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唐會要》卷三六《修撰》。
今傳世的《唐會要》為宋王溥所撰。王溥，《宋史》有傳。《傳》稱：“溥好學，手不釋卷，嘗集蘇冕《會要》及崔鉉《續會要》，補其闕漏，為百卷，曰《唐會要》。”《郡齋讀書志》敘述蘇冕和崔鉉撰《會要》和《續會要》後，接著也說：“溥又采宣宗以後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奏御，文簡事備。”今蘇冕和崔鉉的撰述久已佚失。王溥書中曾頻道及蘇冕《會要》，或稱“蘇氏曰”，或稱“蘇氏議曰”，則王溥就不僅是續撰，應該是對蘇氏的原著有相當多的改動處，甚至是另行撰述的。
《唐會要》的分目，相當繁多，據統計，竟多至五百一十有四，對於唐代沿革損益之事的記載是相當詳贍的。撰會要可能和修史不盡相同，一代有關的詔誥奏議以及私家著述，修史之時雖可全文征引，究竟還有一定的體例，不免有刪削的地方，甚至文句也或有所改動。王溥所撰書卻多事征引，全文錄載。好在每事各成一條，也不至於顯得過分繁瑣。
王溥所撰書分目既多，所涉及的方面也就相當普遍，街巷瑣事也在記載之列。玄宗開元年間，頒下敕令：“（京洛兩都）城內不得穿掘為窯，燒造磚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於街巷穿坑取土。”文宗太和年間，長安左右巡使奏請：“非三品以上及坊內三絕，不合輒向街開門”，並請“如非三絕者，請勒坊內開門，向街開門，悉令閉塞。”１唐時兵備，馬匹為主要設施之一，因而對於馬匹十分重視，各監牧的馬匹都須加蓋印章。規定：“凡馬駒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２這樣瑣碎的事務皆見於記載，可知其包羅的宏富和詳備。
《通典》的續編和《通志》、《文獻通考》《會要》與《通典》不同，《新唐書·藝文志》並著錄於《類書類》中，可見其中有相近處。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皆以之著錄於《典故類》中，雖有改易，兩書仍在同一類中。《通典》也有續撰的。《直齋書錄解題》就著錄有宋白《續通典》，並說：“起唐聖德初，迄周顯德末。王欽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數千載，為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為開元禮。今之所載二百余年，亦如前書卷數，時論非其重復。”宋白所續書，早已失傳，今有輯本，尚可見其一斑。
清代乾隆年間，撰《皇朝通典》時，也曾撰《續通典》。亦如宋白之例，由唐肅宗聖德元年續起，迄於明崇禎末年。其書於唐代後期諸事，率皆綴輯舊史記載，鮮有增益，僅略備一格而已。
南宋時，鄭樵始撰《通志》，《宋史·藝文志》著錄於《別史類》。鄭樵，《宋史》有傳。《通志》200卷，其中《帝紀》、《皇後列傳》、《年譜》、《列傳》，共149卷，居全書四分之三，以之著錄於《別史類》中，自是十分恰當。這些紀傳大抵是刪錄前代史書舊文，僅稍有移掇，別無新意，故不為史家所重視。其余49卷為二十略。《通志》和杜佑《通典》、馬端臨《文獻通考》並稱《三通》。《通典》和《文獻通考》皆無紀傳。《通志》能與《通典》、《文獻通考》並稱《三通》，主要還是在這二十略。
二十略為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謚、器服、樂、１《唐會要》卷八六《街巷》。
２《唐會要》卷七二《諸監馬印》。
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草木。皆敘述歷代，隋唐兩代自在敘述之列，大可取之以證史。《四庫全書總目》對於這二十略多有疵議，並指出六書、七音乃小學的支流，非史家的本意。還指出禮、樂、職官、食貨、選舉、刑法六略皆刪落《通典》，無所辨證。其他諸略也多有鈔自他書事例。不過最後卻指出：“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議論亦多警辟，雖純駁互見，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談無根者可及，至今資為考鏡，與杜佑、馬端臨書並稱三通，亦有以焉。”
《四庫全書總目》對於二十略中的《藝文略》也多所指責，說是分門太繁，而又多前後歧出，甚至所列門類也有很不恰當的地方，並舉出若干例證，以相證實。這些指責既有實例，自不容代為辨別。不過也並非就和所說的其他篇目一樣，盡是移錄前史舊聞。《藝文略》前後8卷，篇帙繁多，難以備舉，這裡就以《地理》一門略事陳述，以見一斑。《地理》門中，又分《地理》、《都城》等十二子目，其中有關唐代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並非完全取之於《新唐書·藝文志》，所著錄隋唐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又較《藝文志》為多，其多竟達數十種。應該說，這是可以補苴《藝文志》的疏略的。當然，其中也不乏重出和誤入的。郎蔚之《隋諸州圖經集記》、賈耽《皇華四達記》就皆前後重出，楊孚《異物志》和《交州異物志》又一書而二名了。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撰成於元代初年。據其《自序》說：“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征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言一行可以典故之得失，證史官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文獻通考》的得名，正是這樣的道理。全書共分二十四門，也就是二十四篇考。據說，前十九門“俱效《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跡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這是不錯的。其中《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等八門，就由《通典》的《食貨典》分出來的。不過這不是簡單的離析，而是有不少的補益的。同樣，《選舉》和《學校》兩門，則是由《職官典》離析的，《郊祀》、《宗廟》、《王禮》三門，則是由《禮典》離析的。而《樂》、《兵》、《刑》、《輿地》和《四裔》，則仍遵《通典》的舊規，僅改《州郡典》為《輿地考》，《邊防典》為《四裔考》。另外還有《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門，則是《通典》原所未有，而采摭諸書新增的。
這樣348卷的巨著，雖是采擷征引前賢時人的論著，也難得了無訛誤。
《四庫全書總目》曾摘出不少條款，認為是脫漏或訛誤之處。其中提到《經籍考》，並說：“《經籍考》卷帙雖繁，然但據晁陳二家之目，參以諸家著錄，遺漏宏多。”這一點的指責也確是並非過枉。僅就《地理類》而論，尤屬顯然。其中唐人的地理撰述，只有二十八種，加上唐以前的撰述，也不過再添九種，以之和《新唐書·藝文志》相較，所差實多，不過也有補苴《藝文志》之處。鄭常《洽聞記》和李德裕《西南備邊錄》就是較為重要的兩部。《西南備邊錄》13卷，其下注：“巽巖李氏曰：‘唐李德裕撰，今特存其第一卷。而《崇文總目》亦只載一卷，豈嘉祐以前已亡逸乎？”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亦著錄《西南備邊志》12卷，為宋人鄧嘉猷所撰，可能是一書的訛傳。現在皆已不傳，難於詳加考索。
《文獻通考》的《兵考》也與《職官考》等一樣，是沿襲《通典》的成規。其實只是名稱的沿襲，具體內容卻是獨出心裁。《通典·兵典》乃是以孫武所著十三篇為主，而以歷來用兵作為具體的例證。《文獻通考》的《兵考》，則是分別敘述歷代兵制、禁衛及郡國之兵、教練之制以及車戰、舟師、馬政等。兩者迥然不同。唐代的兵制以及有關各項措施和設備亦皆在論述之列。可以和《新唐書·兵志》相參證。
宋人編纂的與隋唐史事有關的類書北宋初年，曾以皇朝的力量撰修了四大部書，前面提到的《太平廣記》就是其中的一部。與《太平廣記》的名稱相近的為《太平御覽》。另外還有一部《冊府元龜》。諸家著錄皆以這兩部書列入類書類中。主其事的，亦為李昉、扈蒙諸人。《直齋書錄解題》說：此書“以前《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詳條次修纂，本號《太平總類》，太平興國二年受詔，八年書成，改名《御覽》。”全書共分五十五個部門，部門中又分細目，總計不下五千。即如所列的《皇王部》，由《敘皇王》開端，接著每一朝代的每一帝王皆列一目，直至唐哀帝，故相當繁多。引用眾書也極為淵博，據書首所列的《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書中征引的載籍共有一千六百九十種。其中間有重復數見的書名，近人核實統計，謂不過一千多種。就是一千多種，采摭也是極為豐碩的。所采摭各書迄今已多有亡佚，賴是書得以流傳。清代學者喜輯佚前哲遺著，就多取材於此書。王謨等人所輯的唐人地理著作，也惟此書是賴。就是隋唐時期已佚的史籍同樣也可由此書中采求。
《冊府元龜》撰修於宋真宗景德年間。由王欽若、楊億撰集成書，論述歷代君臣事跡。總五十部，一千余門。部有總序，門有小序。論其篇幅，較之《太平御覽》還要多到一倍。可說是鴻篇巨制。陳援庵（陳垣）為《影印明本冊府元龜》作序，謂前人多重視《太平御覽》而輕《冊府》。因而具體指出：乾隆中四庫館輯薛《五代史》，大部分出自《冊府元龜》，而標榜采用《永樂大典》。道光間，劉文淇諸人為岑氏校勘《舊唐書》，即大用《冊府》，成績卓著。並說：“《冊府》所采唐五代事，不獨用劉薛二家之書，當其修《冊府》時，唐五代各朝實錄存者尚眾，故今《冊府》所載，每與舊史不盡同也。”僅此一端，《冊府》有裨於史學，豈淺鮮哉。
南宋時，王應麟又撰《玉海》。王應麟，《宋史》有傳。傳中備舉其所撰著，《玉海》即列於其中。是書分門繁多，計有天文、律憲、地理、藝文等二十一門。每門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類。王應麟撰集此書，是為了當時詞科的應用，故鈔撮群籍，然亦間雜己見。所依據的前賢舊籍，相當繁富。分門別類，依次鈔撮，實便翻檢。所鈔撮的群籍，上起秦漢以前，下迄宋世，隋唐兩朝去宋未遠，采摘更多。如述名山，即采唐吳均所撰《天柱吳記》，述白渠，又采《白氏六帖》，皆非出自兩《唐書·地理志》與其他輿地專著。《文苑英華》和唐人詩文集的匯編隋唐時，文人學士的文集至為繁多，多各自單行，間有合並匯編，亦未能囊括一代。至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始有《文苑英華》的纂集，是由李昉、扈蒙、徐鉉、宋白主持其事，其後蘇易簡、王祜亦曾參修。其書上起梁代末年，蓋其本意為續《文選》之作，非皆為隋唐撰述的總集。不過還是廣事搜羅，隋唐各家集得以保存，也是應該稱道的。
《文苑英華》由於綜錄各家撰述，故篇幅至為繁多，流傳就難免有一定限度。其後姚鉉因之另編《唐文粹》。姚鉉，《宋史》有傳。或謂此書為徐鉉所編，徐鉉雖亦有名當世，然姚鉉編次是書，明見其本傳之中，當非誣妄。《文苑英華》有卷一千，所收文章自是相當淵博，《唐文粹》只有百卷，也就較為精粹。兩書編纂雖皆不以史事為主，但隋唐人的文章中不能說皆與史事無關，因而可以史料視之。
到了清代，更有《全唐詩》和《全唐文》的纂集。《全唐詩》纂於康熙年間，以明胡震亨《唐音統簽》為稿本。《四庫全書總目》說：“詩莫備於唐。然自北宋以來，但有選錄之總集，而無輯一代之詩共為一集者，明海鹽胡震亨《唐音統簽》始搜羅成帙，粗見規模，然尚多舛漏。”因而《全唐詩》就以之為稿本，而再事搜羅補苴，成此新編。據說共得詩四萬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纂集的體例是“冠以帝王、後妃，次以樂章、樂府，殿以聯句、逸句、名媛、僧道、外國、仙神、鬼怪，諧謔及諸體，其余皆以作者先後為次，而以補遺及詞別綴於末。”《四庫全書總目》還列舉了前人所傳的偽托訛誤。《全唐詩》現在已點校重印。點校說明中也舉出其中的缺點，如誤收、漏收，作品作家重出，小傳、小注糾誤，編次不當等等，這都有待於重新徹底整理。不過這樣近一千卷的大書，有缺點也是難免的。能把數百年中兩千多詩人的作品匯集在一起，對於閱讀者還是方便的。
《全唐文》是嘉慶年間繼《全唐詩》後纂集的。全書1000卷，裒輯唐五代文章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較之《全唐詩》更為鴻博。據說是書以當時內府所藏善本《唐文》一百六十冊為依據，參校《四庫全書》中的唐人別集，匯編成書。並鈔撮前人編成的總集，兼收各有關的記載，以及金石碑刻資料，故內容相當豐富。然篇幅既多，缺點亦所在多有。現在《全唐文》重印出版。在其出版說明中，也曾舉出其中缺點多種，特別是書中所附的小傳錯誤更多，閱讀時自宜多所注意。不過《全唐文》和《全唐詩》一樣，都能匯集有唐一代的詩文，可以省卻讀者若干翻檢之勞，還是應該稱道的。前面論述隋唐時人文集，曾列舉其中最為重要的若干種，其余備見《全唐詩》和《全唐文》中，就無須再行羅列了。
第二章考古資料第一節隋唐城址隋唐長安城長安城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開始大規模的勘察、發掘，先後完成了對外郭城、皇城、宮城及城內街道、坊市、渠道的探查，並據此繪制了長安城的實測圖和復原圖。１宮城位於外郭城的北部正中。整體作長方形，南北長1492.1米，東西寬2820.3米。四周圍牆夯築，牆基寬14—18米。宮城有五座門，已探出南壁正中的承天門（隋稱廣陽門）和北壁中部偏西的玄武門。承天門址，東西殘長41.7米，進深19米，三個門道，門基鋪石條或石板。宮城被隔牆分為三部分：正中是宮殿區為皇帝正衙之所，東側是東宮，西側是掖庭宮。皇城北接宮城，也作長方形，南北長1843.6米，東西寬與宮城同。
皇城有七座門，南面三門、東面二門均已找到，西面二門為現代建築所壓未能探明。據文獻記載，皇城內街道為東西向街七條，南北向街五條，已探出東西向、南北向街各一條。
郭城平面長方形，東西寬9721米，南北長8651.7米。城牆夯築，牆基寬度一般為9—12米。城牆外側有寬9米，深4米的城壕。東、西、南三面各開三門。已探出的城門中，以南面中部的明德門最大，五個門道。其余各門除東面居中的建春門外，皆三個門道。１皇城的兩側及其以南地域，為居民區，分布著由縱橫街道劃分出來的坊、市。依照文獻，郭城內共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條，東西向街道十四條。經勘察和復查，皇城以南，共發現南北向街十一條，東西向街十條。其中通南面三門和貫通東西六門的六條街道，是城內的主干大街，寬度最大。除延平門至延興門的東西大街寬55米外，余皆寬100米以上，尤其是由皇城南的正門朱雀門至明德門的朱雀大街寬達155米。不通城門的大街，寬度稍次，在39—68米之間。順城街最窄，寬20—25米。各街道兩側均設有排水溝。縱橫街道將郭城內地面分為兩市一百零八坊（一說一百一十坊），已為文獻所記。據探測，坊均長方形，按面積大小可分為三類：皇城以南、朱雀大街兩側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長500—590米，東西寬558—700米；皇城以南其余六列坊較大，南北長為500—590米，東西寬1020—1125米；皇城兩側六列坊（每側三列）最大，南北長838米，東西寬1115米（據金光門內居德坊實測）。各坊四周，有夯築坊牆，牆基寬2.5—3米。朱雀大街兩側四列坊，坊內僅有東西向街一條，應有東、西二門；其余各坊內有十字街道，應有東、西、南、北四門，門址皆已破壞。１兩市分別位於皇城的東南和西南。東南者隋稱都會市，唐稱東市；西南者，隋稱利人市，唐稱西市。兩市平面皆長方形，各占兩坊之地。
１宿白：《唐長安城和洛陽城》，《考古》1978年第6期；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長安城基初步探測》，《考古學報》1958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唐代長安考古紀略》，《考古》1963年第11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60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獲》，《考古》1961年第4期。
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隊：《唐代長安城明德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4年第1期。１陝西省博物館、文管會鑽探組：《唐長安城興化坊遺址鑽探簡報》，《文物》1972年第1期。城內共探出渠道三條，主要是為了解決宮廷、園林的用水問題。
隋唐長安是一座封閉式城市，它在總體設計上以宮城、皇城、郭城的正南門構成南北中軸線，“畦分棋布，閭巷皆中繩墨”。宮城置於北部正中，其南另築皇城以置中央衙署，把一般居民與皇室的住地分開，“朝廷官寺居民市區不復相參”，加強了宮城的防衛。
唐太宗以後長安城的擴建與變化，主要是大明宮、興慶宮和坊市的演變。大明宮創建於貞觀八年（634），高宗時增修，龍朔三年（663）成為唐朝廷的主要朝會之所，其遺址位於宮城東北禁苑的龍首原上。平面略呈梯形，南寬北窄，南牆實為郭城北牆的一部分，長1674米，北牆長1135米，西牆長2256米，東牆有一轉折，比西牆略長。城牆皆夯築，轉角處和城門內外包磚。城角可能原有角樓之類的建築。唐代後期還在東、西、北三面城牆的外側增築了夾城。大明宮的四壁皆有門，多已探出。正南的丹鳳門三個門道，北面的玄武門一個門道。城內發現宮殿遺址20余處２。
興慶宮位於興慶坊，原為唐玄宗藩邸。玄宗登基後以之為離宮。開元十四年（726）以後擴建，成為皇帝聽政之所。興慶宮平面長方形，東西寬1080米，南北長1250米，已探出東、西、南三面部分門址。宮內北部是宮殿區，南部是園林區。南區探出橢圓形水池，應是龍池遺跡，其西南發掘建築址17處。一號址靠近宮城南壁，長方形，面闊五間，進深三間，可能是勤政務本樓的基址。興慶宮建築址發現的瓦件甚多，僅蓮花瓦當就有73種。１隋唐洛陽城洛陽城主要由宮城、皇城、郭城組成，但布局與長安不同。
宮城位於全城西北隅，平面近方形，東壁1270米，西壁1275米，北壁1400米，南壁正中向南凸出，長約1710米。城牆夯築，寬15—16米，內外皆包磚。宮城探出五座門，城內中部以南分布主要宮殿區。宮殿區東面是東宮。宮城東北、西北兩角各有一隔城。
皇城圍繞宮城的東、西、南三面，城牆亦夯築，南北長1670米。
宮、皇城之北還有曜儀、圓璧二城。曜儀城為狹長方形，東西2100米，南北120米。圓璧城平面呈梯形，東西2110米。東城緊接皇城之東，北牆長620米，東牆殘長1270米。東城之北是含嘉倉，東西寬約600米，南北長約700米。
郭城平面近方形，南寬北窄，城牆夯築。東牆長7312米，南牆長7290米，北牆長6138米，西牆曲折，長6776米。南、北、東三面共開八門，南面三門及東面的建春門已探出，門址皆三個門道。南面正門是定鼎門，寬28米。城內的街道大都探出，洛河以南的南北向街十二條，東西向街六條。洛河以北，探出南北向街四條，東西向街三條。已探明的諸街中，通城門的各街較寬，一般在41—59米左右，其中定鼎街從郭城定鼎門通皇城正門，寬達121米。城內坊的布局整齊，坊呈方形，內有十字街道，周圍築坊牆，長、２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長安大明宮》，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馬得志：《唐大明宮發掘簡報》，《考古》1959年第6期。
１馬得志：《唐興慶宮發掘記》，《考古》1959年第10期。
寬一般在500—580米之間。洛陽共設三市。１長安、洛陽城內重要遺址長安城東、西市的發掘長安城內的東、西市，經勘探表明，西市南北長1031米，東西寬927米。東市南北長約1000米，東西寬924米。兩市四周有夯築圍牆，其內有井字形街道和小巷，並沿牆設街。街道兩側修排水溝，排水溝相互溝通，組成完整的排水系統。西市井字形街中心部位探出鋪地磚和殘磚牆，應是市場管理機構市署或平准署所在地。井字形街道兩邊房屋基址密集，大者寬10米左右，小的寬3米左右，進深皆3米左右，應是各種店鋪的基址。西市南大街東端路南發掘出陶盆、陶罐、三彩器殘片及大量瓷片，房址內發現石杵、石臼，臨街處清理出小圓坑數處，並埋有壇罐，這一帶為飲食業所在區域，南大街中部街南遺址，出土大量骨制裝飾品、珍珠、瑪瑙、水晶裝飾品及金飾品，似為珠寶商行遺址，並附有加工作坊。東市的東北角發現兩處橢圓形水池遺跡，可能是唐代的“放生池”。１長安城麟德殿和含元殿遺址麟德殿位於大明宮內太液池西。殿基長方形，四周以青磚鑲砌，殿基上建南北相連的三殿，長達85米。前殿東西寬58米，面闊九間，進深四間，正中減六柱。前附副階一間，副階前有東西階址。前殿後為寬8.2米的東西通道接中殿。中殿面闊同前殿，進深五間，左右各有方形台基一處，即東西亭址。前、中殿的地面大部分原鋪有表面磨光的矩形石塊。後殿緊接中殿，二殿有東西山牆相連。後殿面闊同中殿，進深三間，左右各有一矩形台基或為“郁儀樓”和“結鄰樓”遺基。後殿的北面附一面闊九間、進深三間的建築。麟德殿遺址出土長方磚、方磚、板瓦、筒瓦、瓦當和綠釉琉璃瓦及獸頭石刻等。２含元殿位於龍首原南，是大明宮的主殿。殿基高出地面13米左右，東西長75.9米，南北寬42.3米。殿面闊十一間，進深四間。南面原未築牆，其他三面為夯土壁。殿基左右兩端中部稍偏北，各有一向外延伸並轉而向南的廊道，分別與殿基斜前方的“翔鸞”、“棲鳳”二閣銜接。二閣僅存長方形夯土台基，高出地面15米左右，周圍原包磚壁。殿基向南築70米左右的龍尾道，由三條間距8米相互平行的斜坡台階道構成。含元殿遺址出土石柱、螭首殘片、素面方磚、蓮花方磚等。３長安城內揭露出一個院落遺址，由主院、東南院和西南院構成。院落中有殿址、回廊、房址、井等，出土了一些建築材料、佛教遺物、碑刻和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一件已殘的石茶碾是少見的發現，其上刻“西明寺”、“石茶碾”等字。據考證，這裡是唐代西明寺遺址的一部分。１青龍寺遺址青龍寺位於長安城新昌坊的東南隅，原為隋靈感寺，唐景雲二年改名青龍寺，發掘遺址兩處，一處為塔址，塔基平面方形，並有一方坑居於正中，當是地宮部分。另一處是殿址，在塔址東部，台基呈長方形，１參見第103頁注１。
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唐長安城西市遺址發掘》，《考古》1961年第5期。２郭湖生：《麟德殿遺址的意義和初步分析》，《考古》1961年第11期。３傅熹年：《唐長安大明宮含元殿原狀的探討》，《文物》1973年第7期。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唐長安西明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第1期。基面已被破壞，現存東西五排、南北六排的夯土墩，其上原承柱礎石，中心缺兩墩，可知是一面闊五間，進深四間的建築，中心減柱部位，似為一台座遺跡。台基四周僅存部分包磚，東西對稱部位各有夯土遺跡，應為與殿堂相接的廊址。北部有踏道，南面伸出小月台。出土遺物主要為磚瓦，還有小鎏金銅佛，小銀佛，石刻、經幢殘片和許多壁畫殘片。２洛陽含嘉倉遺址含嘉倉位於洛陽城宮城的東北部，含嘉倉的東北及偏南部探出糧窖259個，排列整齊，東西成行。各窖都是口大底小的圓罐形，口徑最大的18米左右，深12米左右。最小的口徑8米左右，深6米左右。發掘了其中6個，窖的結構是底部夯打、火燒、鋪燒土塊和黑灰等，然後鋪木板或草，再鋪谷糠和席，窖壁砌木板，窖頂是木架結構的草頂，上塗很厚的混合泥。160號窖內還存有大半窖已變質炭化的谷子，原應有25萬公斤。還在三個窖內出土了共八塊銘文磚，記載著糧窖的位置、糧食種類、來源、數量、入倉時間及負責運輸、入倉的職官姓名。１唐代洛陽宮城內還出土了哀帝的玉冊十枚，為首次發現的唐代皇帝即位冊文。
揚州城唐代的揚州僅次於當時的長安與洛陽兩個京城。1986年以來對該城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勘察與發掘。現已探出子城的四面城牆、城內的兩條道路，東和南兩個城門。羅城亦探出四面的城牆、七座城門、五條道路和河道。子城的西城牆和西北角進行了探溝發掘，發現有漢、六朝、隋唐、五代、宋的地層，表明子城的營建年代久遠。羅城的西城牆、南城牆各發掘兩條探溝，城內的石塔路發掘了10×10米的探方三個，還發掘了西門址。揚州城的勘察與發掘表明，唐代揚州分為兩個部分，子城在全城的西北角上，整座城南北長6030米，東西寬3120米。子城內的南北道路和東西道路位於城中間，十字相交。羅城的南北路和東西路都與城門相對應。羅城未發現隋唐以前的遺跡，初步判斷唐代羅城始建於中唐或偏晚，廢於五代末。２揚州城內揚州教育學院在基建工程中還發現了唐代的建築遺跡、古河道、陶瓷器和建築構件等。２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隊：《唐青龍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4年第5期。１河南省博物館、洛陽市博物館：《洛陽隋唐含嘉倉的發掘》，《文物》1972年第3期。２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揚州城考古工作簡報》，《考古》1990年第1期。第二節唐代的重要遺址重要發現有唐代山西蒲州唐蒲津橋、陝西臨潼華清宮湯池、南京九華山銅礦遺跡。
蒲津橋唐蒲津橋及鐵牛文獻多有記載，是唐代東北陸路進入關中的要塞，是為當時交通命脈。自古以來對此橋幾度尋覓未能發現，1989年終於在山西蒲州古城黃河古道東岸找到並發掘，發現了唐蒲津橋橋頭遺址和氣勢磅礡的鐵牛、鐵人、鐵山、鐵柱等遺物。鐵牛、鐵人、鐵山、鐵柱是用來結纜系舟，固定浮橋的重要部件。鐵牛共四尊，編號為1—4，1號牛在西北方位，2號牛在東北方位，3號牛在西南方位，4號牛在東南方位，皆坐東向西，伏臥狀，各鑄於長方形寬2.3米，長3.5米，厚0.7米的鐵板之上。四尊鐵牛的形態各異，膘肥體實，肌肉隆起，圓目似怒，豎耳傾聽，尾貼後股各向外。每牛下有四根大鐵柱，入地丈余。牛的重量約十五噸。每牛尾後有一根橫鐵軸，各長2.33米，直徑0.5米，是用來拴橋鐵索用的。一號牛身長3.3米，身高1.5米。其他三牛基本相同。四牛外側各有一尊鐵人隨牛編列。四尊鐵牛中間有兩座鐵山，作用是幫助鐵牛、鐵人加重地錨的重量。整個牛、山、人布局的正中入地一根大鐵柱作中央軸，露出地面0.75米，周長1.03米，是一完整的浮橋橋頭遺址。１華清宮華清宮位於今陝西臨潼縣城西南，遺址發掘總面積約6000平方米，清理出湯池、磚砌水道、陶質水管道、水井等。湯池遺跡七處，編號為T1—T7。T3位於唐文化層以下的秦漢文化層，池底用打磨規整的砂石砌成，伴出有秦漢時期的建築材料和初唐時期修補的繩紋磚。其時代上自秦漢，下及初唐以前。T6用砂石料砌成，地層位於唐代文化層以下，秦漢文化層之上，又有唐代修繕遺物，上限不超過北魏，下限應迄唐天寶六載。T2為上下兩層台式，上台平面呈對稱的蓮花形狀，下台平面為較規整的八邊形。池北壁正中有四層石台階，池底用青石板平鋪，東、西、北三面各有一個兩層的台階可供上下。據它的形制特點和文獻記載，應是華清宮內的蓮花湯，即御湯九龍殿，為唐玄宗李隆基沐浴之所。T4小巧玲瓏，設計獨具匠心，平面形狀酷似海棠花，北簷牆的基石上刻有“楊”字，證明其為唐玄宗在華清宮內為寵妃楊玉環修築的海棠湯。T1位於T2的西南方，據文獻，T1有可能為唐華清宮內的太子湯。T5和T1中間原有一水源，應為唐華清宮內的尚食湯。華清宮內各湯池供排水系統設計合理，自成體系，互不干擾，並回避地面建築物，充分利用了建築物以外的空間地帶。這一遺跡的發現，特別是皇、妃所用的湯池的發現為重要的收獲。１九華山銅礦唐代九華山銅礦位於南京江寧湯山鎮東北，是在現礦區開掘坑道時發現的。目前已知有古坑道暴露段12處、古采場4個。采場是分層采掘同一礦體柱後留存的空間，工作面還留有古人開鑿時搭設的木結構工作台及殘存的框架結構。四個采場的頂部及壁面共發現10個天井和28個巷道口。調查中發現的遺物有木鉤、木框架提升器、竹簍、瓷碗等。還清理了一處冶煉遺跡。從地表陷落區的范圍及其他遺跡現象分析，地下的古采場應具有相當的規模。銅礦中出土的瓷器特征與唐代宜興窯的產品相似，時代大體為唐代中、晚期，這一發現彌補了唐代礦冶遺址的空白。１此外，還調查了陝西銅川市郊的唐代玉華宮、陝西長安縣的唐代翠微宮的遺址。
１南京市博物館等：《南京九華山古銅礦遺址調查報告》，《文物》1991年第5期。第三節隋唐帝陵隋文帝泰陵隋高祖文帝楊堅及文獻皇後獨孤氏的太陵位於今陝西扶風縣東南。陵的封土高27.4米，呈覆斗形，夯築而成。四周圍繞城牆，東西長756米，南北寬652米，四牆的中部都發現大量的磚瓦殘片，當為門庭址，城牆的四角亦有磚瓦等，說明原建有闕樓。陵塚之南立有清畢沅書“隋文帝泰陵”（《隋書》等作“太”）石碑，此外無其他石刻遺存。文帝祠廟遺址在太陵東南，1953年調查時發現石碑一通，石柱礎一排七個，牆垣殘跡尚存。１唐代帝陵唐代帝陵，除李曄和哀帝李祝陵分別在河南澠池和山東菏澤外，其他均葬於今陝西渭北的乾縣、禮泉、涇陽、三原、富平和蒲城六個縣，稱“關中十八陵”。他們是高宗李治和武則天的乾陵、僖宗李儇的靖陵、肅宗李亨的建陵、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宣宗李忱的貞陵、德宗李適的崇陵、敬宗李湛的莊陵、武宗李炎的端陵、高祖李淵的獻陵、懿宗李漼的簡陵、代宗李豫的元陵、文宗李昂的章陵、中宗李顯的定陵、順宗李誦的豐陵、睿宗李旦的橋陵、憲宗李純的景陵、穆宗李恆的光陵和玄宗李隆基的泰陵。這些唐代帝陵進行了全面的調查，乾陵和橋陵作過小范圍的試掘。
唐陵陵園坐北朝南，地勢北高南低。關中十八陵可分為依山為陵和積土為陵兩類。
依山為陵者有乾陵、泰陵等十四座，分布在北山山脈之上。積土為陵者有獻陵、莊陵、端陵和靖陵，分布在北山山脈以南的渭北高原上。
依山為陵者的玄宮位於山峰南面的半山腰中。山峰的四周圍以神牆，每牆各辟一神門，東、西、南三門大都正對玄宮，南神門為正門，北門因地勢而築。獻殿建於玄宮之南（昭陵除外）。下宮多在陵的西南、鵲台西北。乾陵以下各陵的陵園四神門外4—10米各有石獅一對，石獅再外20—40米為闕樓一對，陵園的四角有角闕樓，神道南有乳台，有的唐陵在乳台南保留有鵲台。均為夯築，其外包磚，基址底部四周築以石條。據橋陵的墓道試掘可知，其墓道水平長70、寬3.78米。墓道中排列整齊有序的青石條鎮封，石條間以鐵栓板套接，熔鉛灌縫，堅固異常。１積土為陵者的陵台為覆斗形，封土夯築。
唐陵石刻堪稱中國古代大型石雕藝術的瑰寶。石刻主要布置在神道西邊和四神門外，每種石刻均左右對稱。神道石刻東西列間距25—160米，北神門起東西列仗馬間距25—70米。石刻的種類有望柱、翼馬、鴕鳥、獅，虎、犀牛、人、“蕃酋”。
初唐的獻陵和昭陵，石刻形制大，內容組合尚未形成定制。盛唐時的乾陵、定陵、橋陵，繼承了石刻形制大的特點，門獅一般高為2.7—3米。石刻種類和數量大為增加，組合形式基本形成制度。中晚唐的泰陵至靖陵十三座１羅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記》，《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6期。１王世和、樓宇棟：《唐橋陵勘察記》，《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4期。唐陵，石刻變得較小，門獅高為1.5—1.7米。組合刻意追求對稱，並有改變現象。如馬、獅左右分雌雄，石人左右分文武；景陵的北神門的仗馬外又置小的蹲獅和行獅各一對；端陵、簡陵和靖陵的石刻的數量減少。
唐陵中有的有宗室和功臣的陪葬墓。據調查，獻陵和昭陵最多，乾陵、定陵和橋陵次之，中晚唐的泰陵以下諸陵和陪葬墓甚少，有的沒有。獻陵的陪葬墓多在陵北和東北，從昭陵開始陪葬墓均在陵南和東南。諸陵的陪葬墓多為見於史籍的唐代著名人物，許多在墓前立碑，還有的墓前列石刻。現已發掘的唐代帝陵陪葬墓有十幾座。
其他陵墓帝陵之外，還調查、發掘了幾座稱陵的墓葬。唐高宗和武則天之子、太子李弘葬於河南省偃師縣，“墓號恭陵，制度盡用天子禮”。陵園座北朝南，平面方形，神牆四面中部各開神門，四角有角闕，地面下有磚砌的牆基。南門外有立獅一對，東、北、南門外為坐獅。神道在南門外，兩側有石人、石碑、石馬、石望柱。靈台封土呈覆斗形，夯築，東北50米有一方錐形土塚，應為李弘之妃哀皇後陵寢。１陝西鹹陽的順陵，原為武則天之母楊氏墓，隨著武則天權勢日盛，楊氏墓的等級屢經改易，後稱順陵。其布局制度極似恭陵２。唐高祖李淵之父李曋携鉤菩四𨬌輳𦶦揮諫攣饗萄簦寿饌獵殘危𠵎壩惺㮡窳腳牛𦹅刑炻弧６𩆜懟６溵āＡ暝耙鹽侫𨍭兀㕡荒鼙嫫湫沃脾邸４送猓𤉸穎筆÷∫⑾鼗褂刑聘咦胬鈐ǖ謁拇䇊嫘䌫實劾釵醯慕ǔ趿旰偷諶𧤤䇊婀饣實劾釤齏偷鈉粼肆輟?br />
唐懿德太子李重潤，永泰公主李仙蕙墓也“號墓為陵”。
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等：《唐恭陵實測紀要》，《考古》1986年第5期。２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順陵勘察記》，《文物》1964年第1期。
３鹹陽市博物館：《唐興寧陵調查記》，《文物》1985年第3期。
第四節隋唐墓葬隋唐兩代墓葬發掘甚多，出土了大量的遺物。根據各地墓葬形制和隨葬品方面的差異，可分為兩京地區、北方地區、朝陽地區、敦煌吐魯番地區，長江上游地區、長江中游地區、長江下游地區、贛江流域、福建地區、嶺南地區等若干個區域。區域性特征的形成，與隋唐時代的行政區劃並不等同，而與自然山脈、河流的分布和阻隔形成的區域更為接近。按各地區差異的大小，總體上以淮河流域為界分為南、北兩大系統。
北方地區隋唐墓北方“兩京”地區是隋唐的長安和洛陽，為隋唐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這一地區發現的墓葬最多，也最具隋唐文化的代表性。墓葬主要有雙室磚墓、單室方形磚墓、單室土洞墓，也有少量的雙室土洞墓。單室土洞墓又有方形、長方形、“刀形”等。隋和唐初，流行長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單室墓。唐高宗時期有一些帶前、後室的磚室墓。武則天以後土洞墓中又有墓道偏於一側的“刀形”墓，這類墓在唐玄宗以後常見，而且墓道逐漸縮短，天井、小龕數量減少，有的墓使用了豎井與短斜坡相結合的墓道，唐德宗以後這種墓更為流行，帶小龕的墓較少，出現在甬道或墓室內設放十二時的龕。
許多隋唐墓葬出土墓志，其上記述墓主人的身份、埋葬時間，有些還記載重要的歷史事件和社會風俗等。不同形制的墓葬，與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不同的埋葬時間關系密切，並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歷史問題。隋唐墓葬一般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期，隋代。
主要的墓葬有李和、姬威、羅達、張盛、李靜訓、田德元、劉世恭及西安、洛陽發現的大量無明確紀年和無墓主人姓名的平民墓。
這一時期墓葬絕大多數為單室土洞墓，墓葬尺寸的大小及隨葬品的數量多少與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有關。隋代大體按三品以上、七品以上、八品以下來劃分墓葬的不同等級，低品官的墓與平民墓區別不大。
第二期，唐高祖至唐太宗時期。
主要的墓葬有李壽、獨孤開遠、司馬睿、段元哲、蘇永安及西安洛陽發掘的平民墓葬。
李壽為正一品官，墓為方形磚室；獨孤開遠為從二品官，墓為近方形的土洞墓；司馬睿、段元哲、蘇永安分別是正四品至從七品官，也為土洞墓，但墓葬的尺寸略低。其他平民墓多用長方形的土洞墓。這一時期的墓葬與隋墓的情況較接近。
第三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時期。
這一時期發掘的墓葬甚多，其中有一批帝陵的陪葬墓，如陝西富平縣唐高祖獻陵陪葬墓房陵大長公主墓，李鳳、蘇君墓，昭陵陪葬墓張士貴、尉遲敬德、鄭仁泰、阿史那忠、李貞、安元壽墓。乾陵陪葬墓李重潤、李賢、李仙蕙墓。還有楊思勖、獨孤思貞、宋禎、鮮於庭誨、李守一、李景由墓。李重潤、李仙蕙墓為大型雙室磚墓，長斜坡墓道，有六七個天井、6至8個小龕，墓葬的總長在80米以上。葬具用石槨。墓主人生前分別為太子和公主，後被武則天陷害致死。唐中宗復位以後，昭雪改葬。李重潤、李仙蕙墓“號墓為陵”，是已知唐代墓葬中規模最大的墓。出現這樣的墓，與當時的政治斗爭有關。
尉遲敬德、鄭仁泰等也是雙室磚墓，但墓的規模和其他設施比前者略低，墓葬的總長50多米。他們均是見於記載的著名人物，生前立有赫赫戰功，地位很高，死後以特別的禮儀埋葬。
張士貴、阿史那忠等為方形單室磚墓，墓主人生前為三品以上的高官。
宋禎、獨孤思貞等為長方形土洞墓，這類墓所葬的為四、五品官吏。
李守一、李景由等墓也為長方形的土洞墓，但尺寸略小。墓主人生前為七、八品官。
還有一些單室土洞墓，形狀多為不規則的長方形，無墓志出土，應是平民墓葬。
這一時期的墓葬形制上的區別反映出當時的埋葬等級制度十分嚴格。
第四期，唐肅宗至唐末。
主要的墓葬有李良、瞿曇撰、李文政、董氏、董盈、高克從、閭知誠、張叔遵墓。
這一時期稍早一些的李良、瞿曇撰墓，墓主為三品以上的官吏，瞿曇撰墓是單室方形磚墓，李良卻用單室長方形的土洞墓。晚一些的李文政、董氏、董盈也都是三品官，墓葬均用長方形單室土洞墓，而同時期的宦官高克從、閭知誠、張叔遵，官品均在三品以下，卻都用了第三期三品以上官吏的方形單室磚墓。反映出以前墓葬等級制度的破壞和宦官地位的提高。
兩京地區的隋唐墓內的隨葬品內容和數量因墓主人的地位和時代的早晚而不同。
墓中出土大量的俑是隋唐墓的特點。唐高宗、武則天時及以前，墓中流行用軍事武裝氣氛很濃的儀仗俑隨葬，品官墓內都有出土，三品以上的官吏的墓中一般在幾百件，多者上千件。唐玄宗時的俑類突出反映了家內生活的僕侍俑和游樂內容的駱駝載樂、游山、歌舞俑等。唐玄宗以後出土的俑類減少。
陶瓷器是墓中最普遍的隨葬品。碗、罐、壺等在隋唐墓中自始至終都有，也有一些流行於一定階段的器物。自隋至唐高宗時期，陶器和青瓷器較多，瓷器的釉多施於器物的上半部，而且內外皆施釉的器物不多。常見器形有四耳罐、雞首壺、龍柄壺、子母盞等。裝飾手法以劃花、堆塑為主，紋樣多為繩紋、凸稜、蓮瓣、聯珠。武則天至唐玄宗時期，白瓷器和黑、黃、醬釉等釉色瓷器增多。器形中碗、盤、杯、盒、唾盂等實用器皿較多。最引人注意的是“唐三彩”廣泛流行，並用來制作大型的俑類。唐德宗以後，瓷器數量增加，品種豐富，器類也明顯增多，注壺，多曲花瓣形的碗、盤、碟和托盞等流行。紋樣常見花卉、禽鳥。
隋唐墓中經常出土銅鏡，不同時代的銅鏡的形制和紋樣有很大的區別。
中晚唐的墓葬中出現了用鐵豬、鐵牛隨葬的現象。
黃河以北河套以東地區發現的隋墓很少，唐墓較多。墓葬的形制呈現出與唐代兩京地區不同的特征。有方形、長方形、圓形、多邊形的磚室墓，長方形的墓中還有土壙墓、磚槨墓。有代表性的墓葬為河南新鄉張枚墓、山西太原金勝村五號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河北定縣唐墓、北京豐台唐史思明墓、何弘敬墓、王元逵墓。
北京豐台唐史思明墓，墓道向南，斜坡式，裡面填充不規則的石料。墓道靠近甬道處有對稱的小龕4個，墓道兩側也各有兩個小龕，龕的附近發現壁畫殘片。墓室為方形石室，東西長5.54米，南北寬5.05米，兩側各有一長方形的耳室，墓室的西北部有一直徑1.5米，深1.75米的井狀坑。墓中出土遺物有玉、金、石、陶、瓷、銅等器數十件，最引人注意的是玉冊44枚，包括謚冊和哀冊各一套。可知該墓為著名的“安史之亂”中的重要人物史思明之墓。何弘敬、王元逵墓破壞的較嚴重，但可知何弘敬墓中有石雕殘塊、石柱等，王元逵墓是由墓道、前後室、東西耳室、甬道組成。這一地區的墓葬反映出，安史之亂以後，許多地方的高官，在埋葬制度上僭越，墓葬的規模已超過同時期兩京地區的同品級的官吏。
河南新鄉張枚墓、山西太原金勝村五號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等都是方形的磚室墓，有的墓有耳室或在甬道帶小龕，有的在墓室內設平台放置隨葬品，時代較晚的還有的用磚砌出仿木建築結構和桌椅等。還出現一些平面為圓形和多邊形的墓葬。山西太原附近的墓葬，壁多繪壁畫，並以樹下人物的屏風為特點。
朝陽地區已知的多為開元、天寶以前的唐墓，主要有張秀墓、中山營子唐墓、八裡堡唐墓、韓貞墓、朝陽師范M2、M3、左才墓。
這一地區的墓葬更流行圓形墓。長方形的墓多為磚槨墓。如中山營子唐墓直徑12.88米，帶石墓門，墓內又分隔出五個小室。墓葬有的在墓門外砌“翼牆”，有的墓內也砌出放隨葬品的平台。
黃河以北河套以東及朝陽地區唐墓出土的隨葬品，除了陶瓷器外，還有一些如人首鳥身、人首魚身、雙人頭蛇身和其他怪獸。人物俑類在朝陽地區已知的均為彩繪泥俑，有的墓還用家畜、家禽實物隨葬。
新疆吐魯番地區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先後進行了十幾次考古發掘，其中包括了許多麴氏高昌和唐代的墓葬，並出土大量的文物。
麴氏高昌時期的墓葬，主要流行帶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的四壁微向外弧出，墓頂平圓。埋葬方式多是在墓室內作放屍台，台上鋪葦席，陳屍其上。隨葬品以黑陶器為特點，這種黑陶器的表面多帶彩繪，典型紋樣是以紅、自、綠三色繪出圓點、弦紋、蓮瓣。墓中較多地出現磚墓志，也有土坯、木板和砂石做成的。有的墓中還發現繪有伏羲、女媧形象的絹畫。
唐代的墓葬主要是貞觀至大歷年間，即唐設西州時期的。與麴氏高昌時期相比，墓葬的規模增大，墓室四壁明顯外弧。出現了雙室墓、帶甬道的墓和刀形墓，有的墓道上鑿天井。墓頂有圓形、縱券、橫券和平頂。屍體仍采用築台陳放的方式。死者口中常含錢幣。隨葬品中的黑陶器減少，火候較低及未經燒制的器物增多。較多地出現武士、文吏、女侍、鎮墓獸等俑類。墓內較普遍地出土繪伏羲、女媧形象的絹畫。個別墓中還出有屏風絹畫，內容為舞樂、牧馬、貴婦弈棋等。
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區的氣候、地理環境和喪葬習俗，使墓葬中大量的文書和織物得以完好保存，從而成為這一地區墓葬出土遺物的重要特點。
文書大都是當時作為已廢棄的物品，用其紙張制作他物而出現於墓葬之中的，如紙棺、俑類的服裝、鞋襪等，但卻成為保存下來的珍貴史料。麴氏高昌和唐代的文書達兩千四百余件。其中有契約、籍帳、官府文書、私人信件、經籍寫本、隨葬衣物疏等。內容極為豐富，廣泛涉及了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宗教等各個方面。１南方地區的隋唐墓長江中游地區發現的墓葬較多，為南方隋唐墓的中心區域。墓葬可分為長方形、梯形，凸字形和中字形。磚室墓主要是凸字形和中字形，墓的左、右、後常砌出小壁龕，龕內置十二生肖俑。墓室正中有磚砌長方形棺床，棺床與墓壁間設排水道。土坑墓以梯形和長方形為多，有的墓帶壁龕。長江中游地區的隋唐墓可分為六期。
第一期，隋代。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湖北武漢M29、武昌M17、湖南湘陰隋墓、長沙M275、浙江江山隋開皇十八年墓、江山隋大業三年墓、衢州M20。
隋代以凸字形、長方形、梯形的磚構和土坑墓最為流行，有的設耳室和小龕，小型墓居多。
第二期，唐高祖、太宗時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長沙赤峰山M3、M4、武昌M359、安陸楊氏墓。
出現了較大型的墓葬。從這一時期開始，磚室墓的墓壁磚上盛行模印花紋，內容為葉脈紋、花草紋、小花紋、忍冬紋、錢幣紋、網格紋。有的墓還在墓壁上鑲嵌畫像磚。
第三期，唐高宗、武則天時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四川萬縣冉仁才墓、長沙鹹嘉湖唐墓、湖北隕縣李徽墓、長沙黃土嶺唐墓、長沙牛角塘唐墓。
出現了與北方兩京地區相類似的方形磚室墓。磚室墓出土的隨葬品較豐富，應與墓主人的地位有關。
第四期，唐中宗至玄宗時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長沙絲茅沖唐墓、九江唐墓、武昌M270、隕縣李欣墓、武昌M285。
第五期，唐肅宗至敬宗時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益陽唐墓、武昌M290、武昌M342、武昌40、長沙唐墓。
第六期，唐文宗至唐末。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長沙王清墓、黃石M1、長沙上大垅M31、武昌M528。
第四期以後，仍流行磚構和土坑墓，以平面呈長方形的土坑墓為多。
長江中游地區隋唐墓的隨葬品以生活用品為主，最多的是陶瓷器。一、二、三期的墓葬中陶器較多，瓷器次之。器形多為五聯罐、圓形五足爐、較瘦高的盤口壺、四耳罐、深腹碗、小口的唾盂、高足杯，並在部分墓葬出土俑類。四、五期的墓中出土瓷器較多。器形較粗胖的盤口壺、雙耳罐、淺腹碗、大口的唾盂、長頸瓶、花口碗及較多的注子。
南方地區的墓葬形制和隨葬品的風格統一性較強，主要區別是發展的時間不同。長江中游在入唐後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而長江下游約在唐高宗時才表現出明顯的改變。長江上游、贛江流域、福建、嶺南地區在唐玄宗時期發１吐魯番文書整理小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吐魯番晉—唐墓葬出土文書概述》，《文物》1977年第3期。
生了重要的變化。總體上看，南方是在八世紀中葉，即唐玄宗末期墓葬形制和隨葬品出現了新的變化。
嶺南地區的唐“尚書右丞相贈荊州大都督”張九齡墓，是一座由甬道、耳室和主室組成的磚墓，主室四角攢尖頂，墓內四角磚砌假柱，磚砌長方形棺床設於墓室中央。主室和甬道繪有壁畫。墓雖被盜，仍出土30件器物。１福建地區的閩侯杜武墓，平面呈凸字形，用花紋磚砌成，棺床砌於墓室後部，前部放置隨葬品。２漳蒲縣劉阪鄉唐墓，平面為中字形，主室左、右壁各砌五個壁龕，室內還砌出兩個方形坑。出土40余件具有特色的俑，有男女、“千歲老人”俑及鎮墓獸和人首蛇身、人首魚身、馬頭魚身、鱉形等怪獸。３１廣東省文管會等：《唐代張九齡墓發掘簡報》，《文物》1961年第6期。２黃漢傑：《福建閩侯荊山杜武南朝、唐墓清理記》，《考古》1959年第4期。３《福建漳蒲縣劉阪鄉唐墓清理簡報》，《考古》1959年第11期。
第五節隋唐時期的墓葬壁畫隋唐壁畫墓隋代的壁畫墓發現不多，山東嘉祥徐敏行墓是一座保存較好的墓，此墓的過洞繪武裝侍衛，墓室內有四神、牛車、女侍、犬、傘蓋、鞍馬，後壁為墓主人夫婦坐帳內飲宴，帳前列樂舞。１唐代壁畫達到了空前興盛時期，描繪於建築之中的雖已蕩然無存，唐代發掘出的壁畫墓，則保存了不少珍貴的資料。壁畫反映了唐代的社會風貌，顯示了繪畫藝術的成就。唐代墓葬壁畫主要出現在地位較高的貴族墓葬中，壁畫墓的形制一般由墓室（有的為前、後雙室）、甬道、過洞、墓道組成，壁畫分繪於各個地方。壁畫題材、所繪的部位大致如下：1.四神圖。即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用以表示方位，飾於墓道的東西壁及墓室的南北壁。
2.儀衛圖。由步、騎或步、車、騎儀仗組成，分布在墓道東西壁，見於高級貴族的墓葬中，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象征。
3.啟戟圖。官吏出行和門第列戟表現身份和榮耀。所繪戟數的多少與墓主人的官品高低有關。
4.建築圖。是墓主人生前宅第的寫照。
5.婦女及內侍圖。婦女中有貴婦、宮官、侍女。多繪於墓室內，也見於甬道和過洞中。表現貴族行樂生活。
6.農牧生產圖。反映墓主人經營莊園的場景。
7.打球圖。畫面為數名騎手執球杖驅馬搶球，場面宏大。屬於貴族官吏生活的內容。
8.客使圖。為異國及其他民族的使者。
此外，還有樂舞、人物故事、游獵、樹下人物等內容。
西安地區唐墓壁畫西安是唐代壁畫墓最為集中的地區，墓葬壁畫的內容因時代早晚而不同。
唐初的壁畫墓主要有李壽、楊恭仁墓。
李壽墓，墓道繪由飛天引導的出行游獵圖。過洞為步衛、屬吏，農牧、廚事、列戟。甬道是屬吏、內侍、女侍、寺院和道觀。墓室繪馬廄、倉廩、宅院、女樂。凡家內生活的內容，多以復雜的庭院為背景：農牧、廚事、馬廄、倉廩，寺院道觀等題材不見於以後的墓葬壁畫中，這些內容許多應淵源於十六國迄隋墓葬中的壁畫。壁畫人物的體態清瘦，稍顯呆板。
唐高宗時期的壁畫墓主要有段簡璧、阿史那忠、李震、執思奉節、鄭仁泰、蘇定方、李爽、房陵公主、李鳳、安元壽墓。盡管各墓壁畫均有不同程度的殘損，但內容基本清楚。
阿史那忠墓的墓道繪青龍、白虎、鞍馬、駱駝、牛車、步衛、屬吏、武士。過洞為影作木結構建築、屬吏、女侍、列戟。李鳳墓的甬道繪影作木結構建築、女侍，墓室為影作木結構建築、人物花卉、天象。
１山東省博物館：《山東嘉祥英山一號隋墓清理簡報》，《文物》1981年第4期。影作木結構建築是這一階段較普遍的現象，在過洞、甬道及墓室壁上繪粗線條的闌額、廊柱，廊柱既是建築的象征，又兼作界格，將壁面分成一個個相對獨立的畫面，其間描繪的男、女侍等人物，使墓內宅院化這一唐墓的特點更加鮮明。另外，這一階段壁畫的人物形象和服飾特征，還在今塔吉克斯坦等的居室壁畫中見到，反映了當時東西文化的交流。人物造型略顯圓腴，形象較為生動。
唐中宗至玄宗開元時期的壁畫墓主要有李重潤、李賢、李仙蕙、韋泂、薛氏、契苾夫人、薛莫、韋氏、馮君衡墓。
李重潤墓的墓道繪青龍、白虎、山林城闕、步騎儀衛、軺車、鞍馬、官吏。過洞為胡人牽豹、男侍牽犬、駕鷹、女侍、影作木結構建築、列戟、步衛、牛車、女侍。甬道皆為女侍，間繪花木草石。墓室繪影作木結構建築、捧物及樂器的女侍、天象。李賢和李仙蕙墓的壁畫內容和布局與李重潤墓的基本相同，唯李仙蕙墓過洞頂部還繪平綦、雲鶴。李賢墓的墓道還有出行狩獵、擊球、禮賓圖。
這一階段在過洞，甬道、墓室所繪的人物，大都以象征式廊柱建築為背景，墓室的壁畫生活氣氛更為濃厚，游樂場面增多，出現了雲鶴的內容。有些墓的墓道壁畫簡化。車馬、儀衛的場面縮小，有的省去。人物形象豐滿勻稱，婀娜多姿。
唐玄宗天寶以後至唐順宗時期的壁畫墓主要有蘇思勖、宋氏、張去奢、張去逸、高元珪、韓氏、郯國大長公主墓。
蘇思勖墓的甬道繪屬吏、女侍、兩人抬箱。墓室繪朱雀、玄武、舞樂，六扇樹下人物屏風，女侍、天象。張去奢、張去逸墓的墓道繪青龍、白虎、捧物女侍。其他墓的墓室內多繪樂舞、花卉、屏風。
這一階段出行，儀衛的內容不見了，影作木結構建築被淘汰。壁畫內容多為四神、男女侍，新出現繪墓主人像的作法。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現了折扇式屏風畫。墓道壁畫走向衰落，有的只有青龍、白虎，有的空置起來。人物體形十分豐腴。
唐憲宗至唐末的壁畫墓主要有梁元翰、高克從、楊玄略墓。
三座墓除高克從墓在甬道有女侍外，壁畫都出現在墓室內，並均為六扇屏風，突出了雲鶴的題材。
西安地區唐墓壁畫中多次出現列戟題材，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安郡王李壽墓，繪列戟兩架十四竿；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繪列就兩架十二竿；懿德太子李重潤墓，繪列戟四架，合為兩副，一副二十四竿，一副二十五竿，萬泉縣主薛氏墓，繪列戟兩架十竿；被推定是蘇定方的蘇君墓，繪列戟兩架十竿。列乾制度是唐代等級的標志之一，壁畫的列戟數目的多少，可與文獻中關於列戟等級相對照。
其他地區唐墓壁畫北方的今山西地區也發現了較多的壁畫墓。
太原化工焦化廠唐墓，墓頂正中為星象圖，四面分繪四神。墓室繪仿木建築，並由柱將墓壁分成界格，格內繪壁畫。南壁是侍衛圖。東西兩壁的南部各有一侍女，之後各有三幅並與北壁的一幅相連組成的八扇屏風畫，北壁正中為一幅駝、馬人物圖。屏風畫的內容是樹下人物。山西地區的其他各墓壁畫內容和布局與之基本相同。
唐代南方也有壁畫墓發現，主要有楊氏、李泰、李欣、張九齡、錢寬、水邱氏、冉仁才墓。
南方地區的唐墓壁畫，因地下潮濕多已剝落。殘存的情況表明，壁畫繪於甬道和墓室中。張九齡墓的甬道繪侍女，墓內為四神和侍女。錢寬墓的墓室繪有天象圖、盆花等。
第六節隋唐時期的瓷窯與瓷器隋唐時期是中國瓷器發展的重要階段，產品種類增加，成為社會普及的生活用品。生產地區擴大，區域性特征明顯。北方以白瓷為主，南方以燒青瓷為主。文獻中所記的唐代各個著名窯口，也已基本找到。
北方地區北方地區的隋唐時期瓷窯發現於河北的內丘、臨城、曲陽、磁縣；山西的平定、渾源；山東的淄博、棗莊；河南的安陽、鞏縣、密縣、登封、輝縣、郟縣、魯山；陝西的銅川等。瓷窯以生產白瓷為主，兼燒黑、青、醬、黃、白釉綠彩、黑釉藍彩及攪胎、攪釉、三彩等。發現的窯為圓形、橢圓形、馬蹄形。
邢窯位於河北內丘、臨城。臨城陳劉莊發現窯址23處，采集到隋代較完整的器物30多件，有青瓷和白瓷。窯具有支釘、三叉形墊片、支柱。主要產品是碗和缽盆，其次是杯、罐和壺。燒造方法為疊裝、套裝和單件裝。內丘發現窯址28處，采集到的屬於隋代的器物有碗、杯、盤、盆、壺、罐、瓶等。除青瓷和白瓷，並已用桶式匣缽燒成了細白瓷。邢窯在唐代的燒造更為興盛，白瓷的產量大、質量高。器類增加，又出現了盂、高足杯、硯等，還采集到與唐代長安大明宮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一致的“盈”字白瓷片。邢窯以燒白瓷為主，是中國古代的名窯，也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燒造白瓷的窯址。安陽窯位於安陽市北郊洹河之濱。窯爐的形制是圓形，內徑約1米。窯具有支燒和墊燒的器托。產品以碗、盆、缽、甕、四系罐、高足盤為主，還有瓷俑等。器物的胎色灰白；釉呈青綠色透明；紋樣有刻、劃或印的蓮花、忍冬、草葉、波浪和三角紋。另外，安陽的張盛墓、西安的李靜訓和姬威墓中，也出土有青、白、白釉彩繪等精美的瓷器，尤其以張盛墓中的白瓷最突出，白釉的色調穩定，白度較高，有的白瓷俑、獸還以黑色加以彩繪。
鞏縣窯隋代始燒，唐代進入極盛，主要燒白瓷和三彩，可能即是《元和郡縣志》所載的“開元中河南貢白瓷”的產地。鞏縣的大、小黃冶村窯是燒唐三彩的主要窯場，器物種類繁多，有黃、綠、紅釉和攪胎器。還采集到唐代窯址中少見的翻制馬、象、狗、駱駝，鳥、獅及器物部件、紋樣的范模，並有單模、雙模、多模之分。
棗莊的中陳郝的隋代窯，由火道、窯門、火膛、出灰道、中心柱、窯床、煙囪組成，平面略呈橢圓形，火膛與窯床交接處築中心柱支撐窯頂。窯爐南發現木炭，可知是以木柴為燃料。窯址出土遺物有三足支釘、支柱、托座、匣缽、墊圈、五齒支具、蹄形印模等。裝燒方法流行疊式裸燒法，有的小型器物可能是裝在匣缽中燒成的。器物有碗、罐、盆、盤、高足盤、缽、杯、盤口壺、器蓋和硯等，以青釉瓷為主。唐代的器物增加了注壺和水盂，除了青釉外，出現了少量的褐釉。
陝西銅川的耀州窯於1959、1973、1984—1985年進行了發掘。唐代的窯爐平面呈馬蹄形，由燃燒室、窯床和兩個煙囪組成。以木柴為燃料。產品以燒黑、白瓷為主，其次是黃、綠釉，還燒白釉褐彩、素胎黑彩、釉下彩等。釉下彩繪不見貼花，與湖南長沙窯的釉下彩的風格不同。1985年重要的是發現了唐三彩的作坊和窯爐。唐三彩的作坊由七個窯洞組成。以3號為例，室內有半圓形火塘、方台、轆轤、泥胎、試釉的平台、凹槽、大陶缸、坩子泥、獅范及碗、燭台、盒、蹲獅、盆的坯件。其他各室中也有工作場、工具、原料等，從各室內布局的情況看，其中1號似為工匠居室，2號是涼坯或施釉的地方，3號是拉坯、翻模、成型的主要場所，4號是制作陶塑和施釉的地方，5號是拉坯、成型制作三彩燈的地方。6、7號是單把短流壺制坯、成型的場所。它們共同組成了一個分工細致，主次分明，工藝程序清楚的生產單位。窯內還出有桶狀匣缽。三彩窯爐發掘出三座，分布在作坊附近，平面呈馬蹄形，由窯門、長方形的窯床、扇形的燃燒室和兩個煙囪組成。這組三彩窯約建於盛唐，連續生產到中晚唐。
河北曲陽澗磁村的定窯為北方的名窯，始燒於晚唐，五代時期窯的形制為馬蹄形，長5.8米，寬2.6米，由煙囪、窯室、火膛三部分組成，煙囪長方形，窯室方形，火膛半圓形，皆用耐火磚砌建。火坑內殘存木炭，說明是以木材為燃料。唐代的窯應與之略同。窯具有匣缽、支墊等。窯址內出土的制瓷工具，如楔子、釉座、鐵刀、瓷凳等，為了解定窯瓷器的燒造工藝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唐代的產品以白瓷為主。
北方地區隋唐瓷窯首先興起於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東淄博、棗莊等地，以後逐漸擴大。著名產白瓷的邢窯產地的中心因地質構造條件較復雜，采礦量無保證，大和九年又有洪水泛濫和晚唐較大的戰爭，逐漸衰落下去，其北部的定窯和南部河南窯群及西部的銅川耀州窯等迅速興起。
南方地區南方地區的窯址數量多、分布廣。約自東漢開始燒造青瓷以後，歷代不衰，隋唐時代的窯址已在浙江、江蘇、江西、湖南、安徽、四川、福建、廣東、廣西等地大量發現，均為青瓷窯，個別窯燒造白瓷。其中以浙江省的窯址最多。由於各地都采用本地瓷土為原料，產品的胎質、釉色略有差異，因而形成不同風格。南方創燒於南朝甚至東漢的窯基本延續到隋唐，其中不少窯在隋唐進入盛燒時期。
越窯以浙江的上虞、余姚、慈溪最為興盛，發現了30余處窯址。唐代的產品種類豐富，釉色以青泛黃為主，光澤晶瑩，唐初的器物胎體較厚重，一般無紋樣，唐後期的胎薄質細，火候高，以劃、印並兼刻、雕、鏤、彩繪等技法裝飾紋樣，題材以花卉為主，也有禽獸、人物。寧波鎮海的唐代窯址發現的窯具有墊座、間隔窯具和匣缽。據目前所知，越窯使用匣缽是在中晚唐。浙江臨安水邱氏墓、上虞鹹通七年且軫墓出土的瓷器，嵊縣元和十四年、余姚大中四年等的刻銘的器物，為越窯青瓷的盛燒時代器形、紋樣的演變提供了標准器物。江蘇宜興澗眾窯，產品具有越窯的作風。窯利用土墩傾斜的地勢修建，有空室、擋火牆、窯床，殘長28.4米。火膛平面作不規則的圓形，作調節溫度用，室內發現有木炭塊，說明是用木柴為燃料。擋火牆置於空室與窯床中間，其中部留出隨時可堵、可拆的火道，燒火時臨時堵塞，出窯時拆掉。窯床的坡度平緩。窯具為墊座、墊片、泥釘及套缽，套缽出土時內都裝有疊燒的青瓷器，在某種程度上起到匣缽的作用。裝窯采用套裝法，產品按大小自下而上疊放，大套小置於套缽內，為充分利用空間，多是按缽、碗、盤、罐或按器類套裝，一般交替疊放，器間墊以泥釘，每疊放四五件器物加墊墊片，保持其穩固性。套缽置於墊座上，其作用是使器物升高，產品受熱均勻。產品比較簡樸，以民間日常使用的碗、缽、罐、盤、燈盞為主，絕大部分是青瓷，施釉的方法有浸釉和蕩釉。
浙江金華地區的窯址普查，發現唐代窯址22處，重要的是婺州窯的確認。婺州窯是繼越窯之後不久興起的南方名窯，發展的鼎盛時期在唐、北宋。隋唐時較普遍地在瓷器的胎外施用化妝土，使暗灰和深紫的胎色得到覆蓋，燒出光滑滋潤的器物。有的器物為青釉施大褐斑。
湖南湘陰岳州窯，是長江中游盛唐前重要的瓷窯。隋唐產品以碗、杯、盤、壺、罐為主，釉色有青、醬綠、醬褐、醬黃等多種，胎呈灰白、棕灰色，紋樣以印、劃、雕塑等技法飾出的蓮花、卷草、幾何形為多，也有人物和鳥獸等。隋代器物的紋樣豐富，入唐後較簡單。隋代出現匣缽，唐代大量地使用。
湖南長沙銅官窯，斜坡長條形的龍窯，產品數量多，以壺、碗、盤為主，各式的壺是長沙窯最具特色的品種。玩具、文具用品、俑也不少。胎色多灰白，質細膩，不少器物是先塗化妝土後再施釉，釉色有青、黃、褐、白等。釉下施綠、褐等彩繪。以印、刻、劃、剔、雕塑、鏤空的技法飾出繁縟的紋樣。釉下彩繪和在器物上題有文字是長沙窯的產品的特征。長沙窯的盛燒期在中晚唐，較早的壺及碟等與湘陰的岳州窯相近，可能是從岳州窯演變而成的。
安徽淮南市的壽州窯，創燒於南朝中晚期，興盛在隋唐，發現窯址10處，已發掘的窯爐呈圓形，窯具有匣缽。唐代除了燒造青、黑釉瓷外，主要是以氧化焰燒制黃釉瓷。胎色為淡黃紅、青灰等。產品有碗、杯、缽、高足盤、壺、注子、罐、爐、枕等。壽州窯以燒黃釉瓷著稱。
江西豐城的洪州窯，窯爐依山而建，呈斜坡式，全長18米，為長方形的龍窯。窯具有各種匣缽和墊餅、墊環、支釘。出土大量的青黃、醬褐瓷器，施釉前塗一層化妝土使瓷釉明亮。盛行刻劃、模印的蓮花和重環紋。產品中有各種形式的杯、盞等茶酒具。已發掘的遺址表明洪州窯興盛時期為隋至中唐。
四川邛崍縣的邛窯，窯床為斜坡長條形的龍窯，窯具中除常見的匣缽、鋸齒形支墊、支釘外，還有環形的板托。唐代盛燒青釉下施褐、綠彩器，一般再無其他裝飾。胎色呈灰或土黃、朱紅，主要產品為碗、盤、杯、碟、壺、罐、缽及大量的動物玩具。
南方在唐代也出現了不少白瓷。僅長沙地區出土白瓷的唐墓就約有50座，湖南益陽赫山廟唐寶應二年墓出土一件白瓷碗，是有年代可考的白瓷，說明南方白瓷可早到中唐。這些白瓷與北方的邢窯白瓷不同，器物的成型工藝和施釉方法接近長沙窯。
青花瓷是中國古代具有特色的瓷器品種，過去一般認為宋元時代開始燒造。從七十年代末在揚州等地陸續發現了一些唐代青花瓷片，這些青花瓷片胎較粗松厚重，色灰白或白中泛黃；胎釉之間均施一層化妝土，釉色白中帶灰或白中泛黃；器物內外施釉，圈足無釉；青花紋樣大都發色鮮艷，青花料中可見明顯的黑色結晶。
南方的窯以長條斜坡狀的龍窯形制為主。龍窯一般建在山上，利用自然坡度建窯省工省時，瓷器的原料瓷土和燒窯的燃料木材也取材便利，龍窯長達幾十米，能裝燒的器物很多。唐代各地的瓷窯先後使用了匣缽，使裝窯的方法和坯件的燒成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瓷器的釉面光潔，色澤均勻，胎體減薄，可生產精細的產品。匣缽多用耐火土制成，由於耐高溫，可疊裝很高，為加高窯室，增加窯內裝燒空間創造了條件。因而，南方的瓷器產量和質量在唐代有了很大的發展。
唐代的瓷器大量出口，主要是越窯和長沙銅官窯的產品。越窯青瓷器，已知在日本、朝鮮和南亞、西亞、非洲等地區發現，出口的鼎盛時期在晚唐。長沙銅官窯的產品，在湖南長沙的古墓中很少發現，但在武昌、揚州、寧波等地卻大量出土。而且，朝鮮、日本、印度和東南亞、西亞、非洲也有發現。長沙銅官窯的產品是中晚唐時中國重要的外銷瓷器。
第七節隋唐金銀器、銅鏡、織物金銀器隋唐金銀器皿，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不斷出土。最重要的有陝西西安南郊何家村、江蘇丹徒丁卯橋、陝西扶風法門寺三大批發現。
1970年何家村發掘出兩甕唐代窖藏文物，內有金銀器1000余件，包括200多件器皿，種類豐富，器形多樣。主要器類有人物紋八稜金杯、鴛鴦蓮瓣紋金碗、團花金杯、舞馬銜杯仿皮囊銀壺、折枝花紋銀碗蓋、蓮花紋銀碗、雙魚紋銀盤、雙狐紋雙桃形銀盤、鸞鳥紋銀盤、狩獵紋銀高足杯、鴛鴦紋銀耳杯、雙鴻紋銀盒、飛獅紋銀盒、鳳鳥翼鹿紋銀盒，葡萄紋香囊、折枝鴻雁紋銀匜、鸚鵡紋提梁銀罐及金鍋、大小金銀盒，銀鐺等。器物的制造技術多采用錘揲成形，加以掐絲、鉚焊、鎏金等。何家村窖藏埋藏的時間是八世紀中或稍晚，今何家村是唐長安城興化坊中部偏西南的位置。
1982年江蘇丹徒丁卯橋在一處唐代居住址發現銀器窖藏，共出土銀器近千件，器皿類有甕、龜負“玉燭”、盒、盆、茶托、盤、碟、碗、杯、壺、瓶、熏爐、鍋、蓋等。其中銀甕口徑26厘米，腹徑42.5厘米，底徑29.5厘米，通高55厘米，器上刻“酒甕壹口並蓋■子等共重貳百陸拾肆兩柒錢”，其他大部分器物都裝在甕裡。器皿上許多刻有“力士”二字，這批器物的造型、紋樣的風格表明它們為晚唐的作品。
198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遺址出土金銀器121件（組），大量是器皿，包括盆、盒、波羅子、羹碗、碟、香爐、香囊、茶具一套、缽盂、瓶。許多器物上刻有“文思院”制造的文字，還有如“浙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臣李福進”、“進奉延慶節金花陸寸方合壹具重貳拾兩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臣李進”、“五十兩臣張宗禮進”、“桂管臣李桿進”等，說明這批器物分別制造於南方和北方。與金銀器同時出土了《大唐鹹通啟送岐陽真身志文》和《監送真身使隨真身供養道具及恩賜金銀衣物帳》，後者詳載了金銀器的名稱、數量、重量和來源。
金銀器皿成批的發現還有：1957年西安市玉祥門外發掘的隋大業四年李靜訓墓出土一批金銀器，主要有金項鏈、手鐲、戒指、高足杯、銀碗、高足杯、小杯、盒、盤等，1957年西安和平門外唐代居住址中出土7件鎏金銀茶托。其中一件刻“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渾金塗茶拓子一枚金銀共重拾兩捌錢三字”，一件刻“左策使宅茶庫金塗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兩伍錢一”；另五件刻“左策使宅茶庫一”，這些器物形制基本相同，為唐宣宗大中十四年前後左策使茶庫之用具，出土地點是唐長安城平康坊東北隅。1958年陝西權縣柳林背陰村發現窖藏陶罐一件，內裝16件銀器皿，有銀碗、銀盤、三足銀罐、銀杯、銀茶托等。其中一件銀碗刻“宣徽酒坊宇字號”；一件銀碗刻“馬馬明”；一件銀盤刻“鹽鐵使臣敬晦進十二”。這批器皿的造型、紋樣風格一致，是同時期的產品。“宣徽酒坊字字號”碗，顯系唐“宣徽院”的物品，“敬晦”其人，據兩《唐書》等文獻考證，於唐宣宗大中年間先後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浙西觀察使等。故這批銀器埋藏時間應在此之後。1963年西安東郊沙坡村唐代居住址出土銀器皿15件，有銀香囊、銀碗、銀高足杯、銀盒、銀壺等，器物的風格表明它們的時代為八世紀中葉及以前，今沙坡村位於唐長安城興慶宮南，靠近春明門的長樂坊的東部。1976年今內蒙昭盟喀喇沁旗哈達溝門發現銀器6件，包括4件銀盤、1件銀罐、1件魚形銀壺。6件器物的風格一致，其中一件盤上刻“朝議大夫使持節宣州諸軍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采石軍等使彭城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臣劉贊進”。據文獻記載，劉贊死於貞元十二年，故這批銀器埋藏時間在德宗時期或以後。浙江臨安天復元年（901）水邱氏墓出土銀器38件。
隋唐時期的金銀器皿還有許多零星的出土，重要的、帶有刻銘或可考其年代的有：西安西北郊坑底村出土一件銀盤，上刻“浙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肅進”；陝西藍田出土一件銀盒，上刻“內園供奉合鹹通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造使臣田嗣莒重一十五兩五錢一字”。
此外，在日本、美國、英國、德國、瑞典、法國等的博物館和私人手中也收藏許多隋唐時期的金銀器。
隋唐時期的金銀器生產可分為八世紀中葉以前，八世紀中葉至八世紀末，九世紀三個時期。器物的形制特征、制造技術、紋樣風格等表明，早期受中亞、西亞的影響較大，中期形成了中國獨特的風格，晚期進一步發展。金銀器的制造技術除了隋唐以前使用的鑄造、焊接、掐絲、銼磨、拋光及嵌鑄和粘貼等外，還發展出切削、鉚、兩次焊、掐絲焊等，技巧純熟、精湛。有些器物上切削加工形成的螺紋痕跡清晰，說明當時已有簡單的機械車床。紋樣的處理，大都是錘出凸凹起伏的紋樣基本輪廓，再加以細部的鏨、刻、劃，許多還在紋樣部分鎏金。
隋唐時期金銀器的空前發展，其原因是當時經濟繁榮，金銀產地和產量增加，冶煉、工藝、裝飾達到了新的水平，為金銀器制造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廣泛，中亞、西亞傳統的金銀工藝技術對隋唐產生了影響，促進了這門手工業的發展；皇室貴族追求奢侈生活，並以金銀器作為賞賜、行賄、供奉和對外交往的物品，增加了社會的需求；唐代在中央官府專門設置了作坊，民間也有私人經營，保證了產品質量的提高、普及和多樣化。銅鏡銅鏡主要發現於墓葬之中，隋唐時期的大量墓葬都有出土。目前已出版了許多著錄銅鏡的專著，零散發表在考古發掘報告中的也很多。銅鏡是隋唐時期手工業的產品的重要種類，由於在隋唐時期主要由官府及少數地點制作，其造型、紋樣風格有很大的一致性，時代變化也較清楚。它們經常在墓葬中與其他遺物同時出土，故可作為一些遺跡與遺物的斷代標准器物。
銅鏡的正面用以照人，背面裝飾紋樣，並有各種形制。銅鏡的形制和紋樣是其制造、流行年代的標志。隋唐時期主要流行的銅鏡類有：四神十二生肖鏡、瑞獸鏡、葡萄鏡、花鳥鏡、瑞花鏡、神仙人物故事鏡、盤龍鏡、八卦隋至唐高宗時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鏡類中的十二生肖鏡、四神鏡、四神十二生肖鏡，瑞獸鏡類中的瑞獸銘帶鏡、瑞獸花草鏡，還有瑞花鏡類中的寶相花銘帶鏡（又稱團花鏡）。圓形鏡最多，主題紋樣突出靈異瑞獸。武則天至唐玄宗開元時期，流行銅鏡為葡萄鏡類，包括瑞獸葡萄鏡、葡萄蔓枝鏡、瑞獸鸞鳥葡萄鏡；瑞花鏡類中的菱花形寶相花鏡；花鳥鏡中的雀繞花枝鏡，盤龍鏡，圓形、菱花形鏡較多，主題紋樣由瑞獸向花鳥過渡。唐玄宗天寶年間至唐德宗以前，以花鳥鏡、瑞花鏡類為主，流行花鳥鏡中對鳥鏡；瑞花鏡類中的葵花形寶相花鏡；神仙人物故事鏡類中的月宮鏡，飛仙鏡、“真子飛霜”鏡。圓形和葵花形的鏡最多。
唐德宗至唐末，除了瑞花鏡類中的花枝鏡，花葉鏡外，還流行八卦鏡類唐代銅鏡在制作技術上有許多創新，有時與其他技術相結合，如金銀平脫鏡，是在銅鏡的背面用漆粘貼金銀花飾片而成。螺鈿鏡，是在銅鏡的背面用漆粘貼螺蚌貝殼，然後打磨刻劃紋樣。這些用特種工藝制成的鏡，多為盛唐及稍晚時期的作品。
隋唐銅鏡不僅是日常生活中的實用品，也是當時珍貴的藝術品，其鑄造技術和紋樣題材反映了工匠們卓越成就。銅鏡經常作為賞賜和進貢的物品，有時還是避邪免災之物。隋唐銅鏡當時便輸出國外，日本出土和收藏了大量的唐代銅鏡，朝鮮、蒙古、伊朗、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也都發現隋唐銅鏡，而且還有唐鏡的仿制品。唐代的銅鏡紋樣也借鑒了中亞、西亞國家藝術題材。
織物由於地理氣候等原因，新疆地區隋唐時代的墓葬中的織物保存較好，考古發現的實物主要出土於這一地區。其品種有錦、綺、綾、羅、紗、縠、綈、紈、絹、縑、絁、刺繡、染纈等十余種，又以數量眾多、制作復雜、絢麗多彩的錦最具代表性。
曲氏高昌時期錦的數量開始增多，錦的紋樣有傳統題材中的瑞獸、植物，也有波斯、中亞風格的聯珠對禽、聯珠對獸。具有外來紋樣特點的錦時代稍晚。錦多用經紋和斜紋的傳統經錦織法織成，用色復雜，提花准確，錦面細薄，牢度大。也有的織錦采用斜紋緯線起花的織法織成，這是波斯錦的傳統。唐代錦的數量劇增，色彩、紋樣、織造技術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唐代錦的紋樣在中宗以前主要是各種幾何紋，小團花紋，聯珠對禽、對獸、禽獸紋。聯珠圈內飾禽、獸為紋樣的錦出土最多。約在中宗以後，出現了寶相花紋，一直流行到代宗大歷年間。大歷年間還出現了以團花、折枝花和飛鳥組成的花鳥紋錦。唐錦的織造方法也分為經錦和緯錦兩類，緯錦略多。新產品有彩條斜紋經錦和暈■提花錦，出現於開元時期的墓葬中。暈■提花錦有的是以黃、白、綠、紅、褐五色線為經，織成暈色彩條紋的斜紋經錦，其上又以黃色緯線織出蒂形小花。阿斯塔那出有大歷十三年文書的墓葬中發現的彩條花鳥流雲平紋經錦，以藍、綠、淺紅、青、褐、白六色絲線織成，其中藍、綠、淺紅三色施暈■，是目前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暈■錦。阿斯塔那206號張雄夫婦墓還出土了雙面錦和緙絲，過去以為雙面錦創始於明代，緙絲起源於五代，但這兩件標本出於唐代垂拱四年的紀年墓中。１陝西扶風法門寺塔唐代地宮也發現了較多的唐代織物，是皇室貴族向法門寺的供奉品和其他遺物的包裝、附屬品。遺物以平紋絹、紗、綾為多，其１夏鼐：《新疆新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綺、錦和刺繡》，《考古學報》1963年第1期；武敏：《新疆出土漢—唐絲織品初探》，《文物》1978年第7、8期。
次為羅、錦及精美的織金錦。織物中還包括了大量的刺繡品。重要的遺物有捧真身菩薩繡袱殘件、棕紅色大花羅地繡袱、蓮花紋繡袱、紫紅素羅地蹙金繡殘件、絳紅羅蹙金繡隨捧真身菩薩衣物模型、蹙金繡夾半臂、蹙金繡夾裙、蹙金繡袈裟、蹙金繡坐墊等。２唐代織物上的染色也達到了新的高峰。據統計，織物中可見到的顏色達20多種，施染均勻，至今色澤鮮艷。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染纈，包括有蠟纈、夾纈和絞纈等。阿斯塔那永淳二年的墓葬中出土一種復雜的絞纈絹，以淡黃色絹為地，連續折疊縫綴，染成具有暈■效果的棕色菱花紋樣，是為精品。染纈的織物，有用鹼劑印花及化學防染印花法制成的。通過研究和實驗，絞纈工藝也是一種防染法，即在織物上按紋樣設計加以針縫綁扎，染色時，使局部得不到染色而形成紋樣，其技術有縫絞法、綁扎法、打結法和夾板法。１第三章研究概況隋唐不僅是中國史的一個重要階段，而且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也占有輝煌的一頁。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當史學界用新觀點、新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史時，這段歷史就備受史家矚目。其間雖因社會政治原因而使史學研究受到一些干擾，但總的趨勢是隋唐史研究人員不斷增多，人才輩出，出版了一批論文專著。其中一方面是發掘、整理、考訂材料的基礎工作，另一方面是對諸多重大歷史問題作了深入的史事分析和理論探討，涉及內容包括政治軍事、階級階層、典章制度、經濟發展、人口遷移、宗教傳播、民族關系、中外交流等，在這兩方面學界都取得了世人公認的成就。我國台灣及香港地區的學者在隋唐史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國外學者在隋唐史研究上的成果逐漸增多，從而使隋唐史研究在國際史學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第一節隋唐史研究領域、方法和觀點的發展變化自1911年迄今的八十多年裡，隋唐史研究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有所變化，這主要體現在研究的領域、方法、觀點上，大致上可分為三個歷史階段。從1911年到1949年為第一階段。這一時期在研究領域上史家多從微觀入手，對單個人物事件作細致考辨，澄清了史實中諸多含混不清之處，糾正了很多荒謬的說法，解決了一些懸而未決的歷史問題，從而為進一步開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方法上則受傳統史學方法影響較深，側重於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證排比，將乾嘉以來的考據學推進到一個新水平，為研究方法的科學化提供了一定的前提。但是，考據學研究只能對史實史事加以辨證，對特定的歷史現象加以鉤稽，卻不能全面系統地研究歷史，因此難以揭示史實之間的聯系和歷史發展規律，從而影響到隋唐史研究的進一步開展。在理論觀點上，除少數史家運用唯物史觀分析隋唐史外，多數史家仍舊依循傳統史觀或資產階級進化論來研究隋唐史。
從1949年到1966年為第二階段。這一時期在研究領域上大多從宏觀角度展開，對隋唐時期帶有一般性的社會問題作了綜括闡釋，論證了包括歷史地位、歷史特點、發展規律等重大問題。在方法及觀點上，史學界已普遍接受唯物史觀，注重從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研究重大歷史問題，特別重視運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及階級斗爭理論去分析隋唐歷史的發展規律。但由於處於探索階段，未能較好地解決唯物史觀與傳統史學的有機結合問題，致使在研究中出現了一些生搬硬套唯物史觀的現象，從而使隋唐史研究受到一定影響。
在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時期，隋唐史研究與其他學科一樣，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干擾，強調階級斗爭和儒法斗爭，從而中斷了科學的歷史研究及百家爭鳴。在論述中往往用教條化的公式套歷史而不作具體分析，將復雜的歷史問題簡單化，將歷史現象與現實生活機械地比附，為現實需要甚至不惜割裂歷史事實、曲解歷史，這完全是形而上學的方法。
從1976年迄今為第三階段。這一時期隋唐史研究逐步走上科學軌道，進入一個新階段。首先，研究領域大為擴展，既重視具體歷史事件的微觀研究，又重視重大社會歷史問題的宏觀考察，並在微觀與宏觀的有機結合上取得了極大進展，在廣泛地、多層次地選擇課題方面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其次，在方法與觀點上，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更新觀念，開拓視野，吸收新觀點，引進新方法，對隋唐史作了全方位、多層次的研究，以便客觀准確地把握隋唐歷史的發展規律。在觀念上突破了以往那種公式化的類比研究、教條化的抽象概括的束縛，將隋唐史作為一有機整體，運用系統論、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理論，對這段歷史進行綜合研究和分析。在方法上也開始運用系統觀察、社會調查、定量分析、縱橫比較等方法，取得了一定成績。最後，研究領域的擴大及思想方法的更新使資料的使用發生了質的變化，早先受重視的政治、經濟方面資料有了新意義，而被忽視的社會風俗、心理等方面的資料則被發掘利用起來，在敦煌吐魯番文書等考古資料的運用上取得了很大成績。總之，近二十年來的隋唐史研究極大地拓展了視野，加強了研究深度，獲得了令人矚目的豐碩成果。
第二節隋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清末民初的隋唐史研究清人沈炳震以《舊唐書》為主，用《新唐書》校注增補其記事所缺略或歧異處，作成《新舊唐書合鈔》一書。但此書有一大缺點，即其史料比勘局限於兩《唐書》，未曾引證其他史籍。有鑒於此，王先謙利用《唐會要》、《冊府元龜》等史籍中有關資料，為沈撰《新舊唐書合鈔》作補注，成《新舊唐書合鈔補注》一書，從而彌補了原書不引用其他史料的缺陷。此二書對兩《唐書》作內容對勘並作史料總匯，指出其間異同，此可為研究者提供方便，只是王書迄今未能刊行。此外，唐景崇亦有志為《新唐書》作注，凡與《舊唐書》有異者皆加考辨，同時又廣搜博采正史、文集、類書、典制專書、史部考證書及金石、野史、小說等百余種，對之作糾謬、補闕、疏解的注釋工作，成《唐書注》，頗有參考價值，惜所刊者僅本紀注10卷。
《舊唐書》未對唐代兵制作專門記載，《新唐書》雖列《兵志》，但很空疏，於府兵制所述有缺，而《新唐書·地理志》對折沖府名的記載亦零落不全。清人勞經原及其子勞格搜集多種資料，詳考折沖府名，作《唐折沖府考》一書。羅振玉又利用所收藏的唐墓志拓本以及造像、虎符等材料，對勞書作訂補，著《唐折沖府考補》及《唐折沖府考補拾遺》各一卷，已收入《二十五史補編》中。羅著極為精審，可作深入研究唐朝兵制的參考。
《新唐書》有《方鎮表》6卷，但只表地而不表人，僅記各方鎮的興廢及其區劃變革，沒有列出節度使、觀察使等節帥的任免時間。吳廷燮搜集大量文獻資料，諸如正史雜史、政書類書、總集別集、方志碑志、筆記小說等，撰成《唐方鎮年表》一書。此書以方鎮為綱，按時間順序列載節度使、觀察使等節帥的更替情況，涉及唐代節帥人物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並附注史料及出處，如果史料記載有分歧而需考證的，就列入書末《考證》部分。盡管有不少缺漏、錯填及史料訛誤之處，但此書仍不失為一部有很高參考價值的唐史工具書。今有1980年中華書局本。
《隋書·經籍志》是具有很高史料、學術價值的史志目錄，歷代受到重視，但其中重復頗多，注與本文多有錯離，撰人時代又多舛誤，所以，張鵬一在清人考證的基礎上撰成《隋書·經籍志補》二卷，於《隋書》多所是正，頗具參考價值。今收入《二十五史補編》中。
此外，丁謙對隋唐史地及這一時期的域外地理有諸多考證，他對《新唐書》的突厥傳、吐蕃傳、回紇等國、沙陀傳、北狄傳、南蠻傳、西域傳及《舊唐書·西域傳》皆作了地理考證，還撰有《釋辯機地理考證》、《地理考證》等，∩婕澳諶菁u悖賈ぃ交岬胤教ǘ唷Ｓ*1915年“浙江圖書館叢書”本。
陳寅恪對隋唐史研究的重大貢獻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陳寅恪就成為國內外公認的著名史學家，在隋唐史研究上，具有開拓性的建樹，其成就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是陳寅恪的兩部代表作，在隋唐史學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中的學說自成體系，闡明和解決了隋唐時期許多重大的歷史現象和問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對隋唐制度的淵源及其演變作了綜合研究，形式上則分為禮儀、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等專題，“以闡說隋唐二代制度之全體因革要點與局部發展歷程”１。他提出隋唐制度的淵源雖然十分復雜，然究其來源不外三方面：一是淵源於北魏、北齊，二是梁、陳，三是西魏、北周。三者之中，又以北魏、北齊為主。而北魏、北齊一源的內容又極為復雜，它匯合了漢魏以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其中含有東晉南朝前半期的因素以及保存在河西涼州一帶的漢族文化。南朝梁、陳的源流則是南朝文化的總結。西魏、北周的源流則系鮮卑風俗加上曹魏西晉遺風的關隴文化。就各個方面而言，禮儀的源頭是東晉南朝前半期的禮儀制度，職官、刑律的源頭在於北齊，音樂則繼承了北魏、北齊的胡樂遺風，兵制與北周的府兵制有密切關系，財政制度的兩大淵源則是河西地方的和糴之法與江南地方的納布代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則集中探討了唐代的政治制度、統治階級、黨派之爭、內外政策等重大問題。書中從三個方面論述唐代政治，一是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二為政治革命及黨派的分野，三為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系。以唐代統治集團的升降為中心，全面考察了唐代政治發展的基本線索，將唐代政治史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唐高祖、太宗繼續實行“關中本位政策”時期；二是武則天逐漸摧毀關隴集團勢力，推行科舉制度，大量選拔新興階級分子，逐漸取代西魏、北周、楊隋及唐初將相舊家之政權尊位；三是“安史之亂”後，朝廷出現黨派之爭和藩鎮割據，以迄唐亡。他指出因為統治集團之升降而致政治社會的變化，促成黨派的分野和斗爭；因為政治社會的變化而使府兵制消亡，到唐中期更加依靠胡兵，從而爆發了“安史之亂”，此又促使唐對沙陀族之忍讓；因為對待外族入侵有不同態度，大臣中形成黨派，唐後期黨爭與外患有關。陳寅恪的這兩本著作代表了他在隋唐史領域的最高成就，“雖不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進行研究，但他具有樸素的辯證觀點善於發現某一特定歷史時期影響重大的突出現象，善於注意事物的發展和變化，注意表面無干而實際有聯系的事物，然後融會貫通，找出線索，闡明前因後果，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體系的看法。”１陳寅恪在隋唐史研究的實踐中，不斷地重新認識史料，擴大史料的使用范圍，以詩文證史，以小說證史，就是他的一大發明。如在《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一文中，舉出元稹、白居易詩中涉及官吏俸料錢的地方，和史籍上的有關記載進行比觀，發現凡在朝廷任職的官吏，其應得俸料錢的數額，史籍上所記和元白詩文中所言是一致的，只是地方官吏的俸料錢數額，二者的說法大有出入，由此推斷“唐代中晚以後，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載於法令，而可以認為正當之收入者，為數遠在中央官吏之上”２。又如在《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一文中，由杜甫的詩證明所謂“雜種胡”即中亞的昭武九姓胡，“唐人當日習稱九姓胡為雜種胡，‘雜種’之目非僅混雜之通義，實專指某一類種族而言也”１。再如舉出元稹《連昌宮詞》詩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等句，據以論證憲宗、穆宗兩朝在對待藩鎮上“用兵”與“銷兵”的不同政治策略２。另外，還在《順宗實錄與１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１王永興：《陳寅恪》，《中國史研究動態》1979年第8期。
２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１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２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續玄怪錄》一文中，用牛僧孺的小說《續玄怪錄》比觀韓愈的《順宗實錄》，揭示出順宗讓位憲宗的內幕和憲宗被宦官所殺的隱秘３。這樣，就為唐史研究開辟了新途徑。而《元白詩箋證稿》更是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不僅能“從詩看史”，而且更上一層樓，又能“引史證詩”，對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著名詩篇采用詩史互證的方法加以分析，不僅對唐代歷史上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了確鑿的論證，而且對唐代文學史的一些重要問題提出了獨到見解，如“新樂府”的體裁、“古文”與“小說”的關系等，為唐代文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陳寅恪讀書札記》（舊唐書·新唐書之部）也是陳寅恪研究唐史的一大成果４。書中的批注之語都是他研讀兩《唐書》的心得，雖多為寥寥數語，卻能以小見大，顯出真知灼見。批注的內容還十分廣泛，除文字校誤、史實考訂、人物評價、舊說辨證等方面外，對產生歷史現象的一些社會經濟根源也多有涉及，如在財政收入、估價、水運、轉輸、義倉、賦役、外貿、鹽茶等重大社會經濟問題上，每每有精辟獨到的見解，或給人以深刻的啟發。岑仲勉的研究成果岑仲勉是史學界一位成果累累的專家，他畢生致力於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在先秦史、民族史、隋唐史、文獻學、中外交通史和史地學等領域均有建樹，成績斐然，尤其是對隋唐史及隋唐文獻的研究多有創見，成就最大。《隋唐史》為岑仲勉研究隋唐史的代表作之一。書中全面論述了隋唐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並在敘述各種問題時，盡可能上溯其起源，下探其流變，“求類乎通史之‘通’，不錮於斷代史之‘斷’”１。在史事的編排上，凡有時序或重點可依循的，仍按先後敘述，並補通史所略，例如北周、北齊相爭，都交結突厥；突厥可汗攝圖為北周復仇，幾路兵馬並進，隋文帝疲於奔命；突厥圍困隋煬帝於雁門，加速隋朝的滅亡；突厥可汗頡利被擒，開創唐太宗之大業，等等，都與突厥的活動有關。如果僅立突厥一節來敘述突厥之事，就無法說明某個時代彼此之間的聯系。書中還特別重視對隋唐時期的中外關系進行研究，如在《試用辯證法解說隋史》一節中，就專門以當時的世界史為背景來論述隋朝的絲綢貿易問題。又以突厥而言，其所得北周、北齊每年饋送的絲綢，不適合自己使用，便要謀取專利而轉賣給波斯，波斯不應，又遠求之於東羅馬，於是發生了突厥、波斯之間的戰爭。書中的注釋尤多精辟之處，考證異同，辨別真偽，對各家的見解主張，則既有剖析辯駁，也有獨抒己見，如在《文字由駢儷變為散體》一節的有關注釋中，針對唐代古文運動的興起是由於蕭穎士等數人之倡導及‘安史變亂之刺激反應”的說法，認為這“非特無視唐人之公論”，“亦極忽視歷史之時間性”，於是詳加辨正，一一指陳。又如《牛李之李指宗閔、李德裕無黨》一節的注釋文字竟超過正文，力證傳統說法的錯誤，縷述個人獨特的觀點。《唐史余沈》是岑仲勉研究考證唐史的一部力作。書中研討的范圍，除正史外，還包括雜史、金石、詩文以及近代新發現的各種史料。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依據別史來３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４包敬第、王永興等輯錄：《陳寅恪讀書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１岑仲勉：《隋唐史》上冊，中華書局1982年版。
補充正史；依據正史來考證別史；依據唐史來考論唐朝有關制度，如“守”條專談兼官守官，“唐史中之望與貫”條撮錄兩《唐書》中郡望、籍貫交相互見的記載，用來說明望與貫的逐漸分離；依據唐史來考證它書之誤，如“楊仲宣條”糾正《唐文粹》中年號的錯誤，辨正詩文中典故沿襲的訛誤，如“司空見慣”條關於蘇州刺史問題；駁斥吳縝、錢大昕等人舊說的錯誤１。嚴密考訂，相互印證，立論確鑿，既廓清了許多史事上的舊錯誤，又發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