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劉敦楨《中國古代建築史》，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984年版。
陳明達《應縣木塔》，文物出版社9年版。
北京房山遼代塔基（05）、浙江金華宋萬佛塔塔基（02）、江蘇鎮江宋甘露寺塔基（078）、浙江寧波宋天封塔地宮（44）等。
宋代塔基中時代最早的是鄭州開元寺塔基，平面為八角形，用石條砌築。塔基內再砌方形地宮，頂用石條抹角疊砌7層，內收成八角形藻井，上有刻蓮花的頂石。地宮門南向，半圓形門楣上刻出一佛二菩薩二弟子像，門內外刻天王、力士像。地宮後部砌棺床，上置石棺。棺下四角雕出力士扛頂的棺座，棺座四周的壺門內雕出伎樂和獅子。石棺前後刻版門和天王、力士，棺兩側刻佛涅槃後佛的十大弟子痛哭悲傷之狀，情態各異，極為傳神。棺蓋上刻紀年和施主、匠人的姓名，棺座上還刻著施捨物品的名稱。與開元寺塔基時代相近的是定州靜志寺和淨眾院塔基2，它們的地宮四壁都畫有壁畫，又都出土了許多精美的定窯白瓷器和玻璃器，是宋代考古的重要發現。靜志寺塔基的地宮平面呈方形，磚築，四壁上都砌出仿木建築斗栱，並繪彩畫，頂部上收為盝頂，其中蓋一歇山式石屋頂。地宮四壁繪壁畫，南壁門兩側繪天王，東壁繪梵王，西壁繪帝釋，北壁中央繪「釋迦牟尼真身舍利」靈牌，兩旁繪佛的十大弟子。而淨眾院塔基地宮所繪的壁畫，則在北壁畫佛涅槃像，並畫佛的家人和十大弟子悲泣哭號的情景，東西兩壁畫伎樂。壁畫的畫面雖然不同，但主題都是表現佛涅槃後的事。福勝寺塔基地宮則為平面六邊形，六角攢尖頂，頂心嵌一銅鏡。這一時期塔基中開始流行放置塔幢和各種佛像。密縣法海寺塔基出土的琉璃塔2，金華萬佛塔塔基出土的石幢、金塗塔和0餘件銅佛像3，都是很重要的佛教遺物。寧波天封塔地宮出土的渾銀地宮殿模型，製作異常精美，屋面、屋脊、柱礎等都與當時建築規定的制度相合，銀塔的製作也十分精細，均為研究當時建築、特別是南方江浙一帶建築制度和樣式的重要標本。瑞安仙巖寺塔基出土的泗州大聖木雕像，則反映了宋代民間信仰的情況4。
在內蒙古和遼寧、北京等都曾發現過遼代塔基，保存最完整的是北京房山遼代塔基（05）5，地宮未經擾亂，各種供養法器齊全。地宮平面方形，磚築，疊澀頂。中央置石函，函內裝石涅槃像，以及揀舍利用的銀匙、銀筋，還有銀幡、銀花、銀碗、銀碟、瓷碟和水晶串珠等。在地宮的石板蓋頂上立3.2米高的陀羅尼經石幢一座。宋遼時期的塔內，除塔基中瘞埋舍利外，還往往在各層塔身中也瘞埋著塔幢、佛像、寫經和其他財物。
宗教雕塑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和開窟造像之風的衰退，寺廟造像在這時起逐漸替代了以往石窟造像的地位而成為宗教雕塑的主流。其中大量出現的羅漢塑像具有真實生動、神情活現、體格合理，注重人物的精神狀態和性格刻畫、富鄭州市博物館《鄭州開元寺宋代塔基清理簡報》，《中原文物》983年第期。2河北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培基》，《文物》972年第8期。河南省古建研究所等《鄧縣福勝寺塔地宮出土一批稀世珍寶》，《華夏考古》988年第戈《密縣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972年第0期。3《金華萬佛寺塔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958年版。
4浙江省博物館《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文物》，《文物》973年第期。5齊心、劉精義《北京市房山縣北鄭村遼塔清理記》，《考古》980年第2期。有人間生活情感等特點，是佛教藝術世俗化的集中體現。羅漢像除木雕、石雕、夾紵髹漆外，大量屬於泥塑。羅漢群像組合有十六、十八、四十、五百不等，他們是佛教徒對過去宣傳佛教人物的創造。其他寺廟雕塑在今山西、河北保存較多，河北正定縣隆興寺大悲閣中銅鑄四十二臂觀音立像，高達24米，為北宋開寶四年（97）建閣時所鑄，為中國現存最大的銅鑄像。像身比例勻稱，衣紋流暢。天津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內中央佛壇上高達米的十一面觀音立像，則是現存最高的古代泥塑立像。山西大同華嚴寺大殿內的3軀塑像，均為遼代塑制，十分精美。太原晉祠北宋天聖年間所建聖母殿，殿內42尊侍女塑像，形象逼真，各具性格。
第五節中外交流遺跡和遺物這一時期的朝廷鼓勵海外貿易和文化交流，沿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繁榮。北方地區沿著草原絲綢之路的東西交流，則主要活躍於世紀以前。有關中外交流的遺跡遺物時有發現，它們主要分佈在上述絲綢之路沿線。
泉州港宋代海船在福建泉州南門外和法石、後渚等地，常發現有古船的桅桿、船索、船板、船釘以及石砌建築基址和石塔等物，結合附近的大量石刻資料，可以確定這是一處宋代海港遺址。973年發現於泉州灣後渚港的沉船，出土時僅存底部，上部結構已損毀無存，殘長殘寬7.5米，海船為尖底，頭尖尾方，船身扁闊，平面近似橢圓狀。底有龍骨，由兩段松木料接合而成，全長7.5米。連接龍骨的艏柱用樟木製成，長約4.5米。船板用柳杉製成，舷側板為三重木板結構，總厚度為8厘米。船板相接處大多採用榫合的方法，縫隙塞以麻絲、竹茹和桐油灰，再以鐵釘釘合。船體用2道隔板，隔成3個互不滲水的船艙，最深的艙達.98米，最淺的為.5米。船上還有為了豎立前桅桿和中桅桿的底座，以及尾部為設置船舵的洞孔。此外，船中還出土有一些構件和附屬工具如絞盤、船槳等。有人據出土木船進行復原研究，認為船的排水量為370噸左右。船中所載的貨物有濕重達2350千克的香料木，還有航行人員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陶瓷器和竹木籐器等，並有宋代貨幣504枚。又有上系細繩的木簽牌9件，原來當繫在貨物上。泉州海船結構堅固、穩定性好，適宜遠洋航行，是研究當時航海技術及對外貿易的重要實物資料。
982年泉州法石出土的南宋古船，由於船體前、中部為建築物所壓，未能全面揭露，只清理出古船後部的4個艙位，出土了一些船舶物件和其他遺物。這是一艘底部裝有松木龍骨的尖底船，底板用單層松木，艙隔板用雜木，與上述後渚古船相比，船體造型、結構、工藝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色，在古船上發現了大片系有繩索的竹編，從其厚度和折疊狀況看，當是竹帆的殘存（而不是用於遮蓋的竹篷）。文獻中提到船帆時常將帆、席並舉，法石宋船證明了這一點。竹帆的發現，補充了文獻的不足。
泉州宗教石刻隨著對外交流的不斷擴大，外來宗教也十分活躍。廣州、泉州、揚州等開放港口都遺存有不少宗教石刻，尤以泉州大量各種文字的碑刻最為著名。泉州伊斯蘭石刻主要有墓碑、墓頂石和石墓，以及禮拜寺內壁龕石刻等。墓碑發現較多，有兩種形制，一是豎直的長方形碑，頂部多作雙重弧曲的尖拱狀，除碑文外多無雕飾。碑文多為陰刻的阿拉伯文，少數在碑陰刻有漢文。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泉州灣宋代海船發掘與研究》，海洋出版社987年版。《泉州法石古船試掘簡報和初步探討》，載《自然科學史研究》第2卷第2期，983年。另一種碑體作橫長方形，上下緣刻紋飾帶，碑體下有蓮座。石墓一般用整石雕成，平面呈長方形，下設須彌座式基座，其上依層內收，呈階梯狀，常多達5層，最上一層為尖拱狀頂，前端雕雲月圖案，頂下一層側面為陰刻阿拉伯文。
古基督教石刻有墓碑和墓頂石兩種，墓碑形同阿拉伯文墓碑，上刻敘利亞文，並多在碑額處刻雲朵或蓮花承托的十字架，有的在十字架兩側還雕有帶翼天使。墓頂石多尖拱狀，浮雕有蓮花承托的十字架。
現存的印度教石刻主要附屬於建築物的石雕，最著名的是泉州開元寺大雄寶殿後簷石柱上的浮雕圖像，其中有不少題材取自印度教的神像和傳說。泉州九日山上的祈風石刻，是自北宋末至南宋末50餘年間，舉行海舶祈風典禮的銘記，是海外貿易發達的明證。從石刻中的官職題名中可以看出，當時宋朝廷在這裡設置了龐大的管理機構，抽收關稅，直接干預海外貿易。伊斯蘭玻璃器這一時期的外來玻璃器，數量較多，主要是產於西亞的伊斯蘭玻璃器。
伊斯蘭玻璃器繼承了羅馬和薩珊玻璃器的傳統，到9世紀開始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其代表作品如內蒙古遼代陳國公主墓、遼寧朝陽姑營子耿延毅墓（020）、天津薊縣獨樂寺白塔2、朝陽北塔等遼墓和塔基中出土的部分玻璃器，還有河北定州靜志寺塔基出土的直壁玻璃杯和安徽無為北宋塔基（03）3、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基（043）出土的刻花玻璃瓶，它們多是伊斯蘭玻璃手工業興盛時期較典型的產品。這些器物大都十分精美，保存完好，年代下限清楚，與世界各國的伊斯蘭玻璃器藏品相比，更具研究價值。同時也是研究當時東西方文化交流，及伊斯蘭玻璃工藝東傳的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陳國公主墓出土的7件伊斯蘭玻璃製品，包括2件帶把杯、件刻花瓶、件乳釘紋瓶、l件乳釘紋盤和2件高頸瓶，其造型裝飾常見於伊斯蘭玻璃製品中。靜志寺塔基、無為塔基、瑞安塔基及薊縣獨樂寺白塔出土的伊斯蘭刻花玻璃瓶，與伊朗內沙布爾遺址出土的0世紀的刻花玻璃水瓶相似。遼寧朝陽耿延毅墓出土的把上帶有翹首的綠色把杯的造型，更具有伊斯蘭玻璃器的特徵。這些玻璃器均屬鈉鈣玻璃，質量較高。
從已發現的地點來看，這一時期伊斯蘭玻璃器輸入中國大約有兩條路線，靜志寺塔基、獨樂寺白塔、陳國公主墓、耿延毅墓等出土者是從陸路輸入的；安徽無為和浙江瑞安塔基出土者則應是從海路輸入的。西方玻璃器在遼地成批出土的現象，表明這一時期中國北方通往中亞、西亞的交通路線仍然繁榮。由於這些器物上可見到8至世紀埃及、敘利亞、伊朗等地區玻璃器的特徵，而且時代下限明確，因而是研究西方玻璃器及中西文化關係的重要實物證據。從這些器皿中，可以瞭解到外來玻璃器製造中貼絲、貼花、釉彩、刻紋、刻花、模印、印壓和描金等諸多工藝，有的堪稱稀世絕品。如陳國公主墓出土天才牛人帖吧的乳釘紋玻璃盤，腹壁所飾一周28枚小四稜錐狀乳釘，系採用吳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學出版社957年版。
2朝陽地區博物館《遼寧朝陽姑營子耿氏墓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第3期；天津市歷史博物館考古隊等《天津薊縣獨樂寺塔》，《考古學報》989年第期。
3《安徽無為宋塔》，《文物》972年第l期。
砂輪手工打磨而成，盤壁、圈足也經過砂輪打磨，器壁又經拋光處理。其裝飾特徵在西方薩珊、拜占庭玻璃製品中曾有發現，而其器形則為國內外所罕見。
宋代外銷瓷器這一時期，中國瓷器的外銷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瓷器成為當時數量最大的外貿產品，因而由當時的四大港口廣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寧波），通向海外的海上航線已被習稱為「陶瓷之路」。為了適應當時海外貿易的需要，沿海各地如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地窯業蓬勃興起，不少新興窯場專門生產外銷瓷器，國內出土很少，而在海外卻有大量發現，如廣州的西村窯產品。
自從瓷器成為海上運輸的主要外銷貨物，廣州便是主要的瓷器輸出港，宋代著名的越窯、龍泉窯、景德鎮窯、耀州窯和磁州窯等產品多是從這裡輸出的。廣州外銷瓷器的瓷窯主要分佈在潮州、惠州、南海、佛山等地。
泉州也是當時對外貿易的著名港埠，「漲海聲中萬國商」形象地描繪了當時瓷器外銷的盛況。從這裡輸出的景德鎮的青白瓷、浙江的龍泉青瓷，以及以德化窯、建窯為代表的當地瓷器，源源不斷地運往海外。據宋人趙汝適《諸蕃志》記載，當時泉州輸出的瓷器遠銷24個地方。
根據國外陶瓷考古發現，宋代瓷器在亞洲的日本、朝鮮、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文萊、印度尼西亞、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敘利亞、沙特阿拉伯、也門，非洲的埃及、蘇丹、埃塞俄比亞、索馬裡、肯尼亞、坦桑尼亞，甚至遠到津巴布韋都有不等數量出土，其中尤以日本、菲律賓發現最多。
日本許多地方發現了宋代外銷瓷器，最主要的出土地點集中在歷代舊港博多及其附近、京都和內海舊港福岡。宋代瓷器不僅在非常特殊的遺址中出土，而且在這一時期的城址、寺廟和神龕遺址、墓葬甚至鄉村遺址中也常有發現。絕大多數出土標本屬於北宋後期到南宋時期。出土瓷器以青白瓷、青瓷為主，此外還有黑釉、褐釉及低溫綠釉三彩等。
東南亞地區出土的宋代瓷器更是不計其數，菲律賓出土的主要為龍泉窯青瓷，泉州、德化窯刻花青白瓷以及建窯黑瓷等；馬來西亞出土者多為福建德化、泉州，廣東潮安，廣州西村窯的青白瓷，福建、浙江地區生產的青瓷、黑瓷以及磁州窯刻花瓷器。
伊朗東部的內沙布爾，出土有很多中國瓷器，其中宋代瓷器以龍泉青瓷為主。
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遺址是一處陶瓷地下博物館，中國瓷器數以萬計，其中宋代的有龍泉窯青瓷，福建、廣東青瓷，景德鎮青白瓷，德化窯白瓷及定窯系白瓷等。非洲其他各地出土的宋代瓷器，也以龍泉、景德鎮和福建、廣東各窯產品為主。
三上次男著、李錫經譯《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984年版。第三章研究概況第一節五代史研究概況20世紀上半葉的五代史研究自20世紀初西方的史學理論、方法傳入中國以來，中國的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但是，五代十國史的研究一向是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通常都認為是隋唐史的延續，五代史通常也附屬於隋唐史，專門研究五代十國史的論著較少，但許多論著的題目雖只為隋唐或唐宋，實際上大多也論及五代史，更多的題為隋唐五代、唐五代、唐末（或晚唐）五代的論著，雖以唐史為主，也無不或多或少討論了五代史，如935年呂振羽《隋唐五代經濟概論》等等。
95年丁謙《lt新五代史·四夷附錄gt地理考證》，923年王國維《五代監本考》，是20世紀最早以五代史為題的論著。到30年代，五代十國史的新史學論文才稍稍多起來，其中較重要的如嵇文甫《朱梁的農村復興熱》，陶希聖《五代的都市與商業》、《五代的莊田》，劉樊《五代的錢幣》、《五代的幕府》，聶家裕《五季農村破壞之經過》，戴希震《五季的軍閥官僚與商業土地》，劉石農《五代州縣表》。發表多篇五代史論文的戴振輝有《五代貨幣制度》、《五代農村的殘破與恢復》、《周世宗之統一中國》、《五代的游幕》、《五代的刻書與藏書》。盧逮曾也發表了多篇研究五代的文史論文，其中《五代十國正賦苛捐考》，是首篇全面研究五代十國史的論文，而陳述《阿保機與李克用結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測》是探討五代十國與遼關係的首篇論文。
綜觀30年代研究五代史的論文，涉及到五代史的諸多方面。而40年代專題研究五代史的論著，數量既少，涉及面也不廣，較重要的有錢穆《五代時之書院》、傅振倫《五代之瓷器》、謝再善《五代時邊民與中原的關係》以及羅伯昭《南漢錢史》等，而姚兆勝等《紛亂的五代十國》，是20世紀上半葉唯一介紹五代十國史的著作。
949年以來的五代史研究50至70年代研究五代史的論著仍不多，有韓國磐《五代時南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其限度》、卞孝萱《五代十國的階級鬥爭》、張秀民《五代吳越國的印刷》、伊世同《最古的石刻星圖——杭州吳越墓石刻星圖評價》等，而評價人物的論文相對地較多，對朱溫、石敬瑭、柴榮、錢磐等人物多所評介，還有韓國磐的著作《柴榮（周世宗）》。
80年代以來，五代史的研究有了較大的進展。988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的《隋唐五代史》分冊（已分條編入992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的《中國歷史》卷），有張澤鹹《五代十國》概述性條目；分類條目中分國介紹了五代十國和五代各創建者朱溫、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郭威，以及後周世宗柴榮和前蜀、南唐、吳越的創建者王建、李昇、錢鏐，其他歷史人物如張全義、王彥章、桑維翰、馮道、王樸，以及歷史地理的「開封」、「五代十國都城」、「幽薊十六州」等，都有專條介紹，其他五代十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等情況，則在隋唐史的有關條目中敘述。995年出版的《中國歷史大辭典·隋唐五代史卷》（楊志玖、吳楓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對五代十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及史事、人物都有專條介紹。
983年出版的沈起煒《五代史話》，是20世紀第二本介紹五代十國歷史的著作。985年出版卞孝萱、鄭學檬的《五代史話》，則主要介紹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情況。兩種書各有側重。
主要從事五代史研究的陶懋炳於985年出版的《五代史略》，另一位研究五代史的鄭學檬，99年出版《五代十國史研究》，則主要介紹政治、軍事、法律、科舉及經濟制度。張其凡主要研究宋初史兼及五代史，993年出版《五代禁軍初探》。上述三種專著的出版，以及一批論文的相繼刊出，標誌著五代十國史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
五代、遼、宋、西夏、金史研究信息本卷為五代、遼、宋、西夏、金史卷，本章主要介紹中國內地學者有關的研究概況。內地學者的論文，分別收入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定期出版的複印報刊資料《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和《宋遼金元史》分冊，並附有同時期未收論文目錄，《中國史研究動態》每年刊出前一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況》、《宋史研究概況》，每年或隔年刊出前一或二年的《遼金史研究概況》，並對有關的研究情況作了比較全面的介紹。
中國台灣學者的研究概況，有台灣學者王台林《近六十年來國人對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台《史學彙刊》第4期，97年2月）作了介紹。宋史方面則有宋晞《宋史研究的發展》、《民國以來我國學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評估與展望》，更有宋史座談會編輯的《宋史研究集》的不定期出版，已出至24輯，彙集了台灣宋史研究的重要論文。其他如《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及另一些史學雜誌，亦常刊載有關論文，宋史學者如宋晞、王德毅、黃寬重等均有專著、論文集出版。
國外學者，主要是日本學者研究五代、遼、宋、西夏、金史的情況，80年代出版山根幸夫等主編《中國史研究入門》有關部分作了介紹，而日本《史學雜誌》每年5月刊載的前一年「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的五代、宋、元部分（《中國史研究動態》定期刊出漢文譯文）。瞭解其他外國學者的論文則可查閱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洋學文獻中心」每年出版的《東洋學文獻類目》及參考宋晞98年的《世界各國研究宋史近況簡述》。
均見宋晞《宋史研究論叢》第4輯，前兩文對海峽兩岸宋史研究情況均作介紹。第二節遼史研究概況清人對遼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清人對遼代史料整理用力最勤，拾遺補缺，考證異同，成果頗豐。遍搜群籍，以致力於補充《遼史》之不足，成果可稱者首推乾隆時人厲鶚，他「以《遼史》缺略太甚，畢終生之業，詳注而辨證之」，編纂《遼史拾遺》24卷，參考、徵引各類書籍三百餘種，仿《三國誌》裴松之注例，「自本紀外，志、表、列傳、國語，凡有援引，隨事補綴」。新增者另立條目，史文與補文異同者，悉加考證、按語。此後，楊復吉又據厲鶚所未及見的《舊五代史》，成《遼史拾遺補》5卷，對厲鶚書中遺漏失檢之處加以補訂，輯錄400餘條。清朝學術研究成果卓著，也重視對遼史的研究，乾嘉時人趙翼在其《甘二史札記》中，考察了《遼史》的編纂情況，並將《遼史》所載與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宋史》等書以及《遼史》本身紀、傳互校，指出其歧互與疏漏處。乾隆《御批歷代通鑒輯覽》，妄改遼、金二史人名、官稱，造成了遼金史譯名混亂，使後學者難於盡悉。《廿二史札記》著後又有補遺卷，輯錄了遼、金、元三史中的譯名，「以舊名在前，今名在後，使人知舊本如此，今本如此，讀史者可不迷於檢閱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