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地區這時期的原始文化遺存，主要分布於甘肅的全境、青海東部及寧夏的南部地區。這裡是黃土高原的最西端，除河西走廊外，絕大部分地區地勢高亢，群山聳峙，極厚的黃土堆積，由於開坼作用，形成若干盆地，黃河及其支流穿流其間。原始社會時期的聚落遺址，就分布在這些河流的兩岸。從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二千年前後，甘青地區主要活躍著兩支不同譜系的考古學文化。其一，為馬家窯文化系統，其二，就是齊家文化系統。從時間上看，兩支文化的起始時代略有不同。前者興起於公元前第四千紀末期，約與半坡四期同時，結束於公元前二千年初前後；後者結束的年代，已進入夏紀年，但它的源頭，則可上溯到與半山——馬廠文化的半山類型或泉護二期文化相當的年代，即公元前第三千紀初期。
文化起源與譜系的分野甘青地區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老官台文化。
老官台文化在這一地區的代表性遺存，是秦安大地灣遺址。大地灣新石器時代遺址共有四層堆積，年代最早的是老官台文化，其後依次為仰韶時代的半坡類型、廟底溝類型和半坡四期文化的堆積2。甘青地區老官台文化的居民，分布還只限於隴東地區，半坡時期亦未超出這個范圍，到了廟底溝階段，居民的活動地域，擴展到了甘肅大部及青海的東部邊緣地帶。在相當半坡四期文化以前的階段，甘青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與關中地區同時期遺存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至少，涇水、渭水流域這一時期的遺存是如此，而與關中地區屬於同一文化譜系。
自半坡四期文化之後，在渭河上游及涇水上游地區，文化面貌發生了顯著的分化，出現了兩種不同面貌的遺存。一種以隴東鎮原的常山遺址下層遺存為代表，伺類遺存在隴山東側較常見。此種文化遺存，依次與靈台橋村h4為代表的遺存、客省莊文化在年代上有早晚之別。另外一種遺存以寧夏海原縣菜園村遺址3為代表，這類遺存分布於隴山西側，主要是清水河和渭河上游流域地區，在年代上，它依次早於秦魏家h為代表的遺存和齊家文化。兩種遺存經歷的年代相同，相當於泉護二期文化時期，即約當公元前第三千紀的最初二百年左右的時間。從二者的文化面貌及分布地域來看，在半坡四期文化以後，從考古學文化來看，分布於隴山東西兩側的半坡四期文化居民已一分為二六盤山以東的涇水流域仍與關中地區的渭河中游保持一致，經過常山下層、橋村h4為代表的遺存，發展成客省莊文化；六盤山以西的寧夏南部及渭河上游，則依次經過菜園村和秦魂家h為代表的遺存諸階段，發展成齊家文化4。
甘肅的中西部及青海東部地區，約相當於半坡四期文化這個階段，興起2《世界考古學大系》第5卷，東■■■，i（先史時代），圖版92、94、9—98；彩版3，平凡社，90年。
3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遺址》，《梁思永考古論文集》，科學出版社，95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靶山墓地發掘簡報》，《考古》988年第2期。了一支以彩陶為突出特征的馬家窯文化。約當半坡四期文化的一支，演進為以菜園村遺址為代表的遺存的時候，分布於甘肅中部及湟水流域以南的青海境內的這支馬家窯文化，發展成為半山文化。而居住在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以北的青海境內的馬家窯文化居民，當半山文化形成不久的時候，也實現了文化變革，創造了馬廠文化。
馬廣文化起始的年代，雖晚於半山文化的起始年代，但是，馬廠文化延續的時間，卻長於半山文化。半山文化終止的年代，大約不會晚於秦魏家h遺存面世的時期，馬廠文化結束的年代，約在齊家文化二期左右2，即是公元前三千年後半葉之後段左右，隨後，它可能轉化為火燒溝文化。這已是夏紀年范圍內的事了。
關於半山文化的命運，是國前難解的問題，這需從半山文化與馬廠文化，以及它們與逐步向西推進的齊家文化的關系中予以考察。然而，這比起半山文化的命運更為復雜，是至今甚至不易摸到頭緒的重要的學術課題。
在馬家窯文化的分布區內，年代上早於它的，是廟底溝類型文化。在甘肅的臨洮、武山等地，都發現了廟底溝類型在下馬家窯文化在上這樣一種地層疊壓關系。馬家窯文化不僅與廟底溝類型的年代最為接近，它們之間文化內涵上的聯系，也很密切。從馬家窯文化比較典型的器物如彩陶盆、缽的形式及彩陶中的鳥紋圖案上，都可以找到二者的文化繼承聯系，但是，如果與此同時還能注意到在黃河流域其他地區，自廟底溝類型以後，彩陶不同程度地日趨衰退，而馬家窯文化彩陶卻表現出異樣發展的現象，那麼，在認識到馬家窯文化是繼承了這裡廟底溝類型發展起來的同時，或許還需要探索那些可能推進馬家窯文化形成的他方的信息。
馬家窯文化馬家窯文化得名於甘肅臨洮的馬家窯遺址2。它所經歷的時代，大約在公元前第四千紀的最後兩百年左右，基本上與半坡四期文化相始終。
馬家窯文化的陶器，按質地可分為泥質和夾砂兩種。泥質陶顏色有紅、橙黃、灰色等，紅陶僅見於較早階段，灰陶亦多見於早期，且數量極少。夾砂陶的陶胎比較粗，主要為紅褐色，有的夾砂陶器上有交錯的繩紋，也有的在肩、腹都施上兒圈泥條堆紋，泥條上都保留著清楚的手指按壓形成的指窩。泥質陶的紋飾，只有彩繪一種。正當中原地區彩陶日漸衰落的時候，甘青地區以彩陶為特征的文化卻日趨發達。馬家窯文化的彩陶還處於這一地區燦爛張忠培《白城地區考古調查述要》，《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93年第期。2《延吉小營子遺跡調查報告》，滿洲國古跡古物調查報告，第五編，943年。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978至982年發掘的主要收獲》，《文物》983年第期。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海原縣菜園村遺址切刀把墓地》，《考古學報》989年第4期；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寧夏海原縣萊園村遺址、墓地發掘簡報》，《文物》988年第9期。
2張忠培《齊家文化研究》，《考古學報》987年第—2期。該文說的“興隆和上齊家遺存是目前能推知的齊家文化的較早源頭”，興隆和上齊家遺存的文化面貌、性質，同於後來發表的、經過較大規模發掘的菜園村遺址。
的彩陶文化的初期階段，彩繪都施於橙黃色的泥質陶器上，施彩陶器的器表一般都打磨得很光滑。除陶器外部施彩外，在盆、缽類器物的內壁及沿面上，都繪出由粗細線條、三角、圓點構成的圖案。彩繪基本上都用黑彩，彩色濃郁，漆黑發亮，具有柔美、活潑、綱膩均勻的線條美。年代較早的彩陶圖案主要是由旋紋、弧形三角、鉤葉圓點等組合在一起，並有鳥、蛙、蜥蜴等象生形圖案。一件陶瓶的肩部繪平行條紋，條紋間又繪出一行蜥蜴，作兩兩戲斗狀。較晚階段，彩陶又出現了白彩，但仍以黑彩為主，白彩一般繪在黑彩的一邊或兩邊，或在黑彩上加繪白色小圓點，黑白分明。這時期的許多器物都通體繪彩。圖案以弧形或平行的並列條紋為主，網紋、旋渦紋也是流行的紋樣，與早期不同的是，蛙、鳥、蜥蜴等象生的動物形象，已經逐漸圖案化了，從這時的旋紋、網紋等圖案中，還可以看到由這類動物紋樣演化而來的蹤跡。人面紋、人形紋也成為彩陶圖案的一種。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墓地的一座墓中出土的一件彩陶盆，口徑29、底徑0、高4厘米，盆的內外壁及口沿都有彩繪。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內彩，內彩的主題紋飾是三組人形圖案，每組五人，手拉手，面向一致，頭側各有一斜道，似為發辮，擺向劃一。人下體三道，接地面的兩豎道，無疑為兩腿，而下腹體側的一道，似為飾物，每組紋飾之間有弧形紋將其隔開。整個畫面，筆法流暢劃一，人物突出，形態逼真，從不同方向擺動的辮發和“尾飾”，體現了舞蹈的韻律和節奏（圖4—9）。
圖4—9大通上孫家寨墓地出土的彩陶盆人們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器皿，主要有盆、缽、碗、壺、瓶、罐、頗、甕及帶嘴鍋等。很多器物腹部都有雙耳。有一種帶嘴鍋器身分別是由泥質陶和夾砂陶分段制成後再合為一體的，一般是上半部泥質，下半部夾砂，泥質部分多半都施彩。正是在這個時期，至少分布於黃河流域中上游地區的居民，開始相當廣泛地采用這樣兩種不同質地的泥土制作炊器，特別是用於燒水的器皿，以利於裝飾這類器物的上部，增添這類器物的美感（圖4—20）。
馬家窯文化時期使用的生產工具種類很多，在東鄉林家遺址，就發現了農業、手工業及狩獵等生產工具千余件。其中，石質工具數量最多。制法是打、琢、磨並用，通體磨光的已占居多數。種類有斧、鏟、刀、錛、鑿、鑽、杵、磨石、砍砸器及研磨器等。其中斧鑿的數量約略相等，錛數量最多，分別是斧、鑿的7倍，刀稍多於斧或鑿，鏟數量最少，僅占斧的數量的七分之一。骨器基本上用羊骨制成。僅見一件石矛，絕大多數鏃均是骨制品，數量為石刀的四分之一。這些情況表明，狩獵業已退居比較次要地位，種植農業及畜牧業，其中主要是養羊業已成為當時居民的重要經濟部門，在此基礎上，使用錛、鑿的手工業已顯示出相當發達的狀況。
農業的發展情況，還可以從制作用於收割禾本科植物穗頭的刀的材料和形態，得到說明。這種刀有石、骨、陶三種，石刀已占絕大多數，其次為陶刀，骨刀數量極少。陶刀的數量僅占石刀的十分之一，同時，石刀大多通體磨光，多數在靠近刃部穿孔，便於使用時系上繩帶以固定在手上。其中，兩端上翹、平面似馬鞍形者，是這文化的代表性工具，也是後來在西北廣泛流張忠培、李伊萍《關於馬家窯文化的幾個問題》，《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989年。
行的形式。
馬家窯文化工具的一個特點，是骨柄石刃的復合工具很發達。林家遺址中發現的不少細石器，其中，主要是鑲在骨柄上的小石葉。用石葉作刃鑲在骨柄上制成的工具有石刃骨刀、石刃骨匕首和石刃骨鏃等，這些工具的刃都極鋒利。石刃骨刀及石刃骨匕首的形制，和後來分布在北方的牧民使用的銅刀及銅匕首頗為相似。因此，馬家窯文化居民廣泛使用石刃骨刀和石刃骨匕首，當與養羊業已成為他們的重要經濟部門有關。
林家遺址出土的一件青銅刀及幾塊銅渣，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及對馬家窯文化冶煉金屬技術水平的討論。這裡的銅渣含銅、鐵各半，不是天然礦石，又非煉銅殘渣，而是一塊經冶煉但已風化成碎塊的銹蝕的銅鐵金屬。它可能是由於選用冶煉的礦石不適當，不能鑄成器物而被廢棄的遺物。青銅刀經激光微區光譜分析，知其含錫量為%—0%左右，另有少量的鐵、銀等，屬於今天銅合金分類中的錫青銅。它是由兩塊范閉合澆注而成，形制規整，刃口經過輕微的戧磨或鍛打。這是馬家窯文化至今僅見的金屬制品，同時，在測定晚於林家遺址800年左右的永登蔣家坪也發現一件殘青銅刀，但在早於夏紀年的被測定的齊家文化的金屬制品，均被斷定為紅銅，可見，從上述銅渣成因，以及甘青地區和整個中國冶金史2來看，這件青銅刀的出現，極可能是由於當時選礦技術不成熟，在冶煉中攙雜進錫礦石的產物，還不能認為馬家窯文化已掌握了制造青銅的技術。但是，它和銅渣一起卻證明馬家窯文化居民已跨過人類認識金屬一般旅程的最初階段，掌握了還原氧化銅礦石以得到銅的人工冶銅技術3，從而導致存在比傳統的制石工藝技術更高，而勞動分工與組合方式更復雜的生產部門。
馬家窯文化居民追求陶器美的同時，也講究自身的裝扮。從上孫家寨舞蹈彩陶盆上，可以了解當時居民在跳某種舞蹈時的裝束。舞者的發辮，當是用林家遺址見到的那種骨梳梳理出來的。舞蹈圖畫筆簡略，是寫意畫，未能表現舞者裝束的細節。然而，從遺址及墓葬中都發現了的骨笄和石、骨、陶質的珠、環、管、片形的頸飾、墜飾及鐲子等，使人們增添了對馬家窯文化居民追求美的裝扮的了解。
這時期村落都選擇在臨近小溪或河流的台地上，面積很大，同一村落居民數量也較多。林家遺址靠近大夏河，其堆積分作三層，年代越晚，村落中的房子、窖穴越稠密4，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愈益增殖。
林家遺址中的絕大多數房屋均由主室及門斗兩部分構成，兩者都是方形。早期為半地下深穴，面積大小不等，小的十幾平方米，大的將近三十平方米。四壁下及灶址旁都有柱洞，每座房子內都有兩個相鄰的圓形灶址，灶口與地面平齊。主室通過狹窄的過道而與門斗相連。門內外用草泥鋪平，室內和屋頂也塗一層草拌泥。中期房屋數量比早期增加近一倍，房屋演進成半地下淺穴，屋基經過平整夯築，灶為淺坑式，在地面上圍一圈矮牆以加深灶2張忠培《齊家文化研究》，《考古學報》，987年第2期。
3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949一979），文物出版社，979年。
4bosommarstro《馬家窯遺址》，《遠東博物館館刊》第28期，95年；《青海民和陽窪坡遺址試掘簡報》，《考古》984年第期。
膛。晚期房址數量比中期增加近兩倍，房屋面積仍與早期差不多，除半地下淺穴者外，出現了地面建築，房子建在夯土層上，圓形灶，有較高的灶圈，每間房子灶的數量一至三個不等。地面、牆壁及屋頂都用一種非常堅硬的紅粘土草拌泥塗抹，除單間房子外，還有連間、隔間的房子。
很多房子中都出有數量不等的生產及生活用具。這些物品多靠近牆壁下及灶址旁，基本保持原來的位置，有的陶器內還盛有粟、稷、大麻籽等。房子周圍散布著儲存東西的窖穴，在一座底徑為245米的袋形窖穴內，發現大量已經炭化的稷，其中部分穗頭、谷粒、枝桿保存甚好，穗頭上帶有較長的細枝，捆成小把整齊地碼放在坑底，以現存的堆積范圍計算，稷的總量達2立方米。在這個穴底的北側，還埋著一具人骨。這座編號為h9的窖穴，無疑為當時儲存糧食的倉庫。然而內埋屍體的原因，或倉庫與屍體的關系，發掘時未能查明。
同時，在林家馬家窯文化的村落中，還分散著燒制陶器的陶窯。編號為y2的陶窯，窯室圓形，直徑.3米。密箅周圍有通火孔，直徑0—2厘米。窯門向南，入內便是呈長方形的火膛，頂部與窯室之間，相隔一層夯土，窯室偏於火膛稍後方，通火道左右各一，由火膛兩側壁後上方斜通經過火孔，而連接窯室。就窯室大小及窯室與火膛的關系，這時期陶窯已較廟底溝類型有所改進。
馬家窯文化的人們死後多葬在離村落不遠的墓地中，既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對於嬰兒，則使用甕棺葬。以單人葬為主，在大通上孫家寨墓地還發現了男女合葬。這個墓地的兩座墓，分別埋葬了成年男女各一人，兩墓出土的彩陶壺殘片經粘對乃是一件器物。這二位男女雖未合葬在一墓穴內，但從這件彩陶壺分葬於兩墓情況來看，可認為二人的關系與合葬於一墓中的成年男女關系是一樣的。除了成片的墓地外，馬家窯文化還存在某些大墓單獨葬於一地的情況。這類墓葬的規模大大高於一般墓葬。在青海民和核桃莊發現的一座墓，為豎穴土坑，平面呈圓角方形，面積平方米，墓穴中放置一邊長3米的木棺。棺四周用木板疊砌，底、蓋為木板並排平鋪而成。墓主人及絕大多數隨葬品均置於棺內，隨葬陶器三十六件，其中彩陶9件，骨珠二一五枚，綠松石十顆。此外，還殉有羊、豬頭及三十多具鼠骨。這類大墓的主人，享有單獨擇地而葬的權利，反映其生前地位已不同於同一共同體的居民，當是在其共同體內受到尊崇的人物。
半山—馬廠文化及菜園遺址為代表的遺存在本節“文化起源與譜系的分野”中，已指出半山文化和馬廠文化是兩支獨立的考古學文化。這是尚待論證而來得到學術界共識的認識。然而，目前學術界多數研究者關於這問題的基本論點仍然是半山和馬廠兩類遺存，是同一考古學文化的兩個發展階段，馬廠是半山的繼承者。基於這一觀點，稱之為半山一馬廠文化，並又區別名為半山期和馬廠期。本節在說明它們的情況時，仍采用這裡介紹的不同學術見解中的後一認識，不過，將半山和馬廠分稱為類型，以示兩者可能是終始年代略有區別的不同性質的考古學文化。
bosommarstro《馬家窯遺址》，《遠東博物館館刊》第28期，95年。據陶器形制及組合的變化，可將半山類型和馬廠類型分別劃分為三期、四期。半山類型的三期，分別以蘭州花寨子、廣河地巴坪、蘭州土谷台2三處墓地為代表，柳灣八百余座馬廠類型墓葬，基本上反映了它四個時期的變化情況。
與馬家窯文化相比，半山類型的彩陶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彩繪更加絢麗多姿，數量也大為增加。在一些墓地，如地巴坪，彩陶所占的比例上升到80%左右，一般情況下，彩陶也占全部陶器的0%左右。馬家窯文化的彩陶以曲線圖案為主，到了半山類型，增加了大量直線構成的圖案。彩繪一般繪在器物的最大腹徑以上部位，半山的壺、甕等器物，器身都比較矮胖，腹部突出，這種器物上的紋飾，無論是平視或俯視，都能使人看到完整而美麗的圖案。半山彩繪顏色變為以紅黑相間彩為主，一般是在兩道帶齒的黑彩中間夾一道紅彩，以此為花紋母題再組成二方連續的旋渦紋、葫蘆形紋、網紋、大菱形格紋、大圓圈紋、棋盤格紋等豐富多彩的圖案，這種由紅黑相間的鋸齒紋帶組成的彩繪，為半山彩陶的顯著特征，是區別於馬家窯、馬廠彩陶的最主要之點（圖4—2）。半山陶器中夾砂陶的比例較低，出於墓葬中的器形都很小，主要器形是罐，常見的紋飾是附加堆紋，早期的附加堆紋細密，帶有很強的裝飾性。
圖4－2花寨子墓地m2出土的陶器彩陶罐；2夾砂陶罐；3彩陶缽；4彩陶壺。
彩陶發展到馬廠類型，又發生了很大變化。馬廠彩陶多半以紅色陶衣為地，其上再用黑彩繪出花紋。馬廠早期雖也有部分紅黑相間彩，但其黑彩多無鋸齒，中間的紅彩亦多以紫紅色為主。這時期的彩陶圖案以四大圓圈紋、波折紋、擬蛙紋、小菱形網紋等為主，其中以直線構成的各種紋樣特別發達，年代越晚，這個特點表現得越突出。馬廠前期，彩陶還處於鼎盛時代，此後，日趨衰落，到了晚期，彩陶數量大為減少，圖案單調，繪制潦草。不僅彩陶如此，其它陶器也都制作得非常粗糙，造型簡單。這些都反映了一個歷史時期的行將結束。
在馬家窯文化時期，就發現過一些將器物口部做**頭形的陶器，半山—馬廠文化，仍可見到這樣的器物，有的頭像面部還畫出胡須。在柳灣的馬廠墓葬中，還發現了一件塑著男性人像的彩陶壺。這類彩陶制品，已經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用品，而應與人們的某些信仰、祖先崇拜等宗教觀念有聯系。馬家窯、半山—馬廠文化的制陶術及彩陶繪制技法，反映了這時期生產技術進步的一個方面，而且，從這種工藝傳統的延續中，也使人們看到三者之間的密切聯系。
陶器基本上是采用泥條盤築的方法制作的，一些器物的內壁仍保留泥條的痕跡。大型器物的頸、肩、腹等部，都是分成幾段或分別盤好後，再對接起來，然後，在輪盤上修整成器。陶輪也是施彩時不可缺少的工具。繪彩時，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出土的舞蹈彩陶盆》，《文物》978年第3期。華泉《中國旱期銅器的發現與研究》，《史學集刊》985年第lurgy》，lodo，97。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等，《甘肅東鄉林家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4，984年。青海省考古隊《青海民和核桃莊馬家窯類型第一號墓葬》，《文物》979年第9期。把陶器放置於輪盤之上，借助旋轉的輪盤，用蘸滿顏料的畫筆，就可以繪出優美的圖案。線條均勻、整齊、流暢及間距相等的平條紋，乃至波紋的紋飾顏色。深淺一致，無起筆、落筆的痕跡，當是把陶器放在轉動的輪盤上作畫，才可以產生這樣的效果。即使是二方連續的花紋，也是在陶輪上完成的。繪制這類較復雜的圖案，先在器身上將擬繪的圖案畫面，依分成若干等分而定出幾點，而後轉動輪子，用弧線、斜線將各點連接起來，從而完成整幅圈案。利用輪盤繪制彩陶圖案，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為彩陶的成批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
半山—馬廠文化的村落遺址中發現的房屋，都是方形或圓形的半地穴式建築，有單間、呂字形雙套間及多元套間等幾種形式。房子內部有灶址，很多房子內部還有儲存東西的窖穴，最大的窖穴容積可達3立方米。窖穴置於室內，與房屋聯為一體，應是某些財產由氏族或家族公有轉變為個體家庭私有的一種反映。村落中房屋、窯址的分布，都依一定制度進行規劃致使形成特定的布局。蘭州青崗岔半山類型遺址內見到的幾座房子，一字排開，門都向東（圖4—22）蔣家坪馬廠類型遺址中的陶窯，往往是兩、三座形成一組地分布於村中，而在蘭州徐家坪卻發現過與居址分離的、包含十二座窯址組成的馬廠窯場2。這些燒陶器的窯址，形制相同，均由窯室、火膛及火口組成。窯室呈方形，長寬約近米。窯募隔在火膛和窯室之間，以承托燒制的陶器，箅上均勻地分布著三、三成列的九個圓形火孔。火口平面呈橢圓形，火膛呈鍋底狀。窯場內發現了揉和膠泥的上坑、研磨顏料的石盤和調配紫紅色顏料用的高邊分格陶碟，顯然，制作陶器的整個過程是在這窯場內進行的。窯場被分割成四個包含數量不等的窯址組成單元。北面的一單元包含四座窯址，中間的有五座，南、東兩面分別各僅有二座和一座。包含二座窯址以上的諸單元，都以一放置燃料及灰燼等雜物形成灰土的坑，聯結同一單元的諸窯址，也就是說，同一單元的諸窯址，共同使用一“灰土坑”。這形象地表述一單元的諸窯址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窯場劃分為諸單元的現象，表明在此燒制陶器的人們，已形成既存在聯系、又存在區別的諸生產單位，而各單元包含窯址的數量不等的情況，又說明這些生產單位的制陶規模存在著差異。
墓地位於村落遺址的附近，規模大小不等，有五六十座墓葬的小型墓地，也有的墓地有一二百座墓葬，而大規模的墓地，包含的墓葬近千座。從這種現象看，在當時遍布甘青的半山一馬廠文化的氏族部落中，可能已經存在著聚落中心。這種聚落中心，規模很大，延續時間較長，生產力的水平可能高於這一聚落中心所聯系的其它村落，同時，具有產生相當高的組織能力和號召力的，而能領導聚落中心和其相聯系的村落組成的共同體的領袖人物，並能保證這類領袖人物僅在聚落中心內更替的穩定性，又能使他們的活動具有強有力的組織支柱。青海樂都柳灣墓地，如果還不能把它認定為半山類型的聚落中心的墓地的話，無疑，則當確定為馬廠類型某一聚落中心留下的墓地。柳灣墓地已發掘的半山時期墓葬二百五十余座，年代比較集中，均處在約一期後段及二期前段年代范圍內。而這裡馬廠類型墓葬達八百七十余座，年代又貫穿馬廠類型的始終。同時，很多墓葬的規模都超出其它地點同類墓甘肅省博物館等《蘭州花寨子“半山類型”墓葬》，《考古學報》980年第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廣河地巴坪“半山類型”墓地》，《考古學報》978年第2期。葬，這裡普遍備有木質葬具，有作工講究的榫卯結構的木棺，隨葬大量精美的彩陶，以上十件者占大多數，四十——六十件者的墓數也不少，平均每墓隨葬了52件陶器，且有一定數量的墓葬隨葬了成套工具。其中如馬廠類型的m543，墓主人是一成年男性，隨葬陶器九十一件，內含彩陶八十七件，此外，還有石斧、錛、鑿組成的成套工具及綠松石料的裝飾品。總之，從墓葬規模、葬具及隨葬器物種類與數量反映出的當地人們的生產能力，以及擁有財富的平均水平，當高於鄰近地區。
半山—馬廠文化的生產力水平，比馬家窯文化階段有了較大提高。永登蔣家坪馬廠類型遺址發現過一件殘青銅刀，不過，這只是證明當時已存在使用或生產金屬制品的孤例，難以依此了解這種工藝在那時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以及在生產緒構中的地位。然而，當時人們主要使用的石質生產工具，基本上均經過精細磨制，提高了斧、鏟、刀、錛及鑿這些傳統的生產工具的效率，由細石器及骨柄組成的復合工具的數量，相對有所增加，同時，馬廠類型還新出現了鐮刀。
還需要指出的是，從經濟類型以及從陶器所反映的文化差異，馬廠類型當被分為隴西及青海東部和河西走廊各具特點的東、西兩區，東區以種植農業經濟為主，這區的柳灣馬廠類型基地，發掘出的八七二座墓葬中，隨葬石斧一七八件，石刀二十四件，石鐮三件，以及錛、鑿分別為一三六件和一四九件，同時，墓中還普遍發現了粟的顆粒或皮殼，皆裝在粗陶甕內，少的一甕，多者四甕，呈現出以種植粟類作物為主的旱地農業，和以錛鑿為主的手工業相當發達的經濟格局。同時，農業的發達，為這裡的居民實行厚葬提供了經濟基礎。西區干旱少雨，不利於農業生產，畜牧業在生產中占有根重要的地位，這裡鴛鴦池被確定為馬廠類型的八十四座墓葬中，隨葬石斧一件，石刀四件，錛一件，卻有柳灣未見的石刃骨刀八件及石刃骨匕首六件隨葬，同時，與柳灣大量用陶紡輪隨葬（二九三件）不同，這裡墓葬中僅發現一件紡輪，隨葬陶器數量又遠少於柳灣墓地，一般僅三、四件，最多的只有十多件，但普遍使用單耳陶杯隨葬，從而顯示出使用錛、鑿的手工業、制陶業及紡織業頗不興盛的半農半牧的經濟生活色彩。半山—馬廠文化的分布，東不逾隴西。半山類型以洮河、湟水流域為其分布中心，馬廠類型的分布中心則在湟水流域，並有逐漸北移的趨勢。這當與齊家文化的興起與擴張有關。半山類型消失的年代，大約不晚於秦魏家h為代表的遺存興起的時候，馬廠類型三、四期的年代，基本相當於齊家文化一期4，或許可能延續到更晚些時候。半山類型的消失，當與馬廠類型的發展，同時也和齊家文化西進有關。到了公元前二千年前後，馬廠類型的大部分區域，又被齊家文化所占據，僅在河西走廊西部，可以見到由馬廠類型的一支發展而成的火燒溝文化。
半山類型和馬廠類型前場所處社會發展階段，已進入以男性為本位的父系氏族制的前期。這一認識，是依據對墓葬資料進行分析而作出的判斷。半山一馬廠文化的墓葬，基本上是土坑與洞室兩類。洞室墓一般是先挖一小段墓道，然後順著山勢掏出墓室，平面呈凸字形。很多墓葬有木質葬具，柳灣墓地既有榫卯結構的木棺，也有用圓木剖成的獨木棺，還有的就在屍體下墊一塊木板充作葬具，個別地方見到用樹枝覆蓋屍體。景泰張家台半山類3甘肅省博物館等《蘭州土谷台半山—馬廠文化墓地》，《考古學報》983年第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灣》，文物出版社，984年。型的葬具，是用石板拼砌的石棺。一般的墓葬都有數量不等的隨葬品，種類主要是陶器，其次是工具及裝飾品，也有用糧食、豬頭及羊骨隨葬的。半山類型墓葬的隨葬品數量及質量，各墓間差別不大。馬廠類型墓葬的隨葬品，同一墓地的諸墓葬差別懸殊。柳灣馬廠墓地中，少數墓葬只見一二件器物，一般情況是隨葬一二十件器物，隨葬品較多的達四十至六十件。這裡m54的隨葬器物，種類齊全，數量驚人，陶器達九十一件，其中四件陶甕均裝滿糧食，此外，還有石斧、石鑿、石刀及綠松石飾隨葬。這種反映當時人們占有財富頗為不均而令人感到吃驚的情況，或許是馬廠類型後期社會已發育出階層所呈現出來的現象。m54這座墓葬的年代，便屬於馬廠類型後期。
這時期墓葬中隨葬的生產工具，因死者性別不同而有所區別。鴛鴦池墓地確定性別的單人墓葬三十五座，其中十七座女性墓中只有四座隨葬工具，種類限於骨針、骨錐、石刀，石刃骨匕首僅見一例；另外十八座男性墓中，隨葬工具的十座，工具種類除包括女性墓的幾種外，還有石刃骨刀、石斧、石研磨器、骨匕首、骨矛頭及彈丸等。在柳灣墓地，紡輪是女性墓中常見的生產工具，而男性墓則主要隨葬石斧、錛、鑿等工具。隨葬工具方面的這類差別，表明男子已在重要的生產領域中擔負主要職能，而婦女在整個生產中所居的地位，已經較男子顯得次要。
男女在生產中所處的這種地位，決定了單偶制婚姻在當時婚姻形態中巴占據統治地位。
上谷台合葬墓二十座，占這墓地墓葬總數23，8%，在合葬墓中，表明單偶制婚姻關系的成對成年男女和成對成年男女及兒童的合葬墓九座；體現男性親權的成年男性及兒童合葬墓四座（當然成對成年男女及兒童合葬墓，亦同時體現了男性親權）。這兩類墓葬，占反映上述親屬關系性質的合葬墓總數的8％（未計兒童合葬墓四座）。鴛鴦池的合葬墓，只占正式發掘的墓葬總數的97%，其中表現單偶制婚姻和男性親權的合葬墓，均為六座，占合葬墓總數的70.%。在柳灣墓地，見到半山類型合葬墓三十三座及馬廠類型合葬墓四十四座（圖4—23）。這些合葬墓中成員的性別、年齡被確定的過少。半山類型只有七座合葬墓作過性別、年齡鑒定，但得知墓中全部成員的性別、年齡者，又僅是m527一座。馬廠類型的情況好一點，也只確定了八座合葬墓中全體成員的性別及年齡。但從可以論定的材料來看，這裡的親屬關系已進入男性居本位階段。
半山類型m580合葬三人，一號屍體是成年男性，一次葬，仰身直肢，占了墓穴左側的大半邊，二及三號屍體，性別、年齡未定，為二次葬，屍骨殘缺，放置零亂，大多放置在一號屍體之右側。墓中隨葬器物六件，其中石錛、陶罐、石斧及石球四件，呈一直線置於一號屍體的左側，顯然為其專有的隨葬品。無疑，這是一座以男性為本位的合葬墓。m42合葬三人，均為一次葬，一號和二號屍休皆為男性，年齡分別為8—20歲、25—30歲，三號屍體是小孩，m42是成年男子和小孩的合葬墓。m53合葬三人，也都是一次葬。一號屍體為兒童，二號是成年男性，三號為成年人，性別不詳。三號屍體如是男性，這墓合葬反映的性質，則和m42一樣，是世系以男性為本位的兩代人的合葬墓；如是女性，則是未妻及其子女的合葬墓。可見，半山類型已處於父系制社會階段。
柳灣馬廠類型的m39、m348，據性別、年齡鑒定，確定均為成對成年男女合葬墓。另外這裡的m82及m320，也可據隨葬工具的差異及確定的性別、年齡情況，被推定為成對成年男女的合葬墓。這些成對成年男女合葬墓，當是單偶制婚姻關系的產物。
同時，半山一馬廠文化的下列葬俗，是討論該文化所處社會發展階段問題時必須注意的現象。
其一，是這時期還存在母子（女）合葬墓。這類合葬墓在上谷台和鴛鴦池半山一馬廠文化墓地中，分別見到四座和二座，占所在墓地體現婚姻性質及繼承性質的合葬墓總數的9%和43%，可見，當時可能仍保留了某種形式的一些母系親權。
其二，已發現的半山一馬廠文化的成對成年男女合葬墓，二者的擺放姿式、位置，都看不出他（她）們地位上的差別，同一葬式，既可用於男子，亦可被婦女采用。就擺放位置而言，一些墓中，是男子居左，在另一些墓中，居左者則為女性。
其三，合葬墓內的隨葬陶器，很難區分出確屬哪一個體。在單人墓中，花寨子和張家台兩地的女性隨葬陶器，人均分別為83件和375件，男性人均各為7件和25件；土谷台和鴛鴦池兩地的女性，人均隨葬陶器分別為82件和48件，男性人均83件和2.8件。可見，不少地方女性隨葬陶器的數量，還略高於男子。
綜上所述表明，半山類型和馬廠類型前期的社會，父系氏族制業已確立，但男女兩性關系，基本上處於平等地位，甚至，在繼承制方面，女性還保留著部分親權，在家庭經濟中，妻子的地位和丈夫處於抗衡狀態，有的地方還高於丈失。
至於馬廠類型後期社會制度，自然較其前期已有所前進，但目前尚無適當材料，作出具體的說明。
菜園遺址為代表的遺存5的分布區域及年代，已於前述。這裡需補充說明的是，其年代約同半山類型相始終。
這種遺存的陶器的質地，皆為泥質和夾砂陶，基本呈紅褐色及灰褐色。
陶器為素面的極少，紋飾有籃紋、繩紋、線紋、附加堆紋、戳印紋、劃紋及彩繪。其中籃紋、繩紋數量最多，彩繪陶最少。籃紋一般著於泥質陶上，基本上為橫向排列，也有斜臥形排列的，紋飾細深，排列密集。繩紋細、深、密，有的紋理呈麥粒狀。彩陶可分兩類。一為輸入品，如wm35︰8單耳彩陶垂腹罐、切刀把墓地m9︰鴨形壺及m2︰22彩陶雙耳甕2，分別和土谷台m57︰2、m47︰及m7︰的形制及紋飾相同或相似，店河m2︰2雙耳彩陶罐（圖4—24），和地巴坪m37︰4的器形、紋飾雷同，菜園遺存這類彩陶，當是來自半山類型；另一為自造品，如切5李伊萍《半山、馬廠文化的研究》（未刊）。關於半山、馬廠兩類型的分期，均采用此文的論點。甘肅省博物館《甘肅蘭州青崗岔遺址試掘簡報》，《考古》972年第肅文管會，《蘭州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考古學報》957年第期。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隊《青海樂部柳灣原始社會墓地反映出的主要問題》，《考古》97年第期。
張忠培《齊家文化研究》，《考古學報》987年第一2期。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海原縣菜園村遺址切刀把墓地》，《考古學報》989年第4期；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寧夏海原縣菜園村遺址、墓地發掘筒報》，《文物》988年第9刀把墓地m20︰23雙耳彩陶壺和m20︰30及孤9︰5雙耳彩陶罐，其彩繪均為網格組成的幾何形圖案。總之，這類遺存的彩陶已處於衰退階段。
器形除少量粗把豆為圈足器外，其它均為平底器，同時，單耳及雙耳器的數量較多，而缺乏實足或空足陶器，是菜園遺存的文化特點。具體器形有壺、甕、盆、匜、杯和罐，罐、壺數量較多，形式多樣，罐有無耳、單耳或雙耳之分。
菜園遺存的工具，均用石、骨、陶制作，至今見於報導的有石錛、刀、斧、鑿、骨刀、匕、耒及錐和陶紡輪等，同時，有一定數量的細石器。98年在切刀把發掘三十三座墓葬中，只有m2隨葬了石器，除一件為磨制的石線墜外，其余二十件均為細石器，器形為石核、尖狀器、刮削器及石葉等，可見，用工具隨葬的現象極罕見，同時，少數墓葬集中這樣多的工具隨葬的現象，可能反映當時只有少數人才掌握了制作工具的技能。
居民住的房屋，除半地穴式的外，也有不少窯洞式房屋。
半地穴式房屋的形式，分圓形袋狀和方形豎穴兩種。
窯洞式房屋，是我國西北黃土高原地區農村廣泛流行的民居建築。目前考古學發現證明，這種結構的房屋，正是在菜園遺存前後時期，已開始在甘肅、寧夏、內蒙及山西地區推廣開來。
林子梁f3這座窯洞式房屋，由居室、門道及場地三部分構成。它的建築過程，大約先是從斷崖往裡掏挖出居室及門道，然後再平整門道前的地坪。f3的居室略呈橢圓形，進深4米，橫寬48米，面積約7平方米，居住面上保留一層路土，牆壁自下向上呈弧曲形收縮，屋頂呈穹窿形，最高處距居住面約32米。居室中央設置一直徑約0米的圓形鍋底狀灶坑，另外，西北部因常燒火而形成一面積約08平方米的紅燒土面。
門道，位於居室與場地之間，呈隧道式，頂部拱形，長約米，寬約5米。其中線正對灶坑，實為居室從兩側收縮向外延伸的部分。門道中部設一道土門坎。
場地位於門道之外，面積大於門道。在其靠近門道的兩側，各登一石塊，是供人們坐著休息或聊天的“凳子”。
居室地面的東北角和西南角，各發現一具屍骨。前者為一45—50歲的男性，後者是半歲嬰兒。男性成年人附近，見一石球，嬰兒旁邊有陶器兩件。顯然，兩人均是由於屋頂塌落而被壓死的。
菜園遺存的墓葬，至今見於報導的，已達一百二十余座。這種遺存的墓穴形制多樣，有豎穴土坑、豎穴側龕、豎穴土洞和土洞側龕墓幾種。從地面向下挖出一豎穴，再從這豎穴的一側邊，向裡掏挖出一土洞，便成了豎穴土洞墓。如再從這土洞的裡邊，向內掏出一小洞，就成了土洞側龕墓。這裡，龕是指小洞，豎穴側龕墓，就是在豎穴上坑的一側邊，掏出一小洞。如是豎穴土坑墓，墓主人被置於墓穴的一側，隨葬物則放在墓穴另一側及墓主人的頭的上方和腳下方。豎穴土洞墓中的墓主人及隨葬品，均被置於土洞內，擺放方式如豎穴土坑墓。豎穴側龕墓和土洞側龕墓墓內的墓主人，位於龕內，其隨葬品則被置於豎穴中或土洞內。
期；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固原店河齊家文化墓葬清理簡報》，《考古》987年第8期；寧夏回族自治區展覽館《寧夏固原海家灣齊家文化墓葬》，《考古》973年第5期；鍾佩、張心智《寧夏西吉縣興隆鎮的齊家文化遺址》，《考古》94年第5期。
這時盛行單人一次葬，二次葬極少。屍體均作屈肢。其上身姿式，有仰身、俯身及側身之別，以側身居多下肢依屈膝程度差別，可分為蹲踞式、跪踞式和屈膝式幾種。至今，兩人合葬墓只見三例，即兩位兒童、一成年女性及兒童和成年男性（8—22歲）及兒童（4—5歲）的合葬墓各一座。絕大多數墓葬的隨葬品，都是日常使用的陶器，數量一般為十件左右，多者達四、五十件，少者僅一件，只有極少數墓葬才另使用工具和裝飾品隨葬，例如98年在切刀把發掘的三十三座墓葬中，具有這類隨葬品的墓葬，只有五座，僅占墓葬總數55％。其中四座墓葬均只隨葬骨串珠這種裝飾品，另一座墓葬，除牙綴飾外，還有工具隨葬。可見，用工具隨葬的現象就更少了。
菜園遺存的居址及墓葬，出半山類型陶器，其流行屈肢葬的情況，又和蘭州及廣河地區的半山類型的葬式相同，可見，它和半山類型有著廣泛的聯系，社會發展階段也可能和半山類型相同。
齊家文化約在公元前三千紀的後期，甘青地區除馬廠類型之外，還活躍著齊家文化。隨著齊家文化的西進，至公元前三千紀後期前葉，馬廠類型的活動范圍，基本上已退至湟水流域及河西走廊的西部。甚至，在湟水流域還存在這時期的齊家文化的居民點，而成為馬廠類型和齊家文化居民交錯分布的地帶。但是，齊家文化侵占馬廠類型地區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在蘭州地區存在著相當於齊家文化早期的馬廠類型晚期遺存，很可能是馬廠類型對齊家文化進行反撲面自下的蹤跡，或者，這地區也是他們交錯雜居的地帶。
菜園遺存是齊家文化的源頭。在它之後，目前見到的只是秦魏家h為代表的遺存。h出土的罐形斝是齊家文化罐形鬲的前身。齊家文化起始的年代，以罐形鬲的出現為標志，其終止年代已跨入夏紀年2。這裡敘述的齊家文化，主要是這文化在夏紀年以前的情況，同時，為把某些現象的始末清楚地介紹出來，也部分地涉及進入夏紀年時期的情況。
陶鬲是客省莊文化的基本器形。它在齊家文化的出現，反映了客省莊文化對齊家文化的影響。齊家文化居民使用的陶器，就質地而言，有泥質和夾砂兩類，顏色以紅色為主，灰色陶比例極小。陶器制作得比較精細，均經過輪修，亦有少數陶器是在快輪上成型的。泥質陶表皮均打磨光滑，有的還繪上紅彩，圖案均是由直線組成的幾何形，如同心三角、蝶形紋、錯置三角紋、橫形人字紋及菱形紋等，但這時期的彩陶，已進入衰落階段，因而數量極少，這種陶質的器形的表皮，多作素面，其次為籃紋，還有少量弦紋。夾砂陶器器皮，多施繩紋，同時，也有不少素面者。附加堆紋只見於這類陶器的個別器物。
帶耳是齊家文化陶器的顯著特點。多數器型均附雙耳，也有三耳，乃至四耳者。雙大耳罐、雙耳壺、有耳或無耳夾砂罐、盆、碗、豆、尊及帶把杯，是齊家文化常見的陶器。同時，在這文化中，也見到少量的鬲、盉、鴞面罐、匜及甑。而胎薄、表面磨光或著彩的雙大耳罐、雙耳壺、雙耳高領罐及夾砂2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寧夏海原縣菜園村遺址、墓地發掘簡報》圖七8，《文物》988年第9期。
雙耳罐，是齊家文化的代表性器形（圖4—25）。
圖4-25柳灣墓地的齊家文化陶器高領雙耳罐；2夾砂陶甕；3盉；49雙大耳罐；5斂口甕；—8雙耳彩陶罐；0陶紡輪；石斧；2綠松石飾；3石錛；4石刀；5石鑿。
居民的住房，基本上是長方形的淺穴式建築，有單間和呂字形雙間兩種。後者通過過道連通前後室。這類房子均在地面、牆壁先抹上草泥土，再在其上又抹上白灰面。在店河見到的這時期房屋的牆壁上，還發現用紅色線條描繪的簡單裝飾圖案3。大何莊f7是一座方形淺地穴式建築4，門向西南，是一略向外凸出的出入口，在室內中間略偏近門處，設一略高出居住面的圓形灶址。房址四角各有一柱洞，同時，距地穴邊緣約4米處而圍繞地穴四周，共發現柱洞十個。這些柱洞原都插立拄子以支撐屋頂。地穴的外側高出地穴的地面，雖未塗白灰，卻平整結實，當是房屋的回廊。大何莊f7這種帶回廊的房屋，和大地灣四期大房子建築結構相同。
齊家文化居民的經濟，仍是以種植谷子的旱地農業為主。農業工具中有石斧、石鏟、骨鏟、石鋤及石刀、石鐮。石鋤的形制，基本上和復家店下層文化的同類制品相同。石刀除長方形穿孔的一種外，還有倒梯形帶孔者。當時用動物肩腫骨或下頜骨制成刃部寬、薄的石鏟，加工糧食的工具是石柞和石磨盤。齊家文化的房址、灰坑及墓葬中，都發現了粟，以及30％左右的墓葬中使用豬下頜骨隨葬的現象，反映了種植農業發展的情況；除豬外，馬、牛、羊、驢都已被伺養。羊有山羊和綿羊兩個品種，遺址中常可發現成堆或成坑的羊糞，當時，用豬、羊的頭骨或頷骨隨葬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個別墓葬還隨葬整只羊。按大何莊出土獸骨的統計，羊骨占20％。秦魏家豬、羊及牛的下頜骨共發現五一八塊，其中羊、牛的下頜骨分別占97％及7％，可見，在飼養業中，羊、牛成了次於豬的主要飼養對象。同時，大何莊出土的羊下頜骨，在豬、羊、牛下頜骨總數所占比例，高於秦魏家，而且，這裡的墓葬出現了以羊下頜骨代替豬下頜骨隨葬的情況，反映到齊家文化進入晚期，牧羊業存在愈益發展的趨勢。
在產業中，制銅業已獲得重大發展，而成為已引起學術界注意的生產部門。
凡是經大規模發掘的早期後段以後的遺址及墓地中，都發現了銅制品。
皇娘娘台5、秦魏家及大何莊分別見到銅制品三十件、七件和二件，此外，在廣河齊家坪及貴南尕馬台的墓葬中，也都隨葬銅鏡、銅斧，以及銅指環和銅泡。前三地銅制品的種類有鑿、鑽頭、刀、錐、斧、環、匕及條形銅器和飾品。廣河齊家坪出上的一件紅銅斧，長5、刃寬32、頂寬4、厚3厘米，空首，內中殘留了木柄的斷茬，斧頭兩側有對稱的兩個半環形耳。青海3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海原縣菜園村遺址切刀把墓地》圖二四2，圖二三，《考古學報》989年第4期。
4甘肅省博物館、蘭州市文化館《蘭州土谷台半山一馬廠文化墓地》，圖版拾玖之、7，圖九之，《考古學報》983年第2期。
5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固原店河齊家文化墓葬清理簡報》圖六，圖版壹之2，《考古》，987年第8期。
貴南孕馬台m25隨葬的一面銅鏡，直徑9、厚04厘米，鏡面光滑。背面周邊有兩凸出的同心圓圈，其內圜置七個內填滿平行斜線的三角形，鏡背面中心置一紐，其與三角形飾之間為一凸形的圓圈。鏡紐已損壞，又在鏡邊緣鑽兩孔作系繩懸接之用（圖4-2）。
圖4-2齊家文化的銅器匕；2錐；3殘銅器；4斧；5墜飾；鏡。
可見，銅器已進入當時人們物質生活中許多領域。同時，齊家文化的銅器生產，經歷了一個從紅銅到青銅這樣的過程。
齊家文化早期的皇娘娘台出土的三十件銅器的材料，《報告》作者認為都是紅銅，其中經過鑒定的四件銅器，也都被確定為紅銅。屬夏紀年的秦魏家出土的兩件銅器，即m99銅環和g3730（2）27銅尖，經鑒定分別為鉛青銅和錫鉛青銅。可見，齊家文化居民掌握制作青銅技術的時間，當在夏紀年之內。在夏紀年之前，齊家文化已發現的銅器數量，已遠遠超過同時期的中國境內的任何一種考古學文化，且品種多，同時，不僅早已掌握了冷鍛技術，還掌握了單范，甚至合范鑄造技術。可肯定這時當早已脫離早期金石並用時代，已進入金石並用時代的發展階段。在夏紀年的齊家文化，還存在相當數量的紅銅制品，如前述齊家坪出土的銅斧，便屬這種制品，同時，還有采用冷鍛技術制作的青銅器及鉛青銅制品，故仍只是處於青銅時代的伊始階段。
齊家文化這樣規模的制銅業，以及從采礦、冶煉、制模到熔鑄等一系列復雜的工序，要求並鍛煉出熟練的勞動者。秦魏家m5、m35分別隨葬陶墊和陶拍的情況，提供了當時存在著專門的制陶勞動者的信息。不言而喻，技術遠較制陶復雜得多的制銅業，也當存在著專門的匠人。在存在家族的情況下，這些手工業可能是某些家族的世襲專業。同時，在血緣紐帶依然存在的原始社會組織中，這些手工業的發展還沒有達到從農業中獨立出來的地步。
齊家文化的宗教，已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占卜已成為這時期的經常活動，遺址中常發現大量的卜骨。這時期卜骨未加鑽、鑿，只有的痕，基本上都是用羊肩胛骨作成的。皇娘娘台m8的墓主人使用羊卜骨隨葬，秦魏家m23隨葬的羊卜骨，被仔細地放在一只可從腹部扣合的高領雙耳罐內（圖4-27）。隨葬羊卜骨是墓主人生前巫師身份的標志。這類墓葬的存在，當是已存在巫師階層的例證。
圖4-27秦魏家m23的高領雙耳罐及羊卜骨大何莊遺址揭示的五處“石圓圈”遺跡，顯然是宗教性質的遺存。這種“石圓圈”建築，用天然的扁平礫石組成，直徑一般為4米，西北方留有寬5米左右的缺口。“石圓圈”旁邊，一般都有卜骨或牛、羊的骨架。f的東邊遺有被砍了頭的母牛骨架，腹內還遺有小牛的骨骼，f3的南邊發現了兩塊卜骨。這些都是當時牲祭、占卜活動留下的部分遺存。從這裡窺見出的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廣河地巴坪“半山類型”墓地》圖版拾壹之5，《考古學報》978年第2期。
張忠培《齊家文化研究》，《考古學報》987年第—2期。
這種宗教活動已具有的相當復雜的儀式，只能是具有專門宗教技能的巫師這類神職人員才能從事的活動。
齊家文化的社會，已進入父權制時代。
齊家文化的性別勞動分工和男女占有財富的差別，為父權制的存在，提供了經濟基礎。
在齊家文化前期較早階段的柳灣墓地中，被確定性別而又隨葬了工具的二十五座單人墓葬中，男性墓葬除一座用紡輪隨葬外，其余均以石刀、石斧、石鑄、石鑿或石鑽隨葬，而女性墓均出紡輪。在被鑒定性別的合葬墓中，凡置於女性屍體旁的工具，都是紡輪，放在男性屍體旁邊的工具，則均為石斧、石刀、石鑿、石鑄。可見，男女隨葬工具的情況，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從前述這時期的產業結構來看，這種差異已說明在主要的一些生產部門中，男性已占居絕對重要地位，婦女基本上被擠入家務勞動領域。同時，從這裡鑒定了性別的單人墓隨葬陶器數量的統計可知，男性人均隨葬陶器六件，女性人均為五件，和半山一馬廠文化的基本情況相反，男性隨葬陶器的數量已多於女性的隨葬陶器。這從一個側面反映男子比婦女占有了更多的財富。
然而，當時的合葬墓所表現的情況，更直接他說明了齊家文化父權制發展的情景。
齊家文化時期始終存在合葬墓。合葬制盛行的時期，是在這文化前期的後段。這時期的皇娘娘台墓地第四次發掘出來的合葬墓計有十六座，占同次發掘墓葬總數的258％，合葬墓中死者三十四人，占墓地埋葬人數的425％。在此之前的柳灣墓地，合葬墓只占墓葬總數的約7％，占墓地埋葬人數的37％。齊家文化後期的秦魏家南墓地，合葬墓占墓葬總數的8％，墓內死者占埋葬總人數322％。同時，齊家文化的合葬墓，是以**合葬為主，其次為**與兒童合葬，再次是兒童合葬。在皇娘娘台墓地中，這三種形式的合葬墓依次的比例為789％、57％和52％。其中的兒童合葬墓只見於齊家文化的前期。在**合葬墓中，又以成對成年人合葬為主。柳灣成對成年合葬墓占**合葬墓總數約94％，皇娘娘台占80％，到了齊家文化後期，**合葬墓就只有成對成年合葬墓這種形式了。
柳灣被確定了年齡、性別的成對成年人合葬墓中，除一座為兩代婦女合葬墓外，其它六座均為成對成年男女合葬墓。後者可分為如下兩種情況。其一，是m0、m、m34和m2，這回墓中的男性都置於棺內，女性均放在棺外，有的還側身，下肢微曲，被置於棺側下方，左腿壓於棺下。其二，為m3和m325兩座。m3為同棺合葬，m325為異棺合葬，葬式均為仰身直肢。然而，這類墓葬的男性，卻擁有較多的隨葬品。m3隨葬陶器九件、石鑿一件。除兩件陶器置於兩人的頭上方外，其余七件陶器及一件石鑿，分置於男性左側和腰部。
柳灣未確定性別的成對成年人的五座合葬墓的情況，均同於前述一類，都是只有一人具有葬具，另一人無棺木。可見，這裡合葬墓所表述的是夫尊妻卑的關系。
這種夫尊妻卑的狀況，隨後又得到進一步發展。
皇娘娘台m52、m38、m7三墓，秦魏家北、南兩墓地的m08、m05及m24和m95、m50及m8六座墓葬的兩位**死者，經鑒定均為一男一女。柳灣合葬墓中夫妻所處方位尚未固定，在皇娘娘台及秦魏家則已成定制。皇娘娘台是夫左妻右，秦魏家固定為妻左夫右。這三處墓他的合葬墓中的丈夫，葬式均為仰身直肢，妻子則側身屈肢，面向丈夫。
皇娘娘台還存在三座成年男性帶著兩位成年女性的合葬墓。這些墓葬中的成年男子均仰身直肢位於墓穴中部。兩側的女子，側身屈肢，面向男子，雙手屈於面前，顯示侍奉、屈辱的狀貌。仔細觀察，可知二女子的情況還略有區別。m24右側女性腰間隨葬殘銅錐一件，右臂肘配戴一件石壁，頸項佩飾鑽孔綠松石小珠數枚，而左側女性僅頸項佩飾數枚鑽孔綠松石珠；m左側女性身上有石壁二件，蹲在右側的女性一無所有m48兩位女性骨架上均有重生妖孽路小說5200紅色顏料，但右側女性較年青。據此可推定墓中的一位女性當是男子的妻子，另一女性則是男性的妾（圖4-28）。
齊家文化的絕大多數**合葬墓內的死者，均實行一次葬，圖4-28皇娘娘台m48合葬墓同時埋入墓穴，故他們當是在相近時間內死亡的。合葬墓數量眾多，且女性地位卑下，難以把她們和男子同穴的原因，說成是諸如同時病故。無疑，這類合葬墓中的女性，當是妻妾殉葬制下的犧牲品。個別墓中的女性的葬式，還透露出她在殉葬時作過一番掙扎的情形，例如皇娘娘台的m7，墓中女性似經捆綁後仍作過掙扎，以致下葬時，悖於同類墓慣例，背向左側的男子，雙手並攏舉於前方。
可見，至齊家文化時，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夫權已達到史前時代至極的程度。然而，夫權只是父權的一個方面的表現形式，父權的另一方面的內容，即對妻子以外的親屬的控制。
柳灣m979和m79分別合葬四人和五人。兩墓中的（為發掘時骨架編號）均被確定為成年男往，皆為一次葬。m79，居棺內，仰身直肢，頭向北，位於墓穴正中，(2—(4均屍骨不全，為二次葬，分置於木棺的東西兩側。m979，仰身直肢，頭向北，居棺內且位於墓穴當中，(2—(5屍骨殘缺不全，當為二次葬，被分別置於棺之兩側。兩墓顯示的一次葬者和二次葬者的現象，尊卑分明。同時，m979內其他三人的年齡、性別被確定為(28—22歲的男性，(30歲男性，(47歲男性，顯然，當是家長帶著先於他死亡的家族成員的合葬墓。
在柳灣墓地以後的時間中，父權又得到進一步發展，秦魏家南墓地的m及m5反映了這類情況。這兩墓均為成年人和小孩的合葬墓，皆為一次葬。兩墓成年人的年齡都是3—55歲的男性，小孩皆為—7歲。無疑，當被認為是父輩和其子女的合葬墓。墓中的成年人的葬式都是仰身直肢，小孩均為側身屈肢。其實，這類父尊子卑的情況，早在皇娘娘台墓地也有相同現象的表現。這裡的m27中的成年人及小孩的葬式，分別也是仰身直肢和側身屈肢。總之，齊家文化已是父權窒息著人們的時代。
齊家文化居民死後均被埋入一定的公共墓地。這些墓地或如皇娘娘台那樣，被分割成若干區塊，或如秦魏家南、北兩墓地一樣，被分成若干排列和墓組。《周禮·春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這類制度當起源很早，在本書談到半坡類型墓地時，已指出當時已有一定的規劃墓地的制度。從帶有年代關系標志的《秦魏家北墓地平面圖》可以看出（）同一段的墓葬，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考古組《寧夏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949—979），文物出版社，979年。
在排列的位置相對集中，例如一排北頭兩座都是i段，自此往南依次排列的五座，均屬2段；（2）同排在位置上聯接的墓葬，北頭的年代一般早於南頭；（3）二排的，墓葬，從位置上看，似可分為三組，即m24、7和25各為一組，剩下的位於它們中間的八座墓葬也是一組。組間的空間距離，較同組諸墓葬間的間距大一些。從年代上看，如把（）、（2）兩點現象結合起來考慮，也可將這排分拆成三組。可見，如暫不考慮m22的話，似可將北墓地分為排列位置聯接和年代早晚基本銜接的四個墓組，即一排及二排的m24、7為一組；二排的中部，即除去兩頭的m24、7、25後，剩下的八座墓葬為二組；二排的m25和三排北邊的九座墓葬為三組三排南頭的m32、28當列為四組。只有依據某種規則或成例進行預先規劃，才能形成這樣排列有序的墓地。
墓地的統一與分割，是死者生前社會組織的聯結與區分，統一和分化的形象反映。共處一考古文化墓地的死者，生前當是同一人們共同體。分割皇娘娘台墓地的區塊、秦魏家南墓地的排列及這裡所說的秦魏家北墓地的墓組內的死者，生前的社會組織，都是在以墓地為代表的共同體內、較小的次一組人們共同體。這樣，秦魏家北墓地死者生前所在的社會組織，是分成墓地和墓組所反映的兩級組織。
關於墓組的情況，還需要作些說明（）第四墓組的墓葬，數量少，且無皿段墓葬，和一至三墓組比較，可說它不是一完整的墓組；（2）一至三墓組的墓葬及死者的數量分別為丸座（2人）、八座（人）和十座（0人）。這約略相近的情況指明，這三個墓組所代表的共同體的人口數量基本相同。因為在正常情況下，於相同的時間內，只有人口數量接近的單位，死亡的人數才能相近；（3）一、二兩墓組各自在同一段別內，均只有一座夫妻合葬墓。這說明墓組所代表的共同體在同一年代內，只有一人才享有妻子殉葬的權利。這些墓組死者的人數，和在同一年代內只有一人能享有妻子殉葬權利的情況，很像民族學中所說的父權制家族。如是，墓地所代表的共同體，則是高於家族的氏族了。秦魏家北墓地所表述的共同體，當是由四個家族組成的氏族了。
父系家族“包含三代到四代同為一位父親的後嗣的近親，也包含這些人的妻和子女，有時更包含女婿以及其他被收入家族中來的親屬”2，即是由若干對過著單偶婚制（有的多妻）生活的夫妻及其子女組成的親屬集體。恩格斯研究了大量的父權制家庭的民族學資料指出“這種家庭的主要標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內，一是父權；所以，這種家庭形式的完善的典型是羅馬的家庭羅馬的父權支配著妻子、子女和一定數量的奴隸，並且對他們握有生殺之權”。齊家文化的居民，已把自己所處的社會制度。推進到了恩格斯所說的羅馬式的父權制階段。
2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工作組《甘肅永靖大何莊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974年第2期。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武威皇娘娘台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90年第2期；又《武威皇娘娘台遺址第四次發掘》，《考古學》978年第4期。
第三節東南與華南自然環境與歷史背景中國的東南與華南包括今福建、台灣、廣東、海南和廣西各省，以及浙江、江西、湖南備省的偏南地區，面積有七八十萬平方公裡。這裡地處我國的最南部，北回歸線橫穿其間，因而氣候比較炎熱，五嶺以南幾乎全年無冬。又因靠近海洋，受季風影響甚大，雨量十分豐富，年雨量多在500毫米以上，屬亞熱帶一熱帶濕潤季風氣候。
這裡的地形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海岸線長，島嶼眾多二是丘陵縱橫，平原甚少。本區不但海岸線長，而且多是巖岸，港灣甚多，加上就近有很多島嶼，包括我國最大的兩個島台灣和海南島在內，使得本地的許多居民長期與海洋打交道，發展了一種獨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在史前時期，已有許多居民采食海貝等物，從而在海邊、河口形成了許多貝丘遺址，是海洋文化的最早的遺存。
這裡的丘凌多在海拔000米以下，主要山脈有武夷山、羅霄山和南嶺等，還有很多較小的丘陵。丘陵地區坡緩谷寬，自然資源豐富，有利於史前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但因地形過於分割。彼此不相連續，又沒有一個明顯的中心，所以本區的史前文化也被分割成許多小區。這些小區往往圍繞著一條小河和海岸小平原發展起來，以後就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許多古代的國家，史稱百越，包括錢塘江流域的於越，甌江流域的東甌，閩江流域的閩越，珠江流域的南越，西江中游的西甌和紅河流域的駱越等，此外在山區還有山越。因此東南和華南的史前文化實為百越先祖的文化2。
早在舊石器時代，這裡便有人類居住。廣東曲江曾發現屬早期智人的馬壩人的化石，廣西柳江則發現了屬晚期智人的柳江人，其體質特征已接近現代蒙古人種。台灣也發現過屬晚期智人的左鎮人。至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址，則更是遍及廣西、廣東、福建和台灣等省區。
華南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華南有非常豐富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它本身又可分為兩個階段前段以獨石仔、黃巖洞、青塘圩和大龍潭為代表，後段以甑皮巖和仙人洞為代表。至於西樵山的細石器遺存，則可能是屬於中石器時代的。
西樵山細石器遺存西樵山位於廣東南海縣，是珠江三角洲沖積平原上一座孤立的古火山。該山周圍約3公裡，有許多小山峰，主峰海拔354米。從955年以來曾在此進行過多次考。古調查和試掘，發現有20多個地點有文化遺存，但大多年代較晚，只有火石崗、旋風崗、太監崗和南蛇崗四處可能是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甚至是中石器時代的。
在西樵山東麓，北起火石崗，經旋風崗、南蛇崗向南至張坑一帶的山坡上，有許多燧石、瑪■等硅質巖石料，火石崗的南坡更是燧石、瑪■的豐富2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949—979），文物出版社，979年。
安志敏《中國早期銅器的幾個問題》，《考古學報》98年第3期。產地，它們是制造綱石器的理想原料。在太監崗南坡進行試掘，發現有合細石器的原生文化層，其中出土細石器石核、小石葉和石片石器。在火石崗、太監崗、南蛇崗和旋風崗也都分布著許多細石器。由此可見西樵山可能是一個細石器的制作場，也是使用細石器人民的一個文化遺址。
西樵山的細石器制品至今已發現一千多件，包括石核、石葉、石片石器和石核石器。其制作方法大體上接近於陝西沙苑石器和內蒙古海拉爾松山的石器，但缺乏尖筆頭式石核，也沒有圓刮器、雕刻器、石鏃和石鑽，西樵山的三角形楔形石核和帶把石核亦為華北細石器遺存中所未見。可見西樵山細石器還有自己的明顯特點。
獨石仔和黃巖洞在廣東和廣西的丘陵地帶喀斯特地形非常發育，有很多天然的石灰巖溶洞，其中育不少適於人類居住。大多數新石器時代的早期遺址就是在這種洞穴中發現的，獨石仔和黃巖洞都屬於這樣的洞穴遺址。獨石仔位於廣東省陽春縣城北30公裡，洞口朝東，高出當地河面約0米。洞內堆積分上中下三層，均出有數量不等的文化遺物。這裡出土石器二四三件，其中絕大多數是打制的，包括砍砸器、刮削器、石錘、石砧和許多石核與石片。磨制或局部磨制的僅十六件，包括石斧和穿孔石器等。此外還有骨鏃、骨錐和大量野生動物骨骼，以及炭屑、灰燼、燒骨和燒石，有些地方還有大量的螺蚌殼。由此可知當時的經濟主要是狩獵采集和撈取水生軟體動物。
黃巖洞在廣東省封開縣東北0公裡，高出當地河面5米。該洞曾多次調查發掘，發現石器一二二件，絕大部分為打制的，主要是砍砸器和刮削器，此外還有石錘和石核等。磨制石器僅見石斧和穿孔石器各一件。從制法和種類來看，均與獨石仔大致相同。與石器同出的其它遺存包括人顱骨化石、大量動物骨骼、螺殼蚌殼、炭屑、灰燼等，其經濟和發展水平都應和獨石仔相近。
這兩處遺址唯一可定為新石器時代的特征是幾件磨制石器，比例不及打制石器的十分之一，且磨制和作孔均很粗糙。這裡沒有發現任何陶器，也沒有發現原始農業和養育業的痕跡，因此它們的發展階段應屬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或新石器時代的開頭。獨石仔上層螺殼的碳4年代為公元前2950±300年，黃巖洞貝殼有兩個碳4年代數據，分別是公元前9980±200年和公元前9000±300年。但石灰巖地區貝類碳4年代往往偏老，這些數據僅供參考。
青塘圩和大龍潭青塘圩原屬甕源縣，位於縣城西南44公裡，後劃歸英德縣管轄，滃江和青塘河流貫其間，該處有許多石灰巖小山，高50—00米不等。山多溶洞，在朱屋巖、仙佛巖、吊珠巖和獅頭巖黃巖門—4號洞均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這些洞中的堆積多數為微紅色或灰色的半膠結文化層，內含大量田螺殼動物碎骨、燒骨和炭屑等，也有個別人額骨和股骨碎片。所出石器多打制，器形有斧、錛、砍砸器、刮削器、石砧、礪石等，也有個別局部磨制的石錛。同出少量陶片，有夾砂粗陶和泥質軟陶兩種，顏色張忠培《齊家文化研究》（下），《考古學報》987年第2期。
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綱》第44頁，三聯書店。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52—53頁。
陳國強等《百越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988年。
不純，有紅、灰、黑等色，表面飾細繩紋等，有的似有紅赭色陶衣。
大龍潭位於廣西柳州市南郊，離市區僅5公裡。遺址位於龍潭山南名為鯉魚咀的巖廈處，巖廈高8米，深約25米，大龍潭潭水即在前面流過。遺址長約0米，寬5—8米，面積約0平方米，有兩層文化堆積。上層為灰褐色土，含大量螺殼和動物骨骼；下層為黃褐色土，含大量貝殼和動物骨骼，土質已部分膠結。兩層都有許多文化遺物出土。
下文化層內有兩處灰燼堆積，中有燒骨、螺殼和紅燒土，是固定燒火的地方。下文化層上部發現至少代表六個個體的人骨，當為墓葬。人骨踡曲，似屬蹲葬和跪葬（圖4-29）。本層石器絕大部分為打制，除石核、石片外，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狀器，其中有三十件為近細石器的燧石刮削器。磨制石器僅石斧和穿孔石器各一件。同出骨錐、骨針、骨刀和八塊陶片。陶片有紅黑圖4-29柳州大龍潭墓葬平面圖兩種，質軟，飾粗細繩紋（圖4-30）。
這層的石器從制法到類型都同獨石仔和黃巖洞相近，只是新出現了極少的陶片，因此總體文化特征同青塘圩更加接近。關於這層文化的年代共測過四個碳4年代標本，其中兩個是測的螺螄殼，分別為公元前9070±450年和公元前0±30年；兩個人骨的標本分別是公元前9500±50年和公元前850±50年。由於石灰巖地區貝類的碳4年代一般偏老，而人骨的年代則是比較可靠的，故知華南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包括尚沒有陶器的獨石仔、黃巖洞在內，大致為公元前0000年至前8000年左右。
豹子頭貝丘遺址群在廣西南寧地區的邕江兩岸，分布著許多貝丘遺址，其中較重要的有豹子頭、敢造、西津等十四處2。位置多在大河拐彎處，或在大小河匯合的三角咀上，依山面水，遺址高出河面3至20米不等。豹子頭在邕江大拐彎的北岸，高出水面約5米，地表有大量灰白色螺殼堆積，從被河水沖刷的斷崖來看，螺殼堆積厚約3米，其中發規許多石器、骨器、蚌器、陶片和動物骨骼。敢造發掘的一條探溝中發現人骨十四具，未見墓塘，有蹲葬、屈肢葬和仰身直肢葬。有的人骨較亂，葬式不明。一般無隨葬品，個別的頭骨旁有骨等。在西津發掘44平方米，發現人骨一百多具，也無墓塘。絕大多數都是蹲葬，發現時頭骨坐於四肢骨上，上肢骨屈向胸前，下肢骨作蹲踞式，成抱膝狀。此外還有少數仰身、俯身和側身屈肢葬者。又在長塘發掘的一個探方中發現十五具人骨，也是卷曲很甚，其中兩具周圍撒赤鐵礦粉，一具用石子圍成墓塘，一具用螺殼壘成墓塘，一具手握蚌器，一具人骨上有一牛腿骨。
這些遺址中出土的石器大多經過磨制，但制作不精，大部分留有天然巖面或打擊疤痕，器形有斧、錛、鑿、刀、矛、杵等，顯然比大龍潭等處的石器要進步得多。此外還有骨角器和蚌器等。陶片甚多，但無可復原者。多為夾砂粗陶，以灰褐色和紅褐色為主，也有黑色的。多泥條盤築，多飾粗細繩黃慰文等《廣東南海縣西樵山遺址的復查》，《考古》979年第4期；曾琪《西樵山東麓的細石器》，《考古與文物》98年第4期，邱立誠等《廣東陽春獨石仔新石器時代洞穴遺址發掘》，《考古》982年第方義等《廣東封開黃巖洞洞穴遺址》，《考古》983年第期。紋，有的內壁也有反繩紋。器壁較厚重，器形大抵多直口鼓腹圓底釜和圜底缽。
豹子頭曾測定七個碳4年代數據，其中六個系螺殼標本，測得年代在公元前8785年至前775年之間，顯然偏早。另一獸骨的數據是公元前3205±300年，似又偏晚。
甑皮巖和仙人洞甑皮巖在廣西桂林市南郊、距市中心約9公裡的獨山的西南麓，為一洞穴遺址3。該洞高8米，寬3米，離現在山腳高約5米，洞左後側有一含水充沛的地下溶洞。洞內新石器時代堆積約分兩層，中間有鈣華板隔開。洞內有火圖4-3甑皮巖墓葬分布圖膛、燒火堆和一個灰坑，洞內後部有一堆礫石和一些稍經打制的半成品。洞內還發現十八具人骨，多為蹲踞葬，也有側身屈肢葬和二次葬的。其中有六人頭骨穿孔，二人有撤赤鐵礦粉的痕跡，一人隨葬兩件蚌刀（圖4-3）。出土石器中打制和磨制大約各占一半，打制石器有砍砸器、盤狀器、刮削器、砧、杵等，磨制石器有斧、錛、矛、穿孔器和礪石，其中有不少是通體磨光者。同出骨器有魚鏢、錐、針、笄、鏃，蚌器僅刀一種（圖4-32）。陶片甚多，多為紅色，其次是灰陶，均有泥質和夾砂之分。多飾繩紋，也有少量劃紋和席紋。器形可辨者大約有釜、罐、缽等，還有少數三足器。發現有大量動物骨骼和螺蚌殼。其經濟當以狩獵、采集為主。同出的動物骨骼中有不少豬骨，經鑒定應為家豬，這是我國最早的家畜遺存。
仙人洞在江西省萬年縣大源鎮，是一處洞穴堆積，92年和94年曾作過兩次發掘。洞內新石器時代堆積可分上下兩層。下層發現燒火堆十處，灰坑三個。出上石器中磨制與打制者大體相當，磨制石器有梭形器和穿孔器，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另有石核和石片。骨器較多，有魚鏢、錐、針、鏃、鑿等，另有角鑿、牙刀和較多的穿孔蚌器。陶片也較多，主要是夾砂陶，顏色不純，大部分飾繩紋，有的裡外都有繩紋，有的繩紋上加網格形劃紋，有的在器口戳印圓窩紋。器形主要是圜底釜一種。
上層器物較少，陶器中除夾石英砂粒者外，又有夾蚌殼末者，石器制作亦略顯進步。從總體特征來看，仙人洞的上下層文化大體相當於甑皮巖的上下層文化。
甑皮巖曾測過許多碳4年代數據，其中以螺蚌殼為標本的共九個，年代在公元前930年和前7020年之間；用骨骼測的兩個標本，分別是公元前750±250年和前53o±40年；用木炭測的兩個標本是公元前7050±50年（下層）和前5730±50年（上層）。仙人洞上層蚌殼的碳4年代是公元前8920±240年，下層骨骼的碳4年代是公元前875±240年。
從文化特征來看，甑皮巖和仙人洞下層應屬新石器時代早期後段，磨制石器和陶器都已顯著增加，還出現了家畜飼養，這是比前段進步的地方。但其經濟的主要成份仍屬狩獵采集這種攫取經濟的范疇。這個階段的年代，從各種碳4實測結果來推算，大約為公元前8000年至前7000年左右。
沿海地區的早期貝丘遺址在廣西防城各族自治縣（原稱東興縣）臨海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年代數據集》，北京文物出版社，983年。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翁源縣青塘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9年第期。河口的小山崗上，有亞菩山、馬蘭咀山和杯較山三處貝丘遺址，前兩處並經過試掘2。三處都有大量的貝殼堆積，出土石器絕大部分是打制的，其中有蠔蠣啄、砍砸器、網墜、手斧狀石器和三角形石器等。有些蛋圓形或近球形的礫石上常有敲砸痕跡，可能也是砸擊貝殼的工具。磨制石器僅見斧、錛、鑿等，還有磨盤和石杵，但數量都很少。骨器有錐和鏃，蚌器有鏟，還有一種穿孔蚶殼，可能是做網墜用的。此外還有大量的動物骨骼。遺址中出土陶片不多，夾砂或蚌末，顏色不純，有紅陶和灰黑陶等，上飾繩紋，也有劃紋。器形可辨的多為釜、罐之類，均為圜底。
廣東省潮安的沿海地帶也曾發現一些貝丘遺址，其中主要有陳橋村、石尾山和海角山三處。這些遺址中都有大量的斧足類和腹足類貝殼，其中陳橋村距海岸稍遠，仍主要是海貝堆積，以牡蠣殼為最多，另有少量淡水產的蜆和蚌，還有為數極多的魚骨和海龜、海鱉的遺骸。陸生動物有牛、鹿、豬骨等。這些遺骸最清楚地反映了當時的經濟主要是狩獵采集和撈取水生動物。遺址中出土的石器是與這種經濟相適應的，以打制的為主，種類有蠔蠣啄、砍砸器、敲砸器和手斧形器等，磨制石器僅錛一種，上面仍留有部分打制痕跡，骨器為數甚多，制作精致。有斧形器、三角形刀、錐、鏃、針等，還有不少經過加工的骨料。陶片多夾砂或摻貝殼末，火候甚低，多外紅內灰，飾繩紋、劃紋和蚶殼壓印紋，有的口部塗赭紅色帶，器形可辨的有釜、罐、缽等，均為圜底。
石峽文化發現與分布石峽文化是因廣東省曲江縣石峽遺址的發現而命名的。遺址位於縣治西南25公裡馬壩人洞穴所在的獅頭山與獅尾山之間，因是兩座石山之間的峽地，故名石峽，這個遺址是972年發現的，973—97年進行發掘，發現了大批墓葬和富有特征的器物，因而被稱為石峽文化。
石峽文化主要分布於廣東省的北江與東江流域，過去發現的曲江坭嶺、葡勺山下層、始興新村、河源上莞墟、寶安大石寨、龍川坑子裡等地，都有石峽文化的遺存。
關於石峽文化的年代目前研究尚不充分。石峽遺址的墓葬曾被分為三期，其中一期的m79碳4年代為公元前2730±55年，三期的m43出土木炭的碳4年代為公元前285±85年。前後顛倒。另有期屬不明的m2（一說屬三期）碳4年代為公元前2480±50年。比照與石峽文化關系密切的良渚文化和樊城堆文化的年代，大致可以推定石峽文化為公元前3000年至前2500年左右，當屬銅石並用時代。
生產工具和武器石峽文化的生產工具和武器幾乎都是石器（包括部分玉器），陶器僅紡輪一種。未見骨角牙蚌器，可能與酸性土壤不易保存有機質材料有關。
2柳州市博物館等《柳州市大龍潭鯉魚咀新石器時代貝丘遺址》，《考古》983年第9期。黎興國等《柳州大龍潭貝丘遺址年代及其與鄰近地區的對比》，載《第四紀冰川與第四紀地質論文集》第4集，地質出版社，987年。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等《廣西南寧地區新石器時代貝丘遺址》，《考古》975年第5期，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桂林甑皮巖洞穴遺址的試掘》，《考古》97年第3期。石器大多通體磨光，並且廣泛地運用切割法和管鑽法。許多器物稜角分明，線條剛直，器身薄而均勻，有的還有明顯的切割痕跡。穿孔多為兩面鑽，也有單面鑽的。石器種類主要有以下幾種（圖4-33）钁是石峽文化特有的工具。長身、弓背，兩頭有刃且不對稱，一頭較短較窄，一頭較長較寬，形制很象現代的丁字鎬，當是挖土的利器。
斧全部為穿孔扁斧，一般器身扁薄，上穿一孔。未見黃河、長江流域普遍使用的那種剖面呈橢圓或長方形的厚重石斧。
錛多為近長方形的梯形錛，有長短兩種。
有段錛它是東南沿海特有的石器，石峽發現二十九件。
有肩錛它是華南特有的石器，石峽發現八件。
圖4-33石峽文化的工具和武器钁；有段錛；8雙肩錛；9陶紡輪；7—9石鏃。
鑿體形窄長，有普通鑿、有段鑿和圓鑿三種。後者是石峽文化所特有的，可鑿圓孔。石峽m47曾出土大小四件一套圓鑿。墓主人當為一專門的木作工匠。
鉞多梯形斜弧刃，器身扁薄，有的是用玉材制作的。還有少數有肩石鉞，其造型已與商周時期的銅鉞十分接近。
鏃數量甚多，僅石峽就有五七四件，剖面呈菱形，多數有鋌。
陶質生產工具僅見紡輪一種，制作精致。形制多樣，有的上面戳刺美麗的花紋。
稻作農業遺存在石峽文化的遺址中，曲江石峽和泥嶺均曾發現稻谷遺存，以石峽較為豐富。石峽下文化層中有些經火燒過的草拌泥（牆壁塗料）中，或灶坑邊燒過的硬土塊中，有許多稻殼和稻草碎屑；有的灰坑中發現有零星的炭化稻米。有九座墓葬（都是隨葬品豐富的大墓）中隨葬稻谷或稻米，發現時已與泥土凝結成一立升左右的團塊。根據鑒定，這些稻谷和稻米均屬於栽培稻，包括秈稻和粳稻兩個亞種而以秈稻為主。鑒於許多籽粒不夠充實飽滿，且大小不一，反映當時品種不純，種植技術還比較原始。
除稻谷外，石峽遺址中還發現了山棗核和桃核，反映當時還存在一定的采集經濟成份。
日用陶器石峽文化的陶器比較發達，有泥質和夾砂兩類，前者多灰褐色和灰黃色，後者多灰褐色，也有少量紅陶、黑陶和白陶。大多數陶器是輪制或模制的，或者是輪模合制的。大約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陶器是素面無紋的，其余陶器或飾繩紋，或飾附加堆紋、劃紋與印紋。釜和釜形鼎常飾繩紋，壺、罐、釜、鼎常有附加堆紋，豆、盤等圈足器常有摟孔，甕、罐、豆、鼎有時有幾何形印紋。
陶器造型的突出特征是圈足器、三足器和子母口特別發達，圜底器較少，只有個別的平底器。器蓋甚多，一般無把、無耳、無咀、無流，只有少數雙鼻。陶器種類雖較復雜，但最主要的只有釜、鼎、三足盤、圈足盤和豆五種。其次是壺、罐，甑、鬶、杯、盂、甕、觶形器等都很少（圖4—34）。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西萬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遺址試掘》，《考古學報》93年第期；江西省博物館《江西萬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文物》97年第2期。圖4—34石峽文化的陶器2盤形鼎；34釜形鼎；5白陶鼎；異形鼎；7.盆形鼎；8釜；9甑。
釜為侈口扁腹圜底，多飾繩紋，有的底部有煙。
鼎有三種，即釜形鼎、盆形鼎和盤形鼎，以後者為多，其差別可能是用於炊事上的具體功能不同所致。
三足盤、圈足盤和豆乃是主要的炊器。
裝飾品和宗教用品石峽文化中所出裝飾品和宗教用品比較復雜，有琮、璧、璦、璜、玦、環、管、珠、墜飾、圓片飾、鳥形飾和松綠石飾等。原料多為軟玉和近玉的美石，加工比較精細，多為較大墓葬的隨葬品。
埋葬習俗在石峽共發現墓葬六十四座，分布密集，有不少互相疊壓或打破的情況。墓葬形制單純，基本上只有長方形豎穴一種。比較特別的常在墓底抹草拌泥，其中夾雜有稻殼和稻草屑，有時四壁也抹草泥。其次是入葬前將墓穴燒烤，不少墓邊被燒成紅色。墓坑多東西向，未見葬具，只有個別墓中堆放大量石灰巖石塊。
埋葬方式分一次葬和二次葬兩種。人骨多已朽壞，僅個別保存完好。例如m70是一座較大的墓，長3、寬、深037米，人骨頭部朝東，仰身直肢，經鑒定為一40多歲的女性。她的前額有一道已經愈合的傷痕，左翼部有一穿孔的傷洞。墓中堆放大量石塊。二次葬墓一般較深，約08—2米，周圍墓壁經火燒烤，形成2—3厘米厚的紅燒土，墓底或填土中常見木炭、竹炭和燒土塊。二次葬的屍骨多放置在墓底東南隅，僅三座在東北隅，上面或附近往往撒放赤鐵礦粉。這種墓一般有兩套器物，一套是隨入骨遷來的原一次葬時的器物，陶器多破碎殘缺，分散在墓底或填土中；另一套比較完好，擺放整齊，是二次葬時的隨葬物品。同墓地中有些一次葬墓骨骼零亂不全，器物破碎殘缺，應是二次葬時被遷走的墓。這種二次葬制明顯不同於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所見的二次葬方法，是石峽文化特有的葬制（圖4—35）。
圖4—35石峽墓43平面圖二次葬屍骨位置絕大多數墓有隨葬品，以隨葬陶器和石器為大宗，同時有較多的裝飾品。大小墓有明顯的差別，大墓隨葬品一般在六十件以上，最多達一百一十多件，小墓則僅數件或一無所有。m43是較大的一座，長22、寬.9、深5米。一次葬時的器物遷來散放在墓底，多已破碎殘缺，其中有釜形鼎、盤形鼎、甑、罐、三足盤、豆、夾砂蓋豆、器蓋和錛、鑿、鏃、石片等。遷來的屍骨放在東頭偏南一次葬陶片上，二次葬陶器及其它器物則放在墓中一次葬陶片上，其中有釜、釜形鼎、盤形鼎、圈足盤、豆、夾砂蓋豆、夾砂罐等陶器，有穿孔扁斧、钁、錛、有段錛、有肩錛、鑿、鉞、鏃等石器，還有陶紡輪及玉璧、玉笄和玉珠等。這顯然是一位較富有者的墓葬，既隨葬鉞，當有一定的軍事權力和地位。這是當時社會已明顯發生分化的有力證明。
同周圍原始文化的關系石峽文化不是孤立的，它同周圍的原始文化有相當密切的關系。
首先，石峽文化同江西的樊城堆文化有非常密切的關系。例如石峽文化中的盤形鼎和多種特殊式樣的鼎足、鬻和育段石錛等，便和樊城堆文化的清江築衛城下層和修水山背的同類器十分相似；特別有趣的是石峽m54出土的一組器物，竟和山背跑馬嶺號房子的一組器物表現出明顯的相似性。這種情況表明，當時通過北江到贛江的河谷是一條重要的交通孔道。
石峽文化同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的良渚文化也有比較密切的關系。例如石峽文化中的雙鼻壺、玉琮、王璧、穿孔扁斧和有段石錛等，都是良渚文化中常見之物。特別是其中的玉琮和雙鼻壺，與良渚文化同類器幾乎沒有區別，顯然是良渚文化影響下的產物。
至於石峽文化同廣東南部珠江三角洲的西樵山文化的關系問題，後文將要比較詳細地分析，此處從略。
西樵山文化西樵山遺址與西樵山文化前面已經講到廣東南海西樵山的細石器文化遺存問題，實際上西樵山的大部分文化遺存是以雙肩石器、大型打制石器、繩紋陶或幾何形印紋陶為特征的，年代比細石器遺存要晚得多。
這些遺存分布在山崗上和西、南、北三邊的山麓，山上地點往往在霏細巖露頭的地方。在主峰大科峰以西的雲路村附近發現了七個洞穴，它們均處於霏細巖脈上。其中最大的滴水巖縱深37米，洞壁上到處有火燒的痕跡以及人工剝離巖石的痕跡，洞裡和附近的山上堆積著大量人工打制的霏細巖碎屑。經過試掘的虎頭巖洞穴內，堆積著米多厚的霏細巖碎屑以及炭渣、灰燼和燒石等。根據這些痕跡推測，當時可能是燒熱巖石然後澆水使其炸裂，再撬下石塊來制做石器的，由此可見西樵山是一個大型采石場遺址。
在西樵山發現的二十多處石器地點中，大部分都堆滿人工打制的石片碎屑，還有不少石器的半成品或殘次品。器形有雙肩的斧、錛、鏟等，石片石器有刮削器、尖狀器、龜背形砍砸器、矛形器等。還有一些用霏綱巖、細砂巖、石英砂巖制作的各種錛、鑿等。這些成品半成品或殘次品等大約有三四千件，其中通體磨光的不過一二百件，礪石一二十件。比照同時期的其它遺址多以磨制石器為主的情況，這裡顯然是個大型石器制造場和粗加工的場所。
在這樣大規模的遺址群中，至今只發現少數幾處有明確的文化層，但堆積很薄，范圍又小。保存最好的鎮頭西坡也只有長20多米、厚約米的文化層，主要是淡水沙蜆等貝殼堆積。各處發現的陶片也很少，加在一起不過一、二百片。這些情況也證明西樵山主要是采石場和石器制造場，而不是一般的聚落居址。
根據西樵山的地理位置及西樵山石器的分布情況來看，這裡的石材和石器主要是供給珠江三角洲各小島的漁獵采集民使用的。從西樵山沒有一般的永久性聚落居址而只有一些零星的文化層來看，可以斷定西樵山並沒有居住著一個專營采石和制作石器，並同其它地方進行交換的社群或部落團體而是由各地的漁獵采集民隨時到西樵山采石制器，然後把成品或毛坯帶回各地。離西樵山近的可能當天就返回了，離得較遠的可能要住幾天。他們要生火要吃飯要使用少量陶器，這就是西樵山為什麼會有少量文化層，並且只有少量文化層的原因。
西樵山出土的陶片盡管很少，俚對於確定遺址的年代和文化性質十分重要。這些陶片大體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夾砂褐陶，常飾繩紋和刻劃紋；另一類是幾何形印紋陶。比照西樵山周圍同類遺址的分期情況，前一類當屬新石器時代晚期，後一類至少已進入銅石並用時代甚至更晚。
楊式挺將西樵山和珠江三角洲的許多遺址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它們是以西樵山石器制造場為紐帶和以西樵山類型的石器（主要是霏細巖制造的各種有肩石器）及陶器等遺物共存為標志的一個古文化遺址的群體，應當命名為西樵山文化。據國前所知，這個文化的遺址主要分布在所謂狹義的珠江三角洲大約萬平方公裡的范圍以內。這裡數千年前大概還只是珠江口外的一些小島，故遺址一般都呈小崗，並有大量的貝殼堆積。其中經過發掘的比較重要的遺址有佛山河宕、南海灶崗和魷魚崗、增城金蘭寺、東莞萬福庵、深圳小梅沙、香港深灣和南丫島多處。但若只是以霏細巖的有肩石器為標准，則其范圍可擴大到整個廣義的珠江三角洲，其面積達34萬多平方公裡。由於這些地區的遺址多未經過科學發掘和詳細研究，也不大了解西樵山文化周圍其它原始文化的情況，所以暫時還無法肯定這些地區是否都應包括在西樵山文化的范圍以內。
楊式挺將西樵山文化分為三期早期以西樵山細石器遺存為代表，中期以飾繩紋、劃紋的夾砂褐陶為代表，晚期以泥質素面陶和幾何形印紋陶為代表。但他又說將來如證明細石器遺存屬於中石器時代以至更早，則不應包括在西樵山文化內。其實這類遺存即使沒有那麼早，因它與後兩期的遺存差別太大，看不出有多少共同特征，也不宜算作是同一文化的遺存。職此之故，這裡所說的西樵山文化只包括楊文的中晚兩期，並且為了方便起見，將中期改稱為早期。
早期遺存目前發現較少，主要有增城金蘭寺下層、東莞萬福庵下層、南海觀音廟口、深圳小梅沙和香港深灣f層等，西樵山出有肩石器及繩紋、劃紋粗砂陶的遺存即屬此期。西樵山鎮頭西坡第三層貝殼測定的碳4年代為公元前47o±40年（經樹輪校正），可供本期年代的參考。
晚期遺存比較發達，西樵山鎮頭西坡第二層和第7、0、、2等地點、金蘭寺中層、河宕、灶崗、就魚崗等處都是。所測碳4年代數據也較多。如西樵山鎮頭西坡第二層貝殼為公元前370±25年（經樹輪校正，下同），灶崗貝殼為公元前4090±40年，河宕兩個人骨標本分別為公元前950±00年和公元前2250±00年，高要茅崗兩個木炭標本分別為公元前2340±50年和公元前2785±40年。如果把貝殼標本測年一般偏老的因素考慮進去，那麼晚期年代可能在公元前2700年至前900年之間，大體相當於龍山時代的年代。
生產工具主要是石器，也有少量骨角牙蚌器。
以霏細巖為主要石料的有肩石器是西樵山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生產工具。西樵山石器制作場出土的多打制的半成品、殘次品，也有一部分磨制較好的；其它遺址中則以磨制為多，包括通體磨光和只磨刃部者。器形以錛為多，其次是斧，也有一些似鏟者。此外還有一些梯形的或有段的斧、錛、鑿，甚至還有一些既有肩又有段的石器（圖4—3）。根據各遺址石器的統計資料，廣東省博物館《廣東東興新石器時代貝丘遺址》，《考古》9年第2期。圖4—3西樵山文化的霏細巖石器錛；235雙肩錛；4雙肩鏟；.雙肩斧。
（萬福庵；2金蘭寺；35高要；4西樵山；南海籐湧崗）
西樵山文化中有肩石器約占0％，早晚都有；有段石器只出現於晚期，且數量要少得多。這同石峽文化中有段石器遠多於有肩石器的情況適成鮮明的對照。
在西樵山文化的許多遺址中，還曾發現石鏃、骨鏃。穿孔蠔殼。還有一種甚粗的穿孔骨針，似為織魚網的工具。有些遺址還有石、陶網墜。
經濟生活西樵山文化的分布區全部位於珠江三角洲，現在是河道縱橫的低窪平原，稻作農業和桑蠶業十分發達。但在數千年前的情況則完全不是這樣。因為西樵山文化的遺址一般不在平地而是在一些小崗子、土墩或沙洲上，貝丘和沙洲遺址約占一半，出土貝類和其它水生動物大部表現為海生或河口型。其中有馬來鱷、硬頭海鯰、斷斑石鱸、海豚、大魟魚、麗蚌或河蚌、藍蜆或河蜆、蚶、牡蠣、螺殼等。陸生動物則有象、牛、豬、彌猴等。說明當時陸地遠沒有現在多，大部分是小島、沙洲，從而人們的生計只能以漁獵、捕撈業為主，而很少見到農業的痕跡。生產工具中缺乏明確的農業工具，而多半是手工工具和漁獵工具也說明了這一點。這與石峽文化以農業為主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照。
日用陶器西樵山文化的陶器種類少，數量也不算多，這是農業經濟不發達的又一表現（圖4—37）。早期以夾砂褐陶為主，泥質紅陶也占一定比例。一般為手制，紋飾在夾砂陶多繩紋、劃紋，有時有篦點紋泥質陶則多素面，同時有彩陶和鏤孔。彩陶多用紅色或赭色在原色底子或白衣上繪成，母題多橫帶，平行線紋，或似波浪紋等。多圈足器和圜底器，也有少數平底器。器形有釜、罐、缽、圈足盤、豆、杯和器座等，其中以圜底釜和圈足盤為最多，其它器物為數甚少。
晚期陶器的主要特點是幾何形印紋盛行，泥質陶和夾砂陶都有。除繩紋、條紋、波狀劃紋以外，大多是曲尺紋、梯格紋、雲雷紋、長方格紋等，單河宕就有二十多種。河宕下層還發現過少量彩陶，當屬晚期中較早的遺存。這時仍以圈足器和圜底器為主，主要器類是圜底釜、圈足罐、圈足盤和豆，另有少量缽和器座。深圳赤灣等地發現一種粗砂陶的爐箅，據說是烤魚類用的，當是本地的特產。
埋葬習俗早期僅高要龍帆發現一批蹲踞葬，其它遺址發現個別甕棺葬，無法全面了解其埋葬習俗。晚期墓葬發現較多，圖4—37西樵山文化的陶器早期34盤；27缽；5豆；82圈足盤；9圈足杯；0釜。
晚期34豆；57釜；8圈足罐。（247金蘭寺；3寶安捕魚山；5葫蘆山；高要永山；8深圳小梅沙；92.香港春坎灣；05.香港深灣；3.4—8佛山河宕）
計金蘭寺四座，灶崗六座、魷魚崗三十六座，河宕舊墟七十七座。一般東西向，頭東腳西，長方形豎穴，有的墓坑不甚明顯。河宕中下層經鑒定的墓中，發現成年男性一律頭西腳東，女性一律頭東腳西。這也許說明當時實行族外婚制，男女屬於不同的氏族，因而才有不同的葬法。葬式多系仰身直肢，單人一次葬。河宕有兩具人骨相距很近，但不能肯定是合葬。華南新石器時代早期流行的蹲踞葬，在西樵山文化早期仍存，到晚期已完全絕跡了。大約4o％的墓葬有隨葬品，少則一件，多則兩三件。隨葬器物有陶器（釜、豆或圈足盤、罐和紡輪等）、石器（錛、鏃、矛等）和裝飾品（象牙鐲、骨鐲、牙約發、骨梳、佩飾等）。河宕經性別鑒定的墓葬中，女性多隨葬陶紡輪，男性則多錛、鏃、矛等，表明當時存在著兩性間的勞動分工。從總體情況看，西樵山文化的墓葬都很小，隨葬品不豐富，墓葬間的差別很小，這又是和石峽文化大不相同的。其所以然者，主要是漁獵經濟限制了社會的發展。只有農業發展起來以後，這種情況才會改變。
西樵山文化的居民對河宕人骨的研究表明，西樵山文化的居民應屬於蒙古人種的南亞類型或南部邊緣類型，同時有一些同赤道人種相似的特性。男性平均身高米，女性約54米，比黃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居民都矮一些。
考古發現表明西樵山人有拔牙的風俗，其中河宕發現十九例，魷魚崗四例，金蘭寺有一例。一般拔除一對上側門齒，也有只拔一顆上側門齒的。此外，河宕還有五例拔上中門齒或中門齒與側門齒的，魷魚崗有二例拔上右前臼齒。後兩種部位的拔牙是其它地方所少見的。《大藏經》五一卷《唐大和尚東征傳》載鑒真和尚飄泊到崖州（海南島文昌一帶）時，見“人皆雕題鑿齒”，應是西樵山文化拔牙風俗的遺留。
與石峽文化的關系西樵山文化與石峽文化一南一北彼此鄰近，應有比較密切的關系；但是由於二者所處自然環境不同，經濟類型不同，從而限制了相互關系的發展。在石器方面，主要是手工工具比較接近，如都有雙肩或有段的斧、錛、鑿等，只是比例不同，形狀也略有差別。至於石峽文化的專門農具如石钁等，在西樵山文化中根本不見西樵山文化中一些專門用於漁撈的工具也不見於石峽文化。在陶器方面，二者都有較發達的圈足器和圜底器，但石峽文化多三足器而西樵山文化不見。西樵山文化早期是沒有幾何形印紋陶的，到晚期則大為流行，很可能是受石峽文化影響的結果。在埋葬習俗上，兩個文化都流行單人葬，長方形豎穴，東西向。但石峽文化特有的二次葬風俗不見於西樵山文化。石峽文化的大墓與小墓已有明顯分化，西樵山文化中目前只發現小墓，看不出有分化的跡象。
閩台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從八仙洞到大坌坑台灣最早的人類文化遺存是從台東長濱鄉八仙洞獲得的，有人稱之為長濱文化。所謂八仙洞包含有三個洞穴潮音洞、海雷洞和乾元洞。在這些洞內含陶片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層之下，均發現了僅出打制石器和骨器而沒有陶器的文化層。三個洞穴共出土打制石器六千多件，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尖狀器和經過加工修理並有使用痕跡的石片石器。同出的骨器有一百多件，包括錐、穿眼的針和兩頭尖的針（釣針或網針）等。此外還有許多動物骨骼和木炭渣等。
八仙洞中木炭的碳4年代共測得五個標本，其中一個超過5000年，其余四個距今僅為5000年至000年間。也許長濱文化本身延續的時期較長，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廣東潮安的貝丘遺址》，《考古》9年第期。代表著一種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文化遺存。
在台灣，可以確定為較早的新石器文化被稱為大坌坑文化。它是以台北八裡鄉大坌坑貝丘遺址的發現而得名的。這個文化主要分布在台灣西海岸地帶，以西南海岸最為密集，東海岸也有零星的分布。主要遺址除大坌坑外，還有台北圓山下層、台南歸仁鄉八甲村及高雄林園鄉鳳鼻頭等處，大體都屬於貝丘遺址。
大坌坑遺址出土的陶片多夾粗砂，紅褐色或灰褐色，火候甚低，胎壁較厚。多飾繩紋和劃紋，有的在口沿塗一圈紅色陶衣。器形甚為簡單，大致有釜、罐、碗幾種。多屬圜底，個別的罐有矮圈足（圖4—38）。
台南歸仁鄉八甲村所出蚌殼曾進行碳4年代測定，其中標本si—229為距今5480±55年，（按半衰期558±30年計算）樹輪校正的年代為公元前4355±0年。
殼坵頭和富國墩在福建沿海的比較早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主要有殼坵頭和富國墩。殼坵頭位於閩江口以南的海潭島上，屬平潭縣，985年進行發掘，是一處文化內涵豐富的貝丘遺址。出土石器以打制為主，其次是打制後稍經磨制的，通體磨制的為數極少。石器種類有砍砸器、刮削器、錛、穿孔石斧和穿孔石刀等，還有數量可觀的石球。同出骨器有鑿、匕、錐、鏃、笄等，還有圖4－38大坌坑文化的石器和陶器（台南歸仁八甲村出土）
—3石斧；4—石錛；7—0陶罐殘片。用蠔殼制的器具。
殼坵頭陶器以夾砂陶為主，摻粗砂和貝殼末，火候低，顏色不純。以圜底器為主，其次是圈足器，器形有釜、罐、圈足盤、碗，豆和支腳等。紋飾中多拍印麻點紋和繩紋，其次是貝印紋，即用貝殼邊緣壓出的花紋，此外還有戳點紋和刻劃紋。少數陶器還有紅衣（圖4—39）。
圖4—39平潭殼坵頭的陶器2罐；37釜，4支腳；580缽；圈足盤；9蓋；豆。與殼坵頭性質相同的遺址還有平潭南厝場，白沙溪頭下文化層中也可見到少量與殼坵頭類似的文化因素。金門島上的富國墩遺址則可能是與殼坵頭有密切關系的一處遺址。
富國墩又名蚵殼墩，是一處貝丘遺址。所出陶片有黑色和紅色者，顏色不純，紋飾中有貝印紋、刻劃紋和指甲紋等。其中貝印紋乃用各種不同的貝殼邊緣壓印出的波浪紋、點線紋和直線紋等，與殼坵頭所見十分相似。富國墩遺址的年代，曾用貝殼測得三個碳4年代數據，分別是距今30±370年（底層）、5800±340年（中層）和540±320年（上層）。這是以半衰期558±30年來計算的，若用樹輪校正，當在公元前5500年至前3940年之間，與大坌坑文化接近。殼坵頭的年代也應與此相當。
曇石山文化發現與分布曇石山文化是因福建閩侯曇石山遺址的發現而得名的。遺址位於閩江下游，是一個高出江面20余米的長形土崗，旁邊是閩江的沖積平原。954年至95年對遺址進行了六次發掘2，974年又進行了第七次發掘。曇石山有三個文化層次，中下層是貝丘遺址，屬新石器時代，上層屬青銅時代。一般認為曇石山文化僅指中下層的文化遺存。
現知曇石山文化主要分布於閩江下游及沿海一帶，經過發掘的重要遺址除曇石山外，還有閩侯莊邊山下層、溪頭下層和福清東張下層等處。在閩西北的清流、光澤和閩東的霞浦等地也發現過類似曇石山文化的陶器，當是曇有山文化影響所及的范圍。生產工具和經濟曇石山文化的生產工具有石器、骨器和貝制器物（圖4—40）。石器大多經過磨制，但精磨的很少。器形圖4—40曇石山文化的工具和武器—4.石錛；5石鐮；—8蚌鏟；9骨笄；0—骨鏃；8.石鏃9陶網墜；202蚌刀；22—24，陶紡輪。有錛、斧、鑿、鏟、鐮、刀、鉞、鏃等。錛的數量最多，一般為長方形，橫剖面呈梯形、長方形或三角形，後者是曇石山文化中特有的形制。沒有發現有段石錛，只有個別的有脊石錛。過去認為有段石錛是福建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重要特征，值得商榷。骨器主要有鏃、鑿、錐等。所謂貝制器，主要是牡蠣殼磨制而成，有的有兩個穿孔，似可作鏟用。陶質工具有紡輪、網墜和圓陶片等。
從曇石山遺址發現的動物遺骸，經鑒定有印度象、葉猴、棕熊、虎、狗、豬、牛、梅花鹿、水鹿等，水生動物有魚、蜆、魁蛤、牡蠣、小耳螺等，爬行動物有鱉。但因未分層次，不知是否都屬於曇石山文化。溪頭下文化層出土的動物遺骸有象、水鹿、家狗、家豬、鱉、蜆、魁蛤、牡蠣、小耳螺等。有些偶蹄類動物頭後骨骼有燒烤痕跡。結合生產工具來看，當時應有一定的農業，飼養豬、狗等家畜，同時進行狩獵和捕撈大量水生動物。
陶器的制造在曇石山曾發現了一個燒制陶器的窯場，在一個0多平方米的范圍內便發現七座陶窯，均依緩坡而建，窯門朝東或東偏南，大多保存較好。均為無窯箅的橫穴窯，窯室直徑07—08米，深05—0米，上口略收呈袋形。窯內壁已燒成青綠色，至為堅硬，窯底有2—3厘米厚的灰燼夾木炭塊，火口旁則堆著3—8厘米厚的灰燼。火膛在窯室前方，平底拱頂，斜坡通向窯室。有的窯火膛與窯室之間用大石封口。為解決沒有窯箅的困難，每個窯的窯室內均放置若干截尖錐狀體的陶器作為支墊。像這種無窯算的陶窯，在我國史前文化遺址中是獨一無二的。
曇石山文化的陶器以夾砂陶為主，約占80％，其中又有夾粗砂和夾細砂之分，顏色多灰色，其次是紅色或紅褐色，並有少量黃陶和黑陶。一般用泥條盤築，口沿輪修，晚期有用快輪拉坯者。陶器紋飾有繩紋、籃紋、方格紋、附加堆紋、刻劃紋、戳印紋和鏤孔等多種，也有少量彩陶。有的是紅陶繪深紅彩，有的灰陶帶把壺於細繩紋上也畫麻點狀紅彩。
陶器造型以圈足器和圜底器為主，有個別三足器（鼎），未見平底器。
一般無咀無流無鼻無耳，僅有個別的角狀把手。器形主要有釜、豆、圈足盤、2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曲江石峽墓葬發掘簡報》，蘇秉琦《石峽文化初論》，均載《文物》978年第7期。
以上年代均據達曼表進行樹輪校正。
楊式挺《談談石峽發現的栽培稻遺跡》，《文物》978年第7期。壺、杯等，也有少數鼎、簋、罐和器蓋。圜底扁腹釜、圈足豆盤和圈足壺，是這個文化中數量最多並最富特征的器物。這裡的炊器主要是釜，也有少數鼎，沒有甑、甗一類器物，說明谷物類糧食有限，一般不會蒸食干飯（圖4—4、42）。
圖4—42曇石山文化晚期的陶器—4豆鼎；2.3.釜；4.罐；8.勺；9.碗。
埋葬習俗曇石山第六、七次發掘共發現墓葬三十五座，溪頭第二次發掘發現墓葬四十二座。兩地墓葬的分布都比較密集，並有不少疊壓打破關系。兩處墓地都各分為兩片，片與片之間相距—5米不等，說明當時存在著不同層次的社會組織。假定每片墓是某個氏族在一定時期的死者，則整個墓地至少是屬於胞族的。假如一片墓只是一個家族在一定時期的死者，則整個墓地可能屬於某個氏族。
墓葬的排列不甚整齊，方向確有一定。溪頭較早的墓頭朝東南，較晚的則頭朝西北，正好相反。曇石山多數頭朝西南，少數頭朝東北，另有幾座頭朝西北或東南的。無論成年人或小孩的墓塘都是長方形豎穴，邊緣不甚整齊，個別的有二層台，沒有發現葬具。葬式以仰身直肢為主，也有個別仰身屈肢、側身屈肢和側身直肢的（圖4—43）。
圖4-43曇石山墓24平面圖較早的墓大約只有半數有隨葬品，較晚的墓絕大多數有隨葬品，每墓隨葬品的數量也有增長。隨葬器物以陶器為多，釜、豆（簋）、壺為最常見，少數墓隨葬石錛、石鏃、陶紡輪等。m8是溪頭出土器物較多的墓，墓塘長24米。死者為一42歲左右的男子，頭朝西北，仰身直肢葬。隨葬器物均放置在死者左側，排成一排，計有陶釜九件，壺四件、豆、碗、杯各二件，簋、尊各一件，共計二十一件陶器，另在腳頭隨葬石鑄一件。大多數墓隨葬器物僅一、二件或三、四件，看來社會內部已發生財富的差別，只是這種差別還剛剛露頭，也很有限。
曇石山文化的居民根據對曇石山部分人骨的研究，比較接近於蒙古人種中的南亞類型，並具有一部分澳大利亞——尼格羅人種的特征。男性平均腦量52毫升，女性485.毫升。男性身高僅35厘米，遠低於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居民的身高，而與河宕西樵山文化居民的身高比較接近。
曇石山m3中一位50歲左右的男人拔除了上頜兩個側門齒，由此可知閩越的先人也有拔牙的風俗。古文獻中雖沒有閩越拔牙的記載，但有與閩越關系極為密切的台灣先民拔牙風俗的記載。例如《太平御覽》卷七八○引三國吳人沈瑩的《臨海水土志》中，就說到夷州人俗，“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齒”。夷州就是台灣。清《台海使槎錄》載“哆囉社成婚，男女俱去上齒各二，彼此謹藏，以矢終身不易”。過去在台灣南部恆春墾丁寮和鵝鑾鼻石棺墓中均發現過拔牙的人骨，證明歷史記載不虛。而台灣土著居民多為越人後裔，放福建史前居民有拔牙習俗也是情理中事。
楊式挺《試論西樵山文化》，《考古學報》985年第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