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這是《中國通史》第四卷。本卷所要論述的是中國中古時代成長時期，約略相當於秦漢皇朝統治時期的歷史。所謂中古時代，是指以封建制生產方式占支配地位、同時還有別種生產方式存在的時代。秦漢皇朝統治時期，上限起自公元前22年秦始皇滅六國，下限到公元9年漢遷都許昌。遷都許昌後，漢仍保持著它作為一個朝代的稱號，但實際上大權已歸曹操掌握，歷史已進入另外一個時期了。
依照第三卷體例，本卷設序說、綜述、典志、傳記等四編，分上、下兩冊。前三編為上冊，由白壽彝、高敏、安作璋主編；第四編為下冊，由白壽彝、廖德清、施丁主編。
序說，由周天游同志撰寫第一章；黃展岳同志撰寫第二章；唐贊功同志撰寫第三章。周天游同志，944年生於浙江省諸暨縣。97年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978年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系，由陳直先生指導攻讀中國古代史專業秦漢史方向碩士學位。98年畢業，獲歷史學碩士學位，並在西北大學歷史系秦漢史研究室任職。現任西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兼文博學院古籍整理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中國社會史研究會、陝西省歷史學會等理事。主要撰述有《八家後漢書輯注》、《史略校箋》、《七家後漢書》、《後漢紀校注》、《秦漢史研究概要》及秦漢史論文多篇。黃展岳同志，92年生於福建省南安縣。95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957年考取中國科學院副博士研究生，在導師夏鼐先生指導下從事秦漢考古研究。從954—983年，先後參加了洛陽中州路東周墓、洛陽漢河南縣城、陝縣七里鋪遺址、漢長安城南郊禮制建築遺址群、廣州南越王墓的發掘和黃河水庫渭南段考古調查、西安漢長安城的勘查等項重要的田野考古工作，並多次擔任發掘隊隊長或副隊長。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考古學報》副主編，廈門大學人類學系兼職教授，中國考古學會理事，中國古代銅鼓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理事。參加集體撰寫的重要編著有《洛陽溝漢墓》、《新中國的考古收穫》、《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西漢南越王墓》和《中國古代的人牲人殉》（專著）及有關論文多篇。唐贊功同志，934年生於江蘇銅山縣。9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即留系任教，現為教授，兼歷史系主任，並任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北京史學會理事。對秦漢史和秦簡及漢代封國史有較深入的研究，主要撰述有《漢初「布衣將相」淺論》、《雲夢秦簡官私奴婢問題試探》、《吳楚七國之亂與漢初封國》等多篇論文。
綜述，由呂名中同志撰寫第一章、第七章、第八章；鄒賢俊同志撰寫第二章、第三章；陳其泰同志撰寫第四章、第五章；許殿才同志撰寫第六章；劉家和同志撰寫第九章。呂名中同志，932年出生於湖南省城步縣儒林鎮。957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歷史系。長期在中南民族學院歷史系工作。現為歷史系教授，研究生指導教師。在學術研究上，側重於秦漢至隋的階級關係和民族關係史，特別是南方民族關係史。主要論著有《試論漢魏西晉時期北方各族的內遷》、《漢代奴婢的階級地位問題》、《漢族南遷與嶺南百越地區的早期開發》、《百越民族對祖國經濟文化的重要貢獻》等。主編《南方民族古史書錄》。鄒賢俊同志，932年生於湖北天門。現任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理事及副秘書長，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中國郭沫若研究會、湖北省中國史學會理事。長期從事中國史學史與秦漢史研究，主要編著有《中國古代史學史綱》、《中國古代史提要》、《中國史學史論稿》等，並撰有《商鞅變法成功的原因》、《軍功地主的統治與秦末農民起義》、《秦末農民起義與秦漢之際的地主階級》等秦漢史論文。陳其泰同志，939年生於廣東豐順縣。93年畢業於中山大學歷史系。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史學史專業。98年獲碩士學位。現為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曾參加白壽彝教授主編《史學概論》和本書第一卷的編寫工作。主要著作有《史學與中國文化傳統》、《中國近代史學的歷程》，並發表論文多篇。許殿才同志，953年生於遼寧省綏中縣。982年畢業於遼寧大學歷史系。987年獲碩士學位，990年獲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撰有《漢書的成就》等多篇論文。
典志，由本書科技史組撰寫第一章和第四章；高敏、安作璋、廖德清和我撰寫了第二章；高敏同志撰寫了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安作璋同志撰寫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高敏同志，927年生於湖南桃江縣。958年武漢大學研究生畢業，導師唐長孺教授。以後，歷任鄭州師院、鄭州大學歷史系教職。現任鄭州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教授，中國秦漢史學會副會長，河南省史學會副會長等職。著有《雲夢秦簡初探》、《雲夢秦簡初探（增訂本）》、《秦漢史論集》、《秦漢魏晉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探討》等書，先後發表有關秦漢史論文多篇。安作璋同志，928年生於山東曹縣。95年畢業於齊魯大學歷史系。現任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山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主要編著有《漢史初探》、《兩漢與西域關係史》、《班固與漢書》、《秦漢農民戰爭史料彙編》、《秦漢官制史稿》、《中國史簡編》、《劉邦評傳》等書及論文多篇。廖德清同志，923年生於四川省成都市。解放前畢業於四川大學歷史系，解放後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部。歷任四川大學歷史系助教，瀋陽師範學院歷史系教員，遼寧大學歷史系講師、副教授、教授兼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著有《中國古代史》、《中國古代史地圖集》、《二十六史述略》等書及論文多篇。另，典志第二章《土地制度和階級結構》章有一部分原稿「地主階級的構成及其演變」、第十二章《朝廷、郡縣和封國》、第十三章《官吏的選用、考核及其他制度》、第十四章《兵制》、第十五瘴《刑法》以及附錄《禮俗》，分別由逢振鎬、張漢東、莊春波、陳乃華、劉德增等同志執筆，安作璋同志修改定稿。
傳記，由吉書時、施丁、廖德清、劉雪英、孫開泰、季鎮淮、許殿才、安作璋及科技史組等同志分頭撰寫。其中，有季鎮淮同志與薄樹人同志合寫的《司馬遷傳》、《張衡傳》，季鎮淮同志與施丁同志合寫的《班固傳》；有廖德清同志撰寫的《漢光武帝傳》及中興二十八將中的鄧禹等十人傳；有施丁同志撰寫的《黨錮傳》和《宦者傳》；有科技史組同志撰寫的數學、天文學等七個學科的傳記。施丁同志做了大量的修改工作。施丁同志，933年生於江蘇丹陽縣。958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是後，曾先後在遼寧大學歷史系任教，《歷史研究》編輯部任編輯。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司馬遷研究新論》（合著）、《中國史學簡史》、《資治通鑒譯注（戰爭卷）》等書及論文多篇。季鎮淮同志，93年生於江蘇淮安市。94年畢業於昆明西南聯合大學。944年肄業於清華大學研究院。歷任清華大學中文系講師、副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系主任、教授。五十年代，曾赴捷克斯洛伐克查理大學講學，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魯迅研究所作研究工作。主編《近代詩選》、《中國文學史》、《歷代詩歌選》、《中國近代文學史》等，並著有《司馬遷》、《聞朱年譜》、《來之文錄》等書。吉書時同志，932年生於河北巨鹿，92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班，現為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成果有《稽古錄》點校和秦漢史論文多篇。
本卷的編寫組織工作開始於98年。這年月，在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舉行了秦漢卷第一次編寫工作會議，提出了編寫的初步計劃。983年4月舉行了第二次工作會議，提出了關於經濟、政治制度的十六個篇目，總稱為「別錄」，後來改為「典志」，十六個篇目後來也不斷有所調整。987年9月舉行第三次工作會議，明確了本卷的一些問題，促進了工作的進度。同年2月底，典志編預定各章全部完成，於988年4月30日初步定稿。序說、綜述和傳記工作因多種主客觀原因進展很慢。992年3月上冊完成，993年8月7日下冊完成。至此，全卷全部脫稿，距離第一次編寫工作會議，已經十二年了。
序說編論述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內容翔實，對秦漢史研究概況也能舉其大端。綜述編勾劃了秦漢時期歷史進程的輪廓。典志編論述秦漢時期的生產力、生產狀況、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相當廣泛和深入，為通史撰述中所僅見。《土地制度和階級結構》和《朝廷、郡縣和封國》是其中很重要的兩章，前者是關係秦漢時期的社會性質、社會結構的問題，也是史學界爭論相當多的問題。作者在這裡提出自己的觀點，提出了封建土地等級所有制的看法和階級中也有等級的看法。這種說法，對土地國有說和土地私有說的內容都可以概括進來，而對於秦漢階級關係的分析也可以有進一步的深化。當然，這都還不能作為定論，提出來是希望大家討論的。這一章原來是三篇文章。一篇是高敏同志的《土地制度》；一篇是安作璋同志的《地主階級的形成及其發展》；一篇是廖德清同志的《農民和其他勞動者》。這三篇文章所論述的問題，相互間的關係特別密切，論述的內容有相當多的重複。經過商量，對這三篇進行了一些增刪和局部的改寫，把三篇合為一章。在這一章裡，有的論點如同原作者平日所持見解不盡相同，並不等於對平日見解的放棄，這是應當說明的。傳記編所收人物見於標目者有近百人，寫出的稿子也都有他們的特點，但還不甚理想。撰寫歷史人物的傳記，是我們史學工作中很薄弱的一環，還需要投入很大力量來改變這種情況。在本書中，我們很注意科技史方面的研究，在本卷的典制編和傳記編中，都有相當精彩的作品發表，這都是有關各方面的專家的力作。何紹庚同志在組稿和稿件加工上出了很大的力氣。
我們對於編撰這樣的大型史書沒有經驗。我們的史學水平和表述水平都有限，因而書中不免有許多不足和缺點。就本捲來說，我們已發現的不足和缺點有很重要的三點一是表述的方式多屬於論文式的，還缺乏史書撰述特點的自覺；二是沒有能夠充分吸收國內外學者有關的研究成果；三是我們希望寫出多民族的歷史，但實際上我們在這方面寫得很不夠。這些問題的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要改變這些狀況，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所能解決，但我們只要去努力，還是可以不斷取得進展的。
為了全卷在觀點上、體例上的一致，在表達上要求更可能的明確，我對一些稿件做了必要的修改、改寫、補寫和調整。這樣的做法，有時也可能會不符作者的原意，有時也可能出現新的失誤，尚請同志們指教。在全卷的結構上，雖有第三卷的成例可循，但在具體安排上，還有不少的困難，往往會遇見複雜的情況，處理未必得當，這是需要讀者幫助解決的。
佟冬同志為本捲上冊題字，楊向奎同志為本卷下冊題字，增加了本卷的光彩，我們很感謝。
白壽彝993年8月25日於北京中國通史（第四卷）
中古時代·秦漢時期（上冊）
甲編序說第一章文獻資料第一節基本史籍《史記》《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撰。司馬遷（約前45或前35—？），本卷丁編別有傳。
《史記》全書五十二萬言，上起傳說中的五帝，下迄漢武帝末年。記述了三千餘年的歷史。全書略於先秦，詳於秦漢，所述秦商鞅變法至漢武帝晚年的歷史，約佔全書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
《史記》的史料來源十分廣泛，既有取自先秦文獻和政府檔案，也有作者司馬遷自己遊歷的所見所聞。書中有些漢代人物的事跡，甚至是司馬遷親身交往所瞭解的。司馬遷在此基礎上，考信擇善，當書則書，秉正不阿，疑則存疑，或缺略不論。劉向、揚雄等漢代知名學者都服其有良史之才，以為「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作為一部規模宏大的通史，《史記》的內容非常豐富。舉凡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的典章制度和重大事件，以及天文地理、風俗民情、民族關係，乃至東亞、東南亞、中亞諸鄰國的社會情狀，都在書中得到了反映。其所記載的歷史人物，上自帝王將相，下及遊俠、商賈、醫卜、俳優等等，大都栩栩如生，構成了色彩斑斕的社會生活的圖景。
《史記》在流傳過程中，有亡缺也有續補。最先提出《史記》有缺的是東漢衛宏。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謂《史記》「十篇缺，有錄無書」。三國時張晏臚舉亡缺十篇的篇目，即《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按當即《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等篇。他還指出《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和《日者列傳》是元、成間博士褚少孫補作。後人對張晏的說法有不同意見。一般認為，十篇並非全佚，褚少孫所補也並非四篇，凡今本中標「褚先生曰」者皆是，其所補雖缺乏史識及文采。其他續補者尚有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所補內容，已無從稽考。
最早為《史記》作注的，是東漢人延篤，撰《史記音義》一卷，早亡。
此後，晉徐廣，劉宋裴駰，梁鄒誕生，唐許子儒、王元感、陳伯宣、徐堅、李鎮、劉伯莊、竇群、裴安時、司馬貞、張守節等人都曾為《史記》作注，而能留傳至今的唯有裴駰《史記集解》八十卷，司馬貞《史記索隱》三十卷，張守節《史記正義》三十卷，號稱「三家注」。裴注重於釋義，司馬注音義並重而長於音，張注則最為精審，尤詳於地理。三家注本各自單行，至北宋時始分隸於《史記》正文之下，形成今本模樣，為研讀者帶來不少的方便。然而在此過程中，誤引誤刪而失原貌的也不少，尤以張守節《正義》最為嚴重。
有關《史記》的考訂校補之作甚多，詳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編的《史記研究的資料和論文索引》，也可參閱載於《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陳乃乾《二十四史注補表譜考證書籍簡目》。他們所舉較為重要的有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和《考史拾遺》。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趙翼《廿二史札記》中有關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繩《史記志疑》，清郭嵩燾《史記札記》，清沈家本《史記瑣言》，近人陳直《史記新證》。
上述諸書中，清人之作以錢大昕、梁玉繩、郭嵩燾之作最為特出。近人陳直之作，則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漢權量、石刻、竹簡、銅器、陶器之銘文印證《史記》，獨闢蹊徑，創獲尤多。因所著《漢書新證》成書在前，《史記新證》稿中關於漢武帝以前西漢史之考證與之重複者，均已刪去。
彙集《史記》各家註釋考訂之作，有近人張森楷《史記新校注稿》，成書於二十年代，惜未定稿。97年由楊家駱編纂整理，交由台灣中國學典館籌備處印行，但文有殘缺。南京圖書館收藏有張森楷《史記新斠注》稿本。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引三家注外中國有關考訂之作一百餘種，日人之作二十餘種，匯為一編，考校得失，頗有便於讀者。其後水澤利忠又作《史記會注考證校補》，集世所罕見的宋本和日本古抄本、古校本，作為校記，為洞悉《史記》古本原貌，作出了貢獻。《考證》輯錄《正義》一千多條，省略出處，《校補》為之一一註明，又增輯《正義》佚文二百多條。雖二書中出於己者而「堅壁不可撼」之精說不多，有些注文過於繁瑣，對考古資料的利用也不足，但不失為研究《史記》的重要參考書。
又《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對讀《史記》諸表有較高參考價值，其中以汪越、徐克范《讀史記十表》和盧文弨《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校補》較為重要。
《史記》的版本，現存最早的善本是南宋黃善夫刻本，經商務印書館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華書局標點校勘本以同治金陵書局刻本為底本，兼取百衲本。二本在傳目編排和文字上均有差異，互有短長。
有關《史記》的工具書，以前述《史記研究的資料和論文索引》最為有用。索引內容，包括版本、目錄、題解、關於《史記》全書及各個部分的研究、司馬遷生平事跡及其學術貢獻的研究、稿本和未見傳本目錄、有關《史記》的非專門著作日錄、唐宋元明筆記中有關《史記》的文字條目、外國研究論文和專著目錄等，甚為詳備。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編的《史記及註釋綜合引得》，黃福鑾《史記索引》、鍾華《史記人名索引》、段書安《史記三家注引書索引》等書。其中黃福鑾《史記索引》對查索《史記》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詞彙及習俗語，最為有用。
在紀傳體史書中，《史記》是研究秦史的最基本的典籍。有關秦史，還應注意下列諸書清孫楷的《秦會要》，從先秦諸子、《戰國策》、《史記》、《漢書》、《太平御覽》諸書中摘取有關秦典章制度的資料，分入世系、禮、樂、輿服、學校、歷數、職官、選舉、民政、食貨、兵、刑法、方域、四裔等十四門，使零散的材料條理清晰地整理出來，頗有益於學人。近人徐復又鉤稽群籍，逐條予以斠正，並續有增補，成《秦會要訂補》一書，也頗利於用。
近人馬非百之《秦集史》，略仿紀傳體史書成例，材料豐富，兼有考證，既可補二十四史無「秦史」之憾，又可省卻讀者許多翻檢之勞。惜與作者原計劃相較，尚有漏略。涉及秦史的文物考古資料也欠完備。
此外，有關秦漢典章制度的材料，還應參閱唐杜佑《通典》，其中《食貨》、《選舉》、《職官》三典尤為重要，不可不讀。
《漢書》《漢書》，一百二十卷，東漢班固撰。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班固（32—92），本卷丁編別有傳。
《漢書》在吸取《史記》成果的基礎上，糾偏補缺。如補立《惠帝紀》，補敘了當時有影響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吳芮、蒯通、伍被、賈山諸傳，還將張騫事跡從《衛將軍驃騎列傳》中抽出，加以擴充，設立專傳。此外，於賈誼、晁錯、韓安國等傳中，增補了不少詔令奏疏。其中，如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為著名。比較完整地引用詔書、奏議，成為《漢書》的重要特點。此外，邊疆諸少數民族傳的內容也相當豐富。
班固於志書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顯示其博學貫通的特點。如《百官公卿表》是現存最早的秦漢官制大綱，雖事略不詳，但極為精要。它如《刑法》、《地理》、《五行》、《藝文》、《食貨》五志，獨具匠心，是探討秦漢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氣象和生物變異、先秦秦漢典籍源流、財政經濟狀況的必讀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對漢武帝以後的歷史，班固除參據班彪所著《史記後傳》外，也利用了劉向、劉歆、揚雄、馮商等人的研究成果。如《高祖紀》徑用劉向《高祖頌》，《藝文志》脫胎於劉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襲用揚雄補作的《封禪書》，《張湯傳贊》則引用了馮商的案語。內容豐富，敘事極具條理。《王莽傳》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對照《東觀漢記》和《後漢書》有意無意地美化劉秀貶斥王莽的情況，《漢書》此傳，客觀翔實，愈發顯得可貴。班固深受正統儒學的熏陶，恪守封建禮教的規範，又崇信天命圖讖，不能像司馬遷那樣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諱。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書的傳統影響，因而不敢輕改《史記》已著的史實，並能曲折地反映西漢社會的種種腐敗現象。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為，是閱讀中必須留意的。
《漢書》多古字古訓，較為難讀。為此作注者甚多。據《漢書》注中引延篤說推測，延篤在撰《史記音義》時，同時撰有《漢書音義》。而現確知最早的《漢書》注，當推應劭、服虔兩家。他們所作《漢書音義》雖均亡佚，但在唐顏師古注中頗多徵引，可略窺其概。顏師古以其叔父游秦的《漢書決疑》為基礎，集東漢以來二十三家之說，總為《漢書》注，較為精核，成為歷代最流行的注本。今通行《漢書》諸本，均採用顏注。
有關《漢書》的重要考訂之作，有如下數種清王念孫《讀漢書雜誌》，清沈欽韓《漢書疏證》，清周壽昌《漢書注校補》，清錢大昭《漢書辨疑》，清朱一新《漢書管見》，清沈家本《漢書瑣言》，近人楊樹達《漢書窺管》，近人陳直《漢書新證》。
王、周之作，長於音訓文義。二沈、錢、朱諸氏精於考證。楊樹達之訓詁校勘也頗有可取。惟陳直別開生面，系統利用居延和敦煌漢簡、漢碑、秦漢銅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漢印璽、封泥和瓦當等文字，以作新證，多所發明。其中對《百官公卿表》的發伏疏證，尤為精當。
此外，金少英《漢書食貨志集釋》是研究漢代經濟的重要參考書。岑仲勉的《漢書西域傳地裡校釋》則是研討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讀書。
清末王先謙集六十七家考訂之作的精華，撰《漢書補注》。其個人發明雖不多，但綜合抉擇能力極強，成就斐然，至今無可替代，是閱讀《漢書》最基本的參考書。其缺點是對錢大昭、周壽昌諸人之精說，采摭均有未備。所以清代學者的考訂之書仍不可輕廢，而近現代學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視。
清人有關《漢書》表志的校補之作甚多，成就亦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補編》及《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二書中。其中夏燮《校書八表》、梁玉繩《人表考》、楊守敬《漢書地理志補校》、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最為重要。
《漢書》版本，可看中華書局點校本，也應參考百衲本。
工具書首推黃福鑾《漢書索引》，其次有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所編《漢書及補注綜合引得》、魏連科《漢書人名索引》等。
南宋徐天麟的《西漢會要》七十卷，取資《史》、《漢》，將西漢典章制度的有關資料，分隸於帝系、禮、樂、輿服、學校、運歷、祥異、職官、選舉、民政、食貨、兵、刑法、方域、番夷等十五門凡三百六十七事。雖便於翻檢，但取材狹隘，重要資料仍有遺漏，引文節略過甚，時有錯誤，使用時皆當核查原文，不可直接引用。
《後漢書》《後漢書》，九十卷，南朝宋范曄（398—445漢志》，三十卷，西晉司馬彪（？—約30）撰。范曄、司馬彪，本書第五卷丁編別有傳。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范曄已完成《後漢書》紀傳的寫作，並同謝儼撰成《禮樂》、《輿服》、《五行》、《天文》、《州郡》五志。《州郡志》實包括百官於內。南齊檀超作十志，其《百官》即依范曄而合於《州郡》。范曄下獄那天，謝儼怕受牽連，毀掉了志稿，使范書殘而不全。
在范書之前，有關東漢的史作不下十部，即《東觀漢記》、謝承《後漢書》、薛瑩《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華嶠《漢後書》、謝沈《後漢書》、張瑩《後漢南記》、袁山松《後漢書》、袁宏《後漢紀》、張璠《後漢紀》等。范曄以《東觀漢記》為基本依據，以華嶠書為主要藍本，採擷諸家書之長，刪繁補缺，整齊故事，後來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書取代《東觀漢記》殘本，與《史記》、《漢書》並稱「三史」，而東觀諸史除袁宏紀外相繼散亡。於是范書成為研究東漢史最主要的史籍。
范曄《後漢書》以「正一代之得失」為宗旨，多用合傳形成，以明褒貶。如列王充、王符、仲長統為一傳，表彰三位思想家以布衣針貶朝政的事跡。又列郭泰、符融、許劭為一傳，以突出三名士的識人之鑒。又並鄧彪、張禹、徐防、張敏、胡廣為一傳，以譏刺這五位庸碌圓滑官僚的苟合因循。又別立《孝義》、《黨錮》、《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宦者》諸類傳，分述不同社會階層和不同類型的代表人物，從不同角度刻畫了東漢社會的面貌。由於范書重文采，求簡要，也造成一些歷史事件和典章制度具體事實隱而未彰，這些欠缺需從《後漢紀》和東觀諸佚史的佚文來作些訂補。
司馬彪的《續漢書》，是在譙周《東觀漢記》刪改稿的基礎上，重加整理，特別對安順二帝以下東漢史事，補闕尤多。永嘉亂後，《續漢書》紀傳部分陸續散亡，唯八志比較完整地保存了下來，成為今後《後漢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續漢志》中，以《百官》、《輿服》、《郡國》三志最為重要。《百官志》可補《漢書·百官公卿表》略而不詳之弊，以劉秀定制為準，以上公、將軍、諸卿、郡國官屬為序，將各級主吏、屬吏的員數、職掌和源流，條理爬梳，並附百官受俸例，是研究秦漢官制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唯略於秦官之沿革，可取沈約《宋書·百官志》以為彌補。《郡國志》則可與《漢書·地理志》相對照，以明地理沿革。《輿服志》為《史》、《漢》所無，源出於《東觀漢記·車服意》，是研究秦漢服飾、車輿制度的主要依據，對於研究秦漢文化史和社會史具有特殊的意義。但是司馬彪未志《食貨》及《藝文》，使一代經濟制度和文史典籍都未能得到反映。
自范書問世後不久，南朝梁人劉昭為之作注，並選取《續漢書》八志，析為三十卷，注以並行。至唐代，章懷太子李賢再為范書作注，因《續漢志》非范曄所作，棄而不注，一時風行天下。於是范書又單行於世，而劉注則隨之大部散亡。到了北宋乾興元年（公元022年），孫奭建議把李賢所注范書紀傳和劉昭所注《續漢志》（佚《天文志》卷下注及《五行志》卷四注）合併成書。此後，《後漢書》就形成今天通行的一百二十卷的本子。
李賢注，重於詮釋文句，疏於史實考辨，又成於眾人之手，匆匆成書後復無暇整理，繁複錯訛之處時有所見，以至《南匈奴傳》等注令人不可卒讀。劉昭注詳於史實的訂補和考辨，廣徵博引，多為今日亡佚之書，史料價值較高。清代惠棟作《後漢書補注》，多正李、劉二注之失，又引《後漢紀》和諸舊史佚文以訂補范史。王先謙在惠氏《補注》基礎上，綜合清人數十家之成說，以作《後漢書集解》，頗有益於學者。但王氏不僅對錢大昕、錢大昭、沈欽韓、周壽昌等人之精說脫遺甚多，而且如李慈銘《後漢書札記》竟被忽略不用。所以此書遠不及《後漢書補注》精審。《集解》書未完成，王氏去世。後門人黃山等代為總校，延請柳從辰、馬與龍、李祖楺等人以助其役，始成完書。黃山等別作《校補》，附於各卷之後。其說時有可取，然終不賅博。因此，閱讀《後漢書》除參考《集解》外，還應參考下列諸書宋劉攽《東漢書刊誤》，清沈欽韓《後漢書疏證》，清李慈銘《後漢書札記》，清沈家本《後漢書瑣言》、《續漢志瑣言》，近人劉盼遂《後漢書校箋》，近人楊樹達《讀後漢書札記》，近人張森楷《後漢書校勘記》，今人施之勉《後漢書集解補》，諸書中又以李慈銘、張森楷、施之勉之作創獲較多。
范書無表，清人補作較多。其主要著作分見《二十五史補編》及《後漢書三國誌補表三十種》。其中錢大昭《後漢書補表》、萬斯同所補七表、徐紹楨《後漢書朔閏考》、黃大華《漢志郡國沿革考》、姚振宗《後漢藝文志》較為特出。又近人蘇誠鑒之《後漢食貨志長編》，可補《續漢志》之缺。關於《後漢書》的工具書，有哈佛燕京學社編《後漢書》及註釋綜合引得、李裕民《後漢書人名索引》、王天良《後漢書地名索引》三種。
關於《後漢書》的版本，可選用中華書局點校本。
徐天麟《東漢會要》四十卷，為《西漢會要》的姊妹篇，體例大體一致，分十五門三百八十四事，唯《學校》、《運歷》、《祥異》三門，被《文學》、《歷數》、《封建》三門所取代。取材以《後漢書》為主，兼及《東觀漢記》、《續漢書》、《漢舊儀》、《漢官儀》等。書有殘缺。其第三十七、三十八兩卷全佚，第三十六、三十九兩卷各佚半卷。清蔣光煦《斠補偶錄》（見《涉聞梓舊》）為書校誤補殘之作，可資參考。
《三國誌》《三國誌》，六十五卷，西晉陳壽（233—297）撰。陳壽，本書第五卷丁編別有傳。
《三國誌》包括《魏書》（有帝紀，以示正統）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對漢末史事有不少記載，而大量記載三國時史事。本書第五卷甲編別有題解。
《漢紀》《漢紀》，三十卷，東漢荀悅（48—209）撰，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斷代史。
荀悅字仲豫，穎川穎陰（今河南許昌）人。於建安三年（公元98年）
奉漢獻帝之命，按《左傳》體例，刪略《漢書》，歷時二年而成書。時稱此書「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又「省約易習，有便於用」。唐人開科取士，一度以《史記》、《漢書》、《漢紀》為一科。自《資治通鑒》問世後，其影響日小，幾致消亡。
《漢紀》共十八萬字，所用史料，《漢書》以外采錄極少，故史料價值不高。但《漢紀》將《漢書》的精華大體吸收進來，以年系事，條理清晰，頭尾連貫，重點突出，不失為一部西漢歷史的簡明大事記，可作研討西漢史的入門書來讀。此外，荀悅立意「勸善懲惡」，於《漢紀》中撰寫了大量的論贊，約佔全書二十分之一的篇幅，其中不乏佳論。如對漢文帝十三年詔除民田租一事的評論，尖銳指出當時「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的嚴酷事實。這一史論至今仍為史家所重視。因此利用《漢紀》應以研究荀悅史論為重點，並與其所著《申鑒》相聯繫。同時對《漢紀》補正個別史實之處，予以留意，以盡其用。
此書以《四部叢刊》本為佳。
《後漢紀》《後漢紀》，三十卷，東晉袁宏（328—37）撰。袁宏，本書第五卷丁編別有傳。
與《漢紀》刪節《漢書》不同，袁紀成書早於范書，所紀有不少材料更接近原始資料，所以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袁紀精實之語，也有不少范書尚未吸取之處，往往可以訂補范書的錯誤和不足。如岑宏《樂成王萇罪議》、張酺《薦太子侍從疏》、張衡和馬融的陽嘉二年（公元33年）京師地震對策、魯丕的《舉賢良方正對策》、尚敏的《陳興廣學校疏》，都不見於范書。以上諸奏疏，對瞭解東漢中後期政治混亂、經學墮廢的情況，頗有助益。即使是同一奏疏，袁、范二書引用時，取捨也有不同，可互為補充。如袁紀卷二十八載朱穆上梁冀奏記所說河內橫徵暴斂的情況及其惡果，就較范書所載詳而具體。
《後漢紀》論贊之多，幾佔全書十二分之一，為歷代史書所僅見。有些內容雖然也可供治史者參考，但袁宏務飾玄言，不乏迂腐的說教，其價值低於荀紀。
閱讀此書，可用周天游《後漢紀校注》本。
除上述二紀外，司馬光《資治通鑒》的秦漢部分，亦不可忽視，其史料雖基本出自前四史及兩漢紀，但簡明扼要，是初學者提綱絜領地熟悉秦漢史的入門之書。而胡三省注，音義兼備，考辨精當，地理尤詳，兼有史評，是研究者的重要參考資料。
《三輔黃圖》《三輔黃圖》，作者佚名。《隋志》稱其為一卷，《郡齋讀書志》作三卷，《直齋書錄解題》作二卷。今本為六卷，疑南宋苗昌言校刻時所分析，且有後人所增補。作者一般指為六朝人，而陳直以為是中唐以後人。
本書載秦漢時期咸陽、長安地區的地理沿革、城市佈局、宮廷苑囿、離宮別館、漢陵面貌、祭祀禮儀等內容，是研究秦漢咸陽、長安地區歷史地理的寶貴資料。
此書以陳直《三輔黃圖校證》本為佳。
《華陽國志》《華陽國志》，十二卷，東晉常璩撰。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
此書一至四卷，總述梁、益、寧三州歷史地理的沿革，以地理為主。五至九卷以編年體形式分述公孫述、劉焉劉璋父子、蜀漢、成漢四個割據政權的歷史，以及西晉統一時期巴蜀的歷史。十至十二卷為三州由西漢至東晉初的「賢士列女」傳。書中有關秦漢的部分，多為紀傳體史書所不載。如卷一《巴志》所載劉邦為漢王時，納范目之策，募發賨民，共定秦地，奠定統一天下的基礎一事，即不見於《史記》、《漢書》。所以此書是研究秦漢歷史地理和巴蜀地方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典籍。
此書整理本有二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劉琳《華陽國志校注》。前者校勘、補佚、考辨、註釋，頗見功力，且配有大量插圖，體現舊學「左圖右史」的傳統，價值較高。後者以史實的註釋和考證為主，言簡意賅，於疑義多有論斷。書後附示意圖五幅，另《華陽國志梁益寧三州地名族名索引》，頗便於用。
《水經注》《水經注》，四十卷，北魏酈道元撰。
此書在漢桑欽《水經》記載的基礎上，廣為訂補，詳述了河流水道一千二百五十二條，兼論水道流經地區的山川、城邑、關津的地理狀況和歷史沿革，以及古代建築、碑刻石闕、人物故事、民間歌謠、神話傳說，內容十分豐富。其中不乏有關秦漢歷史、地理、民俗的記述，可與紀傳體史書相參照，訂謬補遺。酈道元注中引書多達四百餘種，包括一批秦漢佚史，為研究秦漢史保存了珍貴的史料。
本書以王先謙《合校水經注》成就較高。王國維《水經注校》用力甚深，惜點校質量較差，用時不得不慎。注中所載秦漢碑刻，可利用《水經注研究二集》所載陳橋驛《水經注·金石錄》。
第二節史籍佚文的輯本《東觀漢記》《東觀漢記》，約一百四十三篇，東漢班固、劉珍、蔡邑等撰。是我國第一部官修當代史。
《漢記》之作始於漢明帝時，班固與陳宗、尹敏、孟異共同撰作《世祖本紀》及功臣列傳，新市、平林、公孫述、隗囂等載記凡二十八篇。安帝時，劉珍兩度奉詔著作東觀，始有《漢記》之名。其所撰為光武至永初初諸紀、表、名臣傳、節士傳、儒林傳、外戚傳等。桓帝時，邊韶領銜作穆、崇二皇傳、《順烈皇后傳》、《安思閻後傳》、《儒林傳》、《百官表》、《宦者傳》。此時，《漢記》已有一百十四篇之數。後又由伏無忌主持，補修《諸王表》、《王子表》、《功臣表》、《恩澤侯表》、《南單于傳》、《西羌傳》、《地理志》，於是諸體始全。靈帝時，蔡邕兩度主持撰作《朝會》、《車服》、《律歷》諸志，並續作紀傳。漢末喪亂，蔡邕被誅，《漢記》修撰之事，遂告終結。
此書自劉珍起，以東觀為主要撰作場所，所以劉昭稱其書為《東觀書》。後酈道元《水經注》始稱其為《東觀漢記》，《隋志》沿用此稱，並流傳至今。
《東觀漢記》是東漢歷史比較原始的材料。至隋唐時已有不少散亡，入宋後殘存無幾，元明之際亡失殆盡。史注和類書中，仍有一些佚文。此書可以訂補范書，如張順組織王莽末年南陽起事，范書無載；也可證范書之言有征，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此書乃史臣撰述時人事跡，難免有曲筆之嫌。書又成於眾手，質量參差不齊。繁簡失當，選材不精，在所難免。而自安、順二帝以下，亡缺尤多。此書輯本以清姚之駰《後漢書補逸》為最早。其篳路藍縷之功不可沒。
但書脫漏甚多，連《太平御覽》都未曾取資，其所用《北堂書鈔》乃明陳禹謨本，文多妄增誤改。姚氏又頗沿明儒舊習，讀書不精，考辨乏力，訛謬之處，時有所見。再則輯文一律無出處，使讀者無從考索。清修《四庫全書》時，四庫館臣在姚輯的基礎上，利用《永樂大典》予以訂補，輯為二十四卷。其編目依原書體例，分紀、表、志、傳、載記五體，較有條理。輯文也較姚輯豐富可靠。末附《東觀漢記范書異同》，可供參校，有較高的使用價值。惜漏輯仍多，且無出處。今人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的問世，彌補了前兩輯的不足，是目前較好的輯本。
八家《後漢書》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謝書紀、志、傳諸體俱全，且有所創新。如《兵志》、《風教傳》為其所獨有。從佚文推斷，《獨行》、《方術》、《逸民》、《列女》諸傳當創始於謝書，並為范曄所吸取。謝書表彰忠義隱逸，不以名位為限。且謝書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為范書及其他諸家後漢書所不及。現存謝書佚文數量較多，其中又半為范書所失載。但此書地方色彩較濃，京洛事缺於三吳，不能全面反映東漢一代歷史。
薛瑩《後漢記》，一百卷。此書佚文所存數量甚少，僅光武、明、章、安、桓、靈六帝紀論及少數人物傳散句。其論贊褒貶抑揚，發自胸臆，直道而陳，有一定的史識。
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其八志併入范曄《後漢書》，已見前述。紀傳佚文數量僅次於謝承書。書名《續漢書》顯系接續《漢書》而作。
范書刪改諸史時，重於文采，有的史實節略過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諸家後漢佚史訂補，而《續漢書》最受重視。以李賢注為例，引司馬彪書多達一百四十九條，遠在他書之上。裴松之《三國誌注》中，引用《續漢書》釋漢末之事也最多。
華嶠《後漢書》，九十七卷。嶠改稱志為典，計劃寫十篇，惜未竟而卒。復由其子華徹、華暢相繼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時，劉勰於《文心雕龍》中稱其書「准當」，與司馬彪書之「詳實」等駕齊觀。所以范曄撰《後漢書》，除以《東觀漢記》史料為基礎外，華嶠書成為其主要藍本。直接襲用華嶠論贊可知者達十處之多，占范曄論讚的十分之一。
謝沈《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所存僅《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五志佚文，對《續漢志》略有助益。列傳佚文甚少，且與范書雷同，用處不大。
袁少松《後漢書》，一百卷。袁書紀傳質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書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國志》、《五行志》佚文對訂補《續漢志》較有助益。
張璠《後漢紀》，三十卷。《後漢紀》似為未完之作，流傳不廣，散亡亦早。但所記漢末之事頗詳，為袁宏所吸取。從佚文看，四庫館臣以為皆以袁紀文意為佳。故璠紀利用價值不大。
張瑩《後漢南記》，五十五卷。書早亡，佚文數量也最少。唯安帝見銅人條，為其所獨載。
以上，前七書的輯本，以清姚之駟的《後漢書補逸》為最早。清人輯本中質量最精的，當推汪文台的《七家後漢書》。
汪氏留意於諸家後漢書，以稽古餘力，重為搜補。於所藏姚輯本，隨見條記，丹黃殆遍。弟子汪學惇復有增益，輯稿遂成。其取輯廣博，輯文豐富，考辨精審，出處周詳，編目有序，末附無名氏《後漢書》佚文一卷，頗便於用。不過，汪氏僻居遠縣，觀覓善本以資校助，脫漏衍訛，在所難免。汪氏歿後，書稿售於他人，雖經湯球手錄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緒八年（公元882年）趙叔、林粲英刊行時，校刻未精，復增舛■。加上未輯張瑩記，其功未畢，有待訂補。最近周天游《八家後漢書輯往》的出版，彌補了汪輯的不足，是目前較好的輯本。
《漢官六種》《漢官六種》，十卷，清孫星衍輯，收入《平津館叢書》。其所輯諸書情況如下。
《漢官》，一卷，作者及成書年代亦不詳。《隋志》作五卷，宋時僅存一卷，旋即亡佚。今所見佚文唯存《續漢書·百官志》注中，內容側重於公卿員吏的人數和品秩，並附記諸郡郡治距京師的里程數。
《漢官解詁》，一卷。原名《小學漢官篇》，計三篇，建武年間新汲令王隆撰。其書以童蒙書之形式出現，「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對當時社會的影響比較廣泛。東漢中後期重臣胡廣深諳官制儀式，有「萬事不理問伯始」之譽。他看中《小學漢官篇》，並親自為其作注。胡注補正《漢官篇》雖稱精要，難言其詳之弊，故書名隨之易為今名。這也是為什麼原文較少保存，而胡注傳世較多的原因。
《漢舊儀》，二卷，《補遺》二卷。原書四卷，東漢議郎衛宏撰。此書不僅言及官制，而且大量涉及禮制，如籍田、宗廟、春桑、酎、祭天等禮儀。所以隋唐史志多將其列入儀注類。又因其所載官制較詳備，故自《直齋書錄解題》始，稱其書為《漢官舊儀》，清四庫館臣輯本亦據以為目。此書是《漢官六種》中有較高史料價值的一種。
《漢官儀》，二卷。原為十卷，東漢軍謀校尉應劭撰。時獻帝遷都於許，舊章湮滅，書記罕存，應劭於是綴集舊聞，而作此書。漢官諸書中，此作最為系統，佚文史料價值亦最高。其書在史注和類書中或稱《漢官鹵簿圖》，或稱《漢官名秩》，又作《狀人紀》，疑皆為其書之篇名。
《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一卷。簡稱《漢官典職》，或《漢官典儀》。
原為二卷，東漢衛尉蔡質撰。雜記官制及上書謁見儀式。
《漢儀》，一卷，吳太史令丁孚撰。因《新唐志》稱其作《漢官儀式選用》，所以有人以為與蔡質之作本為一書，但據《續漢志·百官志》所引，當自為一書，僅較他書簡略，流傳不廣，鮮為人知。
這六書是漢代官制儀式最原始、最豐富的系統記述，可補《漢書·百官公卿表》和《續漢書·百官志》的不足，應予以足夠重視。
除孫輯外，元陶宗儀曾輯應劭《漢官儀》一卷，僅十六條，且無出處。
清四庫館臣輯衛宏《漢官舊儀》及《補遺》共四卷。輯本體例較為嚴謹，輯文也較豐富。然其據《永樂大典》所輯二卷，與史注及其他類書參校考訂，未免不足。而《補遺》部分草率收兵，脫漏較多。又清王仁俊輯《漢舊儀》、《漢官儀》各一條。而黃奭之《黃氏逸書考》則全取孫輯，唯增案語一句，它無所發明，刊刻疏略，復增舛訛，最不足取。相比之下，孫輯優點有四一為輯書全，二為輯文多，三曰出處詳，四乃考辨較為審慎。而漏引、誤引，亦屢有發生，用之不可不慎。
此外，孫星衍還輯有漢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一卷，可明漢初禮儀之概貌。
與上述諸佚史相聯繫，研究漢代禮制儀式，可參閱蔡邕《獨斷》。此書今存，二卷。其所載有天子稱謂及其所用、所居、所行、所駐之名稱和儀制，群臣上書諸類別及程式，以及漢宗廟、祭祀、爵制、樂舞、五德說、漢世系、冠冕輿服之制和謚法等方面的情況。其中冠冕輿服之制尤為詳細。全書條理貫通，簡明扼要，雖略有後人補竄，記述也有小疵，仍不失為漢代禮制的重要參考書。
其他逸史的輯本《楚漢春秋》，九卷，西漢陸賈撰。所記從劉邦、項羽起事起，至漢文帝初期止，為一部雜史。司馬遷撰《史記》時，曾採擷此書。唐以後散佚。清人輯本有三一、洪頤煊所輯，見《問經堂叢書》。二、茆泮林所輯，見《續漢書·百官志》注。
《十種古逸書》，亦見《後知不足齋叢書》和《龍溪精舍叢書》。三、黃奭輯本，見《黃氏逸書考》。其中以茆輯最佳。但佚文數量不多，史料價值亦有限。
《三輔決錄》，二卷，東漢趙岐撰。這是一部漢代關中地方人物誌。所述漢代三輔名人事跡，可作訂補紀傳體史書之用。與之相類的有佚名氏所作《三輔舊事》、《三輔故事》，均已亡佚。清張澍《二酉堂叢書》輯有此三書，雖未完善，可供參考。
此外，清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輯有《漢晉春秋》、《會稽典錄》、《鍾離意別傳》、《鄭君別傳函山房輯佚書補編》又輯有《後漢抄》、《蜀王本紀》、《陳留風俗傳》、《汝南先賢傳》、《益部耆舊傳》、《襄陽耆舊傳》、《海內先賢傳》、《青州先賢傳》、《魯國先賢傳》等。每種書僅數條，脫漏甚多，與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所言應輯秦漢史籍相較，差距甚大。但儘管每種佚史的佚文數量有限，可是集中起來，就十分可觀。在秦漢文獻資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越發顯得寶貴。這一領域尚有待全面開發，作一次較為徹底的總結。
第三節經緯及有關傳注的史料價值漢武帝時，立五經博士，以傳授五經，於是屬於今文經系統的《今文尚書》、《易經》、《詩經》、《儀禮》、《禮記》、《公羊傳》、《穀梁傳》等先後成為漢代官私諸學的基本讀物，同時也成為兩漢制定國策的重要理論依據。尤其經漢宣帝石渠閣會議和漢章帝白虎觀會議，皇帝親自「稱制臨決」，欽定經解教義，大大加強了今文經的神學化。官學的思想滲透到漢代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風俗等各個領域。作為古文經系統的《古文尚書》、《周禮》、《左傳》，除在王莽改制和光武帝中興之初，一度列於學官外，一直受到今文學派的排擠，只能在民間流傳。後來在杜林、賈逵、馬融、鄭玄的大力提倡下，古文經逐漸在學術上取得優勢，其影響也超出了學術研究的範圍。其間，《論語》、《孝經》二經，也被列為官學，形成「七經」。由於漢代經學和史學有密切的關係，經今古文學之爭又涉及當時的政治鬥爭。因此，研習上述諸經，特別是研習《尚書》、《易經》、《周禮》、《禮記》、《公羊傳》、《穀梁傳》、《左傳》七經，對於探討秦漢史，尤其探討秦漢政治史、學術史和教育史，具有重要意義。
《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公羊傳》、《論語》、《孟子》八經的經解中保存有大量的漢人傳注。特別是鄭玄的「三禮」注，常用漢事解經，成為我們瞭解漢代典章制度、宮廷和民間禮俗等情況的寶貴資料。宋王應麟為了研究漢制，曾從上述八經注及《國語》、《說文》中，剔取有關材料，編為《漢制考》一書，計四卷，可省卻部分翻檢之勞。可惜書非定稿，材料也未經分類，且有所脫漏，有待進一步整理。
與經學相配合，從西漢中葉起，讖緯之說興起。讖是預告將來吉凶禍福的隱語，緯是對經書神秘化的解說和推衍，以附會人事。它們是漢代社會矛盾日趨尖銳的情況下，統治階級企圖欺騙輿論，擺脫困境，尋求福祐的唯心主義謬說。劉秀認為自己應讖言而定天下，對之深信不疑，因而讖緯一度成為官方的顯學。但是讖緯具有神秘的色彩，各階級、階層的人士都可以從中尋找思想武器。東漢中後期，它曾是豪族世家對抗皇權和宦官的武器。甚至黃巾起義也加以利用。「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是以讖言形式發出起義的信號。加上讖緯之學講「革命」、「革政」、「五德更替」，這些都是封建專制主義所忌諱的，因而它不久就為統治階級厭棄。三國兩晉以後，讖緯之學迅速退出歷史舞台，眾多的讖緯之書隨之也陸續消亡。
緯書中不但包含有大量的今文經說，以及天文、地理、醫學、農學、數學等內容，而且與兩漢政治制度、階級鬥爭、學術思想和社會生活也有著密切的聯繫，所以也是研究秦漢史的必讀資料。明孫瑴的《古微書》和清趙在翰的《七緯》是較好的輯本。又唐劉賡的《稽瑞》，作為有關讖緯學的小型類書，也可供參考。此外，有關陰陽五行學說，可參閱秦漢《日書》簡文。第四節小學書的史料價值小學著作是研讀諸經的工具書，同時也程度不同地具備一定的史料價值。
《說文解字》《說文解字》，三十卷，東漢許慎撰。這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分析字形和考定字源的字書，對研究古代文獻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其釋語中不時留下一些可資利用的秦漢史料。如《說文·敘》就言及尉律；《貝部》引律令曰「民不徭，貲錢二十二。」又釋「鹽」、「祆」、「僧』、「塔」等，對瞭解河東鹽池的規模，以及拜火教和佛教的東漸，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使用此書，應利用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方言》、《釋名》、《急就篇》《方言》，十五卷，西漢揚雄撰。是我國第一部方言詞典。今傳晉郭璞注本，唯十三卷，略有後人增補。書中在以漢代通行語解釋方言時，也片斷地反映了漢代的衣食住行和風俗民情等社會生活的史實。清錢繹《方言箋疏》，可用以參考。
《釋名》，八卷，東漢劉熙撰。這是我國第一部用聲訓釋字義的訓詁書。全書共二十七篇，分釋天、地、山、水、幸福來敲門全文閱讀丘、道、州國、形體、姿容、長幼、親屬、言語、飲食、采帛、首飾、衣服、宮室、床帳、書契、典藝、用器、樂器、兵、車、船、疾病、喪制等類字義，對研究兩漢社會史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讀時可用王先謙《釋名疏證補》。
《急就篇》，凡三十一章，西漢史游編。這是一部童蒙之書。首章為開篇，後六章敘姓字，列姓一百一十三個；下接「諸物」部分十八章，言及工具和日用器皿、武器及車馬具、衣履服飾、建築和室內陳設、人體生理和疾病、藥物、農作物名稱、花鳥蟲魚獸等名詞；又有三章敘刑法；二章敘職官及地理；末章以頌揚漢德而告終。這書反映社會面極廣，從中可以瞭解許多漢代社會史的有用資料。《四部叢刊》本有唐顏師古注，較便於用。
第五節諸子書的史料價值在秦漢文獻中，子部書的重要性僅次於史部。子部書不只表述了各家的思想，而且大致在政治、經濟、宗教、風俗、科技等方面，都為研究秦漢史提供了十分豐富的史料。
《新語》和《新書》西漢建國之初，總結秦亡、楚敗、漢興的經驗教訓是主要議題。《新語》和《新書》是其代表作。
《新語》，上下二卷，共十二篇，陸賈撰。全書以黃老思想為核心，吸取儒學的部分主張，強調無為而治，政令統一，選賢用能，崇尚仁德。今本有後人改竄，以致有人疑其為偽書，未免失於偏頗。今人王利器《新語校注》是較好的讀本。
《新書》，又名《賈子》，賈誼撰。今本十五卷，計五十八篇（缺《問孝》和《禮容語》上）。書中提出以民為本，合理分攤賦役，重農抑商，加強對諸侯王國的限制，以及相關的治安之策，是研究漢初歷史和賈誼思想的重要資料。原書亦經改竄，真偽錯雜，應予以注意。《賈誼集》把《新書》與賈誼的其他奏疏、文賦匯為一編，頗便於用。
《淮南子》和《春秋繁露》文景時期，諸侯王坐大，國家的統一受到威脅。是維護大一統的政治局面，還是鼓吹分裂割據，成為思想領域爭論的焦點。賈誼《新書》已開其端，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應推《淮南子》和武帝時問世的《春秋繁露》。
《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漢書·藝文志》言有內篇二十一篇，外篇二十三篇。今本唯存內篇。這書由淮南王劉安延請學人共同撰集，以道家思想為主幹，兼取儒、法、陰陽五行諸家學說，為文景時期劉姓諸侯王企圖保持封建割據的思想代表作，對瞭解朝廷與地方的政治鬥爭有較高參考價值。讀這書時可用近人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並參考其《三余札記》。《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董仲舒撰。今本與《漢書》本傳及《藝文志》所言篇數、篇名均不大相符。可見經後人重新整理，已非本貌。但其主要內容當仍是董仲舒的思想。董仲舒以春秋公羊說為指導思想，提出一系列維護「大一統」的思想觀點，又糅合陰陽五行學說，建立「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三綱五常」的新體系，以迎合封建統治者的需要，在當時產生較為深刻的影響。這書是瞭解西漢中期思想和政治狀況的重要資料。讀時應用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
《白虎通義》《白虎通義》，簡稱《白虎通》，又稱《白虎通德論》，四卷，東漢班固等整理編纂。章帝為了統一思想，協調對儒學經典主要內容的理解，倣傚宣帝時召開的石渠閣會議，於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白虎觀會集天下今、古文名儒與有關政府官員，討論五經異同，最後由章帝親自裁定是非。《白虎通義》就是此次會議的總結，它把儒家學說與讖緯迷信緊密結合起來，使儒家思想進一步神學化。這是研究東漢思想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清陳立《白虎通義疏證》是主要參考書。
《論衡》和《新論》《論衡》，三十卷，王充撰。全書共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有錄無文。王充博學多聞，勤於著述，是東漢初期著名的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家。他對當時盛行的讖緯迷信及唯心主義的神學思想體系，進行了無情的抨擊。王充精通漢史，常據以闡發其主張，同時也提到了當時社會的不同風尚，因而此書是研究漢代社會史的有用資料。近人黃暉的《論衡校釋》，引證豐富，註釋精當，成就較大。北京大學歷史系《論衡》註釋小組的《論衡註釋》，釋文簡明，便於初學。
《新論》，二十九篇，桓譚撰。桓譚反對讖緯，其主張與王充有不少共通之處。原書久佚，清嚴可均輯本較為完備，見《全後漢文》。王充、桓譚，本卷丁編都別有傳。
政論書東漢中晚期，政治腐敗，階級矛盾尖銳，為拯世救俗，政論之作大興。
《潛夫論》，三十六篇，王符撰。王符因不滿東漢後期的黑暗統治，隱居著書，痛譏時弊，不欲彰顯其名，故名書曰《潛夫論》。這書強調民本思想，要求改變世家豪門壟斷政治的局面，以達到重興漢室的目的。這是瞭解東漢後期政治與社會狀況的重要史料。清汪繼培撰，今人彭鐸校證的《潛夫論箋》，頗便於用。
《政論》，一卷，崔寔撰。這書以揭露東漢末年統治集團的腐朽奢靡生活為主要內容。原書早佚，輯本以清嚴可均所輯為佳，見《全後漢文》。《昌言》，仲長統撰，三十四篇。其性質與《政論》相類，仲長統對漢朝已不抱多大希望，也能較多擺脫傳統經學的羈絆，冷靜剖析漢朝衰敗的歷史原因，所以史料價值較大。對探討玄學的起源，也有所幫助。原書亦佚，亦以嚴可均輯本為佳。
《申鑒》，五卷，荀悅撰。這書恪守傳統儒學，但反對讖緯迷信，又主張德刑並用，限制兼併，以緩和社會矛盾。書中還極力主張抑制權臣，維護封建等級秩序，以強化皇權。這是研究漢末思想的又一重要材料。版本以《四部叢刊》本為佳。
《鹽鐵論》和農事書反映漢代經濟思想和農業經濟的史料有《鹽鐵論》和《汜勝之書》、《四民月令》等農事書。
《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西漢桓寬編。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年），召開鹽鐵會議，以賢良文學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另一方，圍繞鹽鐵專營、酒類專賣和平准均輸等經濟政策，展開激烈辯論。桓寬根據當時的會議記錄，並經與會儒生朱子伯的介紹，將其整理改編，撰成此書。其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記述了會議正式辯論的經過及雙方的主要觀點。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寫會後雙方對匈奴政策、法制等問題的爭論要點。最後一篇是後序。全書真實生動、全面而扼要地介紹了漢武帝的主要經濟政策及相關的政治、軍事、文化思想諸問題，是研究西漢經濟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另外，《史記》對桑弘羊的記述不夠完備，《漢書》又未立專傳。此書可以說是半部《桑弘羊傳》，為研究這一重要人物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書中不少篇章，文字晦澀難懂。近人郭沫若《鹽鐵論讀本》，今人王利器《鹽鐵論校注》二書，對讀者可有較大幫助。
《氾勝之書》，十八篇，西漢氾勝之撰。勝之，成帝時人，曾為議郎。
這是他指導關中農民耕作的生產經驗的總結，為中國農學史上劃時代的著作。書中除記述主要作物的一般栽培技術外，還介紹了區種法、溲種法、耕田法、穗選法、稻田水溫調節法、桑苗截干法等先進生產技術，是瞭解漢代農業史的寶貴史料。原書早佚，近人石聲漢《氾勝之書今釋》和萬國鼎《氾勝之書輯釋》是可供閱讀的最佳輯本。
《四民月令》，一卷，東漢崔寔撰。這書仿《禮記·月令》，按月記述地主莊園的生產和生活情況，反映了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的面貌，是研究漢代社會生活史不可多得的材料。原書早佚，近人石聲漢《四民月令校注》和繆君愉《四民月令輯釋》均可利用。
《太平經》和《牟子理惑論》兩漢時期，佛學東漸和早期道教初創，在社會上都有一定的影響。這時，有關宗教思想的著作主要有《太平經》和《牟子理惑論》。
《太平經》，一百七十卷，今存五十七卷，是我國道教主要經典之一。
此書源於東漢宮崇獻給順帝的《太平清領書》，以陰陽五行之說為基調，雜以巫覡之語。東漢統治者以為妖妄不經，藏而不用，因而只能在民間流傳。其中神秘的五行說和樸素的平均思想，成為張角組織群眾，發動黃巾起義的思想武器。以後，經歷代信徒的推廣和增衍，才形成一百七十卷的龐大規模。《太平經》對於探討東漢早期道教的形成，及其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和作用，具有較高參考價值。今人王明《太平經合校》是較好的讀本。《道藏》中的唐閭、丘方遠的《太平經鈔》，保存了舊本的部分面貌。而佚名《太平聖君秘旨》，又有今本《太平經》所失載的內容，可以參考。
《牟子理惑論》，或稱《牟子》，或作《理惑論》，凡三十七篇，是我國最早的佛學經典之一。舊題東漢太尉牟融撰，或雲蒼梧太守牟子博撰，均不可信。此書當成於漢獻帝建安年間，所述為佛教初入中國時，世人對佛教的不同看法，並進而主張佛學與儒家、道家之說相融合，以適應中國的政治需要和風俗民情。這是研究早期佛學史的寶貴資料。書早佚，《弘明集》中保存佚文較多，可資利用。
《風俗通義》子書中的風俗書以《風俗通義》為代表。該書三十卷，今存十卷，東漢應劭撰。應劭博聞強識，著述甚豐。此書反映東漢社會的不同風俗，為研究兩漢社會生活和文化思想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其中多為紀傳體史書所失載，因而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今人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和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是便於閱讀的本子。
天文數學書漢代自然科學類的存世之作，涉及天文、數學、醫學等三個學科。
《靈憲》、《渾天儀》，均為東漢張衡所撰，是漢代天文學中渾天說的代表作。二書均佚，清嚴可均《全後漢文》中有輯本。
《周髀算經》，二卷，至遲成書於漢武帝時期，是先秦以來天文算學經驗的總結。其天文學方面主張蓋天說。數學方面的貢獻，則表現在分數算法、開平方算法的運用，以及總結出勾股的定理。書存《算經十書》和《四部叢刊》中，有漢趙君卿注和唐李淳風注。
《九章算術》，九卷，當成書於東漢和帝時。作者無考。這是世界古代數學名著之一。其中分數計算法、負數計算法、比例計算法，以及開平方、開立方、二次方程和聯立一次方程解法，都達到當時世界的先進水平，是瞭解漢代數學成就的重要資料。同時在算題中，還可以瞭解漢代經濟政策、物價、農業生產水平等方面的情況，史料價值較高。魏劉徽和唐李淳風為之作注。書亦見《算經十書》和《四部叢刊》。
醫藥書《神農本草經》，秦漢間人偽托神農撰。收載藥物達三百六十五種，是我國較早的有關藥物學、植物學的分類學專著。書佚。清孫星衍輯本較佳，見《問經堂叢書》。
《傷寒雜病論》，十六卷，東漢張機撰。原書散佚，西晉王叔和得其殘稿，加工後，編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書，是瞭解漢代醫藥學水平的基本參考書。前者以任應秋《傷寒論語釋》最便於用。後者可用《四部叢刊》本。
第六節文集及古小說的史料價值《蔡中郎集》、《揚子雲集》、《孔北海集》漢人文集基本散佚，故傳世之作多以輯本為主。較重要的是《蔡中郎集》，《四部叢刊》影明華氏活字本為十卷，較佳。《四庫全書》翻明陳留本為六卷，張溥《漢魏六朝百三集》本止二卷，可備參考。這書是研究漢代歷史和典章制度的重要參考書。
《揚子雲集》六卷，《孔北海集》一卷，均見於《漢魏六朝百三集》和《四庫全書》。其中揚雄的《法言》和《太玄經》價值較大。
此外，重要的參考書有《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清嚴可均輯。其中收有《全秦文》一卷，《全漢文》六十三卷，《全後漢文》一百卷，對瞭解秦漢歷史，有很大參考價值。嚴氏匯眾多單篇於一編，便於翻檢，且出處周詳，也易於核對，因此可作工具書使用。以中華書局影印清王毓藻刻本為佳。又《文選》，六十卷，南朝梁蕭統編集。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文學總集。其中所錄秦漢人之作，皆可為研史之助。《文選》李善注，廣徵博引，多為秦漢佚書，也可訂補正史之偽脫。閱讀時可用中華書局影印清胡克家本，同時應參考《六臣注文選》。又《古謠諺》，一百卷，清杜文瀾輯。此輯引用秦漢古謠諺達三百餘首之多，還逐首引述本事，註明出處，考辨疑義，具有較高史料價值。又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有關秦漢部分，也可供參考。其輯詩偏雅，與較能反映民間呼聲的古謠諺相比，有所遜色。
《西京雜記》、《博物誌》《西京雜記》，今本六卷，晉葛洪編。或題漢劉歆撰，或以為南朝梁吳均撰，均非。此書，歷代指為偽書，但從語氣及內容看，當是雜抄漢魏六朝佚史而成。所述西漢之事，怪誕不經，多不足信。但有關南越趙佗獻寶於漢朝、昭君出塞前後漢宮畫師事跡、劉邦築新豐以迎太公、漢俗五月五日生子不舉、鄧通得蜀山以鑄銅錢、茂陵富人袁廣漢莊園之奇、司馬遷有怨言下獄死、劉子駿作《漢書》諸事，均可開闊思路，有裨研史。中華書局《古小說叢刊》本較佳。
晉張華《博物誌》、晉崔豹《古今注》、五代馬縞《中古古今注》等，性質皆與《西京雜記》同，可聊備參考。它如《太平廣記》、《筆記小說大觀》等，均可瀏覽。只要稔熟基本史料，思路敏捷，鉤沉探隱，從中總能得到啟示。
第二章考古資料第一節秦都咸陽和碣石行宮秦都咸陽秦都咸陽故城在今咸陽市東十餘公里處。公元959年開始勘查，截止公元988年年底，共發現夯土建築遺址27處，手工業作坊遺址處，秦墓28座，對其中的兩座宮殿遺址進行過部分發掘。
咸陽故城南靠渭水，因為渭水不斷北移，故城受到很大沖決，目前已經看不見城郭的蹤跡，現存遺址應是咸陽故城北半部的宮殿區。其中以西起聶家溝東至山家溝一線的遺跡分佈最多、最密集，規模也最大；在它的外圍有東西長約900米，南北長57米的夯築牆垣。根據遺跡所在位置及出土遺物判斷，這組大型的建築遺址應是秦咸陽宮，此牆應是秦咸陽宮宮牆。宮殿區的西邊有大片秦墓地；西南邊有鑄鐵、冶銅、制陶作坊遺址和民居建築遺跡。有學者根據目前掌握的宮殿區範圍，手工業作坊和墓地的分佈位置，並參照漢宮殿區佔據長安城大部的例證，提出秦咸陽東西十二里，南北十五里的構想。真像如何，有待更多的資料驗證。
公元973—982年，發掘宮牆以內保存較好的號建築遺址的西半部和與之相連的2號和3號建築遺址，共揭露面積5000平方米。號建築夯土台基東西長0米，南北寬45米，高出地面米。對揭露出的遺跡現象，做過初步復原研究，得知這是一座似乎以面呈長方曲尺形的多層夯土高台為基礎，憑台重疊高起的樓閣建築。台頂中部有兩層樓堂構成的主體宮室，四周佈置有上下不同層次的其他較小的宮室，底層建築的周圍有迴廊環繞。3號宮殿基址在號基址西南00米處，其間有建築互相連接。它是一座帶有迴廊的殿堂，在廊道兩壁上彩繪壁畫。畫面為車馬儀仗，植物紋飾和幾何紋圖案。根據建築形制和出土的遺物判斷，號遺址大約建於戰國中、晚期，3號建築大約建於戰國末年或秦代。兩座遺址中都有大量焚燬倒塌的堆積物，表明它們均毀於秦末的烈火。
秦宮遺址的勘查和發掘，證明秦宮殿都建在夯土台基上。每座建築物自成一個獨立體，多座建築物之間以甬道、復道相接成為一個組合體；從每座建築物的間次、門道的設計，到一個建築群的整體設計，又都採用對稱式的佈局。秦代開創的這種宮殿建築形式，對後代影響很大。
碣石行宮勘察和發掘秦東海行宮，是984年以來的事。經多年努力，現已初步探明秦東海行宮修建在今渤海沿岸，大約從北起遼寧省綏中縣牆子裡村，南到河北省秦皇島市北戴河，全程四十公里的環渤海地帶。綏中牆子裡地處山海關外5公里處的渤海之濱，這裡有一組自然礁石，聳立在海中，民間傳說為「姜女墳」。在緊靠「姜女墳」的海岸上發現了六處建築遺址群。它們大約都是建於秦代或西漢前期。其中規模最大的是面對「姜女墳」的石碑地建築遺址。其中心建築台基南北長500多米，東西寬近300米，台基高8米。夯土台上有多級建築。在建築基址上發現了通長8厘米、當面直徑52厘米的高浮雕夔紋大瓦當、變形夔紋大瓦當，形式與秦始皇陵出土的十分近似。其他建築材瓦亦與秦咸陽故城出土的相類似，推定此遺址始建於秦始皇時期，西漢時仍沿用，大約到東漢時廢棄。從遺址所在地及與「姜女墳」的關係看，「姜女墳」應即史籍所載的東海碣石，而這組建築則可能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5年）東巡的碣石宮。石碑地西邊有黑山頭遺址，東邊有止錨灣遺址，都出有形制相同的大型空心磚和較大的雲紋瓦當，說明這三處遺址的時代相同，性質相近。
位於秦皇島市金山嘴的另一處秦行宮遺址，北半部已發掘，揭露面積.5萬平方米。這裡至少有六組以上的建築。北面一組似為正殿，由兩個面闊五間進深四間的宮殿基址組成，共四十大間。有牆基、石柱礎、門道、散水、疊落的筒瓦、板瓦、與石碑村遺址形式相同的高浮雕夔紋大瓦當。它同綏中牆子裡發現的遺址同屬於一個大的建築體系，是秦之國門碣石宮的一部分。參考書目.秦都成陽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陽第號宮殿建築遺址簡報》，《文物》97年期。
2.劉慶柱《秦都咸陽幾個問題的初探》，《文物》97年期。
3.陳國英《秦都咸陽考古工作三十年》，《考古與文物》988年5、合期。
4.陶復《秦咸陽宮第號遺址復原問題的初步探討》，《文物》97年期。
5.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綏中縣「姜女墳」秦漢建築遺址發掘簡報》，《文物》98年8期.
鄭紹宗《河北省近十年考古綜述》（二），《文物春秋》989年4期。
第二節秦始皇陵園秦始皇陵園秦始皇陵園的勘察工作開始於六十年代初，公元974年以來，勘察發掘全面展開。目前已基本上搞清陵園的建築佈局，並先後發掘了兵馬俑坑、銅車馬坑和一部分馬廄坑、陪葬墓、役徒墓）共出土文物5萬多件。
陵園平面呈南北長、東西窄的長方形，有內外兩重夯土圍牆。內牆長355米、寬580米。外圍牆長25米、寬940米、牆基厚8米。內外圍牆的四面都有門，除內牆北牆辟二門以外，其餘每面各辟一門。門道兩側各有一土闕。內圍牆的四角有角樓；西北部有夾牆，亦呈長方形。墳丘在內圍牆中部偏南處，覆斗形，夯土築造，底部每邊長350米左右，現存高度7米。墳丘底下是地宮。地宮平面近方形，四周以磚坯砌築宮牆。宮牆南北長40米、東西寬392米。牆體高厚各約4米。四面有門。地宮內的構築和埋藏，目前還不清楚。墳丘西側有銅車馬坑。車馬坑附近和墳丘南側，各有兩個府藏庫。墳丘北部有寢殿、便殿和麗山食官建築遺存。陵園內的這些建築佈局，大體上是按照宮廷生活設計的。
陵園外四周的遺跡，以東部和西部發現為多。東部有兵馬俑坑、馬廄坑、陪葬墓群；西部有建陵役徒墓、窯址、石料加工場；南部靠近驪山處有防洪堤遺址；北部有建陵挖土而形成的魚池遺址。
由於陵園外四周大量遺跡的發現，引起了人們對陵園實際範圍的關注。
有人認為，秦始皇陵的陵園邊界應該是陵墓外圍的自然屏障。以墳丘頂部為基準，向四方各自延長3750米，南抵驪山，北到新豐原，東到魚池水，西到趙家背戶村的古河道。東西南北各長7.5公里。目前提出的這個設想，不能說沒有道理，但要經受較長時間的工作檢驗。
與陵園建制有關的遺跡與陵園建制有關的發掘工作，重要的有四項。
（一）兵馬俑坑的發掘。兵馬俑坑共發現四個，都集中分佈在陵園東門外.5公里處。已發掘3號俑坑的全部和號俑坑、2號俑坑的一小部分。另一個是未建成的廢坑。這幾個兵馬俑坑，規模都很大，大約在始皇生前便開始營造，估計到秦滅亡時尚未完成。已發掘290平方米，出土武士俑2200件，戰車32輛（每輛配馭馬4匹）、坐騎的戰馬29匹。根據鑽探，三個坑的總面積是20780平方米，按照出土的兵馬俑排列形式復原，這三個坑的武士俑應有7000個，戰車00多輛（配馭馬400多匹），坐騎的戰馬00多匹。像這樣大規模的模擬當時的步卒、騎兵的形象和戰車實物的出土，還是第一次發現，以致被一些中外學者譽為「世界八大奇跡」。它為研究秦代軍隊編制、作戰方式、甲騎步卒裝備以及秦社會諸問題，提供了一批最直接最形象的實物資料，具有很高的歷史科學價值。
秦兵馬俑的發掘工作，還將長期進行下去。根據已經出土的資料考察，這應該是秦軍士列陳送葬的模擬。它形象地體現了秦始皇時代的軍陣的編列。戰車兵和步兵是當時作戰的主力部隊，騎兵的地位看來仍和戰國時期差不多，武器配備仍舊以遠射程的弩機、弓箭和長木柄的戈、矛、戟、鈹為主；而且絕大多數仍舊是青銅製品。主要的防護性設施是皮革製作的鎧甲，沒有發現頭盔和盾。銅兵器由中央官署機構「寺工」鑄造。服飾鎧甲整齊統一，陣容威武雄壯，再現了秦始皇橫掃六合的氣勢。
（二）馬廄坑。有二處。一處在陵園東門外；另一處在內外圍牆西垣之間。兩處活埋生馬約有六七百匹，另有跽坐俑、飼料，以及供跽坐俑使用的陶器。部分陶器上有「中廄」、「宮廄」、「左廄」、「三廄」等刻文，表明這是宮廷廄苑的象徵，跽坐俑則是養馬的國人。在陵園西垣外大道南側，另有一片陪葬坑。坑內置陶棺，棺內置生埋禽獸和跽坐俑。依馬廄坑例，這應是苑囿中飼養的珍禽異獸。秦始皇生前有許多廄苑，死後把廄苑模擬於地下，以大量的馬匹和珍異的禽獸隨葬。
（三）銅車馬坑。位於墳丘西側。兩輛車馬同置於一長方盒狀的木槨箱內。一前一後面西排列。車均作雙輪，單轅，前駕四匹銅馬，車上各有銅御官一人。車馬人皆約當實物的二分之一。車馬的鞍具齊全，與真車馬無異。根據初步考證，號車系立車，又名高車、戎車；2號車為安車。象徵秦始皇乘輿出行。
（四）陪葬墓。有兩處。一處在陵園東門外；另一處在始皇陵墳丘北邊。東門外發現7座，皆東西向，南北一字形排列。已發掘的8座均為帶斜坡墓道的洞室墓，葬具皆一棺一槨，作長方盒狀。隨葬品有較多的銅器、陶器和少量金銀器。有的器物上有「少府」銘刻。屍骨經鑒定，死者五男二女，年齡都在20—30歲左右，皆肢解入葬。推測被葬者可能是被胡亥處死的秦公子、公主，可能還包括秦始皇原來的近臣。位於始皇陵墳丘北邊陪葬墓20多座，未發掘，情況不明。
參考書目.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紀要》，《考古與文物》988年5、合期。2.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一號坑發掘報告（974∼984年）》，文物出版社，988年版。
3.秦俑考古隊《秦始皇陵東側馬廄坑鑽探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980年4期。
4.秦俑考古隊《臨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980年2期。
第三節西漢長安城和東漢洛陽城西漢長安城的勘查發掘工作是公元95年開始的。公元95—957年，勘查城牆、城門，發掘宣平門、霸城門、西安門、直城門，並確定其他城門的位置。公元958—90年，發掘長安城南郊禮制建築遺址群。公元9—92年，勘查城內街道和長樂宮、未央宮、桂宮和城西建章宮的範圍。公元975年以來，主要發掘武庫和未央宮範圍內的建築遺址。
東漢洛陽城的考古工作分兩個階段。公元954—9年以勘查為主，採用鏟探的方法，瞭解城垣、水道、宮城、城內道路和其他建築遺址，繪製實測圖。公元972年以來，轉入全面發掘。公元972—975年，發掘南郊漢晉辟雍太學明堂遺址和靈台遺址；公元979年發掘北魏永寧寺塔基；公元98年起發掘魏晉金墉城、北垣「馬面」及其他建築遺址。
漢代兩京的發掘，將是一項長期的考古任務，目前都在繼續工作中。
西漢長安城西漢長安城的城牆，全部用黃土夯築而成。方向基本上作正南北向。東城牆和南城牆保存較好，雖已傾圮，仍連續不斷；西城牆和北城牆保存較差，有不少斷缺。全城平面略呈方形東牆平直，南西北三面牆都有曲折。四面城牆總長25700米，約合漢代六十里強。與《漢舊儀》長安城周圍六十三里的記載基本相符。城牆剖面下寬上窄，傾斜度裡外各約度左右。基部寬度為2—米左右。城牆外側有寬約8米、深約3米的壕溝圍繞。
長安城每面有三個城門，四面共十二個城門。東面的城門，由北而南是宣平門、清明門、霸城門。南面的城門，由東而西是覆盎門、安門、西安門。西面的城門，由南而北是章城門，直城門，雍門。北面的城門，由西而東是橫門、廚城門、洛城門。通過對宣平門、霸城門、西安門、直城門的發掘，證實漢長安城的城門各有三個門道；每個門道寬各8米，減去兩側立柱所佔的2米，實寬米。城門全未用磚，而是兩壁直立的闕口。在門道兩側沿邊排列幾對石礎。石礎之上應是立木柱，再在其上建門樓。出土現狀表明，四個城門都焚燬於王莽末年或稍後的戰爭中，其他城門似不例外。在此後的東漢、魏晉、十六國和北朝期間，長安城已衰敗不振，但仍部分被使用。例如宣平門的三個門道，一直作為一個完整的城門被沿用著，直到整個長安城因遷移而廢棄。
長安城內有八條主要大街。最長的是安門大街，有5500米，最短的是洛城門大街，有850米。其餘的大街，長度在3300—3800米之間。這八條大街，或作南北向，或作東西向，皆為一直線，沒有曲折，長度不等，但寬度全同，都在45米左右；而且每條大街都分成三條並行的道路，其間有兩條寬約90厘米的排水溝，將大街一分為三，中間是專供皇帝行走的「馳道」，寬20米；兩側是官吏和平民行走的道路，各寬2米左右。這就是《西都賦》所說的「披三條之廣路」的街制。
佔據全城面積一半以上的五大宮殿，已得到考古證實。長樂宮、未央宮、桂宮仍有部分宮牆牆基和宮內建築遺跡可尋，可以明確標定方位。明光宮和北宮已破壞殆盡，只能根據史書的記載和已揭露的遺跡，作出大概的判斷。位於長樂、未央二宮之間的武庫已發掘。它的四周有夯土築造的長方形圍牆。圍牆內有庫房遺址七處。每一庫房又分隔成若干間，分置各種兵器。出土時，尚有刀、劍、矛、戟、鏃和鎧甲等鐵兵器殘存。從出土現象判斷，武庫也在王莽末年的戰爭中焚燬，以後一直廢棄不用。
公元98年以來，發掘工作主要放在未央宮範圍內。其中最重要的是對一座西漢工官官署遺址的發掘。這座官署遺址呈東西向長方形，四周夯築圍牆寬5.5米，內有署房十五間。在署房內共出土骨簽數萬片。骨簽由動物骨頭製成，形制基本相同，大小相近。一般長5.8—7.2厚0米。背面平直，正面孤脊形，上部磨平，文字皆刻其上。刻文分二類。一類是一行字的骨簽，字數—7字，內容是物品名稱、規格、編號等。另一類是2—4行字的骨簽，字數少的十幾個字，多的30—40字不等，內容是紀年、工官及所屬官吏和工匠的名字。紀年自武帝至平帝的都有發現，還有一部分武帝以前的無紀年的骨簽。這批資料尚未全部整理公佈，對骨簽的性質和使用法，目前都還不大清楚。
現在考古發現的西漢長安城是外郭城還是帶有內城性質的宮城？近年曾引起一場學術爭論。參加這項工作的考古學者認為，目前考古發現的西漢長安城是外郭城。有的歷史學者則認為，目前考古發現的西漢長安城是帶有內城性質的宮城。在它的北牆外、西牆雍門外和東牆宣平門外的郊區，還存在一個外郭城。個別古建學者甚至認為，不但北牆外有北郭，東牆三座門外也有東郭。看來這個問題應靠更多的田野考古途徑去尋求解決。
漢長安城南郊禮制建築群遺址漢長安城南郊禮制建築群遺址的發掘，最引人注目的是漢辟雍遺址和王莽九廟遺址。
辟雍遺址位於長安城安門外直南大道東側，北距長安城南牆約2公里。
整體建築由主體建築、圍牆、四門、圍牆四隅的曲尺形配房，以及圜水溝等組成。辟雍的主體建築建造在一個直徑2米的圓形夯土台上。夯土台的正中是平面呈「亞」字形的台基。台基上的「主室」、「夾室」已毀沒。台基四邊的「四堂」尚存。「四堂」之內各有抱廈、廳堂之類的設置。由出土現象推測，主體建築可能是一座三重屋簷的高大建築物。主體建築的四周築方形圍牆，每邊長235米。在四面圍牆的正中，各有一個門道。門道中有木門檻的痕跡。門道兩旁有土台，台上應有門樓。圍牆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建築比較簡陋，似為廊屋，或為守衛人員的居室。在圍牆的外面環繞圜水溝。圜水溝直徑38米，溝寬2與西來的昆明故渠相通。根據建築形制以及遺址所在方位，推定它是西漢元始四年（公元4年）建造的「辟雍」。「王莽九廟」建築群位於長安城安門和西安門南出的平行大道之間，與辟雍隔道相望。這組建築群由十二座建築組成。建築形式全同。在—號建築的外邊有周環方形的大圍牆。圍牆每邊長40建築在它的南邊正中。這十二座建築都由主體建築、圍牆、四門和圍牆四隅的曲尺形配房所組成。主體建築和圍牆的平面均作方形，輪廓如「回」字形。規距方正，分毫不差。—號建築，大小相仿，間距相等。分三排，東西並列。北排的—4號遺址與南排的8—號遺址，方位一致，南北對應；中排的5—7號遺址錯落於南排和北排之間。2號建築的圍牆與—號的圍牆大小相仿，但2號的主體建築比—號的主體建築約大一倍，細部結構也稍有區別。這組建築群中的每一個主體建築、圍牆和圍牆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其細部結構又與辟雍遺址相仿，但無圜水溝。建築群遺址雖然破壞嚴重，但可以互為補充，求得比較接近原貌的復原。根據這組建築群的所在方位，建築規模，以及遺址中出土有「始建國」年號和「節碭」地名等題記，證實這組建築正是《漢書·王莽傳》記載的「王莽九廟」遺址。
東漢洛陽城及南郊禮制建築東漢洛陽城大體作南北長方形，長寬之比，約如古人所說的「九六城」。東西北三面城垣都有幾處曲折，保存較好；南面城垣因洛河北移被毀，已無遺跡可尋。如果把南垣長度以東西垣的間距計算，全城周長約4345米，相當於西晉裡三十三里。從這個數字中減去晉金墉城突出於大城外部分的長度，所得大城周長約為西晉裡三十里，與《續漢書·郡國志》引《帝王世紀》，又引《元康地道記》所載的裡數基本相符。
西北東三面城垣，共探出城門十座西垣五座，北垣二座，東垣三座。
現存城門遺址中，以北垣西起第一門為最大，此門即東漢的夏門，魏晉北魏的大夏門。城門缺口寬約3米，缺口中發現夯土牆兩堵，說明原有三個門洞。其他各門只有一個門洞。在東西垣一些城門外還發現有夯築雙闕遺址，確如《洛陽伽藍記》所載，東漢魏晉建都洛陽時，「城有十二門，門皆雙闕」。自曹魏至北魏，洛陽城城垣仍沿東漢舊制，絕大多數城門的位置相沿而不改。東漢洛陽城內的宮殿，主要是南宮和北宮。因未經發掘，遺址至今未被揭露。目前只能根據已探明的城門和街道的分佈，大體標出它們的所在方位。城南的辟雍、太學、明堂和靈台等大型建築遺址，已先後發掘。辟雍、明堂、太學分立，建築形式各有不同。辟雍遺址位於開陽門外大道東側，由主體建築、圍牆、圜水溝三部分組成。圍牆平面呈方形，邊長約70米，圍牆外周繞圜水溝。辟雍的主體建築建於圍牆內正中，已毀沒，現僅存方形夯土台基。每邊長45米。公元930年曾在這台基的南邊發現著名的晉武帝三臨辟雍碑，近年又在這裡發現了它的碑座。確證魏晉重建辟雍系利用東漢辟雍舊址。
太學遺址在辟雍遺址東北邊，四周夯築圍牆，平面略呈南北長方形，長220米、寬50米。圍牆內布列一座座平房，長數十米，頗規整。歷年收集的漢魏石經殘塊，大部分在這裡出土。
明堂遺址位於平城門外大道東側，與辟雍遺址東西相望。圍牆平面亦呈方形，北面圍牆已毀，東南西三面圍牆尚有遺跡可尋。按銜接線復原，東西約38米，南北約400米。圍牆內正中的主體建築亦早已毀沒，現存圓形夯土台基，直徑2米。
靈台遺址位於平城門外大道西側，與明堂隔道相望。四周築夯土圍牆，平面呈方形，每邊長約220米。圍牆內正中是靈台主體建築。方形高台，全部夯土築成。台基每邊長約50米。台體四周有上下兩層平台。兩層平台上都有迴廊式建築，並有坡道互通。台頂已遭到嚴重破壞，每邊殘長3—4米，殘高8米。從出土的跡象觀察，原來應是「上平無屋」的形制。
參考書目.王仲殊《漢代考古學概說》，中華書局982年版。
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城工作隊《漢長安城武庫遺址發掘的初步收穫》，《考古》978年4期。
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城工作隊《漢長安城未央宮第3號建築遺址發掘簡報》，《考古》989年期。
4.劉慶柱《漢長安城佈局結構辨析——與楊寬先生商榷》，《考古》987年0期。
5.楊寬《西漢長安佈局結構的再探討》，《考古》989年4期.
唐金裕《西安西郊漢代建築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959年2期。
7.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城發掘隊《漢長安城南郊禮制建築遺址群發掘簡報》，《考古》90年7期。
8.黃展岳《漢長安城南郊禮制建築的位置及其有關問題》，《考古》90年9期。
9.黃展岳《關於王莽九廟的問題——漢長安城南郊一組禮制建築的定名》，《考古》989年3期。
0.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漢魏洛陽城初步勘查》，《考古》973年4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漢魏洛陽城南郊的靈台遺址》，《考古》978年期。
2.段鵬琦《漢魏洛陽城的調查與發掘》，《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第5—52頁，文物出版社984年版。
第四節秦漢長城及沿線城鄣烽塞秦漢長城近百年來，不斷有中外學者對秦漢長城及沿線的城鄣烽塞進行考察，主要的有公元900—9年，英籍考古學家.斯坦因曾三次進入甘新地區，對樓蘭、敦煌等地的漢晉烽燧遺址進行考察和掠掘。公元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對居延漢代烽燧遺址作過調查發掘。公元942年，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團，曾對漢代玉門關、陽關及其以東的長城、鄣塞、烽燧進行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秦漢長城沿線的甘肅、寧夏、陝西、山西、內蒙、河北、遼寧等省區的考古工作者，又對這條長城進行過多次的勘查發掘。勘查證實，秦漢長城是在戰國秦趙燕三國長城舊址上發展起來的。它西起玉門關，東至遼東以遠，直線距離000公里以上。全線大體上可以分為東中西三段。
秦漢長城的東段幾乎全部沿用燕長城。大約自內蒙古的化德縣與商都縣之間起，沿北緯42°往東，經河北省康保縣南，內蒙古太僕寺旗、多倫縣南、河北省豐寧縣北、圍場縣北，向東沿金英河北岸橫貫赤峰市，抵達奈曼旗土城子，藉牤牛河為天然屏塹，向北推移20公里，在牤牛河東岸的牤石頭溝又繼續向東伸展，至庫倫旗南部，進入遼寧阜新縣東北。根據《史記·朝鮮列傳》「秦滅燕，屬遼東外檄」的記載看，自阜新以東，秦對遼東的燕長城似未加以利用。近年在阜新、法庫、寬甸、靉河發現的長城遺跡，從遺跡附近發現的城址和出土遺物來看，全屬燕漢特徵的遺物，未見秦文化特徵的遺物。如果把這些殘段連成一線，西漢長城的東端應是《朝鮮列傳》所云「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
秦漢長城的中段約自東經4°以西至02°之間。這段長城錯綜複雜，建置年代先後不同。大致可分為南中北三線。南線沿用秦國長城，西起自甘肅岷縣，循東北走向，經臨洮、渭源，寧夏固原，甘肅環縣，陝西吳旗、靖邊、榆林，循毛烏素沙漠東側，越窟野河，北上內蒙古准格爾旗，直達黃河南岸的十二連城。秦滅六國以後，蒙恬修長城以此為西段，漢初仍沿用。漢武帝時，西翼防線北移到河西走廊，這條長城遂失去原有的作用。
中段中線秦漢長城，大約橫貫於秦時九原、雲中郡境。經勘查，遺跡由寧夏北上，穿越烏蘭布和沙漠北邊的雞鹿塞，進入內蒙古以後，透迤在狼山北面崗巒之上，至石蘭計山口，向東經固陽縣北部，又經武川縣南，沿大青山北，過集寧市，最後由興和縣北部進入河北省圍場縣境，與東段原燕國長城相銜接。這段長城，除了利用戰國趙長城以外，有一部分應是秦蒙恬所擴建。
中段北線，即漢武帝時修築的所謂「外城」。武帝「外城」，最早見於《史記·匈奴列傳》太初三年（公元前02年），「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廬胸」，世稱「光祿塞」或「光祿城」，或徑稱「武帝外城」。這是一條復線長城還是長城外的一些不相連續的城鄣列亭？歷代史學家對此意見分歧很大。近年來，有不少考古工作者進行過實地勘查，一致肯定它是一條復線長城，而且分為南北兩條，只是對個別路段的走向看法稍有出入。一種意見認為，武帝外城位於陰山以北，分南北兩條，都向西北方向伸延，兩條走向近似平行，間距5—50公里左右。南面的一條起自武川縣境內，西越烏拉特中後聯合旗、潮格旗，向西北方向延伸，進入蒙古共和國境內。北面的一條，東起達茂聯合旗，西經烏拉特中後旗和潮格旗，伸入蒙古共和國境內，再轉向南，與額濟納旗境內的長城相連接。另一種意見認為，這兩條外城都是東起武川縣西部哈拉合的中線長城處，蜿蜒西北行，經達茂聯合旗、烏拉特中後聯合旗、潮格旗西北進入蒙古高原。北面的一條，一直伸延到阿爾泰山中；南面的一條，折向西南，與居延塞外的長城鄣塞相連接。我們認為，像這樣大面積的調查，出現個別路段走向出入是難免的。看來應有統一的組織，全面的複查，輔以現代的科學測繪記錄，才能取得最後的結論。
西段長城系漢武帝經營河西走廊時修建，大約自額濟納旗的蘇古諾爾湖畔起，沿額濟納河東岸至甘肅金塔縣的北大河畔，西循北山山地南麓，經敦煌疏勒河畔，至玉門關為止。自玉門關往西，直到新疆羅布泊湖畔的古樓蘭（鄯善），仍有不少漢代烽燧遺址，但已不見連接不斷的城垣，故一般指玉門關為漢長城的西端。
秦漢長城是軍事防禦建築，所經地帶自然環境差別甚大，修築方法大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平地夯土築造，山上石塊壘砌，在陡峭的崖壁處，則利用崖壁作牆身，或稍加修築而成；在兩山夾峙的山口，則採用土石混合構築。一般他說，夯土築造的長城，牆身大都毀壞不存，現在僅能見到牆基痕跡。牆基寬4—米不等。「武帝外城」受自然侵蝕尤為嚴重，現在只能見到間斷的緩緩隆起的土梁。石塊壘砌的長城，石牆下寬上窄或兩壁垂直都有，高寬各4—5米，保存較好。不論夯築石砌，有不少地段都遺留有屢次修繕的痕跡。
長城沿線的誠郭鄣塞長城沿線內側，遍設邊城。這些邊城，多半屬於屯戍性質，一般小於內地縣城。有的邊城使用時間很長，與內地縣城無甚差別。城內有官署，有民居，有街道；城外有墓地，有的還附有城鄣、烽燧。到目前為止，已發現的秦漢長城沿線城址不下一百座。其中托克托古城村城址、准格爾旗瓦爾吐溝城址、寧城縣黑城子城址、奈曼旗沙巴營子城址等少數城址，可以確定始建於戰國或秦代，西漢仍沿用；其他大部分城址應是西漢時期（主要是武帝及其以後）設立的。
邊城城郭一般用夯土築造，除個別外，城門都設在南城垣正中。城垣平面有四種形式（）方形或長方形，一般每邊長420—00米。磴口市布隆淖城址、蘭城子城址和奈曼旗沙巴營子城址等屬於這種形式。
（2）呈回字形。城垣內外兩重，平面均呈方形。外城垣每邊長000米左右，內城設在外城內中間，每邊長200—250米。官署設在內城，內外城之間為屯戍建築和民居。磴口市陶升井城址、烏拉特前旗三頂帳房城址、呼和浩特塔布禿城址等屬於這種形式。
（3）城中也設子城，但子城位於城內一隅，城垣規模略小於回形城。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城址、托克托哈拉板申城址、奈曼旗西土城子等屬於這種形式。
（4）形狀不規整。夯土城垣有曲折，如杭錦後旗太陽廟等少數城址。
在已發現的邊城中，有十八座可與史籍記載中的秦漢郡縣相印證。例如磴口市布隆淖古城為朔方郡臨戎縣城址，烏拉特前旗三頂帳房城址為五原郡郡治，托克托縣古城村城址為雲中郡郡治，准格爾旗瓦爾吐溝古城為西河郡廣衍縣城址，丹東靉河尖古城為遼東郡西安平縣城址，等等。
長城內外，凡重要的關口和適於瞭望的地方，都設置鄣塞、烽台。西起玉門關，東至奈曼旗沿線，發現不下數百處，有一部分已作了發掘。
鄣塞是邊城派出的鄣尉所在，規模較小，形同後世哨所。一般設有圍牆。圍牆有石砌，有土築。平面方形，每邊長數十米至00—200米。鄣門一般設在南垣，作甕城形。城四角有的向外斜出，形同後代「馬面」設施。公元972—97年在額濟納河流域發掘的居延破城子甲渠候官遺址、甲渠塞第四燧遺址和肩水金關遺址，都屬於這一類建築。內蒙古西部黃河北岸的烏蘭布和乃格隆山口的雞鹿塞、潮格旗「武帝外城」內側的朝魯庫倫石城等，也屬於這類建築。
鄣塞的耳目是烽台。烽台用以警訊，都設在視野寬廣的山巔或草原上，沿線羅列，間距0.5—公里，與長城距離不等。有的設在長城上，有的設在長城附近，有的遠隔數峰。設在山巔上的烽台，一般由石塊壘成，作圓柱形或圓錐形。大小高低因地而異。烏不浪山口東側的一個石烽台，傾圮後實測直徑0米。個別烽台四周加築圍牆。設在草原上的烽台，大都以黃土夯築而成，作圓錐體或方錐體，大小高低不一，一般基寬7—8米，高3—4米。有的四周加築圍牆。地處大漠戈壁的河西走廊和居延地區，至今仍保存著大量的城鄣烽燧遺址。敦煌西北地廣人稀，鹽鹼特重，城鄣烽燧遺址保存最好。有的烽燧，至今仍高0米以上。許多烽燧備用的「積薪」，依然整齊地在烽燧附近堆放著，甚至連攀登燧頂的繩索仍懸掛於燧旁，是研究漢代邊防鄣塞烽燧制度的最豐富最直接的資料。
參考書目.文物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長城遺跡調查報告集》，文物出版社98年版。
2.遼寧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概述遼寧省考古新收穫》，《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出版社979年版。
3.唐曉峰《內蒙古西北部秦漢長城調查記》，《文物》977年5期。
4.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977年5期。
5.陸思賢、蓋山林《內蒙古境內戰國秦漢長城遺跡》，《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980年版.
羅慶庚《漢武帝長城復線芻議》，《考古與文物》989年3期。
7.李逸友《漢光祿城的考察》，《內蒙古文物考古》總第3期，984年。
8.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文物》978年期。
9.甘肅省博物館《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發掘簡報》，《文物》98年0期。
0.黃展岳《秦漢長城遺跡的調查》，《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第400—40頁，文物出版社984年版。
第五節漢代帝陵西漢十一陵西漢十一個帝陵，除文帝霸陵在西安東郊、宣帝杜陵在西安市東南郊以外，其餘九個帝陵都在渭河北岸咸陽市至興平縣境內。公元92年開始勘查武帝茂陵，以後陸續勘查諸陵。公元9年發掘文帝竇後墓的部分從葬坑。公元970—978年，發掘長陵的一個陪葬墓——楊家灣大墓和安陵一個陪葬墓的從葬溝。公元982—983年，勘查杜陵並發掘杜陵寢殿和陵園的部分門址。
渭河北岸西漢九陵的勘查，其主要收穫是澄清諸陵的方位及其排列順序。排除咸陽原上有西周陵的可能性，同時又對漢唐間的有關西漢陵的記述作了詳細校核。認定《漢書》臣瓚注所記諸陵的方位是可信的。《漢書》臣瓚注的諸陵方位被《三輔黃圖》、《水經注》和唐《元和郡縣志》所採納，特別是《水經注》在記述北魏成國渠的流向時，詳細標明西漢諸陵的方位和順序，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可靠依據。於是在探明北魏成國渠遺跡的基礎上，對漢陵逐一進行審定。審定後的西漢陵，自西至東的順序是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帝渭陵、哀帝義陵、惠帝安陵、高祖長陵、景帝陽陵。目前的推論是否正確，尚待發掘驗證。
西漢的陵寢制度西漢的陵寢制度，主要是勘查諸陵的墳丘，陵園的圍牆、門道和門闕；還有它們的后妃墓和陪葬墓。
除文帝霸陵「依山為陵」情況不明外，其他十個帝陵的墳丘都作覆斗形，用夯土築造。茂陵墳丘最大，底邊長230米、頂高4.5米。其他略小，一般頂高30米左右，底邊長50—200米。墳丘居陵園中央。陵園四周夯築圍牆，圍牆平面呈方形，每邊長400米左右。四面圍牆的中部辟一門，稱司馬門。門道寬5米左右。門道兩側各有一座土闕。土闕長40、寬5米左右。漢承秦制，設寢殿於陵園，並在陵園附近設廟。在各個陵園的內外地面上，目前還可以見到西漢建築的遺跡和遺物，大約就是寢殿或原廟這一類建築的遺存。除杜陵寢殿已發掘，情況比較清楚以外，其他都無法確定。
后妃墓的外形與帝陵同，而規模略小。一般設在帝陵東邊，但有少數例外。陪葬墓集中在帝陵的東邊或北邊。
現存陪葬墓最多的是長陵，有3座。延陵陪葬墓最少，僅座。勘察和發掘均可證明，漢陵陵區內的建築物，大都是在西漢末年焚燬的。
以杜陵為例。杜陵陵墓墳丘現存高29米，覆斗形，夯土築造。底部、頂部平面均為方形，底部每邊長75米、頂部每邊長50米。陵墓四面正中各有一條墓道。墓道內全部用夯土填築。四條墓道的底部都呈斜坡狀，平面呈前端窄、盡端寬的梯形。推測墓室是豎穴式的土坑，坑內棺槨用「梓宮、便房、黃腸題湊」之制。陵園以墳丘為中心，四面夯築圍牆。圍牆平面呈方形。每邊長430米、基寬8—0米。四面圍牆中部各辟一門。門址寬約85米左右。北門和東門遺址已發掘。得知門址由門道、左右塾和左右配廊組成。門道寬米、進深米。左右塾的四壁都有壁柱，有掖門。配廊地面呈斜坡狀，方磚鋪地，廊道外有卵石散水，散水上有挑簷柱窩。遺址內有大量的磚瓦出土，瓦當數量很多，絕大多數是「長樂未央」、「長生無極」當。推定左右塾上必有門樓建築。陵園南門外東南邊設寢殿，已發掘。寢殿建在長方形夯土台基上。台基東西長5.2米、南北寬29.米。四周為廊，廊寬一般2.米，地面鋪磚。寢殿南北兩面各設三個門，東西兩面各設一個門。每門又分左右門道。構築頗為複雜。此外，還在杜陵北37米處發掘從葬坑一個。從葬坑由主室、車室組成。主室內出陶俑，皆男性，著帛衣，腰繫革鉤，帶鐵兵器。車室有兩輛明器木車，配置鐵製的車馬器。
孝宣王皇后陵在杜陵東南575米處。墳丘亦呈覆斗形，底部每邊長45—50米，頂部每邊長45米，高24米。四面的圍牆亦呈方形，每邊長330—335米，基寬3四面圍牆的中部各辟一門。
杜陵的陪葬墓分佈在杜陵東邊和北邊，現存59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