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寫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死傷的。如《企喻歌》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
屍喪狹谷中，自骨無人收。
著名的《木蘭詩》，最初可能是北朝晚年的作品。歷年加工改造，到唐初才寫定的。先是人民的集體藝術創作，又經過文人的藝術加工。內容是寫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這首詩塑造了一個為人民所喜愛的女扮男裝去抵抗外族入侵的英武女性，一千多年來，為人民傳誦不已。
文與筆、駢文的發展魏晉以來，散文的發展，向西方面走。一是出現“文”與“筆”的對立。文以抒情，筆以應世。文是有韻的文字，筆是無韻的文字。劉勰《文心雕龍·總述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二是出現驕體文。東漢以前，辭、賦、誄、贊以外，一般文體都用散文。東漢末，散文也漸有對仗的傾向。西晉時，潘岳、陸機的文章，開始追求辭藻的華麗和對偶的工整。這一趨勢，到了南朝更加發展。辭藻愈來愈綺麗，對仗也愈來愈工整，連辭賦也都駢偶化了。駢體文也傳到北方，北朝後期的文章辭賦也都駢偶化了。
小說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記述鬼神怪異和人物軼文軼事的小說發展起來。
這和佛教的傳入，道教的興起以及門閥世族的盛興是有關系的。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魯迅對魏晉南北朝鬼神志怪一類小說興起的時代原因的說明是正確的。
三國兩晉時期是神鬼志怪小說的興起時期，現存所謂漢人小說，大概皆為晉以來文人方士之偽作。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稱，“現存之漢人小說，蓋無一真出於漢人。晉以來文人方士，皆有偽作，至宋明尚不絕。文人好逞狡獪，或欲誇示異書，方士則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衒人。晉以後人之托漢，亦猶漢人之依托黃帝、伊尹矣。”（第四章《今所見漢人小說》）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鬼神志怪小說，保存下來或部分保存下來的，還不少。其中晉人於寶的《搜神記》，成就是最高的。《搜神記》二十卷，原書已俠，今本為後人所輯錄。《搜神記》一書，保存了一些民間故事，借助神怪反映人民群眾的思想願望。如《韓憑夫婦》條宋康王（戰國宋君僵）捨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怒，王囚之，淪為城旦俄而憑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攬之，衣不中乎而死。遺書於帶曰，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裡人埋之，塚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己，若能使塚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兩塚之端，旬日而大，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互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為相思樹。
這一故事，揭露了統治者的荒淫無道，歌頌了韓憑夫婦生死不渝的愛情，並通過幻想，表達了人民的美好願望。
鬼神志怪小說之外，記述人物軼聞瑣事的小說也頗為盛行。魯迅說“漢末士流，已重品目，聲名成毀，決於片言。魏晉以來，乃彌以標格語言相尚，惟吐屬則流於玄虛，舉止則故為疏放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舊聞，或者記述近事，雖不過叢殘小語，而具為人間言動，遂脫志怪之牢籠也。”（《中國小說史略》第七篇《世說新語與其前後》）
這類小說，最早的是托名漢劉歆著的《西京雜記》。《舊唐書·經籍志上》稱“《西京雜記》一卷，葛洪撰。”《新唐書·藝文志》也作“葛洪《西京雜記》二卷”。但此書內容龐雜，人物軼聞軼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專門記載人物軼事的小說故事最早的，大約是東晉裴啟的《語林》。此書收集了漢魏以來一直到東晉穆帝時的門閥世族，名士顯宦的言行軼事。所記故事新穎，文筆清新，當時曾風行一時。東晉末年，又有郭澄之仿裴啟《語林》的風格體例，著《郭子》三卷。
這類書中，最負盛名而至今尚存的是南朝劉宋宗室臨川王義慶的《世說新語》。《宋書·宗室·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附《義慶傳》對他編纂《世說新語》沒有記載，只載他在徐州時“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之”，“愛好文義，才詞雖不多，然足為宗室之表招聚文學之上，近遠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諮議參軍，其余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為辭章之美，引為佐史國臣。”大約《世說新語》就是陸展、何長瑜、鮑照這些人集體為他編纂的。
梁武帝時，劉孝標又為《世說新語》作注，征引廣博，用書四百余種。
原作有誤，則加以糾正；事有不詳，則詳加引釋。其考證之詳確，征引之繁富，可與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媲美。
《世說新語》的語言特色，是簡明而有風致。它保存了當時一些口語。
文字簡練，往往通過三言兩句就能把一個人物性格面貌勾劃出來。
文學評論文學評論的專著也在這時期出現了。魯迅說“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藝術為藝術的一派。”《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見《而已集》）。文學的自覺包含著對文學的反思，也包含著文學批評。
先秦典籍和兩漢著作中，多有一些片段文字評論文學作品，但沒有文學批評的專門著作。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先後出現了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和鍾嶸的《詩品》等專門批評文學作品的著作。
建安時期人的覺醒和文學創作的活躍及自覺精神，是文學批評的社會基礎。漢末評論人物的清議，由人到物，對文學評論的出現也有影響。
曹丕《論文》對文學作品所以出現體裁的不同和作品優劣差異，都提出了看法。《論文》說“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宜麗。此四科不同。”又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如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已看到各體作品，有不同的要求，奏議要求雅，論說要求說理透，銘誄要求實，詩賦要求華麗。氣，是各人所具的聰明才智，各人聰明才智有高低，作品自然有高低。這是不可強求的。曹丕對文學作品的這些認識，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都產主了積極的影響。
《論文》提高了文學家和文學作品的地位。漢朝統治者把作家當作“倡優”，把辭賦比作“博奕”，而《論文》卻說，“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文學作品的價值，比壽命、榮樂還高，這就高度評價文學作品的功能和價值，抬高了文學家和作品的社會地位。
西晉陸機作《文賦》。《文賦》探討文體的風格特征，提出了十種文體，比曹丕的文體分四科要細密。《文賦》提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論精微而朗暢”，於作品的形式之外提出對作品內容的要求，比《論文》只講形式的提法更進了一步。陸機《文賦》還對創作過程、方法、形式、技巧等問題，作了比較細致的論述。但從總的方面看，《文賦》仍是重視文字技巧，對作品內容要求不夠。劉勰《文心雕龍》批評陸機的《文賦》是“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就指出了《文賦》的缺點。
《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是南朝齊梁時期東莞莒（今山東莒縣）人。家貧，一生未婚娶。晚年出家當了和尚。
《文心雕龍》是一部系統的文學批評著作。劉勰針對當時文學創作過分強調對仗、用典、辭藻、聲律、只重文字形式、不重內容的風氣，中肯地提出了批判。對於聲律，他主張“音律所始，本於人聲”，反對勉強。關於對偶，他主張“自然成對”，“不窮經營”。對於重形式輕內容，他批評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厭”。他系統地論證了文學理論方面的重要問題，討論了文學創作藝術技巧各方面的問題。劉勰已接觸到文學發展規律問題，認識了文學要反映現實。他認識到現實是夜不斷交易中，文學也在跟著現實的變易而不斷發展變化。
鍾嶸的《詩品》是專門評論詩的。他把漢魏以來的五言詩的詩人，分為上、中、下三品。自漢至梁22位詩人中，列入上品的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他認為詩是“吟詠情性”的。他反對寫詩用典。他批評顏延之的詩“喜用古事，彌見拘束”。他說劉宋中葉以後的詩作像“書鈔”一樣，沒有創造性。他說好的詩句，都是“直尋”（創造）出來的，多不用什麼典故。他反對玄言詩，說它“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經”。他最推崇建安文學，說建安風格有創造精神。他也反對過於講究聲律，認為過於講究聲律會損傷詩的自然美，所謂“使人多拘忌，傷其真美。”
鍾嶸《詩品》把詩人分為三品的作法，大約是受班固《漢書·古今人表》的影響。它和《古今人表》一樣，流於主觀。而且見解也不高明，如它把曹操列為下品，陶淵明、鮑照列為中品，卻把潘岳、陸機列為上品了。這反映鍾嶸仍沒有擺脫當時流行的形式主義文風的影響。
這裡還要提到的梁昭明太子蕭統編纂的《文選》。這是自周秦以來文章的總集。全書三十卷，李善加注時折為六十卷，以類（文體）分卷，共分為賦、詩、表、啟、贊、論、碑文、墓志、行狀、祭文等三十九類。蕭統選錄作品是比較嚴格的，略古詳今，對晉宋以來的作品選收的比較多，選的也比較精。
《文選》的出世，本身就是對古今作品的評價，它對後世也有很大影響。第五節藝術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藝術方面也有發展。無論是繪畫、雕塑、書法、樂舞，都有成就。
繪畫三國時的大畫家，有曹不興，善畫大幅人像。他是畫中國佛像畫的始祖。曹不興弟子出名的有衛協和張墨，他們在晉時被稱為“畫聖”。他們也擅畫人物，所畫人物畫不僅相貌逼真，而且富有神采。
中國歷史上傑出的大畫家東晉顧他之，就是衛協的大弟子。顧愷之善畫人物，他畫的人物，傳神致妙、栩栩如生。謝安稱顧愷之的畫是“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晉書·顧愷之傳》）。他每畫**物，常數年不點睛。人問其故，他說“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世說新語·巧藝篇》）他畫人物很注意描寫人物的特點。他“曾圖裴楷像，頰上加三毫。觀者覺神氣殊勝”（《晉書·顧愷之傳》）。他為謝鯤作像，把他畫在巖石裡。人問所以，他說“謝雲，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世說新語·巧藝篇》，下同）他要為殷仲堪畫像。“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謂眼爾！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顧愷之的人物畫，傳世的只有唐初人臨摹的《女史箴》圖卷。這是世界名畫中傑出的作品之一。
顧愷之畫人物，也畫山水。他的《雪霽望五峰》圖，能干人物背景中擴大和強調山水的氣氛。後世稱顧愷之為“山水畫的祖師”。
南朝前期，在繪畫藝術方面，是人物畫和佛教藝術的繼續發展。人物畫仍是盛行的，尤其是佛教人物畫。山水畫已有獨立發展的趨勢。
宋齊時期，繪畫方面出了很多名家，其中最有名的，在宋有陸探微和宗炳等，在齊有謝赫等，梁有張僧繇等。宗炳畫山水畫，其他都是畫人物的。陸探微，吳（今江蘇蘇州市）人。善畫人物。張懷瓘說他畫的人物肖像，“參靈酌妙，動與神會。筆跡勁利，如錐刀焉。秀骨清像，似覺生動，令人懍懍，若對神明”（《歷代名畫記》引）。謝赫《古畫品錄》把他的畫列為上品，極為推崇。
謝赫也善於畫人物。據說他“寫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歸，操筆目想，毫發皆無遺失。麗服靚妝，隨時改變，直眉曲鬢，與時競新”（《歷代名畫記》引姚最《續畫品》）。這可見他寫生的意境和技巧都很高明。謝赫把繪畫中的六法，歸納為一定的規律。六法是（一）氣韻生動，（二）骨法用筆，（三）應物象形，（四）隨類賦彩，（五）經營位置，（六）傳移模寫。他宮於寫實精神，根據自己繪畫實踐對繪畫理論有所發展，對後代繪畫也有很大的影響。謝赫所著《古畫品錄》，把魏晉以來的名畫家二十七人分為六品，對於每人都詳加評語，可以說是繪畫批評的開山祖。繪畫評論和文學評論都在三國兩晉甫北朝特別是南朝產生的。
張僧繇是梁武帝時著名的畫家。梁武帝時是南朝佛教的極盛時期，佛教寺院壁畫也以梁時為最盛。建康更是佛教寺院壁畫最集中的地區。僧郝騫的西行求法，僧迎佛陀、摩羅薩提等來中國，都將印度的壁畫畫法傳入中國。印度的畫法是暈染法。前此的中國畫，是線條法，即高古琴弦畫法。張僧繇吸取印度的畫法，以彩色在畫面上現示凹凸，為中國畫法開辟了新天地，有這樣一個故事，“建康一乘寺門上有扁額畫，為張僧繇筆跡。其花形稱天竺遺法、以朱及青綠成之，遠望眼暈如有凹凸，故人稱成寺為凹凸寺。”（《建康實錄》）這種畫法，是於線條以外，別施彩色，微分深淺，其凸出者施色較淺，凹入之處，傅彩較深，於是高下分明，有立體之勢。這和中國原來的線條畫法——高古琴弦畫法，大不相同，是畫法上的一大變。
張僧繇和顧愷之、陸探微被稱為六朝畫家中的三大家，他們的畫各有特點。《畫斷》喻三人之畫“張得其肉（豐潤），陸得其骨（清秀），顧得其神。神妙無方，以顧為最。”
晉宋之際，隨著門閥世族喜歡游山玩水，喜歡山水詩，山水畫也開始受到重視。劉宋時的宗炳就以畫山水畫出名。宗炳很喜歡游山涉水的，“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荊巫，南登衡岳”，晚年住在江陵，“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宋書·隱逸·宗炳傳》）。
宗炳著有《畫山水序》，序曰“今張綃素以遠映，則昆、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裡之迥如是則松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矣。”（《歷代名畫記》引）
宗炳同代人王微和梁時蕭賁，也是山水畫的名家。蕭賁“嘗畫團扇上為山水。咫尺之內，而瞻萬裡之遙；方寸之中，乃辨千裡之峻”（《續畫品》）。南北朝時期，北方也湧現出很多傑出的畫家。北齊時有楊子華，當時稱為“畫聖”。北周時有田僧亮，他畫“野眼柴車，稱為絕筆”（《歷代名畫記》）。
從繪畫發展史來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還是以人物畫為主，山水畫還在開始發展的階段。
書法漢字書法，也是一門藝術。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書法家輩出。三國時有鍾繇、蔡邕、劉德升、胡昭。西晉時有索靖、衛瓘、衛鑠（世稱衛夫人）。東晉時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南朝有羊欣、孔琳之、蕭思話、范曄、薄紹之、釋智永等。這是魏晉南朝系統。
鍾繇，曹魏時作過太傅。他的書法，兼善各體，尤精於隸、楷和行書。
唐代張懷瓘稱他的書法“秦漢以來，一人而已”（《書斷》）。
書法造詣最高的是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王羲之（32—379），字逸少，東晉琅邪臨沂人，官至右軍將軍，人稱王右軍。他早年曾從衛夫人受筆法，後博采眾長，創造了新體。他的書法為歷代學書者所宗尚，對後世影響很大，被尊稱為“書聖”。
王羲之的代表作有《蘭亭序》，《黃庭經》等。現在所流傳的《蘭亭序》，大約是齊梁間人或唐初人所摹臨的。
王羲之幾個兒子都善書，而以獻之的成就最大。父子二人書法齊名，世稱二王。羊欣評獻之的字“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書法要錄》）。東晉南朝的書法宗二王，十六國、北朝則重鍾繇、衛瓘。西晉末年，范陽盧諶、清河崔悅，都以書法著名，盧法鍾繇，崔師衛瓘。盧、崔兩家，世代以書法稱顯。北魏的書法，傳自盧、崔兩門。它們的特點是發展了漢魏這一系統的風格，筆力雄勁駿放，結體端莊古雅，有別於南朝二王的“流風迴雪”的韻情。在流傳下來的敦煌寫經和現在出土的北朝墓志中，我們還可看到北朝書法風格。
雕塑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雕塑藝術空前發展。這和佛教盛行、寺院林立、廣開石窟是有密切關系的。這時期主要的雕塑藝術成就都集中在寺廟和石窟裡。它受到印度藝術很深的影響。
東晉末年的戴逵，是著名的畫家，畫人物也畫山水，同時也是著名的雕塑家，善於雕塑佛像。他曾為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市）靈寶寺雕無量壽佛一尊，前後費時三年，藝術上妙絕當時。
他兒子戴頤，也在雕塑方面有很大成就。時“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腫肥耳。既錯減臂腫，瘦患即除。無不歎服焉”
（《宋書·隱逸·戴顒傳》）。
樂舞在音樂方面，這個時期對邊區各族的音樂兼收並蓄。這是這一時期的特色。這些音樂是十六國至北朝後期自西域逐漸傳來的，中間又經過幾次演變。按其傳入的順序，先有天竺、龜茲、西涼等樂。天竺樂，是前涼張重華時自天竺傳入的。龜茲樂，是前秦末呂光自龜茲傳入的。西涼樂，是後涼、北涼時在龜茲樂的基礎上，結合“胡、戎”音樂形成的。西涼樂，當時號為秦漢伎，而其所用“曲項琵琶、豎頭箜篌之徒，並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其樂器聲調，悉與書史不同”。在舞曲當中有於闐樂曲，其“楊澤新聲、神白馬之類，生於胡戎”。其來源雜有於闐、羌胡，不以龜茲為限，但與華夏卻關系不多。北魏平定河西之後，把秦漢伎改稱為西涼樂。龜茲樂的聲調也有很多變化。北魏平定北燕和通西域之後，又輸入了疏勒、安國、高麗等國的音樂。北齊時，龜茲樂盛極一時，樂工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魏、周之際，西涼樂地位提高，取得國技的稱號。北周武帝納柔然皇後，輸入了康國樂。周武帝時，有龜茲人蘇祗婆，長於彈琵琶，傳來七調和五旦。七調相當於中國宮、商、角、征、羽、變征、變官，五旦相當於十二律中的黃撞、太簇、林鍾、南呂、姑洗等五均。隋代鄭澤在蘇祗婆的基礎上，測定了其他七律的調聲，更立七均，與十二律完全配合。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糾正了多年以來太樂所奏樂律中的錯誤。這是中國音樂史上的一件大事。
舞蹈和音樂是密切聯系的。三國兩晉南北朝的舞蹈也有兩個體系，一個是三國兩晉南朝的體系，一個是十六國北朝的體系。
南北朝後期，有南北之分的音樂舞蹈趨於融合。這種融合，促進了音樂舞蹈的進一步發展。
以上關於文藝部分，大量采用王仲犖《魏普南北朝史》。仲犖在世時，本卷主編曾請其撰寫這一部分。未能實現，而仲犖去世，曷勝悼念。
第六節中外文化的交流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比秦漢時期有顯著的發展。西方的大秦（羅馬帝國和拜占廷帝國），西亞的波斯（薩珊王朝），中亞的大月氏（貴霜王朝）和昭武九姓諸國，南亞的五天竺諸國（包括有名的笈多王朝），師子國（斯裡蘭卡），都通過陸路或海路與當時的中國發生關系。它們的使者、商人、僧侶和求法者，不斷前來，從而各地的物資得到交換，科學技術和藝術、宗教也得以交流。中外文化交流，無論對中國和有關的各國，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中外人員的往來據近人研究，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同西域、南海諸國的關系，普遍都加強了。這所謂“西域”，按習慣的用法，系指蔥嶺東西極為廣大的地區。我們現在所說的西域，是指蔥嶺以西，不包含蔥嶺以東的新疆在內。專就中國同蔥嶺以西諸國的關系來說，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也較以前發展。三國時期，魏魚豢所著《魏略》，有《西域傳》，相當詳細地介紹了大秦的情況，反映了當時人對大秦的了解。孫權於黃武五年（22）派遣朱應、康泰等人出使扶南（今柬埔寨），開辟了中國與南海的交通。
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大月氏王波調遣使通魏，魏以波調為親魏大月氏王。（見《三國志·魏明帝紀》）齊王芳景初三年（239）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見《三國志·齊王芳紀》）大月氏王波調即貴霜王朝國王韋蘇特婆二世國志》對大月氏無專傳，《南州異物志》稱“在天竺北可七千裡，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數十萬匹，城郭宮室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這可補《三國志》的不足。朱應、康泰出使之後，南海各國紛紛與孫吳通使。扶南、占城、堂明諸王，於黃武中各遣使奉貢。扶南王范旃千赤烏六年（243）遣使獻樂人及方物。（《三國志·孫權傳》）康泰諸人的足跡，大約已經到了馬來半島的南端，對於印度支那半島、爪哇、蘇門答臘，乃至天竺和大秦，都有一定的了解。大秦商人秦論的東來，反映了海路的疏通。
當時全國的通都大邑，洛陽、建業、成都、交州、廣州、敦煌、長安等地，都有外國人居住。《三國志·吳志·士燮傳》稱燮兄弟在交州一帶“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裡，威尊無上”。每當出行之時，“車騎滿道，胡人夾毅焚燒香者常有數十”。這裡不但有南海商人，也有西域賈胡。魏明帝涼州刺史徐邈、敦煌太守倉慈等人，提倡中外貿易。他們撥出專款，收購本地物資，與賈胡進行交易。《三國志·徐邈傳》稱“支度州界軍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馬”，就是這個意思，倉慈對於要赴洛陽的賈胡，發給“過所”（通行證或護照），對於在當地交易的賈胡，則由官府收購其物資，以官府所有的物資和他們交易。
在南北朝時期，北魏的平城，已與粟特、普嵐（即拂菻）及昭武等國人來往。北魏遷都洛陽之後，和蔥嶺以西及五天竺各國都發生聯系。薩珊王朝和瘦多王朝都經常與魏通使。稱霸中亞的厭噠與北魏的關系尤為密切。南朝通過今四川青海一線和西域各國取得聯系，更從海上與扶南、闍婆、師子國、中天竺通使。中外人員的往來，北朝以北魏末年為極盛，洛陽城中“有百國沙門，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西夷來附者，處崦峨館，賜宅慕義裡。自蔥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洛陽城裡的外國人就有一萬余家。（均見《洛陽伽藍記》）南朝以宋、梁兩代為盛。南海各國在通使之際，均有國書，對南朝政權極力贊美。天竺迦毗黎國王月愛給宋文帝的表文說“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令，治國善道，悉當承用。”“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師子國國王剎利摩河南的表文稱“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均見《宋書·夷蠻傳》）表文所說並不是一句空話。綜合南北朝的文獻，我們就會發現，當時國際間交往的頻繁。由於貴霜王朝的解體，昭武諸國在粟特地區，陸續形成，康國、安國、何國、曹國等地的商人十分活躍。天竺方面，發多王朝之外，也有許多小國。所有這些國家，大多數和北朝有直接或間接的來往。南方師子國的沙門邪奢遺多等五人到過平城，歌營國的沙門菩提拔陀到過洛陽。2在這個時期的外來人中，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粟特人的東遷。他們在兩漢時期逐漸來到中國經商，三國頁晉時期深入內地。他們在阿富汗、印度和印支半島都有經商的據點，從撒馬爾干到洛陽，更是他們的主要活動場所。粟特文書中所見的地名，有薊城、南陽、淮陽、洛陽等地。在南方的建康、廣州、江陵、成都、乃至北方的郵，也都有他們的足跡。在五至六世紀時，粟特人聚落整批地東移，到了七河地區。
他們在都賴水流域和楚河左岸大舉發展農業，在那裡建立了他們帶有城郭的據點。在六世紀至六世紀中葉之間，粟特人也在羅布泊以西地區建立了四個聚落。甚至在唐代敦煌的戶籍中也夾雜著大量粟特人的戶籍。粟特人的活動很少越過由波斯所阻隔的地區，但是他們在鮮卑、柔然、突厥的統治地區始終是活躍著的。在北魏建國時，安同就作為拓跋珪的特使，到處活動。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發現早期的突厥碑文，竟然是用粟特文書寫的。三國時期訪問扶南的康泰、十六國時期建立後趙王朝的石勒，唐代發動叛亂的安祿山，都是屬於粟特系統的人。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來華的外國僧侶，也為數很多。見於慧皎《高僧傳》和道宣《續高僧傳》的，這一時期有天竺沙門二十二人，罽賓沙門十人，康國九人，安國二人，扶南二人，西域十三人。此外，還有師子國的比丘尼和婆羅門，他們的主要活動是傳教。慧皎按其性質，分為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等等。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把印度佛教的各宗各派搬到中國來。因此，在中國爭取建立寺院的佛圖澄、大規模翻譯佛經的竺法護、鳩摩羅什、佛馱跋陀羅、真諦等人，就顯得特別重要。
在這時期，由中國赴西域及天竺求法巡禮的沙門，更是大有人在。據梁啟超的統計，由曹魏的朱士行到北齊的僧律，有名可考者共六十三人，佚名者五十二人。
除了大量的翻譯經典之外，當時人士也寫了大量的旅行記、地方志和物見《魏書·釋老志》。
2見《洛陽伽藍記》卷四。
見《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一文，載《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中卷第28∼4頁，唐以後諸入未計算在內。
產志，反映了西域、南海的具體情況，著名的《法顯傳》和《宋雲行紀》，記載法顯、宋雲到印度求法的行程，已經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出現了各種文字的譯本和注釋。同時期的著作，目前能夠找到一些佚文的，約有旅行記二十余種，地方志十余種、異物志十余種，這是研究西域、南海的原始材料。其中，如吳人康泰的《扶南傳》、萬震的《南州異物志》、吳佚名的《交阯外域記》，晉人釋道安的《西域記》、支僧載的《外國事》、竺法維的《佛國記》、魏完的《南中志》、失名的《涼州異物志》、郭義恭的《廣志》、劉宋失名的《林邑記》、梁元帝的《職貢圖》，都是比較重要的撰述。《水經注》、《洛陽伽藍記》和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史書中，也都有些有關記載。中外物資的交流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外的物資交流超過兩漢。由於薩珊王朝的興起，絲路受阻。但是，養蠶技術先是傳到於闐，而高昌、焉著也相繼掌握了技術。後來景教僧侶把蠶種帶到拜占廷，地中海地區和波斯都有了自己的絲紡織業，因而南北朝後期就有波斯錦傳到中國。斯但因在敦煌、玉門關、樓蘭、唐朗、和闐、黑城、高有瑪爾（oyumal）和巴士高有瑪爾（bash—ovumal）都發現了各種絲綢，其時代自漢及唐；不但有中國的，還有一部分是粟特產品。近年我國的考古工作者在嘉峪關、於闐、吐魯番、巴楚，都發現過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絲綢。斯坦因在樓蘭發現的佉盧文書，有好幾處談到絲綢，還有一處談到“目前沒有由中國來的商賈，因此絲債現在不必調查。”在敦煌發現的粟特文書簡中，談到向國內（指薩馬爾干）發去絹帛若干捆。以上兩件文書都是三國兩晉時物，所說絲綢大部分靠內地供應。在吐魯番出土十六國時期的衣物疏中，絲綢制品名稱大量出現，並說到高昌地區絲織手工業的發展。當然，這種地方的產品是遠遠滿足不了西方各國的需要的。北齊後主為了給穆皇後造真珍裙挎，派人運送錦彩三萬匹，意圖和北周進行物物交換。這些運送錦彩的人都是“商胡”。（見《北齊書·後主穆皇紀》）後來北齊又和吐谷渾進行交易。有一次被北周涼州刺史史寧規知，出兵攔截，在涼州以西赤泉附近，俘虜吐谷渾僕射乞伏觸扳、將軍翟潘密、還有商胡二百四十人，騾六百頭，雜彩絲絹以萬計。（見《周書·吐谷渾傳》）南朝和西域各國來往，其中當然也包括絲綢的輸出。東晉末年，法顯在師子國看到商人供養王佛的晉地自絹扇，這當是從海路運去的。
羅馬（或拜占庭）在沒有掌握養蠶技術之前，是通過由波斯（或稍後的薩珊王朝）買來紡好的生絲或役有捻好的絲等原料，然後進行紡織。拜占庭、埃及和敘利亞是三個主要紡織工業中心。他們能夠紡織華麗的絲綢錦緞，以金線和絲線互相交織。這種紡織品，大約與《魏略·西戎傳》所說的金縷繡，《吳時外國傳》所說的金縷織成（見《太平御覽》卷八一六）相當。到了公元553或554年以後，拜占庭掌握了養蠶術以後，情況就發生變化了。但是應該指出，西方史家常說自從馬可·奧勒留於公元年遣使漢朝之後，羅馬役有再向中國派遣過使節。或者說羅馬的兩位使節分別於公元22和284年到達中國，這是最後的兩次嘗試。到了七世紀，拜占庭才又派使節來華。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說，“中國與羅馬在人員交往方面一共中斷了四世紀之見法人布爾努瓦著《絲綢之路》中譯本第35頁。
久”。（見《絲綢之路》第48頁）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在東晉穆帝訖哀帝興寧元年（345—33），拜占庭和東晉曾有過來往。北魏太安二年（45）和和平六年（45），拜占庭的使者兩次到達平城。東晉和拜占庭的來往，見《晉起居注》（《太平御覽》卷七八七引）。拜占庭使者的北魏訪問，見《魏書·高宗紀》）。《晉起居注》稱拜占庭為蒲林，《魏書》稱拜占庭為普嵐，這就造成了很大麻煩。實際上蒲林、普嵐，只是拂菻的不同譯名。古無輕唇音，拂、普、蒲讀音相近，林、嵐、菻尾音都收m，從聲韻學來看，很容易解釋。如果根據這種說法，拜占庭和中國的通使，多出東晉一次，北魏西次，所謂中斷了四世紀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中國造紙術的西傳，也是一件大事。關於這個問題，應當分兩步說，一是紙的西傳，它比較早。一是造紙術的西傳，它比較晚。根據考古和文獻記載，西漢已經有了紙。不過這種紙還不能廣泛應用。東漢蔡倫以後，紙才廣泛流行。有了紙以後，竹木簡犢和絹帛並沒有立即退出歷史舞台。自東漢以迄魏晉，都是簡、紙、絹並用。曹丕把自著的《典論》送給孫權和張昭，一部以素，一部以紙。通常的文書大量應用簡牘。新疆出土過不少西晉的簡，也有東晉時用紙書寫的文書。紙正式取代簡犢，是在東晉末年。《桓玄偽事》雲“古無紙，故用簡，非主干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見《太平御覽》卷六○五）桓玄的話當在元興元年（402）前後，這在文化史上應該算是一件重要記事。
從考古材料看紙的傳播情況，新疆一帶在漢代不是沒有紙，但比較少。
斯坦因在敦煌找到的三張紙，可能是漢代的。至於其發現的粟特文書，斯氏雖定為東漢末年之物，實應寫於永嘉亂後，這不是最早的紙。斯文赫定在樓蘭發現的紙，有嘉平四年（252）、鹹熙二年（25）、永嘉四年（30）等年號。斯坦因在羅布泊附近發現的紙，有奉始六年（270）、永嘉六年（32）年號。普魯士探險隊在吐魯番發現最古的紙是隆安三年（399）的，日本桔瑞超等人發現過元康六年（29）寫本《諸佛要樂經》和有名的前涼西域長史李柏文書。解放後，我們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發現大量文書，上起前涼，下至唐中葉。較早的文書有前涼、前秦、北涼、西涼乃至高昌的。從這些文物來看，魏晉時期大體上紙和簡並用，十六國時代已成為紙的普及時期。此外，在焉眷、庫車、巴楚、和闐等地，還發現過古代焉耆文和龜茲文乃至梵文殘卷，其時代也不早於魏晉。有的書談到，在薩珊王朝時期，紙已經傳到波斯，但數量不多，價錢還很貴。至於造紙術的真正西傳，還要晚到唐代天寶十載（75）怛羅斯戰役之後。
印度離中國比較近，來往比較頻繁，對於蠶絲和紙的認識比西方清楚，輸入的時代比較早。季羨林指出在僑低厘那所著《治國安邦術》（rthasatra）中說過“僑奢那（auseya，野蠶絲）和產生在脂那（即中國）的成捆的絲”。《摩奴法典》中也有好幾處講到絲。語法學家波爾尼在其著作中用過auseya這個詞。■胝厘耶和波爾尼，據說是公元前四世紀的人物，《摩奴法典》是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後二世紀的作品，這可見印度對於蠶絲知道的很早。它既有從中國輸入的蠶絲，又有本地的野蠶絲。它一直了解絲是蟲子生的，絲是繭抽成的，就這一點說，印度人比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高明得多。在唐代義淨等人所著的《梵語千字文》等書字，載有絹、綾、錦、繡的梵語，而《翻譯名義大集》（mahavyutpatti）中所載有關梵語尤多。不過話雖如此，一直到唐代，絲綢在印度還沒有普及。中國外傳的技術還很多，如冶鐵術即其一例。中國的漆器、銅器、玉器、瓷器和桃、杏等水果，肉桂、大黃、黃連等藥材，以及茶葉等。輸出都是從海陸兩路。時代有早有晚。絲綢輸出減少以後。瓷器就成為主要輸出品，大批由海路運銷，在英文中瓷器（hia）竟成為中國的國名。在南洋一帶考古發掘中，出土過漢代的陶瓷。在埃及西亞的出土瓷器中，以唐代及其以後的器物居多。茶葉在英語中叫tea，是從廈門話傳譯的，波斯語、印度語、俄語中叫ai，是從北方話傳譯的。名稱的不同，也反映輸出道路的不同。
從外國輸入中國的技術和各種物產也很多。外國史學家喜歡談論的是玻璃制造技術的輸入。原來玻璃的制造以高盧南部和萊因河沿岸地區為最盛，後來才轉移中東，三國兩晉時期輸入中國，稱為琉璃器，為上層社會所使用。北魏太武帝時，由大月氏傳來制法之後，“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敘利亞、猶太和希臘人對於有色玻璃的壟斷，至此被打破。人們把這件事和蠶種的輸出相提並論，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
漢朝從西域輸入天馬、葡萄，以後始終為人們所艷稱。曹丕在文章中盛贊葡萄和葡萄酒的甜美，以為“道之，固已流涎咽唾，況親食之邪！”（《藝文類聚》卷八七）西域的馬，一直到南北朝後期仍在不斷輸入。不過這時已不是大宛馬，而是波斯馬。北魏秦州刺史元琛，遣使向西域搜求名馬，得千裡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裡者十余匹。（見《洛陽伽藍記》卷四）梁武陵王紀也西通資陵（今伊朗東部）、吐谷渾，有馬八千匹。前一個時期，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瓜已經輸入中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傳統的犀、象、獅子、鴕鳥、鸚鵡、孔雀等珍禽異獸和真珠、珊瑚、玳瑁、瑟瑟等珍寶之類，仍在繼續輸入。蘇合香、薰陸香（即乳香）、郁金香、青木香、安息香、龍涎香、雞舌香、沉香、藿香、胡椒等香藥，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等藥品，白疊（棉布）、波斯錦、金縷織成火浣布等紡織品，石蜜（冰糖）、千年棗（即椰棗）等食品，多數是初次輸入。大體上，輸入的商品逐漸定型，而香藥一項在數量上雖不如以後各代多，在種類上已經相當齊備。這些產品，在當時人的著作中首先著錄，在正史的外國傳中得到反映，到了一定時候，在有關《本草》的書中作了總結。陶弘景的《別錄》和蘇敬的《新修本草》就是這樣的兩部書。梁代以前輸入的物品在《別錄》多有記載，梁代以後的就要查《新修本草》了。（《新修本草》今有影印殘卷及尚志鉤輯本。上述產品多半列入“新附”項中，比較好找。美國勞費爾的《中國伊朗編》中所論列的動植物雖多屬唐代以後之物，亦可供參考）
印度科學技術和藝術的輸入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外國文化的輸入，主要來自印度。其中，除佛教已另有論述外，有寺院建築、石窟藝術、天文學、歷算及醫藥等。
佛教寺院建築，西晉時在洛陽、建康盛極一時。北魏末年，洛陽的寺院增至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各州郡已增至三萬余所。北齊時，僅鄴城的大寺已以上參考《中印文化關系史論叢》第3—頁。
參考《梁書·中天竺傳》，《周書·波斯傳》及《漢晉之際輸入中國的香料》，載《史學集刊》98年第2期。
約計四千所，齊境之內竟達四萬余所。北魏的永寧寺和梁朝的同泰寺是當時的具有代表性的寺院。《水經注》和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對永寧寺都有具體描述。據說當時的西域沙門菩提達摩，來到洛陽，“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對它歌詠贊歎，自稱走過好多國家，從未看到過這樣的寺院。在洛陽的寺院裡，多建有浮圖，佛殿僧房也模仿天竺的形制。至於佛像的雕塑，更富於異國的色彩。“摹寫真容，似丈天之見廂苑；神光壯麗，若金剛之見雙林”。為了便於創建寺塔，求法人往往在巡禮之際，按照天竺的佛教寺塔形式制造模型，北魏使者宋雲，在乾陀羅國（即提陀羅）訪問了著名的雀離浮圖。特意妙選工匠，用銅制造了雀離浮圖和釋迦四塔的模型。當年的寺院建築因是土木構成，經受不了時間的考驗，已大量毀滅。佛塔之屬，還有存者。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是高十五層的密簷式磚塔，建於北魏正光四年（523），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佛塔。
石窟藝術目前還有很多遺存。西起新疆，東至遼西，西南至四川，東南到江蘇、浙江，都有這一時代的石窟。其中以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雲崗石窟，洛陽的龍門石窟和天水的麥積山石窟為最有名。
莫高窟，通說以為始於前秦建元二年（3），近來有人把它推定為西晉時期。雲崗石窟，大約創建於北魏文成帝興安二年（453）。龍門石窟創建於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造像碑記最早的為太和七年（483）。石窟的構造，淵源於印度巽加和安達羅王朝時代的“支提窟’和“毗河羅窟”。所謂“支提窟”是作為聚會和禮佛的佛殿。其形制，一般有兩下列往和半圓形空間，建有石雕的佛塔。窟頂有卷式裝飾，一個或數個不等。這種建築，正面有窟門的楣框，上有拱窗，可使陽光透入。這種正面的建築設計最能引人入勝。在五世紀以後，開始雕鑿佛像。所謂“毗訶羅”則與此不同，它普遍與迎蘭混稱，即講堂及精捨。最普通的形式是中央設方形或長方形的廣堂，於堂之正、左、右三面造許多僧房，各有出入之口通於中堂，各房內設有石壇，或為坐禪之用。中堂正面之後壁與“支提”相仿，於壁面刻有佛塔。又堂之背後造有小別室，安置佛塔，或單設一壇。這兩種石窟形制傳到中國之後，逐漸就中國化了。支提窟的前端往往出現中國屋頂形的“人字披”，毗訶盧窟的頂部也出現中國式的藻井。在龍門、敦煌的北朝石窟中都出現這種情況。印度的支提窟相當於佛教徒的禮拜堂、毗訶盧窟則是佛教徒的住處。到了中國，情況完全不同了，它們是作為功德與宣傳之用而修建的。
莫高窟的造形藝術，彩塑較多，屬於十六國和南北朝的有三百多，小千佛約有千數。就其題材來說，多為釋迦、彌勒、多寶佛的塑像，其次是觀音、大勢至、文殊、普賢像，再就是佛弟子比丘像和天王、力士之屬。浮塑方面以飛天、伎樂為最多。人物面部造形，含有西域形象的特點。其衣著或祖肩或通肩，衣紋細密而貼體，菩薩披肩長裙與裸其上體，都有曹衣出水之趣和健陀羅作風的影響。
雲崗石窟以石刻造像著稱於世。在最早的曇曜五窟中，五尊大佛，雕飾奇偉，冠於一世。各窟大佛以北魏的皇帝為模特兒，即太武帝（8窟）、明元帝（9窟）、道武帝（20窟）、景穆帝（7窟）、孝文帝（窟）。顏面和服飾都有西域的影響，但由於以帝身為佛體的關系，中國人的氣質己顯然增加了。雖然如此，第八窟的三頭八臂騎牛的摩醯首羅天，五頭六臂乘金翅鳥的鳩摩羅天、十三窟的供養天人像，都是外來的東西。特別是不少窟內出現的佛傳與佛本生故事以及《維摩詰變相》浮雕等等，反映的是異國情調，在表現手法上則流露了中國的作風。
龍門石窟中的北朝石窟，以古陽洞與賓陽中洞為最有名。古陽洞主尊為釋迦牟尼，傍有二菩薩，南北兩壁各有三列大龕，小龕百計。雕像豐富多采，精美異常，龕楣、龕額的設計詭形奇制、變化多端，為龍門石窟之冠。古陽洞的造像，還有浮雕佛傳及本生故事。在其南壁靠近地面第一層大龕之間，有一佛傳圖，而南壁的釋迦多寶龕媚上有佛傳浮雕，它完整地刻畫了釋迦牟尼的入胎、誕生、立為太子，以至苦修成道的整個過程。在情節的選擇和構圖的安排上，都經過精心的設計。把成道放在正上方的中央部分，就更加醒目。賓陽中洞，就是帝後禮佛圖所在之洞。這個洞窟佛像的特點，漢化的色采更為明顯，表現了由雲崗向隋唐過渡的作風。（有關三大石窟部分，參考李浴《中國美術史綱》第458—59頁）
敦煌莫高窟全部石窟共六百余，中有壁畫的共有48個。壁畫的作風有印度樣式的，有波斯薩珊式的，有屬於於闐、龜茲系統的，也有完全是中原傳統形式的。壁畫的內容以佛教故事為主。在古代凡是用繪畫或雕刻表現在佛經中故事的場面，叫作“變現”、“變相”，一般簡稱為“變”。壁畫中這種“變相”或“變”，又可以按照它所依據的經典分為三種。一是根據某一部經典，將其中所述的信仰中心，例如某佛，以及其侍從在其所領區域內的種種活動，用繪畫表現出來。二是依據釋迦牟尼傳記的經史，將佛的一生的故事單獨地或系統地描繪出來。三是依據佛本生故事來繪圖。
麥積山，在甘肅省天水縣東南，從正面看，很像當地農家的麥積堆。由最低處之五一號龕至崗頂高42公尺，矗立在青翠的群山之間，顯得很奇特，很突出。
麥積山有一百八十多個龕和窟。規模最大的是“碑洞”（一三三號）公尺，橫廣4.9公尺，進深最大處.5公尺。也有很小的石龕，小到人都進不去。此外還有幾個崖閣。“上七佛閣”（○○四號）最大，它的長廊——“散花樓”在七個大石龕的外面尺尺。麥積山造像始建年代，根據西崖第一一五號窟中須彌座上的墨書發願文看來，至晚在北魏景明三年（502）以前就已經有完整的龕窟和造佛。據《魏書》的記載，則早在公元四二四——四二六年之間，就有高僧隱居麥積山前的寺院，僧徒三百余人。可見這時期這兒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佛地，已有可能營造石窟。
記載中的麥積山那些壯麗的古代木結構建築物已經沒有了，崖閣、龕和窟中的塑象、石刻、石碑、壁畫還保存了不少。除了無數用模型印制的小佛象之外，大小佛像約有一千尊。受了粗糙的礫巖石質的限制，如同敦煌石窟那樣，這些佛像幾乎全部是泥塑的。大部分是北魏後期、西魏，北周以及隋、唐的作品，另一部分則是後代重塑或重妝的。西部小龕窟的佛像毀壞程度較小，而且大多不是重修重妝的。未經重妝的塑像，雖然被煙薰得黝黑，喪失了外部妝繪的燦爛色彩，可是作為雕塑來看，形象還是很美麗很動人的。完整的大石佛二尊，為北魏傑作。石碑十八塊，有簡樸而優美的浮雕。因為受了地震、潮氣（麥積山終年多雨）、流水和野烏的損害，現存的壁畫不多，雖然多半殘缺不全，模糊不清，卻都是當時的美術精品。
麥積山那些靜坐著的、眼光向下、永遠微笑著的佛或菩薩，似乎在沉思，以下關於麥積山石窟的論述，節取自王朝聞《麥積山石窟藝術》，原載《人民畫報》954年第二期。似乎陶醉在某種幸福的瞑想裡，似乎存心不和觀賞者發生關系，觀賞者卻不能不被那特別而不普通的神態所吸引。
例如一二三號窟內的佛像之一，它那種矜持，溫婉和愉快的神態，是很自然很生動很感人的。這些塑像和中亞或印度佛像不同，和中國北魏其他各地區同一時期的佛像也不完全一樣。如果說有名的龍門古陽洞佛像的外形還顯得有些過於清癯，那麼，麥積山“碑洞”左側的小佛像就具備了柔和、圓潤、豐滿的特色。
以面部而論，雖然面型和眉眼都是修長的，基本上是北魏末期流行的風格，卻顯得更婉美動人，透露出向隋、唐藝術風格過渡的端緒。
印度的天文書，《隋書·經籍志》著錄有《婆羅門天文經》二十一卷，婆羅門拾仙人所說。《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婆羅門天文》一卷。搶仙人、竭伽仙人，並未詳。《法苑珠林·傳記篇》有《婆羅門天文》一部，二十卷。“梁武帝天和年（姚振宗雲梁武紀年無天和，自是天監之誤），摩勒國沙門釋達流支法師譯出”。此書與《隋書·經籍志》著錄的《婆羅門天文經》，當是一書。《隋書·經籍志》又有《摩登伽經說星圖》一卷。又《續高僧傳》卷二《闍那崛多傳》雲“隋高祖又敕崛多共西域沙門若那竭多、開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羅門毗捨達等，於內史內省翻梵古書及乾文，開皇十二年（592）書度翻訖，合二百余卷。見唐《貞觀內典錄》。梁啟超雲“所謂‘乾文’者，當是天文書也。”其說可信，但書皆不傳。
印度的歷算，《隋書·經籍志》有《婆羅門算法》三卷，《婆羅門陰陽算歷》一卷，《婆羅門算經》三卷，並不著撰人。《續高僧傳》卷二《達摩發多傳》雲“（隋）有翻經學士涇陽劉馮，撰《內外旁通比校數法》一卷。馮兼通佛典和一般學問，長於數學，以中印兩國的度量衡不同，如“以大千稱為百億，言一由旬為四十裡。依諸算計，悉不相符”。因而寫成這本著作，可見婆羅門算法當時確有人傳習。
印度的醫藥之學，《隋書·經籍志》有《龍樹菩薩藥方》四卷，《通志·藝文略》亦著錄此書，又有《龍樹眼論》一卷，《郡齋讀書志》雲“《龍樹眼論》三卷。佛經龍樹大士者，能治眼疾，假其說，集七十二種目病之方。”姚振宗認為晁志所載三卷本，疑即四卷本的殘卷。其說近是。劉禹錫有《贈眼醫婆羅門僧》詩，可見在唐代中國還有到處行醫的印度眼科醫生。《隋志》又有《西域諸仙所說藥方》二十三卷，目一卷，本二十五卷。《香山仙人藥方》十卷，《西域（原誤作“錄”，據《通志藝文略》改）波羅仙人方》三卷，《西域名醫所集要方》四卷，本二十卷。《婆羅門諸仙藥方》二十卷，《婆羅門藥方》五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錄乾陀利治鬼方》四卷，本五卷，闕。這些醫方的內容已不可考。《隋志》又有《青婆所述仙人命論方》二卷，目一卷，本三卷。《日本國見在書目》有《耆婆茯苓散方》一卷，《耆婆脈訣》十二卷，釋羅什注。《宋史藝文志》有《著婆脈經》三卷，《耆婆六十四問》一卷，《耆婆要用方》一卷，《耆婆五藏論》一卷。諸書的書名、卷數均不相合，而且全部久已不傳，故無從論定。所可知者都是祖述印度醫學，而且由中國翻譯之後，又流傳到了日本，它的形響就不小了。
按“天和”二字不誤。“梁”當作高僧傳》卷二《菩提流支傳》三“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國沙門達摩流支，季敕為大塚宰晉陽公宇文護譯《婆羅門天文》，二十卷”即指此書。北周時，攘那跋陀羅、闍那耶捨，共譯《五明論》。五明者，一聲論、二醫方論、三工巧論、四咒術論、五符印論（見《大唐內典錄》卷五上）。參與這次翻譯的還有闍那崛多，由沙門智僊筆受（見《續高僧傳》卷一《菩提流支傳》）。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所記，與此有異。它說“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曰聲明，釋沽訓字，詮目流別。二工巧明，伎術機關，陰陽歷數。三醫方明，禁咒閒邪，藥石針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偽。五日內明，暢究五乘，因果妙理。”（見同書卷二）。根據以上的解釋聲明是研究語音、語法、修辭的學問。工巧明是工藝、數學、天文、星象、音樂、美術等科學技術和藝術的總稱。醫方明即包括醫、藥、針灸、禁咒在內的印度古代醫學。因明，即印度的邏輯學。內明，是印度的宗教哲學。它們之間的分歧，牽涉到各宗各派的教義，一時還難以說清。《五明論》的漢譯，說明印度文化已經比較廣泛地介紹到中國了。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外文化的交流，為隋唐時期的中外關系創造了條件。隋唐時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基礎上有了更大的發展。
丙編典志第一章農業第一節農業發展的形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在農業的發展上，南北有顯著的差別。北方由於戰亂頻仍，農業生產兒經由破壞到復蘇的迂回曲折的發展道路，使其原來居於農業生產中心的地位有所下降。南方由於處於相對安定的局面，並因為北方的動亂而為農業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加人口的大量南遷和先進生產技術的輸入等，這一時期農業生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其地位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為日後經濟重心的南移創造了條件。
武滅虛空全文閱讀三國兩晉時期北方農業由調敝到復興自漢末以來，北方農業區迭遭戰亂，人口流失，土地荒蕪，史稱“時大饑荒”。“歲旱，蟲蝗，少谷，百姓相食”2。饑荒之嚴重，不僅勞動人民慘罹茶毒，擁兵割據的勢力也深受影響，“自遭荒亂，率乏糧谷，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余，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之在江淮，取給蒲贏，民人相食，州裡蕭條”。饑荒持續時期之長也是空前的，從中平元年（84）黃巾起義到建安元年（9）曹操在許下屯田，已歷十二年之久，實際上直到建安之末（29），饑荒的發展也沒有完全得到控制。持續的大饑荒，使北方農村呈現空前的調敝，加之“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三國志·魏志·司馬朗傳》）。昔日繁榮的關中三輔地區“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三國志·《魏志·董卓傳》）。山東地區“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2。“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3。“是時天下戶口耗減，十裁一在”4。
曹操對於恢復和發展北方農業生產起了積極的作用。建安元年（9），曹操在挾漢帝都許後，接受棗抵、韓浩的建議，在許下興立屯田。當年獲得豐收，“得谷百萬斜”5。於是，從許下向北方各地推廣，同樣獲得成功，“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屯田使大量流民成為政府的依附農民，在政權力量的強制推行下，與土地結合起來，使荒蕪的土地得到耕種，解決了軍糧匱乏的問題。與此同時，又“於征代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晉《三國志·魏志·曹洪傳》。
2《三國志·魏志·張邈傳》。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2《三國志·魏志，荀或傳》注引《曹瞞傳》。
3《三國志·魏志·袁術傳》。
4《三國志·魏志·張繡傳》。
5《三國志·魏志·任峻傳》。
書·食貨志》），大興軍屯。黃初元年（220）魏皇朝建立後，民屯方面沒有更多的進展，軍屯方面卻有進一步的發展，尤以正始年間（240—249）鄧艾首倡以五萬人在淮南北的軍屯成效突出。
與此同時，曹操針對當時“戶口耗減，十裁一在”的情況，大力采取措施遷徙人民，充實司、冀、雍州等心腹地區。幾乎整個建安年間都在進行這一工作。不僅從邊境地區徒漢族農民進入腹心地區，而且遷徙少數民族入居內地以增加勞動力。
在地方上，各郡縣官吏也致力於“招懷流民，興復縣邑”（《三國志·魏志·張既傳》）。如呂虔為泰山太守，“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三國志·魏志·呂虔傳》）。涼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余家”（《三國志·魏志·涼茂傳》）。鄭渾為馮翊太守，“前後歸附四千余家”（《三國志·魏志·鄭渾傳》）。蘇則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蘇）則撫循之甚謹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由是歸附者日多（《三國志·魏志·蘇則傳》）。有的地方官吏還為“新集”的流民制定“移居之法”，令其伍、比相保，不復流散。通過上述多方面的努力，曹魏統治之下的北方農業生產呈現復蘇的景象。在各個屯田區域，大批流民復歸土地，荒蕪了的農田得到開墾，如劉馥為揚州刺史，“廣屯田”，“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三國志·魏志·劉馥傳》）。鄧文在淮南北屯田獲得巨大成功，“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於京師，農田屯兵連屬焉”（《晉書·宣帝紀》）。
郡縣所轄廣大的個體農民經濟，也呈現活躍的景象。在曹魏的轄境內，已從漢末的饑荒中擺脫出來。
由於農村經濟的復蘇，個體農民經濟相應有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那種軍事編制的民屯組織已不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於是，到了魏末晉初便先後兩次宣布取消民屯，全部成為郡縣編戶農民了。
西晉初期，尚能勵精圖治，發展農業。《晉書·食貨志》稱“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勵精干稼穡”。晉武帝曾一再下詔敦促“省搖務本，並力墾殖”，他深知“使四海之內，棄末返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於是，累累下詔敦促郡國守相計吏巡行屬縣，“敦諭五教，歡務農功”“務盡地利”。地方官中，有很好貫徹這一路線的，如王宏為汲郡太守，“督勸開荒五千余頃”。史稱“時谷賤而布帛貴，（武）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谷，以為糧儲”。可見糧食產量的增加太康元年乎吳之後，六十余年的分裂擾攘局面終於結束，實現了全國的統一。這種統一安定的局面，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同年頒布了占田、課田令，更進一步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於是出現了“太康之治”的繁榮局面。史稱“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余糧棲畝，行旅草捨，外閭不閉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也”（干寶《晉紀總論》）。撇開封建史家溢美的成分，太康年間農業的興旺還是可以的。
但是這種安定、繁榮的局面沒有維持多久，便又一次遭到空前的破壞。
永熙元年（290），司馬炎死後的第二年，爆發了八王之亂，接著又是空前紛《三國志·魏志，鄧艾傳》。
擾的十六國之亂，北方農業區再度遭到空前的破壞。史稱“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並、同、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屍滿河，白骨蔽野”（《晉書·食貨志》）。北方農業生產的破壞，從晉惠帝即位之後開始，經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直至十六國後趙政權建立為止，約三十年間，了無寧日，農業蕭條，饑荒頻仍，民不聊生，“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於干戈，或斃於饑懂，其幸而存者蓋十五焉”（《魏書·食貨志》）。
十六國北朝時用北方農業的破壞與緩慢發展十六國北朝的二百八十五年中，北方在政治上經歷了由分裂割據到實現南北統一的漫長過程，在農業生產上，也幾經由破壞而復興的曲折歷程。西晉末年的戰亂嚴重地破壞了北方在魏晉八十余年間恢復起來的農業生產，“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裡無煙，饑寒流隕，相繼溝壑”（《晉書·慕容皝載記》）。“羌胡相攻，無月不戰，諸夏紛亂，無復農者”（《晉書·石季龍載記附冉閔載記》）。北部中國又一次陷入“天下饑亂”的境地。破壞最嚴重的，恰恰是當時主要的農業區。
在十六國時期，北方農業曾出現兩個恢復年代。即在石趙政權時和苻秦政權時。永嘉六年（32），石勒根據漢人張賓的建議，定都襄國。建興元年（33）在他的統治區，“司冀漸寧，人始租賦”（晉書·石勒載記》）。建興二年（34）“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貨二匹，租二斛”。大興二年（39）石勒建立後趙，在即位之後，即“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均百姓田租之半”。大興四年（32）“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太寧二年（324）以右常侍霍皓為功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規定“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鹹和五年（330），石勒即皇帝位。史稱“勒以休瑞並臻，邏方慕義，赦三歲刑以下，均百姓去年逋調”。這種政治上的安定氣氛，多少反映了其統治區內農業生產恢復發展的情形。
357年，苻堅自立為前秦天王。他是十六國時期少數民族君主中最重視農業生產的一位，在他統治的二十余年間，前秦境內農業生產有了較大起色，一度幾有升平氣象。其即位之後即大力改變農桑廢業的情況，以“課農桑’為事。第二年即巡視各地，“丐所過田租之半”。下令“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晉書·苻堅載記》）。他即位不過五年，即已收到顯著成效，出現了“田疇修辟，幫藏充盈”的景況。中原地區農業又從石趙後期以來的衰敗中復蘇。苻秦地區社會經濟的繁榮與政治的安定，與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是密不可分的。在此基礎上，苻堅得以憑借“國內殷實”的實力，次第打敗各割據政權，統一北方，形成與江南的東晉政權南北對峙的局面。
在十六國時期，除了石趙和苻秦的時候曾呈現農業的復蘇外，在遼東的鮮卑慕容氏統治區和涼州張氏政權統治區內，農業生產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鮮卑慕容氏興起於遼東。元康四年（294），慕容龐遷居於大棘城（遼寧義縣西南），“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開始經營農業。永寧（30）年間，幽州一帶發生大水，慕容廆“開倉賑給，幽方獲濟”（《晉書·慕容鹿載記》），可知農業已有一定的發展。永嘉之亂以後，中原地區陷入一片戰亂，政治環境和廣闊的土地，吸引著中原地區飽受戰亂之苦的人民。這對於這一地區農業的開發無疑起了巨大作用。鹹和八年（333）慕容廆死，其子皝繼位，繼續前代發展農業的政策，“躬巡郡縣，勸課農桑”。
在中原地區干戈擾攘之時，西北的涼州地區相對來說也是一個安定的地方。“中州雖亂，此方安全”（《晉書·張軌傳》）。於是，避戰亂的流民紛紛湧向這裡。勞動力的增加和較長期的安定環境，有利於涼州地區的開發，使這一地區出現了刑清國富的局面。
十六國後期，北魏崛起於代北。鮮卑拓跋魏是對北部中國農業發展有貢獻的。拓跋族原是游牧民族，在其與漢族人民接觸後，逐步轉向農業。拓跋珪建國後，加速了由游牧經濟向農業經濟轉變的過程。登國九年（394），他“使東平公元儀屯田於河北五原至桐陽塞外”（《魏書·太祖紀》）。天興元年（398），平定中山後，“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工伎巧十萬余家以充京師，各給耕牛，計口授田”（《魏志·食貨志》）。同時又於首都平城“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為畿年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
（《魏書·食貨志》）。經過這一番努力，拓跋魏的農業生產已建立了初步基礎，“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余斛”（《魏志·食貨志》）。不過，由於戰爭頻繁，“雖頻有年，猶未足以久贍矣”，其農業基礎還是薄弱的。到了拓跋燾時，北魏農業有了更大的發展。北魏統治者依靠以農業為主的社會經濟的實力，實現了統一北方的大業。當拓跋燾“戎軒四出”“廓定四表”（《魏書·世祖紀》）之時，以其子拓跋晃監國。太平真君年間（440—45），下令修農職之教，使“墾田大為增辟”。“此後數年之中，軍國用足矣。”這時，拓跋魏已經建立了堅實的農業基礎，使幾經破壞的北方農業又得以恢復和發展起來。到孝文帝施行均田制、三長制之後，北方的農業生產推到了自漢魏以來的又一個新的高度，呈現欣欣向榮的氣象。“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為災也”（《魏書·食貨志》）。
但是，到了北魏後期，農業生產又遭到破壞。“正光（520—525）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百姓怨苦，民不堪命”。及至莊帝之時，“承喪亂之後，倉凜虛罄”2。“自永安（孝莊帝年號，528—530）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3。北魏在這種情況下導致分裂，形成東西魏對峙局面。由於東西魏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4。相繼建立的北齊、北周政權，雖然先後頒行了均田制度，農業生產雖有不同程度的起色，但始終沒有達到北魏中期的高度。
六朝時期南方農業的發展從統一的東漢皇朝瓦解之後，江南開始出現獨立的政權，從孫吳建國，2《魏書·食貨志》。
34《隋書·食貨志》。
歷東晉和宋、齊、梁、陳，約三百七十年間，除西晉一度統一江南之外，始終存在南北分割和對峙的局面。史稱六朝時期。江南地區由於優越的自然條件和相對於北方來說安定的政治環境，農業在這三百七十余年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雖然中間也有波動起伏，但其發展的總趨勢是向上的。六朝時期是中國農業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這時江南農業逐步得到開發，其經濟地位逐步上升，日益取代黃河流域而成為全國經濟的重心。
東漢末年，由於北方發生戰亂，人口南移的趨勢發展。這不僅使江南勞動力得以增加，同時也將北方先進生產技術帶入，這對於江南農業的發展是有重大意義的。孫氏政權的建立既是江南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反過來又有利於江南經濟的進一步開發。
永嘉亂後，北方人口比東漢末年以更大的規模向南方遷移，史稱“永嘉之亂幽、冀、青、並、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帥過江淮”。據估計，截至劉宋初年，南渡人口已達九十五萬，占當時南方人口總數的六分之一2。大批勞動力的補充，是南方農業得以加速發展的重要條件。東晉朝廷為了在江南站穩腳跟，鞏固偏安政權，對農業生產也不敢放松。在南北勞動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江南農業有了迅速的發展，時人已有“今之會稽，昔之關中”（《晉書·諸葛恢傳》）的說法，提示了南方經濟地位上升的信息。在督課州郡農業的同時，還大力實行屯田，規定“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為廩”。太興二年（39）後軍將軍應詹上表建議“江西良田，曠廢未久，宜簡流人，興復農官”，並在壽春“綏集流散”，“專委農功”。規定“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同上）。北部邊界的屯田還是有一定成效，如北兗州“有陽平石鰲，田稻豐饒”。桓溫平蜀後，將荊州移治江陵。其西部的臨沮”道帶蠻蜑，田土肥美”，於是立為汶陽郡，“以處流民”（《南齊書·州郡志》）。從東晉建立以來，直到孫恩、盧循起義爆發之前，江南境內可以說基本上沒有戰爭之擾，所謂“自晉氏遷流，迄於太無（晉孝武帝年號，37—39）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宋書·武帝紀》）。這種相對安定的環境，使農業生產得以正常進行，對江南農業的進一步開發是有利的。
東晉末年，劉裕注重發展農業，“抑末敦本，務農重積”，從而使東晉末年再度呈現了“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谷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的局面（《晉書·武帝紀》）。宋文帝繼續大力勸課農桑，一再下令“諸州郡，皆令盡勤地利，勸導播殖，蠶桑麻紵，各盡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宋書·文帝紀》）。宋文帝元嘉（424—453）之世，農業生產取得空前發展，史稱“元嘉之治’。沈約評論這一時期的農業經濟的繁榮狀況稱“自義熙十一年（45）司馬休之外奔，至於元嘉末（元嘉三十年，453），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余糧棲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宋書》卷五四傳論）。這種發展勢頭，到宋孝武帝大明（457—44）年間仍未停止，“自江以南，在所皆穰”，其中尤以荊、揚二州最為突出，史稱“荊揚二州，戶口半天下”（《宋書·何尚之傳》），“江左以東，樹根本於揚越，任推毅於荊楚民戶境域，過半於天下”（《宋書》卷六六傳論）。荊揚二州地位之重要，成為六朝政權之《晉書·地理志》。
2譚其驤《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燕京學報》第5期。
支柱，這主要決定於其富厚的經濟力量，所謂“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宋書》卷五四傳論）。農業開發最好的地區，當推長江下游的吳會地區。元嘉二十二年，劉溶上書，盛稱吳興郡之富庶“彼邦奧區，地沃民阜，一歲稱稔，則穰被京城，時或水潦，則數郡為災。”“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之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宋書·二凶傳》）這裡的農業生產水平已超過了當時農業最發達的關中平原。晉末宋初這幾十年，是六朝時期南方農業生產發展的最高峰，而其生產水平已呈現超越北方的發展勢頭，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除了吳會地區以外，江南其他地方的農業也有長足的發展。南部如湘州，“湘川之奧，民豐土閒”（《南齊書·州郡志》）。梁中大通二年，陳慶之除南北司二州刺史，“江湖諸州（《資治通鑒》胡注“謂洞庭、彭蠡間諸州也”）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梁書·陳慶之傳》）。郢州的序溪（今湖南淑浦），“最為沃壤”，江北如壽春，“地方千余裡，有陂田之饒”。雍州“襄陽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澤，處處而有”（《南齊書·州郡志》）。淮南郡，“姑熟饒曠良疇美柘，畦畎相望，連字高薨，阡陌如繡”（《陳書·宣帝紀》）。
農業生產的發展，使南方的糧食充盈。在劉宋後期，周朗說，“自淮以北，萬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宋書·周朗傳》）。這反映了糧食市場交易繁盛的情況。同時，南朝政權的糧儲也大為充實，國家的倉庫，僅首都一地就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台城年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等，首都之外的大糧倉有豫章倉、鉤磯倉、錢塘倉等，“並是大貯備之處”，此外，國家及諸州郡，各有倉庫。
梁朝後期，由於政治腐敗，橫征暴斂，階級矛盾尖銳。太清二年（548）
的侯景之亂，使各種矛盾更加激化。戰亂長達四年之久，對江南社會經濟帶來極大破壞，成為六朝經濟由盛而衰的一個轉折點。此後，江南農業也就走上了下坡路。
第二節農具的改進和北方旱作地區耕作技術體系的形成《重修政和證類本草·玉石部》“鐵精”條引南齊陶弘景的話“鋼鐵是雜煉生（生鐵）鍒（熟鐵）作刀鐮者”。近年從河南澠池、洛陽，四川昭化，湖北均縣，江蘇南京等地出土的大量農具犁、鏟、钁、鋤、鐮等，也都為白口鐵柔化制成的。說明兩晉南北朝時期制造農具的原料質量有較大提高。成書於後魏的《齊民要術》其中記載農具有二十余種，主要有犁（長轅犁、蔚犁）、鍬、鐵齒4■（人字耙）、耢、撻、水斫、耬（一腳耬、二腳耬、三腳耬）、竅瓠、鋤、鋒、耩、鐵齒耙、魯斫、手拌斫、碌碡等，種類相當齊全，可以適合各種農活的需要。農具的性能也有所改進，如齊地的蔚犁，操作時比長轅犁靈便，適用於多種用途，對土壤的適應性也較強。此外，還增加了新農具，如前面所列舉的二十余種農具中有許多是漢代劉熙編撰的《釋名·釋器用》篇所未記載的。在耕作方面，耙和耱為以前所沒有的，“耙”在《齊民要術》裡叫鐵齒4■；“耱”是無齒耙。它們的出現是整地工具的一大進步。中耕農具除鋤、鋒、耩外，有專門用於蔬菜園藝的“手拌斫”、“鐵齒耙”
等，反映出中耕管理上進一步細致化的特色。這一時期，以水為動力的水碓、水磨頗多見於文獻記載；近年來，考古出土的碓、磨也很多。它們的普遍應用，促進了中國古代食物構成的變化和麥類種植的推廣。
北方旱作地區的特點是全年降雨量分布不均勻，春季雨少，多風旱；夏季到初秋雨量偏多，冬季雨雪也不旺。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旱作區種植業以生產粟、麥為主。為解決春種粟時遇春旱，秋播麥時逢墒缺這一突出問題，農民們在前人土壤耕作技術的基礎上，改進了耕犁，發明了耢和耙等整地工具，並創制了耕—耙—耱一整套的土壤耕作技術。使北方廣大灌溉條件較差，或沒有灌溉的地區，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春季風旱和秋季缺墒的威脅。
耕—耙—耱土壤耕作技術的要點首先是要耕好地，在犁細的基礎上進行耙、耱。據《齊民要術·耕田第一》記載，當時耕地已頗為講究，以操作時期分有春耕、夏耕和秋耕；以操作程序先後分有初耕和轉耕（第二遍耕）；以耕翻深度分有深耕和淺耕；以操作過程的方向分有縱耕、橫耕和順耕、逆耕等。此外，對耕地的時宜、深淺度書中也有記述。其次是要多次耢（耱民要術·耕田第一》特別強調“犁欲廉，勞欲再”。“廉”，就是犁條要窄小，地才能耕得透而細；在此基礎上“勞欲再”。鐵齒4■將耕後的大土塊耙小，耱則使小土塊變成細末。多次耙耱，能使土壤細熟，上虛下實，有利於保墒防旱。耙耱進行的時間則以“燥濕得所”為好。我國古代北方旱作地區的歷代農民就是利用耕—耙—耱這一整套保墒防旱技術，向干旱作斗爭，奪取農業豐產的。
《太平御覽》卷72“碓”引《魏略》“司農王思宏作水碓。”《南齊書·祖沖之傳》“沖之於樂游苑造水碓、磨”。
第三節農作制的發展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多種多收，以及農作物種類的變化，形成了多樣化的農作制度。
《齊民要術》中記載的農作物有幾十種之多。糧食作物有谷、黍、稷（■）、粱、秫、大豆、小豆、大麥、小麥、瞿麥、水稻、旱稻。此外，還有纖維作物、飼料作物、染料作物、油料作物等。種類繁多的作物，為進一步發展輪作復種制提供了有利條件。當時黃河中下游的二年三熟制大致有（）糧、豆型，綠豆（或小豆、瓜、麻、黍、胡麻、蕪菁、大豆）—谷—黍、■（或小豆、瓜）；大豆（或谷）—黍、■—谷（黍■）；麥—大豆（小豆）—谷糧、麻型，小豆—府糧食、蔬菜型，小豆（晚谷或黍）—瓜—谷；蔓菁（或大、小麥）—蔓菁—谷等輪作方式。江南地區則發展了二熟制。二熟制主要是雙季稻，東漢時已見記載。西晉左思《吳都賦》提到“國稅再熟之稻”。以稻作為統治者財政稅收的重要來源，足見栽培已相當普遍。南方在水熱條件特別好的地區甚至出現了三熟制，如湖南便縣（今永興縣）界有溫泉水，“左右有田數千畝，資之以溉溫水所溉，年可三登”。
間、混、套作和復種輪作一樣，也是充分利用地力和太陽光能的重要措施。我國的間、混、套作始於公元前一世紀，經過五百年的發展，到後魏已初步奠定了技術基礎。《齊民要術》中記載了多種間、混作方式林、糧間作有桑苗下“種綠豆、小豆”，“繞樹散蕪菁子”2；蔬菜間作有“蔥中亦種胡荽”等3。混播已用於飼料生產，“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種大豆一頃，雜谷，並草留之，不須鋤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4。套作也有初步發展，“六月間，可於麻子地間散蕪菁子而鋤之，擬收其根”5。《齊民要術》的記載還反映出人們已深刻認識到間、混、套作中作物與作物、作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並采取了正確的選配作物組合和田間配置方式。
種植綠肥是以田養田的一種有效措施。這時已從以前的“■埋青草”作為綠肥發展到有意識的栽培綠肥。關於栽培綠肥的記載始見於晉郭義恭《廣志》“苕草，色青黃，紫華（花）。十二月稻下種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後魏時期，北方已廣泛利用栽培綠肥以培養地力，《齊民要術》中記載的綠肥作物有綠豆、小豆、芝麻之類。並說利用綠肥和施肥有一樣功效而省施肥之功力。對各種綠肥作物的肥效還進行了評價和比較“凡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穊種，七、八月犁■殺之，為春谷田，則畝收十石，其美與蠶矢、熟糞同”。當時的綠肥輪作有苕、稻輪作，綠豆、小豆、胡麻與谷子輪作，還有與瓜、葵等蔬菜輪作的。這時綠肥輪作制的比較發展，是與人們對綠肥肥效有了相當認識以及存在著地多人《水經注·耒水》。
2《齊民要術·種桑柘第四十五》。
3《齊民要術·種蔥第二十一》。
4《齊民要術·養羊第五十七》。
5《齊民要術·種麻子第九》。
《齊民要術》卷0“苕”引。
《齊民要術·耕田第一》。
少、肥源不足的經濟原因有關。
第四節農作物栽培管理技術的發展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人們認識到選種和良種繁育是作物增產和提高品質的重要因素。具體采取的措施是“粟、黍、■、粱、秫，常歲歲別收，選好穗純色者，劁刈，高懸之。至春，治取別種，以擬明年種子”；“其別種種子，常須加鋤。先治而別埋，還以所治蓑草蔽窖”。2上述做法已近似近代的“種子田”和良種繁育，是品種選育的有效途徑之一。它把選種、留種、建立“種子田”、進行良種繁育、精細管理、單種單收、防雜保純結合在一起，形成一整套措施，奠定了我國傳統的選種和良種繁育技術基礎。這一時期湧現大量農作物新品種，特別是谷類作物的品種大大增加。如西晉郭義恭《廣志》中記載粟的品種十一個，水稻品種十三個；而《齊民要術》記載的粟品種就已有八十六個，水稻品種二十四個（內糯稻十一個）。南方栽培稻除有粳稻和秫稻之別外，還有兩熟稻、再生稻等品種。品種的命名“多以人姓氏為名目，亦有觀形立名，亦有會義為稱”。《齊民要術》還談到關於品種的分類標准，稱“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稈有高下，收實有多少，質性有強弱，米味有美惡，粒實有息耗”並把八十六個粟的品種按性狀又分為四大類等。對與育種目標有關的一些問題，如矮稈與高產之間的關系、產量和質量之間的矛盾也已有一定的認識，頗為難能可貴。
播種質量比以前提高了，人們已掌握種子好壞的測定、選種、曬種、催芽等技術。《齊民要術》中記載的用“口含少時”測定麻子的好壞2和“於火上微煮韭子，須臾生芽者好”3的方法都為簡易而又快速的測定法。用清水淨淘種子，強調曝曬種子以及浸種催芽也被視為種子處理的重要環節。為做到適時播種、爭取增產，已總結出了一些重要作物的播種期，《齊民要術》把谷子、黍■、春大豆、小豆、麻、麻子、大麥、小麥、水稻、旱稻、胡麻瓜等許多作物的播種期分為“上時”、“中時”和“下時”。“上時，為播種最適宜的時期。並指出要根據物候現象、土壤肥力和墒情等條件確定播種期；提出了種谷早晚要搭配、一般宜於適當早種，以及閏年應遲種等原則。播種形式在《齊民要術》中記述比較多的有“漫擲”，即散播；有類似近代條播的“耬種”和“耬耩漫擲”；有類似近代點播的“■種”、“耬耩■種”和“逐犁■種”等。還指出播種量和種植密度，以及播種深度和播後鎮壓都應注意“因時”、“因土”制宜的原則。水稻移栽技術，《齊民要術》中有最早較為具體的記載“既生（指秧苗）七、八寸，拔而栽之”。還稱“栽法欲淺”，插時“根須四散，則滋茂”2。
這一時期，田間管理中有幾項突出技術值得注意。第一項，是認識到做好中耕除草工作有利於保墒防旱和熟化土壤，提高產量和產品質量。因而操作上比以前更精細，提出多鋤、鋤小、鋤早、鋤了的要求，《齊民要術·種谷第三》稱“鋤得十遍，便得八米也”；《大、小麥第十》稱“凡五谷，2《齊民要術·收種第二》。
《齊民要術·種谷第三》。
2《齊民要術·種麻第八》。
3《齊民要術·種韭第二十二》。
《齊民要術·水稻第十一》。
2《齊民要術·旱稻第十二》。
唯小鋤為良”。中耕除草的方式多種多樣，大致有五種鋤、耙、耢、鋒、耩。以鋤為主，視幼苗生長情況而定。苗生長較小時中耕一般用耙和耢；苗生長較大時用鋒和耩。其次是水稻生產中已出現了烤田技術。《齊民要術·水稻第十一》中指出第二次“薅訖，決去水，曝根令堅”。“決去水”措施就是中國水稻烤田技術的最早記載。“曝根令堅”，即通過烤田，土壤環境改善後，促使根系向縱深發展，使稻株莖桿堅強，有利防止倒伏。第三，《齊民要術》“種瓜”和“種葵”中都強調要盡量利用冬雪蓄墒。“種葵”中所說的“若竟冬無雪，臘月中汲井水普澆，悉令徹澤”，是中國蔬菜生產中實行冬灌的最早記載。第四，對病蟲害的防治，有合理輪作、選育抗病蟲的優良品種和貯藏時進行防治的農業防治和藥物防治方法。我國利用生物防治由來已久，始見於此時期的《南方草木狀》。書中記載“交趾人以席囊貯蟻，鬻於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連枝葉，蟻在其中，並窠而賣。蟻赤黃色，大於常蟻。南方柑樹，若無此蟻，則其實皆為群蠹所傷，無復一完者矣”。這是世界上利用天敵進行生物防治的最早記載。第五，在糧食儲藏方面出現了“窖麥法”、“劁麥法”和“蒸黍法”，值得一提的是“劁麥法”這一特殊儲藏法，《齊民要術·大小麥第十》“倒刈，薄布（佈），順風放火，火既著，即以掃帚撲滅。仍打之”，“如此者，經夏，蟲不生”。■的儲藏法也較特殊，要求■子脫粒後，立即蒸一遍，並趁濕熱時密封收藏。
第五節園藝、畜牧獸醫和蠶桑技術園藝方面，果樹和蔬菜的栽培技術有發展與提高。
果樹種類和品種增多，北方除棗、桃、李、梅、杏等“五果”外，還有柿、梨、栗等。南方果樹，《齊民要術》卷十輯錄的有幾十種。果樹品種培育也很早就受到重視，《廣志》中記載有“長二寸”的東郡谷城（今山東阿縣）紫棗，“小核多肌”的大白棗等二十三種。《廣州記》稱壺桔（金桔）“有七、八種”。果樹栽培技術的提高，表現在繁殖上重視“栽”（包括扦插、壓條、分根和嫁接）而不“種”。人們從實踐經驗中得出了“種而不栽者，則著子遲”的認識。嫁接技術這時有顯著發展。西漢末《氾勝之書》中只談到草本植物——瓠的靠接法，而《齊民要術》記述的則已由草本發展到木本，由靠接發展到劈接，由近緣嫁接發展到遠緣嫁接；在目的上，由單純為了結大的果實發展到選擇接穗和砧木，使果樹提早結實和改良品質。《齊民要術》還記載了提高座果率、能增大果實的“嫁樹法”和“疏花法”2。果樹的防寒防凍已有裹縛、熏煙、埋蔓等方法。
蔬菜種類比秦、漢時期增多，據《齊民要術》記載，有葵、菘、蔥、韭、蒜、蔓菁、蘆菔、芸苔、各種瓜類等三十多種。栽培技術提高的主要表現，首先是土地利用率提高，一年之內可多次收獲，《齊民要術·種葵第十七》“三掐更種，一歲之中，凡得三輩”；《蔓菁第十八》“剪訖更種，從春至秋得三輩”。其次，在菜園地的選擇、整地作畦、勻播種子、施肥灌溉以及貯藏等方面的技術也比以前有所提高。如蔬菜埋土貯藏保鮮的技術至今仍在沿用。有的特殊栽培技術，其巧妙令人歎服。舉一例而言，《齊民要術·種瓜第十四》中記述的利用大豆幫助甜瓜出苗法把大豆和瓜子各數粒種在一個坑內，大豆頂土力比甜瓜強，大豆吸水後膨脹，子葉頂土而出，甜瓜子的幼芽就隨著豆苗頂松的土跟著出苗。等瓜黃長出幾片真葉，再將豆苗掐斷，還可利用斷口上流出的液汁潤濕瓜苗附近的土壤。
畜牧獸醫技術在這一時期也有了較大的發展。《齊民要術》把畜牧生產實踐經驗和技術上升到理論性高度，總結出“服牛乘馬，量其力能；寒溫飲飼，適其天性”十六字的總原則，既全面又確切。相畜術有突出成就，《齊民要術》記載了先采取淘汰嚴重失格和外形不良的“三羸五駑”，再相其余的外形鑒定法。不僅有整體觀念，而且有明確的重點部位，如相馬，“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光；脊為將軍，欲得強；腹脅為城廓，欲得張；四下（四肢）為令，欲得長”2。生動形象地概括了良馬的標准型。在鑒定技術上，還掌握了外部形態與內部器官的有機聯系，“相馬五髒法”說“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肺大則能奔”（同上）。對母畜和仔畜的選種工作已很重視，尤其對仔畜的選種更嚴，提出羊羔要“常留臘月、正月生羔為種者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至今我國西北牧區仍選留冬羔作種。對《齊民要術·插梨第三十七》。
2《齊民要術·種棗第三十三》。
2《齊民要術·牛、馬、驢、騾第五十六》。
《齊民要術·養羊》。
豬的選種則要求“母豬取喙短無柔毛者良”2。《齊民要術》還闡述了遠緣雜交可使生物產生變異和雜種優勢以及遠緣雜交的後代雜種不育的事實，稱“以馬覆驢，所生騾者，形容壯大，彌復勝馬”；“草騾不產，產無不死。養草騾，常須防勿令雜群也”。畜、禽繁育的公母配合比例羊為“大率十口二羝（公羊）”，鵝為“三雌一雄”，鴨為“五雌一雄”，雞為雌雞十只，雄一”。牛、獵的閹割技術已達到可以避免破傷風致死的高水平。
這一時期，雖無專門獸醫書留傳下來，但在《齊民要術》和《肘後備急方》中都有所記述。對傳染病、侵襲病已知采取隔離預防措施，如說“羊有疥者，間別之，不別相染污”。治療主要有藥物和針灸，如馬、羊的疥癩治療有十種藥方，馬、牛蹄病的治療方法有十多種。不過藥物治療還處於初步發展階段，《齊民要術》記載的四十八個處方，《肘後備急方》收錄的十八個處方，均屬單方和偏方，用藥一、二味，多的也只有五、六味。《隋書·經籍志》記載梁有《伯樂療馬經》一卷，《馬經孔穴圖》一卷，說明家畜針灸學在此時期已基本形成。
這時期，黃河流域蠶桑生產在全國仍占較重要地位，江南地區有顯著的發展。蠶桑技術提高的表現是桑樹繁殖較普遍地采用壓條法，《齊民要術·種桑柘第四十五》稱“大都種椹，長遲，不如壓枝之速。無栽者，乃種椹也”。壓條方法是當年正月、二月壓條，第二年正月中截取移栽。再就是人們對蠶的化性、眠性有了確切的認識，所記述的蠶有一化、二化，三眠、四眠之分，並說南方有八化的多化性種，此系利用低溫控制產生不滯卵，從而達到一年中分批多次養蠶的目的。這是中國古代養蠶技術取得的一大進展。
2《齊民要術·養豬》。
晉鄭輯之撰《永嘉記》記述永嘉有“八輩蠶”。原書已佚失，此段記述由於《齊民要術》的輯錄而保存了下來。
第六節賈思勰與《齊民要術》《齊民要術》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中國古代農學名著。對後世農學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在世界農業科技發展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作者為後魏賈思勰，其籍貫，研究者一般推測為山東益都（今壽光縣一帶書》中未見其傳。根據書上的題署“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說明他做過高陽太守。後魏有兩個高陽，一屬瀛州（舊治在今河北高陽縣東二十五裡），一屬青州（舊治在今山東臨淄縣西北三十裡），較多研究者認為他任職的是青州高陽郡；也有學者認為是瀛州高陽郡。
《齊民要術》成書年代在公元六世紀三十到四十年代之間。據書中所記載的具有地區性的農業資料分析，其反映的地區范圍主要在後魏統治下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據《齊民要術·序》記載賈思勰“采據經傳，愛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而寫成此書。書的內容則“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業，靡不畢書”。全書共計十卷，九十二篇，約十一萬余字。九十二篇之外的“雜說”為後人所加。卷一，總論耕田、收種二篇，種谷一篇；卷二包括谷類、豆、麻、麥、稻、瓜、瓠、芋等十三篇；卷三為種葵、蔓菁等蔬菜作物十二篇，苜蓿、雜說各一篇；卷四總論園籬、栽樹二篇，果樹十二篇；卷五有竹、木及染料作物十篇，伐木一篇；卷六為家畜、家禽和養魚六篇；卷七為貨殖、塗甕各一篇，釀酒四篇；卷八、卷九有釀造、醬、醋、豉和食品制作以及貯藏二十二篇，還有煮膠、制筆墨各一篇；卷十，“五谷、果蔬、菜茹非中國物產者”一篇，引載了一百多種有實用價值的熱帶、亞熱帶栽培植物和六十多種野生植物。總之，范圍廣泛，綜攬農、林、牧、副、漁各個方面。
《齊民要術》在唐代以前通過傳抄而流傳。至今所知刻本始於北宋初的崇文院刻本。此後，復刻本和傳抄本多至二十余種。有日、英文譯本。
第二章手工業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手工業，比起秦漢時期是有發展的。盡管這時期手工業內部分工的部門大致依舊，但品種增多了，產量有所增加，生產技術也有很大進步。
第一節建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建築，主要是繼承和運用漢代的成就。但由於佛教的傳入，其間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建築，即佛教建築，特別是建造了佛教寺院和高層的佛塔。隨之而來的印度、中亞一帶的雕刻和繪畫藝術，也使我國在石窟、佛像、壁畫等方面有了巨大發展。這種情況對中國的建築藝術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使漢代比較質樸的建築風格變得更為成熟和圓淳。
佛教在東漢就已傳入中國，經三國兩晉到南北朝，由於統治階級的大力提倡，以致興建了大量寺院、佛塔和石窟，並使其成為這個時期最突出的建築類型。梁武帝時，建康佛寺達五百多所，僧尼十萬多人。地方各郡縣也都建有佛寺。現存的棲霞山千佛巖就是南朝齊、梁時的王公貴族施捨所造。十六國時期後趙石勒崇信佛教，興立寺塔。北魏統治者更是不遺余力地崇佛，建都平城（山西大同）時，就大興佛寺，開鑿雲岡石窟。遷都洛陽後，又在洛陽伊闕開鑿龍門石窟。到北魏末年，北方佛寺達三萬余所，其中洛陽有一千余所，可見佛教建築之盛。
北魏佛寺以洛陽的永寧寺為最大，按《洛陽伽藍記》所記，中間置塔，四面有門，塔後為佛殿。經近年發掘證實，其平面布局與文獻記載是一致的。初期的佛寺布局與印度相仿佛，仍以塔為主要建築物，置於佛寺中央，而以佛殿為輔，置於塔後。北魏洛陽有許多佛寺是由貴族官僚的邸宅改建的。所謂“捨宅為寺”，就是把前廳改為大殿，後堂改為講堂。於是，佛寺進一步中國化，不僅把中國傳統的庭院式木架建築應用於佛寺，而且使私家園林也成為佛寺的一部分。這些佛寺也往往是市民游覽活動的場所。這在《洛陽伽藍記》中有較詳細的記載。
佛塔本是埋藏捨利供佛徒禮拜而作，傳到中國後，把它縮小變成了塔剎，並與東漢已有的多層木結構樓閣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式的木塔。永寧寺培是該時期一座著名的木塔，方形、九層。除了木塔以外，還發展了石塔和磚塔，北魏時建造的河南登封嵩岳寺磚塔，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佛塔。這種塔與樓閣式木塔不同，采取密簷式，僅作為禮拜的對象，而不供登臨游眺。其來源是公元三世紀時印度出現的高塔形佛殿，即後來玄奘《大唐西域記》中所記的“精捨”。除上述兩種塔以外，從壁畫和石刻中得知，當時還存在第三種塔——單層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開鑿出來的洞窟型佛寺。漢代已掌握了開鑿巖洞的施工技術，佛教傳入後，開鑿石窟寺的風氣在全國迅速傳播開來。最早是在新疆，如三世紀起開鑿的庫車附近的克孜爾石窟，其次是甘肅敦煌莫高窟，創於秦苻堅建元二年，其後甘肅、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遼寧、江蘇、四川、雲南等地的石窟相繼出現，著名的有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等。這些石窟中規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貴族、官僚出資修建。窟外還往往建有木建築加以保護。石窟保存下來的歷代雕刻與繪畫，是寶貴的古代藝術珍品。從建築功能布局來看，石窟可分為三種一是塔院型，與初期佛寺以塔為中心相同，這種窟在雲岡石窟中較多；二是佛殿型，窟中以佛像為主體，相當於一般寺廟中的佛殿，這類石窟較為普遍；三是僧院型，在印度稱毘訶羅（vihara），主要供僧眾打坐修行之用，窟中置佛像，周圍鑿小窟若干，每窟供一僧打坐，敦煌第285窟即屬此類。此外還有一種小窟，分布在一、二類窟的周圍，也屬打坐用的禪窟。石窟的壁畫、雕刻、前廊和窟簷等方面所表現的建築形象，是我們研究南北朝時期建築的重要資料。
中國自然風景式園林在這一時期也有若干新發展。北魏末期貴族們的住宅後都往往建有園林。園中有土山、釣台、曲沼、飛梁、重閣等。同時，疊石造山的技術也有所提高，如北魏洛陽華林園、張倫宅及梁江陵湘東苑2，或重巖復嶺，石路崎嶇，或深溪洞壑，有若自然，即其例證。魏晉以來，一些士大夫標榜曠達風流，愛好自然野致，在造園方面，聚石引泉，植林開澗，企圖創造一種比較樸素自然的意境。這種風尚無疑對當時園林和苑囿的建築產生一定的影響。
由於民族大融合，這時期室內家具陳設發生了若干變化。一方面，席坐的習慣仍然未改，但傳統家具有新的發展。如睡床增高，上部加床頂，周圍施以可拆卸的矮屏。起居用的床加高加大，下部以壺門作裝飾，人們即可以坐於床上，又可垂足坐於床沿；床上出現了倚靠用的長幾、隱囊和半圓形憑幾（又稱曲幾）；兩折四牒可以移動的屏風發展為多折多牒式。另一方面，西北民族進入中原地區以後，不僅東漢末年傳入的胡床逐漸普及到民間，還輸入了各種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圓凳、束腰形圓凳等。這些新家具改變了人們的起居習慣與室內的空間處理習俗，成為唐代以後逐步廢止床榻和席地而坐習俗的前奏。
見《洛陽伽藍記》。
2見《太平御覽》。
第二節水利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國家動蕩分裂，水利事業受到影響，總的來說，成就不如兩漢。但江淮之間和長江以南地區的水利事業則較兩漢有所發展。
在農田水利方面，大多數是整修原有陂、塘、堨、門，使之發揮灌溉效益。比如曹魏時期劉馥與鄧艾在屯田區興治芍陂、茹陂等，就屬此類。孫吳在今南京東南十五裡修了婁湖，周圍七裡，溉田數千畝。西晉光熙元年（30年）陳諧在今丹陽縣城北作堰攔馬林溪水成塘，周長一百二十裡，匯集七十二條山溪水，溉田數百頃。曹魏嘉平二年（250年），劉靖在薊城（今北京）修戾陵堰、車箱渠，引濕水（又稱■水，今永定河）灌溉土地萬余頃。這個時期的水利著作，以酈道元的《水經注》為傑出代表。所記載的水道變遷及水道位置資料，是研究水利史的最基本的依據。書中所記著名水利工程有28處，包括農田水利，治理黃河，修整航道，修建堰、堨、運河等。此外，還將先秦至漢晉以來各地澤渚、陂塘、堤堰的興廢情況作了較詳細的陳述，使今天的讀者及水利學史研究者能夠據此恢復當時水利建設的部分面貌。書中不僅記載水利工程的地理位置及其變化，而且記載修築水利工程的技術與方法以及使用的建築材料等，這些資料都是研究水利學史時必不可少的。《水經注》由於對水道記得詳細准確，加上支流、湖澤分漢，城邑，山嶺等資料，所以能夠全面地來考察一條河甚至一個流域的情況，從而能夠推斷人工治理的利弊及興廢，為今天的水利建設提供借鑒。《水經注》在水利史上的意義是多方面的，是中國古代文化遺產中的一塊瑰寶。
第三節紡織三國時的紡織業漢末，蜀地絲織業已很發達，所產蜀錦以精麗著稱，享有盛名。左思《蜀都賦》贊美蜀錦“貝錦斐成，濯色江波”。《文選》李善注引譙周《益州志》稱“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三國時，諸葛亮也說過“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蜀中軍需唯依賴錦”，可知蜀錦生產仍為軍需的主要來源，並在蜀地經濟中占有重要位置。當時蜀錦暢銷各地，魏、吳都到蜀去買錦。山謙之《丹陽記》記載“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於蜀，而吳亦資西道。”蜀也用錦來作饋贈，環氏《吳志》稱“蜀遣使獻重錦千端”。劉備賞賜群臣多用錦，“先主入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錦各千匹”。
吳國割據江東，提倡桑蠶業，因而紡織生產有所發展，官營紡織手工業規模迅速擴大，陸凱疏諫孫皓提到“先帝時，後宮列女以諸織絡，數不滿百，先帝崩後，更改奢侈，伏聞織絡及諸徒，乃有數千。”2同時，官府三令五申要民間增產蠶絲，群臣關於在養蠶繅絲時“暫免他役”以及禁止蠶織時“以役事擾民”等建議，屢見不鮮。這一時期養蠶生產情況，在楊泉所撰《蠶賦》中有詳細的描述。當時對養蠶的溫度、用桑、蠶座、上簇等技術都有嚴格要求，如蠶兒“逍遙偃仰，進止自如”的蠶座疏密標准，“在庭之東，東愛日景，西望余陽”的簇室選擇條件等，都是勞動人民在長期生產中積累的寶貴經驗。繅絲產品質量也很好，如諸暨、永安（武康）等地能生產高級的“御絲”。絲織物的花紋繁多，如吳王趙夫人能織作龍鳳錦和五岳列國地形錦。
曹魏雖據有紡織業的中心襄邑、洛陽等地，但由於長年戰亂等原因，這些地區的產品“皆下惡”，無法與蜀吳相比擬。但魏國沒有官營紡織手工業，專門從事官練的織造，如《魏志·司馬芝傳》記述司馬芝“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
兩晉、南北朝的紡織業自兩晉以降，北人南徙者甚多，由於他們習於羅紈綺縠等絲織服物，桑蠶業也隨之南移，並促進了南朝絲織業的發展。南朝各朝都置有少府，下設平准掌織染，大力生產各種絲織品。丹陽有斗場錦署，無疑是官設紡織手工業。此種機織技工是劉裕滅姚秦後由“平關右遷其百工”而來。其後，錦署成為南朝官府手工業常設紡織機構，制作王室服物。
南朝紡織手工業發展迅速，宋時“絲綿布帛之饒，衣復天下”。當時使《諸葛亮文集》。
《太平御覽》八一五卷引《蜀志》。
2《三國志·吳志·陸凱傳》。
《宋書·孔季恭等傳》。
用三國時發展起來的一躡鼓動數綜的較先進的機織技術，織造水平和生產能力提高很快。宋武帝時“廣州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並禁嶺南作此布”2。梁時鑲嵌金箔的羅，已織得十分精美。《吳越錢幣志》提到織文圖案，有“天、人、鬼、神、龍、象、宮殿之屬，窮極巧妙，不可言狀”。錦的產量很大，梁侯景據壽將反，“啟求錦萬匹，為軍人袍”3。陳時曾有“上織成羅文錦被二百首，詔於雲龍門外焚之”4的記載。南方織造技術馳名塞外，《南齊書·芮芮虜傳》載“芮芮王求醫工等物，世祖詔報曰‘知須醫及織成錦工、指南車、漏刻，並非所愛。南方治疾，與北土不同。織成錦工，並女人，不堪涉遠。指南車、漏刻，此雖有其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為誤’。”但南方本為麻葛產區，桑蠶和絲織雖漸興起，產量尚不豐富，服物仍以麻葛織品為主。
後趙石虎都鄴城（河北臨漳），在各族混戰中幾乎征服了整個北方。石趙的絲織業相當發達。陸翽《鄴中記》載鄴城設織錦署，“巧工作錦”，“皆數百人”。鄴錦、蜀錦齊名，名目極多，據《鄴中記》記載“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斑文錦、鳳凰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隨後建立的前秦，絲織業也很發達，如苻堅時（357—394），秦州刺史竇滔妻作回紋錦遠近聞名。
北魏統治者在紡織業原很發達的河北地區，搜羅到大批紡織工匠，因而紡織品產量大大增加。拓跋嗣時屢見“賜群臣布帛各有差”、“賜天下鎮成將士布帛各有差”、“以綢綾絹布百萬匹賜王公以下”的記載。拓跋燾時，平城宮內有“婢使千余人，織綾錦”，有“絲、綿、布、絹庫”，常以“金錦繒絮”2頒賜臣下。及至元宏時，罷尚方錦繡綾羅工人，並將“御府衣服、金銀、珠玉、錦繡”等物“班繼百官及京師士庶，下至工商皂隸，逮於六鎮戍士各有差”3。元翊時，聽任百官進左藏庫取布絹，“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余匹”，可見庫藏絲織品之多。
北齊和北周沿襲北魏制度，重視發展紡織工業。如北齊設“太府寺統左、中、右三尚方”，“中尚方又別領別局、涇州絲局、雍州絲局、定州綢綾局四局丞”；“司染置又別領京坊、河東（山西永濟縣東南）、信都（河北冀縣）三局丞”4。當時的絲織業中心仍在河北，直到唐代前期，河北定州仍是貢奉綾錦最多的地方。織物非常精麗，《北齊書·李元忠傳》載元忠“曾貢世宗蒲桃酒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北齊書·祖珽傳》記載祖珽“出山東大文綾並連珠孔雀羅等百余匹，令諸嫗擲樗蒲賭之，以為戲樂”。北周也在涇州、雍州各地分設織局令丞、司織中大夫、小司織上士以及縫工、雕工、韋工、玻工、毳工、績工、織絲、織采、織枲、織組等各中士、下士，2《南史·宋武帝紀》。
3《梁書·侯景傳》。
4《陳書·宣帝紀》。
《魏書·高祖紀》。
2《南齊書·魏虜傳》。
3《魏書·高祖紀》。
4《隋書·百官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