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亡。漢在其地設置四郡樂浪郡，以王險城為中心，統治鴨綠江（古稱馬訾水）以南、清川江南北最富裕的地方；玄菟郡，統治東臨日本海的南沃沮部族；臨屯郡，統治以貉為主體的部族，在樂浪郡以東；真番郡，統治樂浪以南的真番部族。四郡包括半島的絕大部分。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罷臨屯、真番，以並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麗。」玄菟郡從圖們江南的舊地移至鴨綠江北，遼東郡東，其治所在渾河上游，遼寧新賓附近，從此樂浪郡便成為朝鮮半島上的主要漢郡。漢代朝鮮全境同漢的經濟、文化交流有所加強。朝鮮特產檀弓、文豹、果下馬、班魚皮等輸入中國；中國的銅鏡、漆器等工藝品，以及鐵製生產工具等繼續不斷輸往朝鮮。這不僅見於文獻記載，而且也為近現代朝鮮境內許多出土文物所證明。
朝鮮半島東南隔海的日本，古代中國泛稱為倭。此名稱首見於《山海經》，可能周代我國即開始與其有了最早的接觸。《漢書·地理志》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這可能是指當時以北九州為中心的許多小部落。《後漢書·東夷列傳》說「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漢武帝時，有三十多個部落國家通過朝鮮半島「使驛通於漢」，與漢朝發生了外交關係。漢代我國對日本情況已有初步的瞭解。其「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氣溫腝，冬夏生菜茹。」「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有城柵屋室。」「又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倭人善於水上活動，喜食海物，「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好捕魚鰒，水無深淺，皆沉沒取之。」2東漢時，日本與漢有了進一步的聯繫。「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3。公元784年在日本福岡市志賀島發現的「漢委奴國王」金印證實了此事。一般認為，「委（倭）奴國」在北九州的博多附近。這說明公元一世紀中期，日本北九州一帶已與漢交通。安帝永初元年（公元07年）冬十月，倭國遣使奉獻4。通過不斷交往，中國的鐵器、銅器、絲帛傳往日本，豐富了倭人的物質文化生活。
「絲綢之路」的開闢。漢同中亞、西亞、南亞地區諸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我國在公元前三世紀，即以盛產絲織品而聞名於世界，被稱為「絲國」。在古代世界上，只有中國是種桑、養蠶並生產絲織品的國家。各地考古發現證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我國絲綢錦繡的生產技術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那時中國絲綢已經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輾轉販運到中亞、印度等地。漢武帝時，為在軍事上取得反擊匈奴的勝利，陸續設立了河西四郡，派遣使臣到西域開展外交活動。張騫出使西域，不僅到達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烏孫等國，而且其副使遠至安息、奄蔡、條支、身毒、犛靬等國，跨越蔥嶺《後漢書·東夷傳》。
以上所引皆見《後漢書·東夷傳》。
2《三國誌·魏志·倭人傳》。
3《後漢書·東夷傳》。
4《後漢書·安帝紀》。
《漢書·張騫傳》。
即帕米爾高原，同高原以西的上述國家建立了聯繫，溝通了一條通向中亞、西亞、南亞，以至歐洲的陸路通道。此後，中亞、西亞、南亞諸國也陸續派遣使節到漢朝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與此同時，中國商人接踵西行，大量絲帛綿繡沿此路不斷西運，西域各國的「珍奇異物」也陸續輸入中國。
漢為了發展同中亞、西亞、南亞各國的交往，修築了令居（今甘肅永登）以西的道路，設置亭驛，便利商旅。根據文獻記載，當時通西域的道路大致為通過河西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樓蘭（即鄯善），自此分南、北兩道。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庫爾勒）、烏壘、輪台，再西經龜茲（今新疆庫車）、姑墨（今新疆阿克蘇）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今車爾臣河，經且末、扜彌、于闐（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自疏勒往西，越蔥嶺，向西南，到大月氏（主要地區在今阿富汗境），再往西到達安息（即今伊朗），更西到達條支（今伊拉克一帶），最後可直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自疏勒越蔥嶺往北，可到大宛（前蘇聯費爾干納）、康居（前蘇聯撒馬爾罕）。東漢時，與北匈奴多次交戰，迫使北匈奴西遷，漢遂開闢了新北道。這條通道的路線是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後西經柳中、高昌壁、車師前部交河城（今新疆吐魯番），經焉耆，越天山至龜茲。再循原北道西行抵疏勒。這些溝通中西交通的要道就是著稱於後世的「絲綢之路」。
通過「絲綢之路」，我國與中亞、西亞、南亞諸國進行了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中國的鐵器、絲綢和養蠶、繅絲技術，以及鑄鐵術、穿井法、造紙術都先後西傳。如李廣利伐大宛時，「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安息「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2。同時，中亞、西亞的良種馬、植物等土特產，如毛織品、胡桃（核桃）、石榴、胡蘿蔔、胡豆（蠶豆）、大蒜、苜蓿等陸續傳到中國。《漢書·西域傳》載大宛王「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唐顏師古對此作注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苜宿者，皆漢時所種也。」東漢章和元年（公元87年）及永元十三年（公元0年），安息國兩次把獅子和條支大鳥（又名安息雀，即鴕鳥）贈獻給東漢朝廷。東漢明帝時印度佛教也傳入中國。史稱明帝「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信其道者。」3當時，到達條支海濱的使臣甘英想遠赴歐洲的大秦（羅馬帝國），受阻於安息人，未達目的。但大秦「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使東漢知道了「其王常欲通使於漢」的願望。漢對大秦的社會情況也已有所瞭解，知道大秦是一個「土多金銀奇寶」4的西方大國。「絲綢之路」從西漢一直到以後的唐代一千多年中，始終是中西交通的要道，成為我國與中亞、西亞、南亞以及歐洲國家和人民加強聯繫，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南海交通。漢同東南亞及西方諸國的友好往來《漢書·李廣利傳》。
2《漢書·西域傳》上。
3《後漢書·西域傳》。
4《後漢書·西域傳》。
秦漢以來，嶺南地區和南海的海上交通逐漸開發。南海是泛指東南亞及印度洋地區等國而言。當時的番禺（今廣州）、徐聞、合浦都是中國海外交通的重要口岸。據《漢書·地理志》載，由徐聞、合浦或日南邊塞（出海口，在今越南峴港）乘船出海，沿印支半島南下，船行約五月可到都元國（今越南南圻一帶），又船行四月可到邑盧沒國（今泰國華富裡），再船行二十餘日到諶離國（指泰國古都佛統）；由這裡捨舟登陸，橫越中南半島，步行十餘日到夫甘都盧國（今緬甸蒲甘地區）。再船行二月餘到黃支國（今印度南部東海岸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臘姆），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意為獅子洲，今斯里蘭卡），漢使至此及循原路而歸。回程時，或自黃支出發，船行八月，到達皮宗（今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部一帶），再船行二月，經新加坡，到日南、象林界（今越南峴港）。據此可知，當時南海航線的走向大致是從徐聞、合浦等地啟航後，沿著印度支那半島的海岸線航行，渡過暹羅灣後，再南下至馬來半島東岸登陸，步行越過克拉地峽，到西岸今緬甸的一個港口再乘船，然後繞孟加拉灣海岸線航行，抵印度半島東南隅，南下斯里蘭卡返航。漢使南行多伴隨有應募的商人。他們帶著「黃金、雜繒（絲織品）而往」，「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沿途由「蠻夷賈船，轉送致之」；「所至國皆稟食為耦」。不僅政治上友好交往，商業貿易的性質也很明顯。這種海上貿易，已包括了全部南海諸國和整個印度洋區域。漢代，每年不僅有大批中國人南下西去，亦有東南亞和印度洋各邦國的商人、使節東來。當時，我國與東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經濟、文化的交流是活躍而較為密切的。西漢平帝時，遠在印度東海岸的黃支國，即受漢厚贈，並「遣使獻生犀牛」2。東漢初期，中國的一些農具製造技術和牛耕傳到越南。如任延為九真郡太守，「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3。越南人民也傾慕中國，元和元年（公元84年）春，「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白雉。」4同年，究不事（今柬埔寨境內）邑豪到中國，贈送生犀、白雉。順帝永建六年（公元3年），葉調（今印度尼西亞境內）王便遣使者到東漢贈禮，帝賜金印紫綬。現代考古表明，印度尼西亞境內有許多漢代文物發現，可見當時兩國間已有經濟、文化往來。東漢時，與地處緬甸東部一帶的撣國交往更為密切。永元九年（公元97年），「永昌徼外蠻夷及撣國重譯奉貢。」5永寧元年（公元20年）十二月，「永昌徼外撣國遣使貢獻。」永建六年（公元3年），「撣國遣使貢獻。」7漢代，我國南海航路一般達到東南亞與印度洋地區，與歐洲的經濟聯繫尚需安息、天竺等國中轉。甘英由陸路想通使大秦，因受安息人的阻隔，到關於《漢書·地理志》所載漢使航程及各國地望問題，史學界意見分歧很大。本文所引，主要參考《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秦漢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98年8月版）及陳佳榮等《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中華書局98年5月版）。
《漢書·地理志》下。
2《漢書·地理志》下。
3《後漢書·循吏傳》。
4《後漢書·章帝紀》。
5《後漢書·和帝紀》。
《後漢書·安帝紀》。
7《後漢書·順帝紀》。
達波斯灣即被勸阻返回。但中國與歐洲的經濟聯繫並未阻斷，安息與天竺在其中起到中轉作用。大秦「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2大秦最需要的中國絲織品靠安息等國的間接貿易。大秦「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於海中。」3《後漢書·西域傳》一再提到「（天竺）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和帝時，數遣使貢獻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由此可知安息與天竺實為古代中國與歐洲羅馬帝國海上貿易的重要樞紐。
隨著中西貿易的發展，東漢時又開闢了自永昌入印度的一條航線。由於東漢勢力在我國西南地區伸張的關係，滇緬通印度一路，得以暢達。《魏略·西域傳》說「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4所謂大秦有水道益州永昌，實自印緬中轉，由孟加拉灣經緬甸進入中國西南地區，這較之繞道南洋更為便捷了。所以《後漢書》中所記「永昌徼外」蠻夷及撣國遣使譯向漢貢獻的記載次數最多。永寧元年（公元20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到洛陽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大秦。」5這次奉貢很可能又是通過永昌這條路線。可知，永昌（治今雲南保山東北）成為我國和撣國，並與天竺、大秦等國進行通商貿易的又一集散地。
東漢中葉以後，從地中海越印度洋到南海的海路交通終於溝通。中國和羅馬第一次發生了直接的外交聯繫。「延熹九年（公元8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大秦王安敦即羅馬皇帝馬克·奧勒略·安敦尼阿斯（公元—80年在位）。這條記載又稱「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對這位使節是否真為羅馬皇帝所派遣表示懷疑，因而引起中外史家的注意，千多年來，聚訟紛紜。但無可否認的是，即使是羅馬商人假借羅馬皇帝的名義和中國政府聯繫，企圖得到一些商業上的優待。這也是東西方兩大文明古國人民間第一次有記載的正式聯繫，其歷史意義也是巨大深遠而不容否定的。
正因為南海交通的發展，番禺（今廣州）在漢代就成為我國南方海外交通和貿易的門戶。《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都稱番禺為一都會，為「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是南方及海外所產珍奇物品的集散地。番禺經營的重要商品有的並不產於我國。比如「果布」，史家多解釋為龍眼、荔枝、葛布之屬2；據現代史家研究，「果布」是馬來語「果布婆律」上半的音譯，學名龍腦香，又叫冰片，是名貴藥材和高級香料，盛產於東南亞等地3。有的物品我國南方雖有出產，但不夠需求，尚要從海外進口。如犀，《後漢書·西域傳》。
2《三國誌》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傳》。
3《三國誌》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傳》。
4《三國誌》卷三十裴注引。
5《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
《後漢書·西域傳》。
2此條最早見於劉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引韋昭曰，自後沿襲至今。
3參考韓槐准《龍腦香考》，《南洋學報》第二卷第一輯。
這種動物主要產於東南亞、印度等地。其角是名貴藥材和裝飾品，生犀則供觀賞。《漢書·王莽傳》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的記載。由此可知，番禺流通的物資，有許多是海外舶來品。當時番禺吸引著內地許多商人前往貿易，利潤豐厚。「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可說是漢代我國南方國際貿易的中心。
《漢書·地理志》下。
第八章外戚、宦官、黨錮。黃巾大起義第一節外戚、宦官與東漢政治外戚、宦官的輪番專政光武帝建立東漢後，「雖置三公，事歸台閣」，朝廷機構中設尚書檯，總攬行政權柄，丞相（大司徒）一職變成徒具其名的空銜。尚書權重職卑，權力更高度地集中於皇帝，這就為外戚、宦官擴展勢力，干預朝政提供了條件。外戚專權多是憑借充任侍中，以至大將軍錄尚書事等內朝官職而得逞的。侍中有權審察尚書奏事，能夠和尚書一樣秉持朝政。當然，根本上還在於有臨朝的母后，而外戚以皇帝的外家操縱皇權。東漢時，宮廷內官全部由宦官充任，「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複雜調它士」，宦官成了皇帝身邊唯一依賴的對象。出入禁中的中常侍，「掌侍左右，從入內宮、贊導內眾事，顧問應對給事」，黃門侍郎則「掌侍從左右，關通中外」，而小黃門又是掌「受尚書事」2。這樣，宦官便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操縱或干預尚書政務。由於承擔此等職務的宦官，較之尚書更處於宮廷內層，更接近皇帝，且便於接近臨朝的母后，加以皇帝又往往依靠他們消除外戚勢力，因此，他們更能控制皇權。當時人朱穆痛陳宦官專權的問題與危害時，指出「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殤帝年號）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御。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恬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東漢末，太子多年幼即位，年輕的太后臨朝，不便接觸大臣，不得不重用她娘家父兄來協助處理政事，這就為外戚竊取大權造成了機會。外戚自恃親貴，驕橫擅權，無視幼主，朝中大臣均仰承其鼻息行事。正如仲長統所指出那樣，他們「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2他們為所欲為，簡直不把皇帝放在眼裡。及至皇帝成年懂事，不甘外戚脅持，為了把大權奪回到自己手中，就結納在身邊的心腹宦官，發動政變，除掉外戚。皇帝親政後，自然重用奪權有功的宦官，於是又演成宦官專權的局面。可是，皇帝死後，宦官身份卑賤不能輔政，立新皇帝後，接著又有新的外戚上台。這種圍繞皇權的爭奪而出現的外戚、宦官的起伏交替專政，便成為東漢後期封建政權的一個特點。
和帝十歲即位，竇太后臨朝，太后兄竇憲以大將軍位加官侍中，「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甚」。出入宮廷，內管機密，出宣誥命，實際上掌握政權。許多地方大吏常由竇氏擢拔，「刺吏守令多出其門」。「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令百官總己以聽」，「朝臣震懾，望風承旨」。竇憲以「仁厚委隨」的老臣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以與自己呼應。竇氏的「奴客緹騎，依倚形勢，侵陵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後漢書·宦者傳序》。
2《續漢書·百官志》三。
《後漢書·朱暉傳附孫朱穆傳》。
2《昌言·法誡》。
商賈閉塞，如避寇仇。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和帝年齡稍長，對竇氏弄權不滿，但在深宮中與內外臣僚隔絕，可以依靠的只有貼身的宦官。永元四年（公元92年），他用中常侍鄭眾掌握的部分禁軍，誅除竇氏集團在太后身邊的黨羽，下令收憲大將軍印綬，遣歸封國，迫令自殺，竇氏宗族賓客都免官放歸本郡。鄭眾從此參預政事，並受封為鄛鄉侯，「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眾始焉」2。
公元05年，和帝二十七歲死。其子劉隆（殤帝）立，次年八月又死。
鄧太后及兄鄧騭掌政，立和帝侄劉祐（十三歲），即安帝。鄧太后除了並用外戚、宦官，又起用名士楊震等，以圖取得士大夫的。儘管如此，鄧氏一門，仍權傾朝廷。鄧太后死後，安帝親政，鄧騭以弟被告謀逆受株連，遣就國，自殺，鄧氏勢力破敗。安帝重用宦官李閏、江京，皇后閻氏兄弟閻顯等也在朝居位，短暫形成宦官，外戚共同專權的局面。
公元25年，安帝三十二歲死。廢太子劉保十一歲，宮人李氏生，不得立。「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3，乃與閻顯等迎立章帝孫北鄉侯劉懿（少帝），但不終年而死。其時宦官孫程等十八人聚謀，共斬江京等人，擁立廢太子劉保即位，是為順帝。閻顯被殺，閻太后被遷，閻氏倒台。孫程等皆得封侯，宦官權勢大為增長。安、順帝時期的宦官能隨意寢奏，矯詔。安帝建光年間，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上奏請廢除「大臣得行三年喪」的規定，而尚書陳忠以為不可，上疏爭辯，「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後漢書·楊震傳》載安帝「詔遣使者大為阿母修第」，楊震上疏切諫。中常侍樊豐等見帝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谷，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捨、園池、廬觀」。寢章、矯詔，在皇權至上的封建社會可謂彌天大罪，宦官竟可隨意妄行，這是宦官勢力大盛的一個重要標誌。
後來，順帝也扶植外戚勢力，相繼拜後父梁商和商子冀為大將軍。順帝死後，外戚梁氏掌權。梁太后和梁冀先後選立沖帝劉炳（二歲，公元44年）、質帝劉纘（八歲，公元45年）、桓帝劉志（十五歲，公元4年），成為外戚執政的極盛時期。梁冀所立質帝聰明，在朝會時目指梁冀對朝臣說「此跋扈將軍也！」遂被梁冀毒死。冀以大將軍領尚書事，「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百官遷召，須先到冀府謝恩，然後方敢至尚書檯言事。梁冀擅權二十餘年，「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親豫。」2梁冀毒死質帝后，以議立帝事詢問朝臣。太尉李固、大司農胡廣等均以清河王劉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議可立為皇帝。而梁冀一黨則以蠡吾侯劉志娶冀妹，堅立擁劉志即位。雙方爭持不下，梁冀氣勢洶洶地要挾。胡廣等人恐懼，均改口說「惟大將軍令！」獨李固、壯喬堅持原議，結果李固被誣陷致死。在梁冀專權的二十四年中，梁氏一門出了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相尹校共五十七人。梁冀擅權時，強佔洛陽周圍黃河南北大片土地，「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在洛陽城西修建兔苑綿連數十里，到處調發活兔，兔刻毛為記，誤殺者罪至死。冀猶未滿以上所引均見《後漢書·竇融傳附竇憲傳》。
2《後漢書·宦者鄭眾傳》。
3《後漢書·皇后紀》下。
《後漢書·陳忠傳》。
2以上所引皆見《後漢書·梁統傳附梁冀傳》。
足，又時「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擄取民間子女做奴婢，多達幾千人，詭稱為「自賣人」。冀妻孫壽封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梁家賓客遍佈各地，恃權請托，胡作非為。延熹二年（公元59年），梁皇后（桓帝妻，梁冀之妹）死，桓帝與宦官單超等人合謀，方除掉梁冀，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被連及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2。梁冀被抄的家財達三十餘萬萬。官府獲得這筆巨大收入後，得以在這一年減收天下租稅之半，以收攬民心。
桓、靈帝時期宦官的驕橫樑氏滅門之後，宦官獨攬政權。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及小黃門左悺、唐衡，因參與謀誅梁冀有功，五人同日封侯，人稱「五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他們執政之後，驕橫跋扈，「手握王爵，口含天憲」3，權勢達於頂點。單超死後，其他四侯，專橫更甚。當時人稱呼他們是「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4，可見其氣焰之囂張。靈帝劉宏時，宦官氣焰更盛。曹節、王甫、張讓、趙忠等把持朝廷。靈帝常說「張常侍（張讓）是我公，趙常侍（趙忠）是我母。」太傅陳蕃與外戚竇武「志誅中官」，上疏揭露宦官罪惡，未被採納，事洩。宦官殘暴地清除異己勢力，矯詔誅竇武等。建寧元年（公元8年），殺竇武、陳蕃。次年又殺李膺、杜密等百餘人，製造了第二次黨錮之禍。熹平四年（公元75年），「使宦者為令，列於內署。自是（內廷）諸署悉以閹人為丞、令」2，把東漢宦官的勢力發展到頂點。桓、靈帝時期宦官干預政治，與以往相比較，有幾點值得注意（一）
干預察舉。察舉為漢代選拔官吏的制度，是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所享受的一種權力，本與宦官無關。桓、靈帝時期察舉演變為宦官手中結黨營私的工具，宦官甚至可以保任其子弟為郎官。《後漢書·楊秉傳》說桓帝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佈滿天下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造成了「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3的局面。（二）涉足司法。東漢宦官專權時，有座特殊監獄叫「北寺獄」，因為屬黃門署，故又曰「黃門北寺獄」。北寺獄是一座由宦官掌管的特殊監獄，它主管監禁、審訊將相大臣。凡重大案件，均由中常侍出面審理，然後直接向皇帝呈報。《後漢書·李雲傳》延熹二年（公元59年），自馬令李雲上疏指責「桓帝用非其人，政化日損。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與御史廷尉雜考之。」宦官掌管北寺獄，是宦官勢力擴張到司法部門後的結果。（三）典領禁軍。漢代禁軍系指侍衛宮省的皇帝親兵，其中包括虎賁、羽林、廄騶等。宦官典領禁軍，始於桓帝誅滅梁冀外戚集團時。《後漢書·梁冀傳》《後漢書·梁統傳附梁冀傳》。
2《後漢書·梁統傳附梁冀傳》。
3《後漢書·宦者傳序》。
4《後漢書·宦者單超張讓傳》。
《後漢書·宦者單超張讓傳》。
2《後漢書·靈帝紀》。
3葛洪《抱朴子》外篇《審舉》。
桓帝「詔諸尚書入，發其事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廄騶、虎賁、羽林、都侯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靈帝時，曹節、王甫、蹇碩等宦官也曾典領過禁軍。《後漢書·曹節傳》「建寧元年，（曹節）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四）親屬多參預政事。隨著察舉制的蛻變，宦官集團打破以往那種「中人無外黨」的局面，「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佈滿天下」2。（五）在爭奪權力的關鍵時刻，宦官集團甚至使用武力逼迫制詔或自擬詔書。《後漢書·竇武傳》說靈帝以幼年登基，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等人想借此機會剪除宦官，中常侍曹節、長樂五官吏朱瑀等先發制人，挾靈帝「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鎮壓竇武等人，奪取了控制皇帝的權力。《何進傳》曰靈帝死後，外戚何進等人謀誅宦官，張讓、段珪等知其謀後，「詐以太后召進，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自擬詔書，舉兵作亂。這些特點表明，桓、靈時期是我國宦官發展史上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宦官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集團，已經完全成熟。
外戚、宦官專政與東漢政治的腐朽外戚、宦官專政時期，東漢政治日益腐朽。外戚、宦官以及他們的黨羽，都公行賄賂，搜刮財貨，兼併土地。外戚梁冀被誅，抄沒的家財竟達三十餘萬萬，抵上東漢全年租稅之半。宦官集團利用手中的權勢，也公然受賄。如侯覽，「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勢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敲詐勒索，如《後漢書·楊彪傳》「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又大肆兼併土地，「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2為己有。中常侍侯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3。黃門侍郎張讓，「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4宦官們聚積了無可估量的財富，便盡情過著腐朽糜爛的生活。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競起第宅，樓觀狀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5靈帝后期，「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外戚、宦官交替專權，是封建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在專制制度下的尖銳表現。專制制度的完備，使權力高度集中於皇帝之手，皇帝成為一切權力的化身，覬覦權力的人，都力圖挾持皇帝。豪族政治勢力的發展以外戚專權的形式出現，從而架空了皇權。而皇帝為了保持自己的權力，不得不求助於宦官，因而宦官能夠專權。無論外戚或宦官專權，都力圖控制皇帝，或擁立幼《後漢書·宦者單超傳》。
2《後漢書·宦者曹節傳》。
《後漢書·宦者侯覽傳》。
2《後漢書·黨錮劉祐傳》。
3《後漢書·宦者侯覽傳》。
4《三國誌·董卓傳》裴松之注引《典略》載董卓上表。
5《後漢書·宦者單超傳》。
《後漢書·宦者張讓傳》。
主，以便自己繼續操縱。他們又都趁權力在手時排除異己，大肆搜括，竭澤而漁。從封建士大夫看來，宦官是身份卑賤的暴發戶，所以，在外戚、宦官的爭鬥中，外戚較多地得到士大夫的。
第二節累世公卿局面的形成。門閥的出現在宦官、外戚的反覆鬥爭中，官吏士大夫結成的政治集團也逐漸在起作用。隨著大地主經濟勢力的發展，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空前加強。東漢後期察舉征辟任官，漸漸注重門第閥閱，出現了累世公卿的局面。又由於私人講經之風盛行，在官府中的大小官吏之間，逐漸發生了一種封建從屬傾向，形成了許多官吏集團。
東漢任官制度與門閥大族的出現東漢沿襲西漢，在任官制度上實行察舉制、征辟制和任子制。察舉制注重孝廉一科，從西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34年）起，郡國每年都要向上推舉孝廉，除州郡外，三公、九卿或列侯也都有權向皇帝推舉人才。察舉的對象，多為公卿或郡縣的屬吏，或是精通經學的儒生和有德行的處士。察舉是漢代低級官吏或儒生向上攀登的一個重要階梯。東漢時，隨著政治的腐敗，察舉不實的現象漸趨嚴重。章帝時，有官員上書「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要求「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漢章帝也承認「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2大族出身的官吏們為了把持政權，擴大本家族的利益，「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干，准其才行，但虛造聲譽」3，互相推薦親屬故舊。順帝時，河南尹田歆「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田歆不敢「相違」4，只要求保留一個名額，選拔真才實學之士，以報效國家。人們為了得到察舉，做出許多醜惡不堪的行為，以博取名譽。如許武被舉為孝廉，他因兩個弟弟還不出名，就「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故意搞分家，「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讓兩弟少得財產，以博得「克讓」的名聲，結果都被舉為孝廉。然後許武又在宗親面前痛哭流涕，又把他多得的財產，「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為自己博得了更高的聲譽，因此許武的官職做到了長樂少府5。察舉製成了豪族或官吏沽名釣譽、安插私人的工具。征辟制是由二千石以上官吏本人直接辟除一些人到自己官衙中做掾吏。兩漢時，公府與州郡長官除奉令征辟之外，還可自行辟除。公府與州郡辟除，即為選官與入仕的重要途徑，而公卿牧守自行辟除，為發展個人勢力開了方便之門；士人為了做官，也投靠依托權門。所謂「名公鉅卿，以能致賢才為高，而英才俊士，以所依秉為重」。這樣便發展成為一種私恩的結合。任子制是專為中上層官吏設置的。西漢時，「吏二千石（相當於郡太守一級）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只有中上層官吏子弟方能憑借父兄的恩蔭仕宦。東漢中葉以後，任子範圍擴大。安帝《後漢書·韋彪傳》。
2《後漢書·章帝紀》。
3《後漢書·王符傳》引《潛夫論·實貢》。
4《後漢書·種暠傳》。
5《後漢書·循吏許荊傳》。
《東漢會要·選舉》下。
《漢書·哀帝紀》注，應劭引《漢儀注》。
建光元年（公元2年），令「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為郎、舍人」2。西漢二千石以上官吏任期滿一定年限才得任子，而此令並無任期限制；西漢二千石以上官吏才有任子特權，而東漢安帝時，校尉、尚書秩俸雖低於二千石，亦可享受任子的特權。這一制度主要是照顧大官地主的利益。
這些選拔官吏的制度，使豪族子弟順利進入官場，使這些家族成為西漢以來世家地主中新的階層。他們還利用這些制度，把較小的家族或某些中小地主以「門生」、「故吏」的名義招攬在自己的周圍，形成一個個以某一家族為中心的政治勢力。這樣，官吏利用辟召以徇私，又因被辟召者對辟主的感戴，形成兩者間的隸屬關係，助長了官吏中私人權勢的增長。二千石以上的高級官吏常常充當被征辟者的「薦主」，被推薦者則成為薦主的「故吏」。薦主和故吏之間，就互相拉攏援引，漸漸地成了一種私恩的結合，形成了特殊關係，掾吏忠於主官，主官也包庇掾吏。故吏依附於主官，往往要隨同主官出征、調轉、流徙。主官死去，故吏要服喪，甚至薦主犯罪，故吏竟聲言替死。凡此種種，都被視為合於名教的氣節行為。當時，薦主同故吏、長官與掾吏之間，形成了一種具有君臣名分的主從關係。一些累世公卿的門閥大族，如弘農楊氏、汝南袁氏等，「門生、故吏遍於天下」，成為門閥大族強大的外圍政治力量。
經學世家與門閥的形成私人傳經講學之風，也促進了官吏集團的形成。
自西漢武帝尊崇儒術，特別是元帝以後，經學興盛，著名儒者世以傳經為業。西漢時，有孔氏、伏氏。東漢時，也出現了一些累世專攻一經的家族，如桓氏（桓榮）等。有些大官也以傳經相標榜，以提高門第威望。他們授業范周廣泛，上自皇室、京師太學，下至地方州郡，許多官吏都出其門。受業者以弟子自居，弟子的弟子則為門生。這樣，就在大小官吏上下級關係之上，塗上一層師生色彩。授業經師同弟子、門生，往往也是薦主與故吏，兼有雙重關係。他們的弟子動輒數百人，甚至數千人。通過經學入仕，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如弘農大族楊寶，於西漢傳授歐陽《尚書》，寶子楊震於東漢時官至太尉，震子楊秉亦至太尉，秉子楊賜位至司徒司空，賜子楊彪亦至司空、司徒、太尉，錄尚書事，四世均以傳「家學」為三公官。世傳孟氏《易》學的汝南袁氏，自袁良以後，至其孫袁安官至司空、司徒，安子敞及京皆為司空，京子湯為司空、太尉，湯子逢亦至司空，逢弟隗亦至三公、太傅。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五人。這些大族累世為高官，累世傳經學，有大批故吏、弟子、門生出於其門。汝南袁氏，人稱「門生故吏遍天下」，成為官吏集團中的首腦人物。但東漢時期有的大官與門生，很少有實際授業關係。所謂「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為之師無以教訓，弟子亦不受業。」這種師生關係，不過「求志屬托，規圖仕進」而已。所謂門閥大族，就是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上具有上述種種特徵的家2《後漢書·安帝紀》。
《後漢書·袁紹傳》上。
徐幹《中論》卷下《譴交》。
族。東漢時「選士而論族姓閥閱」2，「以族舉德，以位命賢」3，選士首先看族姓閥閱。兩漢地方守相由朝廷任命，而曹掾屬吏由守相自置，基本上從本郡士人中選拔。東漢時，郡國屬吏的人數，比西漢成倍增長，郡縣屬吏數的擴大，為大族控制地方政治大開方便之門。東漢太守一到任，往往聘請當地名族大姓擔任地方顯職，並對他們優禮相待，言聽計從，甚至完全委政於他們。汝南太守宗資（南陽人），委政於本郡的范滂；成瑨（弘農人）為南陽太守，委政於本郡的岑晊。於是社會上竟流傳起「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晊），弘農成瑨但坐嘯。」4的歌謠。操縱本州本郡政治的門閥大族，實際上統治了這些州郡。無怪乎當時又出現這樣的歌謠「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5更多的則是地方官與大族互相利用，結成黨援。郡府縣衙宛如一個個小朝廷，屬吏與長吏如同君臣。從東漢起，地方上直接以君臣相稱已是很普遍的事。在朝廷中，尚書令、尚書僕射和尚書基本上由世族或其親信擔任，在可知的三十四位尚書令中，除曹節以中常侍的資格領此職外，均由世族擔任。世族地主對地方政權和中央的有效控制是門閥產生的政治基礎。
由於劉秀的提倡，東漢一代的官私教育較之西漢更為發達。上有太學，下有郡縣官學，名師精廬、學童書館和莊園宗族學堂。士人子弟，不辭千里，投奔名師宿儒，苦讀經書，以求飛黃騰達。於是從東漢之初，伏湛、桓榮、孔僖、魯恭等一批以齊、魯、韓學為業的經學世家，就在朝廷中顯露頭角，其父子及其門人和再傳弟子都能身居顯位。最早由經學世家轉化為門閥的士族，基本上都是以傳授今文經為業。以經學起家是門閥形成的重要途徑。東漢的察舉制度是門閥產生的催化劑。西漢的察舉只造成少數世祿之家；東漢的察舉卻造成了一批門閥世族。這是因為東漢選士是「論族姓閥閱」，察舉權實際上落入名姓大族手中。東漢後期，世族地主互相吹捧，自我標榜，盛行一時，什麼「鄉里之號」、「時人之語」、「天下之稱」，形成統治階級的一種「公論」。「公論」好壞決定了被品評者的前途，於是主持「公論」的高門世族擁有極大的權威，「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所謂品評人物，實際上是世家大族按經濟與政治的實力，將被品評者劃分成不同的等級，依次分享做官的權利。由於東漢世族地主控制了詔舉、歲舉等所有仕官之路，所以權力相對地集中到少數世家大族手中，從而產生出統治階級中的特殊階層——門閥。
2仲長統《昌言》。
3王符《潛夫論·論榮》。
4《後漢書·黨錮傳》序。
5《意林》引《政論》。
《意林》引《典論》。
第三節反宦官鬥爭和「黨錮」事件反宦官鬥爭宦官的殘暴統治，加深了東漢社會的政治危機，階級矛盾和地主階級內部矛盾空前尖銳。東漢政權猶如坐在一觸即發的火山口上。延熹六年（公元3年），大臣陳蕃在給桓帝的上疏中，憂心忡忡地指出「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厄」「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三空」形象地概括了宦官暴政的嚴重惡果和統治階級所面臨的政治危機。面對這一危急的形勢，地主階級一部分在野名士，既不願與宦官集團同流合污，又無力去積極干預，於是拒不合作，消極地避世。而以楊秉、陳蕃和李膺為代表的部分正直官吏則採取積極抗爭的態度。他們同情人民的疾苦，擔憂政局不穩，憤怒揭露並打擊宦官集團。正直官吏對宦官的鬥爭，得到了廣大太學生的擁護和。
太學生絕大多數是官家子弟，質帝以後已是一個三萬多人的大隊伍。「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2。因而同官吏士大夫在經濟和政治上有著密切的聯繫。太學生不僅是官吏地主的子弟，而且是官吏的後備軍。漢質帝時曾明確規定太學生「歲滿課試，拜官有差」3。然而到桓帝時，宦官「任人及子弟為官，佈滿天下」4，堵塞了太學生當官的道路。太學生中一部分人面對東漢皇朝日益衰敗的趨勢，與官吏士大夫有著共同的認識。如太學生劉陶向漢靈帝陳當今要急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笑談大唐燃文太學生受儒家正統思想的影響，在他們眼裡宦官是「刑餘之人」，地位卑賤，羞於與閹黨為伍。由於上述原因，太學生們自覺地同反宦官的官吏士大夫站在一起，形成了一支強大的反抗宦官專政的力量。
太學生和反宦官的官吏以封建綱常的衛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他們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團的人物視為濁流，對宦官進行猛烈的攻擊。他們攻擊宦官的手段是上書奏，向皇帝上書，揭露宦官擅權的弊端與罪惡。桓帝時「五侯」專權，官僚集團中的楊秉、陳蕃、李膺等多次搬出「高祖之約」和漢家「舊典」苦諫，希望桓帝「遵用舊章，退貪財，塞災謗」。楊秉揭露專權的宦官「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2。另外，對宦官進行輿論抨擊。太學生聚集在一起，議論朝政，指斥宦官，太學變成了抨擊宦官的輿論陣地。太學生還和各州郡的學生，甚至和官吏經常發生聯繫，互為聲援。《後漢書·黨錮傳》說「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儒生還利用風謠大造輿論。漢代風謠，其中包含著對某個人德行學業所作的一種評價，它採用簡短的韻語，上《後漢書·陳蕃傳》。
2《後漢書·儒林傳》序。
3《資治通鑒·漢紀》四十五。
4《後漢書·楊震傳附楊秉傳》。
《後漢書·劉陶傳》。
2以上所引皆見《後漢書，楊震傳附楊秉傳》。
口易記。官吏和儒生利用風謠品評人物，同宦官進行鬥爭。他們對不畏權貴的人，如李膺、陳蕃、王暢的評價很高「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以頌揚他們的節操。除此以外，在反宦官的官吏集團中又有所謂「三君」、「八俊」、「八及」等雅號。因此，「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清議在當時形成一種強大的輿論壓力。一些在朝的官吏還利用合法的權力，直接打擊鎮壓宦官及其黨羽。桓帝時，太尉楊秉劾奏益州刺史侯參的暴虐罪行，侯參在押往京都途中畏罪自殺。楊秉進而彈劾其兄大宦官侯覽，侯覽罪惡昭彰，桓帝只好免去他的官職了事2。同時，司隸校尉韓縯告發「五侯」之一的左悺及其兄左稱「請托州郡，聚斂為奸，賓客放縱，侵犯吏民」的罪行，左悺、左稱皆畏罪自殺3。在同宦官鬥爭中，態度最堅決的是李膺，他在復官之後，把貪殘無道的大宦官張讓之弟張朔從其躲藏的地方搜出，審問畢即行處死。這件事轟動了京城，也嚇壞了宦官，自此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4在反對宦官集團的鬥爭中，太學生同正直的官吏結成了可靠的同盟。桓帝永興元年（公元53年），冀州刺史朱穆案驗宦官趙忠葬父僭為「玉匣、偶人」，這在封建社會乃是僭越「天子之制」，該當治罪，因而「收其家屬」，但把持在宦官手中的桓帝卻「征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為朱穆伸冤辯理。他們痛斥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穆獨亢然不顧身害」，是「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表示情願「黥首系趾，代穆校作」5。桓帝怕激成大亂，被迫釋放了朱穆。「五侯」上台後，隨著宦官集團倒行逆施和迫害正直官吏愈演愈烈，太學生反「五侯」暴政的鬥爭也隨之升級。延熹五年（公元2年），由於宦官集團合謀陷害對羌人作戰有功的皇甫規，又激起了一次政潮。皇甫規作戰有謀略，又採取了正確的政策，取信羌人，羌人數十萬人來降，基本上解除了為患多年的羌人進擾問題。但是，由於他懲辦貪贓枉法的邊吏多系宦官集團的爪牙，本人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甚至「五侯」的兩巨頭徐璜、左悺親自出馬「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向他勒索並表示親熱拉攏的時候，「規終不答」，被硬頂回去，結果「璜等忿怒」，反誣皇甫規賄買羌人降漢，把他下獄，「論輸左校」。這種顛倒是非的事激起太學生和正直官吏的憤慨，於是「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最後，桓帝被迫把皇甫規釋放了。
對宦官集團的同仇敵愾，使太學生和正直官吏之間關係密切，互相推崇，因而在統治階級內部形成一股反宦官的政治勢力。大臣李膺和名士郭泰的交往就頗具代表性。李膺是正直官吏中反宦官的健將，郭泰是太學生的領袖，他們結識後，「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2。李膺、范滂等經常往來太學，以上所引皆見《後漢書·黨錮傳》序。
2《後漢書·楊震傳附楊秉傳》。
3《後漢書·宦者單超傳》。
4《後漢書·黨錮李膺傳》。
5《後漢書·朱暉傳附朱穆傳》。
以上所引皆見《後漢書·皇甫規傳》。
2《後漢書·郭泰傳》。
給太學生以積極的影響，他們「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這種議政活動，使擁有三萬多名學生的太學，變成了抨擊宦官集團的強大輿論陣地。太學生的議政活動和正直官吏翦除宦官的鬥爭此呼彼應，使作惡多端的宦官集團恨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後快。
「黨錮」事件桓帝延熹九年（公元年），宦官集團發動了一場鎮壓正直官吏和太學生的迫害活動。當時，素以方伎交通宦官的方士張成，「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司隸校尉李膺執法嚴厲，將張子「督促收捕」，不顧赦令，將張子正法，轟動了洛陽。宦官集團乘機唆使張成弟子牢修誣告李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桓帝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下令逮捕李膺、林密、陳寔等二百多人，並且「佈告天下，使同忿疾」。宦官集團大事網羅，「使者四出，相望於道」，甚至不惜「懸金購募」。這起「黨事」，「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郤之」，「不肯平署」。老臣陳蕃由於拒絕簽署捕捉黨人的命令，並極力勸諫，「諸如原宥」。桓帝拒不接受，宦官也「由此疾蕃彌甚」2，陳蕃因而被罷官。第二年，由於士大夫的奮力營救，和迫於輿論壓力，桓帝不得已才釋放黨人，「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3。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第一次黨錮之禍。
李膺等人獲釋之後，聲望更高，宦官集團又興起株連更廣的第二次黨錮之禍。漢靈帝建寧二年（公元9年），宦官侯覽指使人奏告官僚李膺、杜密等人「皆為鉤黨」，結果這些被告皆「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屬」。統治階級大肆株連「制詔州郡大舉鉤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眥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2宦官集團的株連迫害並未因此罷休，三年後，又把株連擴大到太學生。熹平元年（公元72年），「宦官諷司隸校尉段熲，捕系太學諸生千餘人。」3當權的宦官集團對於這種瘋狂的迫害還不准聲訴辯理。熹平五年（公元7年），「永昌太守曹鸞坐訟黨人，棄市。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4株連之廣，簡直前無古人！
兩次黨錮，把反對宦官集團的正直官吏和太學生幾乎羅致殆盡！漢政權完全被少數最貪婪、殘暴、腐朽的宦官所把持。東漢皇朝連本階級內部所進行的一點自救也做不到了。這表明，它已山窮水盡，末日臨頭！人民的憤怒，不可遏止。全國規模的黃巾起義爆發，終於敲響了東漢皇朝徹底覆滅的喪鐘！官吏士大夫和太學生的反宦官鬥爭，在當時具有一定的正義性，它在客《後漢書·黨錮傳》序。
2《後漢書·陳蕃傳》。
3《後漢書·黨錮傳》序。
《後漢書·靈帝紀》。
2《後漢書·黨錮傳》序。
3《後漢書·靈帝紀》。
4《後漢書·靈帝紀》。
觀上反映了廣大人民的願望。廣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靈帝時就曾提出斬殺十個宦官的要求，因此，黨人反宦官的鬥爭得到了人民的同情和，具有進步的意義。這一鬥爭所表現的憂國憂民的忠心和不畏強暴、奮力抗爭的精神也激勵著後人，並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第四節黃巾大起義持續不斷的人民反抗鬥爭東漢後期外戚、宦官交替專政，官僚機構腐朽，災害頻繁。安帝以後，水旱蝗災幾乎接連不斷，僅安帝一朝十九年中，水災即達十一次，旱災七次，蝗災七次，受災範圍遍及中華大地。當時，「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荊、揚稻收儉薄；並、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社會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空前尖銳。生產破壞，人民普遍陷於饑荒，被迫流亡。他們「捐棄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2。儘管人民災難深重，掙扎在死亡線上，封建國家和豪族地主的搜括壓搾仍步步加緊，官吏貪得無厭。太學生劉陶上書說「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眾而無所食。」「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斗生之計。」3東徙內地的羌人，備受豪強官吏的壓搾，「或倥傯於豪右之手，或曲折於奴僕之勤」4。官吏們強徵兵徭，更為殘暴。各族人民在租稅徭役和饑荒逼迫之下，不得不掀起反抗鬥爭。
永初二年（公元08年），「劇賊」畢豪率部入平原界，於厭次河戰敗平原縣兵，捉縣令劉雄，為東郡太守鎮壓。永初三年（公元09年）七月，「海賊」張伯路自稱將軍，率義軍三千餘人活動於山東沿海九郡之地，殺二千石、令、長。次年，張伯路與勃海平原諸地義軍劉文河、周文光部會合，攻厭次，殺長吏，轉入高唐。御史中丞王宗持節調發幽、薊諸郡兵數萬人，與青州刺史法雄共同鎮壓義軍。張伯路率部退於遼東海島上。公元年春，伯路復進撲東萊，為法雄所敗，退回遼東，為遼東人李久所殺。起義歷時三年。2永初四年（公元0年），寧季部義軍數千人在朝歌一帶，「攻殺長吏，屯聚數年，州郡不能禁」。當地「青、冀之人流亡萬數」。朝歌長虞詡自知「難與爭鋒」，使用詭計將起義鎮壓下去3。永初五年（公元年）九月，漢陽人杜琦與弟杜季貢、王信等起義，與羌族人民聯合，攻克上邽城。年底，杜琦被漢陽太守趙博所遣刺客殺害。次年六月，侍御史唐喜鎮壓這部義軍，王信犧牲4。元初三年（公元年）正月，蒼梧、鬱林、合浦「盜賊」群起，「劫略吏民」5。順帝陽嘉元年（公元32年）二月，會稽「海賊」曾旌等千餘人，起於句章，殺句章、鄞、鄮三縣長，攻會稽東部都尉。同年三月，揚《後漢書·陳忠傳》。
2《後漢書·安帝紀》。
3以上所引皆見《後漢書·劉陶傳》。
4《後漢書·西羌傳》論。
《後漢書·獨行劉茂傳》。
2《後漢書·法雄傳》。
3《後漢書·虞詡傳》。
4《後漢書·安帝紀》。
5《後漢書·五行志》四。
《後漢書·順帝紀》。
州六郡章河等自稱將軍，進攻四十九縣，殺傷長吏7。陽嘉三年（公元34年）三月，益州義軍「劫質令長，殺列侯」。永和三年（公元38年）四月，九江蔡伯流部義軍數百人攻廣陵、九江，殺江都長8。永和年間（公元3—4年），荊州一帶的人民起義，「彌年不定」，李固被任命為荊州刺史，夏密等六百餘人歸附。當時太山郡，「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朝廷徙李固為太山太守，固到，悉罷遣歸農。永和四年（公元39年），揚、徐一帶農民紛紛起義，「磐牙連歲」，范容、周生部屯聚於歷陽，攻沒郡縣。建康元年（公元44年）九月，擊敗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的官軍，殺耀、顯。東漢政府派御史中丞馮赦督地方兵數萬人進擊，這支義軍遭鎮壓2。漢安元年（公元42年），張嬰等於廣陵起義。「張嬰等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3建康元年（公元44年）十一月，徐風、馬勉在九江起義，稱「無上將軍」，攻燒城邑。次年正月，殺曲陽、東城長。三月，馬勉在九江以黃色為服色，稱「黃帝」，「建年號，置百官」。歷陽義軍華孟自稱「黑帝」，攻九江，殺郡守楊岑，遭到九江都尉滕撫的鎮壓4。桓帝建和元年（公元47年）十一月，陳留李堅、江捨等起義，堅自稱皇帝，被殺害5。建和二年（公元48年）十月，長平陳景自號「皇帝子」，署置官屬；又南頓管伯亦稱「真人」，都因準備起義而遭殺害。和平元年（公元50年）二月，扶風裴優自稱皇帝，亦遭殺害。永興二年（公元54年）九月，「蜀郡李伯詐稱宗室，當立為太初皇帝」，被鎮壓。該年十一月，太山、琅邪公孫舉、東郭竇聚眾三萬人起義，攻殺長吏，活動於青、徐、兗三州。次年段熲為中郎將，對義軍殘酷鎮壓，義軍被殺害者達萬餘人。延熹三年（公元0年）九月，勞丙聚眾復在太山、琅邪一帶起義，東漢政府派御史中丞持節督州郡兵鎮壓。十一月，太山義軍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並與勞丙部會合，「州郡不能討」。東漢政府派中郎將宗資率兵鎮壓，其後兗州刺史第五種、太山太守皇甫規又以軟化手段，才將這支義軍鎮壓下去2。延熹五年（公元2年）四月，長沙、零陵義軍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南下桂陽、蒼梧、南海、交阯四郡。交阯刺史侯輔、蒼梧太守甘定望風奔逃；御史中丞盛修募兵鎮壓，未能得勝。八月，被募來鎮壓起義的豫章艾縣六百多人，因官吏腐敗，「不得賞值」，亦起而反抗，焚燒長沙郡縣，殺縣令，發展為萬人以上的隊伍，擊敗謁者馬睦、荊州刺史劉度的地方官軍，睦、度逃走。東漢政府派度尚為荊州刺史，歷時三年，才將義軍鎮壓下去3。延熹八年（公元5年）五月，荊州兵朱蓋等因「征戍役久，財賞不瞻」，起而反抗，與桂陽義軍胡蘭等三千餘人會合，共攻桂陽。桂陽太守任7《後漢書·順帝紀》。
8《後漢書·順帝紀》。
《後漢書·李固傳》。
2《後漢書·順帝紀》。
3《後漢書·順帝紀》、《張皓傳附張綱傳》。
4《後漢書·沖帝、質帝紀》、《滕撫傳》。
5《後漢書·桓帝紀》。
以上所引皆見《後漢書·桓帝紀》、《段熲傳》。
2《後漢書·桓帝紀》、《方術趙彥傳》、《皇甫規傳》。
3《後漢書·桓帝紀》、《度尚傳》。
胤逃竄，蒼梧太守張敘被活捉，轉攻零陵未克。東漢派中郎將度尚，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又與長沙諸郡兵合，並勢討擊，才將這次起義鎮壓下去4。靈帝建寧元年（公元8年），「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5。建寧三年（公元70年）冬，濟南爆發起義，攻東平陵。熹平元年（公元72年）十一月，會稽許昭起義，自稱大將軍，立其父許生為越王，眾以萬數，攻破誠邑。東漢政府派兵鎮壓。連戰三年，才鎮壓了這次起義。
周邊各少數民族人民的反抗鬥爭，在東漢後期也此起彼落，持續不斷。
在漢族人民所受壓迫加深之時，周邊各族人民所受剝削壓迫更深一層，因而也不斷反抗。其中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久，對東漢封建統治打擊最大的是西羌起義。
徙居內地的羌人，深受豪強和官吏的壓搾。「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2官吏強徵兵徭，更為暴虐。永初元年（公元07年）夏，騎都尉王弘強征金城、隴西、漢陽羌人數百千騎出征西域，群羌害怕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各郡發兵堵擊，並搗毀沿途羌人廬落，激起羌人相聚反抗。由於武器缺乏，這些羌人「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屢敗官軍。武都、北地、上郡、西河等地羌人都起而響應，「眾遂大盛」。他們「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多次擊敗進剿的官軍。永初四年（公元0年），起義羌人深入河東，至河內，迫近首都洛陽，給東漢皇朝以沉重打擊，許多地方官「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3。永和四年（公元39年），新任并州刺史來機、涼州刺史劉秉對待羌人虐刻，擾亂，又激起羌人反抗。次年夏，且凍、傅難種羌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羌胡聯合，大舉進攻三輔，殺長吏。羌族起義者分兵攻武都，燒隴關（今陝西隴西），奪取苑馬。永和六年（公元4年），在射姑山（今甘肅天水附近）擊殺東漢征西將軍馬賢，「賢及二子皆戰歿」，「於是東西羌遂大合」，焚燒皇帝園陵，「掠關中，殺傷長吏」，但終因起義缺乏集中領導，永嘉元年（公元45年）後，在護羌校尉趙沖等人的進攻和利誘之下，起義又告失敗。羌族人民的第三次大起義，發生於延熹二年（公元59年）。當時郡縣官吏貪殘暴虐，引起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反抗，進兵隴西、金城塞，擴展到三輔及並、涼二州許多地方。護羌校尉段熲對羌族人民進行血腥鎮壓，但起義仍不斷發展，「寇勢轉盛，涼州幾亡」。永康元年（公元7年），西羌各部先後被鎮壓下去。段熲又移兵東討，對三輔、西河、上郡、安定、北地等地的起義羌人血腥屠殺。建寧二年（公元9年），東羌諸部亦被征服。羌族人民的三次起義，先後延續了五、六十年，由於統治者的殘酷鎮壓，使整個西北地區殘破，社會生產造成巨大的破壞。
在羌族人民反抗鬥爭的過程中，其他各族也陸續進行反抗鬥爭。如蠻族4《後漢書·桓帝紀》、《度尚傳》。
5《後漢書·酷吏陽球傳》。
《後漢書·靈帝紀》。
《後漢書·靈帝紀》、《臧洪傳》。
2《後漢書·西羌傳》。
3以上所引皆見《後漢書·西羌傳》。
以上所引均見《後漢書·西羌傳》、《段熲傳》。
的槃瓠諸部，在安帝元初二年（公元5年），「澧中蠻以郡縣徭稅失平，懷怨恨，遂結充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永和元年（公元3年），漢順帝依照武陵太守的建議，要對蠻族徵收與漢族地區一樣的賦稅。澧中、漊中蠻「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蠻族聚集二萬人圍攻充城，八千人進攻夷道。桓、靈以後，由於朝政日益腐敗，激起長沙蠻、零陵蠻、武陵蠻先後如火如荼的鬥爭，東漢州郡官吏望風潰逃2。蠻族廩君各部，由於同樣原因，也不斷反抗東漢的反動統治。永元十三年（公元0年），因「郡收稅不均，懷怨恨」，南郡的巫蠻「遂屯聚反叛」。東漢末年，江夏蠻不斷起兵反抗，他們和廬江黃穰領導的農民起義相聯絡，掀起了十多萬人的大起義，「攻沒四縣」，堅持數年之久。對於住居於巴中的板楯蠻，東漢統治者利用他們「天性勁勇」、「善於兵戰」的特點，經常征發從軍作戰。而地方官吏的剝削也很殘酷。「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頸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罹酷刑。」這種非人的奴役，迫使板楯蠻奮起武裝反抗。黃巾起義爆發後，又跟巴郡黃巾軍相結合，進行推翻東漢皇朝的共同鬥爭。
此外，元初二年（公元5年），蒼梧蠻夷因不滿東漢皇朝的統治起兵反抗。次年，聯合鬱林、合浦等郡的蠻人和漢人數千攻蒼梧郡城2。西南地區的邛都夷本來「慕義內屬」，但當「時郡縣賦斂煩數」，元初五年（公元8年）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抗，殺遂久縣令。次年，永昌、益州及蜀郡的少數民族皆起而響應，「眾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3。後來，在益州刺史張喬的鎮壓下失敗。在此時期中，北方廣大地區，內遷的南匈奴、烏桓、鮮卑等族，亦有先後反抗東漢統治的鬥爭。
據以上不夠全面的列舉，自安帝開始至靈帝的幾十年中，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即達數十次之多。起義越到後來次數越多，時間的間隔也越來越短。起義的地區，幾乎波及全國，烽火遍地。從起義的力量看，安帝時的起義不過幾百人，多者數千人；順帝以後，起義就以萬來計數，越到以後，起義人數越多。范曄評論說「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寖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闋時月，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托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奔命首尾。」羌族人民的反抗，使東漢皇朝軍餉耗費「前後數十巨萬」，加深了東漢統治的危機。封建史家驚呼「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2一些默默無聞的被統治者，打得聲勢煊赫的封建統治上層手忙腳亂，這不僅反映東漢地方統治的虛弱，也暴露東漢中央集權統治的腐朽，各族人民的反抗越來越強，東漢統治越來越弱，這就是漢安帝以後的基本形勢。
黃巾大起義2以上所引均見《後漢書·南蠻傳》。
以上所引均見《後漢書·南蠻傳》。
2以上所引均見《後漢書·南蠻傳》。
3《後漢書·西南夷傳》。
《後漢書·張宗楊旋等傳》論。
2《後漢書·西羌傳》論。
東漢後期人民持續不斷的反抗鬥爭，為全國性的大起義積蓄著力量，準備了條件。在鬥爭中有的利用陰陽五行相生或相勝的道理，作為鬥爭武器。如建康元年（公元44年）在九江起義的馬勉，以黃色（土德）為服色，火生土，表明要用土德代替火德（東漢光武帝劉秀以火德自命）。同年，華孟起義則自稱黑帝（水德），以示水能克火，東漢必定滅亡。這些反映人民某種要求的陰陽五行觀與當時「黃老道」宗教形式相結合，成為發動和組織群眾的旗幟和紐帶。在道教經典《太平經》裡雖充滿宗教迷信說教，但也包含有平均平等和變革天命的積極思想成分。如它譴責富有者「積財億萬，不肯救窮周急，使人饑寒而死，罪不除也。」「不助君子周窮救急，為天地間大不仁人！」3主張變革天命「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為災。今天垂象為人法，故當承順之也。」認為水旱之災，政治腐敗都是天道變亂的徵兆，苦難的人們不能再忍受飢寒交迫的現狀。在這種變革天命思想的基礎上，漢末形成了太平道與五斗米道兩個道派。
太平道在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流傳，用符水治病作為組織群眾的手段。
「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咒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它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2的變革天命的主張。根據五行相生之說，漢朝統治者自雲屬火，即赤德。而土為黃德，火生土。這句讖語告示人們受命赤德的漢朝氣數已盡，以黃為服色的起義軍是應運而起，當取而代之。
太平道領袖是鉅鹿（今河北平鄉西南）人張角。他自稱「大賢良師」。
太平道為道教一支，奉黃帝、老子為教祖。張角以傳道和治病為名，在農民中進行秘密活動。他派弟子八人到各州傳道。太平道被苦難人民視為救星，「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連結郡國」3，遍於青（今魯西北、膠東）、徐（今魯南、江蘇、長江以北）、幽（今冀東、遼寧）、冀（今冀中、冀南）、荊（今湖北、湖南）、揚（今蘇南、皖南、浙、贛、閩）、兗（今豫東、魯西）、豫（今豫東、皖北）等八州之地。太平道將各地的道徒組織起來，全國共分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4。
太平道的傳播引起東漢統治集團的不安，朝廷屢頒赦令，以瓦解流民對太平道的信奉。司徒楊賜上疏提出「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以達到消彌人民「作亂」的目的。但楊賜的書奏沒有送達靈帝，其原因恐怕是由於當時「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2，太平道同黃老道有一脈相通之處，而且宦官封諝、徐奉等人早已成為太平道徒。
張角積極部署大起義的準備，事先向各地道徒傳佈起義口號，決定在中平元年（公元84年）三月，在各地同日發動。他們在都城洛陽和州郡官府3《太平經·六罪十治訣》。
《後漢書·襄楷傳》注引《太平經》。
2《後漢書·皇南嵩傳》。
3《後漢書·皇南嵩傳》。
4《後漢書·皇南嵩傳》。
《後漢書·楊震傳附楊賜傳》。
2《後漢書·襄楷傳》。
牆壁上，用白土大書「甲子」二字，作為起義攻打的目標。張角又派大方首領馬元義先召集荊、揚地區信道群眾數萬人到鄴（今河北臨漳），與冀州道徒會合。馬元義幾次往來洛陽，聯絡中常侍封諝、徐奉等人為內應，「期三月五日起兵，同時俱發」。不料起事之前，張角弟子唐周叛變，向朝廷告密，洩露了起義計劃。馬元義被捕車裂犧牲，與太平道有聯繫的官兵、百姓千餘人遭捕殺，張角被追捕。「角等知事已露，因晨夜敕諸方，促令起兵。」3大起義被迫在當年二月發動。
二月，三十六方同時發動起義，起義群眾都頭裹黃巾作為標幟。張角稱天公將軍，其弟張寶稱地公將軍，張梁稱人公將軍。起義軍聲勢大，焚燒官府，捕殺官吏，攻打豪族地主聚居的城池塢壁。「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4大起義很快就遍及長江以北廣大地區。
黃巾軍在戰鬥中不斷取得勝利，捷報頻傳。二月，河北黃巾軍活捉了安平王劉續和甘陵王劉忠。三月，南陽郡（治今河南南陽市）黃巾軍張曼成攻克郡城，斬太守褚貢。四月，汝南郡（治今河南平輿北）黃巾軍在波才、彭脫指揮下，打敗了太守趙謙，並敗右中郎將朱。廣陽郡（治今北京市）黃巾軍擊斃了幽州刺史郭勳和廣陽太守劉衛，左中郎將皇甫嵩主力被起義軍包圍在長社（今河南長葛東北），「嵩兵少，軍中皆恐」2。廣大起義軍在張角兄弟指揮下擊敗盧植、董卓所率領的官軍。東漢政權「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3。黃巾軍在戰鬥中迅速擴大，形成了三部分義軍在穎川由波才指揮的黃巾軍，在南陽由張曼成指揮的黃巾軍，在河北由張角兄弟指揮的黃巾軍。這幾支軍隊從南北兩方，形成了包圍洛陽的形勢。
黃巾起義急風暴雨的形勢，使東漢朝廷十分驚恐，急忙派遣大將軍何進率重兵駐紮洛陽附近都亭，「以鎮京師」；同時在函谷、大谷、廣成、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和小平津八個險要地方，設八關都尉，加強洛陽外圍的防禦。另方面，漢靈帝又接受呂強、皇甫嵩的意見，「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4，和緩地主階級的內訌。東漢政府又調兵遣將，各地豪族地主也紛紛起兵，配合官軍對黃巾軍殘酷鎮壓。
起義軍面臨嚴重的困難。各地雖同日起義，畢竟事出倉促，起義之後必須同地方封建勢力相持，義軍在短時期內無法彙集為幾支強大的武裝力量，被分割在許多地區，形成各自為戰的局面。義軍數量雖佔優勢，裝備上則不及官軍，並缺乏戰鬥經驗。特別在各自為戰的局面下，東漢政府所組成的統一的軍事力量，具有相對的機動性能，自洛陽派出的官軍往往能和地方軍配合，因而在某一特定時間和特定地區上，就使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發生變化，以至義軍處於相對劣勢，造成了被東漢官軍各個擊破的危險。
穎川接近洛陽，對封建統治威脅最大，因而激烈而殘酷的戰爭首先在這裡展開。當年四月，波才義軍擊敗來犯的朱和皇甫嵩，乘勝圍皇甫嵩於長社。但波才「結草為營」，遂為皇甫嵩所乘。東漢官軍深夜縱火，義軍軍營3《後漢紀》卷二四。
4《後漢書·皇甫嵩傳》。
《後漢書·靈帝紀》。
2《後漢書·皇甫嵩傳》。
3《後漢書·皇甫嵩傳》。
4《後漢書·靈帝紀》。
延燒，陣勢為之混亂。皇甫嵩乘勢進攻，騎都尉曹操的援軍恰又趕到，皇甫嵩與曹操、朱合兵進攻，義軍因之大敗，幾萬人遭到血腥屠殺。接著，波才義軍餘部於陽翟，彭脫義軍在西華，又遭到鎮壓而告失敗。之後，皇甫嵩軍調赴東線，在倉亭擊敗卜己領導的義軍，卜己被皇甫嵩護軍司馬傅燮俘殺。朱一軍則繼續南下進攻南陽一帶義軍。
南陽義軍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有眾數萬，攻殺太守褚貢之後，在宛下屯駐了一百多天，軍事上沒有新的進展，而在六月裡被新任南陽太守秦頡擊敗，張曼成犧牲。義軍繼推趙弘為帥，「眾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從六月至八月，義軍粉碎了官軍多次進攻，堅守住了宛城，幾乎迫使東漢政府撤掉朱。趙弘在戰鬥中犧牲後，義軍又推韓忠為領袖，繼續堅守宛城，抵抗朱。「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義軍全力奮戰，官軍「連戰不克」，遂用計故意解圍，引誘韓忠出戰，使義軍中計失敗，韓忠被殺。義軍再推孫夏為首領，在宛城進行了反覆的衝殺。十一月，宛城陷落，孫夏率義軍轉移到西鄂精山，才被朱鎮壓下去2。
鬥爭的中心轉移到河北地區。河北義軍在張角親自領導下攻佔廣宗（今河北威縣東）、下曲陽（河北晉縣西）諸城邑。但在三月以後即遭受到北中郎將盧植率領的東漢官軍的壓力。張角、張寶分別率義軍固守廣宗，下曲陽。盧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未能攻下廣宗。代替盧植的東中郎將董卓，圍攻了兩三個月，廣宗依然屹立。八月底，東漢政府調皇甫嵩代替董卓，投入廣宗戰場。盧、董二人，「並無功而還」。這時張角病死，角弟張梁統帥廣宗義軍。義軍勇猛善戰，「梁眾精勇，嵩不能克」，皇甫嵩不得不「閉營休士，以觀其變」2，窺測方向，以求一逞。由於義軍一時疏忽，皇甫嵩「乃潛夜勒兵」，趁拂曉時進撲義軍陣地。義軍倉促接戰；張梁陣前犧牲，英勇戰死者三萬多人，不甘屈服而投河犧牲的五萬多人。同年十一月，皇甫嵩與鉅鹿太守郭典攻破下曲陽，張寶等十多萬義軍被殺害。各地區起義人民都遭到東漢統治者的殘酷鎮壓。連張角的屍體，也遭受到「剖棺戮屍，傳首京師」的毀壞3。
各地人民繼續堅持的反抗鬥爭黃巾主力雖僅幾個月便被鎮壓下去，但農民起義的熊熊烈火並未能撲滅，許多地區的黃巾軍依舊堅持鬥爭。散見於各種史籍的起義武裝，以首領姓名、綽號或地名為號者就有一百多支（股），他們是冀州黑山軍這批義軍由黑山、黃龍、左校、郭大賢、於氐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城、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於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蝤等組成。這批義軍「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他們樸素的稱呼多是由起義首領的某些特徵而得名，「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於氐根，大眼《後漢書·皇甫嵩傳》。
2《後漢書·朱傳》。
《後漢書·盧植傳》。
2《後漢書·皇甫嵩傳》。
3《後漢書·皇甫嵩傳》。
者為大目。」這批義軍「大者二三萬，少者六七千」。其首領「善得士卒心」，活動在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等郡之間，互相聯絡呼應，「眾至百萬」，「朝廷不能討」2。此外，尚有少數民族起義軍，四營屠各、雁門烏桓等。初平四年（公元93年）三月，袁紹進攻黑山軍，「與張燕及四營屠各、雁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3黑山軍多次挫敗官軍的猖狂進攻，堅持了抗擊袁紹割據勢力的鬥爭。
西河白波軍中平五年（公元88年）二月，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於西河白波谷，轉攻太原，遂破河東，有眾十餘萬。活動於太原、河東諸郡，抗擊董卓的軍隊。當時內遷於汾河流域的南匈奴於夫羅，將其部眾與白波車聯合，攻破太原、河內等郡4。對洛陽城形成嚴重威脅。
青徐黃巾軍「中平五年（公元88年）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5他們在擊敗北海相孔融後，又把青州刺史焦和打得狼狽逃竄。「初平三年（公元92年），青州黃巾眾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兗州刺史劉岱欲擊之，遂與戰，果為所殺。」黃巾軍鎮壓了兗州刺史劉岱後，部眾發展到百萬人，成為東方最強的一支起義軍。同年四月，在曹操殘酷鎮壓下失敗。
益州黃巾軍中平五年（公元88年）六月，益州黃巾馬相，「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令，進攻雒縣，殺刺史郗儉，又擊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馬相自稱天子，眾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郡，殺郡守趙部」2。馬相義軍一度控制了益州大部分地區。在黃巾軍勝利形勢影響下，板楯蠻也起兵反抗東漢統治。史稱「至中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板楯蠻夷因此復叛，寇掠城邑。」3漢中起義軍漢末，五斗米道以符咒治病為傳道手段，張魯在漢中建立政教合一的農民政權。五斗米道的創始者是沛人張陵，從受道或醫病者皆五斗米，遂被稱為五斗米道。張陵死，傳子張衡，衡死傳子張魯。五斗米道認為人患疾病是由於不肯相互扶助，才遭到天的責罰，患染疾疫的人，在接受符咒治療同時，要在靜室思過，表示服罪，道徒入道時交納五斗米，似乎就是作為相互扶助之用的共同財產。五斗米道的組織嚴密初入道者稱「鬼卒」，首領稱「祭酒』，祭酒各領部眾，眾多者名曰「治頭大祭酒」。「諸祭酒皆作義捨，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捨。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4這套治理地方的作法，受到各族人民的歡迎。這《後漢書·朱傳》。
2《後漢書·朱傳》。
3《後漢書·袁紹傳》上。
4《後漢書·董卓傳》、《三國誌·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5《後漢書·靈帝紀》。
《三國誌·魏志·武帝紀》。
2《後漢書·劉焉傳》。
3《後漢書·南蠻傳》。
4《三國誌·魏志·張魯傳》。
支起義軍還包括張普、萌生、趙廣、王盛、黃長、楊奉、杜濩、樸胡、袁約、閻圃2等股。
其他散佈於各地的起義軍還有長沙區星、周朝、蘇馬、郭石等，「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攻圍城邑」；「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星相應」3。江夏趙慈，「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4。兗州炅母、郭祖、公孫犢、李條等5，徐州闕宣，淮南管承、從錢、王營等。廬江陳策，東郡王度7，江夏周直、吳霸8、吳桓9，豫章彭材、李玉、王海10，廬江雷緒，太原商榷，南山劉雄，南海王金等支。
東漢各地人民的反抗鬥爭，一直持續到它最後滅亡。公元二二○年，桂陽王金「合眾於南海界上」領導起義，不久被孫權部將、交州刺史呂岱鎮壓（）。這一年曹丕廢漢建魏，東漢名實俱亡。
東漢後期人民的反抗鬥爭，持續達數十年之久，這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是罕見的。人民起義活動幾乎遍及全國，前期黃巾活動於黃河中下游地區及淮河流域，各地人民的持續反抗，不但活動於這些地區，還廣泛活動於前期黃巾力量未及的許多地區。它北起幽州，南到南海，東到大海，西到益州，起義的烽火，燃遍了當時的整個中國。
黃巾大起義的歷史作用和意義從張角領導發動的黃巾大起義到後期持續三十多年的各地人民的反抗鬥爭，取得了重大的鬥爭成果，起到了應起的歷史作用。
首先沉重打擊了東漢皇朝的反動統治，打亂了地主階級封建統治秩序。
黃巾大起義一爆發，立即以雷霆萬鈞之勢，打擊官府，鎮壓官吏。「所在焚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魏文帝曹丕在《典論·自敘》中回憶他幼時的遭遇說「會黃巾盛於海岱，山寇暴於並、冀，乘勝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睹塵而潰。」2從東漢皇朝的政治中心城郭，到地主階級田莊所在的鄉邑，都受到起義軍的衝擊。不但地方官縣令、長，就是地方大吏、州刺史和郡守，也無不受到制裁。「自黃巾之後，盜賊群起，殺刺史、二千石，往往而是。」3被農民軍殺掉的地方長吏有兗州刺史劉岱、益州刺史郗儉、任城相鄭遂、濟北相鮑信、魏郡太守栗攀等人。在起義農民《隸牘·米巫祭酒張普題字》。
2《華陽國志·漢中志》、《後漢書·劉焉傳》。
3《三國誌·吳志·孫堅傳》、《朱治傳》。
4《後漢書·羊續傳》。
5《三國誌魏志·呂虔傳》。
《三國誌·魏志·何夔傳》。
7《三國誌·魏志·劉曄傳》、《程昱傳》。
8《三國誌·魏志·李通傳》。
9《三國誌·吳志·孫峻傳》注引《吳書》。
10《三國誌·吳志·吳主傳》。（）《三國誌·吳志·呂岱傳》。吳書》。《後漢書·皇甫嵩傳》。
2《三國誌·魏志·文帝紀》注引《典論》。
3《後漢紀》卷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