飲膳，年賜衣服。他本人“居常讀書不釋卷，暇則延諸儒生講說經史”。在沐英統治時期，雲南相當安定。
洪武二十二年（389）冬，沐英入朝，朱元璋賜宴奉天殿（皇帝辦公的正殿），給予厚重賞賜。朱元璋高興地說“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洪武二十五年（392）六月，沐英病卒於雲南，年僅四十八。朱元璋十分痛心，命歸葬京師，追封黔寧王，謚昭靖，侑享太廟。
沐英去世後，他的子孫世鎮雲南。長子沐春十七歲隨沐英征西，以後又征雲南，材武有父風，積功授後軍都督府僉事。沐英死後，襲父職，鎮守雲南。修屯政，辟田三十余萬畝，鑿鐵池河，灌溉宜良涸田數萬畝，使五千余戶民有生業，文治武功都效法其父，惜年僅三十六而卒。
沐春無子，其弟沐晟（沐英次子）繼其位。沐晟性格似其父，喜讀書，凝重寡言笑，得到朱元璋喜愛，歷官後軍左都督，永樂年間征南，論功封黔國公，正統四年（439）死於出征回師途中，贈定遠王，沐晟承其父兄業，久鎮雲南，名聲遠揚，沐氏在雲南威權日重。
沐晟子沐斌，因年幼居京師，由沐昂（沐英三子）代鎮雲南。以後沐氏子孫相繼鎮守，直到明朝終了，達二百多年。
藍玉藍玉（？—393），鳳陽定遠（今屬安徽）人，洪武後期的主要將領，多次領兵打擊元朝殘余勢力，為明朝統一中國作出了重要貢獻。
關於藍玉早期的歷史，史籍記載不詳，只說他是常遇春妻弟，隸常遇春帳下，作戰勇敢，所向皆捷。常遇春經常在朱元璋面前誇獎他，從而受到朱元璋的器重，初授管軍鎮撫。後升武德衛千戶，旋改任親軍千戶，積功至武德衛指揮使，地位不斷上升。
洪武二年（39），常遇春北征開平，南歸途中暴死。當時的政治形勢是東南已平，中原已定，北方廣大地區仍是北元勢力，甘寧一帶常與明廷有戰事，四川有夏的割據勢力，雲南梁王忠於北元，誓不附明。洪武三年（370），藍玉被擢為大都督府僉事，進入明朝最高軍政機構。次年，朱元璋派傅友德、湯和領水陸軍伐蜀，藍玉從傅友德行，經過幾戰，夏主明升（明玉珍子）投降，元末形成的最後一個割據勢力被平定。
元末政治軍事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擴廓帖木兒（王保保），這時退入西北，徐達曾和他進行過激烈戰斗，但未將其擊垮，故時而從西北方面威脅新建立的明朝。洪武五年（372），朱元璋命徐達、李文忠、馮勝統兵去討伐，徐達出中路，都督藍玉為前鋒。抵山西境敗擴廓部游騎於野馬川，再進敗王保保於土剌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土拉河），取得初勝。但王保保後退拒明軍於嶺北，明軍再攻失敗，死傷萬余，無奈退兵。兩年以後，藍玉再度領兵北擊，攻下興和（元路名，治所在今張北，轄區相當今河北張北、懷安，山西天鎮，內蒙古集寧市之間地），俘獲一些殘元要人，取得勝利，但只解近憂，未能遠略。洪武八年擴廊帖木兒死去，從西北方面對明構成的威脅基本消除。
洪武十一年（378）秋，藍玉等率兵出征甘、青。第二年取得勝利。朱元璋命置洮州衛，設官領兵駐守。師還以後，藍玉被封為永昌侯，食祿二千五百石，進入明初新貴公侯行列。
甘、青大體平定以後，朱元璋用兵西南和東北，藍玉在這過程中發揮了日益重大的作用。雲南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在元朝滅亡以後，負隅頑抗，一再拒絕明朝招降，最後竟將明使殺掉，朱元璋決定派兵征討。洪武十四年（38）九月，藍玉為左副將軍，跟右副將軍沐英一起，隨征南將軍傅友德率三十萬兵征討雲南。“自九月朔出師，迄下雲南，僅百余日。”次年閏二月，藍玉、沐英率兵西攻大理，再次取得勝利。其他一些民族地區，遣人招撫，大部不經戰斗便歸順明朝。奉詔班師後，藍玉因功加祿五百石，其女被冊為蜀王妃。東北的納哈出是元朝世將，前曾被明軍俘獲，放還後仍與明朝對敵，據本文引用資料除另有注釋外，多采自李贄《續藏書》卷四《涼國藍公》、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三《胡藍之獄》，及《明史》卷一三二《藍玉傳》，不再一一注明。
金山（今內蒙古哲裡木盟東境西遼河南岸）一帶屯兵蓄銳，待機南下，從東北方面構成對明的威脅。洪武二十年（387）正月，藍玉為右副將軍，和大將軍馮勝、左副將軍傅友德率兵出擊。根據朱元璋授意，大軍先駐通州，探明納哈出虛實後再作行動。駐通州後，探知慶州（治所在今遼寧巴林右旗西北察罕木倫河源之白塔子）有納哈出部駐守，藍玉率輕騎冒大雪奇襲，取得勝利。明大軍出長城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駐兵大寧，儲草備糧，准備進擊金山。夏六月，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率大軍直趨前進，一路勝利，到達金山之西。與此同時，明派去勸降的人也見到納哈出，說明朝廷厚意。納哈出見久戰必敗，派人到大將軍馮勝處請降，馮勝派藍玉前往受降。藍玉設酒宴款待納哈出。納哈出斟酒謝藍玉。藍玉不喝，一定讓納哈出先穿上他的衣服，才喝納哈出斟的酒，意思是納哈出必須先降明稱臣。納哈出不肯，雙方爭執不下，形成僵局。納哈出將酒澆在地上，和隨從密語幾句，想走。在場的有人明白納哈出話的意思，告訴常茂（常遇春子，馮勝婿，藍玉外甥），常茂急上前阻攔，將納哈出砍傷。納哈出被擁至馮勝處，馮勝雖然待之以禮，但納哈出部眾聞納哈出被傷，四處驚散，馮勝派人花了很大氣力才將其大部收服。回軍路上，明軍遭藏匿起來的納哈出余眾伏擊，損失慘重，三千殿後騎兵全部覆沒。馮勝讓常茂承擔這個責任，到朱元璋面前去說明。常茂說明了情況，朱元璋說“如爾言，勝亦不得無罪”，收回了馮勝的總兵印，命藍玉行總兵官事，不久又在軍中拜藍玉為大將軍，藍玉成為明戰時統兵的最高將領。
納哈出隨馮勝等一起南來，被封為海西侯。元殘余勢力從東北方面對明的威脅從此消除，且為明向白山黑水一帶開拓廓清了道路。
擴廓帖木兒死後，納哈出降，北元勢力雖經明軍打擊，一再失利，但敗而未滅，仍然構成對明的威脅。擊敗納哈出的當年，藍玉為大將軍，率兵征討，給北元進一步打擊。冬十一月藍玉報告“元丞相哈剌章、乃兒不花遁入和林，乞進步剿滅。”朱元璋同意了藍玉的計劃。
洪武二十一年（388）夏四月，藍玉率兵出發，自大寧進至慶州，聞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今貝爾湖），抄近路兼程而進。行至百眼井處，距捕魚兒海還有四十裡，偵察不到元軍行跡，藍玉想引兵退還。部將王弼不同意，說我們領兵十萬，深入漠北，未見到敵人就回師，如何向上交待。藍玉同意王弼的意見，命諸軍繼續前進，並采用王弼計謀，穴地而炊，不使敵人見煙火，秘密前進。到達海南，仍未見到敵人。後偵知元主營在捕魚兒海東北八十裡處。藍玉命王弼為前鋒，疾馳直擊其營。元軍大意輕敵，以為明軍缺水乏草，不會深入，未加設防，加之當時狂風大作，風沙彌漫，明軍到來，元方竟無察覺。明軍突然到達營前，元軍倉促應戰，傷亡慘重，元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太子天保奴等數十人北遁，藍玉率精騎追趕，沒有趕上，俘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公主等數萬人和大量牲畜，並得其傳國璽、寶玉、金銀印章等物，取得巨大勝利。元主北逃後被人殺死，北元四分五裂，不久滅亡。藍玉勝利班師，途中又破哈剌章營，再獲勝利。朱元璋聞訊興奮異常，比藍玉為衛青、李靖，大加褒獎，回來後封涼國公。藍玉的政治生涯、軍事武功達到巔峰。
封為涼國公後，藍玉又奉命到西部民族地區進行過一些軍事活動，還奉命到陝西練兵，這些已是藍玉軍事活動的尾聲。
藍玉自恃有功，驕橫不自檢束。早在征雲南梁王勝利後，他就私搞鹽引（食鹽運銷專利憑證），派人到雲南販鹽，牟取暴利。打敗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後，他不僅私占掠獲的大量珍寶、駝馬，還將元妃占有。朱元璋大怒，說“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藍玉班師至喜峰關，因已入夜，守關人未及時納入，藍玉怒不可遏，縱兵破關而入，朱元璋知道後很不高興。藍玉領兵在外，經常擅自升降將校，進止自專，詔令有所不從，甚至違詔出師。在朱元璋面前，舉止不恭，語言傲慢，失君臣禮。更嚴重的是，藍玉蓄莊奴、假子數千人，橫行霸道，胡作非為；他還強占民田，魚肉百姓。百姓上告，御史官舉劾，他竟將御史打了逐出。
洪武二十六年（393），錦衣衛官員告藍玉同景川侯曹震等謀反，藍玉被殺，夷三族，坐黨論死者一萬五千人，史稱“藍獄”，是繼胡惟庸案後的又一次大案，連稱“胡、藍之獄”。
事過五百多年以後，93年有人到藍玉家鄉進行了一次調查，寫成了一篇《王回崗回民調查記》2，介紹說“王回崗位安徽定遠縣東南，距城六十余裡，居民三千余戶，盡悉回民，以王姓居多，又以地勢頗高，故名曰王回崗。”王回崗之“古跡”有“國公宅明朝有藍國公，朝廷認為有叛意，拘而殺之，其家聞訊亦恐有被殺之虞，俱投入院中井內，現該井仍存”。關於“藍獄”死亡人數，從《明史》。
2石覺民《王回崗回民調查記》，載《晨熹》第二卷第二期。
第四章明成祖第一節“靖難”取勝，朱棣即位封燕王，就藩北平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生於元至正二十年（30）。據說他“姿貌秀傑，目重瞳子，龍行虎步，聲若洪鍾”。洪武三年（370），朱棣被封為燕王，十三年（380）就藩北平（今北京），成為威震一方的親王。
分封諸王是朱元璋經過深思熟慮而後決定的。他認為，元朝的滅亡，有一條重要原因就是主弱臣強，皇帝不得藩屏之助。因此，朱元璋要讓眾子孫都來出力，以維護朱家皇朝。每位親王擁有被稱作“護衛”的少量軍隊，少的三千人，多的一萬五千人。名義上，親王不得干預地方事務。但是在緊急情況下，親王可調遣王國所在地的鎮守兵。每有軍事行動，諸王都要帶領護衛隨軍出征，那些在疆場上叱吒風雲的將帥，雖身為大將軍，也要受到這些年輕親王的節制。在諸王之中，以晉王、燕王最被倚重。
洪武初年，雖然元順帝帶領臣屬北遁朔漠，但仍擁有相當的實力。為了降服強敵，朱元璋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北征。故元勢力在明軍的打擊下日趨衰落，鎮守邊塞的親王卻在戰斗中成長起來。
洪武二十三年（390）正月，朱元璋命傅友德為大將軍，率列侯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訓練軍馬，聽燕王節制，以出征漠北。山西的軍隊歸晉王節制。燕王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偵知元將乃兒不花等駐牧迤都，遂麾師前進。這時適逢大雪，諸將欲待雪止再進軍。朱棣說“天雨雪，彼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大軍進抵迤都，與元軍僅隔一沙磧，竟未被發覺。雖以重兵壓境，朱棣仍欲智取。於是他派部將觀童前往敵營勸降。觀童與乃兒不花是老相識，兩人相見，不禁相抱而泣。正在這時，明軍已近圍敵營。元軍大敗，乃兒不花想乘馬逃走。觀童告訴他這是燕王的軍隊，不必害怕。於是，乃兒不花與觀童一起到明軍營帳中請降。燕王設酒款待，乃兒不花深受感動，便帶領他的全部部落和馬駝牛羊，一起歸降了明軍。捷報傳到京師，朱元璋高興地說“肅清沙漠者，燕王也！”朱元璋屢次命令燕王帥師出征，又令他節制沿邊軍馬，燕王威名大振。史書說他“貌奇偉，美髭髯，智勇有大略，能推誠任人”。又說他“料敵制勝，洞燭萬裡，威震朔漠”。“燕王掃北”的傳說至今還流傳在民間。
朱元璋立長子朱標為太子，引起諸王，特別是秦、晉、燕王的不滿。他們之間早已開始了明爭暗斗。史載晉王到朱元璋處告燕王“勞師冒險”，又日夜搜求燕王的“國中細故”，“專欲傾陷燕王”，燕王每入朝，太子“數以語見侵”等等，其間劍拔弩張之勢十分明顯。
洪武二十五年（392），太子朱標死，秦、晉、燕王無不窺伺皇位，但朱元璋接受了學士劉三吾的建議，立皇孫朱允炆為皇太孫，以杜絕諸王對皇位的覬覦。不久，洪武二十八年，秦王死。洪武三十一年，晉王死。朱棣的兩個強有力的對手消失了，他成為諸王中最年長者。這時朱棣的羽翼已經豐滿，不但有久征慣戰的護衛軍，權限上也早已超出了“列爵不臨民”的規定了。
晉王死後一個多月，朱元璋曾給朱棣一道敕諭“朕諸子獨汝才智，秦、晉已薨，系汝為長，攘外安內，非汝其誰？爾其統率諸王，相機度勢，防邊乂民，以答天心，以副朕意。”無疑，這時朱元璋已把朱棣看作維護朱家皇朝的一個支柱，對他寄予很大希望。然而，朱元璋畢竟精明過人，他也慮及燕王權勢過大，對繼任皇帝構成威脅，所以，朱元璋臨死時告誡“燕王不可不慮”，並下遺詔“諸王臨國，毋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正顯示出他的這一憂慮。
“靖難之役”
朱元璋篤信佛教，諸王初封時，都要為他們選一名僧人加以輔佐。有一位僧人法名道衍（本名姚廣孝），是一位頗有謀略的人。朱棣向朱元璋要了道衍。道衍到了燕邸，還向朱棣推薦了一位術士，名叫袁珙。這兩人都成了朱棣的謀士。朱棣還設法結納地方文武官員，以培植自己的力量。
洪武三十一年（398），朱元璋辭世，皇太孫朱允炆繼承皇位。朱允炆用齊泰、黃子澄之議削藩，不到一年時間，周王、岷王、湘王、齊王、代王先後被廢。朱棣則在加緊活動。他挑選壯士充實自己的護衛軍，以勾逃軍為名，收羅異人術士。表面上，朱棣藏起鋒芒，假稱有病，暗中則加緊練兵。他還利用燕府崇深之便，趕制軍器。
斗爭終於公開化了。這年六月，燕府官校於諒、周鋒以圖謀不軌被逮到京師處死。朝廷同時下詔切責燕王。燕王朱棣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有時竟臥在土中，整日不起。
朱棣的佯狂只不過是緩兵之計，畢竟不能持久，他想在大軍到來之前做好准備。他命令親信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率將士八百人入衛王城。這時，北平都指揮使謝貴已經接到朝廷的命令，帶領在城的七衛軍隊和屯田軍士包圍了王城，並用本柵截斷了端禮門等的通道。朝廷削奪朱棣王號和逮捕燕府官屬的詔書也在這時到達北平。
朱棣臨事不亂，與部屬設計擒殺謝貴和北平布政使張昺。他在端禮門內設置了伏兵，把張、謝誘入燕府，張、謝二人被殺。北平守軍群龍無首。燕王命張玉等率兵乘夜攻奪九門，北平迅速被朱棣控制。
朱棣正式起兵，以誅齊泰、黃子澄為名，革除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他諭令將士，同時上書朝廷，聲稱根據《祖訓》“朝無正臣，內有奸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從此便開始了一場歷時四年之久的戰爭，史稱“靖難之役”。
戰爭開始後，朝廷命長興侯耿炳文為大將軍，率師四十余萬北伐，軍駐真定。燕王躬擐甲胄，率師至涿州，連敗官軍，耿炳文退守真定。耿炳文是碩果僅存的老將。他的失敗，引起建文帝的憂慮。太常卿黃子澄卻認為無足慮，並推薦了曹國公李景隆代替耿炳文。建文帝親餞江滸，賜以斧鉞，期在必勝。
李景隆是開國元勳李文忠之子，不過是個膏粱子弟，未嘗習兵見陣。朱棣出兵永平，誘李景隆攻北平，而以世子留守北平，戒其堅守勿戰。朱棣打敗永平守軍，進擊大寧，勾結兀良哈三衛渠長，挾迫寧王與之結成聯盟。李《明史紀事本末》卷十。
景隆攻北平不克，背後又有朱棣回軍殺來，一戰而敗，退走德州。建文二年（400）夏，雙方再戰於白溝河。白溝河流經華北平原，在保定與涿縣之間。李景隆合兵六十萬列陣以待。第一天戰斗十分激烈，直至深夜雙方才各自收軍。這一仗燕軍損失很大，朱棣在深夜混亂中竟迷失了方向，下馬辨別水流才找到歸途。第二天再戰，南軍氣勢更盛。朱棣坐騎三次被創，弓矢皆盡，劍鋒折缺，馬又卻步不前，幾乎被官軍射及。雙方鏖戰，天已過午。忽然一陣大風，將官軍大將旗折斷，軍陣為之震動。朱棣帶勁騎繞到敵後襲擊，反敗為勝，官軍大潰，被斬首及溺死者十余萬，橫屍百余裡。李景隆單騎走德州。燕軍又破德州，圍濟南。山東參政鐵鉉堅守濟南，三月不克，朱棣暫時退師。
朝廷命左都督盛庸為大將軍，再次率兵北伐。朱棣佯稱攻遼東，發兵攻打滄州。滄州陷落。燕軍再經臨清、館陶、大名，至於東昌，與盛庸、鐵鉉所率主力相遇。雙方大戰，燕將張玉戰死，燕王朱棣挺身短兵接戰，有幾次處境十分危險。燕軍大敗，被擒斬萬余人，燕王獨以一人殿後，賴二子朱高煦帶兵營救，始免於難。不久兩軍再戰於夾河，官軍大敗。
一個月後，兩軍再戰於稿城。燕軍再次乘風擊敗官軍，斬首六萬余級，擒其驍將，獲其軍資。
自舉兵以來，已經三年了，燕軍所克城邑，兵去後又為官軍所據，所得不過北平、保定、永平三府。雙方處於僵持狀態。這時有一批被罷斥的宦官從南京來投奔燕王。他們向朱棣透露了南京布防的情況，說南京空虛可取。朱棣決心迅速了結這場戰爭，“臨江一決，不復反顧！”
建文四年（402），朱棣麾師南下，由館陶渡河，循徐州，與官軍大戰於齊眉山下（在今鳳陽靈璧西南）。不料官軍連連獲勝，燕軍幾員大將相繼戰死。朱棣下令有進無退，麾軍繼續前進。燕軍下泗州，克盱眙，徇揚州，駐軍江北。朱棣憑藉大江麾師強渡。谷王朱橞、李景隆開南京金川門迎降，朱棣率師進入南京。朱允炆下落不明。
建文四年六月己巳，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他以次年為永樂元年（403），從此開始了他二十二年的統治。
殘殺建文“奸黨”
朱棣上台後的首要任務是宣傳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和處置政治反對派。這兩點如果處理不好，可能不利於統治的鞏固。朱棣對政治反對派的鎮壓不僅是殘酷的，也是空前野蠻的。起初，他公布的“奸黨”名單不過齊泰、黃子澄等二十九人，而實際被殺戮和被迫害的難以統計。
朱棣進入南京後，打算借重著名文人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遭到拒絕。
方孝孺說“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朱棣見方孝孺不為所用，便以誅九族相威脅。方孝孺說“便誅十族奈何！”於是便釀出一場誅殺十族的慘禍。朱棣令人“以刀挾其口兩旁至雙耳”，並將其投入獄中，接著便大肆搜捕他的門生，連坐被處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謫戍邊遠而死者不可勝計。對兵部尚書鐵鉉，則割了耳鼻，又割了肉燒了，塞到鐵鉉的嘴裡讓他吃，還問他“甘否”。鐵鉉說“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鐵鉉至死罵不絕口。戶部侍郎卓敬不屈，臨刑，神色自若，也被滅三族。禮部尚書陳迪不屈，朱棣派人把他的兒子捉來殺掉，並割其鼻舌，強塞給陳迪吃。陳迪唾向凶手，罵得更厲害，終於被凌遲處死，宗族被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刑部尚書暴昭不屈，“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聲猶不絕，至斷頸乃死”。左僉都御史景清，因刺殺朱棣不成，被“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噴了朱棣一身，朱棣下令“剝其皮、草櫝之”，“碎磔其骨肉”。右副都御史練子寧，被逮語不遜，“命斷其舌，磔死，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一人，九族之親被抄沒戍遠方者數百人”。其他不一而足。
第二節文治武功恢復洪武舊制，儉樸勤政朱棣執政，特別是在永樂初年，努力恢復洪武舊制，凡建文年間更改者，罷廢殆盡。
首先，朱棣在對眾親王的態度上與建文帝相比有所變化。凡在建文年間被廢黜幽系的諸王一律恢復了王位。他們紛紛到京師朝見新天子，朱棣動輒給予大量賞賜。這在表面上看來是遵從祖制以篤親親之誼，但實際上卻寓有駕馭之意。在脅迫寧王結盟時，朱棣曾許寧王以“事成當中分天下”，但朱棣做了皇帝卻不認舊賬，不要說中分天下，就是寧王乞求蘇州、錢塘也不獲准，終於改封南昌。朱棣還暗中削奪諸王的實際權力及軍權。代王、岷王、齊王的護衛先後被削，連同母弟周王的護衛也被迫交出。必使其力不足與一鎮相抗。
建文帝曾說《大明律》量刑較前代往往加重，因而稍稍放寬。朱棣則聲稱“刑名一以《大明律》科斷”。看似恢復祖制，實際他的嚴刑酷法比朱元璋更有過之。他登上皇位後，對反對派的殘酷殺戮令人發指。更為惡劣的是，朱棣強化了恐怖的特務統治。皇帝的親軍錦衣衛設有監獄，稱為詔獄，它曾是朱元璋實行殘暴統治的工具。後來朱元璋也認為這太過分，先下令焚毀錦衣衛刑具，繼而又宣布內外刑獄不得上交錦衣衛，而由司法機關審理。朱棣上台，重新設立了詔獄，而且刑罰花樣翻新，為後世開了惡端。朱棣由藩王奪位，為鉗制人口，又用宦官組成了東廠，專門“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廠衛聯結，形成一個嚴密的特務網。
蘇松重賦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建文年間曾宣布減免，而且解除蘇松人不得在戶部做官的禁令，這一德政也在恢復舊制的口號下被取消了。結果是“吳民大困，流亡日多”，特別是在遷都北京之後，蘇松農民不僅要交納重賦還要承擔稅糧北運的費用，負擔更加沉重。更有甚者，朱棣連建文年間限制僧道占田的規定也予以廢除。
建文年間，對官制作了若干變革，文職官員的地位有所提高。朱棣上台則強調“悉復皇考之舊”，“紀綱政令一出於天子”。當然，這並不是說朱棣不注重文官，在他身邊也常聚集著一些文士。他們不僅與皇帝一起說文論史，吟詩作賦，有時還參預機務。這些文士雖接近皇帝，但品級都不高，多為翰林院編修、檢討、侍講、侍讀官。他們在文淵閣入直，地處內庭，故稱內閣。
內閣的出現，是明朝官制的一大變化。以後，閣權日重，逐漸成為明朝政務中樞。
朱棣奪得天下，主要憑借武力，所以他多少帶有開國君主的氣質，不少表現很像朱元璋，居安思危、儉樸勤政。
朱棣常以安不忘危告誡群臣。他說“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事不謹，將至大患。小過不改，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永樂十五年（47），他又說“朕德涼薄，托於萬姓之上，懼弗克負荷，夙夜祗事，不敢暇豫夫戒謹者，治之所興，宴安者，亂之所自。”朱棣確實是個勤奮的皇帝。永樂初，他每天“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處事完畢，還要處理宮中之事，“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有人建議他務簡默，他回答說“人君固貴簡默，然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聞，然後得之”，“不如是不足以盡群情。”因此，他事必親聞。他曾指責通政司“四方奏疏非重務者悉不認聞。”他說“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雖微細事不敢怠忽。蓋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國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小事必聞，朕聽之不厭也。”他曾令人將中外官員的姓名寫在武英殿南廊，閒暇觀覽，以熟悉政情。永樂初年，朱棣處事也較為謹慎。他自稱“每退朝靜坐，必思今日所行幾事，其事於禮如何，於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則安矣；有不合宜，雖中夜必命左右記之，俟旦而改之。蓋一事失當，人受其蔽，故不得不勤。”
朱棣對民情也比較關心。永樂元年，他說“朕即位未久，嘗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民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近邊鄙，當置守備。旦則出與群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於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朱棣比起後世皇帝也還算是節儉的。他曾說“內庫所貯，皆天下財，待賞有功，雖朕不敢妄費。”永樂十二年（44），一次百官奏事畢，朱棣退朝坐在右順門，“所服衷衣衣袖敝垢，納而復出。”有侍臣稱贊他賢德，他說“朕雖日十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濯更進。”這一點和朱元璋相類。他說“昔皇妣躬補績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後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為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忘。”
以上所述，不免有朱棣的自我標榜，有史臣的溢美，但與明代中後期的皇帝相較，實勝多多矣。明人稱他“英武神授，決機應變，飆發川流，群臣莫窺其際。愛惜下民，屢蠲租賦，猶嗜儉樸，不喜紛華”。均不為無據。可惜，他的好大喜功，使他的政績大為減色。
修書朱棣以武力得天下，又以高壓治國，但卻銳意標榜文治。他喜歡聚眾編書，編有《古今列女傳》、《歷代名臣奏議》、《五經四書大全》、《為善陰騭》、《孝順事實》等。其中以《永樂大典》最為著名。
永樂元年，朱棣命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人，廣采天下書籍，分類編輯成書，不厭浩繁。第二年冬便編成了一部大型類書，朱棣命名為《文獻大成》。但朱棣仍嫌此書簡略，又命姚廣孝等人重修，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各書無不包羅。永樂五年（407），書成，朱棣賜名《永樂大典》。這是一部規模空前的大型類書。全書22937卷，其中僅目錄就有卷，共095冊，總計約三億七千萬字。自先秦至明初，所引書七八千種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獻資料，極為珍貴。
朱棣修書為了標榜文治，同時也為了進行思想控制。明清之際的人將其比擬於宋朝修《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其用心實有深意。
另一部引人注目的書是《太祖實錄》。記載洪武一朝史實的《太祖實錄》在建文年間已經修成。但朱棣以為這部實錄不利於自己的統治，於是又命人重修。重修之後，朱棣仍然不滿意，又命三修。三修實錄歷時七年之久才完成，這時朱棣才說“庶幾稍副朕心。”重修實錄無非是想掩蓋歷史事實，說明自己做皇帝的合理性。與此同時，朱棣將有關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毀，於自己不利者則片紙不留。
在掩蓋歷史事實的同時，朱棣更懂得從思想意識上進行統治的重要，為此，他進一步強調程朱理學為學術正統。朱棣派人編輯的《五經四書大全》，其目的就是為了宣揚程朱理學，用以控制士人的思想。朱元璋與朱棣的文化專制政策，對後世的影響至為惡劣，至為深遠。而朱棣在這方面的活動較其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開邊朱棣繼承了朱元璋的政策，對北方故元勢力懷柔與武力兼施。朱棣曾說“朕為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人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因此，在朱棣的軍隊中有不少“韃官”和“韃軍”，這些人在靖難之役中為他效了力。他即位後，更以優厚的待遇給予歸服的蒙古軍民，除根據原有官爵授予官銜外，還賜予衣、鈔、牛羊、孽畜。有願居京師者，還給以居第及日用什器。在蒙古族聚居地，凡歸順的，也如內地設置衛所。這些衛所以當地酋長為首領，給予都督、副都督、都指揮等官銜，管理當地政務，朝廷則不加干涉，因而這些衛所被稱為羈縻衛所。羈縻衛所的首領定期入塞朝貢。他們帶來馬駝牛羊，而朝廷賜予錦緞絲絹，多余部分可以在市場上出售。因此，這種朝貢不僅表現出一種政治上的隸屬關系，而且實際上是一種貿易形式。在交往中，朱棣主張“厚往薄來”，即賞賜給予要厚，不吝金錢財物；所取要薄，不要失遠人之心。這些政策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永樂初，故元勢力相互混戰，已分為瓦剌、韃靼和兀良哈三部。名義上的可汗本雅失裡和韃靼太師阿魯台野心甚大，想統一全蒙古並與明朝抗衡。永樂七年（409）二月，朱棣派使節赴韃靼，要求“相與和好，朕主中國，可汗主朔漠，彼此永遠相安無事。豈不美哉！”不料，使節被殺，朱棣大怒，聲稱“逆命者殲除之”。當年七月，朱棣派淇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率師十萬征討韃靼。但由於明朝對韃靼的力量估計不足，再加上指揮失當，十萬人馬竟在臚朐河全軍覆沒。高傲的大明皇帝為保住尊嚴，只好親征了。
永樂八年（40）二月，朱棣率五十萬大軍深入漠北，親征韃靼，在斡難河畔大破本雅失裡軍，本雅失裡僅以七騎逃遁。明軍又擊破阿魯台軍於興安嶺。阿魯台部眾潰散，阿攜家屬遠遁，明軍大獲全勝。後來，阿魯台降順，朱棣封其為和寧王。在此之前，朱棣已封瓦剌首領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勃羅為安樂王。但瓦剌勢力不斷強大，不僅阻遏明朝到西北的通道，而且企圖控制韃靼。朱棣不允許北方出現強大勢力，於永樂十二年（44）再度出塞，親征瓦剌。這一仗，明軍以五十萬之眾對付約三萬人的瓦剌軍，卻打得異常艱苦，明軍雖勝，而雙方殺傷相當。第二年，瓦剌馬哈木等遣使向明朝謝罪，恢復了對明朝的朝貢關系。
永樂二十年（422）到二十二年，朱棣又三次率師出征漠北，但所獲甚微。其後，又兩次征韃靼，均未見效。就在最後一次北征回京途中病死。五次北征雖然使故元勢力受到打擊，但是除了阿魯台、馬哈木這些人接受了明朝的封號外，故元宗室始終未對明朝表示臣服。
在西北，永樂年間也建立了眾多羈縻衛所，其中以哈密衛的建立意義最為重大。哈密地處西北要沖。朱棣先後封其首領為忠順王、忠義王，頒給金印，建築王城，置官一如朱姓親王。哈密衛的政務由朝廷直接控制。哈密則以“諸番領袖”的地位，為朝廷“譯諸番貢表，偵察向背”。明朝對哈密的控制，對鉗制蒙古也起了一定作用。
在東北地區，居住著以女真族為主的眾多民族。元朝曾在這裡設立遼陽行省。朱棣特別關心這一地區的情況，在北征中，他曾詳細詢問當地風土山川。永樂元年（403），朱棣派人到地處黑龍江下游的奴兒干地方招撫諸部落。奴兒干地方在元朝先後歸遼陽行省的開元路和水達達路管轄。永樂二年（404），朱棣下令在這裡建立奴兒干衛，永樂七年（409）閏四月，又設立了奴兒干都指揮使司，任命內地官員康旺為都指揮使同知，王肇舟為都指揮僉事，並派欽差內官亦失哈同往就任。永樂年間，朱棣多次派亦失哈等到奴兒干地方視察。永樂十一年（43）亦失哈在特林地方的江邊上修建了永寧寺，供奉觀音、佛像，並立碑為記。《永寧寺碑記》載奴兒干都司建立的經過，和明朝對當地管理的情況。亦失哈宣示朝廷旨意，並“賜男婦以衣服、器用，給以谷米，宴以酒食”，所至受到當地百姓的歡迎。奴兒干都司的統轄范圍極廣，西起黑龍江上游的斡難河衛（今鄂嫩河流域），東到黑龍江下游的囊哈兒衛（今庫頁島西岸北部郎格裡地方），北起古黃金部落帖吧裡河衛（今精奇裡江上源支流吉柳伊河），南至建州衛（先在今綏前河流域，後遷至遼寧蘇子河上游）。明初所建衛共二百個。這些衛所的官員大都由本地酋長擔任，而且是世襲的，但他們的任命、襲職、升遷、罷黜都要由明廷決定，由朝廷頒給誥敕、印信，作為憑證。各級官員要按規定定期到京師朝貢，朝廷根據官員等級給予不同待遇和賞賜。各衛所必須聽從朝廷的調遣，執行明朝的法律政令；各衛所之間如果發生糾紛，必須聽從朝廷的處理；各衛所若要遷居，也要經朝廷批准。在東北地區，為了保證使節朝貢往返和文書傳遞，在各交通要道上都設有交通驛站。這些驛站的建置，保證了明朝對奴兒干地區管理的有效實施。永樂三年（405），明朝在廣寧、開原等地開設了馬市，各種土特產品均可在市上貿易。馬市的開設促進了各民族人民間的經濟交流，有利於東北地區的開發建設。
明朝把青海、西藏一帶稱作西番。在這裡居住的藏族信仰佛教，宗教領袖亦即行政長官。明朝建立後，朱元璋沿元舊制，尊禮當地宗教首領，並在西番地區設立了許多羈縻衛所。朱棣即位後，曾派司禮少監侯顯、僧智光赴西藏。番僧哈立麻也來到南京朝貢。朱棣派駙馬都尉前往迎接，並親自接見於奉天殿，又在華蓋殿設宴款待哈立麻，給予大量賞賜。朱棣請哈立麻在南京靈谷寺大齋七日，為朱元璋和馬皇後祝福。不久，朱棣封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存佛”，命其統領天下釋教，同時賜給誥印、金銀、彩幣、法器、鞍馬，其徒也被封為大國師。永樂六年（408），哈立麻歸藏，朱棣又命中官護行。朱棣還敕封許多番僧以王號，如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闡化王、贊善王、護教王、輔教王等等。朱棣還命闡化、護教、贊善等王和川藏諸族修通了雅川（今四川雅安）至烏斯藏的驛路，沿途設立了驛站。從此，朝廷與西藏地方“使臣往還，數萬裡無虞寇盜矣”。這些做法，對西藏地區的管理有所加強，但朱棣所封番僧過多過濫，也有流弊“其徒交錯於道，外擾郵傳，內耗大宮，公私騷然。”
永樂初年，貴州地方思州宣慰使田仁智之子田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之子田宗鼎分別承襲了宣慰使的職位，因爭奪沙坑之地，互動刀兵，當地百姓深受其害。朱棣派行人蔣廷瓚前去調查此事。田琛隨蔣廷瓚入京辯白。朱棣勸他守土安疆。田琛回去後，仍不思悔改，於是朱棣派鎮遠侯顧成率校衛將二人秘密抓獲，逮至京師處斬。為了安定貴州地方，朱棣下令將思州宣慰使司改為思州府，思南宣慰使司改為思南府，並設立了貴州布政使司，轄一司六府十五衛和若干千戶所。貴州布政司的建立，對西南地區的開發起了促進作用。
第三節長駕遠馭遷都北京明初朱元璋定都於南京，以開封為北京，以臨濠（今安徽鳳陽）為中都。但朱元璋早有將國都北遷之意，他曾派太子朱標巡視河洛和關中，朱標返回後不久病死。這時朱元璋也已年老，遷都之事暫時擱置。
朱棣起於北平。他在登上帝位後立即宣布以北平為北京，並在北京設立行在六部。永樂四年（40），詔建北京宮殿。永樂七年後，朱棣多次北巡，長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監國南京，天下奏章都要送往北京行在所。這時北京已成為實際的政治中心。永樂十四年，又下令營建北京宮殿，到永樂十八年，北京宮殿落成。這年九月，朱棣下令以北京為京師，正式遷都北京。朱棣遷都北京時，曾遭到不少人的反對。永樂十九年，新建成的北京奉天殿等三大殿毀於大火，朱棣下詔求言。群臣再次提出了不該遷都的問題。朱棣震怒，將主事蕭儀下獄瘐死。朱棣說“北平之遷，我與大臣密計，數月後而行，彼書生之見，烏足達英雄之略哉！”
什麼是朱棣的英雄之略？當時，朱棣已將鎮守邊塞的寧王、谷王內遷，並將處於北京東北的大寧都指揮使司南遷至保定，山西行都司的一些衛所也遷到北京以南，因而北部邊防空虛，北京直接面臨前線，許多人據此認為朱棣遷都北京是為了抵御蒙古人的南下。其實，朱棣另有目標，永樂十四年六部都察院給朱棣上的一道奏疏中，清楚地道出了朱棣遷都的本意（一）北京是朱棣的“龍興之地”；（二）北京“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永樂十八年朱棣頒布的遷都詔更明確提出要“君主華夷”，而北京“實為都會”。因此，朱棣的遷都北京（即元大都），其目的主要在於“君主華夷”、“控四夷，制天下”。
大都曾作為元朝的首都將近百年。歷史上中原政權為北方少數民族困擾的局面在元朝不復存在。元朝建立的是一個真正的華夷一體、四海渾一的國家。元朝定都於大都，不僅是因為蒙古貴族興起於漠北，或是為了方便而簡單地承遼、金之舊。以大都作為首都，是中國封建的多民族統一國家發展中的一個重大步驟。大都作為全國政治中心，使漠北與中原地區統一在一個政治中心之下，加強了長城內外、大漠南北的聯系。朱棣遷都北京，正是繼續推進這一進程，肯定了北京作為全國統治中心的地位。它不僅可以統治廣大中原和南方，而且還包括北方的黑龍江、貝加爾湖、阿爾泰山一線廣大地區。它不僅是聯系漢人與南方各族人民的紐帶，而且也是聯系女真人、蒙古人、西域各族人民的紐帶。朱棣的遷都表現出了他的政治遠見，也就是他的“英雄之略”。
改安南為交阯自朱元璋以來，明朝與周邊諸國大多都保有通使通貢的關系。明朝皇帝即位要詔諭各國，各國國王擁立、襲位都要到中國請封，即求得中國的承認。每值節日或喜慶喪葬，明與各國間都要遣使慶吊。許多國都派有學生在明朝的國子監中學習。朱棣在與諸國的交往中，也采取厚往薄來的方針，常常通過使臣給外國以大量賞賜，而不計較貢物的多少，且准其攜帶貨物到中土貿易，即使有時違反中國禁令，也不予追究，這在當時叫做“懷柔遠人”。永樂元年，日本貢使來到中國，禮官李至剛說，根據慣例，“番使入中國不得私攜兵器鬻民”，應該命有關機構嚴格檢查來船，凡犯禁物資全部籍送京師。朱棣說“外夷修貢，履險蹈危，來遠，所費實多。有所繼以助資斧，亦人情，豈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時直市之，毋阻向化。”
洪武初，安南（今越南北部）曾派官員到京師朝貢。朱元璋派使封其首領陳日煃為安南國王，賜以駝鈕塗金銀印。詔書稱頌他在朱元璋一即位便奉表稱臣，專使來賀。朱元璋希望他“永為藩輔”，並賜給他明朝的歷書《大統歷》、織金文綺、紗、羅等物。從此雙方往還不斷。
朱棣即位時，安南內部正因王位發生爭斗。國相黎季犛擅權，國王陳日煃及其子孫相繼被殺，黎氏自立，改姓名胡一元，說先祖是帝舜的後裔胡公。朱棣不了解內情，封胡一元之子胡■為安南國王。胡■一方面遣使謝恩，表示臣服，另一方面卻在國中自稱皇帝。
胡■等豪霸一方，侵奪廣西思明府所轄的祿州、西平州、永平寨等地，朱棣諭令歸還，不聽；又侵掠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朱棣詔令修好，而侵掠如故，並強收占城為其從屬，明朝賜給占城的物品也被安南劫去。永樂二年，原安南陪臣裴伯耆和國王陳日煃之弟陳天平先後繞路逃至明廷，請求發兵誅討叛逆。雲南寧遠州又告胡■侵奪七寨。胡■聞訊，遣使到明廷，佯稱謝罪，請迎歸陳天平，立為國君。於是朱棣派廣西兵五千人護送陳天平還國，並敕封胡■為順化郡公。不料，這一行人在歸途中，中了胡■設下的埋伏，陳天平被殺，護送的明軍敗還。朱棣聞訊大怒，決意發兵征討。
永樂四年（40）七月，朱棣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督師南征。中途，朱能病卒，以張輔代將其軍。明軍進入安南，傳檄數胡一元父子二十大罪，並告諭國人將輔立陳氏子孫。明軍連戰告捷。胡氏燒掉宮室，駕舟入海，後為明軍所獲。安南郡縣相繼歸順。朱棣下詔，訪求陳氏子孫。但耆老一千二百余人前往軍門陳說“陳氏已為黎賊殺盡，無人可以繼絕。安南本中國之地，請仍劃入中國，如同內地郡縣。”於是朱棣下詔，改安南為交阯，設立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都指揮使司，轄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縣，由布政司直隸五州，分轄二十九縣，凡要害處，均設立衛所，加以控制。
朱棣下詔，凡陳氏諸王被弒者都給予贈謚建祠治塚，宗族被害者贈官，軍民亡死暴露者加以掩埋，居官者仍任舊職，與新任官員共同治事。黎氏的苛政一切蠲除，遭刑者全部放免，禮待高年碩德，鰥寡孤獨無依者收入養濟院，又征求懷才抱德之士，凡山林隱逸、明經博學、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聰明正直、廉能干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明習兵法者，但有一技之長，都送往京師錄用，先後被舉者達九千余人。後黎季犛被安置廣西為戍兵，其子因善兵器，被赦免錄用。這是永樂五年的事。
應當說明，朱棣打安南，並在安南設交阯布政司，是違反當地人民願望的，因而遭到反抗，不久，便發生了陳氏故官簡定等造反事件，以及自稱為前安南王孫陳季擴等的反抗事件。明朝宦官馬騏等到交阯采辦，掠索珍寶，也激起當地人的不滿，人情騷動，直到宣德初年，仍不能平安，明廷不得已於宣德五年（430）撤銷交阯郡縣，仍令安南為蕃屬。
遣鄭和出使海外就在朱棣發兵安南的前一年，即永樂三年，又開始了另一件對後世影響甚大的事，這就是鄭和下西洋（明朝人對海洋的概念，是以今婆羅洲為界，婆羅洲以西稱西洋，婆羅洲以東為東洋）。鄭和曾七下西洋，其中六次在永樂年間，一次在宣德年間。
當時，中國東南海上局勢很是動亂，不僅有安南的四出擴張侵掠，而且還殘存著許多反明勢力，有元朝的殘余，有方國珍、張士誠的余黨，還有沿海一帶反抗明朝統治的豪強武裝。他們不僅不遵守明廷的通海禁令，而且私自交通外國，往往為寇。廣東人陳祖義等因犯事逃到舊港（今蘇門答臘島巨港），招募流亡，控制了這一通往西洋的交通孔道，許多海外貢使被攔劫，使明朝向海外的發展受到了限制。同時，南洋一些地方對明朝的情況不甚了解，或抱有敵對態度。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早在永樂元年便派了宦官馬彬出使爪哇諸國。到了永樂三年，鄭和的航海活動便開始了。
鄭和奉命出使，先後到達三十余國，宣揚了國威，提高了明朝的政治外交地位，加強了明朝與西南各國之間的友好往來，促進了彼此間的文化經濟交流，朱棣在國內的威望也因之提高，地位更加鞏固。鄭和的航程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紅海海口，是當時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個壯舉。
第四節宮闈朱棣在做藩王時，朱元璋便為他冊封了王妃，那便是開國功臣中山王徐達的長女。靖難之役中，朱棣頗得力於這位王妃。朱棣帶兵去攻打大寧，李景隆乘機圍攻北平。當時世子朱高熾留守北平，形勢很危急，多虧了王妃徐氏的謀劃。城中兵少，徐妃便激勸將校士民的妻子參戰，組成一批女兵，披上鎧甲，登城拒守，終於堅持到朱棣回師。
朱棣做了皇帝後，徐妃冊為皇後。她常規勸朱棣與民休息，又勸朱棣對新舊官員不要有不同對待。在靖難之役中，徐妃的弟弟徐增壽常把建文帝朝中的情報送給燕王，因而被建文帝所殺。朱棣要為他追贈官爵，徐皇後反對。後來朱棣還是將徐增壽封為定國公，並讓其子襲封，徐皇後說這不是我的意願，而不向朱棣道謝。她還曾將那些朱棣所倚重的大臣的夫人們召進宮來，讓她們以民生為念，做好內助。徐皇後明於治理，還采輯《女憲》、《女誡》，編成了《內訓》二十篇，及《勸善書》，頒行天下，以化育人心。
永樂五年（407），徐皇後病逝，臨終時還勸朱棣要愛惜百姓，廣求賢才，恩禮宗室，不要驕寵外戚。對於她的死，朱棣十分傷心，為她在靈谷寺、天禧寺舉行了大齋，聽群臣前來致祭。謚為仁孝文皇後。後來朱棣在北京天壽山為自己營建了陵墓長陵，首先將徐後安葬其中。從此，朱棣不再冊立皇後。
朱棣還有兩個心愛的妃子，一個是昭獻貴妃王氏，一個是恭獻賢妃權氏。王氏有賢德，侍奉徐皇後很恭謹，為朱棣所倚重。朱棣晚年性情暴躁，臣屬動輒得罪，不論太子諸王公主還是大臣，都得到過王氏的調護。徐後死後，宮中一切大事實際都由王氏掌管。
權氏是朝鮮人，姿質穠粹，善吹玉簫，甚受朱棣寵愛。永樂八年（40），權氏隨朱棣北征，在還師時死於山東臨城。
朱棣一共有四個兒子，長子朱高熾便是後來的明仁宗。朱高熾雖為長子，又仁賢，卻不為朱棣喜歡。他很胖，因而很笨，走路要人攙扶，還不免失足，當然難以帶兵出去打仗了。朱棣最喜歡老二朱高煦。朱高煦被封為漢王，他從小不肯讀書，為人凶悍，靖難之役中屢立戰功，幾次救朱棣轉危為安。朱棣想立他為太子，卻遭到大臣們的反對。大學士解縉的死，黃淮的下獄，就與他們跟朱高熾的關系有牽連。幸虧朱高熾有位聰明伶俐的兒子朱瞻基，很受朱棣寵愛，朱高熾的太子地位才得以保住。朱棣死後一年多，朱高煦便起兵想奪取皇位，這時是朱瞻基（明宣宗）在位，親自率兵東征，兵臨城下，朱高煦不戰而屈。朱棣的三子朱高燧，封為趙王。四子朱高爔，未封而殤。朱棣的母親是誰？自明朝以來便眾說紛紜。按宗法制說，誰與朱元璋最親，誰便有資格做皇帝。於是朱棣反復宣稱自己“乃父皇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後孝慈高皇後親生，皇太子親弟，黍居眾王之上。”這一招確實在他奪取皇位中起了大作用。但人們逐漸發現各種官私記載與朱棣所說大不相同，這些記載之間又互不相同。有的說朱棣與周王朱是高皇後所生，而太子及秦王、晉王等都是庶出。有的說朱棣是達妃所生，太子與秦王、晉王則是高皇後所生。有的則說朱棣的生母是槓妃。還有說朱棣是元順帝妃洪吉喇氏所生的，或是說元順帝妃甕氏所生的，或是說元順帝的高麗妃所生的。
朱棣既然說他是皇帝親子，皇後親生，他於即位後便無法改口了，應有的禮儀封典也只能給高皇後了。朱棣的生母究竟是誰？明南京《太常寺記》認為是槓妃，而懿文太子、秦王、晉王，皆李妃所生。這不僅從看守孝陵的閹人口中得到旁證，而且明朝就有人為此專門進入寢殿探尋究竟。果如《太常寺記》所記；在享殿中，太祖朱元璋與皇後馬氏座位南向，左淑妃李氏等座東向西，惟槓妃座西向東。明人尚左，這說明槓妃除高皇後外地位高於其他妃嬪。原來這是個不可張揚的秘密。朱棣為了自己皇位坐得穩一點，不敢公開承認自己的生母，只好把槓妃偷偷供奉在這裡。明人有詩寫道“成祖重所生，嬪德莫敢齊。一見異千聞，《實錄》安可稽？”關於槓妃，有的野史說她是高麗人。燕王出生後，馬皇後養為己子，便將槓妃賜死了，據說是用鐵裙之刑致死的，是否確實，已不得而知了。
朱棣好色，吃飯要有宮女伴唱，晚年朝參也要有宮女陪伴。這在明初是很特殊的。他曾多次派人到朝鮮去選淑女，弄得朝鮮君民不得安寧。朱棣最寵愛的朝鮮妃子權氏享年不永。對她的死，起初無人懷疑。後來宮人吵架，有人揭發是朝鮮妃子呂氏串通中官和銀匠用砒霜毒死了權妃。朱棣大怒，將中官、銀匠處死，命令用烙鐵烙一個月殺死呂氏，並殺死呂氏在宮中的從人，牽連至死者達數百人。其實這是個冤獄，到朱棣晚年才暴露出來。永樂十九年（42），誣陷呂氏的宮人魚氏與宦官的私情被揭發，二人自殺。朱棣將他們的侍婢拘捕審訊，侍婢們因受不了拷掠，誣服認罪，並說要謀殺朱棣。這一來非同小可，後宮連坐者竟達二千八百人之多。行刑之日，朱棣親臨刑場，看著她們被一一剮死。有的宮人在臨死時大罵朱棣“自家陽衰，故私少年寺人，何咎之有！”兩案所殺竟達三千余人。為了自己的私欲，朱棣何等陰毒殘暴！
永樂二十二年（424），朱棣在第五次北征歸途中病逝於榆木川（今內蒙古多倫西北）。這一年，他六十五歲。
這時六師在外，京師無主，朱棣左右商定絕對不洩露皇帝逝世消息。內臣馬雲與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商議，將軍中的錫器收集起來熔成一椑（棺），將朱棣收殮了，然後將錫匠殺死。又將椑放在輦上，每天早晚照常上膳。大軍繼續朝京師進發，同時派人密報太子。
不久太子朱高熾即位，便是仁宗。朱棣被安葬在天壽山長陵，與徐皇後合葬，尊謚稱“啟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孝文皇帝”，廟號太宗。嘉靖十七年（538），皇帝鬧大禮，要尊本生父母，於是修改朱棣謚號為“啟天宏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則稱成祖了。
第五節余論一代雄主明成祖朱棣的業績不僅對明朝，對後代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朱棣本人也常以“聖主”“明君”自許，希望留芳百代。但朱棣為政過猛，步伐太急，給當時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再加上他好大喜功，而財力、精力有限，不免顧此失彼。南征安南，戰爭持續近二十年，八十萬大軍疲於奔命；鄭和六下西洋，“費錢谷數十萬，軍民死者以萬計”，修建北京宮殿，赴四川、雲、貴、湖廣采木，工程歷時十數年，“所費數以萬計，役死軍士百姓不計其數”；五次親征漠北，每次動員兵力三十萬至五十萬不等，搜盡天下府庫以充軍餉，數十萬軍民為之轉輸，造成“財力大窘”，正如仁宗洪熙元年（425）湖廣布政司左參政黃澤上言所說“向也，南征北討，出師連年，輜重牛馬，耗散巨萬，又江北困於營造，江南疲於轉輸”，“土木屢作，勞者弗休”，結果是“丁男疲於力役，婦女困於耕耘，富者怨征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為支付巨大的開支，永樂末年甚至將官吏的俸給都撙節了十之六七，官吏家屬已有凍餒之虞，百姓生活可想而知了。“人民流離，餓殍盈路，稅糧逋負，盜賊橫生”，便是永樂末年的社會生活圖景。
永樂十八年（420），就在朱棣要准備進行第三次北征，鄭和准備第六次下西洋，北京的宮殿剛剛修完，交阯的戰事正打得火熱的時候，山東爆發了著名的唐賽兒起義。
唐賽兒起義是人民群眾對永樂太平盛世的斷然否定，是對朱棣“以愛民為本”的統治的恰當評價。僅就《明太宗實錄》統計，永樂一朝所謂“民亂”、“強賊”就達四十起之多。永樂末年，山西、河北，甚至號稱富庶的蘇、常、嘉、湖等地都出現了成伙的“強盜”和大批“流民”。
在其他方面，永樂時期也表現出不少問題，如官僚隊伍中“貪風，永樂之末已作”，“請托賄賂，公行無忌”，官員任用“漸循資格”，辦事“循習”成弊；經濟上鈔法敗壞，“物價騰湧”；軍隊中“自永樂以後，新官免試，舊官即比試，賄賂無不中”，造成“軍職日濫”，而其間“多貪暴怠懈，紀律不嚴，器械不利，城池不修，軍士缺伍，攻戰屯守之法漸廢弛”，由於“調度頻繁，營造日久”，致使“虛有屯種之名而田多荒蕪”，“兵之力疲而農之業廢”。總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後世，而舉國上下已經漏洞百出。
然而，朱棣畢竟是個有作為的皇帝，遷都，修《永樂大典》，鄭和下西洋等都出現在永樂一朝。雖然這些事就朱棣來說，是為了鞏固擴大自己的統治，但它們同時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明人王世貞說“太祖之後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焦竑說“高皇帝翦除凶殘，鴻業未固，必須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他們都指出了朱棣在明史上的地位。
朱元璋建立明朝，其制度可算完備，但分封過侈，皇朝雖未易姓，卻引起了內亂。朱棣以藩王即位，削弱諸藩勢力，強化皇權，使明祚延至二百余年。朱棣繼承了朱元璋開創的制度，同時使它立於更鞏固的基礎之上，雖無開創之功，但走了關鍵性的一步。當然，為了鞏固統治，這一步朱允炆或其他什麼人也必須走，但朱允炆跌倒了，而朱棣成為明朝歷史上的關鍵人物，從而也成為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人物，經過他，完善了中國封建制度，奠定了明清兩朝的政治格局。
第五章方孝孺解縉第一節方孝孺方孝孺（357—403），字希直，一字希古，號遜志，台州寧海（今屬浙江）人。明初著名政治家。
方孝孺生於元末亂世，但寧海地處偏僻，沒遭戰火之殃，他的童年生活尚安定。他的家庭雖不富有，但世敦儒術，父親方克勤是當地名儒，所以他從小受到系統的儒家思想教育。他天資聰穎，六歲能詩，十三歲善作文，千言立就，鄉人呼為“小韓子”。他讀書時全神貫注，“日坐一室不出門庭，理趣會於心，雖鍾鼓鳴、風雨作不覺也”。看到書中刊載的聖賢事跡和賢良形貌，便悠然神往，慨然生願學之心。
洪武四年（37），其父方克勤受任為濟寧知府。方克勤是一個循吏，他以民生為念，克盡職守，他認為，民之為亂是苦於徭役、迫於饑寒；治國之道在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化。當時朝廷有詔，開墾荒地，免稅三年，“吏征率不俟期，民謂詔旨不信，輒棄去，田復荒。克勤與民約，稅如期。”這期間，方孝孺侍父宦游，父親的言行無疑對他是一種言傳身教。他後來在書中寫道“某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循吏，也未能逃脫朱元璋的專制魔爪。洪武八年（375），有人誣陷方克勤私用倉中炭葦，方克勤因被流戍。翌年，空印案起，方克勤為吏所誣，遭誅。方孝孺扶喪歸葬，哀慟行路。
方克勤行將流戍之際，命方孝孺拜太師宋濂為師。宋濂性誠謹，所學上溯到王魯齋，遠承朱子，是理學中程朱一派的傳人。方孝孺從洪武十年（377）至浦陽師從宋濂，直到洪武十三年秋歸省祖母，幾年中，在學術上獲得長足進步。當時，在宋濂門下學習的天下名士很多，但學術上均“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先生顧未視文藝，以明王道、辟異端為己任，於理學淵源之統，人品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故，名物度數之繁，靡不會通底極，見於論著先生留浦陽越四寒暑，嘗以周孔自處，海內之人亦鹹謂程朱復出矣”。甚至有人想看看他的形貌是不是真的像古人。就學浦陽的四年，對方孝孺影響至大，他自己談到“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為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殺丞相胡惟庸，罷中書省。宋濂的孫子宋慎被告發是胡黨，宋濂連坐要處死刑，得馬皇後解救，才被免死流放茂州，不幸死於途中。
自洪武十三年（380）至洪武三十一年，這段時間，方孝孺基本以讀書、教學、著述為業。他的《四憂》等箴、《君學》雜著、《周易考次》、《武王戒書》、《注宋史要言》、《大易枝辭文統》等著作，便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滿腹經綸的方孝孺，當然並不滿足於著書立說的書齋生活，他躊躇滿志，欲以所學來經邦濟世。他曾慨然陳詞“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天苟欲治斯世乎，僕將抱遺經，陳之達者而施之於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著之在書，授之其人，樂之以終身，亦未見其不可也。”他的政論文章中也全面闡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即“夷狄”居外以奉中國；君盡教養之職，民守奉上之義；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患父不慈，子賢親自樂；夫以義為良，婦以順為令。治理國家，應當尚德緩刑，以修身、教化為主要方法。
洪武十五年（382），吳沉、揭樞薦方孝孺於朱元璋，次年，方孝孺應召如京，見朱元璋於奉天門，陳說頗稱上意，朱元璋欲留為子孫光輔太平，便令他去覲見太子。太子賜宴，宴幾稍稍歪斜，方孝孺不肯就座，必正之才坐。有人如實向朱元璋匯報，朱元璋對皇太子說“此壯士，當老其才。”洪武二十五年（392），方孝孺又應召到京，朱元璋說“今非用孝孺時。”乃授其為漢中府教授。蜀獻王也久仰其賢德的名聲，聘其為世子師，十分尊重他，給以特殊的禮遇，並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後人因稱其為“正學先生”。
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帝即位，召方孝孺為翰林侍講，日侍左右，備顧問。凡軍國大事，都必定征求他的意見。既得皇帝倚重，方孝孺欲盡復三代之治，把理想變為現實。他輔助建文帝省刑、減賦，更定官制，銳意文治，力圖改變洪武以來嚴苛峻急的統治政策。但不幸的是，這一改革進程為靖難之役所打斷。
建文元年（399）秋，燕王朱棣以“清君側”，誅齊泰、黃子澄為由，起兵南下，發動了靖難之役。經四年作戰，攻入南京，奪取了皇位，是為明成祖。朱棣大軍攻打南京前，謀士姚廣孝特意對朱棣提到了方孝孺，說“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朱棣答應了。攻下南京後，朱棣召見方孝孺，令他起草登極詔書，方孝孺堅決不從。朱棣勸道“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方孝孺問“成王安在？”朱棣告以“彼自焚死”。孝孺再問“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說“國賴長君。”孝孺告之“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很不耐煩，只說“此朕家事”，命左右授之筆札，要方孝孺擬詔。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朱棣以誅九族相威脅，方孝孺說即使十族之誅也不屈服。朱棣下令把他關進監獄，大抓其親族朋友門生，每抓一人，都帶來讓他看一看。方孝孺看到他們十分難過，弟弟方孝友被殺前勸他“阿哥何必淚潸潸，華表柱頭千載後，夢魂依舊到家山。”九族全誅後才磔方孝孺於市。方孝孺視死如歸，就戮前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其門人廖鏞和弟廖銘檢遺骸掩埋於聚寶門外山上。族誅之前，他的妻子鄭氏和兒子中憲、中愈自經死，女兒貞、淑投秦淮河死。族誅之後，朱棣又把方孝孺的門生作為一族殺掉。後來成祖時修實錄，說方孝孺曾磕頭求生。李贄指出“孝孺死節後，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魏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余生，無乃非直筆。”
成祖既殺方孝孺，為避殺忠臣的歷史譴責，下令藏方孝孺之文者罪至死。其著作有《孝經誡俗》、《周易考次》、《宋史要言》、《帝王基命錄》等。幸有其門人王稌潛錄集其文，才得傳於後世。明中葉以後，方孝孺的文集《遜志齋集》一刻再刻，不少人因重其氣節而重其道德文章。
皇帝也知道忠義之臣的價值。明仁宗諭群臣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明神宗詔革除被罪諸臣特許建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恤錄。清高宗“褒其大節凜然，無忝綱常”，批示“正未可以謀事之不成而概加吹求，若成祖之濫誅洩憤，屠戮忠良，淫刑以逞其失，自無可恕耳。”
方孝孺的成仁取義，朱棣的殘酷殺戮，忠義無畏與奸邪殘暴就這樣譜寫成歷史。
第二節解縉青年才子解縉（39—45），字大紳，一字縉紳，號春雨，吉州吉水（今屬江西）人。生於世宦之家，祖父解子元曾任元朝江西行省安福州（今江西安福）判官，死於兵亂。父親解開因此傷透了心，居家守業，不肯出仕為官。朱元璋建國之初曾召見解開，同他討論元朝政事利弊，並想授予他官職，解開卻辭謝而去。解縉自幼在家中受到父親的良好教育。他聰敏過人，十來歲時便詩文俱佳，為當地出名的少年才子。
洪武二十年（387）解縉參加江西鄉試，得中第一名解元，次年赴京師（南京）參加會試，又被取為第七名，經殿試後取錄為三甲進士，與其兄解綸同榜登第。洪武二十一年（388）戊辰科是明初重要的一科，這次殿試取錄的第一名狀元任亨泰被授修撰，第二、三名唐震、盧原質被授編修。此後這種授職便成為了定制。又廷議以新進士行御史事，新進士任巡按的制度也從此而始。解綸被任禮部主事，解縉卻被留選為中書庶吉士。
洪武二十一年（388）四月的一天，解縉侍從朱元璋來到光祿寺大庖西室。朱元璋談到時政，並對解縉說道“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少年得志的解縉很有些恃才無羈的文人習氣，況且他對朝政也早已有所看法，當天便寫了“封事”萬言書，交給了明太祖。
這是一篇被當時人和後人備加推崇的大膽直陳時弊的上書。解縉這次上書的做法與內容都是十分巧妙與明智的。
對政事的大膽直陳，正應合了朱元璋“知無不言”的要求，而對於朱元璋的這一要求，若是不能直言，則反而會招致他的懷疑和不滿。洪武時的酷法，幾乎閉塞了言路，解縉的直言，使朱元璋感到耳目一新。但是解縉也並非毫無顧忌，為了使朱元璋在公布或不公布其內容上留有余地，他特地采用了“封事”的方式。這一回朱元璋毫無忌諱地將“封事”公之於眾，解縉因此而名聲大噪。
這篇題為《大庖西封事》的開頭用批評的口氣說到朱元璋不宜“下比（唐）太宗”，而“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既皆遠過於漢宋，又何謙遜於唐虞？”這實際上難免變相吹捧之嫌，這樣也才為後面的批評奠定了一個恭敬忠誠的基礎。歌頌的是朱元璋其人，批評的是當時的弊政。看起來似乎是矛盾的，其實並不矛盾，解縉所批評的都是朱元璋已經考慮到，但卻沒有聽到臣下講過的，這正是封事的巧妙之處。
首先批評“用刑太繁”，留下了“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的名句。朱元璋用重典治國。據《明史》記載“太祖懲元縱弛之後，刑用重典，然特取決一時，非以為則。”而明初的律令，“草創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於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頒示天下”。解縉批評“用刑太繁”的時候，也正是朱元璋整齊律令的時候，言辭雖激，卻正是朱元璋已經著手解決的問題。
《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下引本傳者不另作注。
《明史》卷九三《刑法一》。
然後談到讀書，解縉勸朱元璋不要去讀《說苑》、《韻府》之類“雜書”，並由此提出纂輯修書的主張，核心還是尊儒禮賢，不辱士大夫的身份，從而對士不為君用之法提出批評。當時朱元璋對臣下不能諫諍極為不滿，解縉指出，這還是由於嚴法峻刑所致，從而提出了政治上放寬些的要求。
解縉在《大庖西封事》中還談到了賦役不均，官吏失道等等問題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恥，進退奔趨，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
積弊都在內外有司，而且勢將影響到社會風氣。這恰恰又是朱元璋要著手解決的問題。
這篇萬言書於當日寫完上呈。急於陳獻，所陳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故是一篇較為雜亂的奏書，但也同時充分反映出了解縉的才氣。這次上書是頗為成功的，“書奏，帝稱其才”。朱元璋表示滿意了。
此後不久，解縉又寫了《太平十策》。這一次他在文字上頗費斟酌，內容有條理而清楚一曰參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縣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興禮樂；五曰審輔導之官；六曰新學校之正；七曰省繁冗；八曰薄稅斂；九曰務農；十曰講武。可惜這篇經過刻意雕琢的上書，效果遠遠不及那篇“封事”，因為其中除去大講“廣封藩”外，內容基本同於“封事”。而他在“十策”中所談“廣封藩”的內容同洪武九年（37）時葉伯巨所上“萬言書”中指責天下可患者的“封藩太侈”相比，又是那麼平庸而低劣。
很明顯，解縉的才華並不表現在政務上。在解縉身上表現得更為突出的是明初士大夫放蕩不羈的個性。在他作為中書庶吉士的肄業期間，人們便已幾乎一致地將他看成一個狂妄的書生，他的浪漫，則已招致包括朱元璋在內的統治集團的不滿。
史書中列舉了這樣幾件事洪武二十三年（390），“解縉嘗入兵部索皂隸，語嫚。尚書沈溍以聞。帝曰‘縉以冗散自恣耶？’命改為御史。”盡管有人對此有所懷疑，但這卻是完全可能發生的事。從事後的處理看來，朱元璋對他還抱有希望，想用御史這樣一個耳目風紀之臣的職任去約束他。朱元璋希望將這位才子塑造成一個符合統治者需要的官僚化、工具化、模式化的官吏。
這一事件中的沈溍是乙丑科（洪武十八年）登第，僅比解縉早一科，二十二年便任兵部尚書，二十三年改任工部尚書，同年復兵部，年內又被免職。解縉對這個資歷相近的官員顯然是不夠尊重的。
盡管庶吉士的生活結束了，改任御史後的解縉卻並未能改變疏狂的文人之習。次年又發生了他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起草奏疏，為韓國公李善長辯冤之事。這是一篇極為精彩的辯詞，疏中指出像李善長這樣位列勳臣第一的人，是毫無理由再去依傍胡惟庸的，因為他冒殺身之禍得到的也不會超過今日。又指出“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天下聞之，黃雲眉《明史考證》四，第244頁。
四方解體，人心危疑。並且說李善長雖已被殺，仍須上此疏以儆戒將來。這的確是一份大膽而又有理有據的奏疏。在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時，居然有人敢於提出這樣直率的批評，而且使朱元璋無法怪罪，大概只有解縉這個年輕疏狂的才子能夠做到。
不久，朱元璋便得知這奏疏是解縉代為起草的。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詹徽是個勤政而刻薄的官吏。李善長之死，他起了一定作用。當他知道此事後，十分惱火，請求朱元璋置解縉於法。朱元璋雖然對解縉感到不滿，但他還不想加之於罪。也許是他不願在這時候去承擔不惜人才的名聲，事情竟然不了了之。解縉也絲毫沒有接受教訓，隨後又發生了他代同官夏長文草疏彈劾都御史袁泰之事。袁泰，山西萬全人，洪武四年（37）辛亥科進士，他剛剛以左都御史同理都察院事，便遭到了屬官的彈劾。因此恨透了解縉，解縉的御史也難以干下去了。
到處代人草疏，惹事生非，一個嫉惡如仇的青年官員，帶著濃厚的書生氣，在官場中是無法立足的。恰好此時解開以近臣父入覲，朱元璋對他說“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
像解縉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才子，讓他再回家進學十年，究竟學些什麼呢？顯然不是去學詩書儒學，而是去學為人處世的本領。朱元璋的做法究竟是出於對這位才子的愛護還是不滿，已經很難說清楚。總之解縉從此離開了涉足未及一年的都察院御史之職，回家鄉吉水讀書去了。
仕途坎坷從洪武二十四年（39）起，解縉奉旨歸讀，前後達八年之久。不讓他在政務中磨煉，卻讓他歸鄉閉門讀書，用這種類似於冠帶閒住的方式“以待大用”，實在令人費解。
這八年當中，解縉曾受命改修《元史》中的舛誤，又撰定《宋書》，刪定《禮經》凡例，此外便終日在家中讀書撰著，倒也過得自在。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洪武三十一年（398）閏五月朱元璋病逝。
解縉得知後，顧不得母喪未葬，辭別了九十高齡的父親，趕往京師（南京）。他這樣匆匆而行究竟出於什麼目的，誰也說不清，是奔喪還是求官，或是二者兼有？朱元璋應許的十年後“大用”的口諭隨著他的去世已變得十分渺茫。結果是令人驚異的，人們竟然還牢記著朱元璋八年前的話，不過他們感興趣的只是解縉未滿十年不得入京，卻不是十年後的“大用”。
於是有司彈劾解縉違背詔旨，又有母喪未葬，父親九十高齡不當捨之而行，總之解縉這次入京不僅不是忠君之舉，而且是違背皇帝生前囑咐的大錯特錯，他甚至因此受到類似充軍的處罰，被謫貶到地處陝西臨洮的河州軍民指揮使司為吏。在以寬仁和尊崇文士而著稱的建文之政下，解縉這位才學之士卻受到如此嚴厲的處罰，如果不是當政者有意壓制打擊的話，恐怕再難找到別的解釋了。
解縉《解文毅公集》卷一《代王國用論韓國公事狀》。
《明史》等書均作“河州衛”，但據《明史》卷九○《兵志二》所記，洪武、永樂中僅於河州設軍民指揮使司，永樂後始改置河州衛。
已經是三十歲的人了，背井離鄉前往西北荒瘠之地去充當吏員，其景況之狼狽是可想而知的。這一次再也沒有人提什麼“父年九十，不當捨以行”了。
涼秋登途，孤身西行，更使解縉感到淒愴。他知道自己這是為聲名所累，他寫詩吟道“早歲攀龍客天府，浪得聲名滿寰宇；歸來自分閉門過，豈料更為名所苦。旅影西行萬裡遙，黃葉飄蕭更無數。”2十月，到達西安時，結識了東南還鄉的鄒生，對解縉講了不少關於六盤山、臨洮的山川冰雪。解縉舉酒澆愁強自寬顏，心中卻惦念著家中老父。“我心尤切念庭闈，九十嚴親雙鬢垂；倚門斜日望子歸，臨風托寄平安字。”3解縉祖籍平陽（今山西臨汾），後徙雁門，後來因有人於唐朝時到吉州為官，才成為吉水人。這次西北之行倒使他有機會領略祖籍的山川風貌了。自幼生長在南方的解縉，有些禁不住北方的寒暑，然而更使他不堪忍受的是與吏卒們同伍，聽從軍衛官吏驅使。這一年的除夕，他是在寂寞孤淒中度過的。正月十五，河州到處掛起紅燈，爆竹喧天，耍獅歌舞，徹夜不息。解縉卻獨坐沉思，想到自己的家世“我家不與世俗同，弟兄伯叔聯簪組；滿堂賓客皆雄奇，新吟健筆爭蜂午。”又想到自己幼時的生活“我時七步詩即成，諸生學士觀如堵。”還想到自己少年登第志得意滿的日子“布衣十五步蟾宮，年年看燈天九重。”如今卻在河州這北國荒鎮觀燈，父親也一定徹夜不眠，在燈下思念著遠在邊陲的兒子。解縉不久便病倒了，想起自己滿腹經綸，卻落得這般下場，又因思念家人父老，經常獨自垂淚。事到如今，也不得不放下文人孤傲之氣。解縉終於提筆給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寫了一封言辭淒楚的書信。
縉率易狂愚，無所避忌，數上封事，所言分封勢重，萬一不幸，必有厲長、吳濞之虞。■哈術來歸之時，欽承顧問，謂宜待之有禮，疑則勿任，任則勿疑，稍忤機權，其徒必二。此類非一，後皆億中，封事留中。又嘗為王國用草諫書，言韓國公事，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又為文劾袁泰，泰銜恨至深，見嘗切齒。但以不為屈膝之故，竟致排誣。累跡深文之語，皆非律令所該。伏蒙聖恩，數對便殿，申之以慰諭，重之以鏹錫，許以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元史》舛誤，承命改修，及踵成《宋書》，刪定《禮經》凡例，皆已留中。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次序，洊將八載，賓天之訃忽聞，痛切之誠欲絕。向非先帝之明，縉亦無有今日，是以母喪在殯，未遑安厝，家君以九十之年，倚門望思，皆不暇戀，冀一瞻山陵，隕淚九土。何圖詿誤，蒙恩遠行。揚、粵之人，不堪寒苦，復多疾病，俯仰奔趨，與吏卒為伍，低徊服事，誠不堪忍。晝夜涕泣，恆懼有不測之憂，進不能盡忠於國，退不得盡孝子親。不忠不孝，負平生學問之心，抱萬古不窮之痛，為天下笑，為先生長者之羞。是以數鳴哀感，冀皇天後土之鑒臨，得還京師，復見天顏，少陳情悃，或遂南歸，父子相見即走也，更生之日。臨書不勝愷切願望之至。這一函書信寫得很有點水平，首先談到削藩，這完全是為應合建文時的政治形勢，然後是表功示才，既有辯解申訴，又有哀求待憐。而且解縉選擇2解縉《解文毅公集》卷四《西行示侄禎期還家》。
3《解文毅公集》卷四《長安別鄒生》。
《解文毅公集》卷四《河州正月十五夜有感》。
《解文毅公集》卷十五《寄具川董倫書》。
董倫作為相求對象，也是頗具心計的。建文中當權的官吏主要是齊泰、黃子澄，受知的官吏首稱方孝孺，其次才是董倫。四人當中，他與方孝孺不甚相識，洪武二十五年（392）方孝孺被薦入朝時，解縉已經還鄉歸讀了。齊泰、黃子澄均為洪武十八年（385）進士，比解縉早一科。解縉在京時，齊泰任兵部主事，是沈溍屬官，對解、沈二人的矛盾，他肯定是有所知的，解縉因此而不便相求。黃子澄與解縉曾同官翰林院，二人應當熟識，但可能關系並不融洽，因此解縉轉而求於年高望重的董倫。
董倫被這函書信打動，向建文帝朱允炆推薦了解縉，不久解縉便被召回，授官翰林待詔。這是個從九品的小官，不常設。改定官制後，待詔隸於翰林院文翰館下，成為一員供掌應對的小官。
比起在河州為吏是強多了，但這遠非解縉所願。他十九歲登第，名噪一時，到三十余歲，卻僅僅做到一個最低品級的備員，可算是時運不濟了。當年爆發了“靖難”之役，燕王朱棣起兵北平，謀奪皇位，歷時三年的奪位戰爭開始了。解縉並無出色表現，不知是出於上次貶官的教訓，還是對當政者的不滿，他只是隨同諸臣們上些平庸的奏疏，說些眾口一辭的話。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三年以後。
建文四年（40）六月，燕師攻抵京城（南京），許多官吏趁夜縋城而逃，解縉卻未走，他有自己的主張。建文朝廷除去將他謫貶河州吃了些苦頭外，也僅僅給了他一個從九品的翰林待詔，他對建文帝無須報忠。當燕王朱棣率師入京時，解縉同極少數的幾名翰林之臣迎附了。關於這件事，《明史》中有一段記述燕兵薄京城，（王）艮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解縉、吳溥與艮、（胡）靖比捨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捨，縉陳說大義，靖亦奮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與弼尚幼，歎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畢，隔牆聞靖呼“外喧甚，謹視豚。”溥顧與弼曰“一豚尚不能捨，肯捨生乎？”須臾艮捨哭，飲鴆死矣。縉弛謁，成祖甚喜。明日薦靖，召至，叩頭謝。（李）貫亦迎附。明朝人便已指出此事不可信，因為王艮早在前一年即已病故，但修《明史》時，卻又保留了這段記述。這中間記述解縉城陷前陳說大義，城陷後又迎附，似有貶斥之意，卻很符合解縉本人的情況。這也無須指責，他希望受知於一個新朝廷，以施展自己的才華。
內閣名臣解縉受知於奪位登極的朱棣還不僅僅因為他首先迎附，而是因為他草《登極詔》稱旨。《登極詔》本是讓另一位明初著名才子方孝孺草擬的。但方孝孺忠於建文帝，寧可招致殺身滅族之禍，不肯草詔。據說朱棣還曾命侍讀樓璉草詔，樓璉不敢辭，歸而自經。也有傳說此詔出於括蒼王景或無錫王達之手。2但是詔書出自解縉的可能性更大，這正是他表現才華的機會，他從此開《明史》卷一四三《王艮傳》。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二《史乘考誤》三，引許浩《復齋日記》。2《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傳附樓璉、王景、王達傳》。
始了一生中最光輝的五年。
其實這篇《登極詔》寫得並無什麼特色，只是甚符合朱棣的心意。詔書中指責建文帝“崇信奸回，改更成憲，戕害諸王”。又講到援“祖訓”起兵“靖難”，屢戰屢勝，及欲仿周公輔佐成王之故事，只因建文帝自焚已死，迫於眾議，拒之再三，勉強即位。隨後便開列大赦蠲免，安民給賞等一系列條款。這便是所謂“稱旨”的詔書。
第二個月，解縉便從翰林待詔升任本院侍讀，由從九品一下變成正六品。同時升遷的還有胡靖，由從六品修撰升為六品侍講，吳溥、楊子榮由正七品編修升為從六品修撰，鄭好義由從七品檢討升為正七品編修，都僅僅升遷一品而已。
八月間，解縉、黃淮受命入直文淵閣，參預機務。朱棣常命他們在身邊備顧問，有時到深夜，朱棣上床就寢，猶賜坐榻前，語以機密重務。
楊士奇、楊榮、胡廣、胡儼、金幼孜等人大約也在此時被檢入直內閣。
九月，朱棣賜給他們七人金織羅衣各一襲。這七個人成為最重要的內閣之臣。幾天後便是中秋，朱棣找來解縉等人，讓他們查閱一遍建文中群臣所上“封事”，將這千余件上書中有關軍馬錢糧數目的留下，其余有涉及“靖難”削藩之事的一概焚毀，以免群臣危疑。
“爾等皆宜有之。”朱棣當時大約是隨便說了這麼一句。誠然如此，眾人都俯首不語了。
“臣實無。”修撰李貫理直氣壯地答道。他顯然誤解了朱棣的意思。
“爾以獨無為賢耶？”朱棣不滿地說道，“食其祿，則思任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朱棣表現出政治家的大度。但是到了這一年冬天，朱棣下詔重修《太祖實錄》時，他的態度就截然不同了。原南昌知府葉惠仲因在原建文時所修《太祖實錄》中直書“靖難”事被逮殺族誅。
重修的《太祖實錄》由曹國公李景隆為監修官，茹瑺為副，解縉任總裁，實際主持工作。這次解縉表現得頗為慎重，書成“盡焚舊草”，以免引起麻煩。2這同當時政治形勢有很大關系，在追治殺戮建文遺臣的恐怖氣氛中，史官不得不審慎行事。像解縉這樣個性突出的文人，也必須慢慢改造自己。擔任《太祖實錄》總裁官對解縉來說是一種超擢的榮譽，他的同官，甚至高於他的官員們都只是擔任了纂修官，解縉因此名聲大噪。《明史》中稱，解縉“尋進侍讀學士，奉命總裁《太祖實錄》及《列女傳》。”實際上解縉進官侍讀學士是在建文四年（時稱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丁亥，這時他年僅三十五歲。《明史》的記述很可能是弄顛倒了。
這次改修實錄主要是去掉其中涉及朱棣奪位的忌諱之處，並非真正重修，因此“以百人之多，歷期年之久”2，到第二年六月便書成上呈。
改修《太祖實錄》成書前不久，朱棣追上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後尊謚。皇後徐氏因此想到當年孝慈皇後曾命儒臣考訂《列女傳》，而未能修成，於《明太宗實錄》卷十一，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丙寅。
2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一《國初實錄》。
《明太宗實錄》卷十四，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丁亥。
2復原吉《進實錄表》，影印本《明太祖實錄》卷首。
是要下令修纂此書。恰在此時，《太祖實錄》完成，朱棣便命解縉等人動手編輯，只用了半年時間，到十二月便完成了。時間雖不長，卻頗下功夫，朱棣並親撰序文，刊印頒行。
次年七月初一，解縉隨祭太廟後，又被朱棣召了去。“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繁，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3依然是為修書之事。
這頗符合解縉所想，他早在洪武二十一年（388）上萬言封事時，就曾建議朱元璋這樣做。不過在修書的宗旨上他又有與朱棣不甚相合之處。朱棣主張大而全，不厭浩繁，解縉卻反對收錄過雜，他按照自己的好惡取捨，基本上是以儒家經典和史籍為主。
在朱棣的心目中，解縉是可以倚重的才子。八月中秋，宮中設宴，朱棣與近臣一起賞月，哪知天公不作美，濃雲掩月，令君臣們有些掃興了。據說解縉當即口占《落梅風》一首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詞雖無奇，那股不罷不休的勁頭很中朱棣的意，朱棣高興起來，又讓他作長歌。夜半，濃雲漸散，明月當空，朱棣不勝欣喜說道“才子！可謂奪天手段也。”這時候他們君臣之間已融洽到頂點了。2永樂二年（404）十一月，解縉等人將纂就的巨帙上呈，朱棣賜名《文獻大成》。起初他很滿意，但不久便發覺了其中的不足，並決定重修此書，這便是後來成書的《永樂大典》。這次除解縉外，又命七十高齡的太子少師姚廣孝及刑部侍郎劉季箎共總修書之事。陳濟等兼通百家的布衣之士也被請來擔任總裁。修書過程中，朱棣親自過問了進展情況。永樂四年（40）他在文淵閣召見了解縉等人。
“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經史粗備，子集尚多缺。”解縉如實回答，於是命人四出購求書籍。3這一次解縉未能參與修竣全書，第二年春天他便遭到外任之罰。其主要原因還不在於他修書時的偏執，而是因為立儲之爭。
在永樂五年（407）春天解縉出任以前，他除去奉敕修書外，還始終作為內閣近臣參預機務。當時都察院有陳瑛，吏部有蹇義，戶部有郁新、夏原吉，兵部有金忠，都是各負其責的重要大臣。解縉等近臣的職責主要是備顧問，而在當時，諸需顧問的事情中，最重大的莫過於立儲。
朱棣的三個兒子中，二兒子朱高煦“靖難”中隨軍征戰有功，與一批武臣往來甚密，一心要奪嫡。小兒子朱高燧也以英武聞名，最得朱棣鍾愛。因此長子朱高熾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不過朱棣真要廢長立幼，一時還難下決心。
據說當時朱棣曾命群臣題《虎彪圖》，圖中畫的是一只大虎領著幾只小虎，相互親暱。解縉提筆寫道“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朱棣為之所動，於是將朱高熾由北京召回。
3《明太宗實錄》卷二一，永樂元年七月丙子。
《解文毅公集》卷四《中秋不見月》。
2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一《中秋無月詩》。
《解文毅公集》卷五《奉敕題虎顧彪圖》。
朱高熾回到京師（南京）後，立儲之爭更顯突出。據《明史》記述，首勸朱棣立長的是兵部尚書金忠。金忠是“靖難”功臣，曾輔太子居守。他不僅列舉歷代立嫡故事相勸，而且將此事告知解縉、黃淮、尹昌隆等人。解縉當然是此議的，以他那清傲的性格，遇有機會必定直陳不顧，於是當朱棣私下征求他意見時，他便明確表態了。
“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解縉不僅極力維護嫡長制度，而且明確擁護朱高熾這類文德的儲君，反對朱高煦之類的凶悍武夫。他見朱棣不吭聲，知道他尚在猶豫，頓首道“好聖孫！”聖孫即朱高熾長子朱瞻基。解縉知道朱棣最喜愛這個長孫，特以此相勸。朱棣終於點了點頭，太子遂定。這件事後來傳到朱高煦耳中，他於是對解縉懷恨在心。
永樂二年（404）二月，解縉出任會試主考官，這一年是甲申年，故稱甲申科，為明朝科舉盛事，共取錄四百七十人。這其實也是江西人的盛事，三月廷試取錄的狀元曾棨為永豐（今屬江西）人與解縉有舊，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簡均為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楊相為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環也是吉水人，第三名王訓為廬陵（今江西吉安）人，第四名王直又是泰和人。七人均屬吉安府。而主考的內閣學士讀卷五人解縉、胡廣、楊士奇、胡儼、金幼孜也都是江西人，解縉、胡廣、楊士奇又都是吉安府人。後來解縉被劾廷試讀卷不公，不知是否便指此次。
廷試後不久便正式設置了東宮官屬，解縉被任右春坊大學士，這時侍臣們又修竣《文華寶鑒》一書，書中輯入古代人的嘉言嘉行，專用以教導太子。四月初四，正式冊立朱高熾為太子，朱高煦為漢王，朱高燧為趙王。解縉等人每天奉敕為太子講說《文華寶鑒》，他確實以東宮官屬為己任，於是與蓄謀奪嫡的漢王間的矛盾也就必然日趨激化。
解縉卻似乎並無明顯覺察，他的書生氣並沒有改掉多少。這一年饒州鄱陽教書先生朱季友將所著批評宋儒之書上呈，解縉知道後大怒，堅決要求將“謗毀聖賢”的朱季友置於法。結果朱季友被押還鄉裡，杖一百，銷毀所著文字，不許稱儒教學。解縉很有些儒家正統衛道士的味道，他見到漢王寵遇日隆也要站出來講話“是啟爭也，不可。”這都是朱棣最不愛聽的話，他給予漢王寵遇也有些出於無奈，“靖難”中為使漢王拚死出力，他曾暗示許以立儲，如今未能兌現，難免有所容讓，解縉卻偏要揭穿這件隱私，朱棣自然十分惱火，罵他“離間骨肉”。再加上朱高煦等人不斷進讒，解縉漸遭疏遠，最終成為這場奪嫡斗爭中的犧牲品。
據《明史》記述，“四年賜黃淮等五人二品紗羅衣，而不及縉”。似乎由此而表現出矛盾公開化。但據《明太宗實錄》記，永樂四年（40）三月初一，朱棣親臨太學致祭奠禮，同一天，“賜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六員二品金織羅衣各一襲”。這是解縉在朝時最後一次賜衣。第二年再賜黃淮等人西洋及高麗布時，解縉已被出為廣西參議了。
解縉的出任是很突然的。永樂四年（40）三月，他還主持了會試和廷試，他同祭酒胡儼一同去觀放進士榜時，還在一起開玩笑，說“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耳。”因為胡儼不是甲科出身，胡儼也開玩笑相譏道“彼固《解文毅公集》卷十《蓮竹軒記》。
《明太宗實錄》卷五二，永樂四年三月辛卯。
亦有僥幸得之。”2此後便發生了解縉反對出兵安南之事。如果說解縉在立嫡問題上的所為還是針對漢王其人的話，那麼反對出兵安南則是與朱棣直接的矛盾，而朱高煦等人則將解縉立儲之議傳播開來，並反告解縉洩禁中語，書生氣十足的解縉便抵擋不住了。這些才是解縉被出任外職的直接原因，至於說他廷試讀卷不公，則只是找尋藉口罷了。也有人說此事與黃淮有關，黃淮“量頗隘，同列有小過，輒以聞”。
慘死獄中永樂五年（407）二月，解縉出任廣西布政司右參議，離開了內閣近侍的位置。這是一次很奇特的改任，帶有明顯的貶黜性質，因此史書中大都將此記為“謫貶”。但是《明太宗實錄》中用了一個“黜”字，這似乎更准確些，因為解縉是從正五品的翰林學士出任從四品的布政司參議，從任官品秩變化看，還不能說是謫貶。當時胡儼也由內閣改任祭酒，這二者當然不能相比，但明朝的史家則將他們並記為閣臣外任的例子。2像解縉這樣一個書生氣十足而又樹敵頗多的人，一旦離開近侍的位置，他的厄運也就開始了。
解縉整裝上路，禮部郎中李至剛卻又告他“怨望”。解縉雖然也可能會有些牢騷不羈之辭，但李至剛的做法則是明顯的報復。當初朱棣曾書寫了一些廷臣名字，讓解縉評論，他一一作了實事求是的評論。別人大都有贊有貶，惟獨李至剛，只是“誕而附勢，雖才不端”，基本上否定了。李至剛的報復使解縉被改官交阯，督餉化州。
關於這次改任交阯的記述有些含混，因為直到這一年六月初一才正式設置交阯布政使司，解縉卻不可能拖延到六月再行，因此當時解縉很可能是以廣西布政司參議的身份去督餉化州。
解縉似乎也並不在意這次出任，離開朝廷反而使他恢復了文人性格，他在交阯三年，除去公務之外，依然是撰文賦詩，與友人唱和。
永樂八年（40）解縉入京奏事，當時正值朱棣北征，未在京師，他謁見過監國的太子朱高熾後便回交阯去了。朱棣是十一月回到京師的，漢王朱高煦便告解縉“伺上外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漢王的目的在攻擊太子，但結果是置解縉於死地。
朱棣早在永樂七年（409）二月便已離開京師前往北京；解縉不應不知道，他卻在第二年赴京，又恰恰在朱棣歸京師前夕離去，這一巧合也給漢王的誣陷提供了依據。
解縉離京後，道由江西、廣東往交阯，一路上同翰林檢討王偁游覽山川名勝，吟詩作賦，甚至為人撰寫墓志，絲毫沒有預感到禍之將臨。途經廣東時，因交通不便，他又忽萌開鑿贛江（章江）的念頭，並且寫成奏疏上呈。朱棣回京後得到朱高煦的奏報已經十分惱怒，隨即又接到解縉請鑿贛江的奏疏，他怒道“人臣受事輒引而避去，乃更欲勞民如此！”命逮解縉、王偁下詔獄。
2葉盛《水東日記》卷二《解胡觀放榜對答》。
夏燮《明通鑒》卷十九，宣宗宣德二年八月甲子。
2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七《閣臣外任》。
查繼佐《罪惟錄》列傳第二十《解縉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