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末年，中原匈奴族政權前趙製成測量用渾儀。此儀由史官丞南陽孔挺設計製作，成於劉曜光初六年（323）。這台儀器是很重要的，因為對於在此以前使用過的渾儀，僅有片言隻語的記載，而孔挺渾儀則是第一台留下詳細資料的儀器，通過它可以進一步瞭解漢代渾儀的基本結構。據《隋書·天文志》所載，孔挺渾儀系銅製、由內外兩重組成，外重由三個相交的大圓環構成渾儀的骨架，並由四柱支撐著外重骨架；內重是用軸固定在骨架上的可轉動的雙環，雙環直徑八尺，雙環之間夾置一具可以俯仰的望筒，也長八尺。由於年重的轉動軸一為天北極，另一為天南極，所以這架儀器可以方便地測量天體的赤道坐標。在孔挺以前時間最近的同類儀器當屬東漢永元十五年（03）左中郎將賈逵的黃道銅議，由於該儀加有黃道，所以必為三重結構，比較繁雜，且不易使用2。孔挺顯然注意到這個問題，於是將自己的儀器改為兩重結構，去掉了黃道環。
東晉義熙十四年（48），宋高祖劉裕於咸陽之戰後，得到孔挺所制渾儀，並在稱帝后，將其運至首都建康（今南京）。劉宋元嘉年間，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頗好歷數的宋太祖劉義隆認為這台渾儀雖然很好，但在儀器上著不到日月五星和恆星星象3，是個缺欠，因而詔令太史令錢樂之製作新儀。錢樂之於元嘉十三年（43）鑄成有別於渾儀的渾象。他的新渾象繼承和發展了東吳的渾象製作技術，特別是受到葛衡儀器的影響，其結構與張衡的儀器有所不同。新渾象將地平置於球內，地平面將大圓球一分為二，半覆地上，半沒地下。在球上綴以星象，在黃道上布以日月五星，以水力推動，昏明中星與天相應。為了與地平放在球外的渾象區別，按宋代蘇頌等人的稱呼可稱之為渾天象2。元嘉十七年（440），錢樂之又製成一台小型的渾天象，直徑只有二尺二寸，便於搬動，使用起來更加方便。渾天象與渾象功能相同，本質上是一回事，但由於結構變化，工藝要求更高一些。球內地平表示人居住的大地，如果要在球外能看到球內的大地和大地上的裝飾，這就要求球必須有相當的透明度。其具體製作方法，現在已難於查考，可能在鑄好的骨架上蒙上細銅絲編成的銅網，做成透明網球；也可能蒙上紡成的細紗，再綴以星體。總之製作難度較大，這也反映了當時工藝水平的提高。
渾天像在當時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因為天包著地，所以它比渾象更形象見《隋書·天文志》。
《隋書·天文志》「其雙軸之間，則置衡長八尺，通中有孔，圓徑一寸，衡既隨天象東西轉運，又自於雙軸得南北低仰其儀至梁尚存，華林重雲殿前所置銅儀是也。」2《後漢書·律歷志》「黃道與度數轉運，難以候，是以少循其事。」3《宋書·天文志》「高祖平長安，得衡舊器，儀狀雖舉，不綴經星七曜。」《宋書·天文志》「詔樂之更鑄渾儀地在天內規二十八宿置日月五星於黃道之上，以水轉儀。」
2見蘇頌《進儀象狀》。
地演示出渾天說的精髓，更符合渾天說者的原話。據《隋書·天文志》載，劉宋天文學家何承天論渾天象體就說過「詳尋前說，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何承天觀察了儀器演示後對天體渾圓，有了新的領悟，但他仍相信蓋天說的觀點，把地說成中間高四周低的弧面。渾天象實際上並不是單純的演示儀器，它也是研究日月五星運動規律的有力工具。根據實際觀測得到的七曜相對於周圍恆星的位置，可以較準確地將其分別安置在黃道的不同部位，然後通過不斷觀測，可以瞭解它們相對於恆星的運動規律，從而測算出行星的會合週期。錢樂之的儀器還有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據《宋書·天文志》說，那台小渾天象「安二十八宿中外官，以白黑珠及黃三色為三家星」；而大渾天象，則用朱、白、黑三種顏色分別表示甘、石、巫咸三家星。顯然，他將陳卓的星官體系固化到了儀器上，儘管後來陳卓的圖錄失佚，但錢樂之的儀器卻歷經宋、齊、梁、陳、隋五個朝代，為陳卓星官體系的保存和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劉宋以後梁代也製作過渾象，《隋書·天文志》載「梁秘府有，以木為之。其圓如丸，其大數圍。南北兩頭有軸，遍體布二十八宿、三家星、黃赤二道及天漢等。別為橫規環，以匡其外。」這是一台大型渾象。在大木球外匡以地平圓環，所以它與錢樂之的渾天象地平在內結構不同。這一變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天文知識的進步。
在南朝熱衷於製造各種渾象的時候，與南朝對峙的北魏卻對製造渾儀極為熱心。北魏天興初年（398）太祖拓跋珪命太史令晁崇製作渾儀。儀器完成後晁崇陞遷為中書侍郎令，可惜後來又為拓跋珪所殺害。永興四年（42）明元帝拓跋嗣又詔造太史候部鐵儀，由鮮卑族天文學家都匠斛蘭鑄成鐵渾儀，這是我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台欽制渾儀。《隋書·天文志》說它分內外兩重，「用合八尺之管，以窺星度」。永興鐵渾儀的基本結構與前趙孔挺渾儀大致相同，但又有新創造。如在底座上鑄有十字形水槽，以便注水校準水平，這是在儀器設備上利用水準器的開端。後魏鐵製渾儀是一台質量很高的儀器，北魏滅亡後，歷經北齊、後周、隋、唐幾個朝代一直使用了二百多年，直到唐睿宗景雲二年（7），天文學家瞿曇悉達還奉敕修葺此儀，可見其使用壽命之長。
除渾儀和渾象的研究和改進外，公元5世紀北魏道士李蘭還發明了秤漏，在改革計時裝置方面作出了新的貢獻。秤漏的原理是用渴烏（虹吸管）將漏壺中的水引入權器，然後稱量水的重量以確定時間，「漏水一升，秤重一斤，時經一刻」。秤漏簡易、靈敏，可測量很短的時間間隔，並且可隨時開始和結束，測量任意的時間區間，因此在隋唐時曾風行一時。
見《初學記》。
第三節歲差的發現冬至時刻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叫冬至點。我國早在戰國時期，曆法家們就把冬至點確定在牽牛初度2，意思是冬至點離牛宿距星的赤道宿度不到一度（古°相當於今0.98°）。公元前04年制定太初歷時，認為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漢書·律歷志》記載劉歆《三統歷》認為經過一元後，日月五星「進退於牽牛前四度五分」。這說明漢代的實測證明冬至已經不在牽牛初度，而是在牛宿以西靠近斗宿的建六星附近。對於這一觀察事實，思想保守的劉歆並沒有在計算中使用，三統歷中日月起算點仍採用牽牛初度。東漢賈逵測出冬至點既不在牽牛初度，也不在建星，而是在斗二十一度3，明確肯定了冬至點的改變。但他只是想到冬至點位置應予改正，而沒有深究其中的規律。東晉天文學家虞喜（28—35），字仲寧，會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博聞強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畢生專門從事學術研究。虞喜是一位相信天體運動遵從某種規律的天文學家。他注意到冬至點的改變，並且想到僅僅改正冬至點的位置，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在中國上古時代，天文學家利用夜半、黃昏或拂曉時處於正南方的恆星來推算太陽在恆星間的位置，這就是歷史上的昏旦中星方法。虞喜考察了歷史上的觀測記錄並發現，唐堯時冬至日黃昏是昴星在正南方，而他那個時代（約公元330年），卻移到了壁宿。兩宿之間相距很遠，不可能用觀測誤差來解釋，因此，他領悟到經過一個回歸年之後，太陽並未在天上走一周天而回到原處，應該「每歲漸差」。所以他提出「天自為天，歲自為歲」的新概念。由此他估算從堯到東晉已歷2700多年，從昴到壁有53度，並得出結論，天周與歲終歲歲微差，每50年會差一度，名為歲差。歲差現象是這一歷史時期最重要的天文新發現之一，它使太陽在黃道上運行一周的恆星年和四季變化的週期——回歸年（即太陽在黃道上從冬至點運行至下一個冬至點的時間間隔）這兩個概念區分開來，對於曆法推算和恆星位置的測定都有重大的作用。
2例如戰國時期使用的一種曆法《顓頊歷》，定立春時刻太陽在營室五度。按古度太陽每日移動一度，立春前四十五日是冬至，可知立春太陽距冬至點45°，又根據阜陽出土式盤可知古度營室與牽牛宿度相差50°，可見太陽距牽牛初度為50°-5°=45°，即冬至太陽在牽牛初度。
3《後漢書·律歷志》「於赤道，斗二十一度也」。
《尚書·堯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第四節太陽和五星視運動不均勻性的發現太陽運動不均勻性的發現是繼歲差之後這一歷史時期又一最重要的天文發現。這一發現是公元世紀天文觀測家張子信作出的。張子信，生卒年不詳，生活於北魏、北齊時代，清河（今河北清河）人。據《隋書·天文志》記載，他「學藝博通，尤精術數，因避葛榮亂，隱於海島中」。在海島上堅持了三十多年的觀測，「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之數」，從而發現「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即太陽視運動的不均勻現象。張子信使用的儀器是渾象還是渾儀，史無明確記載。根據當時北方長於造渾儀，南方長於造渾象的情況判斷，使用測量用渾儀的可能性較大。由於擁有實用的儀器，並進行了長期的觀測，他的研究課題、手段和成果都處在當時一流的水平上。漢代天文學家發現月行有遲疾，劉洪還把關於月亮運動的不均勻性引入《乾象歷》。由於月亮移動快，又有背景恆星作參照，相對來說這項研究比較容易，而太陽一天只移動大約一度，又無恆星直接參照，觀測遠為困難，所以張子信的研究工作，其難度要大得多。月行遲疾的發現導致定朔法的提出，太陽運動不均勻性的發現，導致定氣法的提出，這對曆法改革，特別是對日月合朔的計算和日月交食的預報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張子信還發現了五星運動的不均勻性和視差對交食的影響。他的三大發現在曆法史上都有重大的意義，並很快被具體應用到劉孝孫歷、皇極歷、大業歷等曆法中去。
第五節曆法的進步三國時蜀漢一直沿用後漢《四分歷》，吳用《乾象歷》，曹魏於景初元年（237）頒用《景初歷》。晉改《景初歷》為《泰始歷》繼續使用，後秦使用姜岌《三紀歷》，北涼用趙■《元始歷》。南朝劉宋於元嘉二十二年（445）頒用何承天《元嘉歷》，南齊《建元歷》實為《元嘉歷》。梁天監九年（50）改用祖沖之《大明歷》，陳繼續使用到南朝亡。北魏自頒的曆法有李業興為主編製的《正光歷》，東魏時用過李業興新編《興和歷》，北齊頒用《天保歷》，北周頒用過《天和歷》和《大象歷》。
在以上提到的曆法中，劉洪的《乾象歷》以引進月行遲疾為其創新，在計算日月交食時，用月亮的實際運動位置代替平均位置；楊偉的《景初歷》也論述了月離運動不均勻，提出了求日食食限的方法；趙■的《元始歷》改變了一直使用的十九年七閏法，提出章歲00年設置22個閏月的新閏周，但其中最好的曆法當數《元嘉歷》和《大明歷》。
何承天（370—447），東海郯（今山東郯城）人，曾任劉宋衡陽內史、著作左郎、太子率更令領國子博士、御史中丞等。少時曾隨舅父徐廣學習天文歷算。徐廣堅持對日月五星的觀測長達40年，他去世後，何承天又堅持觀測40年，積前後80年的實測資料而編《元嘉歷》，可見該歷有較好的觀測基礎。《元嘉歷》的改革和成就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利用日月食確定日度，這個方法是後秦姜岌發明的，何承天加以應用和推廣，成為後世曆法普遍採用的方法；根據實測中星和歷史資料，推得歲差每百年差一度，改進了虞喜的歲差值，元嘉歷採用回歸年長度為日，優於漢代以來頒用過的各種曆法；特別是何承天創用定朔算法，使朔望與月球實際位置相符，是中國曆法史上的一大進步；據記載，何承天還創立了調日法的算法，在數學史上和曆法計算上都有重要的意義。
祖沖之《大明歷》的主要成就是肯定「冬至所在，歲歲微差」，是第一部將歲差引入曆法的創新曆法，並為後世歷家所遵循。祖沖之經實測定出當時冬至點已移到斗十五度，，經與後秦姜岌的觀測值比較，發現不到百年冬至點已移動了二度，因而定歲差為45年月差一度。他也認為十九年七閏不夠精密，應該採用新閏周。他提出的新閏周是39年44閏，根據這一閏周推算出的交點月長為日，與今測值日只差十萬分之一日；推算出的近點月為日，與今測值日相差不到十萬分之十四日。大明歷定回歸年長為日，與今測值只差萬之六日，朔望月長為日。《大明歷》採用的其他一些數據也都是當時最好的數據。祖沖之於大明六年（42）上書劉宋政府獻上《大明歷》，但因遭到寵臣戴法興的反對而未能頒行。他逝世後，他的兒子祖曬又於梁天監三年（504）和天監八年、九年三次上書，要求採用《大明歷》。經實測檢驗新歷為密，這部當時最好的曆法終於在天監九年（50）正式頒用，實現了祖沖之的遺願。，所以有「天週歲終」的說法。虞喜發現冬至點每歲都西移一小段距離，則太陽在黃道上經過一年到達下一個冬至點，需要再運行一小段距離才能回到原出發點，於是一周天就不等於一歲了。第六節宇宙論有關天地結構的討論在南北朝時代也是相當活躍的。漢代之前基本上有三家，就是蓋天說、渾天說和宣夜說。南北朝時期又提出三種看法「昕天論」、「穹天論」和「安天論」。前二種在歷史上影響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安天論」。它的作者就是發現歲差的虞喜。「安天論」的提出是有針對性的，因為當時社會上對宣夜說提出的觀點難以接受，產生了一些誤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杞人憂天的故事。
東晉張湛為之作注的《列子·天瑞》篇載，有一位杞國人聽到宣夜說認為日月星辰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就害怕天會掉下來，而地也會崩壞，於是，終日寢食不安，身無所寄。懂事的人解釋說，日月星辰是積氣所致，不會掉下來，即使掉下來也不會造成什麼傷害；地是積塊而成，到處都塞滿了，人們僅僅在地上行走，怎麼也踩不壞的。這則故事也反映出當時人們對天地的一種看法。虞喜的「安天論」發展了宣夜說的宇宙無限思想，認為天高沒有邊際，地深無法勘測，天在上有安定的形態，地在下有靜止的實體，天地彼此覆蓋，形象相似，天圓地方的說法是不對的。日月星辰各自運行，有它們自己的規律，就像江海有潮汐，萬物有行止一樣（見《晉書·天文志》）。除了上述看法，還有一派可稱作「渾蓋合一」派。北齊的信都芳和南朝梁代的崔靈恩都屬這一派，他們認為渾天和蓋天是一致的，只是一個仰觀，一個俯觀，觀測角度不同而已。渾天說和蓋天說是人們對天地結構的不同階段或不同角度的認識，各有其優點和局限性。各種學說可以取長補短，互相補充，以取得對自然現象的深入認識。但是，採取掩飾矛盾的作法甚至遷就錯誤的觀點，將兩種對立的看法。勉強地合而為一，則是不正確的。
第二十五章物理學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物理學中，雖然總的說來沒有取得如先秦和秦漢時期那樣多的豐碩成果，但在力學、聲學、光學、電和磁學等知識方面，仍有不少值得稱道的新的進展。
第一節力學知識力系的平衡三國時期，人們已研究了系統的力的平衡問題。魏明帝（22—230）時關於凌雲台的修造和傾倒情況是很突出的例子。劉宋時劉義慶《世說新語》載「凌雲台樓觀精巧，先稱平眾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台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懼其勢危，別以大木扶持之，樓即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這一段話是說，在建造凌雲台之前，預先做出精密的設計，建台時又「先稱平眾木輕重」，這樣建成的樓台，便「無錙銖相負」，因而儘管高台常隨風搖動，但仍保持了力系的平衡而不致傾倒。後來魏明帝令用大材扶持，反而使樓台頹壞。當時的人就議論說，此台之所以頹壞，是由於「輕重力偏」所引起的後果。這一事例反映了我國當時建築師的高超水平，也反映了當時人們已具有較高的力系平衡的知識。
轆轤的新用途除了用轆轤打水或提舉重物外，魏時還以轆轤舉人。《世說新語》載「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子孫無復學書。」梁劉孝標注引《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又引衛桓《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凌霄觀，誤先訂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緪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世說新語》說韋誕是「登梯題之」，而《四體書勢》則謂以「籠盛誕，轆轤長緪引上」，看來後者或較可信。因匾額高於地面達二十五丈，安梯登梯都相當困難。
水浮力的巧妙利用在先秦、秦漢造舟技術以及浮囊渡江等知識的基礎上，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以舟量物」的好辦法。這就是人所共知的曹沖稱象的故事。《三國誌·鄧哀王沖傳》載「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鹹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致，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用可分解稱量的重物（如一堆石頭）代替不可分解的巨象，在船的吃水線（水痕）相同的情況下，算出巨象的重量，這確是巧妙的辦法。近人陳寅恪認為，曹沖稱象的故事系佛教故事流傳中國後比附而成的，季羨林亦持此說，這或許有可能。中印文化交流甚早，公元前242《隋書·律歷志》。
劉義慶《新語世說》卷五《巧藝·第二十一》。
劉義慶《世說新語》卷五《巧藝·第二十一》。
《陳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980年版，第57—頁。年，西域沙門室利防等8人曾攜帶梵本經籍到過咸陽。至少在公元前世紀印度佛教已由克什米爾傳入于闐2。但是宋人吳曾的《能改齋漫錄》卷二載「予按《符子》曰『朔又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王乃命豕宰養之。十五年大如沙墳，足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衡官橋（橋即大衡器）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鈞乃知以舟量物，此燕昭王時已有此法矣，不始於鄧哀王也。」燕昭王於公元前3—前279年在位，此時佛教故事或未傳入中國，那麼浮舟量豕之事可說是中國之發明。然而《符子》原書已佚，且系漢晉時人追敘春秋遺事，難以為據。不過，以舟量物之事不論是否由印度傳入（抑或由中國傳至印度），從《三國誌》所載，可知我國魏晉時期已經擁有利用水浮力稱量重物的知識了。
除以舟量物外，水浮力還廣泛利用於農事選種上。北魏農學家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說「將種前二十許日開出，水洮（浮秕去，則無莠），即曬令燥，種之。」3又說「地既熟，淨淘種子（浮者不去，秋則生稗）。」水浮法選種雖初見於《齊民要術》，但其淵源應當更早。
對大氣壓力和浮力的進一步認識南北朝時期成書的《關尹子》載「瓶有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2這是一個關於大氣壓力的實驗。所謂不升不降或不降不升之說，即是人們從實驗中得出的經驗知識。當瓶倒覆之時，二孔之中，只有其一孔進入空氣，另一孔才可出水；若閉其一孔，即不讓空氣進入瓶內（不升），則另一孔的孔面就會被空氣所阻，水也不會流出（不降）。井筒汲水，氣從筒外降至井之水面，則水可從筒汲上；若氣不降（例如井蓋嚴密封閉，空氣無由出入），則井水亦不被汲上（不升）。當時人們雖沒有明確的「大氣壓力」的概念，但業已知道空氣具有阻遏水的流動的能力，或者說具有浮托水孔中的水的能力。魏晉時期人們還利用空氣的反作用力製成飛行器具。葛洪（284—33）
在《抱朴子》中說「或用棗心木為飛車，以牛革結環，劍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里，名為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罡，能勝人也。師言鳶飛轉高，則但直舒兩翅，了不復扇搖之而自進者，漸乘罡氣故也。」3飛車是類似竹蜻蜓之類的玩具，狀如現在的電風扇，其葉片從軸心按一定方向順次斜插，可借助空氣的浮力升空。其中所謂「劍」，即是通過牛革繩以旋動軸心的拉弓。近人王振鐸對此飛車作了精審的考證和復原。《抱朴子》的作者指出，太清之中，罡氣能托起人（勝人），並說鳶飛高空，雖不復扇翅，仍可漸乘此罡氣而自進，這說明當時人們對空氣浮力有較深的理解。晉人郭璞（27—324）注《山海經》時，也談到「飛車」。《山海經·海外西經》「奇肱之國」條下郭璞注「其人善為機巧，以取百2季羨林《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三聯書店982年版，第2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85年版，第78頁。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收種第二》。
2同上卷二《水稻第十一》。
3《關尹子》卷下，《九藥篇》。
葛洪《抱朴子》內篇雜應卷第十五。
禽。能作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得之於豫州界中，即壞之，不以示人。後十年，西風至，復作譴之。」2類似的文字也見於晉張華（232—300）《博物誌》中3。
2王振鐸《葛洪lt抱朴子gt中飛車的復原》，《中國科技史料》第卷第期（985年）。3《山海經·海外西經》郭璞注。
第二節聲學知識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聲學研究有較大的突破，主要表現在對律管內氣柱振動的研究和對音律的研究兩個方面。
律管氣柱振動問題對律管內氣柱振動的研究是由樂器的以管定音引起的。漢代京房發現律管的音高與管長不協，提出「竹聲不可以度調」，因而創設以弦定音的弦准「均鍾」。但絃線對濕度要求較高，季節變化對「准」的影響較大。晉代荀勖（？—289）另闢蹊徑，研究律管的音高和管長關係，解決了以管定音的問題。實際上這一問題就是律管的氣柱振動問題。一支開口的律管，管內的氣柱振動要越出管端，即氣柱的長度要比律管稍長。長出部分的數值正好等於律管長度與另一較高四律的律管長度之差，這個差數即是所謂「管口校正數」4。荀勖是通過對音高的辨別，得出這個校正數的。《晉書·律歷志》載「荀勖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肆彈擊，必合律呂。」也就是說，荀勖利用這一管口校正數製出十二支笛管，以應十二律。笛管上所開各孔，合於音階各音。以黃鐘笛為例荀勖當時黃鐘的長度為9寸，折合今尺為厘米，而較高四律的姑洗長度為7寸分厘強，合今尺為.48厘米，相差4.32厘米，這就是黃鐘笛上的管口校正數，亦等於黃鐘笛的氣柱長度同該笛宮音孔位至吹口距離的差數。荀勖以此差數（即管口校正數），用三分損益法精確地定出了黃鐘笛上宮商徵羽各孔位置，製成了音高準確的管樂器。這種對管內空氣振動的研究和對律管發音規律的探討以及管口校正數的得出，是中國古代律學史上的一大進步，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音律研究的新成果漢京房為求旋宮轉調，在十二律的基礎上，用三分損益法定出六十律，這種作法雖然繁瑣且並未解決旋相回宮的問題，但其積極探求真理的態度，客觀上推動了律制的研究。南北朝時劉宋太史錢樂之對京房六十律加以引伸，在宋元嘉年間推出三百六十律，以附會週年30日。這類引伸沒有多大理論意義和實際價值。同時代人何承天（370—447）則擯棄京、錢之法，只在十二律內進行各律長度的調整，使得最後一律能回到出發律上。以黃鐘律為例，黃鐘律長9寸，生律第次得仲呂長.寸，再生律一次，即用三分損益法求得律長4.44寸。移低八度，得倍長8.88寸，比出發律（黃鐘何承天將此差數0.2寸適當地分作2份，分別加在各律上，形成中國音樂史上最早的十二平均律，初步使十二律週而復始，近似地達到了旋相回宮的目的。共振現象的研究4張華《博物誌》卷二，《外國》。
參見繆天瑞《律學》，人民音樂出版社983年版，第27—30頁。共振現象在聲學中即是共鳴現象。這一現象在先秦和秦漢時期就已被觀察到了。《莊子》和《易傳》中都曾有所記載。魏晉時期人們除了認識共振現象外，還掌握了消除共振的方法。劉宋劉敬叔（390—470）在《異苑》中有兩條記載涉及共振現象「魏時殿前大鐘無故大鳴，人皆異之。以問張華，華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郡上其事，果如華言。」「晉中朝有人蓄銅澡盤，晨夕恆鳴，如人扣之。乃問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鍾宮商相應，宮中朝暮撞鐘，故聲相應耳。可錯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如其言，後不復鳴。」前一條記的是共鳴現象。張華認為，魏殿大鐘是因蜀郡銅山崩毀而引起大鳴的。但蜀郡與魏都洛陽遙遙相距，其銅山崩能否引起洛鍾大鳴，值得懷疑。然而張華作出這樣的解釋，說明他對共鳴現象早有觀察並具有一定知識，因而當洛鍾無故大鳴時能斷定它是共鳴現象。後一條記的是共鳴消除法。張華不但具有共鳴的知識，而且還知道如何消除共鳴的辦法。從現代科學觀點看，共鳴是因振動體的固有頻率同週期性作用的外力的頻率相等或相接近而引起振動體振幅的劇增。張華叫人把銅澡盆（振動體）磨掉一些，是為了使其重量變輕，改變其固有頻率，這樣，銅澡盆就不會同洛鍾發生共振，共鳴現象自然就消除了。
參見繆天瑞《律學》，人民音樂出版社983年版，第2—23頁。第三節光學知識對視差和大氣消光問題的認識我國在戰國秦漢之間就提出了對人眼所觀察到的遠處物體距離遠近的判斷問題，其中「小兒辨日」的故事尤為著名。《列子·湯問》載「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鬥。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日初出時遠還是日中時遠的問題，實際上是個光學問題，它涉及到視差和大氣的消光等因素。這個問題從漢代就開始討論了。東漢初年桓譚（前？—5）在《新論》中提到漢「長水校尉平陵關子陽，目為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四旁近」。東漢王充（27—約79）則把日中時的距離看作是直角三角形的直角邊，而把日出入時的距離看作是斜邊，從而斷定「日中近而日出入遠」；至於日中近為什麼反而看起來小則是由於亮度對視覺影響的結果（「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火光大也」）2。西晉束晰則認為日中與日出入同人的距離相等（「旁方與上方等」）。他先從生理上找原因，認為人們習慣於平視，對於同大的物體，仰視時總覺其小（「旁視則天體存在於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日無大小，而所存者有伸厭。厭而形小，伸而體大」）。又從亮度上分析人們視白小，視赤大（「日始出時色白者，雖大不甚；始出時色赤者，其大則甚」）。還從比襯的角度分析，認為有比較則覺其大，無所比較則覺其小（「且夫置器廣庭，則函中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因此，他認為「物有惑心，形有亂目」，「此終以人目之惑，無遠近也」。總之，束晰從生理、亮度、比襯三個方面解答了日出日中的視差問題3。後秦姜岌贊同日出日中與人距離相等的觀點。他還進一步指出，日出日入時所呈現的赤色是由於「地有游氣」作用的結果（「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耀，以眩人目，故人視日為小。及其初出，地有游氣，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無游氣則色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時日色白」）。在這裡，姜岌用「游氣」已對日出入時的赤色作了科學的解釋，實際上他所認識的是關於大氣的吸收與消光問題4。
關於多面平面鏡成象和凸透鏡取火的認識魏晉時期人們已開始用多面平面鏡進行成象實驗。葛洪在《抱朴子》中說「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者，照之時，前劉敬叔《異苑》卷二。
《列子·湯問》。
2桓譚《新論》，離事第十一。
3王充《論衡·說日》。
4王錦光等《中國光學史》，湖南教育出版社，98年，第28—29頁。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用兩個平面鏡或用四個平面鏡照人，可得到眾多的人像，「所見來神甚多」即指此。這是葛洪的實驗所得。
西漢時期成書的《淮南萬畢術》載有削冰令圓以取火的方法。晉張華也提到此事，而且他更進一步提到用珠取火。他說「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於後承其影，則得火。取火法如用珠取火。多有說者，此未試。」2這是現存歷史文獻中最早關於用珠取火的記載，說明當時人已有以珠聚焦取火的知識。當然，這裡所說的珠，應該是相當大的水晶球、琉璃球或玻璃球。關於以珠取火，在晉王嘉所撰的《拾遺記》中也有類似的記述糜竺「貨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方諸盆瓶，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陽燧旱燥，自能燒物。」3王嘉認為這是因「陽隧旱燥」起燃，但文中提到「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所以也有因珠聚焦起火的可能性。
薛道遠《大氣吸收、消光和蒙氣差現象在我國的發現》，載《科技史文集》第3輯，上海科技出版社，980年，第77—78頁。
2葛洪《抱朴子·內篇·雜應》。
3張華《博物誌》卷四《戲術》。
第四節電磁學知識我國遠在戰國秦漢時期就對靜電現象和靜磁現象進行觀察研究，並創製了磁性指向器——司南。魏晉南北朝時期，這種觀察研究仍在繼續進行，並取得了一些新成果。
關於靜電現象的進一步發現漢以前人們已知玳瑁、琥珀等物體經過摩擦可以吸取草芥等一類輕小物體。至三國時期，人們又發現發霉以後的腐芥不被吸引。《三國誌·吳書》載「虞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侯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從現代科學觀點看，草芥要能被琥珀吸引，必須乾燥，在帶靜電的琥珀作用下，草芥表面也形成帶相反極性的靜電層，因而能被琥珀所吸引。而腐芥則含有水份，本身已成為導體，自然不能被琥珀吸引。年僅十二的虞翻，聞知琥珀不取腐芥，說明時人已經有此經驗知識。
南北朝時期，人們還通過能否拾芥的試驗來判斷琥珀的真偽。劉宋雷教在《雷公炮炙論》中寫道，「琥珀如血色，熟於布上拭，吸得芥子者真也。」2可見此時對於琥珀拾芥現象的認識已相當普遍了。
關於尖端放電及導電現象的記載漢時已發現「矛端生火」的尖端放電現象。晉代干寶的《搜神記》亦載，「晉惠帝永興元年（304），成都王之攻長沙也，反軍於鄴，內外陳兵。是夜戟鋒皆有火光，遙望如懸燭，就視則亡焉。其後終以敗亡。」此處的「戟鋒皆有火光」等語，亦應是一種尖端放電現象。
雷擊是自古常見的現象。南北朝時期人們對雷擊現象有了新的發現。《南齊書》載「永明八年（490）四月六日，雷震會稽山陰恆山保林寺，剎上四破，電火燒塔下佛面，而窗戶不異也。」2保林寺塔頂由金屬為之，佛面也由金粉塗刷，這些都成為導體，當雷暴之時，高能量的雷電使塔頂及佛面形成瞬時電流，從而導致熔化，而木質窗戶則不受影響。
靜磁現象的進一步認識和利用上文提到虞翻已知「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此處的「曲針」
當是與鋼（鐵）針相對的由較軟金屬（如金、銀、銅等）製成的容易彎曲的針。三國魏曹植（92—232）在他的一首詩《矯志》中說「磁石引鐵，於金不連。」此處的「金」是與鐵相對提的，可見也是指鐵以外的金屬。這表明當時人們已用磁石對鐵及其他金屬做過實驗，從而知道磁石只能引鐵，其王嘉《拾遺記》卷八《蜀》。
2《三國誌·吳書第十二》卷五十七，注[]。
雷教《雷公炮炙論·琥珀》，王興法輯校，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98年版，第3寶《搜神記》卷七。
他金屬都不能被吸引。
雷學還用磁石吸鐵的特性來判別磁石的優劣。《雷公炮炙論》云「夫欲驗者，一斤磁石，四面只吸鐵一斤者，此名延年沙；四面只吸得鐵八兩者，名曰續未石；四面只吸得五兩已來者，號曰磁石。」3從雷學這些說法中可以看出，他對磁石的吸鐵性是做過多次實驗的。
磁石吸鐵的特性還被應用於醫療上。葛洪在《肘後備急方》中說「治小兒誤吞針用磁石如棗核大，磨令光，鑽作竅，絲穿，令含，針自出。」這種治療小兒誤吞針的方法後世多有採用。
對靜電現象和靜磁現象的解釋對於習見的靜電、靜磁現象，我國古人曾試圖加以解釋。晉郭璞在《山海經圖贊》中說「磁石吸鐵，琥珀取芥，氣有潛通，數亦冥會，物之相投，出乎意外。」2郭璞認為磁石和鐵、琥珀和芥的這種物物相投的現象是很奇妙的。究其原因，是由於兩種物體均有「氣」的「潛通」的緣故。他認為這種氣的潛感是物體的本性，是符合自然法則的（「數亦冥會」）。事實上，郭璞的這種觀點是對先秦元氣學說的發展和具體運用，這是很可貴的。此種「氣」的觀點一直影響著後世學術的發展。
3《南齊書》卷十九《五行志》。
《雷公炮炙論·磁石》，王興法輯校，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98年版，第5洪《肘後備急方》卷六。
第二十六章地理學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地理學既繼承了秦漢的傳統，又有新的創造，如裴秀的製圖理論，葛洪的「滄海桑田」地殼變動思想，利用信風航海的最早文獻《法顯傳》，新的探礦理論著作《地鏡圖》，傑出的地理著作《水經注》等。這些新的地理學成就，構成了這個時期地理學的顯著特點。
第一節地誌和地記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地誌，主要指史書中的地理志、州郡志、地形志等。
這是繼承《漢書·地理志》的傳統，但在某些方面卻有所倒退。例如，《晉書·地理志》，它的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內容比《漢書·地理志》少，只有戶數，無人口數。除地名較豐富外，其他地理內容都很貧乏。《宋書·州郡志》雖然有戶數和人口數，但記載簡略，地理內容貧乏。新的內容是增加了僑州郡縣的記載。《南齊書·州郡志》比《宋書·州郡志》更簡單，僅有地名沿革，其餘一概不錄。《魏書·地形志》比上述三種書有進步，除了有戶數、人口數外，還記載了地貌類型、墓、塚、陵、碑的資料，所記地名數目也超過了《漢書·地理志》。總的來看，這個時期對《漢書·地理志》的傳統繼承得不好，把應該繼承的東西丟掉了或是淡化了，因此，這個時期的地誌，其價值都不如《漢志》。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地誌雖然都不如《漢志》，但地記卻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各個重要地區都有「風俗記」或「風土記」，邊遠地區則有「異物誌」。此外，記山水還有「水道記」、」山水記」。如王范的《交廣二州記》、顧啟期的《婁地誌》、韋昭的《三吳郡國志》、顧夷的《吳郡記》、郭璞的《臨安志》、朱育的《會稽土地記》、周處的《風土記》等。這個時期由於地記的數量很多，且卷數少，不便於保存和流傳，因此，南齊陸澄（425—494）搜集了一百六十家地記著作，按地區編成《地理書》49卷，目錄卷。梁人任昉（40—508）又在陸澄《地理書》的基礎上，增加八十四家著作，編成《地記》252卷。可惜這些著作都失傳了。直到清代，才有人作輯佚工作。如王謨的《漢唐地理書鈔》，陳運溶的《麓山精舍叢書》，使久佚的地記著作略見端倪。
第二節常璩與《華陽國志》常璩（生卒年不詳）字道將，蜀郡江原（今四川崇慶）人。出生於世家大族。少好學，後在成漢李勢時曾任散騎常侍，掌著作。這個職務給了他接觸大量文獻資料、進行調查研究的方便。晉穆帝永和三年（347），常璩勸李勢降桓溫，桓溫以常璩為參軍，隨至建康（今南京市）。常璩的著作有《華陽國志》、《漢之書》（後改名為《蜀李書》）。今存《華陽國志》。《華陽國志》最初叫《華陽國記》，成書於永和四年（348）至永和十年（354）之間。
《華陽國志》是中國現存最早而又比較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全書2卷，約十一萬字。卷—4，講巴、蜀、漢中、南中四個地區的自然地理與經濟地理情況，類似正史中的地理志。其他各卷講歷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紀和列傳。《華陽國志》開創了地方志綜合記載一個地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人物、地理、科技等各項史實的先例，資料非常豐富。比如關於使用天然氣煮鹽和鑿井采鹽的記載很具體，是中國乃至世界最早的文獻。關於李冰開發蜀地經濟所作的貢獻，也以此書記載最詳細。此外，還有溫泉、鹽池、礦冶、紡織等自然資源和生產技術的記載。
第三節地質、礦物學方面的成就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地質、礦物學方面取得了四項比較大的成就第一，晉代葛洪在《神仙傳》中提出了「東海三變為桑田」的地殼變動思想，後來演變出「滄海桑田」這個成語。它正確地表達了中國古代的海陸變遷思想，在地質學史上有重要意義。
第二，梁代出現了新的探礦理論著作《地鏡圖》，原書已佚，現在只能從後人的引文中看到部分內容。主要觀點是把地表植物與地下礦藏聯繫起來，開創了地植物找礦的新領域和新方向。如「山有蔥，下有銀」，「草莖赤秀，下有鉛；草莖黃秀，下有銅器」等。它的理論是現代指示植物找礦或生物地球化學找礦方法的肇端。
第三，梁代陶弘景（452—53）對某些礦物的鑒別方法很科學，如硝石和樸消，他用觀察燃燒時冒不冒紫青煙來區別。硝石即o3，染火焰成呈紫色，所以陶弘景說「以火燒之，紫青煙起」，「雲是真消石也」。樸消即芒硝（a2so4·0h2o），火燒無紫色。
第四，礦物知識。晉代葛洪的《抱朴子》是講煉丹的，其中說到煉丹礦物原料有汞、硫、鉛丹、雄黃、雌黃、丹砂、石膽（硫酸銅），消石（硝酸鉀）、赤石脂（赤鐵礦）、礬石（白明礬）、寒羽涅等，對多數礦物原料進行了解釋，說明它們的特點、產地元魔九道全文閱讀、性能和功用。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記載礦物43種，大部分礦物名稱至今仍在使用。如雌黃、雲母、硫黃、鐘乳、白堊、石灰、水銀、消石、芒硝、滑石、紫石英、白石英、慈石、石膏、理石、方解石等。此外，書中記載的化石（琥珀）成因說也是比較早的。裴秀、酈道元、法顯在地理學方面都有所成就，其中如裴秀的貢獻還有很大的影響。本編對於他們都分別立傳，這裡就不再重複了。
郭璞《山海經圖贊·北山經》，王謨輯《漢唐地理書鈔》。
第二十七章生物學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傳統生物學有很大發展，這主要表現在這個時期湧現出了多種依一定分類系統，記載動、植物名稱（通名或異名）形態特徵、生態習性、地理分佈和經濟價值等的動植物誌。與此同時，對昆蟲和微生物的研究和利用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
第一節分類學的發展在前一卷的敘述中已經提到，《爾雅》中保存了中國古代早期豐富的生物學知識。《爾雅》不僅著錄了590種動物和植物，指出他們的名稱和別名，而且還根據他們的形態特徵分別納入草、木、蟲、魚、鳥、獸的分類系統中。《爾雅》成為後人研究動、植物的重要典籍。東漢對有個名叫竇攸的官員，由於能根據《爾雅》記載，識別各種動、植物，因而受到漢光武帝賜給萬匹帛的獎賞。漢光武帝還號召群臣，要他們的子弟向竇攸學習《爾雅》。自漢代以後有許多學者研究《爾雅》所載之動、植物，其中以晉代郭璞的《爾雅注》最為重要。
郭璞（27—324），字景純，河南聞喜（今山西聞喜）人，在註釋古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把《爾雅》視為研究動、植物的入門書，在《爾雅注》的序中說「若乃可以博物而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璞遵循《爾雅》原有的草、木、蟲、魚、鳥、獸的分類系統，對所記載的動、植物，首先用他生活時代人們通行的動植物名稱，解釋古老的動植物名稱。例如《爾雅·釋鳥》載「舩桝Ⅷ旟q」。郭璞注則根據當時實際情況指出，舩桝Ⅷ旟q，就是當時人們常見的布谷鳥，江東人也叫它「獲谷」。郭璞不僅引經據典解釋動、植物的正名和別名，而且還根據自己從實際生活中獲得的知識，對許多動、植物的形態特徵進行了描述，例如對於桑天牛，《爾雅·釋蟲》只是著錄了它的古老名稱，「蠰，嚙桑」。而郭璞注則對此作了進一步的描述「嚙桑，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嚙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為嚙發。」這裡相當詳細地描繪了桑天牛的形態和生活習性。郭璞還為《爾雅》所載動、植物繪圖，使用了分類研究的圖示法。據《隋書》記載，他著有《爾雅圖》十卷。但原圖早已失傳。現在大家能見到的《爾雅音圖》是清嘉慶六年（08）影宋繪圖重摹的刊本。它或許就是源於郭璞的《爾雅圖》。郭璞的研究和註釋，使《爾雅》中所包含的動、植物分類思想不僅得以保存，而且更為鮮明。《爾雅注》成為歷代研究動、植物的重要參考書。
比郭璞早些時候的三國吳人陸璣，字無恪，吳郡（今江蘇吳縣）人，著有《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一書。這是一部專門針對《詩經》中所提到的動物和植物進行註釋和描述的專著。原著已佚，但從書名可以看出，陸璣顯然也是按照草、木、蟲、魚、鳥、獸進行動植物分類的。這部著作今有羅振玉輯本，分上、下兩卷，共載動、植物54種，其中草類54種，木類3種，鳥類23種，獸類2種，蟲魚類29種（各家統計數字略有不同）。陸璣聯繫實際，對這些動、植物的形態、生態、產地和用途進行了描述，並指出他們的異名、今名。書中對芄蘭是這樣描述的「芄蘭，一名蘿摩，幽州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斷之有白汁。鬻為茹，滑美。其子長數寸，如瓠子。」這樣的描述抓住了蔓生的蘿藦科植物的特點，使人很容易就和今天所稱的植物蘿藦（meteplexisjapoia）對應起來。根據生態特點，陸璣將「鷺」和「鵜」都歸為「水鳥」。他說「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大小如鴟，青腳，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許，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與眾毛異，甚好。將欲取魚時則弭之。」這裡對白鷺的形態特徵和不同地區的稱謂，都作了相當詳細的描述。《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首次對我國珍禽「鶴」作了形態和分類描述「鶴，形狀大如鵝，長三尺，腳青黑，高三尺餘。赤頂、赤目。喙長三尺餘。多純白，亦有蒼色。蒼色者，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我國常用的鶴類有五六種，這裡所描述的是我國最常見的白鶴即丹頂鶴（grushiesis）和赤頰鶴（grusleuauhe）。對於莎雞，陸璣指出「沙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素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這些描述，如果不是親身經歷和觀察，是寫不出來的。上述事例說明，《毛詩草木鳥魯蟲魚疏》，對動、植物的分類描述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陸璣所記載的動、植物的分佈地區，已遍及全國各地，甚至涉及現在的朝鮮和越南，可見其視野之廣闊。
《神農本草經》問世後，對藥用動、植物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發展，新發現的藥用動、植物種類不斷增加。陶弘景（452—53）編著《神農本草經集注》時，他所著錄的藥物已增至730種。陶弘景打破了《神農本草經》的三品分類方法。就所著錄的藥用動、植物而論，他基本上將動、植物納入草木、蟲獸、果菜、米食等五大類。在每一大類中，再分上、中、下三品。很明顯地已將三品分類放在很次要的地位。這一改進，對後來本草動、植物分類有很大影響。這部著作在動、植物形態鑒別描述方面也更為細緻。例如說術有兩種，白朮葉大有毛作椏，根甜少膏；赤術葉細無椏，根少苦多膏，區分得很清楚。
這個時期在分類學方面需要特別提到的是，隨著我國南方經濟和生產的發展，對南方動、植物的研究，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注意，先後產生了二十多種「志」、「狀」、「記」等形式的著作，著錄並描述我國南方的動物和植物。早在東漢時就有楊孚《異物誌》（又稱《南裔異物誌》）問世。原書已佚，從後人徵引中還可以看到有關翠鳥、鸕茲、孔雀、荔枝、龍眼、等有關南方動、植物的描述。晉初沈瑩所撰《臨海異物誌》是一部專門記述我國江南沿海地區草木禽獸、礦物和風土人情的著作。其中記述了約六十種魚，四十多種爬行動物和貝殼動物，二十多種鳥類和二十多種植物。《南方草木狀》，舊題永興元年（304）嵇含撰（關於該書作者和成書年代，學術界有不同看法，至今尚無定論）。這是專述南方植物的專著，頗類當今之地方植物誌。全書著錄華南植物八十種，分草、木、果、竹四大類，系統完整，描述典雅。《南方草物狀》是東晉徐衷所撰，原著已佚，從後人所徵引的內容來看，至少記有植物五十種，鳥、獸、魚、蚌、貝等動物十七仲。此外還有《廣州記》等。據不完全統計，這些「志」、「狀」、「記」一類著作，所載之南方動、植物不少於235種，極大地豐富了關於中國動、植物種類的知識。第二節生態知識的發展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生態學知識，也獲得了進一步發展，人們就環境對動、植物生長和發展的影響及生物之間各種複雜關係，進行了深入的觀察和研究。
中國古代很早就注意到環境對動、植物生長和分佈的影響。秦漢前有不少關於生物地理分佈的論述。秦漢以後，進一步發展為對生物分佈界線的探索。在《南方草木狀》和《南方草物狀》等著作中記述了各種動、植物的分佈狀況和生活習性，勾畫出把南嶺作為我國南北植物分佈的分界線思想。如指出蕪青不能生長於南嶺以南，即使種植到南嶺以南，也要發生變異。戴凱之《竹譜》記述竹類數十種，指出由於氣候寒冷，所以黃河以北竹類很少，而南方竹類卻非常茂盛。他所記述的各種竹類分佈狀況，大致上將淮河、秦嶺作為竹類植物分佈的北界。在秦嶺、淮河以北，只有個別耐寒竹種才能良好生長。
溫度對昆蟲發育的影響，亦被人們在生產實踐中所發現。養蠶取絲，是中國古代在開發利用動物資源取得輝煌成就的最顯著例子之一。在長期養蠶生產中，不斷積累了關於蠶與環境關係的知識。眾所周知，蠶有一化性、二化性和多化性的區別。一化性蠶一年只能孵化一次，二化性蠶，一年能孵化兩次。即使當時溫度很高，二蠶卵也要等到第二年才能孵化，這在昆蟲學上稱為「滯育」。在晉代人們已經知道人為的用低溫催青蠶卵，就可以中斷滯育，使二蠶卵在當年就能繼續孵化。據鄭輯之《永嘉郡記》（公元4世紀）記載，當時浙江溫州地方蠶農的具體做法是，將二化性蠶的第一化蠶所產的卵，放在低溫環境中（如山間冷泉），「使冷氣折其出勢」。這樣經低溫而孵化出來的蠶，其所產的卵，在當年就會繼續孵化。當時蠶農利用低溫影響家蠶發育的方法，實現利用二化性蠶，在一年內孵化多次，以便飼養多批蠶。關於昆蟲寄生現象的發現，在中國傳統生物學史上，也頗具重要意義。
《詩經》中有「螟嶺有子，蜾蠃負之」的詩句。螟嶺是鱗翅目昆蟲，蜾蠃即細腰蜂。螟嶺的幼蟲被一種細腰蜂擄走，這本是一種自然界常見的現象。但在漢代以前，人們還不瞭解這種現象的自然本質。漢代揚雄在《法言》中認為，蜾蠃擄走已經死亡的幼蟲，是為將它咒成為蜾蠃。古代許多著名學者如許慎、陸璣等都相信這種說法。陶弘景最早揭開了「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的秘密。他通過實際觀察發現，細腰蜂有許多種類。其中有一種色黑、腰很細、含泥作窠，並產下如粟米大小的卵。它捕取青蜘蛛放在窠內，作為子代成長時的食物。他說，另外還有一種，是在蘆竹內作窠，它捕取青蟲作為子代食物。根據這些發現，他正確地指出，所謂「取青蟲教祝，使變成己子」的說法是錯誤的。陶弘景的發現，對後人進一步研究昆蟲的生活是很有啟發的。
在古代養蠶中，人們也發現了蠶蛆蠅的寄生現象。蠶蛆蠅在古代稱為「蠁」，這個名稱最早見於《爾雅·釋蟲》。郭璞在《爾雅》注中指出，「蠁」，就是當時人們所說的「蛹蟲」。蠁為什麼叫「蛹蟲」，我們從宋代陸佃《埤雅》記載中得到了解答。《埤雅》「蠁，舊說蠅於蠶身上乳子，既繭化而成蛆，俗呼蠁子，入土為蠅。」原來蠶蛆蠅是家蠶害蟲，它在家蠶幼蟲體上產卵，待蠶化蛹成繭時，蠶蛆蠅卵便孵化為蠅蛆，蠅蛆咬穿蠶繭，鑽入土中，不久便化為蠶蛆蠅。因為人們主要是在蠶蛹身上發現蠶蛆蠅幼蟲，所以就稱它為蛹蟲。蠶蛆蠅寄生現象的發現，為防治這種家蠶害蟲提供了依據。
害蟲天敵的發現，是對園藝生產的一個重要貢獻。據《南方草木狀》記載，當時我國南方果農已經知道利用一種「赤黃色，大於常蟻」的蟻來防治柑桔害蟲。南方柑桔若無此蟻，則「其實皆為群蠹所傷」。所謂「赤黃色，大於常蟻」的蟻，即現今的黃麂蟻（oeophyllasmaragdia），又稱紅樹蟻，常於柑桔樹上網絲築巢，「其巢如薄絮」，能吞食柑桔害蟲。從《南方草木狀》記載看，當時已有專門收集和販賣黃麂蟻的商販。他們以「席囊」或「布袋」貯蟻，售給果農，放養於果樹上，以捕食害蟲。這種利用捕食性昆蟲防治害蟲的方法是很先進的。
第三節微生物知識我國很早就對微生物的活動有所認識，並加以利用。到公元世紀，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一書中，總結了我國歷代在利用微生物活動方面所取得的豐碩成果。書中有關制曲釀酒、作醬、制醋（酢）、作豉、制乳酪等論述，反映了當時我國人民在認識利用微生物發酵方面所取得的豐富經驗和知識。制酒一般包括制曲和釀酒兩個步驟，制曲就是在釀酒前先培養微生物菌種。《齊民要術》酒麴分為兩大類，即笨曲和神曲，這相當於現在的大曲和小曲。根據《齊民要術》記載，用神曲釀酒，「一鬥殺米三石」，即用曲量只需原料總量的三十一分之一；用笨曲釀酒，「一鬥殺米六斗」，用曲量也僅佔原料總量的七分之一。可見當時我國釀酒發酵中，糖化力和酒化力都有明顯提高。在制曲過程中，要摻入生料，這起到了接種微生物的作用。制曲時，對於溫度和濕度的調節，都提出了相當周到的措施，並把「五色衣成」作為製成曲的標準，可見當時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微生物的生長規律。在釀酒發酵過程中，還十分注意「曲勢」。所謂「曲勢」就是現在所說的糖化酶和酒化酶的活力。當時人們已經知道根據「曲勢」來分批投料。
我國傳統的釀醋法，通常是澱粉糖化、酒精發酵和醋酸形成三個過程在同一醪液中進行的。北魏時，人們已經認識到醋酸的形成與醪液中菌膜的生成有關。《齊民要術》把醪液中醋的菌膜的生成，稱之為衣生。他說「衣生，勿得怪也，但停置勿動，撓攪之。數十日醋成，衣沉，反更香美」。這裡已將「衣生」和「衣沉」與醋酸的形成聯繫起來，已經模糊地意識到醋酸生成是與某種生命物質的作用有關。
第四節戴凱之與《竹譜》《竹譜》（公元5世紀中葉）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竹類植物專著。作者戴凱之，字慶預，南朝劉宋時武昌（今湖北鄂城）人，曾被派遣為南康（今江西贛州）相，才章富建，所著《竹譜》，亦為韻語。
中國有豐富的竹類資源，尤其南部地區，不僅竹資源豐富，而且種類繁多。我們祖先很早就已對竹類資源進行了研究，開發和利用。《詩經》、《禹貢》、《山海經》、《周禮》、《爾雅》等古代典籍中，都有關於竹類的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南方經濟的開發和發展，有關竹類的記述也就更多了。沈瑩《臨海異物誌》就記述竹六種，《南方草木狀》亦描述了六種竹。戴凱之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通過自己的調查研究，大大豐富了有關竹類的知識。《竹譜》全書以韻文為綱，以散文形式逐條進行解釋。書之開頭，是對竹類植物特點的概括，指出竹體「既剛且柔，非草非木」，是植物界裡的一個大類。「竹」就是這一大類植物的總稱。植物界中有竹，猶如動物界中，有「蟲」、「魚」、「鳥」、「獸」一樣。《竹譜》指出，雖然莖壁有厚薄之差異，但莖桿「分節」和「空心」是所有竹的共同特點；關於竹類的分佈特點，《竹譜》說，竹「性忌殊寒，九河鮮育，五嶺實繁」。指出竹類不耐嚴寒，因此，其分佈有明顯的區域性。戴凱之還認識到竹林有六十年開花枯死，而經過六年又自然復新的現象。《竹譜》的主要內容是記述各種竹的名稱、形態、生境、產地和用途。如《竹譜》是這樣描述「棘竹」的，「棘竹，生交州諸郡。叢生，初有數十莖，大者二尺圍。肉至厚，實中，夷人破以為弓。枝節皆有刺，彼人種以為城，卒不可攻卒崩根出，大如十石物，縱橫相承如摻車，一名笆竹」。根據這些描述，人們很容易就可以將它和稈粗質厚，節上有刺，地下莖為合軸型的莿竹屬植物對應起來。據唐代徐堅《初學記》記載，《竹譜》原書記述了六十一種竹類植物，今本所見雖然沒有那麼多，但至少也有三十多種。所記竹種類之多，是空前的。
《竹譜》繼承和發展了前人對竹類研究的成果，首次對我國的竹類資源進行了系統概括總結，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竹譜》問世不久，賈思勰便從《竹譜》中吸取竹類植物知識，並寫入《齊民要術》。宋代以後該書流傳極廣，後來問世的有關竹類著作，如宋代贊寧《筍譜》，元代劉美之《續竹譜》、李■《竹譜詳錄》等，無不深受其影響。
第二十八章醫學三國兩晉南北朝醫藥學發展的特點是一方面對《內經》與《傷寒雜病論》的整理研究，一方面則是內容豐富的臨床經驗的系統總結。因此，無論醫學之基礎理論，或是治療經驗，都有著較明顯的進步。
第一節醫學舊籍的研究整理《內經》的整理研究《黃帝內經》成書以來，已歷近千年之流傳，除文字古奧難懂外，戰火，蟲蛀、脫簡散亂及傳抄之誤，已給該書內容的完整性、科學性帶來巨大損害，急需予以整理訓解。齊、梁間醫學家全元起，曾任太醫侍郎，對《內經》有著較深入的研究，撰有《素問訓解》。該書雖然在南宋時已佚，但其內容由於《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之引用，仍部分得到保存。全氏醫術高明，故有「一時慕之如神，患者仰之，得元起則生，捨元起則死」的譽論。
《傷寒雜病論》的整理研究東漢張仲景撰成《傷寒雜病論》，最初流行並不廣泛。晉代王叔和對仲景書頗為重視，他為了便利讀者檢閱誦讀，對《傷寒雜病論》加以整理編次，分為《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兩部。前者專論傳染性疾病之辨證論治，後者專述一般雜病之脈因證治。由於王叔和距張仲景生活的時代很近，有人認為王氏可能是張仲景的學生，或曾見過面，所以王氏所整理仲景書是接近原貌的。
因此，歷代醫學家多予以較高的評價。例如晉代皇甫士妥認為「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宋代以校勘醫學文獻而著名於世的孫奇認為「自仲景於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金代成無己是以整理註解《傷寒論》而聞名於醫界的，他稱讚「仲景傷寒論得顯用於世，而不墮於地者，叔和之力也。」2但也有指責者，如明清學者主要批評王叔和於仲景書中雜以己言，以及在編次、序例中多有謬誤等3。但對這些批評意見，有更多醫學家為王叔和辯護，如清代徐靈胎強調「不有叔和，焉有此書。」4可見王叔和將《傷寒雜病論》整理析為《傷寒論》與《金匱要略》二書，對發展仲景學說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
脈學和中醫診斷術王叔和還撰有《脈經》一書，對疾病診斷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切脈是中醫學診斷疾病、確定預後的一門重要學科，也是中醫學術的一個明顯的特點。晉人王叔和，名熙，高平（今山西高平，一說今山東濟寧）人。性沉靜，博通經史，醫術精良，尤擅切脈，集《內經》、《難經》、扁鵲、淳於意、張仲景等之脈法，結合個人多年臨床切脈診斷的豐富經驗，編撰《脈經》經》之卓越貢獻有.總結前人經驗，確定24種脈象，使《本草經集注》。
陳邦賢等著《中國醫學人名志》。據《古今醫統》，人民衛生出版社955年版。皇甫謐《黃帝針灸甲乙經·自序》，人民衛生出版社95年重版。2林億等《傷寒論·序》，見《註解傷寒論》，人民衛生出版社93年版。3參見嚴器之《註解傷寒論序》，人民衛生出版社93年版。
4丹波元胤《中國醫籍考》第285—287頁，人民衛生出版社95年版。臨床切脈診斷有所準繩；2.列舉八項相類的脈象，可為切脈鑒別之依據；3.系統論述了脈學理論知識和切脈診斷的部位和方法；4.詳論各種脈象之陰陽、逆順、寒熱、虛實、生死之辨別；5.敘述了人體臟腑之生理脈象和病理脈象同各種病證之間的關係；.對各種疾病之脈證、婦人脈證以及小兒脈證等均加以記述。《脈經》對中醫診斷學之發展是有很大貢獻的，不但推動了中醫學的進步，而且對世界醫學的發展有過重要的影響。例如公元八九世紀，阿拉伯醫學興起，0世紀前後，阿拉伯醫學與中國醫學形成鼎立的世界兩大醫學體系。但阿拉伯醫學中有關脈學的內容，其中不少是直接引進中國脈學而豐富發展起來的。《脈經》不但為阿拉伯醫學所引進，而且早在世紀已傳至朝鮮、日本。公元7世紀後還被譯成為多種文字在歐洲流傳5。在脈學診斷之外，此期還出現了病理解剖診斷技術，如《南史·顧愷之傳》記有安徽濉溪一位名叫唐賜的人，因病臨終時告訴妻子，死後作屍體解剖以求病因，妻按遺言解剖，卻為統治者以「不道」，子「不孝」而慘遭殺害，剛興起的求實精神就這樣被泯滅了。《庾書·庾黔婁傳》記有黔婁嘗父便甜苦，以判斷父病之預後吉凶。此舉雖不符合衛生要求，然而我國診斷糖尿病以小便甜為依據即源於此，從而為人類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針灸學之整理與提高晉人皇甫謐編撰的《黃帝三部針灸甲乙經》是此期針灸學發展承先啟後的代表作。皇甫謐（25—282）字士妥，幼名靜，自號玄宴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肅平涼境）人。幼年家貧，務農為生，從坦席學儒。中年因病風痺，肢體活動受限，始鑽研醫學。為人沉靜寡慾，好學博覽，專事著述，撰有《帝王世紀》、《高士傳》、《烈女傳》、《逸士傳》、《玄宴春秋》等。魏晉時，多次謝絕當局而不仕，一心致力於學術和醫學研究。在針灸學發展上，他以《素問》、《針經》、《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之有關內容為基礎，結合歷代醫學名家的有關論述和經驗，編撰成《黃帝三部針灸甲乙經》2卷、《黃帝三部針灸甲乙經》簡稱《針灸甲乙經》，或《甲乙經》，是現存最早的一部針灸學專著。皇甫氏在編撰過程中遵循「刪浮詞、除重複、論精要」的原則，使前世針灸學得到明顯的提高。《針灸甲乙經》共28篇，對人體生理、病理，腧穴總數、部位、取穴，針法、適應症、禁忌症等，都進行了較系統的論述，對後世針灸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該書使中國針灸之穴位總數達54處，其中單穴48處，其他則為雙穴，分佈於全身4個經脈線上，稱為經穴。後世所發現者，則稱之為經外奇穴。關於取穴方法、針刺手法、疾病主治、禁忌等，其經驗及理論也都為歷代醫學家所遵循，是針灸學家臨床治病和撰著的指南。《針灸甲乙經》不但是我國發展針灸學的典籍和培養針灸醫師的教科書，而且也是日本、朝鮮等國醫學教育的教科書，並有法文等譯本在歐洲流傳。因此，皇甫謐在醫學界並不以文學、史學聞名，而以其針灸學上之卓越貢獻為歷代醫學家所推崇而聞名於世。
5徐靈胎《醫學源流論》卷下，「傷寒論」條。
第二節醫學經驗總結和醫學的發展豐富多采的醫療方劑著作魏晉南北朝時期，名醫輩出，總結經驗，著書立說之風亦甚盛行。根據《隋書·經籍志》所收錄，此期醫學家醫藥方書約有百種，其中在當代及後世有著明顯影響者，如陳延之撰《小品方》2卷，范東陽撰《范汪方》7卷，姚僧垣撰《集驗方》0卷，徐叔響撰《雜療方》22卷等等，都是有著較高學術水平的佳作。這些醫方著作一般多真實記錄了著作者本人的寶貴經驗，在隋唐時期仍較廣泛地流傳著。例如《小品方》曾流傳日本，在日本醫學教育中，曾被列入醫學院校教材而廣為傳誦。我國隋唐及後世醫家之綜合性著作，也多有引用。可惜，這些醫方書籍幾乎全部散佚，但由於孫思邈之《千金方》、王燾《外台秘要》等大量引用而尚能窺其梗概。
世醫徐之才與中醫方劑學之發展在中國醫學史上有許多父子傳授世代業醫的醫學世家，政府也很強調醫學籍貫，群眾對「世醫」也更為信任，所以「世醫」成為評價醫生醫術的一個重要條件。徐之才（505—572），字士茂，世醫出身，祖籍東莞（今山東莒縣），遷居丹陽（今江蘇鎮江）。先祖徐熙，好黃老之學，精醫術，從祖徐謇、祖父徐文伯均以醫術著名於時，且擅長煉丹術，頗得統治者之賞識。父徐雄，亦以醫術見稱於江南一帶，曾任南齊政權的蘭陵太守。之才兄弟等也均以醫術聞名，後因戰亂被俘至北魏，封西陽王。他聰明過人，博學多才，治病每多奇效，對藥物方劑之組成原則和方法頗有研究，曾對《雷公藥對》及《藥對》等書詳加修訂，在藥物炮製加工和總結吸收前代方劑學精華方面，有著顯著的貢獻。譬如他總結和發揮中醫學之「七方十劑」理論和經驗，對後世有著巨大的影響。所謂七方，即大、小、急、緩、奇、偶、復；所謂十劑，即宣、通、補、洩、輕、重、滑、濇、燥、濕。由於他闡發了經典，總結了新經驗，故有承先啟後的作用。譬如宣劑，宣可去壅，生薑、橘皮之屬；通劑，通可去滯，木通、防己之屬；補劑，補可去弱，人參、羊肉之屬等等。結合陶弘景「諸病通用藥」，從而使中醫學在臨床處方之藥物調遣和配伍原則的掌握上，有了一個更為科學的新規律可循。徐之才除發展了中醫方劑學外，對婦產科學也研究有素，特別是對產科的產期衛生，胎兒發育等很有見地。他還撰有《家傳秘方》、《徐王八世家傳效驗方》、《小兒方》等等。徐氏歷代以醫傳家，學貫南北，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極有名望的醫學世家。
外科學與外科手術的進步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外科之傷殘、感染性疾病大大增加，客觀上促進了外科學與外科手術的發展，我國現存較早的外科專著《劉涓子鬼遺方》即成書於此時。該書作者可能是劉涓子，後經龔慶宣整理編次為0卷而流傳於世。據龔氏序，劉涓子晉末人，曾隨同宋武帝北征，夜射「黃父鬼」而得其所遺醫方書，故名《劉涓子鬼遺方》。據其序，劉涓子為隨軍醫生，用該書處方治病療傷，「千無一失」，並謂「有被創者，以藥塗之即愈」。該書內容包括有戰傷、各種化膿性感染、疥癬，以及其他皮膚病等。其治療技術，載有止血、止痛、解毒、收斂、鎮靜等內、外治法處方40多個。所有藥物也以富有抗菌、消毒作用的黃連、大黃、水銀等為最多，而且配製成軟膏等劑型。更有價值的是該書提倡早期治療的先進思想，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該書強調癰疽早期診斷和治療，在膿已成時則應及時進行手術切開引流，對手術切開之部位也作了科學的論斷。
外科手術治療先天性畸形在此期也有顯著的進步。例如《晉書·魏詠之傳》記載詠之先天性唇裂（俗稱兔唇），曾往殷仲堪帳下名醫求治，術後唇裂彌合，達到比較理想的治療效果。這一唇裂修補術的成功是很出色的，反映了我國古代整形外科已達到很高水平，居於世界領先地位。其次，如目瘤摘除術、頭部巨大腫瘤的手術切除等，也都達到較高的水平。
中外醫藥學交流公元59年，扶南遣使中國，其易貨貿易中有中藥郁金、蘇合香、沉木香等；中天竺等也以中藥琥珀、郁金、蘇合香、真珠等與我國交換；波斯更以琥珀、真珠、硃砂、水銀、薰陸、郁金、蘇合香、青木香、胡椒、畢撥、石密、香附、訶黎勒、雌黃等與我國互易，這些都反映了此期東南亞、南亞和阿拉伯世界在與我國香藥貿易上的興盛狀況，也反映了我國對這些香藥等的大量需求和廣泛用於臨床治療的情況。公元54年，朝鮮請中國醫生治病，公元552年，我國以《針經》贈送日本，又有吳人知聰帶《明堂圖》等醫藥書籍0卷赴日傳播中醫學。儘管中國尚不統一，戰爭不斷，但醫藥之與國外交流較前代還是有著明顯的擴大，從而也促進了中醫學的發展和進步。葛洪和陶弘景是這一時期的醫學的大家，本編已分別為他們立傳，這裡不再重複。
第二十九章婦女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關於婦女的記錄慢慢地多起來。見於《隋書·經籍志》者，有「梁武帝女《臨安恭公主集》三卷，梁征西記室范靖妻《沈滿願集》三卷，梁太子洗馬徐悱妻《劉令嫻集》三卷。又著錄有「《婦人集》二十卷，梁有《婦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婦人集》十一卷人集抄》二卷」。這些都是婦女自己寫的書。《隋書·經籍志》又著錄「《雜文》六十卷」，原注稱「為婦人作」。又著錄「《女鑒》一卷，梁有《女訓》十六卷。《婦人訓誡集》十一卷，並錄梁十卷，宋司空徐湛之撰。《娣姒訓》一卷，馮少胄撰。《貞順志》一卷」。這些大概都是男性作者為婦女而寫，可能主要是關於婦女教育的撰述。《隋書·經籍志》以上所著錄的這些書，當是瞭解當時婦女情況的重要資料，可惜都失傳了。范曄《後漢書》、沈約《宋書》都有《列女傳》，而其中可用的資料不多。現在，只能就各書所見零碎的材料，取其有突出成就及有代表性的人物，匯成本篇。
第一節女詩人蔡琰蔡琰，字文姬，陳留人，文學家蔡邕之女。她博學有才辯，妙通音律。
《後漢書》李賢注引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弦絕。琰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斷一弦問之，琰曰第四弦。並不差謬。」蔡琰在音律方面的才能，在幼年已有所表現。
蔡琰初嫁江東衛仲道。仲道早死，琰回娘家居住。興平年間（93—95），天下混亂，琰為胡騎所虜，居南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惜蔡邕無嗣，以重金將琰贖回，再嫁陳留董祀。董祀犯法當死，琰蓬首徒行，向曹操請罪。她言辭清辯，旨甚酸哀，當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滿一堂，無不為之動容。曹操說你的情況我很同情，可是定罪的文狀已經發出，怎麼辦？蔡琰說，「明公有良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曹操聽了很受感動，便把文狀追回。因問蔡琰，聽說夫人原先藏書很多，不知還能記憶不。蔡琰回答說，原來先父留下的書籍有四千餘卷，經過變亂，都已損失，現在能回憶起來的，只有四百多捲了。蔡琰把能回憶的各篇親自寫出後與曹操藏書核對，沒有錯誤和遺漏。
蔡琰感傷亂離，追懷悲憤，寫詩二章。其中一章為五言《悲憤詩》。詩雲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屍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並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終己。有客自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夏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別離。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亦嗚咽。
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為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影，怛吒靡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為復強視息，雖生何聊賴！托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這首詩包括三段。第一段是說董卓的殘暴和篡漢的野心。第二段是說她在胡地所感到生活的困難，聽到中原有使者來迎接她回去時的喜悅以及她不忍離開子女的依戀心情。第三段是說她回到中原後所看到的依然是一片悲慘淒涼的景象，從而懷疑人生的意義和個人生活上的安定。全詩感情充沛，寫出亂離生活中的切身感受，感人至深，有高度的藝術成就，是三國初期文學上的傑作。近人認為可與建安七子的作品並列。詩長五百四十字，也是前所未有的。
蔡琰所著還有另一《悲憤詩》，見《後漢書·列女傳》，有《東徵賦》，見《昭明文選》。相傳《胡笳十八拍》也是蔡琰所作，但有不同的見解。《胡笳十八拍》的內容及其藝術成就與《悲憤詩》相類似，但還不能據此論定十八拍為蔡琰所作。
本節材料見《後漢書·列女傳·董祀妻》。
第二節劉蘭芝抗婚劉蘭芝，據說是建安年間廬江府吏焦仲卿的妻子。她聰明、美麗、能幹，「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受過較高的教養。十七歲出嫁到婆家，與丈夫恩愛，又致力於家庭紡織。她每天從雞鳴開始織布，夜夜不得休息，只用三天就織出了五匹布。而婆婆卻嫌織得太慢，百般加以挑剔。蘭芝實在做不下去了。
焦仲卿瞭解了情況後，上堂在母親面前為妻子說情。他說，兒子的骨相不好，幸虧娶了這個媳婦，可以長久相處。現在我們一起生活才二、三年，時間不算長，並沒有什麼斜歪之事，不知她如何不好？焦母說，你的心眼太小了。媳婦不懂禮節，舉止隨便，我久已不滿，豈能按你的意思去做！我們東鄰有賢惠女子，長得也很漂亮，我可以替你求婚。你快把這媳婦打發了吧！仲卿長跪乞求說，若是休了她，我決不再娶。焦母聽後大怒，說，你好大膽！竟敢替老婆說話。我已跟她沒有情意可言，不會答應你了。
焦仲卿回到自己房中，看見妻子，難過得一時說不出話來。他說，這是母親強迫她離去，不是自己的意思。他請蘭芝暫時回娘家暫住，等他把府裡的公事辦完，再去接蘭芝回來，請蘭芝不要違背他的意思。蘭芝說不要再找麻煩了。自從嫁到你家後，事事順奉公婆，進退那敢自專，晝夜辛勞，孤孤單單，總覺自己沒有什麼過錯，原想準備奉養老人到底。哪想到這樣做還是被驅遣！又說我有生光的繡腰襦，有垂香囊的紅羅帳，還有箱簾六七十個，各物都有它的特點。人賤了，東西也算不了什麼，留著送人吧！時時安慰自己，久久不要相忘！
天亮了，蘭芝離開焦家的時間到了。她認真地把自己打扮起來，上堂辭行，焦母毫無挽留之意。蘭芝又與小姑告別，小姑淚落如珠。
焦仲卿騎著馬送蘭芝到了路口，下馬對蘭芝說「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蘭芝說我很感激你的誠意，希望你不久來接我。她把仲卿比作磐石，把自己比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磐石無轉移。」只是蘭芝擔心自己的兄長性情暴躁，由不得自己。倆人依戀不捨地分手了。
到了娘家，蘭芝進退兩難。母親見到她回來，感到意外，拍著手說，你怎麼回來了？我教你學了許多本事，想你不會不守婆家的規法，你今天沒有過錯，怎麼倒自己回來了？蘭芝說，兒愧對母親，但兒實在沒有罪過。母親聽了大為悲痛。
蘭芝回家不多日，便有媒人來說親。媒人是為縣令的第三郎說親，據說這位年青人「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母親要蘭芝答應了這門親事，蘭芝噙淚說府吏和我結誓永不別離，今日違約，恐不合適。母親便回絕了媒人。
隔了幾日，太守遣府丞來求親，說是他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為媒人，主簿通語言」。蘭芝的母親再次謝絕了媒人，她說「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蘭芝的哥哥聽說此事後，卻頗不以為然。他對妹妹說做事何不掂量掂量！你先嫁府吏，後嫁郎君，這是天地之別，夠你享受了。有郎君不嫁，你還想去哪裡？蘭芝仰著頭回答道你說得不錯。在家事夫婿，中見《樂府詩集》。
途回兄門，由你安排吧，我哪能自己決定。雖然我與府吏有約，但怕是日後卻永無相聚之時了。這時，蘭芝所處的境況已經是若不改嫁，就無家可歸。她答覆哥哥的話，只能說是她已作了採取最後步驟的思想準備。
結婚的日期很快定了下來。男方的聘禮十分豐厚，據說是「金車玉作輪，流蘇金鏤鞍；繼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彩三百匹，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蘭芝對這一切視若不見，只是遵照母親的囑咐，含淚作嫁衣。
焦仲卿聽說後，立即告假回家。在離家二、三里的地方，馬兒嘶叫起來。蘭芝聽見了熟悉的馬嘶聲，慌忙出來相迎，遠遠地看見了焦仲卿。蘭芝上前拍著馬鞍對仲卿說，自從分別後，事情變化很大，如我所言，我的親父母兄弟逼我嫁給他人，你沒有什麼指望了。焦仲卿故意挖苦蘭芝說賀你高遷！磐石可保持千年不變，而蒲葦只是一時的紉勁。你當榮華富貴，我卻要獨赴黃泉！蘭芝說你怎麼竟說出這樣的話來！我們都是被逼迫所為。你被逼離婚、而我也是被逼嫁人。黃泉下相見，不要違背今日的諾言！倆人約定後，各自回家。
結婚的日子終於到了，轎子把蘭芝抬走了。蘭芝好容易熬過了一天。夜深人靜了，她下了最後的決心，提起衣裙，脫去絲鞋，投水自盡。焦仲卿知道後，也在樹下自縊而死。人們痛惜他們二人的死，將他們合葬在一起。後來有人為劉蘭芝寫了《孔雀東南飛》的長詩，流傳後世。
今案劉蘭芝不慕權勢，不愛金錢、財物、玩好，也不追逐貞婦烈女的名聲。她是為了維護夫妻恩愛的純潔而犧牲了年輕的生命。她在中國婦女史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反映了中國婦女中優良傳統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三節謝道韞的才辯2魏晉時期，清談之風盛行。謝道韞是在這個風氣影響之下的一個才女。
她的父親是晉安西將軍謝奕，丈夫是江州刺史王凝之。她自幼聰識，有才辯。叔父謝安曾問《毛詩》中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青風，仲山甫永懷，以謂其心。」謝安說她有雅人深致。
一次，家人們聚在一起，天上下起雪來。謝安便問大家，這雪像什麼？
有人回答說，像在空中撒鹽。道韞說，不對，像柳絮迎風起。謝安聽了很是高興。
凝之的弟弟獻之，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讓婢女告知獻之說，欲為小郎解圍。她施青綾步鄣自蔽，參與談議，客不能屈。
晚年，道韞嫠居會稽。太守劉柳久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劉柳之名，也不推辭。她「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於別榻」道韞丰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柳大為歎服，說，他從未見過這樣使人心服的人。
一千多年來，謝道韞和蔡文姬一直是流傳很廣的人物。
道韞著有詩賦誄訟，《隋書·經籍志》錄有《謝道韞集》二卷。
2見《玉台新詠·古詩無名人為焦仲卿妻作》。
第四節蘇蕙巧織回文圖詩蘇蕙，字若蘭，苻秦時期始平（治在今陝西興平東南）人，《晉書·列女傳》有傳，但所記過於簡略。依《烈女傳》所記和有關記載考證，蘇蕙是秦州刺史竇滔的妻子，善屬文。竇滔因事徙流沙，蘇蕙未相從而去。竇滔違背夫妻告別時的諾言，在外再娶。蘇蕙非常傷感，織成迴文詩，以贈滔。迴文詩或稱璇璣圖詩，共八百餘言，上下左右，婉轉讀之，皆成章句。原圖五色相宣，用以區別三五七言詩句，後來變五色為黑色，詩句便不可讀。約在宋元間，僧起宗以意推求，得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明康萬民增讀其詩四千二百零六首。兩家合計共七千九百五十八首。《四庫全書總目》認為「但求協韻成句而不問義之如何，輾轉鉤連，■行斜上，原可愈增愈多，然必以為若蘭本意如斯，則未之能信。存以為藝林之玩可矣。」《四庫全書總目》的意見是正確的。而蘇蕙作為回文圖詩的創始人，其運思之巧，也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