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步」2，實測南北最長處732米，東西最寬處7290米。全城縱橫大街各十條，一般寬4米，把全城劃分為「裡一百三，市三」3。這些裡坊分佈在北區的東部和整個南區，其中南區的裡坊與街道最整齊。裡坊平面作方形或長方形，面積比大興城的裡坊略小，坊內辟十字形街道。由於裡坊小街道窄，臨街開門的住宅隨之增多，這樣就使城內各部分的關係顯得比較緊湊。
晚年的建築活動大業三年（07）六至八月，宇文愷跟隨隋煬帝北巡。在此期間，他奉命修築長城，創製了三項活動性的建築物。
關於宇文愷修築長城事，有的論著僅引述《隋書》本傳的記載「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未指明修長城時間，所修是哪段長城。查史籍記載，隋煬帝在位時修長城有兩次。第一次修長城在大業三年七月，「發丁男百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罷」。榆林郡系大業三年所置，其治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准格爾旗及黃河東岸托克托、和林格爾一帶。紫河在定襄郡大利縣，《隋書·地理志》中記載「大利縣，大業初置，帶郡。有長城，有陰山，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盟南部清水河縣境。紫河即今內蒙古自治區南部、山西省西北長城外之渾河，蒙古語名為烏蘭穆倫河。第二次修長城在大業四年七月，「發丁男二十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九月「詔免長城役者一年租賦」2，可見該役已結束。據《資治通鑒》卷一八○記載「此榆谷當在榆林西。」可推知此次所修長城為由榆林郡治向西至榆谷一段。據《隋書》本傳記載，宇文愷規度長城事是在「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之後，而據《隋書·煬帝紀》上記載，宇文愷拜工部尚書是在大業四年，因而其所修長城似應為第二次。實際上此記載有誤，因宇文愷大業四年七月未到榆林，他是大業三年隨隋煬帝北巡時，於六月至八月逗留榆林的。在《隋書》本傳長城役記載之後，也說「時帝北巡」，宇文愷在此期間造大帳和觀風行殿。故可判定，宇文愷規度長城之役為煬帝時的第一次修長城，即大業三年七月，所修長城為榆林至紫河一段。
宇文愷創製的三項活動性建築物為.大帳，造於七月。《隋書》本傳記載「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資治通鑒》卷一八○也記載「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千人。甲寅（5日）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啟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北史·煬帝紀》上亦云「甲寅，上於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宴啟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
2.觀風行殿，造於八月。據《隋書》本傳記載「又造觀風行殿，上容待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又《資治通鑒》卷一八○也記載「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2《新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二。
3《隋書》卷三○《地理志》。
《北史》卷一二《隋本紀》下作「二旬而罷」，《資治通鑒》卷一八○作「二旬而畢」，《隋書》卷三《煬帝紀》上作「一旬而罷」，今從《北史》所載。
2《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
3.行城，造於八月。《資治通鑒》卷一八○記載「又作行城，週二千步，以板為干，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
其中，大帳當是大型帳篷。觀風行殿應是一種活動性建築，上面為宮殿式木構建築，可以拆卸和拼裝；下面設置輪軸機械，可以推移，惜其具體形制和結構史無明言，難以詳悉。行城應是一種板裝並附有布屏的圍城，《資治通鑒》雖未明言系宇文愷所作，但其記述緊接在造觀風行殿之後，當亦是宇文愷負責製作的。
另據《資治通鑒》卷一八一記載，大業五年（09）六月，隋煬帝西巡，至張掖（今甘肅張掖）時，亦「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設於殿上，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三十餘國」。此觀風行殿是否即是大業三年宇文愷所造的，抑或是重造，錄以備考。
這些大型的活動性建築，從另一側面反映了他在機械製造方面有著很高的造詣。
除了規劃、設計和主持施工，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建築工程外，宇文愷還在明堂設計方面花費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明堂原是周代朝廷的前殿，傳說其形制是周公所立，並「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後世追崇周制，把明堂制度神聖化，成為中國古代舉行大典和宣明政教的大殿，凡朝會及祭祀、慶典、選士、教學等大典，都在其中舉行。也可以說，明堂象徵著帝王的權威，即所謂「天子坐明堂」2。因此，歷代統治者都對明堂制度非常重視，但具體的明堂形制是什麼樣子，則僅憑臆測，眾說紛紜，爭論不休。因而各代雖都有制定明堂制度之舉，卻均未能形成定制。
隋文帝平陳之後，也把建立明堂制度提上了議事日程。開皇十三年（593），詔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定明堂制度，當時任檢校將作大匠的宇文愷曾獻上明堂本樣。他「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簷復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准憑」。宇文愷所獻的明堂木樣受到隋文帝的讚賞，但由於諸儒異議，久不能決，而作罷。「高祖異之，命有司於郭內安業裡為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條經史正文重奏。時非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2隋煬帝繼立之後，宇文愷又上「明堂議」及明堂木樣。關於宇文愷所上明堂議及木樣事的具體時間，據《隋書·禮儀志》一記載「及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樣奏之。煬帝下其議，但令於霍山采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則似應該是在大業元年三月營建東都開始之前，即大業元年一、二月間。但此時隋煬帝剛登位不久，忙於鞏固其統治地位，又欲興建東都，宇文愷是很會揣測帝心的，想不致於在此時奏上「明堂議」及木樣。而此記載也僅言大業中，若是在大業元年初，當會指明是大業初，而不會稱「大業中」的。據《隋書·宇文愷傳》記載「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資治通鑒》卷一七八引《隋志》亦說「會遼東之役，不果行。」隋煬帝征遼東之役，是大業七年著手進行準備，第二年發兵的，則宇文愷所上的奏《禮記正義·明堂位第十四》。
2《古樂府·木蘭詩》。
2《隋書》卷六《禮儀志》一。
議和木樣當在大業六年底至七年初之間，這應是比較可信的。
宇文愷所上的《明堂議表》除引經據典，考證明堂制度外，還附有建築設計圖和立體木製建築模型。為完成此一工作，他花費了大量的心血。他「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眾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3。這是一篇很有學術價值的建築考古學文獻。雖說其所議定的明堂制度只能作一家之說，無能定論，但從他所繪製的建築圖和據此製作的木製立體模型，卻可以推斷他已經使用了比例尺。這種利用比例關係繪製建築圖和製作立體建築模型的方法，在中國建築史上是一大創舉，具有重大的科學意義。
大業八年三月，隋煬帝征伐遼東（今遼寧遼陽）時，宇文愷亦隨行。為了渡過遼水（今遼寧大凌河），「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既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宇文愷所造浮橋雖因測量河寬不準確而未能成功，但卻為何稠的接橋工作奠定了基礎。為此，他「以渡遼之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2。
宇文愷在建築學方面的著述有《東都圖記》20卷，《明堂圖議》2卷，《釋疑》卷，均見行於世。但除《明堂圖議》的部分內容保存在《隋書·宇文愷傳》、《北史·宇文貴傳》和《資治通鑒》等史籍中外，其他的後來都亡佚了，這實是建築學史上的一大損失。
大業八年（2）十月，五十七歲的宇文愷卒於工部尚書之位，謚曰康。
宇文愷的一生，主要是擔任營造方面的高級官員，主持過許多大型的建築工程，起著相當於現在工程總指揮、總設計師和總工程師的作用。他在建築方面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就，有些成就甚至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也應該指出的是，在他設計和主持的工程中，除了開鑿廣通渠，客觀上有利於國計民生外，其餘大多是為了滿足統治者的統治需要，尤其是宮殿建築，不顧勞民傷財，取悅帝王。如營造仁壽宮時，「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營建東京時，他「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2。「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城皋（今河南滎陽），北至河陽（今河南孟縣南），相望於道」3。長城之役，「死者十五六」4。建仁壽宮和東京的工程，宇文愷雖掛的是副職，但他是實際的負責者，因此功過與他都有直接的關係。
3《隋書》卷六八《宇文愷傳》。
《資治通鑒》卷一八一，煬帝大業八年。
2《隋書》卷六八《宇文愷傳》。
《資治通鑒》卷一七八，文帝開皇十三年。
2《隋書》卷六八《宇文愷傳》。
3《資治通鑒》卷一八○，煬帝大業元年。
4《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第四章李密竇建德杜伏威第一節李密李密（582—8），字玄邃，一字法主，京兆長安（今陝西西安）人。
先世自北魏、北周以來都做大官。父親李寬為隋上柱國、蒲山公，「驍勇善戰，干略過人」，號為名將。開皇中，李密襲父爵為蒲山公。大業初，以蔭為左親衛府大都督、東宮千牛備身。他生得「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澈」2。隋煬帝見了，對許公字文述說「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宇文述答道「蒲山公李寬子密也。」煬帝說「個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3宇文述因此便勸李密當以「才學取官，三衛叢脞，非養賢之所。」4李密聽了很高興，便辭去宿衛，專以讀書為事。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勵精忘倦。密多籌算，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為己任，與楊素的兒子楊玄感為刎頸之交。
大業九年（3），隋煬帝再伐高麗，徵兵調糧，海內騷然，人心思亂。
在黎陽督運軍糧的楊玄感起兵反隋，以李密為謀主。密獻三計，上策是揮師入薊（今北京西南），截住隋煬帝的歸路，可以不戰而擒；中計是西入長安，據險自固，必克萬全之勢；下計是就近進攻東都，頓兵堅城之下，勝負未知。楊玄感卻以李密的下計為上策，久攻東都不下。隋煬帝回師攻打楊玄感，楊玄感敗死。李密在逃亡中被捕。時煬帝在高陽，李密等在解送途中，用計逃脫。自此數年，密輾轉於平原、淮陽間，過著亡命的生活，十分潦倒。
大業十二年（）各地農民起義軍有了很大的發展。韋城（今河南滑縣）法曹翟讓據有瓦崗寨，李密因翟讓的部將王伯當之薦，走投翟讓。他為翟讓畫策，自往遊說鄰近的小股義軍，所至皆附，因此得到翟讓的信任。李密對翟讓說「今兵眾既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敝，大敵一臨，死亡無日。未若直趨滎陽，休兵館谷，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翟讓採納了這個意見，引兵攻破要塞金隄關（今河南滑縣南）和幾個縣城。滎陽地勢險要，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隋煬帝派張須陀為滎陽通守，帶精兵兩萬前往鎮壓。翟讓曾經屢次被張須陀打敗，聽說他又來了，有些害怕，想引軍退避。李密說「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而禽。公但列陣以待，保為公破之。」翟讓不得已，勒兵將戰，李密分兵千餘人埋伏在大海寺北叢林中。翟讓與戰不利，稍向後退，伏軍突然從敵後殺出，張須陀陷入重圍，兵敗身亡，瓦崗軍第一次獲得全殲敵軍的大勝。
由於李密作戰有功，翟讓叫他建立牙帳，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又躬行儉素，所得財寶都賞給部眾，因此很得軍心。這時李密又提出襲取興洛倉（一名洛口倉，在今河南鞏縣境內）的建議，說「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眾，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大業十三年（7）春，李密與翟讓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北，翻越方山，從羅口襲取《隋書》卷七○《李密傳》。下引本傳，不另加注。
2《新唐書》卷八四《李密傳》。
34《舊唐書》卷五三《李密傳》。
興洛倉。打開倉庫，「恣人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絕，眾至數十萬。」興洛倉為東都糧食所取給，東都留守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進攻瓦崗軍。雙方隔石子河而陣。李密親率勇士埋伏在橫嶺下，翟讓接戰不利，密設伏兵橫衝隋軍，隋軍大敗，「士卒死者什六七」，瓦崗軍「盡收其輜重器甲，威聲大振」2。
在瓦崗軍的勝利發展中，李密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全軍中有了很高的威望，於是翟讓就推李密為主，號為魏公。大業十三年二月庚子，李密在鞏縣南設壇即位，自稱為永平元年，開始建立政權機構。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魏公府，置三司、六衛，元帥府置長史以下官屬。拜翟讓為上柱國、司徒，封東郡公，以單雄信為左武侯大將軍，徐世勣為右武侯大將軍，房彥藻為元帥左長史，邴元真為右長史；楊德方為左司馬，鄭德韜為右司馬，祖君彥為記室，其餘封拜有差。風聲所至，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義軍首領如孟讓、郝孝德，王德仁、房獻伯、王君廓、李士才、魏六兒、李德謙、張遷、李文相等，都歸附李密。密各給官爵，「置百營簿以領之。道路降者不絕如流，眾至數十萬」3。
李密築洛口城，周圍四十里，作為魏國的都城。隋大將裴仁基率兵降李密，密使仁基與孟讓率兵三萬餘人襲破回洛倉（河南洛陽隋故城北七里），入東都，燒天津橋，為東都兵所敗。李密乃親自率兵三萬，再次攻下回洛倉，大修營塹以逼東都。李密又用徐世勣建議，派世勣率兵五千自原武渡河，會郝孝德、李文相等軍襲破黎陽倉（今河南浚縣西南），「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這時竇建德、朱粲等也遣使附密，「密為海內豪傑共推盟主」2。
在這一形勢下，李密移檄四方，聲討隋煬帝十大罪狀，如云「廣立池台，多營宮觀，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科稅繁猥，不知紀極，頭會箕斂，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家苦納秸之勤，人阻來蘇之望；」「恃眾怙力，強兵黷武，義夫切齒，壯扼腕；」「愎諫違卜，蠹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總之是「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3號召各地起義軍同心戮力，推翻隋朝的統治。
正當李密兵鋒甚銳，威逼東都的時候，隋煬帝命監門將軍龐玉、虎賁郎將霍世軍將關內兵，江都通守王世充將江淮勁卒，增援東都。東都駐軍十餘萬人都由王世充指揮，進擊李密於洛口，與密軍夾洛水互擊，各有勝敗。由於李密的勢力日益強大，他和翟讓之間的矛盾也逐漸激化起來。李密雖為翟讓所推，但也心存戒備，平日「恭儉自勵，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積書而已。子女珍玩，一無所取。密又儀形吵小，讓弗之忌」4。及密建蒲山公《舊唐書》卷五三《李密傳》。
2《資治通鑒》卷一八三，恭帝義寧元年。
3《資治通鑒》卷一八三，恭帝義寧元年。
《資治通鑒》卷一八四，恭帝義寧元年。
2祖君彥《為李密與袁子干書》，《全唐文》卷一三二。
3《舊唐書》卷五三《李密傳》。
4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中。
營，「麾下士卒多為讓士卒所陵辱，以威約有素，不敢報也」。李密既為魏公，威權日高。翟讓的司馬王儒信勸他自己作塚宰，執掌大權，翟讓不從。兄翟弘又說「天子汝當自為，奈何與人！汝不為者，我當為之。」2翟讓大笑，不以為意。李密得知後卻很不高興。翟讓又對左長史房彥藻說「君前破汝南，大得寶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3這就不免引起李密左右的疑懼，他們勸李密說「讓貪愎不仁，有無君之心，宜早圖之！」李密雖然表示「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遠！」4但經不起他們的一再慫恿，終於同意採取行動。大業十三年十一月，在石子河擊敗王世充之後，李密置酒宴請翟讓。席間房彥藻將翟讓隨從引開，密出良弓，請翟讓試射。翟讓剛剛拉開弓弦，李密部將蔡建德突然舉刀從後面砍殺翟讓。翟讓大吼一聲，倒了下去。讓兄弘、侄摩侯、親信王儒信等同時被殺。徐世勣倉皇走出，被守門的兵士砍傷了脖子。單雄信叩頭求活。其餘隨從人員一時驚擾，不知所措。李密大聲說「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暴虐，陵辱群僚，無復上下，今所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5翟讓部眾都想散去，李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又單騎入營中加以安撫。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領其眾。這樣，混亂的形勢雖得穩定，「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
翟讓被害之後，王世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偷襲倉城。李密事先從王世充降卒口中，探知敵情，有所準備，命郝孝德、王伯當等分兵屯於倉城之側以待之。那天夜裡王世充兵果然來了，諸軍齊發，王世充大敗，斬其驍將費青奴，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移營洛北，越王侗加撥七萬兵給他。王世充又命諸軍各造浮橋，渡洛水進攻李密。密初戰不利，世充進迫城下。李密選銳卒數百人，分三隊出擊。王世充又被打敗，爭橋溺死者萬餘人，諸將楊威、王辯、霍世舉、劉長恭等皆死於陣。世充逃往河陽。李密乘勝取偃師（今河南偃師縣東），修金鏞城（今洛陽東北）以居之。竇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都奉表勸進，部屬裴仁基等也勸李密稱皇帝。李密說「東都未平，不可議此。」大業十四年（8）三月，隋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在江都發動兵變，殺死隋煬帝，引兵十餘萬西進，因李密佔據鞏、洛，便取東郡（大業初改兗州為東郡），攻黎陽。李密率步騎二萬壁於清淇（今河南浚縣西），命徐世勣退保倉城，宇文化及攻之不能下。密知化及少食，利在速戰，既不與交鋒，又斷其歸路。假意言和，還送給他糧食，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後知中計，化及與李密大戰於衛州童山（即同山，在今河南浚縣西南）下，打了一整天，密中流矢，墮馬悶絕，左右奔散，賴秦叔寶捍衛，得免於難。叔寶復收兵與化及力戰，把他打退了。化及力竭糧盡，部將陳智略、張章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者前後相繼」。化及北走魏縣（今河北大名西南）。
當宇文化及由江都北上的時候，東都君巨大為震懼，越王侗遣使「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封李密為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台行軍元帥、魏《資治通鑒》卷一八三，煬帝大業十二年。
234《資治通鑒》卷一八四，恭帝義寧元年。
5《資治通鑒》卷一八四，恭帝義寧元年。
《資治通鑒》卷一八四，恭帝義寧元年。
《資治通鑒》卷一八四，高祖武德元年。
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李密為解除後顧之憂，接受了東都的封號，因得奮力擊敗化及。李密將要入朝，行至溫縣，得知東都已發生兵變，王世充奪取大權，原來主張聯合李密的大臣元文都、盧楚等被殺，因此返回金鏞。
李密見東都兵屢被擊敗，將相間又自相殘殺，以為東都旦夕可平。不料王世充掌權之後，厚賞將士，繕治器械，積極準備進攻李密。這時李密雖破宇文化及，而「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武德元年九月，王世充簡練精銳兩萬餘人，馬二千匹，出擊李密。李密留王伯當守金鏞，親率精兵出偃師迎敵。當時密車內部對於作戰方案意見不一，裴仁基主張扼守要路，阻止世充東進，同時分兵三萬，乘虛以逼東都，迫使敵軍回救。彼救則我守，彼攻則我逼，如此反覆，使之疲於奔命，一定可操勝算。李密也認為東都兵銳不可當，「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斗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2。但是單雄信、陳智略等卻輕視王世充兵力，力主迎戰。李密「惑於眾議」，於是雙方展開決戰。第一天接戰時，就遭到失利，裴行儼、程咬金等驍將十餘人都受重傷。李密又恃傲輕敵，不設壁壘，敵軍乘夜潛伏溪谷中。第二天正當激戰時，王世充把事先準備好一個形貌類似李密的人，牽過陣前，大呼「已獲李密矣」！敵軍士氣倍增，伏兵又乘高而下，奔向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軍大潰，部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密與萬餘人弛向洛口。守衛洛口倉的邴元真暗引王世充軍入城，單雄信坐視不救，投降王世充。李密直奔虎牢，將往黎陽依徐世勣。有人說「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瘡猶未復，其心安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鏞，保河陽（今河南孟縣南），李密便往河陽會王伯當。他對王伯當說「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身刎，請以謝眾。」伯當抱密，號叫慟絕，部眾都流淚不止。於是李密提議「共歸關中」，投奔唐朝。隨從李密入關的還有兩萬人。
李密西行途中，唐派遣迎勞的使者相望於道。密喜道「我擁眾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及至長安，禮數漸薄，唐以李密為光祿卿、上柱國，封邢國公。執政者又來求賄，意頗不平。過了不久，李密向唐高祖建議，願往關東招撫舊部，以圖報效。高祖令與王伯當同行，分其部眾半留華州（今陝西華縣），半隨李密出關。密至稠桑驛（今河南靈寶北），唐高祖改變了主意，驛召李密回京，更受節度。李密早就聽說有人反對他出關，因此大為疑懼，不聽王伯當等的勸告，殺了來使，襲破桃林縣（今河南靈寶北老城），打算投奔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以圖再舉。中途為唐軍截擊，李密被殺，時年三十七歲。徐世勣表請收葬於黎陽山南，墳高七仞。《舊唐書》評論李密密「心斷機謀，身臨陣敵，據鞏、洛之口，號百萬之師，竇建德輩皆效樂推，唐公給以欣戴，不亦偉哉！及偃師失律，猶存麾下數萬眾，苟去猜忌，疾趨黎陽，任世勣為將臣，信魏徵為謀主，成敗之勢，或未可知。至於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比陳涉有餘矣！」由此可見，李密在組織群眾，摧毀暴隋，掃除虐政方面起到重大的歷史作用。
2《資治通鑒》卷一八六，高祖武德元年。
《舊唐書》卷五三《李密傳》。
第二節竇建德竇建德（573—2），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人。他家世代務農。他有膽氣，有勇力，在鄉里有點名聲。他當過里長，曾因犯法出逃，遇大赦才得回家。父死，鄉里送葬的有一千多人。人們給他贈送的財禮，一概不收。大業七年（），隋煬帝募兵伐高麗，竇建德被選為二百人長。時縣人孫安祖因家中貧苦，不願應徵，縣官把他抓起來打了一頓。安祖一怒之下殺死了縣官，投奔到竇建德家。建德對他說「往歲西征，瘡痍未復，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歸。今重發兵，易可搖動。大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為逃亡之虜也！」因勸安祖往高雞泊（今河北故城西南）聚眾起事。高雞泊在漳南附近，寬廣數百里，港汊交錯，蘆葦叢生，是個易守難攻的地方。在孫安祖的同意下，竇建德「招誘逃兵及無產業者，得數百人」，讓孫安祖率領往高雞泊去了。
這時鄃（今山東夏津）人張金稱糾集百來人，在河阻中起義，蓨（今河北景縣）人高士達聚眾千餘，在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界中起義。由於這些起義軍不侵犯竇建德的家鄉，官府懷疑建德和他們有交結，把建德的家屬全殺了。建德在外聽到這個消息，便帶領所部兩百人投奔高雞泊的高士達。高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後來孫安祖為張金稱所殺，部眾數千人歸附建德，建德從此發展到一萬多人。建德能「與士卒均執勤苦」，很得部眾的擁護。
大業十二年冬，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餘人，攻打高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便以建德為軍司馬，讓他指揮戰鬥。建德選拔精兵七千，假稱和高士達有仇怨，向郭絢投降，引郭至長河地界相會，共圖士達。郭絢信以為真，「益懈而不備」。於是建德發起突然襲擊，大破絢軍，殺略數千人，獲馬千餘匹，並追斬逃跑的郭絢。
就在這時，隋將楊義臣消滅了張金稱，乘勝至平原（今山東陵縣），將進攻高雞泊。竇建德看到隋軍銳氣方盛，勸高士達暫時退卻，使楊義臣「欲戰不得，空延歲月，將士疲倦，乘便襲擊，可有大功」。高士達不聽建德的話，讓他留守，親自率兵迎戰。獲得小勝，就「縱酒高宴，有輕義臣之心」。建德得知道「東海公未能破賊，而自矜大，此禍至不久矣。」過了五天，楊義臣果然大破高士達，並斬士達於陣，乘勢追擊建德。建德寡不敵眾，帶了百餘騎後撤。楊義臣以為高雞泊的起義軍已經解決，便把軍隊撤走了。竇建德乘機攻佔饒陽（今屬河北），收編餘部，為士達發喪成禮，安葬陣亡將士，士氣復振，開始自稱將軍。由於他不殺隋官，隋朝的郡縣長吏也有以城降附他的，兵力發展到十幾萬人。
大業十三年春，竇建德建都樂壽（今河北獻縣），稱長樂王，年號丁丑，開始設置百官。建德率兵攻佔信都（今河北冀縣）、清河諸郡，並俘斬隋將楊善會於清河。
這年七月，隋煬帝命左翊衛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率兵三萬，馳援東都，《舊唐書》卷五四《竇建德傳》。下引本傳，不另加注。
建德稱長樂王的年代，《舊唐書·高祖紀》作武德元年，此據《隋書·煬帝紀》、《舊唐書·竇建德傳》及《資治通鑒》卷一八三。
「所過盜賊，隨便誅剪」。當薛世雄軍進抵河間七里井（今河北河間南）的時候，竇建德預先選拔了精兵數千，埋伏在水泊裡邊，故意撤走各路軍隊，揚言要撤往豆子■（在今山東商河、惠民北）去。薛世雄果然「以為建德畏己，乃不設備」。建德偵察好了敵情，率勇士一千人，在瀰漫的大霧中突然襲擊隋軍兵營。隋軍頓時大亂，「軍不成列，皆騰柵而走」2，自相踐踏而死的就有一萬多人。薛世雄只帶著幾百名騎兵逃回涿郡。竇建德乘勝出擊，取得了河北大部分郡縣。
武德元年（8）十一月，樂壽出現了五隻大鳥，還有幾萬隻相從的鳥，竇建德以為祥瑞，改元五鳳。又有宗城人獻玄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紹說「昔夏膺菉，天賜玄珪，今瑞與禹同，宜稱夏國。」於是改國號為夏，以宋正本為納言，孔德紹為內史侍郎。
這時殺死隋煬帝的宇文化及，已由江都北上，稱帝於魏縣（今河北大名西南）。竇建德對宋正本、孔德紹說「吾為隋之百姓數十年矣，隋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殺之，大逆無道，此吾仇也。請與諸公討之，何如？」孔德紹也認為宇文化及「篡隋自代，乃天下之賊也，此而不誅，安用盟主！」武德二年春，建德舉兵進討化及，連戰連勝。化及保據聊城，建德以撞車拋石，四面急攻，打進城內，擒殺了宇文化及。
起初一些起義軍「得隋官及山東士子皆殺之」，竇建德卻「每獲士人，必加恩遇」。他得到饒陽縣長宋正本就引為謀主。河間郡丞王琮投降以後，建德部下因王琮守郡時殺傷起義軍很多，要將他處死。竇建德卻認為王琮是「義士」，並稱從前在高雞泊可以「恣意殺人」，現在要「安百姓以定天下」，就不能那樣做了。他即日叫王琮做瀛州刺史。景城戶曹張玄素被俘以後，建德讓他做治書侍御史，他堅辭不幹，直到煬帝被殺，才接受黃門侍郎的任命。建德殲滅宇文化及之後，俘獲了大批的隋官，一一加以任用。以裴矩為尚書左僕射，崔君肅為侍中，何稠為工部尚書，柳調為左丞，虞世南為黃門侍郎，歐陽詢為太常卿。其餘也都隨才授任，委以政事。建德立國以後，文物法度未備，裴矩替他「創定朝儀，權設法律，建德大悅，每咨訪焉」。建德自奉儉約，布衣蔬食。妻曹氏不穿絲綢。在戰鬥中繳獲的財物，都分給將士，自己一無所取。家中使喚的婢妾很少，得隋宮人以千數，一概放散。得隋文武官及驍果，尚且一萬，也聽任散去。
這年八月，建德攻佔洺州（今河北永年東南），在這裡築萬春宮，作為新的都城。「始自尊大，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言詔」。隋義成公主先嫁突厥，遣使迎接蕭皇后（隋煬帝之後），建德遣千餘騎送蕭後往突厥。「既與突厥相連，兵鋒益盛」。建德在洺州勸課農桑，發展生產。《太平寰宇記》載貝州清河縣枯下渠稱「大業十三年，竇建德於廣平郡又疏此水入柳溝，遂與永濟合流。」可見竇建德早已注重水利的興修，這有利於農業的發展，因而「境內無盜，商旅野宿」2。
正當竇建德雄踞河北的時候，王世充擊潰李密，在洛陽自稱鄭帝，成為河南最強大的軍事集團。李淵已在長安建唐稱帝，決心東向爭奪中原之地，《資治通鑒》卷一八四，恭帝義寧元年。
2《隋書》卷六五《薛世雄傳》。
《舊唐書》卷六三《裴矩傳》。
2《資治通鑒》卷一八八，高祖武德三年。
實現全國統一。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帶兵出關，攻打洛陽，河南郡縣大半歸唐，洛陽成了孤城。王世充幾次派人向竇建德求援。竇建德開始不予理睬，想在唐、鄭鬥爭中坐收漁人之利。十一月，竇建德率軍渡河南下，攻打濟陰孟海公。次年二月，克周橋（今山東定陶），虜孟海公，遂並其眾。這時洛陽的形勢日趨危急。中書舍人劉斌建議「今唐有關內，鄭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勢也。聞唐兵悉眾攻鄭，首尾二年，鄭勢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強鄭弱，其勢必破鄭。鄭破，則夏有齒寒之憂。為大王計者，莫若救鄭。鄭拒其內，夏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卻唐全鄭，此常保三分之勢也。若唐破後，而鄭可圖，則因而滅之，總二國之眾，乘唐軍之敗，長驅西入，京師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建德大喜，認為這是「良策」，決定援救王世充。三月，親率大軍十餘萬，向洛陽進發。一路攻城掠地，直抵滎陽，泛舟運糧，水陸並進，駐軍成皋（今滎陽西北汜水鎮）的東原，築宮於板渚（今滎陽高村西北牛口峪附近），以示必戰。建德一面派人通知王世充，內外相應；一面致書李世民，要求唐軍退至潼關，把侵佔的地方還給王世充。唐軍面對這一新的情況，有人主張退守新安（今屬河南，在洛陽西），等待時機，再圖進取。李世民認為，王世充士卒精疲力竭，糧食已盡，上下離心，不須大力進攻，就可取勝。竇建德新破孟海公，將驕卒惰，並不可怕，只要扼守虎牢（今滎陽汜水鎮），使敵軍無法西進，世充很快就會崩潰。那時城破兵強，氣勢自倍，就可收到「一舉兩克」的奇功。於是李世民一面分兵圍困洛陽，一面親自率軍據守虎牢，阻擊夏軍。
竇建德迫於虎牢之險，不能西進，而且和唐軍相持月餘，數戰不利，人心思歸。糧運又被唐軍抄襲，大將張青特被俘，形勢更為不利。國子祭酒凌敬建議渡河攻取懷州（今河南沁陽）、河陽（今河南孟縣南），然後越太行山而入汾、晉，趣蒲津（在今山西永濟蒲州鎮）。如此，一則師出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竇建德本想接受這個意見，但因部將收受了王世充使者的賄賂，都把凌敬的建議，說成「書生」之見，竇建德因此不予採納。其妻曹氏又向建德說「祭酒之言可從，大王何不納也？請自滏口（今河北磁縣西北鼓山）之道，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以自救，此則鄭圍解矣。今頓兵武（虎）牢之下，日月淹久，徒為自苦，事恐無功。」建德說「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鄭國懸命朝暮，以待吾來，既許救之，豈可見難而退，示天下以不信也！」竇建德一心決戰，不聽別人的勸告。
這時竇建德想乘唐軍芻草已盡、牧馬河北的時機，襲擊虎牢。李世民偵悉這一情況，於五月一日渡河，察看敵情，當晚回營。留馬匹千餘，放牧河邊，引誘夏軍。第二天早晨，竇建德果然全軍出動，自板渚出牛口（今滎陽西北）佈陣，北拒大河，西薄汜水（今滎陽縣東北），南連鵲山（今滎陽西南），長達二十里。李世民登高瞭望，對諸將說，竇軍「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氣自衰，陣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
夏軍士兵等到中午，不見唐軍出戰，又疲勞，又飢餓，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到河灘上去取水喝。李世民看到夏軍顯得疲乏，陣勢已經鬆動，認為時機已到，就命令將士渡過汜水，向夏軍發動猛烈攻擊。這時竇建德正在舉行《資治通鑒》卷一八九，高祖武德四年。
朝會，倉猝應戰，陣勢大亂。李世民率領精騎插入夏軍陣後，樹起唐軍的大旗。夏軍將士回頭一看，以為唐軍佔領了大營，無心再戰，紛紛逃散。建德在混戰中被刺傷，退至牛口渚，為唐軍所俘。李世民將竇建德等解至洛陽城下，令與王世充相見，王世充見大勢已去，便投降了唐軍。
建德妻曹氏及左僕射齊善行帶領幾百名騎兵逃回洺州，餘眾要立建德養子為主，繼續抗爭。善行主張「不如委心請命，無為塗炭生人」。便將府庫財物分給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與裴矩、曹旦及建德妻等率官屬舉山東之地投降唐朝。七月，竇建德解至長安被害，時年四十九。
竇建德自起兵至敗亡，首尾共歷十一年。舊史評論道「建德義伏鄉閭，盜據河朔，撫馭士卒，招集賢良，中絕世充，終斬化及，不殺徐蓋，生還神通，沉機英斷，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寶被讒見害，凌敬、曹氏陳謀不行，遂之亡滅，鮮克有終矣。」舊史指出竇建德的失敗在於「愎諫」，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教訓。但竇建德的遺愛，仍然長期存留在河北人民的心中。河北大名縣有「竇王廟」，父老群祭，歷久不衰。大和三年（829），魏州書佐殷侔有感於其事，特在廟中立了一塊紀念碑。
兩《唐書》本傳說他自起兵至滅亡凡六年，不確。
第三節杜伏威杜伏威（？—24），齊州章丘（今屬山東）人。少時落拓不羈，不事生產，家境極為貧困。他與臨濟（今山東章丘西北）人輔公祏為刎頸之交。公祏姑家以牧羊為業，公祏屢次暗地送羊給伏威。姑家因此舉報他們偷盜的事，官府緝捕很急，伏威與公祏便逃亡在外，聚眾起義。這時伏威才十六歲。杜伏威是一個很勇敢的青年，每次戰役，「出則居前，入則殿後」。所以部眾都很佩服他，推他做首領。
當時山東人民苦於隋煬帝的征役，王薄、左君行等首先起義於長白山（今山東鄒平西南會仙山）。大業九年（3），杜伏威率眾往投左君行，沒有得到左君行的重視，便離開長白山南下，輾轉到達淮南，自稱將軍。當時下邳（今江蘇宿遷東南）有苗海潮部起義軍，杜伏威派輔公祏前去對海潮說「今同苦隋政，各興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見擒，何不合以為強，則不患隋軍相制。若公能為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可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雄雌。」海潮不敢抗，便率眾歸附伏威。接著，江都留守派校尉宋顥領兵攻擊伏威，伏威佯為敗走，將隋軍誘入蘆葦叢中，順風縱火，使陷入沼澤中的隋軍全部燒死。海陵（今江蘇泰州）義軍首領趙破陳聽說伏威兵少，有些輕視他。派人要求伏威合併過去。伏威叫輔公祏領兵在外待變，自己帶了十來個人抬著牛酒去見趙破陳，破陳很高興，把伏威請進營帳中，召集所有頭領，縱酒高會。伏威突然在席上殺死了趙破陳，在座的人驚慌不及救，伏威又殺了幾十個人，輔公祏的兵及時趕到，便把趙破陳的部眾合併過來，共有幾萬人，勢力更強了。
大業十一年，起義軍李子通部一萬來人，也從長白山到達淮南，和杜伏威部聯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為假子，凡三十餘人，以王雄誕、闞稜最為強勇。不久，李子通謀殺杜伏威，派兵襲擊他。杜伏威受了重傷，掉下馬來，王雄誕背負他逃到蘆葦叢中，收集散兵，重整旗鼓。隋將來整乘機進攻，黃花輪一戰，伏威大敗，又被重創。部將西門君儀的妻子王氏，勇而多力，背負伏威逃走。王雄誕率壯士十餘人隨行保衛，與隋兵力戰，才得脫臉。伏威收集余兵得八千人，在鹽城（今屬江蘇）殲滅了隋將公孫上哲的軍隊。
大業十三年，隋煬帝派右御衛將軍陳稜以精兵進攻杜伏威，時伏威屯六合（今屬江蘇），率眾抵禦。陳稜閉壁不戰，伏威送他一身婦人衣服，稱他為「陳姥」，以此激怒隋軍。陳稜果然出戰，伏威揮軍奮擊，衝進敵陣中，把隋軍打得大敗，陳稜狼狽逃跑了。伏威乘勝破高郵（今江蘇高郵西北），引兵渡淮，據有歷陽（今安徽和縣），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為長史。分遣諸將掠取屬縣，江淮間義軍紛紛歸附。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稱為「上募」，待遇優厚，與同甘苦。每有攻戰，使上募先擊。戰鬥完了，查看背上受傷的就殺掉，因為這種人是「退而被擊」的。所獲資財，都賞給戰士。士卒有戰死的，把他的妻子殉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宇文化及既殺隋煬帝，以杜伏威為歷陽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於東都，皇泰帝（即越王侗）以伏威為東南道大總管，封楚王。武德二年（9）九月，唐高祖遣使招撫杜伏威，伏威請降。唐以伏威為和州總管、東南道行台尚書《舊唐書》卷五六《杜伏威傳》。下引本傳，不另加注。
令，封楚王。逾年又以為使持節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台尚書令、淮南道安撫大使，進封吳王，賜姓李氏。
這時大江南北，沈法興據毗陵（今江蘇常州），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彼此展開了錯綜複雜的鬥爭。武德三年，陳稜、沈法興既已為李子通擊潰，杜伏威遣輔公祏將卒數千攻李子通。公祏渡江攻下丹陽（今江蘇南京），進屯溧水（今屬江蘇），大敗李子通。子通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伏威徙居丹陽，從此「進用人士，大修器械，薄賦斂，除殉葬法，其犯奸盜及官人貪濁者，無輕重皆殺之」。採取了一些強化政權，安定社會的措施。武德四年冬，杜伏威遣王雄誕進攻李子通，子通迎戰於蘇州，大敗，退保杭州。雄誕追敗子通於城下，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送長安。雄誕又破汪華於歙州（今屬安徽），於是伏威「盡有江東淮南之地，南接於嶺，東至於海」，成為南方最大的力量。
唐高祖既平河南、河北，武德五年遣使征伏威入朝。伏威「俯首應詔，不悅於躬」。時李世民新平劉黑闥，進攻徐圓朗，聲震淮泗，伏威心懷畏懼，又經李百藥等勸說，終於西行入朝。唐拜伏威為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書令，留居長安，位在齊王元吉上，以示尊寵。
杜伏威「崇尚佛理」2，尤信道教，「好神仙長年術」3，服食雲母中毒，於武德七年二月暴卒。時輔公祏在丹陽起兵反唐，詐稱伏威之命，以蒙蔽部眾。唐將李孝恭既平公祏，把公祏的反書送給唐廷，高祖信以為真，乃奪伏威官爵，沒入家產。唐太宗即位，知道伏威蒙受冤屈，恢復了他的官爵，並以公禮成葬。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續高僧傳》卷十四，《唐蘇州通玄寺釋慧頵傳》。
2《續高僧傳》卷十四，《唐蘇州通玄寺釋慧頵傳》。
3《新唐書》卷九二《杜伏威傳》。
第五章李勣魏徵第一節李勣瓦崗起義李勣（594—9），他本姓徐，名世勣，曹州離狐（今山東東明東南）
人。唐高祖賜姓李，又避太宗諱，遂單名勣。李勣出身於土豪，「家多僮僕，積粟數千鍾」。他為人慷慨，仗義疏財，與他父親「皆好惠施，拯濟貧乏，不問親疏」。大業十二年（），翟讓在瓦崗（今河南滑縣南）聚眾起義。這時，十七歲的李勣也前來參加。他勸告翟讓說「東郡於公與勣皆為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資。」翟讓採納了他的建議，率軍西進，很快攻入二郡境內，掠取公私商船，因而「資用豐給，附者益眾」2，隊伍很快發展到一萬多人。瓦崗軍的發展與壯大，引起了隋皇朝的恐懼與不安，立即派滎陽通守張須陀率軍前來鎮壓。翟讓用李密的計謀，於滎陽大海寺附近同張須陀交戰，李勣與李密將隋兵團團圍住，經過浴血奮戰，殺死張須陀，壯大了起義軍的聲威。
李勣見李密的才幹勝過翟讓，便與王伯當共同勸說翟讓推李密為主，於是李密被尊為魏公，成為瓦崗軍的最高統帥。不久，李勣以奇計於洛水大破隋將王世充軍，因功封為東海郡公。當時，河南、山東發生了嚴重的水災，餓殍滿野，隋煬帝雖命令開黎陽倉救災，但由於政令紊亂，倉吏又不能及時散發，致使每天餓死數萬人。李勣遂向李密獻計說「天下大亂，本是為饑，今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李密接受了他的建議，命他率本部五千人馬向黎陽倉進發，在其他義軍的配合下，當天即攻佔了黎陽倉，並迅速開倉濟貧，任民所取，因而博得了饑民的熱烈擁護，紛紛加入了起義軍，「一旬之間，勝兵二十萬餘」。從而迅速地壯大了隊伍，開創了起義軍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義寧元年（7），瓦崗軍發生內訌，李密設計殺死翟讓，李勣也被門衛砍傷。李密將李勣扶入帳內，親自為他上藥，並讓李勣與單雄信等人統率翟讓舊部，「中外遂定」。
事後，李密驕傲自大，又不撫恤士兵，倉糧雖多，但府庫無錢帛，戰鬥獲勝，又無所賞賜，兵士不滿。李勣見軍心不穩，一再提醒李密，指出他的失誤。李密很不高興，遂命他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疏之」2。
宇文化及於江都縊殺隋煬帝后，率十萬大軍北上，奔東都洛陽而來。越王楊侗剛即帝位，自度抵擋不住，遂誘降李密，命他討伐宇文化及。李勣奉命守倉城，於城外掘深溝，加強守備。宇文化及來勢洶洶，架設攻具，四面攻城，但受深溝所阻，不能到達城下。李勣又於溝中挖地道，出擊敵人，宇文化及大敗而去。
武德二年（9），李密被王世充擊敗，入關降唐，李勣仍據守黎陽等十《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下引本傳，不另加注。
2《資治通鑒》卷一八三，煬帝大業十二年。
《資治通鑒》卷一八四，恭帝義寧元年。
2《資治通鑒》卷一八六，高祖武德元年。
郡之地，未有歸屬。後聽從魏徵的勸說，決定歸唐。他對長史郭孝恪說「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眾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啟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於是派人至長安獻於李密。使者初到京城，陳二狗的妖孽人生帖吧唐高祖聽說沒有表奏，唯有給李密的信函，感到奇怪。使者奏明瞭李勣的本意，高祖十分高興，並稱讚他「感德推功，實純臣也」。即詔授他為黎陽總管、上柱國，加右武候大將軍，封曹國公，賜良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其父李蓋也受到了封賞。並令李勣統「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
不久，李密叛唐被殺。李勣崇尚義氣，上表請准其收葬。高祖歸還了李密屍體，李勣備君臣之禮，「大具威儀，三軍縞素」，安葬於黎陽山。禮畢，才與將士脫下喪服。他的這種「事君以忠」的舉動，再次博得了人們的讚許，「朝野義之」。
投唐立功武德二年（9）十月，竇建德率大軍南下，與李勣的巡邏部隊遭遇，混戰一場。建德進攻黎陽，一舉破城，俘獲了淮安王李神通、魏徵與李勣父李蓋，唯李勣率百餘騎突圍而出。但因其父被俘，又返回來投降竇建德，授任左驍騎將軍，仍守黎陽。2李勣雖投降了竇建德，卻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他想脫身歸唐，又怕其父受到連累，便與郭孝恪定計，先立功效以取信竇建德，然後再尋機脫身。於是他主動出擊王世充，攻破獲嘉城，俘獲很多；接著又襲擊新鄉，俘虜其騎將劉黑闥，都獻給竇建德。李勣屢建戰功，得到了竇建德的信用，使防範鬆弛，遂於武德三年（20）正月歸唐。有人勸竇建德殺死李蓋，他說「世勣，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捨而不殺。
李勣歸唐後，仍任總管。不久，隨從秦王李世民平定劉武周，大獲全勝。接著，又參加了平定王世充的戰鬥。這年九月，唐軍於邙山擊敗王世充軍，進逼洛陽，其管州總管楊慶請求投降。楊慶原李密舊將，李世民派李勣率軍赴轘轅道安撫其眾，於是，滎、汴、淆、豫九州相繼來降。2這時，王世充子玄應鎮守虎牢，屯軍於滎陽、汴州之間，聞知管州降唐，欲率軍收復管州，被李勣擊退。接著，李勣讓郭孝恪致書滎州刺史魏陸，魏陸降唐，並擒獲了王玄應的四員大將。翌年二月，李勣進軍虎牢，王世充鄭州司兵沈悅暗中投降，並做內應，遂一舉攻佔虎牢，活捉了刺史荊王王行本。王世充一面死守洛陽孤城，一面向竇建德求救。竇建德以為唇亡齒寒，遂率大軍南下救援，相繼攻佔了管州、滎陽。李世民與李勣扼守虎牢，以阻止竇建德軍西進。三月，李世民與李勣等在虎牢東觀察竇建德營壘，與其遊兵相遇，竇建德立即派出五六千騎兵追擊。李勣率伏兵奮力衝殺，大破敵兵，斬首三百餘級，並活捉其二員驍將，凱旋而歸。唐軍很快俘虜了竇建德，平定了王世充，勝利返回長安。在這次東征中《貞觀政要》卷二。
《資治通鑒》卷一八八，高祖武德三年。
2《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資治通鑒》卷一八九，高祖武德四年。
論功行賞，李世民為上將，李勣為下將。李勣以自己的驍勇善戰位居諸將之首，與秦王都身披黃金甲，乘戎輅，向太廟告捷。
李勣很重義氣。他在瓦崗時曾與單雄信結拜為兄弟，誓同生死。後李密兵敗，單雄信投靠了王世充。單雄信作戰勇猛過人，在唐軍圍攻洛陽時，他馳騁沙場，揮槍幾中齊王李元吉。平定洛陽後，單雄信被俘，將要處死。李勣請以自己的官爵贖雄信之罪，李世民不准，他哭著對雄信說「平生誓共為灰土，豈敢念生，但以身許國，義不兩遂。雖死之，顧兄妻子何如？」因用刀割下一塊股肉，請雄信吃下，說「示無忘前誓。」2在處死竇建德不久，唐高祖又徵調竇建德舊將入長安，原舊將驚懼不安，於是劉黑闥又串通李密舊將兗州總管徐圓朗起兵反唐。河北各地竇建德舊將及豪右多殺官吏響應，一時發展到數萬人，聲勢浩大。劉黑闥攻陷了冀州，進逼宗城（今河北威縣東）。時李勣任黎州總管，屯守宗城，抵擋不住，欲退保洺州，途中遭黑闥追擊，步兵五千人，皆沒於陣，李勣倖免於難。李世民奉命討伐劉黑闥，雙方對峙於洺水城。李勣率兵逼近黑闥勇將高雅賢營壘，殺高雅賢，攻破其營。在平定劉黑闥後，李勣又奉命進擊徐圓朗。唐軍乘勝而進，徐圓朗連戰失利，最後棄城夜逃，為人所殺，「其地悉平」3。
武德六年（23），李勣又隨從李孝恭、李靖討伐輔公祏。他率步兵一萬人，渡過淮水，一舉攻佔了壽陽（今安徽壽縣）。公拓之將陳正通率兵十萬駐守梁山，派其大將馮惠亮率水軍十萬，把大艦鎖連江中，以阻斷水路，還於江西築造營壘，分守水陸要道，以阻止官軍。李勣率軍攻破其營壘，惠亮單舟逃走。李勣乘勝進擊，正通兵潰，逃回丹陽（今江蘇南京）。輔公祏見全線崩潰，遂丟棄丹陽城，連夜逃去。李勣「縱騎追之於武康，江南悉定。」鎮守并州，進擊高麗武德八年（25），東突厥頡利可汗屢次擄掠并州一帶，高祖命李勣為并州行軍總管，以抵禦突厥。唐太宗即位後，拜為并州都督（治太原）。并州是唐朝的發祥地，又是北方的門戶，軍事要地。從此由李勣開始經營，獨當一面。
李勣知人善任，舉賢薦能。早在瓦崗時，常與魏徵、高季輔、杜正倫等才能之士交往頻繁，他一旦發現人才，「即加禮敬，引入臥內，談謔忘倦，」經他引薦的，後多位至通顯，當時人稱其有「知人之鑒」。在他鎮守并州初年，張文瓘以孝悌聞名，明經及第，補為并州參軍。李勣見文瓘一表人才，曾稱讚他為「今之管（仲）、蕭（何）」。一次李勣入朝，文瓘與同僚二人為他餞行，李勣分別贈給那二個同僚佩刀與玉帶，而對文瓘卻一無所贈，文瓘不解其意，心中疑惑，李勣遂解釋說「子無為嫌。若某，冗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力引薦，高宗朝張文瓘位至宰相。
貞觀三年（29）十一月，突厥再次入寇河西。詔命兵部尚書李靖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十幾萬大軍出擊，以李勣為通漢道行軍總管，從雲中進軍，2《隋唐嘉話》捲上。
3《舊唐書》卷五五《徐圓朗傳》。
《新唐書》卷一一三《張文瓘傳》。
在白道與突厥頡利可汗兵遭遇，大敗突厥兵。頡利可汗派使者請和，太宗派鴻臚卿唐儉出使突厥。李勣與李靖一起議論軍事，認為頡利可汗雖然兵敗，人馬尚多，若進入磧中，與九姓互保，道路險阻，難以追及。今唐儉在那裡，防備鬆弛，我軍若迅速出擊，突厥必不戰而降。這一策略正和李靖不謀而合，他高興地說「公之此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也。」果然，李靖襲擊頡利可汗牙帳，頡利可汗欲逃入磧中，李勣早已屯軍磧口。頡利可汗前進受阻，後有追兵，其大酋長率其部落一併投降了李勣。李勣俘虜五萬多人，勝利而歸。李勣鎮守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四夷賓服，號為稱職。貞觀十五年（4），征為兵部尚書，封英國公。唐太宗深有感觸地說「隋煬帝不解精選賢良，鎮撫邊境，惟遠築長城，廣屯將士，以備突厥，而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勣於并州，遂得突厥畏威遠遁，塞垣安靜，豈不勝數千里長城耶？」李勣尚未赴京就任，薛延陀真珠可汗乘唐太宗君臣東封泰山之機，糾合同羅、回紇等族軍隊二十萬，穿過漠南，襲擊已歸降的突厥，俟利苾可汗抵禦不住，率部落進入長城內，派使者告急。太宗立即調兵遣將，反擊薛延陀。新任兵部尚書的李勣為朔州道行軍總管，率步兵六萬，騎兵二千屯守羽方。2十二月，薛延陀可汗之子大度設率三萬騎兵逼近長城，適遇李勣率唐軍趕到。大度設見塵埃沖天，兵威強盛，望而生畏，遂率其眾從赤柯濼北逃。李勣從部下及突厥兵中選精騎六千，由直道攔擊。他越過白道川，於青山與薛延陀軍相遇。大度設整軍迎戰，列陣長達十里。突厥兵先出戰，結果敗下陣來。大度設乘勝追擊，恰好李勣率軍趕到。薛延陀萬箭齊射，唐軍馬傷亡很大。李勣命騎兵下馬，手執長槊，一直朝前猛衝，薛延陀潰不成軍。這時，副總管薛萬徹又及時趕到，奪取了薛延陀戰馬，唐兵合力衝殺，斬首三千餘級，俘虜五萬餘人。大度設狼狽北逃，到了漠北，又遇上了特大暴風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
唐軍反擊薛延陀大獲全勝，其使臣回國時，唐太宗教訓他說「吾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為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強，逾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將才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2戰事結束後，李勣入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勣的才幹與忠貞，博得了唐太宗的親重和殊遇。一次李勣患有暴病，藥方說鬍鬚灰可以治療，太宗毫不遲疑地把自己的鬍鬚剪下，為他調藥。李勣感動得涕淚交流，在入謝時頓首出血。翌年，李治立為太子，太宗讓他輔佐太子，因轉任太子詹事，加官特進，仍知政事。在一次宴會上，太宗對李勣說「朕將屬以孤幼，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3李勣流淚辭謝，噬指流血。不一會兒，李勣喝醉了酒，太宗脫下御服，親自披在他的身上。
貞觀十八年（44），唐太宗將進擊高麗，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步兵、騎兵及蘭、河二州歸降的胡兵計六萬人，向遼東進發。第二年三月，李勣從柳城（今遼寧朝陽）出師，先虛張聲勢，給人以出擊懷遠鎮的假象，《貞觀政要》卷二。
2《資治通鑒》卷一九六，太宗貞觀十五年。羽方，《新唐書》本傳作「朔州」。2《資治通鑒》卷一九六，太宗貞觀十五年。
3《貞觀政要》卷二。
而暗中進軍甬道。四月，從通定鎮渡過遼水，抵達玄菟（今遼寧鐵嶺南）。高麗驚慌失措，關閉城門自守。接著李勣攻佔了蓋牟城（今遼寧撫順），俘虜了二萬餘人，繳獲糧食十幾萬石。李勣又乘勝進軍，兵臨遼東城（今遼寧遼陽）下。李勣開始攻城，唐太宗也率一萬甲騎趕到。高麗害怕唐軍拋石車，乃於城上積木築戰樓，以抵禦拋石。李勣把拋石車排列在城下，拋石擊城，塊塊巨石飛射城上，無堅不摧；另一方面又用撞車撞其樓閣，所撞之處，無不傾倒。這時又刮起了南風，李勣乘機縱火，點著了城西南樓。大火迅即蔓延到城中。風助火勢，火借風威，全城立時濃煙滾滾，烈焰騰騰，城內一片混亂。唐軍一舉攻克了遼東城，燒死俘虜高麗兵萬餘人。2在攻佔遼東城後，唐軍乘勝圍攻白巖城（今遼陽東南）。白巖城靠山臨水，四面險絕難攻。李勣以撞車撞城，又用拋石車飛石擊城，飛石流矢雨點般射向城中。高麗守將孫代文抵擋不住，遂舉城請求投降。3於是，唐軍又攻佔了白巖城。
貞觀二十年（4），剛從遼東班師不久，薛延陀部發生了內亂，李勣奉命率兵討亂，在烏德鞬山大破其軍，大首領梯真達官率眾投降，咄摩支可汗向南逃往荒谷之中。李勣派通事舍人蕭嗣業前去招降，其部落猶首鼠兩端，李勣遂派兵進擊，前後斬首五千級，俘虜三萬餘人。4唐太宗十分欣賞李勣的軍事才幹，又欽佩他的忠誠。貞觀二十三年（49），在臨終前，唯恐他身為兩朝元老，難以駕馭，特意將他出任為疊州都督，並向太子面授機宜，說「李勣才智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服於汝，故有此授。我死後，可親任之。若遲疑顧望，便當殺之。」李勣似明白唐太宗的心意，奉詔之後，「不及家而去」。
密表勸請廢立唐高宗李治即位後，召回李勣，授任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不久，又拜尚書左僕射。他懼怕盈滿，遂於永徽元年（50）上表，請求解除了左僕射職務，但仍以開府儀同三司的身份知政事。四年，又被冊為司空。早在貞觀年間，李勣以勳庸圖形於凌煙閣，至此，高宗又命人為他畫像，並親自為他寫序。2永徽六年（55），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昭儀武則天為皇后。此事在朝臣中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以顧命大臣長孫無忌、褚遂良為首的元老堅決反對，李義府、許敬宗等政治上的失意者卻極力。李勣在表面上同意長孫無忌等大臣的意見，而暗中卻贊成此事。他曾與許敬宗等人「密表勸請」3。這年九月，一天退朝後，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於志寧、褚遂良入內殿，再次商議廢立皇后之事。褚遂良以破釜沉舟的決心，表示誓死力爭。李勣見此情形，卻「稱疾不入」，巧妙地迴避了，而褚遂良因死力相爭，幾乎招致殺頭《資治通鑒》卷一九七，太宗貞觀十九年。
23《舊唐書》卷一九九上《高麗傳》。
《唐語林》卷五。
2《新唐書》卷九三《李勣傳》。
3《舊唐書》卷七八《於志寧傳》。
之禍。過了幾天，高宗私下向李勣表示自己願立武昭儀為皇后，顧命大臣堅決反對，自己感到棘手難辦。李勣不以為然地說「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李勣雖未明言立武昭儀，但他勸高宗把此事看作家事，不必理會外廷的意見，實際上是高宗廢立皇后的舉動，因此，「上意遂決」。在李勣的暗中下，唐高宗不顧長孫無忌等人的反對，決定立武則天為皇后。這年十一月初一日，高宗臨軒，李勣奉命繼璽綬冊封武則天為皇后。在廢立皇后一事的激烈政爭中，決定了朝臣的沉浮。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反對派，先後被貶到地方，有的自縊身死，有的被治罪。者李義府等人則飛黃騰達，李勣也格外受到親重。在高宗東封泰山時，他任封禪大使。在途經他的故鄉時，皇后親自去看望他寡居的姐姐，賜給衣物，還封為東平郡君。李勣不慎墜馬傷足，高宗親自慰問，並把御乘賜予他。
褚遂良、韓瑗因極諫而遭殺身之禍，此後群臣多緘默不言。一天高宗與侍臣議政，談及了隋煬帝，說「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順口阿諛說「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2再擊高麗，陪葬昭陵乾封元年（），唐朝再次出兵高麗。十二月，高宗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六總管分水、陸兩軍出發。這位年逾古稀的老將軍風采不減當年，能謀善斷，指揮若定。翌年二月，李勣率軍渡過遼水，抵達新城（今遼寧鐵嶺南），他對諸將說「新城是高麗西境鎮城，最為要害，若不先圖，余城未易可下。」遂至城西南，依山築柵，圍困新城。城中窘迫，遂開門投降。由於攻克了新城，進軍很順利，「自此所向克捷」，接連攻下十六城。總章元年（8）二月，李勣攻下扶余城（今吉林四平），高麗王子泉男建派五萬兵前來救援，在薛賀水與唐軍相遇。李勣軍奮力衝殺，大破高麗兵，斬獲三萬餘人，接著揮師南下，九月，攻克了大行城（今遼寧丹東南），唐軍諸路人馬與李勣會師，進至鴨綠柵，再破高麗兵，追擊二百餘里，攻下了辱夷城，進而包圍了平壤城（今朝鮮平壤）。高麗王高藏派王子泉男產率九十八人打著白旗投降。李勣又活捉了泉男建，於是「高麗悉平」2。李勣勝利歸來，在到達京師近郊時，高宗先命把高藏獻於昭陵，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唐太宗；然後具備盛大的軍容儀式，高奏凱歌，進入京城。為了嘉獎李勣的赫然戰功，加封太子太師，增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戶。
總章二年（9）十一月，李勣患病，且病情逐漸加劇。高宗及太子屢賜良藥，又召回其在外地的子弟侍臣。子弟請醫治病，李勣不許進門，說「我山東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濫居富貴，位極三台，年將八十，豈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寧容浪就醫人求活！」
李勣見房玄齡、杜如晦辛苦創家立業，但後來被不肖子孫傾家蕩產，深感痛心，他自以為病體難愈，遂把子孫們召來，當面向其弟李弼囑托後事說《資治通鑒》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2《資治通鑒》卷二○一，高宗麟德二年。
《舊唐書》卷一九九上《高麗傳》。
2《資治通鑒》卷二○一，高宗總章元年。
「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葬畢，汝即遷入我堂，撫養孤幼，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十二月三日，李勣病卒，享年七十六。2高宗悲痛地流著眼淚說「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資。有司其厚賵卹之。」3令在光順門為他舉哀，七天不上朝。並贈官太尉、揚州大都督，謚貞武，陪葬昭陵。在安葬那一天，高宗於未央古城樓哭著送喪，還詔令百官送喪至故城西北。所造墳墓按照漢代衛青、霍去病故事，形似陰山、鐵山及烏德鞬山，以旌表他破突厥、薛延陀之功。這座形似三山的墳墓至今仍矗立在陝西禮泉縣九嵕山之下，成為其功績的歷史見證。
李勣在其戎馬生涯中，能謀善斷，有傑出的軍事才幹。他每次行軍作戰，「用師籌算，臨敵應變，動合事機」。因而在攻滅東突厥，平定薛延陀，征服高麗等重大軍事戰役中，都取得了重大勝利，唐太宗曾極口稱讚他「古之韓（信）白（起）、衛（青）霍（去病）豈能及也」4。上元元年（70），唐肅宗把他與李靖一起，譽為歷史上十大名將之一，配享武成王（姜太公）廟5。
李勣在政治上也很有建樹。在隋末天下「同苦隋政」之時，他踴躍投身於農民起義的洪流中，為發展、壯大瓦崗軍作出了一定的貢獻，為推翻隋皇朝的殘暴統治發揮了作用。在唐皇朝平定天下、維護國家的統一中也建有功勳。尤其在維護邊境的安定與和平上更是戰功赫然。唐太宗曾高度評價他說「參經綸而方面，南定維揚，北清大漠，威振殊俗，勳書冊府。」《資治通鑒》卷二○一，高宗總章二年。
2李勣享年，《舊唐書》本傳雲七十六，《新唐書》本傳雲八十六，按《金石萃編》卷五九李勣碑亦云「春秋七十有六」，今從《舊唐書》本傳與碑誌。
3《新唐書》卷九三《李勣傳》。
4《貞觀政要》卷三。
5《新唐書》卷五《禮樂志》五《唐大詔令集》卷六二。
第二節魏徵備經喪亂，仕途坎坷魏徵（580—43），字玄成，鉅鹿曲城（今河北巨鹿）人。父魏長賢曾仕北齊為屯留令。魏徵少年時父親即去世，家道中衰，陷於貧困境地。但他「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曾出家做過道士。從小愛好讀書，多所涉獵。時值隋末，天下漸亂，他「尤屬意縱橫之說」2。
農民大起義爆發後，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反隋，以響應李密，召魏徵為典書記。從此，他成為農民起義軍的一員。義寧元年（7）九月，元寶藏受李密封爵，命魏徵寫信致謝。李密因喜愛魏徵的文辭，特召請他為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從此，魏徵即在李密屬下任職。
武德元年（8）九月，李密在擊敗宇文化及後，「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王世充又出兵洛口，欲乘機殲滅李密軍。李密召集眾將商議，多主張應戰，魏徵卻勸告長史鄭頲說「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死傷多矣；又軍無府庫，有功不賞，戰士心惰，此二者難以應敵。未若深溝高壘，曠日持久，不過旬月，敵人糧盡，可不戰而退，追而擊之，取勝之道。且東都食盡，世充計窮，意欲死戰，可謂窮寇難與爭鋒，請慎無與戰。」魏徵知己知彼，提出了十分正確的建議，鄭頲不但聽不進去，反蔑視為「老生之常談」。他生氣地說「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談？」遂拂衣而去。果然不出魏徵所料，交戰之後，李密軍全線潰敗，死傷大半，鄭頲等將佐被俘，李密走投無路，遂入關降唐。
魏徵隨李密歸降了唐朝，久久不被任用，便自請安輯山東，於是被授任為秘書丞，乘驛傳到達黎陽。這時，李密舊將李勣仍擁兵據守，魏徵致書李勣，認為李密擁兵數十萬，一蹶不振，已歸降唐朝；今黎陽為兵家必爭之地，宜早歸降，以免後患。李勣得魏徵信後，遂決意降唐，並開倉運糧，支援淮安王李神通軍。不久，竇建德攻陷黎陽，俘獲了魏徵，任其為起居舍人。至武德四年（2），秦王李世民擒獲竇建德，魏徵再次歸唐。太子李建成聞其名聲，引薦他任太子洗馬。從此，魏徵成為東宮的座上賓。
魏徵事奉皇太子，竭智盡力。他見秦王位望隆重，暗中有奪宗之志，為提高太子聲望，穩固儲君地位，便與太子中允王珪勸告太子說「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依從其建議，奏請了高祖，總領陝東道大行台及山東道行軍元帥，統河南、河北諸州軍馬，以討伐劉黑闥。魏徵隨太子遠征，在洺水（今河北曲周東南）連破黑闥軍。鑒於以前的高壓政策，致使竇建德餘部再次起兵，他遂向太子建議說「黑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黨皆懸名處死，妻子系虜，欲降無由，雖有赦令，獲者必戮，不大蕩宥，恐殘賊嘯結，民未可安。」太子聽從了他的建議，「獲俘皆撫遣2《舊唐書》卷七一《魏徵傳》。下引本傳，不另加注。
《新唐書》卷九七《魏徵傳》。
《資治通鑒》卷一九○，高祖武德五年。
之，百姓欣悅」2。因此，劉黑闥也很快束手就擒，從而結束了河北一帶動盪不安的局面。
魏徵見秦王功勳越來越大，威望越來越高，嚴重威脅著太子地位，常常勸說太子快想對策，李世民也風聞此事。武德九年（2）六月，玄武門事變，秦王誅殺了太子及齊王元吉，召來魏徵，責問他為何「離間我兄弟」，他卻毫無懼色，直言不諱地說「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秦王聽了雖一時很氣憤，但一向器重他的才幹與耿直，仍以禮相待，引薦他為詹事主簿。
不久，魏徵任諫議大夫。原太子及齊王之黨羽散亡在民間，雖有赦令，猶不自安，有的人還告捕以邀賞，鬧得人情不安，於是派魏徵宣慰山東，並允許以便宜行事。魏徵到達磁州（今河北磁縣），正遇州縣押送前東宮千牛李志安、齊王府護軍李思行去京師。他說「吾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誰信之！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為國慮。且既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3遂當即命令全部釋放。李世民聽到後，對魏徵不顧嫌疑、忠心奉國深為敬佩。
極言直諫，一代諍臣魏徵備經喪亂，仕途坎坷，閱歷豐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經國治世之才，他對社會問題有著敏銳的洞察力，而且為人耿直不阿，遇事無所屈撓，深為精勤於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屢次引魏徵進入臥室，「訪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對於朝政得失，頻頻上諫。唐太宗曾褒獎他說「卿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不久，遷任尚書左丞。貞觀三年（29）即以秘書監參知國政，進封鄭國公。魏徵的直言極諫是著名的，當時以「識鑒精通」而聞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評價他說「每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據《貞觀政要》記載統計，魏徵向太宗面陳諫議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諫諍多達「數十餘萬言」2。其次數之多，言辭之激切，態度之堅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難以倫比的。
魏徵的諫諍涉及面很廣，朝廷軍國大事的失誤自然是他上諫的主要內容。為了醫治隋末戰亂的創傷，他規諫太宗要與民休養生息，一改隋煬帝奢靡之風，反對營造宮室台榭和對外窮兵黷武；為了社會的安定，他規諫太宗要廢除隋的嚴刑峻法，代之以寬平的刑律；為了政治清明，他規諫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對官吏中的貪贓枉法之徒要嚴懲不貸。在刑賞問題上，他認為刑賞之本在於勸善懲惡，在王法面前，「貴賤親疏」一律對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風上，他規諫太宗要兼聽廣納，認為「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以防止貴臣壅蔽，下情不得上達。他規諫太宗要以「亡隋為戒」，接受歷史教訓，居安思危，力戒驕奢淫逸。對這些有關國家治亂、社稷存亡的大問題，魏徵在上諫時一向是堅持原則，據理力爭，對唐太宗的失誤批評也是尖銳的。2《新唐書》卷七九《隱太子建成傳》。
3《資治通鑒》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貞觀政要》卷二。
2《新唐書》卷九七《魏徵傳》。
他提倡上書言辭激切，無所顧忌。貞觀八年（34），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說「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太宗看後大怒，要給他定以訕謗之罪。魏徵馬上勸諫說，昔日賈誼給漢文帝上疏說「可為痛哭者三，可為太息者五。」自古上書，都是言辭激切，不這樣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覺，激切並不是訕謗。太宗聽後有所悔悟說「朕初責此人，若責之，則誰敢言之。」魏徵對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諍，有時弄得他面紅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罷朝後，太宗曾餘怒未息地說「會須殺此田舍翁。」又說魏徵「每廷辱我」2。不難看出，魏徵的犯顏直諫，往往是一針見血，甚至到了太宗難以忍受的程度。
除了軍國大事外，魏徵對太宗其他一些不合義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評。貞觀六年（32）八月，長樂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長孫皇后所生，敕令資妝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上諫，以為長公主尊於公主，公主之禮不應超過長公主。長孫皇后聽到此事後，十分欽佩魏徵的剛直敢諫，頗有感觸地對太宗說「嘗聞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聞其諫，實乃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蒙禮待，情義深重，每言必候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臣下，情疏禮隔，故韓非為之《說難》，東方稱其不易，良有以也。」之後，便親自去魏徵家，賜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極諫，甚至說出了連長孫皇后也不敢輕易說出的話。
儘管太宗對魏徵的尖銳批評一時難以接受，但他畢竟認識到魏徵是忠心奉國，有利於國家長治久安，對他的犯顏直諫曾感歎說「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嫵媚，適為此耳。」當然，唐太宗的開明政治是魏徵屢次極言直諫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說「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這一番話也並不只是謙遜之辭。
魏徵對朝政失誤的批評，對貞觀政治糾謬補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離開他。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礦石裡，它之所以稱貴，是由「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史家高度評價魏徵說「臣嘗閱《魏公故事》，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
偃革興文，與民休息魏徵鑒於隋末人口流亡、經濟凋敝、百廢待興的事實，力勸太宗偃革興文，實行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休養生息政策，表現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太宗即位初，曾與群臣談及教化百姓之事。太宗認為大亂之後，恐怕難以教化。魏徵則認為「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他舉例說，猶如「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一樣。他還批駁大臣封德彝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的說法，認為商湯滅夏桀，周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他又進一步說「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魏鄭公諫錄》卷一。
2《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太宗貞觀六年。
《舊唐書》卷五一《長孫皇后傳》。
人主安得而治之！」魏徵堅持歷史進化論的觀點，是積極可取的。太宗採納了魏徵的建議，制定了經國治世的基本國策，對於貞觀之治有著深遠的影響。魏徵還提出了以靜為化之本的施政方針。他認為隋朝雖然府庫充實，兵戈強盛，但由於「甲兵屢動，徭役不息」，最後雖富強而喪敗，其原因就是因為「動」。在大亂之後，百姓疲敝，人心思治，當以安靜為本，「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2。
魏徵以靜為本的思想，主張社會有個安定的環境，與民休養生息，以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為此，魏徵曾屢次勸諫太宗停止兵事，提倡輕徭薄賦，布德施惠。貞觀初年，嶺南諸州奏說高州酋帥馮盎反叛，太宗將調發江南、嶺南數十州兵討伐。魏徵立刻上諫說「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南瘴癘，山川阻深，兵遠難繼，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他認為馮盎數年「兵不出境，此則反形未成，無容動眾。」如果派遣使者，「分明曉諭，必不勞師旅，自致闕庭。」太宗依從了他的意見，不動一兵一卒，嶺南果然相安無事。太宗高興地說「嶺南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討之。魏徵頻諫，以為但懷之以德，必不討自來。既如其計，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十萬師。」遂賜絹五百匹。
為了防止勞役百姓，魏徵還勸諫太宗停止周邊諸國的入朝貢獻。貞觀二年，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也欲遣使貢獻。魏徵上諫說「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微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況加於此輩。」太宗聽了，馬上下令追回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
魏徵還勸諫太宗停止一些規模較大的活動，以減少費用。貞觀六年，文武百官都以為封禪為帝王盛事，又天下乂安，屢次請求東封泰山，唯獨魏徵不同意。他認為儘管太宗功高德厚，國泰民安，四夷賓服，「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2。在魏徵的規諫下，又恰遇河南、河北數州鬧水災，遂停止了東封活動。魏徵認識到，帝王崇飾宮宇，奢侈無度的結果必然疲勞百姓。在與太宗談及此事時，曾以「亡隋為鑒」，說隋煬帝「志在無厭，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營造，小不稱意，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書籍所傳，亦陛下目所親見」3。提醒太宗慎自惕勉，以防重蹈覆轍。
太宗曾讓在益州及北門製造綾錦、金銀器，魏徵上言，勸止此事。他說「金銀珠玉，妨農事也，錦繡纂組，害女工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勝其恥。」4太宗在位既久，忘記了儉約的作風。貞觀十一年（37），他東巡洛陽，住在顯仁宮，因州縣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譴責。魏徵認為這是漸生奢侈之風的危險信號，於是馬上給他敲一下警鐘「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太宗貞觀四年。
2《貞觀政要》卷八。
《貞觀政要》卷九。
2《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太宗貞觀六年。
3《貞觀政要》卷六。
4《魏鄭公諫錄》卷一。
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寧有足耶？」之後，魏徵又上疏，表示「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
魏徵的「偃革興文」的政治思想是符合唐初國情民意的，有利於醫治隋末戰亂的創傷，促進了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國威遠揚。太宗頗有感慨地對宰臣長孫無忌說「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懾四夷，遠人自服。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安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驛，相望於道。凡以此事，皆魏徵之力也。」2兼聽廣納，君臣共理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說「何謂為明君暗君？」魏徵率直地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列舉了歷史上的唐、虞，「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不塞聽與迷惑；秦二世、梁武帝、隋煬帝偏聽偏信，致天下潰敗而不自知，於是他結論說「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3可見，兼聽納下，也是魏徵的政治思想之一，這和他的「致化」思想是相一致的。
魏徵主張君主兼聽納下，有利於君主聽取臣下的正確意見，以克服君主的主觀片面性。帝王久居深宮，視聽不能及遠，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很難瞭解社會實際。因此，魏徵奏言太宗「陛下身居九重，細事不可親見，臣作股肱耳，非問無由得知」。在魏徵看來，只有兼聽納下，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情，才不至於被「壅蔽」。這是克服帝王獨斷專行的作風、減少失誤的有效措施。太宗接受了這一思想。貞觀四年，太宗曾對侍臣說「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2魏徵認為，開國之初，君主往往能兼聽廣納，但很難堅持始終。貞觀十四年（40），他向太宗表明了這種思想。他說「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慎，采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惡聞正諫。」3諷勸太宗要善始善終。
兼聽納下不僅只講君主的思想作風，而且還包含發揮臣下的聰明才智，以使君臣協力，共治天下的思想。魏徵曾上疏太宗說「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然則首雖尊極，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借股肱以致治。」他說明君臣共為一體的道理，強調了臣下的股肱作用，指出了君臣同心同德，才能導致天下大治，如果君主閉目塞聽，「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魏徵的這種君臣一體，同心求治的思想博得了太宗的讚賞，他曾多次對臣下說「既義《新唐書》卷九七《魏徵傳》。
2《魏鄭公諫錄》卷五。
3《貞觀政要》卷一。
《魏鄭公諫錄》卷五。
2《貞觀政要》卷一。
3《貞觀政要》卷三。
為一體，宜協力同心。」
魏徵從治亂得失的比較中，提出的君主要「兼聽納下」的政治思想對於調整君臣關係也起了積極作用。在封建專制的時代，君臣關係處於既統一又對立之中。魏徵在奏疏中引用了孟子的話說「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仇。」他主張君主對大臣要誠信不疑，如「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這樣「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治矣」。因此，君主對於臣下的信任是至為重要的。
唐太宗在實踐中推行了兼聽納下的思想，調整了君臣關係，改變了帝王傳統的孤家寡人做法，臣下對朝廷施政中的失誤之處上書規諫，糾繆補缺，匡弼時政。君臣和舟共濟，集思廣益，上下同心，從而開創了貞觀年間的諫諍成風的開明政治。
知人善任，懲惡勸善在一次奏疏中，魏徵援引了管仲回答齊桓公在用人問題上妨害霸業的五條，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2可以說，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參之，基本上概括了魏徵的吏治思想。
知人是用人的首要問題。在用人問題上，魏徵特別強調君主的知人。他給太宗上疏說「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借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魏徵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俊乂之士，這是「無為而化」、天下致治的先決條件。
魏徵認為識別人臣的善惡是知人的一個重要內容。貞觀六年，太宗與他談及了「為官擇人」一事，他回答說「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怎樣才能「審訪其行」呢？就是要注意對官吏的嚴格考察，他說「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2魏徵認為在不同的環境中，觀察人的所作所為，是考核官吏才行的時機。
在不同的時期，在用人標準上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天下未定之時，一般是「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太平之時，「則非才行兼備不可任也」3。他的這一用人思想，是和變化的客觀形勢相適應的，也是可取的。
貞觀五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天才無行，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得到了太宗的恩寵，因此他倆更是有恃無恐，任意彈射，不少大臣受到譴責，心中憤然不平。魏徵認為告訐並非正直，進讒言只能是陷害大臣，也不是忠的表現，即上諫太宗說「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貞觀政要》卷三。
2《新唐書》卷九七《魏徵傳》。
《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太宗貞觀六年。
23《貞觀政要》卷三。
逞其奸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暱奸以自損乎！」魏徵直言批評了唐太宗以告訐為正直、重用奸佞小人的錯誤做法，太宗開始默然不語，後來覺得他說的有理，賜絹五百匹。
揚長避短是魏徵用人的一個卓越思想。他在奏疏中比較明確地表達了這一思想。「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捨其所短」2。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每人都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魏徵主張「因其才以取之」，要揚其長而避其短，不能因其短而掩其長。他的這一用人思想，祛除了求全責備的弊病，拓寬了用人之路。
賞罰分明，不徇私情，也是魏徵的用人思想中的一個內容。他在奏疏中，曾深入地談論過這一問題，他說「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疏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3貞觀三年，濮州刺史龐相壽因貪污罪被罷免官職。相壽曾是秦王府幕僚，憑借這一關係，他請求太宗宥免。太宗賜絹一百匹，還命他仍任舊職。魏徵知道後，立即進諫說「今以故舊私情，赦其貪濁，更加以惡賞，還令復任，然相壽性識未知愧恥。幕府左右，其數眾多，人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4太宗欣然接受了他的批評，改變了原來的做法。
魏徵反對重用宦官。貞觀十四年（40），太宗屢次以宦官充任使者，他們回京後又妄加彈奏，常使太宗發怒。魏徵即上奏說「閹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無所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太宗聽後高興地說「非公，朕安得聞此言！」魏徵在唐初已看到重用宦官的隱患，並勸太宗要為子孫後代著想，表現了他在用人方面的卓識遠見。唐後期的宦官專權也恰好印證了他對宦官「為患特深」的英明預言。
居安思危，善始慎終魏徵在與唐太宗等人討論創業與守業之難時說「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敝，恆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2這裡，雖然魏徵對披堅執銳、出入生死的創業之難估計不足，但分析守成之難卻是鞭辟入裡的。
魏徵認為，要守成帝業，使國家長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貞觀五年，太宗談到雖然國內相安無事，四夷賓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懼不終」。魏徵則回答說「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3魏徵熟諳歷史，見歷史上不少帝王都以居安忘危、驕奢怠惰，因而天下大亂，《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太宗貞觀五年。
2《貞觀政要》卷三。
3《貞觀政要》卷三。
4《魏鄭公諫錄》卷一。
《魏鄭公諫錄》卷二。
2《貞觀政要》卷一。
3《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太宗貞觀五年。
因此在貞觀六年與太宗談論古代帝王興衰時說「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臨深履薄，國家歷數，自然靈長。」4他認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是由於帝王忘乎所以，無心政治，因而導致了國家的危亡與覆滅，以此提醒太宗，要小心在意，時刻保持著高度的警覺。
魏徵常以亡隋為借鑒，以說明居安思危的迫切性。貞觀十一年（37），他接連上疏，反覆強調「以隋為戒」的重大意義。在奏疏中說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土崩瓦解，原因何在呢？是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因此他告誡太宗「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並表示「臣願當今之動靜，思隋氏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魏徵總結隋亡的教訓，作為太宗治理國家的一面鏡子，以做到居安思危，警鐘長鳴。
《詩經》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這幾乎成為一條規律。魏徵明瞭這一點，他在奏疏中說古代帝王「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原因何在呢？他解釋說「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當志得意滿之後，玩物喪志，驕奢淫逸。因此，他特別告誡太宗「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他這種慎終如始的思想是難能可貴的，是保證帝業興盛不衰的重要因素。從善始慎終的政治思想出發，魏徵特別留意觀察太宗政治上的變化，及時提醒他注意。貞觀六年，太宗與侍臣論安危之本，近來政事如何時，魏徵認為政事不如貞觀之初。他比較說「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魏徵有的放矢，太宗聽了心悅誠服，拍手大笑說「誠有是事。」此後，魏徵還經常勸諫太宗要保持即位之初孜孜求治的思想作風。貞觀十一年（37）五月，他上疏說「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批評了太宗政事不如貞觀之初，並指出「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他列舉了不少太宗勉強從諫的事例，說明與貞觀之初從諫如流的作風大不一樣。太宗聽後很滿意，褒獎他說「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2貞觀十三年五月，魏徵乘太宗詔五品以上官上封事之機，全面地、系統地總結了政事不如貞觀之初的事實，上奏太宗，這就是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疏中列舉了太宗搜求珍玩、縱慾以勞役百姓、暱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頻事遊獵、無事興兵、使百姓疲於徭役等不克終十漸，批評了太宗的驕滿情緒，再次提醒他慎終如始。太宗看完奏疏後，欣然接納，並對他說「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3遂賜黃金十斤、馬二匹。
4《貞觀政要》卷一。
《貞觀政要》卷一。
《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太宗貞觀六年。
2《資治通鑒》卷一九五，太宗貞觀十一年。
3《新唐書》卷九七《魏徵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