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迫害「東林」黨人魏忠賢與外朝官僚的鬥爭，比起明代任何一次類似的鬥爭，更具有黨爭性質。
天啟初年，標榜清流的士大夫都以東林黨人自居，或被認為是東林黨人。經歷一二十年政治舞台上的風雲，他們不但仍然具有左右輿論的力量，而且佔據了一些重要的位置。天啟元年（1621），葉向高又成為內閣首輔，孫慎行任禮部尚書，鄒元標任都御史；天啟二年，孫承宗入閣，兼掌兵部事，趙南星任都御史，第二年改吏部尚書。此外，高攀龍任左副都御史，楊漣也升至左副都御史，左光斗升至僉都御史。
開始，魏忠賢與這派官僚的關係還不太緊張。他敬重趙南星，在熹宗面前對他大加稱讚。二人並坐弘政門議事，趙南星鄭重告誡魏忠賢：「主上衝年，內外臣子，會各努力為善。」１這話雖使魏忠賢心中不快，也還沒有到翻臉的程度。
天啟三年（1623）是個重要的年份。魏忠賢受命提督東廠，顧秉謙、魏廣微等選入內閣。顧、魏不斷受到言路的彈劾，不為清流所容。趙南星與魏廣微之父魏允貞是朋友，但他三拒魏廣微於門外，公開說魏允貞無子。魏忠賢需要外朝官僚的配合，不為清流所容的官僚也需要投靠魏忠賢，他們很自然形成一個政治派別。
天啟四年（1624）四月，給事中傅櫆等上疏，稱左光斗、魏大中等與內閣中書汪文言交通。六月，楊漣疏劾魏忠賢，列數他迫害朝臣、迫害太監、迫害妃嬪、蓄養內兵、羅織獄案等罪狀，共二十四條，其他大臣也紛紛彈劾，不下百餘疏。魏忠賢與外朝大臣的鬥爭，或者說，閹黨與東林黨的鬥爭，進入公開的階段。
從當時的形勢看，反對魏忠賢和閹黨的力量還很強大，無論哪一方都沒有必勝的把握。魏忠賢找到閣臣韓爌，希望他從中調解。這是一種妥協的姿態。韓爌不肯合作，其他大臣也不肯息戰。魏忠賢只能依靠他和客氏擺佈熹宗的能力。熹宗年少好遊戲，魏忠賢等引導他於陸地走馬行獵，於池中竅水瀉珠為樂，又利用他喜愛木工的特點，每在他手操斧鋸時奏事，在熹宗的眼裡，國事遠不如他引繩削墨、營築小室重要，他不等聽完，便說：「好自為之。」１朝政的議決權逐漸為魏忠賢把持。
魏忠賢的同黨把反對派官僚開列名單，括入百餘人，稱為邪黨，而將閹黨六十餘人列為正人，以此作為黜陟的根據。給事中阮大鋮別出心裁，作《點將錄》，以《水滸傳》中的聚義領袖的名號排東林黨人，如天罡星三十六人：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鄤、霹靂火惠世揚、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地煞星七十二人，有神機軍師顧大章、青面獸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２天啟四年七月，葉向高被迫去官。此前，中官為了搜尋一個被緝拿的御１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趙南星傳》。
１《明史》卷三○五《宦官傳》；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二九下《魏忠賢傳》。２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點將錄》。
史，闖入葉向高宅邸，鼓噪謾罵，這也是歷代首輔從未受過的大辱。十月，趙南星、高攀龍致仕，楊漣、左光斗削籍。在魏忠賢打擊東林人士的活動中，汪文言是個重要人物。他不由科舉出身，初為縣吏，豪俠機智。入京後，與太監王安傾心結納，在王安與內閣間進行聯絡。為葉向高所器重，用作內閣中書，與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及趙南星等均有來往。魏忠賢痛恨楊漣、左光斗，必欲置之死地。他選擇汪文言這條線索，把他下詔獄，嚴刑拷訊兩個多月，定要他供出楊漣等受賄情狀。汪文言很有骨氣，說：「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１最後受刑氣絕。負責審獄的錦衣衛官許顯純自造獄詞，把楊漣等下獄。同時下獄的還有經略遼東軍務的兵部尚書熊廷弼。熊廷弼得罪過朝中權貴；又倡議放棄遼東，撤回關內，負有失地之責；且有人傳言，楊漣彈劾魏忠賢的奏疏由他起草，於是他在劫難逃。魏忠賢認為，僅以移宮一案定楊漣等罪，尚難以昭彰，且牽涉的人員太少，而若以交通邊帥，收取賄賂定罪，則死有餘辜。天啟五年（1625）八月，熊廷弼棄市，傳首九邊。八九月間，楊漣、魏大中、左光斗、顧大章等人相繼死於獄中。
受楊漣等獄牽連，被逮被殺的官僚尚有多人。魏大中被逮，押解過吳縣時，吳縣人、吏部主事周順昌正在家中。他挽留魏大中，周旋數日，並結為親家。這是對魏忠賢的公然蔑視。魏忠賢派緹騎前去逮人，在蘇州引起騷亂。聚集的群眾為周順昌乞命，擊斃緹騎一人，擊傷多人。周順昌下獄被害。在處理蘇州民變時，市民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和周順昌的輿隸周文元五人論死。他們被合葬在虎丘附近，墓碑題曰「五人之墓」２。魏忠賢與東林黨的鬥爭已超出朝廷的範圍，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
魏忠賢在用刑獄對付反對派官僚的同時，還命其黨羽編纂《三朝要典》，重新記述和評價「三案」，為打擊異己製造輿論。
１《明史紀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賢亂政》。
２《明史》卷二四五《周順昌傳》。
第三節閹黨與生祠魏忠賢的地位不斷提升，相當一部分官僚出於各種原因，向他靠攏，協助他控制局面，打擊反對派，他們被稱為魏黨或閹黨。
天啟五年（1625）以後入閣的大臣，大多為魏忠賢的黨徒。這裡包括顧秉謙、魏廣微、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以及魏忠賢被罷以後入閣的來宗道、楊景辰等人。表現最突出的當數顧秉謙和魏廣微。顧秉謙為首輔，掌擬旨批答，朝廷有一舉動，則歸美魏忠賢。魏廣微呈寄魏忠賢書札，稱「內閣家報」，當時人叫他「外魏公」１。
魏忠賢的黨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五虎」為文職，包括工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崔呈秀、一年內由太僕少卿六遷至工部尚書的吳淳夫、一年內由太常少卿升至兵部尚書的田吉、太常卿倪文煥、左副都御史李夔龍。「五彪」為武職，包括左都督田爾耕、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許顯純、錦衣衛指揮崔應元、東廠理刑官孫雲鶴和田爾耕的心腹楊寰。居「十狗」之首的是周應秋。此人善烹飪，魏忠賢的侄子、肅寧伯魏良卿最喜歡吃他燒的豬蹄。他升至左都御史有賴於此，被人稱作「煨蹄總憲」。十孩兒四十孫更是人品繁雜。如李蕃、李魯生由知縣分別擢御史、給事中。他們先投靠魏廣微，魏廣微失寵，改投閣臣馮銓，馮銓失寵，又投靠崔呈秀，因而被譏稱為「四姓奴」２。
魏忠賢的黨羽還為魏忠賢建立生祠。最先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撫潘汝禎。
他假藉機戶懇請，建祠於西湖，建成後上疏，請熹宗賜匾額。熹宗名之曰「普德」。作為對此舉的鼓勵，潘汝禎升為南京刑部尚書。而浙江巡按的奏疏晚到一天，竟被罷官。
此例一開，興建生祠立刻成為風氣。全國各地都爭先恐後地為魏忠賢建生祠。
一名叫陸萬齡的監生還別出心裁，建議在國子監建造生祠，把魏忠賢與孔子並論：「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宜建祠國學西，與先聖並尊。」１甚至尊貴如楚王也為魏忠賢建起生祠。
主持製造生祠的官員不一定都是魏忠賢的黨徒，如袁崇煥是明末頗有見識的邊方帥才，未必有心投靠魏忠賢。只能說，建生祠形成了一種潮流，即使為了自我保護，也不得不隨潮流而動。
生祠「極壯麗莊嚴，不但朱戶雕樑，甚有用琉璃黃瓦，幾同宮殿。不但朝衣朝冠，甚至垂旒金像，幾埒帝王」２。每建一祠，多者用數十萬，少者也要數萬。所用錢財，不是盤剝民眾，就是取自官府。建生祠需要土地，或占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無人敢阻攔。開封建祠，拆毀民舍達兩千餘間。生祠饗祀，按王公規格。祠內供像，以沉香木雕刻，外部鍍金，工藝精細，眼耳口鼻及手足都可轉動，有如生人。外則衣服奇麗，內則以金玉珠寶為肺１《明史》卷三○六《閹黨》。
２《明史》卷三○六《閹黨》。
１《明史》卷三○六《閹黨》。
２鄭仲夔：《玉麈新譚》卷七《丑媚》。
為腸，髮髻上有一空穴，不斷更換四時香花。明人對權勢者的奉承阿諛，至此而極。
第四節廠衛刑獄魏忠賢親自提督東廠，錦衣衛官多是他的親信和黨徒。廠衛是魏忠賢專權的主要工具。
廠衛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監視官僚系統。魏忠賢時代，豢養廠役數百人，在東廠抽籤，分派各衙門。監視審獄的廠役叫聽記，監視其他官府和各城門的廠役叫坐記。廠役將所探得事項匯報東廠叫打事件。有這一類情報，不論晝夜，都可直接從東華門投入。許顯純掌鎮撫司，每審獄，魏忠賢必派人坐其後，「其人偶不來，即袖手不敢問」１。至於社會上層人物的隱私，以至「家人米鹽猥事」，很難躲過廠衛的耳目，多在宮中傳笑。如寧安大長公主（興獻王女）之子李承恩，藏有公主所賜器物，也被發現。中書吳懷賢讀楊漣疏，還不敢與他人交談，只是擊節稱歎，被家人告密，死於非命，家亦被抄。工部郎中葉憲祖見內城建內祠，頗有感觸，竊歎：「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２把魏忠賢神像稱作土偶，大不敬。魏忠賢聞知，把他罷官削籍。廠衛的觸角也深入到民間。下面一件事很有代表性：「有四人夜飲密室，一人酒酣，謾罵魏忠賢，其三人噤不敢出聲。罵未訖，番人攝四人至忠賢所，即磔罵者，而勞三人金，三人者魄喪不敢動。」３三人始則「噤不敢出聲」，繼則「魄喪不敢動」，顯然不是預先佈置的圈套。
廠衛對民間的監視，尤其是針對富民的監視，也無孔不入。吳養春靠黃山收息，是徽州有名的富戶。他的家僕告他私占黃山，歷年所得租稅計六十餘萬金。吳養春被逮至京，照數追賠，他本人被拷打而死，妻女自縊，家產盡收。郡中許多富戶也因受牽連而破產。一般來說，專權宦官同外朝官僚、同民間富戶的關係都是很緊張的。
另外，魏忠賢專權期間，還在社會上造成了相互監視的風氣。如「有徐生者，偶過渡，逢一京師人同舟。生問曰：『魏監荼毒朝紳，公復何似？』其人怒曰：『魏尚公舉朝奉為天生聖人，汝一小書生，敢妄詆毀，何膽大如斗也！』」再如「南昌書肆中，有一生閱《三朝要典》，偶發不平之慨。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挾以見楊撫院。眾為解勸，俾生與多金，始獲免」１。前一京師人和後一人肯定不是廠衛探事人員。對魏忠賢的不滿和抨擊還要受到此輩凌辱和威脅，或許是更大的悲劇。
作為封建專制工具的廠衛系統，在魏忠賢擅權時期，造成很多冤獄。揚州知府劉鐸，試圖收買有關方面，救援被押獄中的國戚李承恩，為東廠太監張體乾緝獲。張體乾進一步誣陷劉鐸勾結道人方景陽，詛咒魏忠賢。事實上，方景陽與劉鐸根本不相識。劉被斬於市，方被斃於獄。處死民人，就更簡單了。魏良卿舊宅有兩大獅子，目下視，「魏太監怒之，榜石工至死」２。魏忠賢統領下的廠衛，所用刑罰之酷，更是令人髮指。被稱為「六君子」的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六人都受過全刑，各打１《明史》卷三○六《閹黨》。
２《明史紀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賢亂政》。
３《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１鄭仲夔：《玉麈新譚》卷七《奸恣》。
２談遷：《北遊錄》紀聞上。
四十棍，拶敲五十，夾槓五十。楊漣受刑最多，五日一審。許顯純令將他頭面亂打，齒頰盡脫；鋼針作刷，遍體掃爛如絲；以銅錘擊胸，肋骨寸斷；最後用鐵釘貫頂，立刻致死。死後七日，方許領屍，止存血衣數片，殘骨幾根。左光斗估計，錦衣衛獄對他，或是「亟鞫以斃之」，或是「陰害於獄中」，如果送到法司，或無死理，於是「靡焉承順」。他也被五日一審，「訶詬百出，裸體辱之。弛鐐則受拶，弛鐐則受夾，弛拶與夾，則仍戴鐐以受棍」１。另如周順昌在獄中大罵許顯純，許顯純用鐐銅錘擊周順昌齒，齒俱落。周宗建罵魏忠賢不識一丁，魏忠賢命以鐵釘釘之，又使他穿綿衣，以沸湯澆之，頃刻皮膚卷爛，赤肉滿身。
魏忠賢專權時期，廠衛橫行，造成了超過歷次宦官專權的恐怖環境，這恐怕也是魏忠賢給後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１《明史紀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賢亂政》。
第五節從九千歲到敗亡魏忠賢本人、他的親屬和黨羽，利用一切機會，謀求顯赫的地位，閣臣和部院大臣按照常規，可得到公孤加銜，自不必說。像田爾耕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許顯純加太子太保，卻是不多見的。魏忠賢的族人中，蔭封錦衣衛指揮使的有十七人，他的族孫和姻親中有多人官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僉事等。他的侄子魏良卿地位最高，封寧國公，加太師。另一個侄子魏良棟封東安侯，加太子太保，侄孫魏鵬翼封安平伯，加少師。後兩人都還是襁褓中稚子。
在名義上，魏忠賢本人除了司禮太監和提督東廠太監職務以外，還進上公，加恩三等。再者有熹宗所賜印鑒，文曰「顧命元臣」。而實際上，他的權勢遠不止這些。對他本人有九千歲的稱呼，對他的雕像行五拜三稽首之禮。最轟動的事件是魏忠賢去涿州進香，「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登蹕傳呼，清坐墊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１。凡朝中草疏，李永貞必遣人急速馳白，即百里外，亦一日往返，傳達魏忠賢之意，票擬始敢批發。
魏忠賢是否有心篡位，這並不重要，而他權勢的發展，已經威脅到皇權，這一點就足以決定他的命運了。
天啟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檢即位，他就是崇禎皇帝。無疑，魏忠賢也想要控制崇禎皇帝。據說，他曾進獻國色四人，帶有香丸一粒，名「迷魂香」２。他要把崇禎皇帝變成癡皇帝，但沒有得逞。崇禎皇帝初即位，小心謹慎，無所舉動。九月，他採取了第一個措施，把客氏趕出皇宮。十月，彈劾魏忠賢和魏黨的奏疏突然出現。十一月，魏忠賢被免去司禮監和東廠的職務，謫發鳳陽守祖陵。這是一個試探性的決定，沒有引起大的騷亂。於是，崇禎皇帝命錦衣衛擒拿魏忠賢治罪。魏忠賢行至途中，接到密報。當夜，他聽到外邊有人唱道：「隨行的是寒月影，■喝的是馬聲嘶。似這般荒涼也，真個不如死。」３想到昔日的榮華富貴，魏忠賢也感到真個不如死，他上吊了。隨後，對魏黨進行清理。「定逆案」是明末，也是整個明代最大的一起黨案。
崇禎皇帝輕而易舉地除去魏忠賢這個權勢至高的宦官，當然表明了他的鎮定和幹練。不過，明朝的宦官政治從來也沒有威脅到皇權和皇帝本人（只是傳說仁宗為宦官所殺，極不可靠），卻是值得注意的現象。這裡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心理上的原因，甚至沒有一個宦官，包括魏忠賢，曾經產生過廢立皇帝的念頭。
１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二十四大罪疏》。
２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三《聞香心動附記》。
３《明季北略》卷三《魏忠賢自縊》。
第三十二章顧憲成李三才楊漣第一節顧憲成顧憲成（1550—1612），字叔時，號涇陽，常州無錫（今屬江蘇）人。
他一生致力於政治團體「東林黨」的創建和發展，是晚明黨爭中至關重要的人物。
顧憲成為人耿直，很有主見，不肯委屈求全，一旦認準的事，就會堅持到底。據傳他小時候聽老師講《孟子》，老師認為要培養一個人的良知，最好的辦法就是降低自己的慾望，即所謂「去人欲，存天理」。顧憲成卻不以為然，立即站起來反駁老師的觀點。
萬曆八年（1580），顧憲成考中進士，授戶部主事。當時內閣首輔張居正專擅朝政，文武百官對他都是順意奉承，唯恐得罪這個實權人物。一次，張居正有病，朝士們爭先恐後為他求神祈禱。唯有顧憲成不肯去。一位好心的同僚怕顧憲成由此遭張居正忌恨，便悄悄替他在來賓名單上簽了字。顧憲成得知此事後，一點不領情，硬是跑去把自己的名字劃掉了。這種剛直不阿，不事權貴的性格決定了顧憲成今後的仕途充滿曲折、坎坷。
張居正死後，申時行、王錫爵等內閣首輔在朝中拉幫結派，排斥異己，敗壞吏治。明神宗荒淫好色，專寵鄭貴妃，多年不過問朝政。甚至視國家安危於不顧，意欲廢長立幼，以鄭貴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為太子。明朝政治更加腐敗，昏君權相的種種劣跡，深深刺激了顧憲成。
萬曆二十一年（1593）正月，神宗因遲遲不立太子遭眾臣非議。為了搪塞輿論，內閣首輔王錫爵承神宗旨意提出了「三王並封」作為權宜之計。顧憲成識破了神宗的用意，立即上疏反對。他指出：「太子，天下本。預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１對於神宗提出的種種借口，顧憲成在疏奏中也一一加以駁斥。同時他又寫信給王錫爵，指責他「排群議而順上旨」，是負國誤君。神宗和王錫爵看後十分惱火，但迫於時論的壓力，只好放棄了「三王並封」的打算。事後，王錫爵對顧憲成耿耿於懷，一天下朝之後，王錫爵故意走近顧憲成，惡狠狠地說：「當今所最怪者，堂廟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顧憲成立即反唇相譏道：「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２義正辭嚴，一點也不示弱。
為了澄清吏治，顧憲成堅決主張罷黜奸佞之徒，啟用正直大臣。萬曆二十一年（1593）京察，顧憲成協助負責此次京察的吏部尚書孫■和考功郎中趙南星秉公執法，裁革了一批有權勢的不合格官吏，內閣首輔王錫爵庇護的官吏也在裁革之列。這一舉動觸怒了當朝的權勢，他們勾結起來，在神宗面前搬弄是非，誣陷孫■和趙南星。結果趙南星被貶三級，孫■以不引罪奪俸。顧憲成見正直之士反遭貶斥，不由得義憤填膺，毅然請求同罷官職，沒被批准。
不久，顧憲成遷吏部文選司郎中。王錫爵為了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勢力，示意吏部侍郎趙用賢推舉自己的密友禮部尚書羅萬化入閣，以取代孫■。顧１《明史》卷二三一《顧憲成傳》。下引本傳者，不另作注。
２蔣平階：《東林始末》。
憲成得知後立即上疏揭露其陰謀，指出：「往者內閣之推不專在翰林，今已專據之矣。而復兼塚宰，是翰林之外虛無人矣。此決不可。」１王錫爵見顧憲成處處與自己作對，暗暗在心中打定主意伺機報復。
機會終於來了。次年，顧憲成受命會推閣臣。在報上的名單中，有故禮部尚書沈鯉、故吏部尚書孫■、左都御史孫丕揚、故大學士王家屏等。這些都是不畏權貴，敢於犯顏直諫的正義之士。尤其是大學士王家屏當年力主早定國本，不惜封還御批，大忤帝意，弄得神宗十分難堪。現在神宗見顧憲成推他入閣，心中十分不快。王錫爵見有機可乘，便在朝中散佈流言，說顧憲成等會推王家屏是為了徇私植黨。神宗一怒之下，將顧憲成等降職問罪。不久，因有人上言疏救顧憲成，神宗更疑顧憲成植黨，便將顧憲成廢籍，斥為民。
顧憲成被罷後，其不畏強權，敢於犯上的性格頗受朝野內外正直之士的敬重，聲望很高。很多大臣都上書舉薦，要求召顧憲成歸朝復職。然而仕途的挫折使顧憲成看透了明皇朝的腐敗，他再也不願混跡官場。但長期的儒家傳統教育又使他不可能完全放棄對現實的關注，歸隱山林不問時務。強烈的責任感使得顧憲成選擇了另外一條參與政治的道路，即通過著書辦學來傳播自己的政治主張，抨擊時政，以社會輿論的力量左右朝政。
在顧憲成的家鄉無錫東門內，有一座東林書院，這裡原是宋代著名理學家楊時講學之地，因歲月的磨蝕，早已坍塌，只剩下殘垣斷壁。顧憲成與其弟顧允成商量，準備修復東林書院。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風的資助下，萬曆三十二年（1604），書院正式修復。顧憲成遂約會同鄉好友高攀龍、錢一本等在這裡講學，廣結天下同仁。當時一大批「抱道忤時」、「退處林野」的有志之士皆聞風而起，紛紛前來。他們在此一面研習程朱理學，一面討論救國濟世之道。言語之間，不免「諷議朝政，裁量人物」。一次講習，顧憲成憤慨地說：「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對當時的吏風、士風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由於東林書院的學者們以關注現實社會為主，不空談性命，並且敢於抨擊朝政，訾議權貴，在社會上影響越來越大。一些在朝的正直官吏也與之遙相呼應，加以支持。一時朝野內外，東林聲望大振，逐漸匯聚成一股影響社會輿論的政治勢力，後來他們的政敵便以書院之名謂之為「東林黨」。
在「東林黨」的形成過程中，顧憲成是首創者，在社會上聲望很高，在「東林君子」中也很有威信，時人皆稱為「涇陽先生」，各地的書院都請他前去講學。每次顧憲成開講，都是高朋滿座，聽者蜂擁而至，甚至還有千里迢迢趕來聽講者。時人稱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為「東林三先生」。他們的政敵也視顧憲成為東林黨魁。罵東林黨「由東林而蔓衍海內，由顧憲成而波及多賢」１。
萬曆三十七年（1609）圍繞著淮撫李三才入閣的問題東林黨與邪派官僚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顧憲成與李三才素來交往密切，對他任巡撫期間能關心民眾疾苦、禁革礦監稅使非常欣賞，力主推李三才入閣。他親自寫信給大學士葉向高和吏部尚書孫丕揚，多方為李三才辯解，稱李三才「安民弭亂１陳鼎：《東林列傳》卷二《顧憲成傳》。
１文秉：《定陵注略》卷九《淮撫始末》。
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１。反東林的人趁機抓住把柄，將顧憲成也牽連進來。說他與李三才勾結，並有賄賂公使、諷議朝政等罪。憲成皆泰然處之，不屑一顧，一心一意為保李三才入閣奔走呼籲。
萬曆四十年（1612）顧憲成在家鄉病故。著作有《顧端文公遺書》。由於他在東林黨中的崇高威望，故以後攻擊「東林」，必把顧憲成視為首要對象。這恰恰證明了顧憲成為東林黨的創立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１《東林列傳》卷二《顧憲成傳》。
第二節李三才李三才字道甫，號修吾。祖籍陝西臨潼，世代為武功右衛的軍官，因祖父調宿衛燕京，舉家東遷，僑居在順天府通州的張家灣（今屬通縣）。此地瀕臨運河，西北近望北京的小鎮，李三才就在這裡長大。萬曆二年（1574），他以二甲第七十名考中進士２，從而「束髮登朝」３，授戶部主事。不久，又升為郎中。在這期間，李三才與同僚中的魏允貞、李化龍相結交，並成為終生的摯友。他們都是年輕氣盛，初涉仕途，想大顯一番身手，於是相互鼓勵，「以名世相期許」。
萬曆十一年（1583），身為御史的魏允貞看不慣閣臣張四維、申時行的兒子在科舉中都題名金榜，就疏劾張、申「不當以甲第私其子，蹈故相張居正覆轍」１。結果受到神宗的嚴旨切責並左遷外官。李三才為此十分不平，站出來替魏允貞辯護，同樣也被降職為山東東昌的推官，從此，李三才在朝野中聲名大振。在東昌的任內，李三才雷厲風行，治尚威嚴，頗得民心，以致「二十年後，民猶思之」２。沒過多久，他又升任為南京禮部郎中，恰好此時魏允貞、李化龍、鄒元標等與李三才意趣相投的知己都在南京任職，於是他們更是「相與講求經世務，名籍甚」３。隨後的幾年裡，李三才在仕途上屢有升降，任過山東僉事、河南參議，進為副使，先後兩次管理山東、山西學政，最後被提拔為南京通政司參議，召任大理寺少卿。有識之士深深地為李三才被謫後十數年的坎坷經歷所歎息，但「道甫意甚樂也」，並不計較這些。確實，李三才在任職時不同於俗輩，不時顯露出才能，從而得到東林黨領袖顧憲成的賞識，被譽為「言足以犯當世之忌而無其險，功足以為端人正士之偉而無其奇，風足以廉頑直懦流映千載而無其高」４。
萬曆二十七年（1599），李三才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並巡撫鳳陽諸府。這時，明朝朝野水火之勢已大體形成，播州、朝鮮的戰火連綿不斷，神宗又置朝政於不顧，派遣出大量的礦監稅使，搜括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揮霍，結果弄得各地怨聲載道。李三才所在的轄區也不例外，「榷稅則徐州陳增、儀真暨祿，鹽課則揚州魯保，蘆政則沿江邢隆」。他們引用一批無賴，偽造印券，就像追捕逃犯一樣，公然進行擄掠搶奪。其中陳增尤為橫暴和貪婪，甚至侮辱各級官吏，李三才在官場奉事二十餘年，看透了種種官僚弊病，他並不想把自己變成一個唯唯諾諾、失去稜角的官員，而是抱定自幼即銘刻在心的「治國平天下」的願望，視「富貴功名都如夢幻」１，因而對於陳增的貪暴，李三才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權力與之周旋，裁抑陳增的幫兇爪牙，最大程度地減輕礦監稅使可能造成的危害，安撫受到騷擾的百姓市民，同時對於那些因不堪忍受礦監稅使凌辱及地方官員剝削而起來反抗的百姓，也毫不留情２《明清進士題名碑索引》，第2557頁。
３陳鼎：《東林列傳》卷十六《李三才傳》。
１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六三《科試考三》。
２陳鼎：《東林列傳》卷十六《李三才傳》。
３《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傳》。下引本傳者不另作注。
４顧憲成：《涇皋藏稿》卷八《贈山東僉憲李道甫序》。
１顧憲成：《涇皋藏稿》卷五《與李漕撫修吾》。
地加以鎮壓。如浙江人趙一平自稱是宋室的後代，在徐州聯絡孟化鯨、馬登儒等，欲在萬曆二十八年二月起義，結果謀事不慎，為李三才捕獲。當然，李三才也深知造成地方不安局面的根源在於皇帝的貪婪，於是連連上疏陳述礦監稅使給地方帶來的危害，要求神宗停止遣派。但神宗對於這些來自地方的正當呼籲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李三才的奏疏也常常以當時神宗慣用的「留中」手法不了了之。萬曆二十八年（1600），李三才以十分激烈的措詞再次向神宗上疏：「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使小民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亂者。」神宗仍無動於衷，這份奏疏也被擱置一月有餘。於是李三才上疏更尖銳地指出：「一旦眾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風馳塵騖，亂眾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也沒有得到神宗的任何回音。其實，神宗並非不知道派遣礦監稅使的危害，萬曆三十年當他突然得病，自以為快要駕崩時就曾下詔召回礦監稅使，改革一切弊政。但次日清晨，他又突然復元了，後悔昨天的做作，派遣宦官將已下達的詔令手諭硬從閣臣手中搶了回來。李三才得知此事後，再上疏告誡這種危險的狀況，仍如泥牛入海。
然而，神宗對李三才言辭激憤的奏疏並非不放在心上，不過是把對這種纏擾的厭惡默默地銘記，一旦有借口和機會再示以懲戒。這樣的機會終於來了。當時運河清口一段河水乾涸，阻隔了船隻的來往，需要開浚並建立新閘。李三才對整個工程進行盤算，大約要花費二十萬兩白銀才能完工，明廷無力支出這筆巨款，他就請朝廷留下北運的漕粟暫時用作工費。這一建議遭到戶部督儲侍郎趙世卿的反對，李三才看到自己的計劃無法實現，借口有病向神宗提交了辭呈，藉以對趙世卿施加壓力。早就對李三才不滿的神宗自然不假思索就應允了。淮揚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給事中曹於汴，御史史學遷、袁九皋都紛紛上章要求挽留李三才，其中史學遷更直截了當地指出：「陛下以陳增故欲去三才，托詞解其官」。神宗心虛，又不願收回成命，只好不予理睬。李三才不得不離開鳳陽到了徐州，上疏催請神宗另外選派替代的官員來，結果沒有得到回音。恰好這時趙世卿的職位由另一個侍郎謝傑代替，謝傑也向神宗上疏挽留李三才，神宗迫於無奈，又找到了下台的借口，就命令李三才仍在原任供職，直到新任命的接替者來到，但神宗竟然始終沒有派出這樣一個接替者來。
李三才對礦監稅使深惡痛絕，屢次上疏請求罷除都毫無結果。於是他開始採取一些積極的對策，打擊在他轄區內作威作福的陳增及其爪牙，他暗地裡留意礦監稅使的爪牙中哪些是最為貪暴的，買通死囚在受審招供時引這些為害最深的爪牙為自己的同黨，然後將他們一一捕殺，從而使得陳增及其追隨者大為喪氣，不得不略為收斂。這種隱蔽的打擊活動一直進行到萬曆三十二年陳增死去才停止。與此同時，李三才還不斷上疏力陳己見。如萬曆三十年，神宗因得龍孫，一喜之下就下詔頒布撤並礦稅等一些針對以前弊政的補救辦法，但在地方上毫無執行這一詔令的跡象。李三才認為這與內閣首輔沈一貫的執行不力有關，上疏陰詆沈一貫，繼而又明言是由於沈一貫害怕自己權力落入次輔手中，從中作梗，「而致新政阻格」。神宗為此十分震怒，嚴旨責問李三才，並罰了李三才五個月的官俸。
由於李三才的政見，如推補空缺的官員，罷遣礦監稅使等都與當時的東林黨人看法相同；而且他結客遍天下，善於交際，與東林黨的主要領導人顧憲成是至交，深得信任；另外，他又不屬於京師的在朝派，只是地方上呼籲改革，因而他也被公認為是東林黨的巨魁。事實上，他自己也是常常站在東林黨的立場上，為東林人物作辯護的。如他曾上疏說：「諸臣只以議論意見一觸當塗，遂永棄不收，要之於陛下無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錮諸臣，復假忤主之名以文已過，負國負君，罪莫大此。」實際上是明顯地為顧憲成、高攀龍等在東林書院講學作辯護，同時也是暗裡指斥輔臣沈一貫等當政者假公濟私、打擊報復等不法行為。
李三才在淮、徐一帶治理漕政，巡撫鳳陽諸府長達十三年之久。他在那裡狠狠打擊陳增等礦監稅使的威風，實行了不少恤民的惠政，深得百姓的擁護，名聲漸漸遠揚，職銜則擢至戶部尚書。當時，因朝中內閣缺少人選，有人就建議改變過去單從翰林院提拔毫無實政經驗的詞臣作輔臣的慣例，而從地方上有豐富經驗的官僚中加以選拔。當時，地方官員中，數李三才的名聲最響。不久都察院的都御史也告缺，需要推薦合適的人選，這樣，李三才被選中的可能性相當大。但李三才被認為是東林黨中的一個重要人物，深深為當時在朝的浙黨等反對派人物所忌恨。於是他們紛紛上疏彈劾李三才，以阻止他的當選。如工部郎中邵輔忠攻擊李三才是「大奸似忠，大詐似直」，並且一一列數了李三才的「貪、偽、險、橫」四大罪狀。御史徐兆魁又繼之猛烈詆劾李三才。按照常例，一旦受到彈劾，官員就得辭職迴避，等待皇帝的最終裁決。但李三才不僅沒有這麼做，反而「盛氣陳辯，不自引去」１，從而引來了更多的非議和更深的敵意。與此同時，顧憲成為了讓東林黨人在朝廷中爭得一席之地，以便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不顧輿論的喧嘩，分別寫信給輔臣葉向高和掌握吏部銓選大權的孫丕揚，一方面為李三才辯白，一方面極力稱讚李三才廉直可用，向他們推薦。這兩封信為好事的吳亮附載在邸報上，在朝野廣為流傳，結果更使輿論大嘩，反對者引以為據更加起勁地攻擊李三才。喬應甲甚至列出了李三才「十貪」「五奸」的罪狀，進而發展到攻擊整個東林黨。當時為李三才辯護的人也不少，除顧憲成外，還有胡忻、曹於汴、段然、史學遷、史記事、馬孟禎、王基洪等。這樣，李三才任用與否的問題，實質上演變成為一個東林黨與浙黨等反對黨之間的黨爭問題了，並且成為萬曆朝東林黨與反對黨之間最為激烈的一次直接交鋒。錢謙益對此曾評論道：李三才一事，導致「物議旁午，飛章鉤黨，傾動朝野。從此，南北黨論，不可復解，而門戶之禍，移之國家矣」１。面對這種複雜的情況，李三才無能為力，只好請求罷職。他一連向神宗上了十五次辭職的疏章，都沒有得到回音，他就不等神宗允許，自動離職卸任，回到通州定居了。結果對什麼事都興趣索然的神宗也沒有為此責罰他。
李三才離任回籍之日，與當地百姓離別的場面頗讓人感動。那天，淮、徐一帶百姓「老幼提攜，填街塞巷，擁輿不得行。已而相與頂輿號泣，一步一吁，及抵舟，又挾兩岸號泣，奪纜不得行」２。以後，淮、徐一帶百姓為了紀念李三才給他們帶來的好處，集資修建了生祠，「聚族為之肖像其中，朝夕起拜於其下不絕」３。這些都說明了李三才有良好政績和威望。
１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李尚書三才》。
１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李尚書三才》。
２顧憲成：《涇皋藏稿》卷五《與吳懷野光祿》。
３顧憲成：《涇皋藏稿》卷五《與吳懷野光祿》。
李三才回家後，倣傚顧憲成、高攀龍等在東林書院講學授徒，也在家鄉置辦起雙鶴書院，並在那裡講學。但是，東林黨的反對者們並沒有忘記他，害怕他東山再起，因而繼續尋找機會打擊李三才，而李三才的性格也為這種打擊提供了機會。《明史》中《李三才傳》評論他「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撫淮十三年，結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為眾所毀」，說得不無道理。李三才曾對顧憲成說過，他自己「恥效俗人飾邊幅，裝格套於青天白日之下，作鬼魅技耳」４。即使與明朝一般的正統、刻板的官僚，他也是扞格不入的。有一次，頗有政績的呂坤與李三才論學，李三才竟視他為迂闊，中途不辭而別。李三才在給神宗的奏疏曾提出過「用人未必賢而必才行」５的觀點，這一方面是他陽許張居正，而同時也是對自己的一個真實寫照。在生活上，他也是十分豪放的。撫淮時，有一次顧憲成路過去拜訪他，李三才頭日招待顧的不過是家常便飯。到了次日，他突然盛陳百味，顧憲成大惑不解，李三才解釋說昨天因為沒有錢才吃些家常便飯，今天偶爾有了就擺了這些菜。《東林列傳》的作者陳鼎借此說明李三才善於操縱權機，實際上這正是李三才豪放、灑脫、敢說敢為性格的體現。這種性格即使在李三才家居以後也沒有絲毫改變。他外出時，喜歡有大批追隨者和朋友相伴，以致他所過之處，常常是車馬填巷。因而，他在家鄉建造了較為豪華的住宅也是可信的。而這恰恰為忌恨他的人提供了口實。萬曆四十二年，御史劉光復上疏彈劾李三才盜用皇木和侵佔公地來營建私第，並且暗裡控制著銓部推舉之權。李三才只好上疏陳辯，請求派人查核。不久，其他一些忌恨李三才的人也紛紛詆毀他，其中有李三才一手提拔起來的李征儀、聶心湯，為此他十分傷心和憤怒，更加堅決地請求會勘。神宗命李征儀及吳亮嗣前往勘問。次年，首劾李三才的劉光復因犯事被關進監獄。李三才表面替劉求情，要神宗釋放他，暗裡卻竭力地為自己和東林黨辯白。同時，他又寫信給閣臣方從哲，公開指斥他「必欲置僕於死地」１。這一切更引起眾人對他的不滿。會勘的結果自然是不利於他，仍以劉光復所陳的事實送呈神宗。神宗至此毫不客氣地將李三才落職為民。
天啟元年（1621），新興的後金政權不斷騷擾明朝的東北邊疆，遼東告急。御史房可壯請求起用李三才。於是圍繞著李三才的可用與否，又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力言宜用者有之，力陳不可用者更有之，相爭不下，終究沒有結果。天啟三年（1623），熹宗重新任命李三才為南京戶部尚書，他還沒來得及赴任就因病離世了。但事情還沒有了結，不久，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得勢，全力打擊東林黨人。李三才被目為東林巨魁，而在王紹徽編的《東林點將錄》中名列榜首，從而再次被削籍，皇帝給予的封誥亦予剝奪，直到崇禎初年才恢復。
李三才有詩才，錢謙益的《歷朝詩集小傳》有他的傳，陳田的《明詩紀事》卷一一、朱彝尊的《明詩綜》卷五二都收有他的詩。他在管理漕務時又有一本記載自己言行的《漕撫小草》，陳子龍等編的《明經世文編》卷四二一也選錄了他的六篇奏稿。另外，據光緒五年的《通州志》１和《明詩綜》，４顧憲成：《涇皋藏稿》卷六《中丞修吾李公漕撫小草序》。
５陳鼎：《東林列傳》卷一六《李三才傳》。
１《東林列傳》卷十六《李三才傳》。
１清光緒《通州志》卷八《人物誌·鄉賢·李三才傳》。
李三才還著有《雙鶴軒詩集》、《灼艾集》、《無自欺堂稿》、《誡恥錄》和《鷦鷯軒詩集》等，可惜現均不存。
第三節楊漣楊漣（1572—1625），字文孺，號大洪，湖廣應山（今屬湖北）人。他終生致力於爭「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案以正宮闈，反閹黨以遏止魏忠賢，為挽救混亂的政局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楊漣的青年時代，正是「東林」方興的時期，他對於顧憲成等人以天下為己任、不畏權勢、敢於訾議朝政的氣節非常敬佩，每遇東林講會，他一定千方百計趕到無錫，與東林諸君子探討性理之學，共商治國之道。彼此志同道合，逐漸成為東林黨的後起之秀。
萬曆三十五年（1607），楊漣考中進士，當了常熟縣的知縣。為了真實瞭解當地民情，他常常青衫布履，深入田間、民舍，微服察訪，「遍知閭裡利病。」１深受當地群眾的擁戴。後因「舉廉吏第一」２，升為戶科給事中，不久又改為兵科給事中。
楊漣為人光明磊落，不肯巴結權貴。當時神宗已多年不見朝臣，鄭貴妃與外朝的官吏多有勾結，壟斷後宮，離間神宗與太子朱常洛的骨肉之情，居心叵測。楊漣識破了鄭貴妃的陰謀，深深為太子的前途和命運擔憂。在他看來，太子是一國之本，「國本」動則天下亂。因此他把穩定太子的地位與愛國忠君聯繫在一起，堅決支持太子朱常洛。萬曆四十八年（1620），神宗久病不愈，按禮應召太子朱常洛入御榻前侍藥膳。但由於鄭貴妃從中作梗，太子竟不得與其父相見。楊漣一面暗遣人曉諭東宮伴讀王安，要他叫太子「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爭取接近神宗的機會，防止鄭貴妃假傳聖旨，惑亂朝政。同時，楊漣又聯合科道敦促大學士方從哲率百官赴乾清宮問安，以示朝臣之力。方從哲懼鄭貴妃遷怒於己，便百般推諉，說：「帝諱病。即問，左右不敢傳。」楊漣立即引宋代文潞公河內臣的故事，要方從哲率百僚一日三問「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方從哲不便再推，只好照辦。神宗死後，在青宮苦熬了四十年之久的太子朱常洛終於登上了帝位，是為光宗。然而，這位多災多難的皇帝登基後四天，便一病不起。當時宮中紛紛傳言，說光宗之病是因為鄭貴妃進美女八人致使光宗身體虧損。又唆使中官崔文升進瀉藥，使其病情加重。楊漣聽到這些傳言深為光宗擔憂，決心清除鄭貴妃對光宗的威脅，於是便聯絡朝臣，共請鄭貴妃移宮，將她從光宗身邊趕開。又上疏劾崔文升「用藥無狀」，同時揭露鄭貴妃欲封皇太后的野心。楊漣此疏，語言犀利，火藥味很濃，大家都擔心光宗看後會很不高興。疏上三日，仍沒有動靜，正要鬆一口氣，忽然宮中傳出話來，皇上將於明日召見大臣，並特宣楊漣和錦衣衛官校。朝臣們心裡都知道，宣錦衣衛官校入侍，一般都是令其執行「廷杖」。大家推測楊漣此次被召一定是凶多吉少。方從哲勸楊漣趕緊上疏請罪，楊漣執意不從，稱「死即死耳，漣何罪？」
次日上午，眾臣入朝光宗。光宗有氣無力地說了些要大家各盡其職，效忠朝廷的話，便把目光轉向楊漣，盯了他許久，始終不說一句話。大家正在擔心，忽聽光宗歎了一口氣，指著楊漣對大家說：「此真忠君。」１下旨驅逐１陳鼎：《東林列傳》卷三《楊漣傳》。
２《明史》卷二四四《楊漣傳》。下引本傳者，不另作注。
１《東林列傳》卷三《楊漣傳》。
崔文升，收回封鄭貴妃為太后的聖旨，並且還讓楊漣當上了顧命大臣。
楊漣對光宗的信任非常感激，從此更是孜孜不倦，誓死報效朝廷。
九月初一，光宗駕崩。他的寵妃李選侍欲學當年的鄭貴妃，準備將光宗的長子朱由校藏起來，「挾皇長子自重」２。外臣周嘉謨亦以皇長子既無嫡母，又無生母為理由，主張撫孤於李選侍。李選侍陰狠狡詐，光宗在時，她便恃寵驕橫，獨霸後宮。皇長子朱由校的生母王氏便是被她害死。後來她又趁光宗病重，與鄭貴妃勾結，要求封鄭貴妃為皇太后，封自己為皇后。一次光宗被她糾纏煩了，便召幾位大臣商量，準備封她為皇貴妃。不料躲在門幔後偷聽的李選侍不滿意，竟然從幕幔後伸出手來將站在光宗旁邊的長子朱由校拉進去，耳語了一番，便將其推出。朱由校當即便跪在地上請父皇封李選侍為皇后。如此僭制違禮，不僅使在場的大臣面有怒容，連光宗也為之「色變」。如果讓這個野心勃勃的女人挾持了皇長子，必然會干預朝政擾亂國體。楊漣等一批正直朝臣決意鋌而走險，力挽狂瀾。
當天上午，楊漣、左光斗促同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等朝臣一齊到乾清宮。剛至乾清門，便有內宦持梃攔路，不許入內。楊漣大罵道：「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為？」說完便揮手擋開槍梃，眾朝臣一擁而入。大家哭靈完畢，發現長子朱由校並未在光宗靈柩前守靈，心中暗暗吃驚。問左右的宦官，皆支支吾吾，不敢作答。楊漣見光宗的心腹太監王安以目示意西暖閣，當下會意，轉身對大家耳語了幾句，大家便一齊向西暖閣跪下，齊呼求面見儲君。李選侍擁著朱由校躲在西暖閣，哪裡見過如此陣勢，早已嚇得六神無主。王安隨即入內，假意勸說，稱皇長子面見眾臣後即可送回。說完便拉著朱由校出閣，等在外面的眾臣連忙把朱由校擁入早已準備好的輦車，護駕退出乾清宮。李選侍這才回過神來，慌忙吩咐左右的宦官快去擋駕。宦官們追來拖住轎子，大聲叫嚷：「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楊漣大怒，大聲斥罵道：「殿下群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復畏何人？」眾宦官被罵得啞口無言，這才悻悻退去。
楊漣等人將朱由校抬至文華殿，當即舉行了「正東宮位」的典禮。並且議定於本月六日在乾清宮即帝位。
李選侍見皇長子被擁走，十分惱怒，無奈大局已定。她決定賴在乾清宮不出，以此要挾朱由校封她為皇太后。消息傳出，舉朝皆憤憤不平，奏請李選侍移宮的章奏接連不斷。李選侍遣宦官召太子入乾清宮議事，被楊漣阻擋。他正色道：「殿下在東宮為太子，今則皇帝，選侍安得召？」怒目將前來傳話的宦官逼退。
九月初五，眼見太子登基大典將近，而李選侍仍賴在乾清宮不出。楊漣心急如焚，又聯絡諸大臣聚集慈慶宮，要大學士方從哲帶頭請太子下詔驅李選侍移宮。方從哲卻不以為然地說：「遲亦無害。」楊漣辯爭道：「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為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當時有人提出李選侍是光宗的舊人，逼之太急是否有失體統。楊漣立即斥之道：「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並且表示「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其他大臣亦紛紛贊言助之，詞色俱厲，驚動了殿中的太子。太子遣人斥群臣退去，楊漣仍不肯服從，繼續抗辯道：「選侍陽托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在楊漣等的堅持下，朱由校只好下旨遣李２《蘧編》卷十三。
選侍即日移宮。李選侍接旨，知敗局已定，只好哭哭啼啼地遷出乾清宮。次日，朱由校正式登基，即熹宗，改次年為天啟元年。
從光宗駕崩到熹宗登基，前後不過六日。楊漣為輔佐太子順利登基嘔心瀝血，幾乎是夜夜不寢。史書上稱在六天內「漣鬚髮盡白，帝亦數稱忠臣」。天啟三年（1623），拜楊漣為左僉都御史。次年，又升為副都御史。
然而，這位在楊漣等正直朝臣捨命扶持下才得以登極的皇帝，並沒有像東林黨所希望的那樣革除萬曆朝弊政，相反卻是變本加厲，更加荒淫奢靡，昏庸無能。宦官魏忠賢和熹宗的乳母客氏相勾結，在宮中獨攬大權，肆意為虐。那些邪惡派的官吏也紛紛投靠魏忠賢，結成「閹黨」，打擊和排斥東林黨人。楊漣懷著滿腔的悲憤，決心挺身而出，討伐魏忠賢。
天啟四年（1624）六月一日，楊漣將寫好的奏疏藏在懷裡，準備趁早朝時面奏皇帝，當場揭露魏忠賢。不巧當日免朝，楊漣「恐再宿機洩」，只好交會極門轉呈皇帝。楊漣在奏疏中列舉了魏忠賢的二十四條罪狀，揭露他迫害先帝舊臣、干預朝政，逼死後宮賢妃，操縱東廠濫施淫威等罪行，最後指出魏忠賢專權的惡果是「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請求熹宗「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
楊漣此疏，字字句句，如雷霆萬鈞，擊中魏忠賢的要害。魏忠賢聞疏後驚恐萬狀，慌忙跑到熹宗面前哭訴其冤。又叫客氏在旁遊說，為自己開脫。兩人一唱一和，弄得熹宗真假難辨，好壞不分。反而溫言撫慰魏忠賢，「嚴旨切責」楊漣。
自此以後，魏忠賢對楊漣恨之入骨。天啟四年（1624）十月，魏忠賢矯旨責楊漣「大不敬」、「無人臣禮」。將楊漣革職為民。
擠走了楊漣，魏忠賢仍不肯善罷干休，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天啟五年（1625），魏忠賢指使「閹黨」大理丞徐大化劾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借興「汪文言之獄」謀害楊漣等人。錦衣衛北鎮撫司指揮許顯純在魏忠賢的授意下對汪文言嚴刑逼供，要他誣陷楊漣受賄。汪文言寧死不屈，仰天大呼道：「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許顯純無計可施，只好自己捏造供狀，誣陷楊漣、左光斗曾受遼東經略熊廷弼賄賂。魏忠賢立即遣錦衣衛緹騎前去逮捕楊漣等人來京審訊。
六月，楊漣被逮押送北京，沿途群眾聞訊，皆為楊漣鳴不平。他們自動夾道哭送，所過村市，「悉焚香建醮，祈佑漣生還」。
六月二十八日，楊漣被下鎮撫司詔獄審訊。許顯純將錦衣衛的諸多酷刑一一用於楊漣，折磨得他遍體鱗傷，氣息奄奄。後來提審時楊漣被折磨得無法坐、立，許顯純便讓打手給楊漣帶上桎梏，拖他到堂上躺在地下受審。楊漣仍不屈服，在獄中寫下《絕筆》，繼續陳述「移宮案」的真相，痛斥魏忠賢紊亂朝綱。魏忠賢得知後氣得七竅生煙，令許顯純立即殺掉楊漣。
七月庚申夜裡，許顯純令緹騎在獄中處死楊漣。臨刑前，楊漣咬破手指，寫下血書一封。稱「欲以性命歸之朝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寫完便仰天大笑，奔赴刑場。死時「土囊壓身，鐵釘貫耳」１，慘不忍睹。
忠心報國，力戰「閹逆」，貫穿了楊漣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動。史家評價１《碧血錄》血書。
他「為人磊落負奇節」２，是極為中肯的。
崇禎初，楊漣冤案平反，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號「忠烈」。
２《明史紀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賢亂政》。
第三十三章趙南星高攀龍第一節趙南星趙南星（1550—1627），字夢白，號儕鶴，別號清都散客，真定高邑（今河北元氏）人。萬曆二年（1574）中進士，從此步入仕途，以後經歷了數次起落。
趙南星性格強直，負意氣，重然諾，有燕趙任俠慷慨之風，這在他早年即已為人所識。中進士後，在汝寧（今河南汝南）任推官，因治行廉平，遷為戶部主事，開始任職於朝中。當時張居正當政，權赫一時，一次偶爾染病，滿朝大臣遍走群望，並齊為張居正祈福，趙南星頗不以此等諂舉為然，與顧憲成、姜士昌相戒這段時間不登張居正門。
後趙南星起任文選員外郎。他上了一道奏疏，陳說天下四大害：其一是干進之害。他舉例說：吏部尚書楊巍請求休致，左都御史吳時來謀代楊的位子，又忌諱戶部尚書宋纁的聲望，恐將由宋來代楊，就連連上疏排擠宋纁。「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１其二是傾危之害。他列舉了幾個正直官吏被迫自免後，還有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職，於是宵小就每思中傷誣陷，以逼迫正直官吏盡數遠離朝廷。他沉痛地指出：「眾正不容，宵小得志。」其三為州縣之害。說州縣官吏日益腐化，民生為之日益交瘁。其四為鄉官之害，說鄉官因著天高皇帝遠，在地方上控制一方，甚至權力大於守令，橫行無忌，也沒人敢奈何。趙南星為此大聲疾呼：「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
奏疏發出，朝臣議論趙南星所言極是。但由於趙南星抨擊了一些朝官，引起一些不滿，遂有給事中李春開起而反駁。給事中王繼光、部曹姜士昌等相助趙南星，並揭發吳時來、詹仰庇等讒諂的事狀，李春開為之氣沮。但趙南星不久即以病去職，再次起用時，任吏部考功郎中。
萬曆二十一年（1593），趙南星與吏部尚書孫■、左都御史李世達主持「京察」大計。所謂「京察」，原是明廷考核京官的制度，凡六年一次，每逢巳、亥之年進行。在京察中，根據官員的政績、品行，秉公分別給予升任、降調或罷官等獎懲，凡是在京察中被罷官的，終身不復起用。因此，京官多很緊張，又加上這次主持京察的趙南星、孫■平日常秉公行事，故自覺己職不妥的官員更加惴惴不安。果然，趙南星又一次顯示了決不徇私的決心。開首就將自己姻親給事中王三余連同孫■的外甥員外郎呂胤昌斥出，一時間公論所非議的人，貶斥將盡。王錫爵此時以首輔還朝，想對一些人進行庇護，而趙南星等人的察疏已上，王錫爵想要庇護的人都已名列黜單之中，王錫爵深為之恨恨不已。
趙南星大忤閣臣，於是就有人找機會報復他。恰在此時，言官論劾員外郎虞淳熙、郎中楊於廷、主事袁黃不稱職，應予免黜，而孫■認為虞淳熙、楊於廷還可留用。於是反對者們就抓住了這件事彈劾趙南星專擅權勢，培植黨羽，趙南星立被貶職三級，孫■也被奪俸。孫■即接連上疏乞休，李世達因自己與趙南星同掌京察事務，上疏為趙南星辯訟，神宗不理。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等交替上章論救；其中員外郎陳泰來言語尤切，不免對１《明史》卷二四三《趙南星傳》。下引本傳者不另作注。
神宗有所觸動。神宗大怒，貶斥趙南星為民，將陳泰來等貶官。此次京察所引起的軒然大波遂以趙南星退居鄉里而結束。
趙南星被貶回鄉間閒居，名聲反而更高，國人皆以他與鄒元標、顧憲成齊名並稱「三君」，朝裡朝外舉薦他復官的上疏百十回，但終萬曆朝，趙南星再未入朝復官。
光宗被扶上皇帝寶座後，趙南星方被重新起用，任太常少卿，不久即改右通政，又進為太常卿，擢為工部右侍郎。光宗死，熹宗即位後，他又於天啟二年（1622）十一月拜為左都御史，再做監察官。趙南星此次上任，更加雄心勃勃，慨然以「整肅天下為己任」。
天啟三年（1623），時為癸亥年，又一次京察大計開始。趙南星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掌其事，以給事中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在萬曆朝結黨亂政，議廢黜四人。吏科給事中魏應嘉力持不可，趙南星遂撰《四凶論》，終將四人黜去，一時天下為之大快。此年冬十月，趙南星替代張問達為吏部尚書。
當時干請之風甚囂塵上，只要文選郎一出來，即被相邀，或為親朋或為故舊謀求官職，不如意就相罵逐人，選郎不免要忍氣吞聲。趙南星素來痛恨此種弊風，特立獨行，銳意澄清，貴官們有所幹請，即碰一鼻子灰。久之，朝內外都懼他性嚴，不敢向他開口請官。
魏忠賢因趙南星嚴直之名遠揚，對他不輕易有所犯，有時反而在皇帝前稱趙南星任吏部尚書很稱職，並想拉攏趙南星為己所用。他派遣自己外甥傅應星謁見趙南星，趙南星拒而不見，魏忠賢也無奈何。一次，趙南星與魏忠賢因公事並坐於弘政門，趙南星一臉肅然正氣對魏忠賢說：「主上衝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為善。」魏忠賢雖未答對，已怒形於色。大學士魏廣微本是趙南星老友魏允貞之子，卻趨附魏忠賢，入內閣後，因著父親與趙南星的關係，幾次到趙南星門上請求謁見，都被拒之門外，趙南星歎息老友沒有這種兒子，言語傳到魏廣微耳中，魏廣微對趙南星更加恨之入骨，就與魏忠賢勾結起來讒害趙南星。
當時東林黨勢已大盛，葉向高、韓爌任於內閣，趙南星以掌吏部銓選之便，大舉東林黨人為官。一時間，眾多正直官員列於朝中，高攀龍、楊漣、左光斗掌管刑部，李騰芳、陳於廷任於吏部，為趙南星副貳，餘者著名的東林黨人如魏大中、袁化中等皆在朝為官，因為眾多官員皆素為民所稱譽，朝廷氣象為之一新，於是朝野望治。
趙南星助東林黨人張勢，不免被小人所側目，讒言日起。趙南星請休致，沒有獲准。天啟四年（1624），御史崔呈秀在淮、揚任巡撫，貪贓枉法，還朝待考核。高攀龍舉發他惡行，趙南星議將崔呈秀遠戍。詔書下來，只將崔呈秀革職以待後效。崔呈秀夜晚徑投魏忠賢門，叩頭涕泣，請乞為義子，又說：「不去南星及攀龍、漣等，我兩人未知死所。」魏忠賢點頭以為然，就與崔呈秀商議從哪裡下手。
山西缺巡撫，此事給魏忠賢等閹黨一個機會。趙南星認為太常卿謝應祥可巡撫山西，將謝的名字列在擬定名單最開首。御史陳九疇受魏廣微之命，說謝應祥與魏大中有師生之誼，故而魏大中在文選郎夏嘉遇面前為自己老師謀此官。原來魏大中曾參劾魏廣微，魏廣微忌恨不已，遂使陳九疇不利於魏大中。魏大中、夏嘉遇上疏自辯，趙南星、高攀龍又極言謝應祥素孚人望，非為魏大中、夏嘉遇徇私之故。魏忠賢大怒，遂矯旨，黜去魏大中、夏嘉遇，連帶陳九疇也黜去，又責趙南星等人朋謀結黨。趙南星求去職，魏忠賢又矯旨切責，放歸趙南星。第二天，高攀龍也引退而去。不久，趙南星所檢取的官員多因忤逆於魏忠賢，而被罷免，於是一朝盡為魏忠賢黨羽。
閹黨忌惡趙南星，必欲除之而後快。御史張訥彈劾趙南星十大罪，又將所謂趙南星的私黨十數人並黜，趙南星削籍，趙南星以前所貶斥的官員皆得以拔用。
天啟五年（1625），趙南星因汪文言獄詞連及而被下撫按提問。趙南星送被戍於代州（今山西代縣）。趙南星在戍所仍是賦詩飲酒，唾罵笑傲，一如平時。天啟七年（1627）十月卒於戍所。終年七十八歲。崇禎帝繼位後，追諡趙南星為「忠毅」。
趙南星一生為世所重，因他「不以謫居畏禍，少有貶損。人謂寇萊公、蘇子瞻無以過也」１。王士禎更稱「高邑趙忠毅公北方偉人，天下望之如泰山北斗。」２趙南星喜賦詩為文。曾刊行並加注《女兒經》，有《趙忠毅集》、《味檗齋遺書》、《芳茹園樂府》、《史韻》、《學庸正說》、《笑贊》等傳世。
１《列朝詩集》。
２王士禎：《蠶尾續文》。
第二節高攀龍高攀龍（1562—1626），字雲從，改存之，別號景逸，常州無錫（今屬江蘇）人。萬曆十七年（1589）己丑科進士，授行人司行人。行人司主要負責捧節、奉使一類禮儀性的工作。地位較低，但聲望卻較高，升轉也較容易，故新科進士向來以任行人為榮。初入仕途，即居清要，可謂出師大利。己丑科會試主考官是趙南星，這一層師生關係為其日後的仕宦生涯埋下了伏筆。在高攀龍生活的時代，王守仁的「心學」已頗受知識分子推崇。高攀龍並未追逐潮流。他不尚空談，尊崇程朱之學，認為「宗文成（指王守仁）者謂文清（指薛瑄）病實，而不知文成病虛。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虛病見矣，吾輩當稽弊而反之於實」１。當時四川按察司僉事張世則上疏批判程朱理學，並進獻自撰之《大學初義》，請求頒行天下學宮。高攀龍懷著維護「正教」，鏟辟「邪說」的責任心，當即上疏力駁其謬，指責張世則之說是「穿鑿虛幻之談」，一旦其書流布天下，必然會「人人得自騁其私，浮詞邪說充塞天下，二祖列宗之教蕩然掃地」２。神宗以為然，張世則之書遂不行。萬曆二十一年（1593），又值京察之年。吏部尚書孫■主持，吏部考功郎中趙南星及左都御史李世達協理。這次京察，史稱「秉公澄汰」，「無所循私」，孫■的外甥吏部文選員外郎呂胤昌、趙南星的姻親都給事中王三余也在被斥黜之列。許多由內閣輔臣循私引用的私人都因不稱職而被貶免。孫■等為收回吏部獨掌銓選的大權，改變慣例，未將斥黜名單通知內閣即上奏神宗。閣臣對此大為不滿。
恰逢此時言官彈劾吏部屬臣虞淳熙等人，神宗怒孫■不引罪自責，罰俸三月。閣臣乘機擬旨切責吏部專權結黨。孫■被免職，趙南星削籍。陳泰來、於孔兼、顧允成、薛敷教等上疏申救，也先後被貶。
吏部右侍郎趙用賢生性鯁直，與首輔王錫爵不和。戶部郎中楊應宿為討好王錫爵，上疏彈劾趙用賢不該「論財逐婿」，毀婚約將女另嫁，請求依法治罪。這時，出使在外的高攀龍回到北京，面對朝廷上奸邪得勢的情形，非常憤慨，當即上疏指斥楊應宿阿諛閣臣。楊應宿反擊。神宗盛怒之下，把兩人都趕出朝廷。高攀龍被遠謫廣東揭陽縣典史。
攀龍二十五歲時曾從顧憲成一道講學，並從此「始志於學」，終生以宣講程朱之言為己任。被貶出朝後，他取道閩浙前往廣東，「所至亦講學不輟。尋入武彝謁蔡元定祠，憩朱熹精舍，益以道學為己任」１。高攀龍在揭陽供職僅七月，即因事辭職回到家鄉無錫。不久丁憂，索性以親喪隱於鄉野，不再出仕，家居近三十年。
高攀龍在學術上主靜，他認為：為人「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向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１許獻：《東林書院志》卷七，葉茂才撰：《高攀龍行狀》。
２陳鼎：《東林列傳》卷二《高攀龍傳》。
１陳鼎：《東林列傳》卷二《高攀龍傳》。
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１。這種思想與同鄉名士顧憲成相近。顧憲成自萬曆二十二年（1594）免官之後，一直閒居在家，潛心研究程朱之學。高、顧二人志同道合，來往密切。
高、顧二人雖然都推崇程朱，但他們並非一味地空談心性，而是主張躬行實踐，主張經世致用。無錫原來有一座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當時已廢為僧捨。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風、無錫知縣林宰的幫助下，顧憲成重修東林書院，公開聚眾講學。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於孔兼等志同道合者紛紛參與其中。一時名聲大噪。那些不為當朝佞幸所容，退處林野的士大夫聞風向附，乃至書院常常擁擠不堪。有著強烈的經世致用意識的東林名士們不是為了講學而講學，而是要過問政治。所以，他們在講學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臧否人物，「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所不恥也」２。「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副東林書院的楹聯是他們救世濟民的崇高理想的真實寫照。
顧、高等人聚眾講學，議論國政，名聲日大。許多仰慕東林名聲的賢士大夫也紛紛建造書院或與東林書院聲氣相通，東林黨漸漸形成為一支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
萬曆四十八年（1612），顧憲成卒。高攀龍乃專講席，聲望日重，儼然東林黨首。
高攀龍講學，志在經世。但家居三十餘年，不為當朝所用，也難免生出一些消極避世的念頭。他與歸子慕的應答唱和詩中反映出這種情緒。歸子慕，字季思，昆山人，著名文學家歸有光之子。其人清真靜好，隱居田園，形如孤雲野鶴，頗有陶淵明的遺風。據安希范《天全堂集》記載：高攀龍神往歸氏隱居蕭寂之趣已久，遂在萬曆三十三年（1605）十月路經昆山時前往西岡村拜訪。高攀龍深為歸子慕「對榻草蔬田舍話，一林主人心」的靖節遺風所感動，兩人於是結成金蘭之契。歸子幕在《己亥二月過高存之漆湖精舍》一詩中寫道：常懷耦耕好，君今啟我意。
共為隴畝民，欣然以沒世。１受歸子慕影響，高攀龍也萌生了隱居化外，不理塵囂雜事的念頭。他在《送辰州守瞿元立》２一詩中充分表達了這種心情：我欲賦《招隱》，言念斯民厄。
以君之操持，所至有膏澤。
誠然振五品，何必恃三尺。
郡齋有餘閒，即是林間客。
得意且歸來，共泛五湖碧。
但是，這種消極的想法終歸只是一時的念頭，一旦有機會，高攀龍還是要經世救國的。苦等了三十餘年，機會終於來了！
萬曆四十八年（1620），神宗駕崩。即位不足一月的光宗也龍馭上賓，１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五八。
２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五八。
１陳田：《明詩紀事》庚簽卷十六。
２陳田：《明詩紀事》庚簽卷十六。
熹宗朱由校登極。東林黨人由於在萬曆朝護衛太子有功，在此期間勢力大張，充斥朝廷各個關鍵崗位。高攀龍蒙鄒元標推薦，被起用為光祿丞。天啟元年（1621）又進升為光祿寺少卿。
這時的東林黨人本可以乘此勢力大張之機表現得大度一些，把萬曆年間的京察、國本之爭、「三案」的爭端等一筆勾銷，彌合與齊、楚、浙諸黨的罅隙。可是東林黨人黨見太深，一味意氣用事，以致黨爭愈演愈烈，終於釀成魏忠賢專權的慘禍。
內閣首輔方從哲性柔懦，難堪大事。東林黨人目之為奸邪，必欲去之而後快。東林大將孫慎行首先以「紅丸案」事發難，上疏指斥方從哲有「弒君之心」，下廷臣會議。高攀龍隨即上疏指責方從哲交結外戚，「表裡為奸，心不知有君，無逃首惡之罪」１。方從哲終於在滿朝籍籍聲中辭職下野。為繼續壯大東林黨勢力，扶植後進，鄒元標在京城創建首善書院，高攀龍積極參與其事。不久，高攀龍升任太僕卿，擢刑部右侍郎。
天啟四年（1624），廷推高攀龍任左都御史。當時，趙南星任吏部尚書。高攀龍認為師生不當分掌部院，否則只能為人提供口實，力辭，不成。
這時魏忠賢勢力日張，群小爭附。高攀龍認為「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須殺其毒。宜如歸德相公，勸化諸璫勿與吾輩為敵」２。所以，他並沒有像楊漣等人那樣把矛頭直接指向魏忠賢，而是指向了依附魏忠賢的崔呈秀。但這種做法實際上非常愚蠢，只能起到為淵驅魚的作用。果然，崔呈秀為逃脫懲罰，急走魏忠賢所，拜魏忠賢為義父，謀求庇護。適逢會推山西巡撫，高攀龍等推薦謝應祥。御史陳九疇誣蔑部院營私結黨。魏忠賢乘機以皇帝名義嚴旨切責。高攀龍被免職。不久，南京御史游鳳翔又告訐高攀龍挾私排擠，高攀龍進而被削除官籍。崔呈秀餘恨未消，又從織造太監李實處逼取空印紙，以李實的名義彈劾周順昌、高攀龍等人，遣錦衣衛緹騎前往無錫逮捕高攀龍回京。高攀龍聞訊，視死如歸，晨赴宋儒楊時祠告祭，然後從容安排好後事，衣冠赴水而死。時年六十五歲。
崇禎初年，魏忠賢閹黨被剷除，高攀龍被追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曰忠憲。高攀龍一生著述有《周易簡說》、《春秋孔義》、《高子遺書》等。１陳鼎：《東林列傳》卷二《高攀龍傳》。
２陳田：《明詩紀事》庚簽卷十六。
第三十四章張溥張采第一節張溥張溥（1602—1641），初字乾度，後改天如，號西銘。南直隸蘇州太倉（今屬江蘇）婁東人。生於萬曆三十年三月二十三日（1602年5月14日）。明末著名的江南黨社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
張溥出生於封建大家庭。這個家庭「多隱痛」，充滿著尖銳矛盾。伯父張輔之，歷官南京工部尚書。父親張詡之，太學生，有子十人。張溥排行第八，且為婢出，故「不為宗黨所重，輔之家人遇之尤無禮，嘗造事傾陷詡之」１。詡之既歷憂患，為擺脫困境，改變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日延師教子，唯望子之有成。張溥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刻勵承志，發憤讀書。他六歲入學，七歲能日誦數千言。更可貴的是，「所讀書必手鈔，鈔已朗讀一過，即焚之。又鈔，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處，指掌成繭。冬日手皸，日沃湯數次。後名讀書之齋曰『七錄』，以此也」２。
明末社會動盪，各種矛盾錯綜複雜，各派政治勢力鬥爭激烈。這種情形在萬曆、天啟、崇禎年間，表現得最為明顯。
泰昌元年（1620），張溥十九歲，補博士弟子。自此聲名籍甚，泛交一時名賢。是年，他結交同裡張采，成為平生最知心的朋友，契合無間，同求進益，共倡黨社，齊名者「婁東二張」。其後，張溥又結交東南名士杜麟徵、夏允彝、陳子龍、宋徵璧以及名宿錢謙益、黃道周等人。於是門牆日廣，呼應日靈。他所結交的朋友，後來有不少成為朝廷要員和抗清運動的中堅分子。天啟三年（1623），張溥請張采入「七錄齋」共學，時凡五年。五年中，「兩人形影相依，聲息相接，樂善規過，互推畏友。時設疑難，必爾我暢懷、歸於主裡」１。
張溥的文學主張，深受同鄉王世貞的影響，「文必六經，詩必六朝」。
他也是名聞遐邇，年富力強的文壇新秀。
明代江南素以經濟發達、文化繁榮著稱於世。然而，各種社會矛盾也特別尖銳複雜。江南地主與封建朝廷的鬥爭亦始終沒有休止。明中葉以後，隨著階級鬥爭的發展，當地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往往採取以文會友、聚會結社的形式，一面聯絡感情，廣交朋友，選擇知己；一面學習制藝，揣摩風氣，議論時政，從中積蓄和壯大自己參政的政治勢力。而有明一代，江南士子由集會讀書、議論時政，最終演成政治運動，干預政權，影響最大者莫過於「東林黨」。
東林起後，踵之者不絕。張溥不但勤學，刻苦進取，有「志為大儒」。
而且為人寬厚熱情，有兼容並包的風度，尤以文章獎掖後學。以故四方奔走其門者，不計其數。一時門庭若市。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幹練人物，很有號召天下的組織才能。
天啟四年，閹黨魏忠賢逆勢方熾，羅織罪狀，陷害東林黨人以及朝中剛１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一。
２《明史》卷二八八《張溥傳》。
１張采：《知畏堂集》卷九《祭張天如文》。
正之士，鬧得朝政大亂，天下黑暗，人人自危。張溥不畏強權，頂著逆風，慨然在蘇州創立「應社」。「應之為名，有龍德焉」１。一時間，天下士子紛起響應。皖之徽州、寧國、池州、太平、淮陽、廬州、鳳陽，浙江寧波、紹興、金華、衢州等郡邑諸名士相繼入社。「因名其社為應社，與萊陽宋氏、侯城方氏、楚黃梅氏遙相應和。於是，應社之名，聞於天下」２。
應社社友，以「尊經復古」為己志，評騭五經制議。最初入社者十有一人，各主「五經」文字之選。張溥、朱隗主《易》；楊廷樞、吳昌時、錢旃主《書》；楊彝、顧夢麟主《詩》；張采、王啟榮主《禮記》；周銓、周鍾主《春秋》，遂開明季集體治學，分工互助之先河。應社名義上以讀書為社事，實際上是旨在提倡名節、改變社會風氣。因此，它「成於數人之志，而後漸廣以天下之意」，很快由江南擴及江北，進而發展到河北等處，故史有江南應社、江北應社、河北應社諸名目。
天啟七年（1627）八月，熹宗去世，五弟朱由檢嗣位，年號崇禎。十一月，魏忠賢死，詔磔其屍，人心大快。張溥作《五人墓碑記》，滿腔熱情謳歌當年為反抗閹黨暴政而英勇就義的蘇州市民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五人「激昂大義，蹈死不顧」的精神，揭露魏逆竊弄權柄、殘殺忠良的罪行，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這篇碑文，充分表達出張溥崇善辟惡、發揚正義、彰闡幽潛、激勵後人的政治態度。崇禎元年（1628）春，張采成進士，張溥以選貢生入京師太學。時，諸貢生俱願交歡溥，爭識顏面，因集諸多士為成均大會。宇內名卿碩儒，聞溥名，亦皆願折節訂交，騷壇文酒，笈筐車騎，日不暇給，由是「婁東兩張」名徹都下。張溥、張采「目擊丑類猖狂，正緒衰息」，遂在京集同志組織「燕台社」（或稱「燕台十子社」）。燕台社的出現，預示著二張將由以文會友、學習制藝進而涉及當朝的政治問題。不久，張溥歸里，草檄文將避匿在太倉的顧秉謙驅逐出境。顧為魏忠賢黨人，在天啟朝曾任內閣首輔、《三朝要典》總裁，陷害正人，作惡多端。
崇禎初年，文社四起。而執牛耳者，張溥也。崇禎二年，他以天下為己任，在吳江縣令、湖北人熊開元的支持下，於吳江召開「復社」成立大會——尹山大會，合南北各地文社為一社。「期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因名曰復社」１。復社上承東林，旗幟與東林無異，所以一般都目其為東林黨人。它以江南為中心，是東南之一大社，歸入其內的各地文社有：江南應社，松江幾社，蘇州羽朋社、匡社，浙西聞社、莊社，浙東超社，江北南社，江西則社，歷亭席社，昆陽雲簪社，武林讀書社，山左大社，中州端社，萊陽邑社，黃州質社等。張溥既合諸社而為一，乃立規條，申盟詞，定程課，以振興經術，恢復古學，培養人材，拯救封建統治為先務。在組織上，由各郡邑推擇一人為社長，司糾彈要約，往來傳置之事。同時集各社之文而銓次之，目其集為《國表》，由張采作序冠弁首。集中詳列社友姓名，「以示門牆之峻；分注郡邑，以見聲氣之廣」１。以此觀之，復社儼然一在野政黨。其「黨羽半天下」，遍及天南地北，分佈於江蘇、安徽、浙江、１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卷一《廣應社序》。
２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一。
１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一。
１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一。
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山東、山西、陝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僅有姓名可考者即達三千零二十五人２，文數千餘首。「從來社集未有若是之眾」，「社藝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後名魁鼎甲多出其中」。復社聲勢震朝野，張溥也就更加深孚眾望了。
崇禎三年秋，張溥中舉人，並在南京召開復社第二次大會。翌年春，京師會試，張溥為會魁，其門人吳偉業為會元。此次考試，一破往例，吳偉業的會元稿不是按故事由他的房師李明睿作序，而是以張溥名噪甚，由他鑒定出名，從而引起李明睿大怒。及殿試，張溥授庶吉士，吳偉業中榜眼。是時宜興人、內閣首輔周延儒第一次見到張溥，對他十分賞識，「恩禮倍至」。而張溥以周延儒之器重，得以「任意臨事，輒相可否，有代天言作誥命者，文稿信口甲乙」３。為此，同館皆妒忌他，閣臣溫體仁等權貴亦由此側目之。是年，張溥懷著敬仰之心，在北京謁見大科學家徐光啟，虛心向他求教。他說：先師徐文定公」亟嘗予廷對一策」，「勉以讀書經世大義」。「公初筮仕入館職，即身任天下，講求治道，博極群書，要諸體用」４。徐光啟的志向、為人和經世致用的治學精神使他深受感動。
崇禎五年冬，張溥請假歸里，營卜宅兆，安葬其父，居家著述。吳偉業以張溥門人，「聯捷會元鼎甲，欽賜歸娶，天下榮之。遠近謂士子出天如門者必速售」。於是大江南北的學者紛紛爭及其門，拜其為師，徒眾群集。有云：此時溥有門生七千人。此說不免誇張，但亦可見威望之高。崇禎六年三月，張溥在蘇州虎丘召開復社第三次大會。山左、江右、晉、楚、浙各地到會者數千餘人，座無虛席，觀者甚眾，會場內外人山人海，水洩不通，熱鬧非凡，競以復社之名為殊榮。規模之大，氣氛之熱烈，為三百年來所未見，此是復社歷史上最盛大的一次會議。這次大會標誌著復社和婁東二張的名望已經達到了頂峰。以致四方稱二張至有「不敢以字」，而曰「西張」、「南張」，「西張先生」、「南張先生」，「二張夫子」；稱太倉四社長為「四配」，溥十門人為「十哲」，十兄弟為「十常侍」，又有依托門下，效奔走展財幣者五人，則名「五狗」１。
在科舉取士的歷史條件下，文社的盛衰與科場的榮辱密切相關。好修之士以文社為學問之地，而馳騖之徒則以文社為功名之門。虎丘大會前後所表現出來的「復社聲氣遍天下，俱以兩張為宗」的局面，實質上是江南地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要求參與政權的呼聲日益高漲的深刻反映。各地學者紛紛登名社錄，爭入張溥之門，其源蓋由於他獎掖進門弟子「不遺餘力」２，大有把持科場之勢。有人公開說：春秋兩試，「孰元孰魁，孰先孰後，庶常（按：指張溥）已編定無遺人矣」３。又有謂：「賴其獎擢成名者數十百人」；「中式者皆復社之人」。「所以為弟子者爭欲入社，為父兄者亦莫不樂之子弟入社。迨至附麗者久，應求者廣，才雋有文倜儻非常之士，雖入網羅；而嗜名２蔣逸雪：《張溥年譜》附錄《復社姓氏考訂》，齊魯書社1982年版。３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二。
４張溥：《農政全書·序》，見《農政全書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１以上參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二。
２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二。
３見蔣逸雪：《張溥年譜》，三十一歲條。
躁進、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竄其中矣」１。遂使復社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由讀書會文之地而變為爭逐勢利之所。張溥企圖借廣收門徒以控制知識界、把持科場，最終達到左右政權之目的。而執政大僚則由此惡之，伺機製造事端，構詞架陷。
崇禎六年六月，周延儒與溫體仁的鬥爭達到白熱化，結果以周延儒被罷、溫體仁繼任首輔而告終。這時溫體仁弟育仁欲求入社，不許，遂指使宜興吳炳作《綠牡丹傳奇》，描寫復社選文選字之醜態，並命梨園搬演，廣為宣傳，溫體仁由此首開攻訐復社之端。浙江社友深感恥辱，致書溥和采，要求洗刷，二張專程赴浙會見學臣黎元寬。黎下令書肆毀刊本、究作傳主名，執溫育仁家人下獄。溫體仁遂與二張開隙，並由此而深慮「溥雖在籍，能遙執朝政，乃令心腹往官吳地，伺其隙而中之」２。選御史路振飛為蘇松巡按，此即為其之重要防範措施。至秋天，遇太倉歲歉，張采作《軍儲說》，以為救荒之策，張溥撰跋語。蘇州府推官周之夔借此誣陷二張「悖違祖制，紊亂漕規」。次年十二月，以黎元寬從二張之命，下令將其革職。八年七月，周之夔在准旨致仕之時作《復社或問》，發洩他對復社和二張的不滿情緒。九年五月，太倉人陸文聲因事挨過張采的鞭撻，欲報私仇；又以輸貲為監生而求入社不得，上疏謂：「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溥、采為主盟，倡復社，亂天下」。３首輔溫體仁下所司議之。提學御史倪元珙、兵備參議馮元颺、太倉知州周仲連三人以為復社無可罪，皆貶斥，嚴旨窮究不已。十年，「無賴惡少年蜂起飆發，縱橫長安中，俱以附會時相，矜誇旦夕得大官矣」１。二月，「有宿嫌於二張」的周之夔揣當國溫體仁之意，不遠千里，由閩入京，呈《復社首惡紊亂漕規逐官殺弁朋黨蔑旨疏》，云：「二張且反」，並語及陳子龍、黃道周、夏允彝諸人。上「疑之，下其事撫按」２，令從「速嚴查具奏」。溫體仁以陸文聲和周之夔訐奏為借口，「將興大獄」３，欲置復社和二張於死地。自此二張日處危疑震驚之中，直至六月溫體仁罷去，始一展眉。十一年，陳子龍、徐孚遠、宋徵璧輯《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又四卷，溥嘗助其成，且為之作序。
此時，雖然溫體仁已去位，但復社和二張的困難處境並沒有改變，相繼為首輔之張至發、薛國觀「皆傚法體仁，蔽賢植黨」，「不喜東林」。十三年四月，有托名為徐懷丹者作《復社十大罪檄》，誣二張倡復社，「下亂群情，上搖國是」。檄中所捏十罪為：僭擬天王、妄稱先聖、煽聚朋黨、妨賢樹權、招集匪人、傷風敗俗、謗訕橫議、污壞品行、竊位失節、召寇致災４。其實所加十罪，除三、四兩款恰恰說明復社聲氣之廣、威望之重外，其餘無一事有真憑實據，有的是望文生義，有的是捏詞詆毀，有的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有的則純屬怪誕不經、無稽之談，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同月，黃道周被捕下獄。張溥歷來以文章氣誼為重，與朋友周篤，聞友患難如１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二。
２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二。
３《明史》卷二八八《張溥傳》；蔣逸雪：《張溥年譜》三十五歲條云：此事「似猶未得其實也」。１陳子龍：自撰《年譜》，崇禎十年條，《陳忠裕公全集》，嘉慶八年刊本。２陳子龍：自撰《年譜》，崇禎十年條，《陳忠裕公全集》，嘉慶八年刊本。３《明史》卷三○八《溫體仁傳》。
４陸世儀：《復社紀略》卷四。
身受，遂與陳子龍等急議謀解，願「傾身家圖之」，以事未成而深感愧對道周先生。六月，素惡復社之溫體仁黨、內閣首輔薛國觀因招權納賄諸事被罷回籍，不久，詔逮入都，賜死１。最高統治集團鬥爭形勢的變化轉而對復社有利，也可以說是復社倒薛的勝利。
崇禎十四年二月，詔起周延儒，復為首輔。延儒，溥座主也。原來裡居時，頗從東林游。既陷錢謙益，遂仇東林。但他與溫體仁又有尖銳矛盾。及主會試，所取士如張溥等又皆東林。比至失勢被罷回家，而溫體仁輩益橫，張溥的朋友一時皆得罪。溥甚憂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為然。這次，「其獲再相，溥有力焉」２。實際上完全是張溥為其奔走效力、利用復社倒薛（國觀）的結果，也是延儒與張溥等人互相利用的結果。因此，延儒被召復起，「溥等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謝諸公。』既入朝，悉反體仁輩弊政」３，多用復社之人，朝政一新。「此皆溥之力也」，是張溥在「遙執朝政」方面發揮重大作用的產物。
張溥不但在政治上以天下為己任，有兼包並蓄的組織才能，成為「在野政黨之魁傑」。同時，在文學上也很有成就。陳子龍稱其所刊之《七錄齋詩文合集》曰；「今觀天如之書，正不掩文，逸不逾道，彬彬乎釋爭午之論，取則當世，不其然乎？待其命志良不虛者，要亦乘時鼓運之事也。」４崇禎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張溥與張采重訂共讀之約，以冀再展宏圖，不幸，病根已深而不可治，五月初八日（6月15日）卒於家５。時年四十歲，「千里內外皆會哭」，私謚曰「仁學先生」。
「十年著作千秋秘，一代文章百世師」１。張溥才華出眾，思想敏捷，著作繁富，涉獵經、史、文學各個方面。他死後，御史劉熙祚、禮科給事中姜埰等交章言溥「砥行博聞，所纂述經史，有功聖學，宜取備乙夜觀」。周延儒亦大力薦之。崇禎皇帝遂於十五年八月，下詔徵集張溥所著之書。有司先後錄上三千餘卷２。現存的有：《詩經註疏大全合纂》、《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五種紀事本末》、《宋史論元史論》、《歷代史論》等。
１《明史》卷二五三《薛國觀傳》。
２《明史》卷二八八《張溥傳》。
３《明史》卷三○八《周延儒傳》。
４陳子龍：《陳忠裕公全集》卷二五《七錄齋集序》。
５計六奇：《明季北略》謂溥死於非命。曰：周延儒再召，通內而贄幣帛者為馮銓，奔走而線索者系張溥和吳昌時。溥與昌時皆為畫策建功之人。「淮安道上，張溥破腹，昌時以一劑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二人也。」由此觀之，則溥為昌時所毒死。是為一說，姑以存疑。
１黃道周：《明漳浦黃忠端公全集》卷四七《哭張西銘二章》，清道光九年刊本。２《明史》卷二八八《張溥傳》。
第二節張采張采（1596—1648），字受先，又字來章，號南郭，與張溥同裡３。因張溥居西郊，張采居南郊，人稱西張、南張，合稱「婁東二張」。張溥重名義，張采尚節概，相得益彰，砥濯自勵，同齋共學，關係最好，且為姻家；又兩人志向相同，共倡復社，世稱「復社二張」。與張溥一樣，張采也是明季江南黨社運動的重要領導者之一。其一生主要事跡，除見於前篇介紹張溥中所述，尚可記者有如下數端。
天啟七年（1627），張采中舉人。崇禎元年（1628）春，在京應會試，及榜發得第三名，成進士，已而歸里。時昆山縣士民積怨魏忠賢黨人顧秉謙，「聚眾焚掠其家」。顧秉謙為邑人所逐，倉皇竄匿太倉。張采素恨其「庸劣無恥」，與張溥率裡中諸生將其趕出太倉，人心大快１。同年十一月，授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令。張采的性格與張溥有所不同，「溥性寬，泛交博愛，采特嚴毅，喜甄別可否，人有過，嘗面叱之。知臨川，摧強扶弱，聲大起」。崇禎三年秋，以疾乞假歸家，「士民泣送載道」２。可見，他在臨川任上頗有一番政績。
有明一代，轉輸漕糧入北京和支付各衛官軍糧食，是江南人民最為繁重的賦役負擔。是時，倉糧以養本地之軍，名曰軍儲。它與漕兌不同。漕兌苦於運軍勒索，耗贈日多，而軍儲則在地方交納，絕無耗贈，小民利之。崇禎六年秋，太倉州大風殺稼，米價騰貴，斗米值千錢，漕糧無輸。知州劉士鬥，「廉明仁恕，為立州以來第一人」，欲紓民，乃與張采、張溥共謀救荒之策。張采以民命為重，深入實際，廣咨博訪。蘇州府胥吏宋文傑言：蘇州府屬縣八，太倉、鎮海兩衛獨隸婁衛軍，軍儲四萬九千石，分支長洲、吳縣、昆山、嘉定、吳江、常熟、太倉七邑。考軍儲舊制，其初兩衛之軍原在本地支銷，後來分支各邑。誠能使支獨歸太倉軍儲，越歲而收，又無增耗，即可減漕糧十分之七，此目前救荒之善策也。張採得之大喜，即著《軍儲說》一文，甚言散征各邑之苦，獨歸太倉之便，建議太倉州以軍儲代漕兌。張溥以為可，為作跋語於後。並與張采一起共謁劉士斗而詳言之。張采的建議有益於救荒，是可行的。當時太倉州民王延等人條陳荒政亦以請復軍儲舊額為言，主張將各邑額派太倉、鎮海兩衛軍儲抵本州之漕兌。劉士斗也積極支持張采的意見，申文上司，認為太、鎮兩衛坐居本州，如以太倉州軍儲代漕兌，即以本州之糧給本州之軍，軍民兩便，而官軍就近支領尤樂從。而內閣首輔溫體仁黨、蘇州府推官周之夔應監兌，得劉士斗申文，欲借此陷之，並傾兩張，遂竭力加以攻擊，甚至「干戈橫起」，誣張采、張溥「悖違祖制，紊亂漕規」。指責劉士斗「行媚鄉紳」。劉士斗為此被連降四級，改署昆山縣事１。張采對此大為不平，說是「夢想不到」的怪事，表現出他強烈不滿晚明黑暗統治的鮮明立場。其後，周之夔還秉承溫體仁等人的旨意，多次借張采的《軍儲說》３蔣逸雪：《張溥年譜》載：萬曆三十年張溥出生時，其「友人張采已七歲」。據此，張采當生於萬曆二十四年。
１此事，《明史》卷三○六《顧秉謙傳》繫於崇禎二年。
２《明史》卷二八八《張溥附張采傳》。
１以上見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二。
大做文章，於崇禎九年八月和十年二月分別到應天府和京師訐奏二張，陰謀置其死地。
崇禎十四年五月張溥歿後，與周之夔同為溫體仁黨的刑部侍郎蔡奕琛，以薛國觀案被捕入獄，而不知張溥已死，乃訐溥「遙握朝柄」，懷疑他坐罪系出於張溥之所為，因言張采「結黨亂政」。於是崇禎皇帝下詔嚴責二張回奏。張采以「溥實臣至交，生同砥礪，死避羅弋，負義圖全，臣不出此」的明確態度，上疏辯誣，備述復社端倪，指出周之夔的《復社或問》和徐懷丹的《復社十大罪檄》都是有意陷害。疏曰：「竊維文者，昭代之所重；社者，古義所不廢，推廣溥志，不過楷模文體，羽翼經傳耳，未嘗有一毫出位躍冶之思也。至於《或問》及《罪檄》，此忌溥者羅織虛無，假名巧詆，不惟生者不聞，亦溥死者不知。若使徐懷丹果有其人，臣願剖心與質；倘其人烏有，則事必誣構。獨念溥日夜解經論史，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即今嚴綸之下，並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臣雖與世隔越，孤立杜門，而兢兢勉學，頗知省察，不欲一字自欺，豈敢一字欺皇上。謹據實回奏」１。疏上，崇禎帝以「書生文社不足究」，降旨勿問；又得首輔周延儒從中幫忙，事即得脫。
崇禎十七年三月，明朝滅亡。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起張采為禮部主事，尋進禮部員外郎。後，乞假去。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渡長江，福王出逃，南京陷落。奸人素銜張采者，群擊之死，復用大錐亂刺之。已而蘇。同年八月以後，曾與陳子龍一起在浙江嘉善水月庵避難。順治五年（1648）卒，時年五十有三。其著作今存者有《西晉文》二十卷等。
１以上見《明史》卷二八八《張溥傳》和蔣逸雪《張溥年譜》四十歲條。第三十五章劉宗周黃道周第一節劉宗周劉宗周（1578—1645），初名憲章，字起東（啟東），紹興府山陰（今紹興）水澄裡人。自號秦望中山人、還山主人、讀易小子、山陰廢主，晚年更號克念子、別號念台，又以遷居山陰蕺山之麓，自稱蕺山長、蕺山長者、蕺山長病夫宗周。人稱念台先生、蕺山先生。弟子稱蕺山夫子、蕺山劉子、子劉子。友人稱其念檯子。父親劉坡，為諸生。母章氏妊五月，劉坡去世。萬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1578年3月4日）生，為遺腹子，因家貧，依母居外祖父章穎家。在外祖的培養下，七歲入塾，學習勤奮，手不釋卷。十八歲，應童子試，名列第二。二十歲舉鄉試。萬曆二十九年（1601），再次入京會試，中進士。會母喪，居家守制三年１。三十一年八月，拜本省德清縣許孚遠為師。孚遠，是與王守仁共倡心學的湛若水的四大弟子之一唐樞的學生，「篤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信仰王學，反對王學與佛學合流，認為後之學者所言的「良知」，是不明王學之宗旨，「非文成之正傳」１。劉宗周、馮從吾、丁元薦三人是他最得意的門徒。萬曆三十二年六月，宗周得官行人司行人。
劉宗周步入政界之日，恰是皇帝深居宮苑、不視朝事，國勢日衰之時。
為了挽救明皇朝的危亡，他抱著「一日未死、一日為君父之身」的忠君思想，立朝守正，事君不以面從為敬，始終「清直敢言」，前後上疏凡百餘次，指陳時政得失，崇正辟邪。雖所論皆深中時弊，然往往以忤旨而被黜，三次革職為民，排斥在野。
萬曆四十年（1612）正月，入東林書院謁高攀龍，結為道交。四月，奉命往江西建昌冊封益王朱常■。翌年四月，以「今日宗藩之困亟矣，國家受宗藩之困亦亟矣」，上《萬世治安疏》，請行議爵、議祿、議官、議教、議養、議制六事，曰：「臣觀今日之勢，蓋已岌岌乎盡踏漢、唐季世之轍矣。爵濫而輕，祿侈而匱，官不惟賢，制不盡利，庶而不富且教，其能久而不亂乎。」２疏入，不報。神宗反於同年五月下詔堵塞言路，諭內閣和都察院：「年來議論混淆，朝廷優容不問，遂益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傷國體。自今仍有結黨亂政者，罪不宥。」３時有宣城人國子監祭酒湯賓尹與昆山人左諭德顧天峻各「收召朋徒，聚集講學」，攻擊東林，人稱宣黨、昆黨。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等亦力排東林，與宣、昆兩黨「聲勢相依，大臣多畏避之」４。宗周為人尚氣節、重操守，乃上疏為東林鳴不平，反對門戶之見，反對黨同伐異。謂：「邇者，皇上於人才進退，章疏是非，一概置之不理，遂使廷臣日趨爭競，黨同伐異之風行，而人心日下，士習日險，公車之章至有１以上參黃宗羲：劉宗周《行狀》和劉汋；劉宗周《年譜》，分別見《劉子全書》卷三九、四○，清道光十五年刊本；姚名達：《劉宗週年譜》，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
１《明史》卷二八三《許孚遠傳》。
２《劉子全書》卷十四。
３《明史》卷二一《神宗紀二》。
４《明史》卷二二四《孫丕揚傳》。
以東林為語柄者，臣竊痛之。」又云：東林高攀龍等有「真切學問」；「從之遊者多不乏氣節耿介之士」。「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也，攻東林可也，黨昆、宣不可也」１。此疏一出，昆、宣兩黨大嘩，飛章攻之，誣其「顛倒是非」，是效少正卯之所為，「足以亂天下而有餘」，甚至請誅宗周，「以為惑世誣民之戒」。四十二年正月，宗周以「群小在位，黨禍將興」，憤然申文吏部，請給假放歸，准之，五月抵家。
劉宗週一生從政時間名義上長達四十餘年，實際上在官之日極少，僅四年有半，絕大部分時日都是被斥落籍，教授鄉里，讀書著述。經過這次打擊，他認為「世道之禍，釀於人心，而人心之惡，以不學而進」。回家之後，遂集同志會講於蕺山解吟軒，「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並撰《心論》，曰：「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只此一心，散為萬化，萬化復歸一心」２。實質上，與王守仁「心外無物」或「心生萬物」說並無兩樣。「蕺山之學，專言心性」。宗周如此重視「心性」，並不是偶然的。其為學，從師於許孚遠，推本於周、程，得源於王守仁。其始致力於主敬，中操功於慎獨，而晚歸本於誠意。而他與王學又凡三變，始疑之，以為近禪也；中信之，以為聖學也；終而辯難不遺餘力。早年崇尚程、朱，不喜陸、王之學。中年遭受官場的磨難，始以「慎獨為主旨」，認為「慎獨之外，別無學也」，企圖從內心世界尋找人生的出路。這一時期，他大談心性之說，把「心」、精神視為天、地、人以至萬物的本原，正說明他已經從尚程、朱而轉向了王守仁心學的主觀唯心主義。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病逝。八月，光宗嗣位，在位一月而死。九月，熹宗繼位，改號天啟，重用太監魏忠賢，封乳母客氏為奉聖夫人。由於言官交章論薦，天啟元年（1621）三月，召劉宗周任禮部儀制司主事。十月入京。不久劾奏魏忠賢「導皇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出入自由。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勢將指鹿為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並請行明太祖鐵榜之制，以防止重演王振、劉瑾宦官擅權誤國之禍１。疏上，魏忠賢大怒，熹宗責其「出位妄言，好生可惡」，本欲重治，因閣臣葉向高力救，改為廷杖六十，罰俸半年。天啟二年正月，後金軍隊陷廣寧，舉朝震恐。宗周請誅喪師失地諸臣，建議急起李三才為兵部尚書，並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以及諫臣楊漣等人。熹宗得疏大加訓責，但以「語言無忌，姑不究」。六月，命為光祿寺丞。三年五月，升尚寶司少卿，九月改太僕寺少卿。此時，劉宗周以「一歲三遷，義難拜命」。尤其是看到魏璫與客氏「專權日甚」，衣冠之禍莫測，而大小臣僚又爭相攀附權勢，置國家安危於度外。加以身患疾病，遂連告三疏，於十一月獲准回籍調理。四年九月，吏部題缺官事，奉旨起宗周為通政司右通政。十月，楊漣、左光斗等人相繼因抨擊魏忠賢被削籍。宗周以正直諸臣被逐，不顧吏部行文促其赴任，拜疏固辭，乞繼續以原官在家療養，並論魏忠賢誤國之罪。次年正月，熹宗斥宗周久不赴任是「藐視朝廷，矯情厭世，好生恣放」１，第一次將其革職為民。這時正是明朝歷史上宦官為禍最烈的年代，大批正直有為的廷臣，１《劉子全書》卷一四《修正學疏》。
２《劉子全書》卷二三。
１引文據《明史》卷二五五《劉宗周傳》，詳見《劉子全書》卷十四《感激天恩疏》。１劉汋：劉宗周《年譜》，天啟五年條。
或遭殺戮，或被下獄，或削籍閒居，閹黨特務遍天下，人人自危。宗周在家一方面注視著朝廷的鬥爭和同僚的命運，對被害諸臣寄以深切的同情，聞楊漣、左光斗等六人被殺，作《吊六君子賦》，述諸子正直之業績，數閹黨矯橫之塗毒；一方面自己做好隨時被捕入獄的準備，將兒子托付門徒，把著作轉寄於友人家裡。天啟七年八月，熹宗死，朱由檢即位，更號崇禎，清除閹黨，起復被斥諸臣。
崇禎元年（1628）十月，劉宗周任順天府尹。其時，「名為反正」，實則秉權者多魏忠賢餘黨。為此，他於崇禎二年正月以病不能任事為由，乞以原官致仕，不允。九月，至京師視府尹事，尋於會極門批評皇帝求治之心太急。皇帝因登極伊始，為表示聖心宏闊，雖以所論「迂闊」而不聽，然歎其忠，亦未予懲罰。在府尹任上，宗周興學校，育人材；行保甲，戢奸宄；鋤豪右，安良善，恤下戶；懲貪官，減賦役，振風紀。同年十一月，後金軍隊抵德勝門外，京師戒嚴，崇禎帝聞警即不視事，一切章奏皆留中不報，人心惶惶。宗周懷著滿腔的愛國熱忱，上言：「國勢之強弱，視人心之安否」，請安民、軍、士、大小臣工和遠近地方之心，上亦要自安其心。又云：「吾守土官，義當與城為存亡。」最後到午門伏闕叩曰：乞崇禎帝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以定人心，固守城池。又請罷九門稅，平物價，節財用；安撫入城流民，立粥廠養老疾；巡視城防，慰問守城軍士；集士民祭于謙，要求發揚于謙精神，誓死保衛京城。人稱「劉順天」，這是對他守京城有功的最好評價。三年五月，後金軍隊東歸，京師取消戒嚴，朝廷又宴然不知後患。宗周對此十分憂慮，上書曰：「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厚民生」，請省刑罰、減賦稅，愛惜民力，直接批評崇禎帝即位以來「重典繩臣下」、「重斂責小民」１的錯誤做法，認為這種做法難「以回厄運以鞏皇圖」。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以其語侵內閣而大恨，遂以時方天旱求雨而劉宗周稱疾不修職事為借口，故意激怒崇禎降旨切責。九月底，劉宗周即被逐出都門，時守京兆甫一載。離京之日，行李蕭然，都人罷市而哭，千餘人遮道相送，至十餘里不去。
劉宗周既歸里閒居，憂王守仁之心學「雜於禪」，與佛學合流，乃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作《證人社約》十則。又著書進一步闡發心性之說，曰：「盈天地間皆道也，而統之不外乎人心。人之所以為心者，性而已矣。」「然性是一，則心不得獨二。天命之所在，即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即道心之所在」。「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氣質義理只是一性」。「性只是氣質之性，而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能以為性也」２。認為「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是統一的，「天理」與「人欲」亦非對立，否定了程、朱視兩者為對立的觀點。
崇禎八年正月，明末農民起義軍張獻忠陷鳳陽。言官劾首輔溫體仁入閣以來「專以繁刑厚斂為先務，致民窮盜起」。崇禎帝也不得不承認「前此置相不得人」，命吏部議在籍堪任閣員者。吏部尚書謝升會同廷臣舉禮部左侍郎林釬、禮部尚書孫慎行以及劉宗週三人以上。詔從之，並命長吏疾馳促上道。十月，宗周抵京。由於承旨使范仁誤傳令，和在文華殿召對時不合帝意，加以溫體仁忌之「借端以沮」，而未能入閣。九年正月，改為工部左侍郎。１《劉子全書》卷一五《祈天永命疏》。
２《劉子全書》卷八《中庸首章說》。
二月，上《痛切時艱疏》，歷數從前弊政，「請上更調化瑟」，以圖「轉亂為治」１。從而引起崇禎帝不滿，傳諭內閣，欲予重治。後反覆再三，而意稍解，降旨詰問，獎其清直，且擬大用之。溫體仁聞而懼甚，於六月嗾宗周同鄉許瑚上疏論短，謂宗周「才諝不足而道學有餘，主治未獲經綸之益，甄士殊多砥礪之功」。崇禎帝以許屬其同鄉，「所言如是，遂不果用」２。宗周不堪侮辱，連上三章，懇乞回裡。詔許之。七月出都門。臨行遺書溫體仁，痛責其「罔上」、「誣下」、「賣友」、「陰擠同官」，「借皇上之寵靈，為驅逐異己之地」的種種罪行。是月，清軍自宣鎮入昌平，皇陵告急，都城被兵。劉宗周於天津途中聞警，曰：「國難崩摧，非臣子接淅時」，乃入津城助撫軍賀世壽籌集兵糧。京師士民亦請召還劉宗周，又因溫體仁從中阻撓而罷。九月，南行至德州，疏陳時事，斥崇禎帝用人失當，「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溫體仁左右朝政，排陷異己。疏入，崇禎帝惱羞成怒。溫體仁更火上加油，上章詆毀劉宗周。遂加重處分，改成革職為民。
十一月，劉宗周回到故里。始幅巾野服，「亦無再仕之意」，閉門著述，輯《劉氏家譜》七卷，定《經籍考》、《古學經》，輯《古小學集記》和《古小學通記》，刪定王守仁《傳習錄》並作《重刻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序》等。為了挽救王守仁心學危機，劉宗周在提出「慎獨」之後，這時又以「誠意」之說示學者，謂：「天下國家之本遞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到意處已無可推矣。」１自此專舉立誠之旨，希望人們以至誠的精神進行內心省察，以求得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崇禎十四年九月，崇禎帝以劉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能及」，授其吏部左侍郎。疏請收回成命，不允。次年五月，接邸報，聞清兵破寧遠，入錦州，李自成農民軍進圍開封。面對著清軍的強大攻勢和農民起義軍的熊熊烈火，劉宗周終於拋棄了個人恩怨，改變了「無意再仕」的想法，奮起曰：「際此時艱，豈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死，一日為君父之身」２，遂風風火火帶病束裝入道。至淮安，獻聖學三篇，凡數千言，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崇聖學以需治化３。八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入朝，上振肅風紀之要，曰：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４。又上《辟門大典疏》，請嚴考選，劾糾御史喻上猷、河南巡按嚴雲京，薦舊給事中袁愷、戍籍御史成勇。首輔周延儒得疏，「怏然不悅」。十一月，清兵再次入口，京師戒嚴，崇禎帝令大小臣工上言獻策。劉宗周應詔陳言備邊大略，認為一切當「以安人心為本計」。而欲安人心，應首旌血戰陣亡盧象升，急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捕跋扈悍將左良玉，並獻防止清兵南下，召募勇士諸策１。閏十一月，崇禎帝在中左門召見廷臣，議督撫去留事，諸臣以次奏對完畢。御史楊若僑薦西人湯若望製造火器，上許之。宗周先後兩次出班奏言，極力反對。說：自古以來用兵之道，在於行仁義，有節制。火器無１《劉子全書》卷十六《痛切時艱疏》。
２劉汋：劉宗周《年譜》，崇禎九年條。
１劉汋：劉宗周《年譜》，崇禎九年條。
２劉汋：劉宗周《年譜》，崇禎十五年條。
３《劉子全書》卷十七《不能以身報主疏》。
４《劉子全書》卷十七《條列風紀之要疏》。
１《劉子全書》卷十七《應詔陳言疏》。
益於成敗，且將來必為中國之害。「湯若望西番外夷，向來倡邪說，以鼓動人心，已不容於聖世。今又創為奇技淫巧，以惑君心，其罪愈不可挽，乞皇上放還彼國，以永絕異端，以永遵吾中國禮教冠裳之極。」崇禎一聽甚為不懌，曰：「火器乃國家長技，湯若望非東寇西夷可比，不過令其一制火器，何必放逐。」２劉宗周在朝不畏權貴，不計個人安危，屢屢上書，匡救時艱，揭露晚明苛政，有時還敢於為民請命，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但是在經世致用之學方面，尤其是在對待外國科學技術方面，他居然比不上一個封建皇帝。與其同時代且同成長於江南大地的徐光啟、宋應星、陳子龍等人注重國計民生、致力科學研究相比較，就顯得更加可悲了，說明他的思想極端保守和落後。
在這次中左門召見中，劉宗周還單槍匹馬，出面申救因言事而入獄的給事中姜埰和行人司副熊開元。曰：皇上方下詔求言，乃一日而逮二言官下詔獄，「甚傷國體」。崇禎向來剛愎自用，固執己見，二言官下獄是他親自定奪的。所以劉宗周的意見更加惹火了他，怒曰：「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嚴厲責備宗周是「藐視徇私，大負委任」，「如此偏私，豈堪職憲」。同時懷疑熊開元上疏是出於宗周之指使。實際上，劉宗周與二言官素無關係。崇禎帝不容分辯，遂下「革職下理之旨」１，欲予以重處。後因輔臣奏其年老，才減為革職為民。這是劉宗周入朝以來，第三次遭此重治。十二月初，辭朝出京。
次年六月抵家門，次第成《讀易圖說》、《古易鈔義》、《證學雜解》、《良知說》諸書，繼續闡明心性之說，為王學補偏救弊。在《讀易圖說》一文中，劉宗周針對宋元以來老生常談而又各執一說的「理」與「氣」關係問題，提出「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２。認為「氣」不僅是構成天、地和萬物的本原，而且也是產生精神的「理」的根源。「理即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離氣無所謂理」，有是氣，「才有是理」３。從而否定了程、朱的「理本氣末」論。但是他又把「理」與「氣」混為一談，曰：「盈天地間一氣也，氣即理也。天得之以為天，地得之以為地，人、物得之以為人、物也」４。可見他的思想又是一個矛盾的混合體。他繼承王學，又修正王學。在《良知說》一文中，劉宗周反對王守仁「不慮而知」的先天論，因此在讚揚王守仁「致良知」說的同時，頗有貶斥王學之語。謂：「陽明子言良知，最有功於後學。然只是傳《孟子》教法，於《大學》之說終有分合。」「只因陽明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於知；仍將知字認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於心，種種矛盾，固不待龍溪（按：王畿）駁正，而知其非《大學》之本旨矣」５。明末王學的沒落，同它在明中葉崛起一樣，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劉宗週一生闢佛，晚年尤其反對佛學的玄虛，力圖使王學從與禪學的合流中擺脫出來，恢復王學的統治地位，為此他不遺餘力地為王學辯難，其結果只能是一番徒勞，「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門人董瑒說他對王學「信２《劉子全書》卷十七《敬矢責難之誼·附召對紀事》。
１參姚名達：《劉宗週年譜》，第306頁。
２見《劉子全書》卷二。
３《劉子全書》卷十一《學言·中》。
４《劉子全書》卷十一《學言·中》。
５《劉子全書》卷八。
之篤，故其辨之切」。１這說明劉宗周的整個思想傾向，直至最後還是屬於王守仁主觀唯心主義體系。他的學術思想對清代浙東學者，如黃宗羲等頗有影響。
崇禎十七年五月，劉宗周在家聞李自成農民軍攻入北京，明朝滅亡，大申所謂「討賊」之義。請紹興知府「起兵勤王」，不敢應。即親赴杭州，鼓動浙江巡撫黃鳴駿，並貽書左良玉、劉澤清、鄭芝龍諸將領，冀求會師北上「討伐」李自成。明亡已成定局，劉宗周竟如此到處奔走呼喊，誠可謂「不識時務」，充分暴露出他的封建地主階級立場比之當時一般人尤為頑固。同月，福王監國南京，起他為原官。當時李自成已經撤離北京，京城已為清兵進佔，清軍已成為主要的敵人。劉宗周卻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六月，由紹興抵抗州，自稱「草莽孤臣」，再次重彈「討賊」之義，曰：「今日大計，捨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建議福王據形勝以規進取，重藩屏以資彈壓，慎爵賞以肅軍情，核舊官以立臣紀２。又請誅內外不職諸臣。疏上，福王沒有予以施行，僅令宣付史館，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等人則因此恨甚，滋欲殺之，反誣劉宗周「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又雲勸上親征是「謀危君父」，企圖發動兵變，與史可法另立潞王於杭州。同時派人往丹陽行刺之，未成。宗周見狀，連疏請告，不允，乃於七月中至南京，八月初入朝受事。爾後，劾馬士英專權跋扈，重用親信阮大鋮。在南京小朝廷裡，福王不過徒有其名，實權操在首輔馬士英手裡。宗周既拜命，士英忌而欲去之。劉宗周上言堅決反對阮大鋮知兵，福王不聽。劉宗周遂於九月出朝，馳驛歸里。行前，陳五事：曰修聖政、振王綱、明國是、端治術、固邦本。
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陷落。六月，潞王降，杭州失守。劉宗周在家見大勢已去，歎然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１遂出辭祖墓，投水尋死，被救出。自是絕食二十三日，後勺水不下者又十有三日。六月二十四日作《示汋兒》，曰：「子職未伸，君恩未報，當死而死，死有餘悼。」越五日，作《絕命辭》曰：「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２閏六月初八日（7月30日）卒，終年六十八歲。魯王謚忠端，唐王謚忠正。清乾隆四十年追諡號忠介。
劉宗周存世的著作：主要有他的門徒董瑒編輯的《劉子全書》，計四十卷，分為語類、文編、經術三大類，收有學術專著、奏疏、書信、序跋、傳、論、議、題、揭、詩、詞以及行狀年譜等，可謂大全，其中僅奏疏即有九十八篇，刊於清道光十五年。此外尚有清沈復粲編的《劉子全書遺編》（二十四卷，道光二十九年刻版）、水澄《劉氏家譜》（十二帙，一九三三年紹興廣文印書館鉛印本）等。日本孝明天皇文久三年（1863）出版了日人桑原忱編次的《劉蕺山文鈔》二冊，共收奏疏、書信、序跋等四十四篇。
１劉汋：劉宗周《年譜》，崇禎十六年條。
２引文據《明史》卷二五五《劉宗周傳》，詳見《劉子全書》卷十八《慟哭時艱疏》。１《明史》卷二五五《劉宗周傳》。
２見《劉子全書》卷二七。
第二節黃道周黃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又作幼元、幼平），又字螭若、細遵，人稱石齋先生。漳州漳浦（今屬福建）銅山人。先世「世代業儒」１。其能「學貫古今」，除父母通經史外，他自己從小善攻讀。五歲入學，凡數年，自經傳子籍、詩賦聲律、陰陽之學，無不耽精。及長，「直以行王道，正儒術為己任」。十四歲時，「便慨然有四方之志」，第一次離開家鄉外出遊學，投奔廣東惠州府博羅縣士大夫韓日纘。他「年少軼才」；日纘「賢而好士」，家中藏書宏富，與黃道周語而大悅，謂：「此儒者也，今日任斯道者，非子其誰？」遂「得盡觀所未見書」２，開闊了眼界。居粵一載有餘，還家改習舉子業，然於時事得失，往往慷慨指畫。
自十九歲起，黃道周兩次獻時政策於布政司和按察司，皆不用，由是「知王道之難行」。二十八歲，補漳州府學生員。同年，入省城福州應鄉試，不第，歸而杜門著述，先後完成《易象》、《疇象》各凡八卷，並開始撰寫《三易洞璣》等書。其時，因家貧益甚，曾在漳州和廣東潮州收徒講學，借館谷■口。萬曆四十六年（1618），三十四歲中鄉試，名列第七。次年，應會試，落榜。天啟元年（1621），再次公車北上。二年，舉進士。尋以成績優異，被選為庶吉士，入翰林院學習館課，由此踏上仕途。
黃道周進入仕途之時，正是明代歷史上最腐敗、最黑暗的年代。皇帝昏庸，官吏貪酷，民不聊生。後金崛起，對明邊虎視眈眈，整個明皇朝已病入膏肓，積重難返，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黃道周性存忠孝，尚氣節，賤流俗，不媚權勢，立朝守正，清直敢言。因此，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幾經浮沉，屢受挫折。
為庶吉士時，值魏忠賢一夥左右朝政，虐焰方熾。道周憤其禍國病民，與同列文震孟、鄭鄤相約：「盡言報國」，揭露魏鄤擅權，挽救皇朝危機。天啟四年，庶吉士散館，他被授為翰林院編修，參與國史、實錄的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