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開來的思想家，為以後的封建統治者提供了如何進行統治的理論基礎。他提倡的“譴告”說，也是借神權對君權的限制。他還提出“限民名田”、“鹽鐵皆歸民”、“去奴婢”、“薄賦斂、省徭役”等改良主張4，在當時是起了進步作用的。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董仲舒的哲學思想，特別是“三綱”與神權的結合，形成一套統治人民的精神枷鎖，對歷史的發展起著不良的影響。4《漢書·食貨志》。
第二節公孫弘兩次應征，兩任博士公孫弘（前202—前2），字季，西漢菑川國薛縣（今山東滕縣南）人。年輕時，當過薛縣獄吏，因事免職，家貧，在海上牧豬為生。到了四十余歲才發憤求學，學習《春秋》雜說。武帝初年，下舉詔賢良文學之士。那時，他年已六十，菑川國推舉他以賢良應征，被任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回朝向皇帝報告出使情況時，奏事不合旨意，武帝以為無能，遂告病回家。
元光五年（公元前30年），武帝下詔令各郡國舉薦文學之士，菑川國又推舉公孫弘。於是，他又西去長安，到主管征辟的太常衙署參加對策。在這次對策中，他強調應當以儒家標榜的仁、義、禮、智為“治之本，道之用”。同時，他又把法家標榜的法、術、功利揉和到儒家標榜的仁、義、禮、智之中，認為“致利除害”是仁的重要屬性，朝廷之上必須是“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又說“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這就把法術同禮義熔為一體，強調禮義與刑賞的交替為用。此外，他還把儒家的智解釋為法家所謂君主用以控御臣下的術，又把二者熔於一爐。這種揉和儒法、以仁義為表、法術為裡的治術，也就是雜王霸之道。所以這篇對策，完全符合武帝的旨意。當時參加對策的儒士共有一百余人，主持征辟的太常在評議對策等第時，“弘第居下”，後來上奏皇帝，武帝把他的等第顛倒過來，“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阿順君旨，位至卿相公孫弘從獄吏出身，通曉法令，後來又攻讀儒書，精通儒術，故史稱其“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所以能夠以儒術飾法術，即外儒術而內法術，由此得到了武帝的賞識。此人“恢奇多聞”，有權術，善辯論，深諳人情世故，善於揣摩武帝的旨意，“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武帝卻以為“其行敦厚”，“上大悅之”。由於他深得武帝歡心，因而在仕途上一帆風順，扶搖直上。他當了一年多博士，就超升為左內史，從比六百石升至二千石。
公孫弘升任左內史後，更加小心謹慎，“奏事不可，不肯庭辯”，恐怕當面辯論會引起武帝的反感。他知主爵都尉汲黯以好直諫深受武帝的器重，所以在朝廷奏事時，往往先問清汲黯所奏何事，了解他的意圖，等到汲黯發言後，然後推衍其說，加以發揮，武帝聽後非常高興，對於他的意見“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他還用一種詭詐的方法來取得信任。有時同公卿大臣事先約好在上奏時采取一致的意見；但到了皇帝面前，則察顏觀色，看風使舵，往往“倍（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當面指責他內懷奸詐，不講信義。他辯解說“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武帝深以為然，以弘忠於己，後來凡是有人揭發他的短處，武帝不僅不聽，反而更加信任他。元朔三年（公元前2年），武帝免去御史大夫張歐官職，以公孫弘代之。他當左內史不過三年，又超升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本節主要依據於《史記·平津侯公孫弘列傳》和《漢書·公孫弘傳》，凡引上述資料者，不另作注。當時，武帝命唐蒙、司馬相如通“西南夷”，又於東北的貊地區（今朝鮮東部）設置滄海郡，漠南戰役後又於河南地築朔方城，設立朔方郡。公孫弘數諫武帝，“以為疲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武帝命朱買臣等人在設朔方郡、築朔方城這個問題上發出十條策問詰難之。公孫弘在十條策問中未能解答出任何一條。乃認罪道“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武帝許之。公孫弘平素才智過人，為什麼在同朱買臣等辯論時一個問題也答不出來呢？正如韋昭所說“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為不可，不敢逆上耳！”意思是，以公孫弘的辯才，不是答不出來，只是不敢說，深怕違背武帝的旨意。
公孫弘雖為三公，但生活非常節儉，以為“人主病不能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常蓋布被。汲黯對武帝說“弘位在三公，奉（俸）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武帝以問弘。他承認汲黯所說屬實。他說“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武帝聽後，“以為謙讓”，更加信任他。元朔五年（公元前24年），薛澤罷相後，武帝任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弘為丞相三年，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病卒，終年八十歲。
以儒術飾文法，適遇其時公孫弘出身貧賤，以對策稱旨，武帝拔為舉首，十年之間，位至卿相。
他之所以能出賤入貴，平步青雲，由於當時武帝方標榜儒術，推行外儒內法的治術，弘既“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深合武帝旨意；又富於才智權術，善於揣摩武帝心意，精通做官訣竅，故能“日益親貴”，始終得到武帝寵遇，終於相位，正如《漢書》傳贊中所說“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他在當御史大夫和丞相的六年中，並無多大建樹。
《史記·公孫弘列傳·集解》注。
第十六章衛青霍去病李廣衛青、霍去病、李廣，均以擊匈奴有功為當時名將。而衛青、霍去病以椒房之親特荷恩寵。
第一節衛青以外戚入仕衛青（？—前0），字仲卿，西漢河東郡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縣人，本姓鄭。他的生父鄭季當過平陽縣吏，因為辦事經常出入平陽侯曹壽家。曹壽的妻子平陽公主（原封陽信公主，下嫁曹壽後改稱平陽公主）是漢武帝之姊。鄭季在平陽侯家辦事時，與平陽公主侍婢衛氏私通，生衛青，因從其母冒姓衛氏。在此以前，衛氏尚生有子女數人，長子長君，長女君孺，次女少兒，三女子夫，子夫的弟弟步廣。他們都是衛青的同母兄姊，也都冒姓衛氏。
衛青幼年時，曾經回到生父鄭季家，從事牧羊。後來因不堪異母兄弟的歧視凌辱，又返回平陽侯家當家奴，年長，善騎射，為平陽侯府騎卒，常騎馬扈從平陽公主出游。
衛青的同母姊衛子夫為平陽侯家謳者（歌女）。建元二年（公元前39年），武帝出游霸上（長安東郊），還至平陽公主家。平陽公主設宴款待，謳者獻歌，武帝唯獨喜愛衛子夫，平陽公主“因奏子夫送入宮”，給了武帝，年余，有身孕。武帝陳皇後母陶長公主（武帝之姑）聽說衛子夫得到武帝寵幸懷了孕，很妒忌，乃使人捕了衛青。當時衛青給事建章（宮名），未知名。幸賴衛青的好友騎郎公孫敖率領壯士數人把他搶救出來。武帝聞知其事，召見衛青及其親屬，厚加賞賜，以青為建章殿侍中。不久，武帝立衛子夫為夫人（後立為皇後），擢衛青為太中大夫。
善騎射，有將才衛青做了幾年太中大夫，武帝察知其善騎射，有將才，乃改其文秩為武職，任之為將軍，委以抗擊匈奴的重任。
元光五年（公元前30年），匈奴單於出兵侵擾上谷郡（今河北西北部），殺掠吏民。武帝拜衛青為車騎將軍，從上谷出擊，以公孫敖為騎將軍，從代郡（今河北西北部、山西東北部一帶）出擊，以太中大大公孫賀為輕車將軍，由雲中郡（今內蒙河套地區東部）出擊，以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從雁門郡（今山西西北部）出擊。結果，公孫敖、李廣兩軍俱為匈奴所敗，公孫賀軍無所得，唯獨衛青所率一軍追擊匈奴至龍城，“斬首虜數百”，以功賜爵關內侯。
元朔元年（公元前28年）秋天，匈奴騎兵二萬入侵擾遼西郡（今遼寧西部、河北東北部一帶），殺遼西太守，虜掠二千人；又侵擾漁陽郡（今河北北部）、雁門郡。衛青奉命率騎兵三萬人從雁門出擊，擊敗匈奴，“斬首虜數千人”。第二年，匈奴又侵擾遼西、上谷、漁陽各郡。衛青率領所部從雲中出擊，又經雲中郡至朔方郡（今內蒙河套以南伊克昭盟等地）之高闕向西掃蕩追擊，直至隴西郡（今甘肅西南部）。這次漠南之役，衛青所部漢軍縱橫數千裡，擊敗匈奴，“捕首虜數千，畜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戰後，封衛青為長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戶。築朔方城。
本節主要取材於《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和《漢書·衛青霍去病傳》。《漢書·外戚傳》。
元朔五年（公元前24年），匈奴右賢王多次率兵侵擾朔方城。武帝決定大舉反擊，命車騎將軍衛青率所部三萬余騎從高闕出擊；同時，以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強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各率所部從朔方出擊，皆受衛青指揮。另外，又以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各率所部從右北平郡（今遼寧西北部、河北東北部）出擊。以上各軍共十余萬人。這次戰役大敗匈奴部眾，右賢王率領殘部數百騎遠遁，“得右賢裨王十余人，眾男女萬五千余人，畜數十百萬（數十萬以至百萬）”。大軍還至塞上，武帝“遣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後又加大司馬之號。並封其子衛伉、衛不疑、衛登及其部將為侯。
元朔六年（公元前23年）春天，大將軍衛青奉命從定襄郡（郡治在今內蒙和林格爾以北）出擊，以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強弩將軍，鹹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這年夏天，衛青又率六將軍從定襄出擊，“斬首虜萬余人”。但蘇建、趙信率所部三千余騎逢匈奴單於所部大軍，接戰一日，漢軍寡不敵眾，死傷殆盡。趙信降匈奴，唆單於遠走漠北，俟漢軍遠征疲敝而擊破之。單於聽從他的計策，遠走漠北。
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匈奴單於遠走漠北後，武帝作出決策，令大將軍衛青與驃騎將軍霍去病各率騎兵五萬深入漠北，以步兵數十萬人隨其後，另有擔任運輸的軍馬數萬匹，軍容甚盛。命衛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分兩路出擊。又以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皆隨從大將軍出征。衛青率領所部出塞後，偵知單於所在，乃自率精兵出塞千余裡，直抵漠北單於屯兵處，見單於正率所部結陣以待。於是，兩軍展開決戰。衛青令漢軍以兵車環結為營，而以精騎五千往襲單於營。傍晚，大風，飛沙走石，兩軍不相見，衛青乘勢從左右兩翼包圍單於營。單於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強，估計不能取勝，遂乘六騎，“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黑，漢匈兩軍展開搏斗，殺傷大抵相當。衛青偵知單於逃走，發輕騎追之，自以大軍隨其後，一晝夜行二百余裡，未擒到單於，直追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凡斬首虜萬九千級”。驃騎將軍霍去病一軍，從代郡、右北平郡出擊，奔馳二千余裡，越過大漠，大敗匈奴左賢王部，斬獲七萬余人。合計衛霍兩軍斬獲約九萬，而漢軍亦損失士卒數萬、戰馬十一萬匹。這次漠北之役，是抗擊匈奴三大戰役（漠南戰役、河西戰役、漠北戰役）中最後也是最大的一次戰役。經過三大戰役之後，匈奴主力被殲。從此，單於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漠北戰役以後，西漢以戰馬損失過多，又以當時正從事於消滅東南、西南割據勢力，不能兼顧，不久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匈奴也因疲敝而數使使於漢，“將辭甘言求請和親”。漢匈之間暫時相安無事。
元封三年（公元前08年），衛青病逝，謚長平烈侯，與平陽公主合葬，起塚象廬山，以紀念其破匈奴之功。
衛青有三子，皆以衛青戰功封侯。武帝末年，迷信巫蠱，懷疑有人詛咒他，派人搜捕巫蠱，公卿王侯因此被殺者甚多，衛皇後兩女及衛伉皆被殺。征和二年（公元前9年），衛皇後和太子都因巫蠱受害，衛氏全家亦遭到滅衛青尊貴之後，平陽公主改嫁於他，但早死，故衛青死後與其合葬。
族之禍。
仁善退謙衛青出身家奴，雖因其姊之故，得以出賤入貴，亦由其有將帥之才，所以能得到武帝的重用，能夠建立戰功，得到高官厚祿。他尊貴後，又能謙虛謹慎，寬厚待人，故司馬遷稱其“為人仁善退謙”；班固亦稱“青仁，喜士，退讓”，在作風上與他的外甥霍去病的恃貴而驕、不恤將士有所不同。史稱“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後，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2這件事情說明汲黯不以衛青地位尊貴而卑恭屈膝；衛青並不因此責怪汲黯，反而更加尊敬他，可謂謙恭待人、禮賢下士。
但衛青在謙虛謹慎中過於小心拘謹，“以和柔自媚於上”，一味順承武帝旨意，不敢有所諫諍；他雖然“喜士”，也能“禮賢下士”，卻不能招賢薦士，蘇建勸他注意這個問題，他回答說“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霍去病也是如此。衛青、霍去病處於親近的地位，深知武帝不滿意諸侯王結交賓客，為了保全祿位，所以不敢招賢薦士。司馬遷、班固認為為將之道不應如此，故在《史》、《漢》傳贊中作為一個重要問題言及之。2《漢書·汲黯傳》。
指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
第二節霍去病年輕為將，號稱冠軍霍去病（前40—前7），系衛青姊衛少兒之子。他的生父霍仲孺，河東郡平陽縣（今山西臨汾西南）人，當過平陽縣小吏，因事常到平陽侯家，與其家侍婢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不久，霍仲孺還家娶妻，生子霍光，遂與少兒斷絕往來。後來少兒妹衛子夫立為皇後，少兒更嫁為詹事陳掌妻，少兒姊君孺也更嫁太僕公孫賀。數年之間，衛氏家族由貧賤平步青雲，富貴無比。去病亦以皇後姊子早貴，年十八，為侍中，出入宮禁，侍從武帝，深受信任。武帝以霍去病善於騎射，令其隨衛青出征。元朔六年（公元前23年），大將軍衛青從定襄（今內蒙河套東部一帶）擊匈奴，接受武帝詔令，任二十歲的去病為票（驃）姚校尉，以所部壯士為其部屬。去病勇敢善戰，率領所部輕騎兵八百人，馳驅數百裡，奔襲敵營，予敵以重創，“斬捕首虜過當”，即斬獲超過損失之數。論功行賞，武帝以去病為首功，封去病為冠軍侯。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春天，武帝命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品秩與大將軍相等。去病率領精騎萬人，從隴西郡（今甘肅西部）出擊，歷經匈奴五王屬地，轉戰六月，過焉支山千余裡，俘獲匈奴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捕斬“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武帝下詔增封去病爵邑二千戶。這年夏天，霍去病與合騎侯公孫敖率數萬騎兵從北地郡（今甘肅北部、寧夏南都一帶）出擊，去病率領所部深入敵境二千余裡，越過居延，過小月氏，直抵祁連山（在今酒泉、玉門以南的甘青邊境），大敗匈奴軍，捕獲單桓王、酋塗王，匈奴相國、都尉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於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匈奴軍被殲滅十分之三。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河西戰役。戰後論功行賞，武帝增封去病爵邑五千戶，並封其有功的部將鷹擊司馬趙破奴為從驃侯，校尉高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為輝渠侯。
這年秋天，匈奴單於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武帝命令驃騎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並其眾。驃騎將軍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頗遁去。驃騎乃弛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詣至，“降者四萬余人，號稱十萬。”在這次迎接匈奴渾邪王歸降中，霍去病又立大功。武帝下詔表彰去病功績，又增封其爵邑一千七百戶。由此，“去病日以尊貴，比大將軍矣”。不久，漢在河西地區設立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漢與西域之間的交通，從此暢通無阻。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春天，漢武帝命驃騎將軍霍去病與大將軍衛青各率五萬騎兵出塞，“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原先決定去病從定襄出擊，與匈奴單於相當；後由俘虜口供獲悉單於往東的消息，乃變更計劃，令去病率領所部東出代郡（今河北西北部、山西西北部一帶）。在北平郡（今河北東北部、遼寧西北部一帶），大將軍衛青從定襄出擊。衛青率領所部從定襄北上後，方偵知匈奴俘虜所供情報不確，單於仍留在定襄以北地區，並未東去，於是，衛青立即度過大漠直追單於大軍，與之展開激戰。由霍去病率領的東路軍，從代郡、右北平郡出擊，2本節主要取材於《史記·衛將軍驃騎將軍列傳》和《漢書·霍去病傳》。北度大漠，奔襲二千余裡，與匈奴左方（即東方）兵接戰，大獲全勝，俘獲匈奴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2，執鹵（虜）獲丑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約殲滅匈奴左方兵十之二三。此戰，史稱漠北戰役。漢武帝以為這次戰役中霍去病所部斬獲甚多，厚加賞賜，增封去病爵邑五千八百戶，並下詔予以表彰。又封其部將路博德為邳離侯，衛山為義陽侯，復陸支為杜侯，伊即靬為眾利侯（後二人為匈奴降將），李敢為關內侯。衛青因斬獲不多，未蒙賞賜，其部將亦未有封侯者。又增設大司馬一人，由霍去病充任，令其品秩俸祿與大將軍相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
壯年逝世，戰功卓著元狩六年（公元前7年），霍去病病逝，年方三十三歲。武帝非常哀悼，下葬之日，令由匈奴歸降將士組成的屬國軍穿著黑甲送葬，自長安至茂陵（在長安以西，今陝西興平縣東），絡繹不絕。為他建造了一座巍峨的墳墓，以紀念他在抗擊匈奴戰爭中立下的豐功偉績。謚號景桓侯。
去病死後，由其子霍嬗襲冠軍侯爵位。嬗後來隨從武帝到泰山封禪時夭亡。去病有兩孫霍雲、霍山。昭帝時，雲官居中郎將之職，山為奉車都尉。霍光臨終，願將國邑三千戶分封霍山，漢宣帝乃封山為樂平侯；不久，又封霍雲為冠陽侯。宣帝地節四年（公元前年），霍雲、霍山與霍光之子霍禹皆以謀反被處死，自霍去病、霍光以來顯赫一時的霍氏家族終遭滅族之禍。霍去病在抗擊匈奴戰爭中，戰功卓著。“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皆以將軍（按另兩出為校尉，從衛青出征），斬首虜十一萬余級；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其殲敵之眾，辟地之廣，在同時諸將中可謂首屈一指。武帝封他為冠軍侯，就是表彰其勇冠三軍之意。他“為人少言不洩，有氣敢任”。作戰之先，“所將常選”，“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這說明去病所部，是得到特殊照顧優先挑選的。臨戰時，他身先士卒，“常與壯騎先其大軍”，“亦敢深入”。武帝常欲教之孫武兵法。他答道“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說明他很注意在實戰中運用戰略戰術。武帝為他修建了宅第。但是，由於他少年得志，生活優越，養成驕奢的習氣，身為大將，卻對部下將士漠不關心，不了解他們的疾苦。據史籍記載，他奉命出征時，武帝常調撥給他數十輛車的食物作為犒勞，但他卻留著自己使用，寧肯腐爛掉，也不分給將士，“既還，重車余棄粱肉，而士有饑者”。有時，他遠征塞外，糧食供應困難，士卒愁苦，他卻在踢球作樂，不去撫慰。其恃貴而驕，不恤士卒，“事多類此”。《史記》、《漢書》以此來說明他的特殊作風。對於一個統率大軍的將帥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缺點。
狼居胥山，當在今蒙古烏蘭巴托以東。
2翰海，即今西伯利亞之貝加爾湖。
第三節李廣年少從戎，屢任邊將李廣（？—前9），西漢隴西郡成紀縣（今甘肅通渭縣東）人，秦始皇時大將李信之後。他的先世原居長安附近之槐裡，後來遷徙成紀，世代為將，以善騎射著名當世。他和衛青、霍去病同是西漢的名將。
李廣“結發從戎”，從少年時代起就參加了抗擊匈奴侵擾勢力的戰爭。
漢文帝十四年（公元前年），匈奴老上單於率領騎兵十四萬人大舉南侵，攻朝那、蕭關（朝那縣屬安定郡，今寧夏固原縣東；蕭關在朝那縣境），前鋒直抵離長安不遠的雍縣、甘泉（甘泉宮）。文帝命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內史欒布為將軍，擊匈奴。李廣以良家於弟從軍。他善於騎射，奮勇殺敵，擢升為中郎，不久，升遷為武騎常侍，常隨從文帝射獵。文帝見李廣格殺猛獸，勇力過人，深為歎賞，對他說“惜乎！子不遇時，如令當高皇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景帝即位之初，李廣任北地郡都尉，不久，調回京師，任騎郎將。吳楚七國之亂時，廣任驍騎都尉，隨太尉周亞夫與叛軍激戰昌邑（今山東巨野縣南）城下，奪得敵軍軍旗，威名大震，由此知名當世，梁孝王劉武以將軍印賜之。戰後論功行賞，朝廷以廣身為漢將，不應接受藩王官印，故未加賞賜，徙為上谷郡（在今河北北部）太守。典屬國公孫昆邪諫景帝說“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廣為離京師不遠的上郡（今陝北一帶）太守。不久，又轉任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各邊郡太守，“皆以力戰為名”。景帝末年，李廣又任上郡太守。景帝派中貴人（宮內貴官）到上郡視察李廣所部的作戰演習。中貴人率領騎兵數十人先行，忽遇三個匈奴人，雙方交戰，中貴人被射傷，隨從騎兵亦多被射殺，中貴人逃回李廣營中告知其事。李廣認為這是三個射雕的匈奴人，乃率領騎兵一百人前去追趕，射死二人，生擒一人。正返回時，忽然望見前方有匈奴騎兵數千人擋住去路。李廣的部下以敵我勢力相差懸殊，驚恐異常，慌忙上馬，欲疾馳回營。李廣說“我去大軍數十裡，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因令兵士繼續前進，進至距匈奴軍營二裡之處，“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見之，以為誘兵之計，恐中埋伏，果然不敢出擊，夜半解圍而去。
號為“漢飛將軍”
武帝即位後，“以為廣名將也”，從上郡太守調入為掌管宮門屯兵的衛尉。元光二年（公元前33年），武帝采納王恢之計，引誘匈奴單於入塞，然後伏兵襲擊之。李廣奉命為驍騎將軍，與護軍將軍韓安國等率兵十余萬埋伏馬邑（今山西朔縣）山谷中，後來單於發覺中計，急忙出塞，廣等無功而還。
元光六年（公元前29年），匈奴侵擾上谷，殺掠吏民，武帝遣車騎將軍衛青、騎將軍公孫敖、輕車將軍公孫賀、驍騎將軍李廣各率騎兵萬人反擊匈奴。李廣奉命率領所部從雁門出擊，遭遇匈奴大軍。在眾寡懸殊情況下，本節主要取材於《史記·李將軍列傳》和《漢書·李廣傳》。
兵敗被虜。匈奴單於知道李廣賢能，命令把李廣押去見他。匈奴士兵因李廣受傷，在兩馬之間套上繩索，令其臥在繩索上。走了十余裡，李廣裝著傷重昏厥過去，察覺道旁有一騎駿馬的匈奴小兒，趁其不防，騰身上馬，推兒下地，取其弓箭，鞭馬疾馳，南行數十裡，遇見所部殘軍，率之入塞。匈奴遣數百騎追之，被李廣射殺殆盡。回到長安，朝廷以廣兵敗被虜，士卒傷亡大半，論罪當斬，贖為庶人。廣罷職居家時，常到藍田（今屬陝西）南山射獵，夜半歸家，行經霸陵（在長安東郊，今西安市東），霸陵縣尉責以不當夜行，把他拘留於霸陵亭下，廣恨之。
元朔元年（公元前28年），匈奴侵擾遼西郡，殺遼西太守，擊敗韓安國所部漢軍，於是，武帝起用李廣為北平郡太守。臨行，請調霸陵尉同去，“至軍而斬之”，上書謝罪。武帝下詔表示不加追究，並勉其率軍御寇，以安邊陲。廣守右北平數年，匈奴畏之，不敢寇邊，號之為“漢飛將軍”。不久，郎中令石建病死，武帝召李廣回朝，命其為郎中令。
元朔六年（公元前23年），大將軍衛青從定襄出擊匈奴。武帝以李廣為後將軍，與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趙信、右將軍蘇建、中將軍公孫敖、強弩將軍李沮等隨同大將軍出征，“諸將多以軍功封侯”，而李廣無功，不得封侯。
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漢軍大舉擊匈奴。驃騎將軍霍去病、合騎侯公孫敖從隴西出擊，郎中令李廣、博望侯張騫從右北平出擊，結果，西線大獲全勝而東線失利。東線兵力比較單薄，由李廣率四千騎為前鋒，張騫率萬余騎隨其後。廣軍行數百裡，匈奴左賢王率四萬騎圍廣，廣所部兵士以敵我相差懸殊，非常驚恐。為穩定軍心，李廣命其子李敢率數十騎馳往敵營附近觀察動靜。李敢回報說“胡虜易與耳。”於是，軍心乃安，從容不迫地擺出環形陣勢，准備迎擊來犯之敵。不久，匈奴發動猛攻，矢下如雨，漢軍傷亡過半，弓矢也快用完了。李廣乃令將士矢無虛發。他連發數弩射死匈奴裨將數人，匈奴軍隊暫時向後退卻。到了晚間，將士畏懼匈奴軍隊乘夜偷襲，惶恐不安，“而廣意氣自如”，“軍中服其勇”。次日，正當與匈奴力戰之際，張騫所率大軍前來接應，匈奴軍乃解圍而去。在這次戰役中，張騫以行軍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李廣雖然以少敵多，但按照漢法，以李廣所部傷亡大致與殺傷敵軍相當，功過相抵，未能得到賞賜。
“數奇”而遭不公平“待遇”
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武帝命衛青、霍去病分別率領大軍北伐匈奴。李廣多次要求參戰，武帝以為他年老，弗許，考慮良久，才命其為前將軍，隸屬大將軍衛青。衛青偵知單於所在之地，自率精兵前往，准備與單於統率的大軍接戰，而令李廣與趙食其所部並為一軍，從東道出擊。東道不僅繞道，路程較遠；而且所經地區水草缺少，行軍困難。李廣對衛青說“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發而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於，臣願居前，先死單於。”衛青因暗中受到武帝告誡，以為“李廣數奇（命運乖舛），毋令當單於，恐不得所欲。”同時，衛青好友公孫敖因不久前戰敗失去侯位，亦願讓他共擊匈奴單於，給予立功的機會，因而不用李廣為前鋒，徙其出東道。廣知之，深感不平，向衛青固辭前往東道，衛青不允，李廣含怒，不告而別，不得已仍與趙食其俱出東道。由於沒有找到向導，迷失道路，未能度過漠北，與匈奴接戰。衛青率大軍與單於接戰後南返，乃與李、趙兩將軍會合，因遣長史責問其失道情況，並令到大將軍幕府對簿。李廣對其部下說“廣結發與匈奴大小七十余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於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余，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乃以佩刀自剄而死。他的死，引起了兵士們和百姓們的深切哀悼。李廣出身行伍，以戰功位至二千石，兩為九卿（衛尉、郎中令），七任邊郡太守，歷仕文、景、武三朝，與匈奴大小七十余戰，以善騎射、有勇略、能力戰著名當世。特別是他的廉潔奉公、與士卒共甘苦這種為國忘身的優良作風和愛國精神，更是難能可貴，感人至深。史稱李廣為人廉潔，“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余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所以他死時，“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素相識與不相識），無老壯皆為垂涕”。
司馬遷歎道“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這是對李廣質樸誠信作風無限的懷念，也是對他遭受不公平待遇以至自到深切的同情。後人所謂“李廣無功緣數奇”，實在是莫大的誤會，遠不如司馬遷了解李廣及其遭遇之深。
漢武帝拘泥於漢法，對李廣賞賜過薄，不予封侯，位不過九卿。李廣曾發過牢騷“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弦外之音，他本人不負於世，而武帝卻虧待了他。武帝妄稱李廣“數奇”，而偏愛衛青、霍去病，顯然是不公平的。
李廣死後，其子李敢、其孫李陵皆以勇略而參與對匈奴的戰爭。李敢在漠北戰役中，隨從驃騎將軍霍去病與匈奴左賢王力戰，奪得左賢王軍旗，以功封關內侯，代其父李廣為郎中令。敢怨大將軍衛青刁難其父，令其飲恨而死，乃擊傷之。驃騎將軍霍去病怨敢擊傷其舅衛青而射殺之。李陵於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深入匈奴境內作戰，因寡不敵眾，又被切斷糧道，遂投降匈奴。這是李氏的悲劇。
王維《老將行》。
第十七章張騫蘇武張騫通西域，蘇武使匈奴，均以對外特殊表現為漢名臣。
第一節張騫通西域匈奴、大月氏和西域諸國張騫（？—前4），西漢漢中郡城固縣（今陝西成固縣東）人。武帝建元年間，騫為郎官。當時漢武帝正准備反擊匈奴，從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西域有大月氏國，與匈奴為敵。大月氏與烏孫原居河西地區的敦煌、祁連間。後來匈奴攻破大月氏，殺大月氏王，以其頭為盛酒的飲器，月氏人被迫西遷，遷徙到西域的伊犁河流域（今新疆西北部）。匈奴又指使烏孫遠攻大月氏，大月氏又被迫西遷，遷徙到媯水（今中亞阿姆河）流域，因而與匈奴積怨甚深；但卻無人援助，與之共擊匈奴。漢武帝聽說這個消息，為了截斷匈奴的右臂（西域在匈奴之右），必須聯絡西域諸國，特別是聯絡大月氏，利用它同匈奴之間的矛盾，與之夾擊匈奴。建元三年（公元前38年），武帝下令招募出使西域、聯絡大月氏的使臣，張騫便以郎官的身份應募出使西域。漢代的西域，有廣狹二義。廣義的西域，泛指今玉門關、陽關（皆在今甘肅西北部）以西，經過天山南北，越過蔥嶺，直至中亞、南亞、西亞、歐洲、非洲的廣大地區。狹義的西域，主要是指我國新疆天山南北、蔥嶺以東、玉門關、陽關以西的地方。這一地區，小國林立，號稱三十六國，後來又分為五十余國，是從漢朝通向蔥嶺以西諸國的交通孔道。當時通往嶺西諸國的道路有南北二道南道諸國有鄯善、婼羌、且末、小宛、精絕、戎盧、拘彌、渠勒、於闐、皮山、莎車等國，皆在今昆侖山以北、塔裡木河以南，由莎車（今新疆莎車）向西越過蔥嶺，通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諸國，由此向南，可通身毒（今印度半島）。北道諸國有疏勒、尉頭、溫宿、姑墨、龜茲、烏壘、渠犛、焉耆、尉犁、危須、山國等國，皆在今天山以南、塔裡木河以北，由疏勒（今新疆喀什）西越蔥嶺，通大宛（今中亞費爾干納一帶）、康居（今中亞阿姆以東、巴爾喀什湖以西之地）、奄蔡（約在今鹹海、裡海一帶）諸國。南北道諸國，皆在今新疆天山南路，居民大多數從事農業，也有畜牧業。天山以北，有姑師（後分為車師前國、後國），且彌東、西國，卑陸前、後國，蒲類前、後國等國。這些地方的居民大多過著游牧生活，姑師一帶農業比較發達。西域三十六國人口稀少，最大的龜茲，有八萬多居民，最少的只有數百人，除王以外，還設有輔國侯、左右將、騎君、都尉、譯長等官職。在張騫通西域前，西域三十六國受匈奴的役屬，由匈奴西邊的日逐王派遣僮僕都尉進行統治，經常率領數千騎兵巡邏各地，並征收繁重的賦稅。
在西域三十六國以北，今天山北路的伊犁河流域有烏孫族。烏孫人原居河西地區，後來烏孫人在匈奴指使下遠攻已遷至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大月氏又被迫西遷，烏孫人就在伊犁河流域定居下來。烏孫有人口六十余萬，騎兵十八萬多人，過著游牧生活，國王號稱昆彌，下設相、大祿、左右大將、侯、大將、都尉、大夫、大吏、捨中大夫、騎君等官吏治理政事。烏孫原來役屬於匈奴，後來逐漸強大起來，反抗匈奴的控制；同時，天山南北三十六國不堪匈奴繁重的賦稅，也渴望脫離匈奴的羈絆。
張騫出使西域本節主要取材於《漢書·張騫傳》。
正在西域各國與匈奴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的時候，張騫來到了西域。建元三年，張騫應募出使之後，偕同堂邑氏家的家奴甘父以及隨從百余人一起從長安出發，取道隴西郡進入匈奴境內，被匈奴捕獲，送到單於駐蹕的地方。單於下令把張騫扣留起來。經過十余年之久，張騫已在匈奴娶妻生子；但他仍然手持漢節，不忘記他的使命。甘父原本是匈奴人，善於騎射，窮困時，依靠他射獵鳥獸來維持他們的生活。後來他們設法逃出匈奴，向西走了幾十天，經過姑師（今新疆土魯番一帶）、龜茲（今新疆庫車一帶）等地，越過蔥嶺，到達大宛。大宛王早已聽說漢朝的富強，渴望同漢朝通使往來，見張騫到來，非常歡迎；並問他們的去向。張騫說明自己是出使月氏的漢朝使臣，經過匈奴被拘留了十余年，現在逃出匈奴來到大宛，請求派人送到月氏，將來返回漢朝，定當厚報。大宛王深以為然，派遣向導和翻譯把張騫送到康居，又由康居送到大月氏。張騫勸說大月氏東歸河西地區，與漢夾擊匈奴。那時，大月氏打敗大夏，占領了肥沃的媯河流域，“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不願東歸。張騫居住大月氏很久，始終得不著要領，只好動身返回長安，從大月氏經南道的莎車、於闐（今新疆和田）等地東歸。行經匈奴時，又被俘獲，拘留了一年多，適逢單於死後匈奴發生內亂，才又同堂邑父（甘父）攜帶在匈奴的妻子逃出匈奴，於元朔三年（公元前2年）回到長安。從出使到返回前後達十三年之久，初行時百余人，生還的僅他和堂邑父而已。漢武帝深為嘉獎，拜騫為太中大夫，封堂邑父為奉使君。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雖未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卻同西域各國開始建立聯系，知道了許多有關西域地區的山川、地形、物產、人口、風俗等情況，回到長安後報告漢武帝，增進了漢朝對西域情況的了解。
經營南線的建議張騫在出使西域路經大夏時，曾經見到了蜀郡出產的蜀布和竹杖。據大夏商人說，是在大夏東南數千裡外的身毒買來的。大夏位於漢的西南，身毒又在大夏東南，想必離蜀郡不遠。從漢地經過匈奴或羌地到西域去，道遠而又艱險，又可能被匈奴捕獲，莫如從蜀地經過“西南夷”地區，穿過身毒到西域去，路程既近，又無被匈奴截獲的危險。他向武帝陳說通西域之利，以為蔥嶺以西的大夏、安息諸國都是大國，出產奇珍異物，當地的風俗習慣與中國大同小異，但其兵力較弱；大宛以北的大月氏、康居等國雖然兵力較強，也都“貴漢財物”，如能贈以財物，令其入朝，這樣，不用動用兵力，就可使其歸服，“則廣地萬裡，重九澤，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武帝聽後，“欣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蜀郡、犍為郡（今四川南部、貴州北部一帶）派遣使者，從冉駹（今四川西北部茂汶一帶）、筰都（今四川西部漢源一帶）、邛都（今四川西昌一帶）、僰道（今四川宜賓附近）四條路線出發，各行一二千裡，結果沒有找到通身毒之路；後來又聽說西南有滇越（今雲南昆明一帶）可通身毒，乃派使者至滇。武帝原來就有意“通西南夷”，以費用頗大，宣告中止。這時聽張騫說可從西南通西域的建議後，又重新繼續經營西南。後來雖然始終未能找到從西南通西域的道路，但卻起了加強經營西南地區的作用，在那裡設置了許多郡縣。
元朔六年（公元前23年），武帝以張騫曾經留居匈奴十余年，熟悉當地情況，令其為校尉隨從大將軍衛青出征匈奴。由於張騫熟悉地形，了解沙漠地區的水草地，使得漢軍飲水“不乏”。大軍凱旋之後，論功行賞，封張騫為博望侯。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以張騫為衛尉，令其與李廣從右北平（今河北東北部、遼寧西北部一帶）擊匈奴。李廣率四千余騎為先鋒，張騫率萬余騎殿後。由於張騫所部行軍遲緩，未能按預定日期到達，以致李廣所部被匈奴大軍包圍，傷亡較重。張騫以後期貽誤戎機論罪當斬，允其贖罪，免官為民。這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大破匈奴，渾邪王降漢，河西地區歸屬漢朝，於是，漢與西域之間的交通遂暢通無阻。
第二次通西域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張騫又向武帝提出再次出使西域聯絡烏孫東歸河西地區共擊匈奴的建議，說烏孫原處於祁連山、敦煌之間，烏孫王昆莫本來臣屬於匈奴，後來兵力稍強，不肯復朝事匈奴，雙方發生摩擦，烏孫遠徙。如今匈奴單於困於漢，而河西地區空無人，蠻夷俗尚故地，又貪財物。如果現在厚幣賂烏孫，招以東居其故地，與漢結為兄弟，就可以達到斷匈奴右臂的目的。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
武帝采納了張騫的建議，任命他為中郎將，率領隨從三百人，每人給馬二匹；並攜帶牛羊萬頭和價值數千萬的金帛；另有持節副使多人，如道路方便，即派遣其到其他諸國通好。
張騫這次出使西域沒有受到匈奴阻攔，順利地到達了烏孫。到了烏孫後，張騫說明來意。烏孫自以距匈奴近，大臣皆畏匈奴；距漢遠，又未知其大小，不願東歸。張騫留烏孫久之，不得要領，因分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於闐及其他諸國。元鼎二年（公元前5年），張騫返回長安時，烏孫派使臣攜帶禮物隨同前來，窺視漢朝情況，看到漢朝地廣人眾，國勢富強，回報烏孫王，遂與漢朝和親。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經過六年之久，雖未達到勸說烏孫東歸的目的，卻加強了漢朝同西域各國的聯系。張騫回長安後，被拜為大行，掌管各族事務。過了一年多，於元鼎三年（公元前4年）病卒。他死後一年多，所遣副使也分別回到長安，各國使臣也隨同前來，紛紛與漢朝建立聯系，“於是，西北諸國始通於漢矣”。促進中西的交流自從張騫通西域以後，漢朝與西域諸國的關系日趨密切，使節往來日益頻繁。張騫雖已病逝，但是他的聲名卓著，“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張騫以通西域致身顯貴，著名中外，“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為備眾遣之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指羅馬帝國之亞非部分）、條支（約在今伊拉克東南部）、身毒國”；“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余人”；“一歲中，使者多者十余（輩），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返）”。漢朝派往西域的使臣以及從西域到長安的使者絡繹不絕。
張騫出使西域前後十九年之久，行程數萬裡，途中歷盡艱辛；但他以堅忍不拔的勇氣和毅力，克服了重重的困難，終於完成了出使的任務。從此以後，西域天山南北各國相繼歸漢，橫貫東西的絲綢之路亦由此開辟，這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和中西經濟文化交流史上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二節蘇武奉使匈奴蘇武（？—前0），字子卿，西漢杜陵縣（今陝西西安市東南）人。他的父親蘇建在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27年）以校尉隨從大將軍衛青征匈奴有功，封平陵侯，曾率領兵士十余萬人築朔方城（在今內蒙烏拉特前旗南），後來升任衛尉之職。元朔五年（公元前24年），蘇建以衛尉為游擊將軍隨從衛青出朔方郡（今內蒙河套以南地區）擊匈奴，斬獲頗多。第二年，大將軍衛青率六將軍從定襄郡（今內蒙河套以東地區）出擊，蘇建任右將軍，會同前將軍趙信率三千余騎北上，與匈奴單於所率數萬大軍遭遇，激戰一晝夜，部下傷亡殆盡，趙信降匈奴，蘇建脫身歸，以失軍罪論斬，允許繳納贖金，免官為民。蘇建晚年被起用為代郡太守，終於任所。蘇建有三子，以次子蘇武最為知名。
蘇武少年時，因其父為九卿，按照漢朝任子制的規定，他與他的兄弟們同任郎官之職。不久，升任廄中廄監。
當時漢匈戰爭頻繁，但雙方仍通使往來不絕，觀察對方情況。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匈奴先後留漢使路充國等十余人，不遣送回國；漢朝也是采取同樣辦法，所留匈奴使節大致與匈奴所留漢使數字相當。武帝天漢元年（公元前00年），匈奴且鞮侯單於新立，畏懼漢朝興兵北伐，“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以其態度恭順，派蘇武為中郎將，命其持節護送過去所留匈奴使者歸國，並以禮物厚贈與單於，以為答謝。蘇武與副使張勝（時為副中郎將）偕同隨員常惠等以及衛士百余人來到匈奴，完成使命。
杖節不虧單於准備派人護送蘇武等回國，忽然發生了一樁意外的事情。原來在太初二年（公元前03年），漢浚稽將軍、浞野侯趙破奴兵敗被俘，同時被俘的還有漢官虞常和匈奴降將緱王（河西戰役中隨同渾邪王降漢）等。蘇武等到匈奴後，緱王與虞常合謀正准備劫持單於之母閼氏歸漢。虞常在漢時與張勝相知，乃以其密謀告知張勝，張勝表示。後來密謀洩漏，緱王等被殺，虞常被擒，供出張勝參預密謀。單於怒，欲盡殺漢使，後來聽從臣下意見，命降臣衛律脅迫蘇武等投降。蘇武覺得屈節辱命，無顏歸漢，乃引佩刀自刺。衛律大驚，急忙抱持已受重傷的蘇武，召來醫生治療，“鑿地為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蘇武復蘇後，常惠等把他抬回營中，“單於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
蘇武痊愈後，單於又派衛律前去勸降。衛律當蘇武、張勝之面將虞常斬首，然後舉劍擊張勝，張勝請降；又舉劍欲擊蘇武，“武不動”。衛律以威脅無效，又以利誘。他對蘇武說“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蘇武痛斥衛律說“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叛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衛律知蘇武終不肯降，乃報告單於。單本節主要取材於《漢書·蘇武傳》。
於更想要他投降，將他幽禁在裝糧食的空窖中，不給飲食，想迫使他投降，適逢天降雨雪，蘇武饑則吞氈，渴則飲雪，數日不死。匈奴人歎為神奇，乃把他遷徙到北海（今西伯利亞貝加爾湖）上，使其牧羝羊（公羊），告訴他說等候羝羊產乳才放他回去。蘇武到北海後，無人送食，以挖掘野鼠所藏的草實作為食物，經常手持漢節牧羊；過了幾年，節上旄毛脫落殆盡。
蘇武在漢時，與李陵同為侍中，平素交情頗深。蘇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即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兵敗，投降匈奴。他深知蘇武為人，不敢見蘇武。後來單於派了李陵前去北海勸降。李陵到了海上，置酒設樂，與蘇武歡飲數日，乘間勸蘇武說“單於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又說，你的兄弟，聽說皆坐事自殺；我來時太夫人（指蘇武母）已不幸；你的妻子已改嫁了；還有你的兩個妹妹、兩女一男，今復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李陵勸說數日，蘇武始終沒有動搖。他告訴李陵，如欲逼降，願“效死於前”。李陵見其至誠，深深歎息“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沾衿，告別蘇武而去。
完節歸漢昭帝即位後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朝因遣使尋求蘇武、常惠等，匈奴詐稱蘇武已死。後來漢使再次來到匈奴，常惠說通看守他的人，夜間往見漢使，告以蘇武未死；並教使者對匈奴單於這樣說漢天子在上林苑打獵，獲得一只雁，雁足上系有帛書，書上寫明蘇武現在某地大澤中。使者見到單於後，按照常惠所教的那一番話，責備單於不誠實。單於大為吃驚，只得承認“武等實在”。隨即召見蘇武及其部屬常惠等人，允其歸漢。除去投降匈奴和已經死去者外，隨同蘇武回國的僅有常惠等九人。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年），蘇武一行到達闊別多年的長安。昭帝下詔令武等拜謁武帝陵園，任命武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隨武出使的常惠、徐聖、趙終根等三人，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告老還鄉，賜每人錢十萬，終身免除賦役。“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須發盡白。”西漢一代奉使不辱使命者，以蘇武、張騫為最著。
蘇武歸國的第二年，即昭帝元鳳元年（公元前80年），左將軍上官桀、驃騎將軍上官安父子、御史大夫桑弘羊與昭帝兄燕王旦、昭帝姊鄂邑長公主等陰謀發動政變，廢昭帝，黜霍光，立燕王為帝。政變失敗後，蘇武之子蘇元因參預上官安密謀被處死；同時，武又與上官桀、桑弘羊友善；燕王旦又曾上書為蘇武回國賞賜太薄鳴過不平，廷尉奏請逮捕蘇武，霍光以武有重名，且未參預政變，不加追究，僅罷免他的官職而已。昭帝死後，“武以故二千石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衛將軍張安世薦其“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宣帝起用他為典屬國，“甚優寵之”。朝廷大臣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平恩侯許廣漢等“皆敬重武”。宣帝憫武年老，其子蘇元前被處死，無人侍奉，詢問蘇武在匈奴時有無子女。蘇武報告，在匈奴時曾與當地婦人通婚，生子名通國，因奏請宣帝准其用金帛贖回，隨從漢使歸國，立為後嗣。宣帝許之。後來通國隨漢使回長安，任為郎官。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0年），蘇武病故，終年八十余歲。
名垂青史蘇武為人廉潔，所得賞賜皆施與親友中貧困的人，死後，“家不余財”。宣帝甘露年間，“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蘇武歸漢時，李陵為之餞別，曾說“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後來事實證明這一番話確非虛譽之辭。直到唐朝，各地尚有蘇武廟，受到後人的瞻仰憑吊。如唐末著名詩人溫庭筠《蘇武廟》詩雲“蘇武魂銷漢使前，古祠高廟兩茫然。雲邊雁斷胡邊月，隴上羊歸塞草煙。回日樓台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茂陵不見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這首詩表達了後人對他高風亮節的無限崇敬；同時對於漢朝賞功太薄也不無遺憾。
第十八章桑弘羊孔僅東郭鹹陽桑弘羊是武帝時期的理財名臣。孔僅、東郭鹹陽在武帝時期的鹽鐵經營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績。
本章主要取材於《史記·平准書》及《漢書·武帝紀》、《食貨志》等，還參考了《鹽鐵論》。第一節桑弘羊的時代背景及其政治經濟思想桑弘羊的時代背景桑弘羊（前52—前80），西漢洛陽（在今洛陽東北）人。
漢武帝時，由於大事興作，巨款開支，弄得“財賂衰耗而不贍”，不僅使漢初七十年間的積蓄為之一空，“府庫並虛”，而且廣大農民由於繁重的賦稅徭役和豪強、豪商的盤剝，日趨窮困，加上連年天災，紛紛破產流亡。這種民窮財盡的困難局面如果繼續發展下去，不僅使垂成的功業隳於一旦，還有可能使日趨尖銳的階級矛盾更加激化，危及西漢封建統治。
此時，豪商大賈們卻“乘上之急，所賣必倍”，“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甚至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利用漢初以來“開山澤之禁”的政策，操縱冶鐵、煮鹽、鑄錢等對國計民生有重大關系的生產部門，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對皇朝構成嚴重的威脅。
面對此嚴峻的情勢，漢武帝決心進行財政經濟改革，從元狩三年（公元前20年）起，開始重用“興利之臣”，選用善於理財的人，任命他們主持全國財政經濟工作，其中最受信任的是桑弘羊。
桑弘羊出身於洛陽商人。洛陽處於漢朝中心地區，自春秋戰國以來就已發展為著名的工商業城市。桑弘羊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又受家庭經商的影響，所以從幼年時代就開始接觸工商業業務，學到工商業知識，據說他能“以心計”，而不用籌碼（當時一般商人用竹制成的籌碼進行運算）進行運算。武帝剛即位的那一年（公元前4年），他被召入宮廷任侍中之職，那時，他才十三歲。侍中地位親近，“得入禁中”，經常接近天子，參預議論朝政。其中有不少人如衛青、霍光，得到皇帝賞識，升遷至高位。擔任此職的，多系顯官、貴戚以及當時著名的文學之士。桑弘羊以商人子弟得膺此職，而歷仕達二十余年之久，說明漢武帝對他特別重視。
桑弘羊的政治經濟思想桑弘羊是具有法家思想的理財家。他強調厲行法治的重要性，主張設法奸禁。他以為“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嚴而民慎（懼），法設而奸禁。網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所以必須嚴刑峻法。“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楫也。”2他認為漢武帝任用酷吏杜周、王溫舒等以嚴刑峻法為治，是必要的。他說“杜大夫（杜周）、王中尉（王溫舒）之等，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奸禁。”3他對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推崇備至，說“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4《鹽鐵論·刑德》。
2《鹽鐵論·刑德》。
3《鹽鐵論·大論》。
4《鹽鐵論·非鞅》。
桑弘羊雖然推崇法治，但也常稱引儒書，飾以儒術。他認為“仁”與“刑”並非對立，而是交互為用，“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5。他用四時的代謝說明“仁”“刑”二者之間相互為用的關系，頗有漢武帝雜霸王之道的氣味。
桑弘羊還具有興功利的思想。商鞅主張教耕戰，實行重本（農）抑末（商）的政策。商鞅變法中規定“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桑弘羊則肯定商業活動，對於春秋戰國以來以經商致富的子貢、陶朱公、白圭、猗頓都是非常贊揚的7，特別是他對法家先驅人物管仲重視發展工商業更是頌揚備至。他說“《管子》雲‘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8又說“《管子末利則本業何出？’”桑弘羊認為，要使國家富強，必須本末並重，“農商工師，各得所欲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谷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2他還認為城市的繁榮與工商業的發展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經營工商業是積累財富的重要手段，並列舉當時齊之臨淄、趙之邯鄲、楚之宛等“富冠海內”的名都，以說明之3。桑弘羊這種重視工商業發展的主張，就是他所說的“開本末之途”中的“開末”。
但是，桑弘羊所要開的末，並非豪商大賈所經營的工商業，而是指在封建國家控制下的工商業。他認為，封建國家必須干預經濟事務，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工商業部門必須由封建國家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對於阻撓封建國家干預經濟事務的豪商大賈必須予以打擊。他斥責豪商大賈為“不軌之民”，“困撓公利，而欲擅山海”。
第二節桑弘羊的理財活動桑弘羊正式主持財政經濟改革是從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20年）開始的。這年，武帝采納大農令鄭當時的建議，以東郭鹹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三人中，桑弘羊最受信任。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5年），桑弘羊出任大農中丞。元鼎六年（公元前年），武帝任命桑弘羊為治粟都尉4“領大農”，代行大農令事，“盡管天下鹽鐵”。從此以後的二十余年間，全國財政經濟工作完全由桑弘羊負責主持。
桑弘羊與孔僅、東郭鹹陽先後在財政經濟上實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
算緡、告緡在御史大夫張湯的建議下和桑弘羊等的具體籌劃下，西漢朝廷於元狩四5《鹽鐵論·論災》。
《史記·商君列傳》。
7《鹽鐵論·貧富》。
8《鹽鐵論·本議》。
《鹽鐵論·通有》。
2《鹽鐵論·本議》。
3《鹽鐵論·通有》。
4治粟都尉當為搜粟都尉，為大農令下屬官。
年（公元前9年）頒布了算緡告緡令。所謂算緡，就是向工商業者和高利貸者征收財產稅。所謂告緡，就是向朝廷揭發工商業者和高利貸者隱產漏稅的違法行為。這既是為解決財政困難的燃眉之急，也有打擊豪商的用意。“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於是，張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鋤豪強並兼之家”。這時，桑弘羊正“以計算用事侍中”，算緡、告緡這項政策與其不無關系。算緡、告緡令的內容，據《史記·平准書》記載“諸賈人末作（工商業主）、貰貸（高利貸者）、買居邑稽諸物（囤積居奇者）及商以取利者（一般商人），雖無市籍（不論有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每家估計財產多少呈報政府），率緡（“絲也，以貫錢”）錢二千而一算（二千錢抽稅一算，一算一百二十錢），諸作有租及鑄（一般小工業者），率緡錢四千一算（四千錢抽稅一百二十錢）；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除了官吏和鄉官三老以及北邊騎士外），軺者以一算（一般人有軺車者每輛抽稅一百二十錢），商賈人軺車二算（商人加倍，每輛軺車抽稅二百四十錢），船五丈以上一算（五丈以上船只，每只抽稅一百二十錢）；匿不自占（隱瞞不報），占不悉（呈報不實），戍邊一歲（罰戍邊一年），沒入緡錢（沒收財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賞給揭發者以沒收財產之半）；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屬占有土地）以便民，敢犯令，沒入田僮（違令者，沒收其田宅奴婢）。”由上可見，算緡、告緡的主要矛頭是指向擁有大量資財、廣占田宅奴婢的豪商大賈，這就是張湯所說的“鋤豪強並兼之家”。
算緡令頒布之後，豪商大賈們強烈反對，“富豪皆爭匿財”，對這項政令采取了抵制態度；只有以經營牧羊業起家的洛陽人卜式“願輸家之半”獻與政府作充實邊防之用。武帝以卜式為表現好的榜樣，加以表揚和獎勵，“以風百姓（商賈）”，然而“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能分財助縣官”。武帝乃采用告緡手段。元狩六年（公元前7年），武帝派遣楊可主持告緡事；元鼎三年（公元前4年），重申告緡令。這時，任大農中丞的桑弘羊想是賣了力的。在告緡令貫徹實行之後，“中家（中等以上商人）大抵皆遇告”，由當時以嚴酷著稱的御史中丞杜周負責審理全國告緡案件。凡是遇告的人很少有得到平反的。實行算緡、告緡的結果“得民財產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豪商大賈受到沉重的打擊，而西漢朝廷由此獲得了一筆巨款收入。
鹽鐵官營漢初以來“開山海之禁”，聽任鹽鐵私營，豪商大賈和諸侯王紛紛冶鐵煮鹽，積蓄雄厚的經濟力量，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對於西漢皇朝都是十分不利的。元狩三年（公元前20年），御史大夫張湯秉承武帝旨意，提出了“籠天下鹽鐵”的建議。武帝當即采納，任用熟悉鹽鐵業務的孔僅、東郭鹹陽為大農丞，主管全國鹽鐵事務。元狩六年（公元前7年），孔僅、東郭鹹陽提出了實行鹽鐵官營的具體方案，規定食鹽的生產“募民自給費，因官器《史記·酷吏·張湯列傳》。
作煮鹽，官與牢盆（煮鹽工具）”。這就是說，招募鹽戶煮鹽，費用自理，由官府供給煮鹽用盆；煮成後，由官府按所值給價。至於鐵器的生產，則規定在產鐵地區設立鐵官，就地冶鑄；不產鐵的郡國設立小鐵官，利用收集廢鐵冶鑄。食鹽和鐵器一律由官府統一銷售，禁止私賣私鑄，規定“敢私鑄鐵器、煮鹽者，■左趾（用六斤重的鐵鐐鎖在左腳上代替刖刑），沒入其器物（沒收私營者的生產用具和生產品）。”方案制定後，孔僅、東郭鹹陽在實施過程中以權謀私利而被罷官。於是在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桑弘羊被任為搜粟都尉代領大農令事，直接管理鹽鐵。
桑弘羊到任後，立即派人到各郡國進行整理，清除積弊，並擴大鹽鐵官營的建置，在全國各地鹽鐵產區設立鹽官三十五處、鐵官四十八處。經過整頓，鹽鐵的產量和銷售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這是當時經濟改革中的一項最重要的成果。
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漢武帝采納桑弘羊的建議，實行“酒榷”即酒類專賣。其法類似鹽鐵官營，由私家作坊釀造，由官府統一銷售。實行之後，也起了開辟財源、增加財政收入的作用。
改革幣制漢初以來，聽任郡國自由鑄錢，私鑄之風盛行。其結果，造成幣制紊亂，銅錢大小輕重不一，劣幣充斥市場。到了武帝時代，銅錢越來越輕、物價越來越貴的現象日趨嚴重。同時一些諸侯王和豪商大賈、豪強地主乘機利用財勢操縱鑄幣大權，積蓄經濟力量。文帝時，著名政論家賈誼曾建議禁止私鑄，未蒙采納。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在張湯的建議下和桑弘羊等的籌劃下，為了“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並兼之徒”，西漢朝廷開始改革幣制，發行新幣。所發行的新幣，一種是用白鹿皮制成的皮幣，價值四十萬錢，規定諸侯王覲見天子時必須用它作為獻禮，實際上是強迫諸侯王捐獻；另一種用銀和錫的合金鑄成的白金幣，大者值三千錢，中者值五百錢，小者值二百錢；還新鑄三銖錢，以代替過去的半兩錢。規定凡是私鑄金錢者都處以死刑。但是，由於白金幣比值太高，私鑄者甚多；三銖錢雖發行，而舊錢未收回，幣制仍然很紊亂。後來又廢白金，改鑄赤仄錢。不久又因赤仄錢輕而賤，人民不願使用，宣布作廢。雖有禁鑄規定，由於盜鑄犯法的人多達數十萬人，誅不勝誅，也無法實行。
元鼎四年（公元前3年），武帝采納桑弘羊建議，采取廢除一切舊錢，由國家統一鑄造貨幣，徹底進行整頓“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這種新鑄的錢，稱為三官錢，亦稱上林錢，後世稱為五銖錢。五銖錢的重量與實際重量相等，規格相同，質量較好，成本較高，使私鑄者無利可圖，從而杜絕了漢初以來民間私鑄金錢的流弊，結束了漢初以來幣制紊亂的狀況。從此以後，全國貨幣統由政府鑄造，幣制歸於統一。
均輸、平准上林三官，系掌管上林苑的鍾官、辨銅、均輸三官，屬水衡都尉。
為了制止豪商大賈們利用賤買貴賣、囤積居奇來操縱物價，牟取暴利，並借此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在桑弘羊主管全國財政的時期，武帝采納他的建議，實行了均輸和平准。均輸的設置，始於元鼎二年（公元前5年）桑弘羊任大農中丞時，先在一些地區試行。由於行之有效，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在中樞設立均輸令，屬於大農令，在各郡國設置均輸官，負責管理均輸事宜。所謂均輸，就是調劑物資運輸。據《史記·平准書·集解》均輸，“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這就是說，令各郡國把應當繳納的貢賦都按照當地市價，繳納當地出產的土特產，由各地均輸官組織運輸工具（其中一部分是由政府工官所制的運輸工具），根據物資供需情況，或是運往京師，或是運往缺乏該項物資的地區出售。過去各地繳納貢賦都是自備車輛或是雇商人的車輛運往京師，往往運費高於所運物資的價格；而且由於各種物資都集中京師，供過於求，而有的地方缺乏該項物資，卻是供不應求，商人乘機牟取暴利。設置均輸以後，既減少了人民遠道貢賦的負擔，以免商人從中漁利；又可使朝廷得以控制運輸和貿易，從而增加了財政收入。後來又令遠方各郡縣“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作為貢賦，由官府就地出賣，既免運輸之勞，又可調劑當地物價。
所謂平准，就是平抑物價。過去商人經常抬高物價，特別是元鼎二年開始試行均輸以後，由於政府各部門以及各地均輸官爭購物資，富商大賈更是乘機抬高物價，引起物價暴漲，影響政府的財政和人民的生活。元封元年（前0年），為了平抑物價，桑弘羊建議“置平准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為然，許之。”這就是說，在京師設立平抑物價的機構，它所需要的各類物資和車輛等器物，都由大農供應。由大農所屬諸官把全國各地輸納的貨物集中起來，作為資金，物價上漲時賣出，物價下跌時買入，使富商大賈無法牟取暴利，以穩定物價。
實行均輸、平准的結果，不僅打擊了富商囤積居奇、投機倒把的活動，有利於穩定物價，安定人民生活；同時也開辟了財源，為西漢朝廷增加了巨額的財政收入。據《漢書·食貨志》記載實行均輸、平准之後，朝廷倉庫儲存的粟帛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郡）余谷滿城盡帶黃金牛全文閱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武帝賞賜桑弘羊黃金二百斤，賜爵左庶長。除此，還采取過“假民公田”和移民屯墾的政策。實行告緡之後，西漢朝廷以所沒收的商賈田地假與關東地區受水旱之災而四處流亡的流民從事耕種；還把朝廷掌握的一部分園池苑囿租與貧民，解決了一部分流民和貧民的耕地問題。還招募各地流民、貧民遷往西北沼邊各郡，並令戍邊的兵士進行屯田，一時之間，民屯、軍屯布滿邊野，對開發邊疆、鞏固邊防具有重要的意義。
理財活動的成效這次財經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首先是解決了當時的財政困難，從而使正在進行中的對匈奴戰爭和對邊疆的經營能夠繼續進行下去。如《漢書·食貨志》所載“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其次，通過各項財經改革，基本上解決了漢初以來豪商大賈和地方割據勢力（諸侯王、豪強地主）“擅山海之利”、壟斷國家經濟命脈、積蓄反叛資財和造成幣制紊亂的大患，既有利國計民生，又加強了皇權。第三，實行鹽鐵官營、均輸、平准和邊疆屯田的政策，不僅是有益於當時的國計民生，而且對後世也有很大的影響。桑弘羊不但是漢武帝興功立業的得力助手，同時也是我國封建社會一位具有遠大眼光的傑出的理財家。
只開源，未節流桑弘羊雖然是一位卓越的理財家，但是他只能為武帝開辟財源，而不能使其節約開支。對於國家財政來說，只能開源而未能節流，要取得財政經濟的根本好轉是不可能的。當時除了封建國家的龐大開支外，武帝本人的揮霍浪費也十分驚人。武帝多年來養成豪華奢侈的積習，大修宮室，迷信方士，巡游無度，浪費掉無數的錢財。僅以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那次巡游為例，“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余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武帝前後巡游二十余次，其揮霍浪費不可勝數。故武帝末年出現了比過去更為嚴重的財政危機，因而加重百姓的負擔，終於激起農民起義，迫使武帝不得不轉變政策，下輪台之詔，“陳既往之悔”，轉而采取“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這種與民休息的政策。第三節鹽鐵會議與桑弘羊之死鹽鐵會議漢武帝對桑弘羊一直是信任的。天漢元年（公元前00年），桑弘羊被任大司農（前一年大農令改稱大司農）。天漢四年（公元前97年），桑弘羊坐子弟犯法被貶為搜粟都尉，但武帝命他代行大司農事。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病逝。臨終在遺詔中提升他為御史大夫，與新任命的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左將軍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
桑弘羊對武帝末年政策上的轉變不理解，因而對於霍光奉行武帝末年與民休息的政策有抵觸情緒。這種在政見上的分歧充分體現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年）召開的鹽鐵會議上。
鹽鐵會議是在諫大夫杜延年的建議下召開的。《漢書·杜周附延年傳》記載“（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悅民竟，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參加鹽鐵會議的，有代表朝廷的丞相田（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還有來自各郡國的賢良文學之士六十余人。會議爭論的焦點，集中在鹽鐵官營等各項財經政策、對匈奴的和戰政策以及“德治”與“法治”上。
在為漢武帝前期政策的辯解中，桑弘羊據理力爭，力陳鹽鐵官營之不可罷。他仍然主張繼續征伐匈奴，繼續采取以嚴刑峻法為治。而賢良文學們則提出應當“勞而息之”、省除嚴法的意見，同武帝晚年政策的轉變相吻合，也是對霍光奉行這項政策的肯定。這次鹽鐵會議，既肯定了武帝前期的政策，也肯定了武帝後期的政策，為霍光繼續奉行武帝末年政策制造了輿論，使反對霍光現行政策的桑弘羊受到了沉重的打擊。霍光借桑弘羊之口駁倒了賢良文學罷鹽鐵之議。會議之後，霍光只是宣布罷了酒榷，而鹽鐵官營則繼續推行下去。
桑弘羊之死鹽鐵會議後的第二年，即元鳳元年（公元前80年），桑弘羊參與了以上官桀父子為首的謀反事件。
當初，昭帝年幼，由大將軍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左將軍上官桀為副。不久，輔政大臣之間逐漸失和，發生了爭奪權力的矛盾。上官桀父子不願屈居霍光之下，暗中策劃奪取權力，欲取霍光而代之。
桑弘羊以功自傲，瞧不起霍光。又曾因為子弟求官被霍光拒絕而怨恨霍光。同時，由於政見上的分歧，使他在上官桀與霍光兩派勢力的斗爭中站到了上官桀父子一邊。
上官桀父子暗中策劃，“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燕王）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他們上書誣告霍光有不臣之心，並多次在昭帝面前說霍光的壞話，沒有得逞，便決定發動政變，廢掉昭帝，另立新主。不料事發，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以謀反罪被判死刑，宗族也被誅滅。桑弘羊《漢書.武五子·燕刺王傳》。
的兒子桑遷逃亡外地，不久也被捕獲處死。
桑弘羊評論桑弘羊是輔佐漢武帝建立功業的能臣，也是我國封建社會一位傑出的理財家。他所提出的“開本末之途”這種農業與手工業並重的經濟思想，在我國古代經濟思想史上獨樹一幟，可謂具有卓識。他所籌劃、主持的各項財政經濟改革措施，不但在漢武帝完成其鞏固統一、加強集權的功業中立下了大功；而且對後世也有重大的影響。比如王安石變法中的均輸法、市易法就是脫胎於桑弘羊設置的均輸、平准；歷代以來實行的專賣政策也是出自他的鹽鐵官營之法。所以他是我國封建社會一位有深遠影響的歷史人物。
第四節孔僅東郭鹹陽孔僅，西漢南陽（今河南南陽）人，是資財累千金的大冶鐵商。東郭鹹陽，西漢齊人，是資產累千金的大鹽商。他們對於鹽鐵生產有豐富的經驗，又在興功利上有所建議，得到武帝賞識，故提拔為大農丞，委以主管全國鹽鐵的重任。從元狩三年至元鼎六年（公元前2o—前年）的十年間，他們跟桑弘羊一起，共同主持進行了財經改革的工作。
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8年），孔僅、東郭鹹陽領鹽鐵事，他們“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韋昭雲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並於元狩六年制訂了鹽鐵官營方案（見本章第二節）。武帝命孔僅、東郭鹹陽馳赴各郡國貫徹執行。
孔僅、東郭鹹陽在建立鹽鐵管理機構時，安插一些經營鹽鐵的大商人擔任各地鹽官、鐵官。這些人雖熟悉鹽鐵業務，但多利用職權營私舞弊，不僅制品質量低劣，而且還任意抬高價格，因而影響了鹽鐵的生產和銷售，行之數年，流弊日趨嚴重，破壞了鹽鐵官營的聲譽。元鼎六年（公元前年）孔僅、東郭鹹陽被罷官。
第十九章張湯杜周張湯、杜周，世稱“酷吏”，而廉、貪不同。如從封建專制主義體制的建立來說，二人都是武帝時期有功的名臣。
第一節張湯少有獄吏之才張湯（？—前5），西漢京兆杜陵縣（在今西安市東南）人。少有吏才，精通刑律。幼年時，父為長安縣丞，因事外出，命湯守家，回家後，發現肉被鼠盜食，大怒，責打湯。湯乃挖掘鼠洞，捕得盜肉的鼠和吃剩的肉。他把鼠放在堂下，像審問囚犯那樣加以審訊。審訊程序從傳訊到定案非常完備，然後取鼠與肉結案定罪，按刑律將鼠處以磔刑。他的父親把判決書取來觀看，文辭非常周詳而准確，同老獄吏一樣，感到非常驚異，以其有獄吏之才，命他學習刑律。其父死後，張湯為長安縣吏，做了很久。
田勝（武帝母王太後的弟弟）為九卿時，因罪關押長安獄中，“湯傾身事之”，對他關懷備至。田勝出獄後，被始立的武帝封為周陰侯，同張湯結為至交，引其拜見當時的權貴人物。寧成出任內史時，用湯為內史掾，以其能干，向丞相府推薦，得以調任茂陵尉，掌管為武帝預建陵墓事宜。
武安侯田蚡為丞相時，征辟張湯為丞相史（丞相府幕僚），不久，又向皇帝推薦他，任為侍御史，辦理案件。在治陳皇後巫蠱獄中，深究黨羽，受株連而死者三百余人。武帝以其能干，遷升為太中大夫。他與趙禹共定律令，條文嚴刻，特別是對現職官吏尤嚴。
執法深苛不久，武帝以張湯明法令，擢其為掌管全國刑獄的廷尉，趙禹遷為掌山海池澤稅的少府，皆居九卿之位。兩人交誼雖深，而志趣不同。趙禹為人廉潔奉公，性情倨傲，“務在絕知交賓客之請”，孤立獨行。張湯則多權術，“舞智以御人”，起初為小吏時，與世沉浮，以勢利相交，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當時武帝方提倡儒術，重用文學之士。“湯決大獄，欲傅（附會）古義”，乃從博士弟子中選拔學習《尚書》、《春秋》的人為廷尉史（廷尉屬官），使其按照古義來解決疑難獄案。在上奏前，先向皇帝說明原由。凡是皇帝同意的，即以板書之，制為律令，作為斷獄的依據，用以宣揚皇上的聰明善斷。如果所奏不合皇上旨意，湯即主動承擔責任，引過謝罪，而不推過於賢能的屬吏。這樣，即使所議有錯，甚至有罪，也能得到皇上的諒解而免於罪。如果所奏事得到皇上的嘉獎，他就奏稟皇上說所奏事非我所能知，這是屬官某人的意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
在判斷刑事案件中，如果此人是皇上想要治罪的，就將此案交給斷獄嚴刻的屬官去辦；反之，如果案中此人是皇上想要釋放或從輕發落的，就將此案交給斷獄輕平的屬官去辦。他所想要治罪的，即使是有權勢的豪強，必定“舞文巧詆”，引用嚴刻的法令條文，多方羅致其罪；他所想要開釋的，即使是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雖然具文上奏，按律應當治罪，他卻常在皇上面前為之開脫，往往得到從輕發落或無罪開釋。
張湯當大官後，注意修身之道；結交賓客，供給飲食；對於故人子弟做官吏的以及貧窮的親族都加以照顧厚待。拜訪公卿大臣，他不避寒暑，非常本節主要取材於《史記·酷吏·張湯列傳》和《漢書·張湯傳》。
殷勤。所以張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卻得到這樣的聲譽。許多執法嚴刻的官吏都樂為之用，多成為爪牙使用的，“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公孫弘“數稱其美”。他治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謀反案件，都從嚴追究黨羽，受株連者很多。與淮南王案件有牽連的嚴助、伍被，武帝以嚴助是素來親信的臣僚，伍被曾勸說淮南王尊重朝廷，“欲釋之”。張湯爭辯說，伍被本來為造反出謀劃策，嚴助本是親幸之臣，乃私交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武帝從其議。“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功，多此類。”由於武帝推行外儒內法的治術，需要依靠張湯等人為之推波助瀾；張湯也能迎合武帝旨意，雖用法嚴刻，亦附會儒術，禮遇文學之士，“由是益專任”。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武帝任命張湯為御史大夫。十余年間，由小吏升遷到三公。建議興利張湯任御史大夫後，由於當時匈奴渾邪王降漢，賞賜甚多；大舉出擊匈奴，軍費開支浩大；加之以關東地區連年水旱，流民需要安置、供給，因而國庫空虛，財政困難。張湯秉承武帝旨意，想出了一套財政改革的辦法，統一幣制，“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鋤豪強並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針對當時財用不足情況，每上朝奏事，他都議論如何解決財政困難問題，往往談論到傍晚，皇帝因有興趣而忘了吃飯。當時的丞相碌碌無能，無所建白，充位而已，“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雖然在財政經濟上作了一些改革，但國家獲利不多。因為“奸吏並侵漁”，營私舞弊，於是“痛絕以罪”。由是受到眾人怨恨，“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鹹指於湯”。但武帝對他仍然言聽計從，倚之如左右手。他嘗有病，武帝親臨其家探病，“其隆貴如此”。
當時，武帝對匈奴大事征伐，匈奴請求和親。武帝命群臣議論可否。博士狄山以為“和親便”。武帝問其所以然。狄山列舉高、惠、文、景之世采取和親政策，“天下富實”，“今日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武帝問湯，湯說“此愚儒無知。”顯然是武帝興功的態度。狄山反唇相譏，攻擊張湯為“詐忠”。武帝怒形於色，問“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狄山答“不能。”又問“居一縣如何？”對曰“不能。”復問“居一障間如何？”狄山自度辯窮，必定下吏處治，只好答道遣狄山乘障，過了一個多月，匈奴斬了狄山的頭而去。自此以後，群臣震恐。
招怨致禍田甲，原是張湯當小吏時的朋友。他見湯權勢太盛，指責其過失，告誡之。張湯當了七年御史大夫，果然遭到殺身之禍。
御史中丞李文同張湯原來有矛盾，在張湯部下，想要從文書中尋找其錯誤以中傷之。湯所親信的廷尉史魯謁居知道張湯心中不滿，乃使人上書告發李文奸事，武帝令湯審訊，湯挾怨判文死罪。他本來知道這是魯謁居令人告發的。當武帝問起上告變事緣何而起之時，湯假裝吃驚說“此殆文故人怨之。”魯謁居因病臥床不起，湯往探病，為其摩足。趙王因為張湯和魯謁居曾經排擠過他，心懷怨恨，探知湯為謁居摩足，乃上書告發張湯為謁居摩足，“疑與為大奸”。武帝令廷尉追究其事，謁居病死，事情牽連其弟，其弟被囚禁於官獄。張湯曾來此獄，發現謁居弟被囚，想要暗中營救他，而表面上假裝不予理睬。謁居弟不理解湯的用意，心中怨恨，便使人告發張湯同謁居合謀陷害李文之事。武帝令御史中丞減宣審訊這件事情。減宣與張湯不和，嚴加追究，尚未上奏，適逢有盜賊發掘埋在文帝陵園內的瘞錢，丞相青翟在上朝時與張湯約定在朝見天子時同時謝罪。到了天子面前，湯以為巡查陵園是丞相職責，與他無關，因而不肯謝罪。丞相謝罪後，武帝令御史追查此事，湯欲告丞相知道陵園事而不揭發，縱容盜賊，丞相聽說，非常恐懼。
三位長史朱買臣、王朝和邊通過去都曾當過二千石的官，也都是因事貶官為丞相府長史。他們當二千石時，張湯還在當小吏。張湯曾多次以御史大夫代行丞相事，他知三長史原來都是貴官，故意凌辱他們，以部下僚屬之禮待之，因此三長史都怨恨他。他們對丞相說，“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因派獄吏捕捉、審訊與湯有關系的田信等人，令其供認與張湯勾結、湯欲奏請的事，信常先知消息，以囤積居奇致富，與湯均分。武帝聽說此事，問張湯“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既未申辯，也不謝罪。減宣又奏湯與謁居合謀事。武帝以為湯懷奸欺君，派遣使臣責問湯，湯自陳無此事，不服。武帝乃令趙禹責湯。趙禹對他說“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意思是，你殺人甚多，現在應該明白自己審處。張湯乃上書皇帝，指出“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
湯居官廉潔，死後家產所值不過五百金，皆得之於賞賜，別無其他產業。他的子弟准備厚葬，他的母親說“湯為天子大臣，被惡名而死，何厚葬為！”乃以牛車送葬，有棺而無槨。後來武帝盡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武帝對張湯之死深為惋惜，對其子張安世多加照顧，擢升其官；昭宣時竟至拜相封侯。
《漢書·百官公卿表》上“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
第二節杜周執法以“當時為是”
漢武帝時代，以執法嚴刻著稱的，除張湯外，還有杜周、趙禹、王溫舒、義縱、減宣等人，其中杜周尤為突出。
杜周（？—前95），字長孺，西漢南陽郡杜衍縣（在今河南南陽市西南）人，出身小吏，甚有能名。義縱任南陽太守時，“以為爪牙”，推薦他為廷尉史（廷尉屬官）。他為張湯服務，湯稱贊之，官至御史。受命查辦沿邊郡縣因匈奴侵擾而損失的人畜、甲兵、倉廩問題。他在查辦過程中，嚴格追究造成損失的責任，很多人因此被判死罪。由於他執法嚴峻，奏事稱旨，因而得到武帝的賞識，加以重用，同減宣更替任御史中丞十余年。
杜周平素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外寬柔而內深刻，史稱“內深刺骨”，比起當時以嚴酷著稱的其他一些“酷吏”，執法尤為嚴酷。當上廷尉之後，“其治大放（仿）張湯而善候伺”，即善於揣摩武帝的旨意，“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系待問而微見其冤狀”，以便開釋。有人責備他說“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這是批評杜周辦案，不以法律條文為准繩，而以皇帝的意旨為轉移。他回答說“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意思是，所謂法律，就是以皇帝意旨為准。
詔獄的增加武帝後期，用刑益嚴。杜周任廷尉時，秉承武帝旨意，極嚴刻之能事。
每年二千石以上官吏（指相當於郡守、九卿以上的官吏）因罪下獄的，前後達一百余人；加上各郡太守和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交付廷尉審訊的案件，每年不下一千余起。每一起案件所牽連的人數，大的案件達到數百人，小的案件也有數十人。辦案奔跑的路程，近者數百裡，遠者數千裡。案件既多，獄吏無法一一地詳細審問，只得按照所告事實引用法令條文判罪，有不服的，便采取嚴刑拷打、逼取供狀的辦法來定案。於是，聽說官府要逮捕的人，都嚇得逃亡藏匿。有的案件拖延十余年之久尚未結案。當時告狀的多給別人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牽連到很多人，廷尉及京師官府所屬的監獄所捕的人多至六七萬人；加上執法官吏任意株連，有時多達十余萬人。武帝所任用的官僚，則以其只是“詆嚴”而碌碌無能，以致“官事寖以耗廢”。對杜周則少有肯定，譏刺其“從諛”，專以秉承上意邀功，獵取高位。
杜周任廷尉數年，中間因事罷官，後又當上了掌管京師治安的執金吾，以“逐捕桑弘羊、衛皇後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升任御史大夫，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病死。杜周為官大抵仿效張湯，但遠不如張湯廉潔。張湯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臨終家產“不過五百金”。杜周初為廷史，只有一匹裝備不齊的馬，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家資累巨萬矣”。杜周子孫相繼為高官，終西漢之世，簪纓不絕。
本節主要取材於《史記·酷吏·杜周列傳》和《漢書·杜周傳》。
《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尉，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為九卿之一。第二十章司馬相如司馬遷司馬相如和司馬遷，是漢武帝時期的家。司馬遷還是當時的大歷史學家，大天文學家。
第一節司馬相如及其文學成就司馬相如的早年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四川成都市）人2。少時好讀書、擊劍。因慕藺相如的為人，自名相如。大約生於漢文帝初年。景帝元年（公元前5年），相如年在二十，“以訾為郎3，為武騎常侍，侍衛景帝。這個職位（秩六百石）對能文能武、年輕的司馬相如是合適的，但他並不樂意。景帝七年（公元前50年），梁王入朝，隨從人員有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等辭賦家。景帝不好辭賦，對他們並沒有注意，而司馬相如見到他們卻很喜歡。司馬相如托病辭去侍衛的職務，而以游士的身份，作梁國的賓客。梁王令司馬相如與諸先生同游共處。他已有辭賦的修養，又與眾多的辭賦家相處，他的創作欲望和才能自然地增長起來。過了幾年，他寫了一篇《子虛賦》，盛言齊楚兩國國王奢侈田獵狀況，借以諷諫梁王。又有《美人賦》，寫司馬相如與梁王對話，言己不好色之經歷，以諷諫梁王。
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44年）梁王卒，游士們多散去，司馬相如亦回成都。這時他已三十多歲，家居貧窮，無以為生，跟十多年前很不同了。司馬相如應友人臨邛（四川邛郲）縣令王吉之招前往臨邛，生出一段與臨邛富人卓王孫寡女文君的愛情故事。文君夜奔相如，相如與之馳歸成都。卓王孫大怒，不給文君錢財。文君與相如往臨邛開酒店。文君賣酒，相如與奴婢一起，系長圍裙，做雜事。卓王孫聞之以為恥，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景帝末年（公元前4年），司馬相如已年近四十，雖有名氣，仍在成都賦閒。新到任的蜀都太守文翁，“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余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但這個小組裡面，不可能有司馬相如。
武帝好辭賦。建元元年（公元前40年）即位後，即以安車蒲輪征召著名的老年辭賦家枚乘來長安，枚乘奉詔成行，可惜在路上逝世了。
武帝偶讀《子虛賦》並以為好，以“獨不得與此人同時”為恨，經過狗監蜀人楊得意的介紹，便召來司馬相如。相如見武帝後。承認自己是《子虛賦》的作者，並說“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那就是《上林賦》。武帝又加稱贊，並賜給相如筆札，任相如為郎。《子虛》、《上林》都是大賦，是司馬相如對辭賦的開拓和獨創，表現了一代漢賦的新風貌。
武帝即位後，通過各種形式，選用人材。在宮廷內，即在自己的身邊，也聚集不少人物，以備使用。其中尤親幸者，有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司馬相如的材料，見於《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和《漢書·司馬相如傳》者，不另作注。2《史記》、《漢書》傳俱未敘述司馬相如家世，其家為蜀郡本土人，或遷自“秦晉一帶”？近人王瑤持後說，參看其《讀史記司馬相如傳》，載《中國文學論叢》。
3《漢書·景帝紀》後元二年（公元前42年）五月詔曰“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眾。”又曰“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注應劭曰“十算，十萬也。”又《漢書·文帝紀·贊》曰“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注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據此，景帝初年司馬相如“以訾為郎”，則其時為中民之家，有貲在中算以上，其家尚不貧。
《漢書·循吏·文翁傳》。
壽王、司馬相如。但武帝對待他們也有不同。相如常托病不出，逃避外事。東方朔、枚皋，態度滑稽，說話無根據，武帝視他們如俳優。“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在這班內廷人物中，嚴助選用最早，為中大夫，即在建元元、二年間。司馬相如為郎，當在此後不久。
司馬相如為郎後，常怕事避事，並不積極爭取任職，只以辭賦之長侍從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38年）武帝始改換服裝，在長安城西南一帶地方游行打獵，吾丘壽王為之規劃區域界線，擴大上林苑，為天子游獵行樂之地。司馬相如曾從武帝到長楊宮打獵，武帝年富力強，好登臨險阻，親自追逐野獸，相如上疏勸戒，以為這裡有危險，應避免不測之禍，“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這《諫獵書》是短篇散文。武帝贊賞他的諫言。回來過宜春宮，這裡有秦二世墓地，相如又作《哀二世賦》，是短賦，哀二世之行失，實藉以諷諫武帝應留意自己的行動。於此可見相如侍從武帝所盡力的一斑。大約不外文字諷諫。
出使巴蜀建元六年（公元前35年），武帝聽從番陽（江西波陽縣）令唐蒙的建議，南通夜郎，以便由水道出奇計取南越。任命唐蒙為中郎將，並准許他帶領巴蜀民千人前往。唐蒙到了巴蜀，除得到千人自隨外，還發動一萬多巴蜀民轉運糧食，違抗者即以軍情制裁。巴蜀民大為驚恐，或逃亡或自殺。武帝恐怕巴蜀民變，就命司馬相如去責備唐蒙，並向民眾解釋，說這不是朝廷的意思。司馬相如在他的文告《喻巴蜀檄》裡，一面說唐蒙“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一面又說“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司馬相如這篇文告，真正代表了武帝蒙蔽人民的立場。實際上唐蒙這時已由巴郡的符關（四川合江縣西）進入夜郎，會見了夜郎侯多同，並和多同達成協議，使夜郎歸附漢朝。唐蒙回長安報告後，武帝就在那裡建立了犍為郡。
這時西南夷的邛、筰等的君長，知道南夷與漢朝交往，得漢財物賞賜，很有好處，因而也表示願意歸漢，請求漢朝派遣官吏治理。武帝就此事問司馬相如。相如說“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武帝認為這話有理，就任命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全權代表漢朝去通好。又派了王然於、壺充國、呂越人三個副使。他們乘坐四匹馬拉的傳車，急奔蜀郡，很快就到了蜀郡治所成都，和夷人談判，並用巴蜀地方官吏贈送的貨幣財物以安慰他們。這裡是司馬相如的故鄉，蜀都太守以下都出城歡迎，縣令背著弩矢走在前面開路，蜀郡地方人民引以為榮。卓王孫和臨邛的一些豪紳都通過司馬相如的家人獻牛酒以結交友好。卓王孫不勝歎惜，以為把女兒嫁給司馬相如太晚了，因而又分與女兒文君財物，和給男兒的一樣多。司馬相如和西南夷談判很成功，“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司馬相如回朝報告，武帝頗為高興，就在西南夷置一個都尉，十多個縣，附隸蜀郡。
但是事情還有些曲折。司馬相如奉命出使的時候，蜀郡父老曾表示不贊成，以為西夷地方沒有用。朝廷上大臣也以為蜀郡父老的意見對。相如當時《漢書·嚴助傳》。
也想進言勸止。但此事原是他建議起來的，因此又不敢進言。於是設辭為文，借蜀父老的口，而已責問辯論，一面暗示天子，一面又宣明自己奉使的動向，令百姓知道這原是天子的意圖。此文即《難蜀父老》，作於元光六年（公元前29年）。
不久有人上書告發相如使蜀時受賄，遂失官家居。他的家在茂陵，是武帝於建元二年（公元前39年）建造的自己的陵園，並改為一個縣。這也是皇家新的游苑別墅，是武帝集中“豪傑”及“亂眾之民”的禁區。相如為郎後，侍從武帝，大概就住在這裡。
司馬相如失官家居一多年，元朔二年（公元前27年）武帝復召他為郎。從郎官到郎官，十多年來，司馬相如官未有進，他已五十多歲，不年輕了。這時公孫弘、張湯逐漸得勢而為高官，他們都善於體會武帝意旨出言行事，加強漢朝的專制統治，自皇親國戚至平民百姓，一批一批地被殺。在這種政治環境下，司馬相如仍從武帝，只是備員而已。他與卓氏婚，家有余財。有“消渴疾”，常稱疾閒居，以為文著書自娛。
樂府工作和孝文園令漢初已有草創的樂府（音樂歌舞機關），主其事者為夏侯寬。到元狩元年（公元前22年）武帝定立祭祀天地（郊祀）的禮儀，由於制禮作樂的需要，正式成立樂府，擴大其組織，充實其內容。一方面命使者采集南北各地方曲調歌謠到樂府裡來誦讀歌唱，一方面又選派他身邊的辭賦文人為樂府制作歌詩以備合樂歌唱，司馬相如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員。他沒有具體的官職，為樂府制作一些詩歌是可能而合適的。武帝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總領其事。他精於音律，能創作新聲變曲，為武帝所喜愛。司馬相如為樂府偶然制作幾首歌詩，實際地位和生活並沒改變，還是很清閒的。
後來，司馬相如由郎官轉為孝文園令，就是掌管孝文皇帝的陵墓事務。
由漢宮武帝身邊出來，主管祖宗陵墓，更清閒了。但他專業始終不離辭賦。他見武帝又好講神仙之道，就對武帝說“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相傳神仙都居山澤間，形容清瘦，這不是帝王應有的仙意，於是寫成《大人賦》。相如奉獻了《大人賦》，武帝大為喜悅，讀了《大人賦》好像自己飄飄然飛上了青雲，遨游於天地之間而成神仙了。本來他的意思是要勸止武帝不要好神仙，結果反而使武帝感到神仙之樂，更好講神仙之道了。
又後來，相如因病辭去孝文園令，得到武帝的允許。於是他家居茂陵養病。相如的病一天天重了，武帝要人到他家去取書，並說若不去取，後來遺失很可惜。於是就命所忠這人前往相如家取書。所忠到後，相如已死，家中無書。問其妻文君，文君說“長卿家中從來沒有書，他常常著書，常常被人取去，所以家中沒有書。長卿在死前，曾為一卷書，說‘如有使者來取書，即以此卷進獻。’此外沒有別的書了。”此卷遺書，講的是帝王封禪事，正合武帝的意。所忠奉上相如的封禪書，武帝大為驚奇。相如死於元狩五年（公元前8年），終年六十左右。
《漢書·禮樂志》載《郊祀歌》十九章，非一時一人之作。其中《朝隴首》十七，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天馬》十（其一）元狩三年馬生渥窪水中作，可能出於司馬相如之手。傑出的文學家司馬相如是西漢傑出的文學家。他的作品有詩歌、散文和辭賦，而以辭賦為大宗。他仕宦於景帝及武帝前期約四十年，終不得意，“蓋雄於文者，常桀騖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這一方面的原因是可能有的；另一方面是因為文人的社會地位還很低，武帝從政治需要出發，重視建功立業實際有用的文人，而不僅僅以文辭取士。而相如一生恰恰只以辭賦擅長。
漢武帝時代，以屈原賦為典型的騷體賦，猶興盛一時。司馬相如亦常作這類賦，如《大人賦》等。而相如“不師故轍，自攄妙才”，獨創一格，則是他的宏篇巨制如《子虛賦》、《上林賦》。它們的特征，以子虛說“雲夢之事”為例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裡，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郁，隆崇嵂崒；岑巖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附，錫碧金銀，眾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琨珸，瑊玏玄厲，堧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糜蕪，諸蔗猼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阤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薔雕胡，蓮藕菰蘆，菴閭軒芋，眾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巨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玳瑁鱉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櫨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猿蠷蝚，■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豻，兕象野犀窮奇獌狿。這可見其誇張實事，全面鋪敘，連類並舉，侈陳物象，句式整齊，文辭華麗。它們是從散文變來、名副其實的辭賦。其源應溯於春秋時代的行人之辭與戰國時代的縱橫家之辭。司馬相如《答盛攬問作賦》“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他的大賦，實欲縱橫悉陳，網羅一切，表現了廣泛富麗的氣格，是漢賦發展新的裡程碑，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們是漢武帝時代的政治經濟由文景無為而治走上強大繁榮在文學上的反映。他的散文《上諫獵書》、《喻巴蜀檄》、《難蜀父老》等，亦表現了氣格雄偉、說理暢達的特點。相如有文字著作《凡將篇》，可見其文章特別是大賦以辭藻繁富著稱，決非得之朝夕，而是有其深厚的素養的。
“然相如亦作短賦，則繁麗之詞較少，如《哀二世賦》、《長門賦》。”他的突出成就，在於大賦。揚雄《校獵賦》、《長楊賦》，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等大賦，都是受了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的影響。明王世貞評之曰“《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意極高，所以不可及也。長沙（指賈誼）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固）、張（衡）、潘（岳）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揚雄）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處。”可見司馬相如的大賦，實一代漢賦之冠。他不愧為西漢的家之一。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十。
《藝苑卮言》卷二。
第二節司馬遷的早年家世、青少年時期司馬遷2，字子長3。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45年）4，生於左馮翊夏陽縣的一個農村（今陝西韓城縣南芝川鎮）。這個地方，東臨奔騰怒吼的黃河，北有橫跨黃河的龍門山。
司馬遷出身於中下層官吏家庭。高祖司馬昌，當秦始皇時，作主鐵官。
曾祖司馬無澤，在漢初作長安的一個“市長”。祖司馬喜，沒有作官，而有第九等爵位，為五大夫。他的家庭在漢文帝時可能是所謂“中人之家”，以農業、畜牧致富，因而能夠出粟買爵。司馬遷說自己“耕牧河山之陽”，不一定就是親自參加耕牧。
父司馬談，在漢武帝建元年間（公元前40—前35年）作了太史令，通稱太史公。這是史官，漢武帝新恢復的一種古官。官位不高，職權不大，主官天時星歷、祭祀禮儀、搜羅並保管典籍文獻。這是史官的傳統。
史官掌握文化知識，是歷史上出現最早的一種官。從殷周到春秋戰國，史官的職權、地位逐漸降低，但他們的政治地位從來沒有改變。他們的職掌，歷代相傳，最重要的是為王家記言記事。在殷周時代，他們記錄的是王室的言和事。在春秋戰國時代，他們記錄的范圍擴大到各國統治者及其卿大夫的言和事。但到武帝時，太史令並沒有這項職掌，司馬談自覺地按照古代史官傳統，准備要為新興的封建統治階級記言記事。他在大約三十年（公元前40∼前年）的太史令職守上，在“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的便利條件下，不僅有論述歷史的志願和計劃，而且很可能已開始了部分的撰述工作。司馬談到長安作官以後，司馬遷自然地隨著父親到長安，有了更多的學習機會。司馬遷自說“年十歲則誦古文”，當是到了長安以後的事情。所謂“古文”，就是用古代文字寫的典籍。漢初傳習的古書，許多是用漢代通俗應用的隸書即所謂“今文”寫的，也有先秦保存下來的，用古文寫的。司馬遷十歲時所誦的“古文”，就是指某些用古文寫的書，不是專指某一種書。由此可見，司馬遷很早就有古文的修養。
司馬遷於元光、元朔之際，約在十七、八歲的時候（公元前29—前28年），曾親受董仲舒的《春秋》和孔安國的古文《尚書》。董仲舒的《春秋》學說和孔安國的《尚書》學說，對年輕的司馬遷都有影響。
還在司馬遷童年的時候（建元二年，公元前39年），漢武帝在長安城西北八十裡，槐裡縣的茂鄉建造自己的陵園，周圍三裡，把茂鄉改為一個縣，叫作茂陵（今陝西省興平縣），並鼓勵人民移往茂陵，每戶給錢二十萬，田二頃。到司馬遷十九歲這一年（元朔二年，公元前27年），漢武帝為了加強統治，聽信說客主父偃的獻計，把全國地方豪傑及家產在三百萬以上的富2此下三節關於司馬遷的資料，見於《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司馬遷傳》者，不另作注。3參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史記》一“遷字子長”條。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六“有子曰遷”條“附案”。
4司馬遷生年，舊有二說。一為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35年），一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45年）。本文從後者。參看王國維《觀堂集林·太史公行年考》、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五冊《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戶遷到茂陵。
在漢武帝始而鼓勵人民、繼而壓迫豪強遷徙茂陵的形勢下，司馬遷的家庭不知在哪一年和什麼原因，也搬到茂陵來了。因此茂陵顯武裡成為司馬遷的新籍貫。晚年的董仲舒和著名辭賦家司馬相如，也都移家茂陵。後來到司馬遷五十歲的時候（太始元年，公元前9年），漢武帝又一次“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雲陵（今陝西淳化縣北）”，這時茂陵“戶六萬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萬七千二百七十七”，約占右扶風二十一縣戶口的三分之一，它已成為一個有名的皇家貴族的游園別墅和公開、集中地管制豪強的很大的城市了。
長途旅游和郎官經歷漢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2年），二十歲的司馬遷雲游祖國各地訪問名山大川。他從京師長安出發，出武關（今陝西商縣東），經南陽（今河南南陽縣）至南郡（今湖北江陵縣）渡江。他到了長沙（國）的羅縣，訪問了縣北汨水楚國詩人屈原自沉的地方。而後從長沙溯湘江而上，考察了古代傳說帝舜南巡死葬的九疑山（湖南寧遠縣境），又順沅江而下。這就是他所說“窺九疑，浮於沅湘”的情況。
司馬遷在“浮於沅湘”之後，東浮大江，南登廬山。這一帶河流密布，“皆東合大江”，他考察了“禹疏九江”的傳說。然後順江而下，東南上會稽山（今浙江紹興縣東南），山上有一洞，傳說禹王進去過，因而叫禹穴。司馬遷到這裡來，是為了“探禹穴”的。之後，他回到會稽郡的吳縣，登上了姑蘇山，眺望了所謂五湖。
司馬遷在游歷了江南之後，渡江北上，首先到達淮陰（今江蘇淮陰縣東南），這是漢朝名將韓信的故鄉和封侯之地。他訪問了淮陰父老，從父老們的口中得到了許多生動的淮陰侯的故事。然後，他渡過淮水，沿泗水北上，到達了魯國的都城（今山東曲阜縣）。這是古代文化的一個中心，是儒家創始人孔子生長的地方。他訪問了城北泗上的孔子墓和闕裡；還參觀了孔子的廟堂、車服、禮器等等遺物，又看見在孔子的遺風影響下儒生們按時習禮的情景。他在這裡旅居的時間相當長，觀察體會，處處可以看到孔子的遺風。他還特地到齊國的都城（今山東淄博市臨淄區）去過一趟。
司馬遷在游歷了齊魯之後，就轉向南游。他在鄒縣逗留下來，游覽了秦始皇東巡郡縣曾到過的嶧山。由此向南，經過齊國孟嘗君田文的封邑薛的故城（今山東滕縣東南），司馬遷和父老們談話。從薛再向南，就到了有名的彭城（今江蘇徐州市）。這是秦楚、楚漢戰爭必爭之地，也是赫赫一時的西楚霸王項羽的都城。他從彭城向西北，就到了沛郡的沛縣（今江蘇沛縣東）。丞相曹參是這裡人。丞相蕭何是沛郡的豐縣（今江蘇豐縣）人，和曹參同事。漢高帝劉季當時為沛縣泗水亭長，和蕭何是同鄉。鴻門宴上的壯士樊噲也是沛縣人，當日原是賣狗肉的。汝陰侯夏侯嬰是沛縣人，原以編織養蠶器具為生，還時常為喪家作吹鼓手。司馬遷在這裡參觀了他們的故居，聽到他們為平民時的許許多多故事，覺得聞所未聞。還有汾陰侯周昌、周昌堂兄御吏大夫周苛、蒯成侯周紲、安國侯王陵、辟陽侯審食其等等，也都是沛縣人。由沛縣向西南，經碭縣到睢陽（今河南商丘縣南）。穎陽侯灌嬰原是這裡一個販賣綢緞的小商人。最後由睢陽而西，就到了大梁（今河南開封）。這是魏國的都城。司馬遷在這裡訪問了所謂“夷門”，原是大梁的東門。當年魏國貴族信陵君無忌謙恭下士，親身拜訪夷門監者侯嬴。父老們還為司馬遷講述秦魏最後一戰的故事，據說秦軍圍大梁、引河水灌城，三日城破，魏王投降。秦人就這樣滅了魏國。過大梁而西，司馬遷大概沒有再到別處去，就一直回長安了。
司馬遷這一次長途跋涉，游歷了祖國的廣闊山河，接觸了各地人民，考察了歷史遺跡，了解了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逸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這對於他後來寫作《史記》無疑是有很大的幫助的。尤其重要的是他在彭城、沛、豐一帶的訪問，對於他敘述秦楚、楚漢戰爭的形勢和以劉季為首的漢朝初期統治集團的面貌，必然會發生很大的影響。司馬遷這樣一次有目的、有意義的漫游，大概需要一二年或者更多的時間。
司馬遷在旅游之後，又過了幾年，約在二十五六至三十歲之間（元狩、元鼎間，公元前22∼前年），開始登上仕途的階梯，作了一名“郎中”。這是漢宮廷內部龐大郎官系統中最低一級的郎官。月俸三百石，實領十七斛。郎官的一般職務是“掌守門戶，出充車騎”。皇帝不出巡的時候，他們是宮門武裝執戟的衛士；出巡的時候，他們是車駕的侍從。平常在宮廷內部，親近皇帝，很有光彩，一旦由內廷外調，往往改為“長吏”。所以郎官是富貴子弟追求仕進的目標。司馬遷得到小郎官，由一個地位卑微的史官的兒子，變為武帝左右的親信，那也算很不容易了。
從此以後，司馬遷以一個郎官身份，當然和宮廷內各種官吏一樣，是要侍從皇帝的。元鼎四年（公元前3年）冬十月（這時歷法仍以十月為歲首），武帝開始出巡郡縣。先到雍（今陝西風翔縣），祭祀五帝。之後，折向東北，從夏陽到河東。在河東郡（今山西夏縣北）的汾陰（今山西滎河縣北），立後土祠，舉行祭禮，一切儀式是太史令司馬談和祠官寬舒議定的。禮畢之後，武帝復南渡黃河，取道滎陽（今河南滎澤縣西南）西返，到了洛陽。武帝這一次周游河洛，觀省民風，司馬遷父子都是跟著的。第二年冬十月，武帝照例到雍祭祀五帝。之後，西過隴阪（山名，在陝西隴縣、甘肅清水縣境），登了崆峒山（今甘肅平涼縣西），又北出蕭關（今甘肅固原縣東南），和數萬騎兵一起打獵於新秦中（今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地），然後回到甘泉（宮名，在今陝西省淳化縣甘泉山）。後來司馬遷回憶說“余嘗西至空桐（崆峒）。”就是講這一次侍從武帝西登崆峒的事。
崆峒侍從的明年（元鼎六年，公元前年）秋後，司馬遷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漢廷去視察和安撫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從過去二十多年來武帝先後派唐蒙、司馬相如、公孫弘等去西南所負通好和開發少數民族地區的重大使命看來，司馬遷此時已經表現出很有才能，被武帝認為是當朝眾多的“辯知閎達，溢於文辭”的人材之一，取得了武帝的重視和信任，因而才能有這次西南之行的使命。他這次到西南去，條件好得多了，巴蜀人民多年來開辟了通往巴蜀以南的道路。司馬遷當時由長安出發，南出漢中（今陝西漢中南），經巴郡（今四川重慶市北）到犍為郡（今四川宜賓縣），由犍為郡到牂牁郡（今貴州黃平縣西）。然後到蜀郡（今四川成都市），出零關道（今四川蘆山縣東南），過孫水（今安寧河）橋，到越嶲郡（今四川西昌《漢書·東方朔傳》。
縣東南），到沈犁郡（今四川漢源縣東南）。這就是司馬遷說的“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西昌）、筰（漢源）、昆明（今雲南保山、騰沖、順寧等地）”的具體路程。司馬遷這一次的出使，收獲無疑也是很豐富的。從此，司馬遷對祖國西南地區的地理、物產、民情、風俗，便有了較親切的認識。這對他後來的有關寫作是有很大幫助的。
漢武帝在平定了南越、安撫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之後，便於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冬十月，親自率領十二部將軍，出長城，向多年威脅西北的匈奴大示威。匈奴人這時休養兵馬，不敢出頭。接著東越人也來投降，武帝把他們遷到江淮間來，以便控制。這樣就結束了東南沿海近百年的割據局面，出現了帝國統一的新形勢。於是漢武帝便決意及時舉行“封禪”典禮。這種典禮，是表明皇帝是真正的受命天子，完全有資格作為天的唯一合法代表，實行其對人間的統治。漢初六七十年，還來不及做這種事。到了武帝時代，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不但鞏固而且強大發展了，就不斷地有人勸武帝舉行封禪。到了東南沿海完全平定，匈奴遠遁漠北這個時候，該是慶太平、告成功的時候了，武帝就把封禪典禮提到出巡的日程上來了。
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春正月，當武帝東行齊魯、准備封禪的時候，司馬遷從西南回來，趕到洛陽，見到了快要死去的父親。因為他的出使尚未復命，也因為他作郎官的經常職務，他不能多耽擱，必須趕快再去山東，侍從武帝。
武帝到了山東，先東巡海上，而後在泰山上下祭祀了天地。復東至海上，沿海北上，至碣石山（在河北昌黎縣境）。又巡遼西郡（今河北盧龍縣東），歷北邊，至九原郡（內蒙古五原縣）。五月，回到甘泉。司馬遷這一次從巡，參觀了長城內外，對祖國北方的認識更擴大而充實了。
元封二年（公元前09年）的春天，武帝東巡，又祭祀了泰山。而後親臨濮陽（今河北濮陽縣南）瓠子的塞河工地。這是黃河的一個老缺口，二十多年來常常決開。這次武帝親臨工地，命文武侍從百官，都去背柴草，參加塞河工程。
司馬遷這時雖新遭父喪，但必須如常地侍從武帝。在此次塞河工程中，他也參加了負薪的行列。他的《河渠書》就是在這件事的直接影響之下產生的。
在郎官的職務上，因為不斷地侍從武帝和奉命出使的關系，司馬遷游歷了祖國更多的地方，接觸了更廣大的土地和人民；同時也見識並結交了宮廷內外的許多人物，獲得了更多的見聞；他的實踐經驗愈來愈豐富了。
在元封三年（公元前08年），司馬談逝世的第三年，司馬遷作了太史令，他的郎官生活到此結束。但他在作太史令的時候，也還有一種無定而經常的職務，這就是和作郎中一樣，仍需侍從武帝。武帝這時還是常要出巡，元封四年（公元前07年）冬的北巡（自言“北過涿鹿”，就是這一次侍從的事），次年（元封五年）冬的南巡、又次年（元封六年）冬的北巡，司馬遷都因太史令的職務不斷地侍從武帝。他自己也說過“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這對司馬遷的著述工作，不是防礙，而是更有益處。隨著仕途的升遷和閱歷的加深，他對祖國的認識越來越多了。
太初元年（公元前04年），司馬遷更因太史令的專門職務，倡議並主《史記·封禪書》。
持了改革歷法的工作。這個新歷，以正月為歲首，即為有名的《太初歷》，是對古歷的一次重大改革。
第三節司馬遷的史學成就父親司馬談的教導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一個有學問、有抱負的人。他的這種素質，對司馬遷有深刻影響。
司馬談約生於漢文帝初期，曾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唐都、楊何和黃子，都是當時有名的有關專家。黃子，即黃生。司馬談病危的時候，拉著兒子的手，流著眼淚說“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後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馬遷低著頭，流著眼淚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這一段對話表明司馬談父子把論述“春秋”以來的歷史書，特別是漢興以來的歷史，作為周公、孔子著史事業的繼續。他們認為，這四百多年歷史的存佚要決定於他們是否能盡到史職。他們父子，在著史工作上是有真摯的使命感的。這是中國歷史家的優良傳統，在他們父子以後是不斷有人繼承的。漢代史事，為什麼在《史記》中占了很大分量，又為什麼寫得特別精彩，也是這個原因。
司馬談對戰國以來的許多學派，有相當廣泛的接觸。他所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要旨，是一篇有名的學術評論。篇中，對陰陽、儒、墨、名、法等五家，一一論其短長，對道德家則稱道其能吸取各家之長以達到政治上的無為而無不為。當代學者多因此認為司馬談屬於道家，至少是傾向於道家。其實並非如此。司馬談的病危遺言，說的是儒家的孝道，說的是儒家的修史傳統，並沒有道家氣息。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時，說儒家“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這裡所指儒家的缺點，畢竟只是技術性的東西，而所說儒家的長處則是封建社會的社會秩序和道德准則，這是封建社會的本質性的東西。所謂“弗能易”，等於說永無變更。司馬談對於儒家的尊奉，可以說是很明白的。
司馬遷繼承父親的思想，用儒家所說的禮作為行為的規范和衡量歷史上是非得失的准則。他申論“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司馬遷從父親司馬談那裡，可以說得到兩份遺產。一份是太史職掌的學問，其中可能包括司馬談已經寫成的史文；又一份是儒家的學問，主要是《春秋》之學。但司馬遷並不以此二者為限，他有自己的一家之言。也是因他有一家之言，中國歷史上開始有歷史家的出現。
《史記》的撰述司馬遷於太初元年（公元前04年）開始著作《史記》。《史記》之名是後人所題。這時，漢興已經百年（公元前20∼前04年），在秦火之後，又陸續搜集了大量的資料，“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這給司馬遷著書以很大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他二十多年來的實踐經驗，調查了許多古代歷史傳聞和故事，接觸了偉大國家現實面貌和當代許多重要人物，並從許多前輩重要人物的子孫後代，得到了從未記載的許多談話資料。在著作的形式上，由於過去一些歷史著作的啟發，司馬遷把古今歷史作一次通盤的清理而納入於“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不同的體例。本紀，通過帝王的活動提攜一代一事。表，記歷代大事，特別是要把錯綜的史事表列得眉目醒然。書，是論述某些政治制度和某方面的社會現象。世家，記述享有封爵、能世其家的歷史人物的活動。列傳，記述各方面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這是包括多種體裁的綜合體。舊稱之為紀傳體是不確切的。全書有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共一百三十篇，上起傳說時期的黃帝，下至於司馬遷的時代，上下三千年，五十二萬六千字。
司馬遷在開始著作後的第七年，遇到了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李陵是名將李廣的孫子。司馬遷早年見過李廣；後來與李陵同在宮廷侍從，雖未相熟成為朋友，但很佩服李陵的為人，認為他是一個“奇士”，有“國士之風”。“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與匈奴戰於浚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喀爾喀境），最後兵敗，投降匈奴。司馬遷以為李陵決不會向匈奴投降。因此觸怒了武帝，下了監獄。審訊的結果，司馬遷得了“誣上”（欺騙皇上）的罪名，是一個死罪。這時是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他的全部著述工作，還在“草創未就”的時候。
漢武帝時代，犯死罪的人，根據兩條舊例可以免死一條是拿錢贖罪；一條是受“腐刑”。這時司馬遷面臨三種選擇一是“伏法受誅”；二是拿錢免死；三是受“腐刑”。要多少錢可以免死呢？從此後三年內兩次免死詔令看來，需要五十萬錢。這是一般“中人之家”五家的家產。司馬遷既然得不到朋友的幫助，自己又官小家貧，哪來這許多錢呢？用錢贖罪這一條生路，司馬遷和一般窮人一樣是走不通的。因此司馬遷實際只有兩種選擇是死，還是受“腐刑”？他想到，人總不免一死，但“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是有輕重意義的不同的。他覺得如果他這樣“伏法”而死，那就象牛身上少一根毛，是毫無意義、很不值得的。為了完成著史的工作，他寧可忍受“腐刑”的屈辱。
司馬遷出獄後，作了中書令。這個官也是漢武帝新設的，“領贊尚書，出入奏事，秩千石”，比太史令高。經常職務是把皇帝的命令下到尚書，也把尚書的奏事呈給皇帝。從此以後，司馬遷以一個宦官的身份，在內廷侍候，更接近武帝了。這好象是“尊寵任職”，但司馬遷除了堅持他的著述工作以外，對朝廷內外的一切事務，已經毫無興味。
司馬遷的朋友任安，於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的四五月間，寫信給他，“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十一月，司馬遷給任安寫了回信。司馬遷在信裡，詳細地訴說了自己當時的心情，並告訴任安一個重要的消息“僕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樣看來，這時他的著述工作已經基本完成了，他的年齡是五十三歲。以後，司馬遷的事跡已無可考。他是怎樣死的，最後活到多大年紀，都很難有確定的答案。他大約卒於武帝末年（公元前87年）左右，一生與武帝相始終。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08年）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准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全部寫作計劃基本完成，共經過了十六年。這是他的著述事業的主要階段。在這之前，從元朔三年（公元前2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09年），由於漫游祖國，侍從武帝和奉使西南地區，他讀書時間好象很少，但這些接觸實際的經歷卻成為他後來寫作資料的一個重要來源（其中侍從武帝巡行四方一事，是貫徹終身的）。在這之後，即在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以後，他除了擔任中書令一職，經常在武帝和尚書中間傳達事務外，在晚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對於他的全部著作的修補加工。司馬遷堅持完成的著作即《史記》與他一生豐富的實踐經驗，廣泛的科學文化知識，有著血肉相連不可分離的密切關系。
司馬遷在致任安書中說他的《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他對於所著書的概括。他對於他的概括，沒有作出詳細的說明。從司馬遷別的有關的論述來看，他的概括可包含下列幾條的意思在內一、歷史是有變化的。二、歷史的大的變化，是有階段性的。三、歷史的變化，今不必不如古，有時還更勝於古，所謂“世異變，成功大”。四、在歷史變遷中，天道的作用往往是不可知的，人事的作用有時是很顯著的，但人事的作用還不能擺脫天的束縛。五、司馬遷公開以創史的歷史家自命。司馬遷的歷史思想是很豐富的，其中有唯物主義的因素，有辯證的因素，還有其他進步的因素，這都還有待於認真的研究。
第四節司馬遷在傳記文學上的成就傳記文學在《史記》中的地位《史記》是一部傑出的歷史書，也是一部傑出的文學書，而當中的傳記部分尤為精彩。《史記》的世家三十，其中的《孔子世家》、《陳涉世家》，是孔子、陳涉二人的傳記，其他各篇也都是敘述秦以前地方割據世襲的侯王和漢代侯王的歷史。列傳七十，敘述貴族、貴族公子、各種官僚、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文學家、經學教授、策士、隱士、說客、刺客、游俠、土豪、醫生、卜者、商人、俳優、幸臣以及少數民族等不同社會階層、不同類形人物活動的歷史。本紀十二中，不全是傳記，但也有多篇傳記。由此可見，《史記》的中心部分是從古到漢各個社會階層、各種不同地位、不同職業的人物活動的歷史，是歷朝歷代一系列歷史人物的傳記，傳記在《史記》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以人物傳記為中心來反映歷史內容這一新的歷史方法，是司馬遷的首創。但也有其歷史和現實的根源。春秋戰國以來，社會大變革的結果，解放了奴隸，產生了新的階級關系，活躍了社會各階層人物。在發展的小生產互助中，個人的作用更突出了。諸子百家從代表各自階級、階層的利益出發，風起雲湧於政治和文化的斗爭舞台，表現了蓬勃的朝氣。這些都給司馬遷以人物活動來反映歷史，提供了歷史內容的前提。而《左傳》、《國語》、《國策》等歷史著作中，也往往具體生動地描寫了春秋戰國時代人物活動的片斷形象，這對司馬遷寫作歷史人物傳記，無疑也有所啟發。特別重要的是經過秦末的農民大起義而建立起漢朝大一統的統治已經百年，產生了一代新的歷史人物，更有記載的必要。司馬談在給司馬遷的遺言中說“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正是一代新人物需要記載的反映。
《史記》以人物為中心的思想，擴大了歷史記載的范圍。這在書八章裡就有顯明的表現。就中心部分講，不但寫漢族、少數民族即秦漢以來封建國家以多民族而存在的歷史，也寫了一些域外民族君長與中華民族通使往還以及斗爭的歷史；不僅寫統治階級的歷史，也寫了一些下層社會人物的歷史，反映了全面的歷史觀。其次，他承認歷史並不永遠是一王一姓的，而是不斷變化和發展的。《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呂後本紀》依歷史變化順序而編寫，突出地反映了這個發展的觀點。司馬遷認為秦應“世異變，成功大”；指出“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是不對的。
實錄精神《史記》人物傳記的最大特色是它的實錄精神。後於司馬遷不遠的西漢劉向、揚雄，東漢的班彪、班固父子都認為司馬遷的《史記》是“實錄”。依照班固的解釋，“實錄”的意思，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即照事實實事求是地直錄。這裡包含著認真對待歷史實際的方法和態度問題。對於古代歷史，“實錄”是考訂、選取、運用歷史資料問題。而對於秦漢以來的近百年史，特別是漢代當代的歷史，就不只是現成資料的摘錄、移寫問題，而是面對現實，記錄現實，這就不能不發生“忌諱”的問題。司馬遷堅持了“實錄”的精神。《史記》的人物傳記，不為傳統歷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到地方長官等等，他固然不抹殺他們的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愚昧、偏私、腐朽、丑惡以及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人民。最重要、最大量的一部分在於揭露漢代統治階級的罪惡，其目的雖在於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的借鑒作用，而他寫的是實錄，反映了真實的歷史，是難能可貴的。
從實錄的精神出發，司馬遷所選的人物，不是取決於其人的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取決於其人的實際行為表現。官為丞相的人，他不一定為他們作傳。但卻寫了許多下層人物的傳記，如游俠、商人、醫生、倡優等，因為這些人都是有某些可取之處。人物選定了之後，就是具體的敘事問題。以人載事，敘述一個人生平事跡始終，這是司馬遷的首創。人物無論大小，他的生平事跡總是很多的，又如何寫呢？司馬遷的筆法是，著重寫其“為人”，並注意其“為人”的復雜性。如《平津侯主父列傳》寫公孫弘“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又說“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者，雖詳（佯）與善，陰報其禍。”這個人是被漢武帝特別提拔作丞相的。這裡可見作者注意寫他的為人內外兩方面。“弘為人恢奇多聞”，寫為人表現寬弘奇偉，知識很廣博。“弘為人意忌”，寫其對人多有積怨，外寬內深，是寫其心。又如《酷吏列傳》寫張湯“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乾沒”是空手得利的意思。這是寫張湯為小吏時好用計謀以制服人的表現。下文又說“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則寫其為大吏時為人頗為寬厚，有利於人。這些例證都可見司馬遷寫人物傳記要寫出其為人大體，並注意其復雜性。司馬遷是不喜歡公孫弘和張湯的，但是寫了他們的好處。概括言之，《史記》人物傳記的最大特點，是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一。過去有人說“《史記》於敘事中寓論斷。”又有人說“敘事不合參入斷語，太史公寓主意於客位，允稱微妙。”2他們說的都是一個意思，就是把自己的看法寓於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用事實來表示自己對所寫人物的愛憎態度。
如有名的《項羽本紀》，他同情項羽，以極其飽滿的熱情來寫這個失敗的英雄，即贊揚項羽勇猛無比，摧毀秦皇朝暴力統治的功績和精神；也指責他沽名釣譽，頭腦庸俗，胸無大志；批評他以粗豪自恃，無比殘暴。所有這些都是通過項羽本人的事跡來表現的。在本傳裡，作者沒有發議論，但他對項羽的愛憎態度於敘事之中是有顯明的表示的。又如《伯夷列傳》、《屈原賈生列傳》等，寫法比較特別，或則發舒孤憤，提出問題；或則略似後世作家作品評論。伯夷這個人，在戰國時有很多傳說，漢朝初年也有不少傳說，都贊美這個人，但沒有具體的事實，給這個人作傳，沒有多少事可寫。傳說中有伯夷，為人清廉，司馬遷為其作傳，對那些不清不廉的有所借鑒，有所標榜。《屈原賈生列傳》也是如此，事實也是不多的。這兩篇傳和其他的傳不同，確是《史記》人物傳記的變體。這和傳主事跡渺茫或較少有關系，也顧炎武《日知錄》卷六。
2劉載熙《藝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