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有5個自治區，3個自治州、9個自治縣（旗），共32個自治地方。以下按民族排列北方民族〔民族〕〔自治地方〕
滿族遼寧新賓滿族自治縣寧岫巖滿族自治縣寧鳳城滿族自治縣伯族新疆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朝鮮族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林長白朝鮮族自治縣古族內蒙古自治區947.5.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寧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958.4.遼寧阜新蒙古族自治縣林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95.9.黑龍江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肅肅北蒙古族自治縣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縣954.0.新疆和布克賽爾蒙古自治縣斡爾內蒙古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溫克內蒙古鄂溫克族自治旗958.8.鄂倫春內蒙古鄂倫春族自治旗95.0.回族寧夏回族自治區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北孟村回族自治縣河北大廠回族自治縣953.7.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953.7.青海門源回族自治縣海化隆回族自治縣954.3.青海大通回族自治縣疆焉耆回族自治縣固族甘肅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東鄉族甘肅東鄉族自治縣土族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縣拉族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縣954.3.維吾爾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955.0.哈薩克族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新疆木壘哈薩克自治縣疆巴裡坤哈薩克自治縣甘肅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柯爾克孜族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吉克族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海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薩克族自治州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雲南尋甸回族彝族自治縣甘肅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南方民族〔民族〕
藏族西藏自治區肅甘南藏族自治州953.0.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953.2.青海黃南藏族自治州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州南迪慶藏族自治州肅天祝藏族自治縣950.5.四川木裡藏族自治縣族四川茂汶羌族自治縣族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952.0.雲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川馬邊彝族自治縣川峨邊彝族自治縣南峨山彝族自治縣南路南彝族自治縣南南澗彝族自治縣雲南漾濞彝族自治縣南景東彝族自治縣雲南寧蒗彝族自治縣白族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哈尼族雲南墨江哈尼族自治縣僳僳族雲南怒江僳僳族自治州雲南維西僳僳族自治縣祜族雲南瀾滄拉祜族自治縣西族雲南麗江納西族自治縣9族雲南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佤族雲南滄源佤族自治縣雲南西盟佤族自治縣族湖南城步苗族自治縣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州松桃苗族自治縣南屏邊苗族自治縣93.7.侗族湖南通道侗族自治縣南新晃侗族自治縣族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州玉屏侗族自治縣族貴州三都水族自治縣家族湖北五風土家族自治縣北長陽土家族自治縣川石柱土家族自治縣族廣西壯族自治區族湖南江華瑤族自治縣廣西金秀瑤族自治縣廣西都安瑤族自治縣西巴馬瑤族自治縣95.2.廣西富川瑤族自治縣族廣東連南瑤族自治縣廣東乳源瑤族自治縣93.0.雲南河口瑤族自治縣93.7.仫佬族廣西羅城仫佬族自治縣族浙江景寧畬族自治縣貴州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平彝族傣族自治縣勸彝族苗族自治縣雲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縣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洱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南雙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縣雲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孟連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縣馬傣族佤族自治縣955.0.景谷傣族彝族自治縣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紫雲苗族布依族自治縣9.2.四川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南金平苗族瑤族傣族自治縣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982.5.鎮寧布依族苗族自治縣93.9.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983.2.四川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958.4.廣東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952.7.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林各族自治縣城各族自治縣958.5.第三節統一的多民族歷史的編撰疆域問題編撰統一的多民族的歷史，有三個重要的問題需要研究。一個是疆域問題，一個是歷史時期的劃分問題，再一個是多民族的統一問題。
疆域，是歷史活動的舞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共同進行歷史活動的舞台，也就是我們撰寫中國通史所用以貫串今古的歷史活動的地理範圍。
這個疆域，基本上包括了漢族的歷史活動的地理範圍，但並不局限於這個地理範圍。如果局限於這個範圍，許多少數民族的歷史都要排擠出去了。這個疆域，是國內各民族共同進行歷史活動的舞台，但並不包含某些民族外國成員的活動在內。這是因為有些民族是跨國境的，我們只寫這些民族在我們國境內的這部分人的活動，一般不寫這些民族在國外的那一部分人的活動。例如，我們要寫傣族，但一般不寫泰國的傣族。我們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俄羅斯族，但一般不寫作為蘇聯主要民族的俄羅斯族。我們寫朝鮮族，但一般不寫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朝鮮族。這是因為，我們不能把外國人算作中國人，不能把跨國境的血統關係相同而國籍不同的人都包括到我們的歷史範圍內。當然，在論述這些民族族源的時候，是不應當受國界限制的。有些歷史上的民族，如匈奴，如突厥，曾經煊赫一時，但後來在中國歷史上不見了。還有一些民族，見於古老的傳說和記載，但弄不清楚他們跟現在國內民族的關係。只要有適當的材料，對於這些民族也要寫，因為他們都曾在這塊廣大的國土上生存過，活動過。
在歷史上，有些朝代的版圖超越現在的國境，有些戰爭或別的重大的歷史活動超越了現在的國境。有時候，有一些外國人進入中國境內從事各種活動，甚至還有外國軍隊來侵略。雖然是在國境以外，或是外國人進入我們國境之內，都跟我國歷史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也都要寫在我們的歷史內。我們說本國疆域的範圍，並不限制關於中外關係的記載；相反，我們要注意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中國人有到外國去的，有在外國居住好幾代的，只要他們對人類的進步有貢獻，跟祖國的事業、祖國的威信有聯繫，也都要寫在我們的歷史裡。關於疆域問題，有一部分歷史工作者，還不能完全擺脫皇朝疆域的圈子。他們把殷周史限制在黃河流域，把春秋戰國史基本上限制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把秦漢隋唐的版圖要說得是如何地統一和恢廓，把元的版圖要說成跨歐亞兩洲等等。就殷周史說殷周史，就春秋戰國史說春秋戰國史，就秦漢隋唐的版圖說秦漢隋唐的版圖，這都是對的。但如從中國歷史發展的總過程來看，這是不能說明中國各族人民是如何共同創造祖國歷史的。很顯然，不能跳出皇朝疆域的圈子，就會掉入大民族主義的泥潭裡，這既不符合歷史的真相，也不利於民族的團結。
斯大林、日丹諾夫、基洛夫在《對於蘇聯歷史教科書提綱的一些意見》裡，說「我們需要的蘇聯歷史教科書是，大俄羅斯的歷史不脫離蘇聯其他各族人民的歷史，這是第一，而蘇聯各族人民的歷史不脫離整個歐洲歷史，並且一般的也不脫離世界歷史，這是第二。」在我們處理歷史上祖國疆域問題的時候，像這樣的指導原則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我們既要注意疆域問題同祖國各族人民的密切聯繫，也要注意到中華民族和其他民族或國家間的歷史關係。
歷史的分期歷史分期是研究歷史發展的重要問題。在遠古時代是否可以分期，要靠考古學上的材料去解決。自有文字記載以後，中原地區已進入上古時代，即奴隸制時代。到了春秋戰國，是上古時代向中古時代的過渡，即奴隸制在中原地區向封建制過渡時期。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可以說是封建制在全國占支配地位的標誌。
建國以來，史學界對於中國歷史分期展開了不同意見的爭論，至今仍在繼續。但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基本上是關於中原地區奴隸社會跟封建社會的分期問題。我們應當放開視野，努力在全國的範圍內考察這個問題，不要局限於中原地區。封建社會歷史很長，記載很多，對中國歷史的發展影響也很大。我們也應該重視封建社會內部的分期問題。近代史距離我們的時代近，跟今天現實關係密切，我們更應該重視近代史的分期。
歷史上，我國各民族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但不平衡是社會發展的正常現象。各民族之間的發展不平衡，一個民族內部的發展也不平衡，我們應當從不平衡的狀態上掌握一個歷史時期的整體性。
我國封建社會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秦漢時期，在中原地區，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成長時期。封建等級制，在見《斯大林文選》上冊，第2頁。人民出版社，92年版。
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成長起來。皇帝擁有最高的政治權力，也是最高的地主。皇帝的下面，是具有世襲特權的皇族、外戚、功臣等不同身份的世家地主，在地主階級中佔有支配地位。此外，還有豪族地主和高資地主，他們在財產和社會影響上有相當的實力，但在身份上不屬於較高的等級、甚至是等級很低的。世家地主的剝削對象是具有國家戶籍的農民，是由封建國家恩賜的。這種農民在當時農民階級中占最大的數字，他們有私人經濟，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比奴隸的境遇要好一些，但仍然是受剝削的。他們之間也是有等級的。他們在國家規定作為世家地主的農戶後，並不改變他們在國家戶籍上的身份。他們向世家地主交納的地租也就是國家的賦稅，二者是統一的。像上述的生產關係，在秦統治時期已經樹立，而在西漢和東漢時期不斷加以發展。奴隸制在秦漢時期沒有消滅，在官私手工業中仍舊存在。家內供役使的奴隸，在整個封建時代都是存在的。不過，這些都只是奴隸制的殘餘，在社會生產中是越來越沒有地位的。
在政治制度上，秦始皇推行單一的郡縣制，但對推行的具體情況，歷史記載缺乏。西漢和東漢，都同時施行郡縣制和封國制。朝廷的下面有郡和封國，郡和封國的下面有縣，縣的下面還有地方上的基層行政機構。這是政治制度上的等級制，每一等級有相對獨立的權力。公元三世紀以後，郡縣制逐漸排擠了封國制，而郡縣制本身也不斷地有些變化。但總的說來，朝廷的權力越來越集中，地方上各級行政機構的權力受到越來越大的限制。
秦都咸陽，西漢都長安，東漢因長安遭到戰爭的破壞而東遷洛陽。涇渭、伊洛平原和黃河下游地區是當時最富饒的地區。秦漢的統治範圍，大大超越了前代，包括了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圍繞中原地區的少數民族，有相當部分登上歷史舞台，而匈奴、羌族特別活躍，有時還給中原皇朝以武力的威脅。但當時所有的少數民族，都還處在前封建社會階段。作為中國主體民族的漢族，是經過有關部落和民族的融合而在秦漢時期形成的。漢族的名稱，也是跟這一個偉大朝代的名稱相一致的。
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時期。在這時期，發生了民族間的長期鬥爭，發生了民族的大規模流動和移居。本來在兩漢時期就已開始內遷的匈奴人和羌氐人，現在他們深入內地，並且又有鮮卑人、突厥人、回紇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內遷。結果是無論在北方和南方，民族雜居的地區都擴大了。因而，漢族充實了自己，少數民族提高了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久而久之，內遷的少數民族，跟漢人很難區別。這就在新的民族關係的局面出現後，有了民族重新組合的出現，而促進了原來地區封建化過程。這是封建社會發展時期的一個重要特徵。
前一歷史時期的世家地主階層，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瓦解了，代替它的地位的是新興的門閥地主。門閥地主與世家地主一樣，也是有政治身份、世襲特權的地主。但門閥地主是依靠家族的傳統地位形成的，這跟世家地主的形成是由於皇家所規定的政治身份是不同的。在土地所有權上，門閥比世家具有更多的家族私有性質。在勞動力方面，門閥地主掌握的，主要是蔭附農民。蔭附農民是脫離了國家戶籍的農民，他們交納的地租不再具有國家賦稅的性質了。他們的社會地位比戶籍農民要低些，但對於國家賦稅，其中包括繁重的勞役，是可以擺脫的。這種生產關係上的相對變化，是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的。這是封建社會發展時期的又一標誌。
三國時期的魏、西晉和北朝的後魏，都建都洛陽。隋唐都建都長安，而以洛陽為東都。三國時期的吳、東晉和南朝的宋、齊、梁、陳，都建都南京。魏晉以後，北方人民的南遷，在勞動力的增強和生產技術的傳播上，都為東南方農業生產帶來了新的刺激和推動。南京得以長期地佔有顯著的政治地位，這跟東南經濟的發展是分不開的。長江中下游經濟的發展，在向黃河流域的富饒地區看齊，這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時期的一個特點。
五代以後，到了元末，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時期。在這時期，先有五代十國，繼有遼、西夏、金跟北宋、南宋的分立，後有元的統一。廣大的邊區，從東北的部分地區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進入了封建社會，而漢族與各民族間又經歷了一次新的組合。這是封建社會進一步發展時期的重要標誌。東南經濟的發展，超過了北方。長江中下游地區成為全國最富饒的地區，這是封建社會進一步發展時期的又一重要標誌。
前一歷史時期的門閥地主階層，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又瓦解了。在北宋和南宋統治下，代替它的是品官地主。品官地主也有政治身份和特權，但所擁有的世襲特權是很有限度的，他們的土地大量是由購買和侵佔得來的。他們佔有土地，可以無限地擴大，不會受到法令的限制。他們應按照規定向國家繳納賦稅，而他們則向農民徵收地租。賦稅和地租的區別，是更清楚了。品官地主以外，有豪富的地主，有兼營商業的地主。農民階級中，也有佔有少量土地的，而佃農是大量的，他們在品官地主的土地上勞動，也在其他地主土地上勞動。他們比起前一歷史時期的蔭附農民，社會地位較高，人身自由較多。他們也有國家的戶籍，除向地主交納地租外，還擔負對封建國家的身丁錢，有時也有一些勞役。但他們一般地不會被封建國家指定為某某地主的農戶，這是跟西漢和東漢的戶籍農民的一個很大區別。無論地主或農民，封建身份性的印記趨向淡化，財產性的土地剝削關係趨向顯著，這是兩宋時期封建制生產關係的特點。
元統一全國後，南宋地主階級的勢力基本上保存下來了。他們所在的地區是當時封建經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元代有一大批蒙古貴族地主的出現，還規定了形形色色擔負封建義務的民戶，又擴大了奴隸的數量。但這基本上是北方的情況。在北方出現的這種生產關係，是這一時期局部地區的倒退現象。廣大邊區的封建化，是元代社會生產發展的新氣象。
五代時期的梁、晉、漢、周，都在今河南開封市建都。北宋的都城和金的陪都，也在開封。遼的南京、金的中都、元的大都，即今北京。這裡，自古以來就是軍事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一方重鎮，元建為都城後，明清相繼建都，今天又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的發展，是漢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和其他民族共同創造的。宋都開封，元都北京，雖離東南富饒地區較遠，但也都是要利用溝通南北的運河，以便於南糧北運並聚斂東南的財富。
明朝及清朝大部分的年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衰老時期。明代的農民，自耕農外佃農占很大的數量。從法的觀點來看，佃農對地主的封建依附關係，又較前代有所減輕，他們可以選擇地主，可以不受地主的非分役使。農民中還有雇工的出現，以出售勞動力取得物質報酬。清代的稅法，把人頭稅平均分攤在地畝稅內，有田者有稅，無田者無稅，這就使賦稅具有單純的財產稅性質。諸如此類的情況，都說明封建束縛有較多的解除。這並不是由於統治者的恩賜，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和勞動人民激烈鬥爭的結果。但這只是當時社會現象的一個方面。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地主階級，特別是地主階級統治集團，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進行貪婪殘暴的掠奪和迫害。明廷是濫用宦官，清廷是加強軍事的統治，從而企圖保持高度的封建專制統治。這兩個方面好像不相協調，但正是一個問題在不同方面的表現。第二個方面的表現，並不能顯示封建地主階級的生命力，反而是暴露了它的頹廢和虛弱。這兩個似乎矛盾的現象，正是封建社會衰老時期的特點。在民族關係上也是這樣。一方面，民族間的關係比前一歷史時期要密切了，但屬於民族性質的封建枷鎖卻更加沉重了。
前一歷史時期的品官地主和他們延續下來的勢力，以及蒙古貴族地主，在農民起義重大打擊下土崩瓦解了。代替它們的，是新興的官紳地主。這個階層，在官員以外，還包括很多獲得科舉功名的人，其人數是相當多的。這一階層中富有資財的人，不只廣有土地，而且作生意，開當鋪，放高利貸。這是商品生產和貨幣經濟發展的產物，但它們在依附於封建勢力的情況下反而得不到正常的發展。
明代朝廷有皇莊，直接佔有大量土地。這跟它直接派宦官收取商稅礦稅及大量征儲金銀一樣，暴露了末世朝廷對財富的貪婪、追求。皇族和勳貴的莊田以及皇族的祿米，也是數量巨大，成為當時社會經濟和國家財政的毒瘤。清代朝廷對此有所覺察，想解決這個問題。它雖然也有皇莊，而遠比明代要少。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清廷以東北為禁區，大大阻礙了地方經濟的發展。明初，資本主義已有萌芽，明中葉後，出現較多。清初以後有所發展。
但這個芽始終不能茁壯成長，沒有足夠的力量把已經衰老的封建制度突破。從對外關係上說，隋、唐、宋、元都居於主動的地位，明清時期的對外關係顯然逆轉了。明初已有倭寇登陸。明廷在沿海設置衛所，進行防禦。明中葉以後，倭寇在東南沿海騷擾，為南直、浙、閩各地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破壞。明清之際，西方資本主義已在興起，而中國的封建制依然老態蹣跚，專政者對於世界形勢一無所知。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家，在十六世紀初已經東來進行殖民活動，並侵及中國領土。此後，沙俄、英、美繼來，對中國的野心日益擴大。明初鄭和下西洋和清初對沙俄的侵略進行了反擊，這是對外關係上的大事，但從總的形勢來看，中國的處境日益被動。鴉片戰爭後，中華民族日益陷入沉重的災難。
自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是中國史上的近代，是由封建時代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也是中國各族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時代。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前，是這個時代的前期，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自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後，是這個時代的後期，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經歷了清朝晚期及民國初年近八十年的時間。在這個時期裡，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並殘酷地統治了中國，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較封建社會時代的情況複雜了。社會經濟的主要成份，除封建地主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繼續存在外，出現了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又包括帝國主義資本、官僚買辦資本和民族資本三個部分。帝國主義經濟勢力在中國社會生活中起著支配的作用，封建經濟則佔有顯著的優勢地位，二者並互相勾結在一起。官僚買辦資本是帝國主義經濟的附庸，並跟封建剝削關係緊密相聯結。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十分微弱，沒有成為一個能獨立的經濟體系，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不佔重要地位，而且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都有這樣那樣的聯繫。在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下，中國農村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破壞，商品生產發展了，但農業生產和農民的經濟生活卻越來越陷入於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漩渦。這些情況，表現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的主要特點。
伴隨著社會經濟的激烈變化，階級關係也發生新的變化。外國資產階級侵入中國後，成了中國社會生活裡面一種統治力量，操縱控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各個方面。他們不僅扶植和封建地主階級，使其成為他們統治中國的支柱，而且造成了為其侵略需要服務的買辦階級。在封建地主階級內部，新起的軍閥官僚地主在外國資產階級的下，代替了原來的官紳地主占支配地位。軍閥官僚地主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而且一般都還兼有早期官僚資本家的身份，具有濃厚的買辦性。他們在地主階級政權中握有實權，成為舉足輕重的勢力。這也是地主階級政權買辦化的重要表現。農民階級主要包括自耕農、佃農和雇農，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壓迫剝削下，農民日益貧困破產，出現了自耕農減少、佃農增加的趨勢。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這個時期新產生的兩個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為其經濟地位所決定，是一個帶有兩重性的階級，一方面有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對革命敵人的妥協性。無產階級是最偉大、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它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還是作為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追隨者參加革命。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形態和階級關係，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根本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各族人民為了反對國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進行了不懈的艱苦鬥爭，但沒有找到解放的道路，沒有取得最後的勝利。自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無產階級力量壯大起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中國共產黨成立了，中國革命的面目煥然一新。中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的民主革命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跨進了社會主義的新時代。
多民族的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是經過一個漫長過程的。我們的祖國，曾經出現過各種形式的多民族的統一，也曾經有過多次的分裂，但在分裂中也還是有統一。我們經歷過的統一，有單一民族內部的統一、多民族內部的統一和多民族的統一，後者又包含區域性的多民族的統一和社會主義的全國性的多民族的統一。
單一民族的內部統一，主要是由氏族、部落或部落聯盟發展而來。有時，一個民族遭到重大的挫折，分散了，後來重新組合，形成這個民族內部新的統一。匈奴族原來是一些部落，部落與部落間的關係是不穩定的。《史記·匈奴列傳》說它「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後來頭曼單于和冒頓單于在位的時候，有血緣關係的許多部落連合起來，形成了匈奴內部的統一。松贊干布時的吐蕃、阿保機時的契丹、成吉思汗時的蒙古，都有一個統一民族內部的過程，都是由分散的許多部落統一起來，形成較高發展階段的民族共同體。努爾哈赤時的女真，是在金亡後女真各部分散的情況下，把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各部重新組合起來，形成了女真內部新的統一。漢族是一個民族混合體。它的祖先也必然經歷過由部落發展起來的過程，但已難於詳考。有的學者設想，傳說中的夏禹治水，必須有許多部落參加，可能在這時形成了夏民族，而為漢族來源之一。但這畢竟還是設想，尚無從證實。
多民族的統一，比起單一民族的內部統一，可以說是較高的發展階段。
說是多民族，當然不限於一個民族，但在多民族中，往往要有一個主體民族。戰國七雄都是地區性的多民族的統一體，它們都各有自己的主體民族，而分別與東方諸夷、西方諸戎、北方諸狄、南方諸蠻以及其它民族統一起來。三國時期的魏、蜀、吳，也都是地區性的多民族的統一，它們都以漢族為主體，而分別與本地區的少數民族統一起來。南北朝時期，南朝和北朝，我們習慣上認為它們是漢人的朝廷和鮮卑人的朝廷，實際上它們都是地區性的統一的多民族朝廷。南朝的主體民族是漢族，北朝儘管鮮卑人當權，但這個地區的主體民族仍然是漢族。秦漢、隋唐、元、明、清等時期都形成了以漢族為主體的全國性的多民族的統一。元代的最高統治者是蒙古貴族，清代的最高統治者是滿洲貴族，但漢族人民在這兩個時期仍然是社會生產力的主要承擔者，元、清的政權實質上也是蒙古貴族、滿洲貴族跟漢族地主階級聯合統治的政權。
社會主義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歷史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繼承，而在本質上跟歷史上的統一又有根本的區別。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是消滅剝削和壓迫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各族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是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
從歷史的發展上看，這四種民族統一的形式，是按著程序前進，一步高於一步。先是有若干單一的民族內部統一的出現，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後有地區性的多民族的統一，如戰國七雄。然後有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如秦、漢、隋、唐、元、明、清。然後有社會主義的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在全國性多民族統一的發展過程中，也出現過分裂。秦漢以後，出現了魏、蜀、吳的割據。經過西晉暫短的統一，又有五胡十六國之亂及南北朝的分立。在唐與元之間，又有遼、夏、金與宋的對峙。但每經歷一次曲折，統一的規模就更為盛大，元比隋唐還要恢廓。在曲折過程中出現的地方政權，就全國來說，是割據政權。從它們本身來說，也自有其歷史性的意義。在這些政權的統治範圍內，由於先進生產力的影響和統治者謀生存的需要，往往會出現生產力狀況的改善。自三國至南宋時期，中國經濟重心的逐步南移是其顯明的例證。地區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為後來統一局面再度形成後提供了生產發展的一些條件。同時，地方政權往往也能根據本地區的特殊情況，創造和積累了處理國家事務方面的經驗。隋唐的官制、軍制和田制，就有不少是繼承北朝長期實行的制度。從歷史的某一片斷來看，確切不止一次地有分裂狀態的存在，但從歷史發展的全貌來看，全國性的多民族統一才是主流。
漢族和各民族地區幅員之廣大，自然條件的差異，生產狀況的不齊，如果得到適當的協調，則可轉化為發展生產的有利條件。但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因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交通運輸很不發達，交換經濟只起社會經濟的輔助作用，各民族地區間的物資交流基本上停滯於潛在的階段，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從而加強民族間的團結。但鹽鐵的販運，茶馬、皮毛、藥材的交易，植棉、紡織的推廣，河防、水利跟工程和道路的興修，還是多民族的統一為社會經濟帶來的進步。在經濟制度上，各民族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在中原地區，漢民族的形成和封建所有制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說是同步前進的。在這時候，匈奴還處於奴隸制階段，西南夷還處在氏族社會末期。兩千多年過去了，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我們還有封建所有制，奴隸主所有制、原始共產的殘餘以及民族資本主義和買辦資本主義，所有這些，都是多民族在經濟制度方面的表現。但無論如何，各少數民族在社會經濟發展道路上，都以不同的速度向漢族靠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各族人民分別通過不同的形式，向社會主義邁進。
在思想上，統一的想法起源甚早。《詩經·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所謂「天下」，究竟是指多大的地方，無從稽考，但總是詩人心目中很廣大的地方。他這兩句詩，表明了他的天下統一的思想。可能由於詩人對王權崇拜至極，難免有相當多的誇大。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南宮適說「禹稷躬稼，而有天下」2。這所謂「天下」，意味著極為廣大的地區的統一。戰國時期，變亂日亟，人心思治。有人問孟子說「天下烏乎定？」孟子說「定於一。」孟子的話比孔子的話要更明白些，他說的是七國的統一。在戰國時期以後成書的《禹貢》，描畫了九州山川物產。《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稱引鄒衍大九州之說，每一大州有九州，共八十一州。中國為赤縣神州，是八十一州之一。中國還有九州，即如《禹貢》所說的九州。《禹貢》和鄒衍以九州說中國，都是指中國說的，但都還屬於地理概念，與孟子所謂「定於一」者不同。到了秦始皇，刻石頌秦功德，把破滅六國的統一，看作空前的大業。漢初，公羊學派借助經典，把大一統的學說塗上神聖的光彩。此後，歷代皇朝都拿統一的規模作為當時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標。
在分裂的年代裡，割據勢力往往把自己說成是皇朝的正統，把統一作為奮鬥的方向。三國時期，魏地處中原，把自己說成是漢朝的繼續，要恢復全國的統一。蜀以自己姓劉，說自己是漢室宗親，要恢復漢家的舊業。南北朝時期，北朝說南朝是「島夷」，南朝說北朝是「索虜」。他們都自居為中國，要滅掉對方，統一全國。遼、宋、金的相峙時期，這三個朝廷也都自命為中國的主人，都設想由自己統治全中國。
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水平和長期積累下來的政治威望，對少數民族是有吸引力的。這可能在形成傾向統一的新的因素上起一定作用。《資治通鑒》卷一零四，晉孝武帝太元七年記載秦王堅銳意欲取江東，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
胡三省注會，要也。言天要中國正朔相傳，不歸夷狄也。
陳垣《通鑒胡注表微》引《通鑒》和胡注，並加按語，說正朔不歸夷狄，乃當時一般公論，不獨苻融言之。劉聰卒時，太子粲即位，靳准執而殺之，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此一事也。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竭盡臣節，無為不義。」此又一事也。嗚乎！晉澤實淺，何由得此。更可以楊盛見《論語·季氏》。
2見《論語·憲問》。
父子之事觀之。《宋書·氐胡傳》「晉安帝以楊盛為仇池公，永初三年，封武都王，以長子玄為世子。武都王雖為蕃臣，猶奉義熙之號，子玄乃改奉元嘉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為晉臣，汝lt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然則盛之心無所分晉宋也，特以其為中華正統所在而已。如必為晉，則裕之篡，盛當興師討逆，否亦當抗顏獨立，胡為委順如此，此皆足與苻融之言相印證者。4_0095_0這裡所舉的事例足以說明，在少數民族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抱有上述心理，這對於促進統一是有好處的。
在多民族統一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民族之間有和好，異世之聖騎無敵燃文有爭吵。和好，有聘問、朝貢、封賜、和親、交易、民間的各種往來。爭吵，有時發展為戰爭。因此就有人問，民族關係史是以民族友好為主流，還是以民族鬥爭為主流？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須作一些分析。第一，友好和鬥爭都不是絕對的。有的時候，鬥爭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時候，友好是手段，鬥爭是目的。有時，在個別事件、個別地區有爭吵，但不一定就破壞民族間的友好。第二，在歷史記載中，對於民族友好的記載往往不像記載民族糾紛、特別是民族戰爭那樣引人注目。民族糾紛，特別是民族戰爭，即使是暫時性的、自發性的，也可以改變人們對於長期友好的印象。廓清歷史上所籠罩的一些迷霧，揭示出歷史的真實面貌，是須下一些苦功的。現在根據我們所接觸的材料看，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民族關係是曲折的。但總的說來，友好關係越來越發展。無論在時間的繼續性上，在關係到的地區上，在牽涉到的方面上，都是這樣。清代的統治者，對少數民族一手拉，一。但清代各族人民在反清、反封建鬥爭中的聯合，聲勢極為浩大。辛亥革命以後，各族人民的聯合更為顯著。通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大大增強了民族間的親密友好。這是中國民族關係史上的主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很大的發展。在歷史上，民族之間曾發生過這樣那樣不愉快的事情，這基本上是由反動統治階級和歷史條件的局限所造成的。我們撫今追昔，應該特別珍重歷史的主流。
對我國在歷史上的各方面的貢獻，各族人民都有份，但我們研究得很不夠。對於漢族是這樣，對於少數民族更是這樣。比如，火藥、羅盤、造紙、印刷等四大發明，是應該大書特書的。這在有關的歷史書裡也都寫了，但對於它們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對於人類文化發展上所起的作用，卻很少認真地寫。至於它們後來在西方各國的發展，為什麼會超過中國，這個問題似乎是還沒有認真地研究。又比如，對祖國國土的開發，我國各族人民都有他們各自的功勞，但往往對少數民族在這方面的貢獻，我們注意得不夠。範文瀾同志說得好「依據歷史記載，共同開發中國的各民族，一般說來，漢族最先開發了黃河流域的陝甘及中原地區，東夷族最先開發了沿海地區，苗族、瑤族最先開發了長江、珠江和閩江流域，藏族最先開發了青海、西藏，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開發了西南地區，東胡族最先開發了東北地區，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紇、蒙古各族先後開發了蒙古地區，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開發了西北各區，黎族最先開發了海南島，高山族最先開發了台灣。所以按照漢族今天居住地區看來，似乎中國領土上的極大部分都是漢族所開發的，其實，其中不少地區最先開發者，卻是已經消失了的和現實存在並發展的許多民族。事理很顯然，中國之所以成為疆域僅次於蘇聯，人口在全世界各國中居第一位，歷史悠久，延續不絕，在全世界各國中也居第一位的偉大國家，首先必須承認，這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各族男女勞動人民長期共同創造的成果」。
我國少數民族，在歷史上有不少特出的貢獻。舉例來說完善的鐵器的製造和風箱的使用，是開始出現於有關南方民族的記錄上。《荀子·議兵篇》說「楚人宛巨鐵鉇，慘如蜂蠆」。《史記·范睢傳》記秦昭王的話，說「吾斗楚，鐵劍利而倡優拙。」這是戰國末年的事，楚就是屬於「荊蠻」的民族系統的。《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記吳人干將鑄劍，「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逐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橐就是冶鐵用的風箱，干將、莫邪是古傳說中很有名的兩把利劍。這是春秋末年的事，吳也是屬於「蠻夷」的民族系統的。又如棉花和棉布，是我們長期以來的主要的衣服材料。棉的種植和織紡，主要從南方海島上和新疆居住的少數民族推廣的。《尚書·禹貢》篇說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揚州是指淮河以南，以至南海之間的廣大地區。貝就是吉貝、劫貝、古貝的省稱，這原是印度以至馬來半島、中南半島等地對於棉的共同使用的名稱，後來廣東、福建也使用這個名稱。織貝就是用棉作成的織品。《禹貢》是一篇後起的書，但寫成的時期總也在戰國末年。據此可見南方海島上居住的少數民族用棉之早。後來又有新疆產的棉，經過很長的時間才逐漸傳佈到全中國，代替了往日以絲麻作主要服裝材料的地位。又如中國的建築術，梁思成在《我國偉大的建築傳統與遺產》一文的結尾，盛讚北京城是「世界絕無僅有的建築傑作的一個整體」，「不但在全世界中古時代所沒有，即在現在，用最進步的都市計劃理論配合，仍然是保持著最有利條件的。」應該指出來，最初設計這個偉大傑作的工程師，正是一個回回人，他的名字叫作也黑迭兒丁。這是陳垣先生在好多年以前，在《元西域人華化考》裡已經考實了的。近年以來，北京市的建設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昔日的北京城在建築史上的成就還是要肯定的。民族友好的歷史發展和多民族統一的發展不一定是同步的發展。但到了今天，這二者是同步前進的。
「一」和「多」，是辯證的統一。「一」存在於「多好了，「一」就會更好。反過來說，「多」要團結為「一」，「多」才可以使「一」更有力量。歷史上的統治者，對「一」的重視，大大超過了「多」，他們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限制了「多」的發展，也就必然限制了「一」的發展。只有今天，才可能有這樣科學的認識。我們知道，每一個指頭都各有用處，但把指頭團結成拳頭，作用就會更大。
撰寫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還是要把漢族的歷史寫好，因為漢族是主體民族。同時，也要把各民族的歷史適當地作出安排，這是我們必須盡量克服的難點。這個工作，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們現在作這個工作，還只是初步的嘗試，希望能得到有關方面的和教益，使這項工作能得到不斷地完善和提高。
見範文瀾《中華民族的發展》，《學習》三卷期。
第二章歷史發展的地理條件第一節地理條件與歷史發展中國史學家的有關撰述一定的歷史活動，總要在一定的地域上展開。歷史的發展是離不開地理條件的。過去中國史學家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有關於這方面的撰述。
物產的地域特點及其對人們的影響，這是中國歷代史學家所一向注意的，並從而產生經濟區域的看法。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夫山西饒材、竹、谷、、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此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lt這是把漢朝的統治地方分為四個大的經濟區域。山西地區，即關中地區；山東地區，即崤山或華山以東直至沿海的廣大地區；江南地區，即長江以南直至沿海的廣大地區；龍門（在今山西省河津縣西北）、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縣北）以北地區，即今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一線以北直到漢朝北境的廣大地區。從司馬遷的這段話來看，他的經濟區域的觀念是明確的，他對經濟區域的劃分，主要是從地理條件來考慮的。
司馬遷對一些地區的記載，著重記載地理條件的狀況、生產的狀況以及經濟生活的狀況和社會風俗的表現、不同地區在這些方面的相異或相同之處。在這些記載中，幾乎所有有關地理條件的因素，如地形、土壤、氣候、森林、礦藏，以及江、河、湖、海之利與水陸交通狀況等等，都涉及到了。司馬遷以地理條件、生產狀況劃分經濟區域的思想是明確的。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司馬遷首先提出山西、山東、江南、龍門與碣石以北四個經濟區域這一總的觀念之後，接著又重點論述了關中、三河、燕趙、齊魯、越楚等地的自然狀況和社會狀況。這可見他關於經濟區域的觀念是有全局思想的。惟其如此，他才能一方面認識到各地之所出「皆中國人民所喜好」，一方面又認識到各經濟區域在發展上的種種差別。
司馬遷的這種思想受到後來許多史學家的重視，對它加以繼承和發展。
班固《漢書·地理志》在詳載全國郡縣建置、戶口多寡後，於其篇末備言各地地理、生產、風俗等狀況，比《史記·貨殖列傳》所記更加豐富。西晉史學家司馬彪稱讚說「《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杜佑《通典·州郡典》各篇，亦多特標《風俗》一目，略述各地地理條件及其影響下的當地經濟生活和社會習俗。經濟區域的觀念及其在史書上的體現已成為我國史學上的一個優良傳統。
在人口和地理的關係上，過去中國史學家也有一些認識，這可說是人口地理思想的萌芽。
司馬遷已經注意到地理條件跟人口分佈的關係。他說三河地區因居「天下之中」，又是歷代君主建都的地方，所以「土地狹小，民人眾」；三河北《後漢書·郡國志》一。
部的中山，是「地薄人眾」；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齊地，因其優越的地理條件和「寬緩闊達」的社會風俗，而吸引了很多人，「其中具五民」；鄒、魯一帶，也是因為「頗有桑麻之業」，故亦「地小人眾」。他講關中人口和地理的關係比較具體關中之地占當時全國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超過當時全國十分之三。他還注意到有的地區人民「好稼穡」，有的地區則「業多賈」。這些，涉及到對人口分佈的密度和人口部門構成的朦朧認識。司馬遷還看到，關於人口與它的土地面積比較起來，不算是多的，但創造出來的財富卻很多，以至佔了全國財富的十分之六；而中山這個地方，人雖然多，但地理條件不好，社會風氣也不好，沒有創造出多少財富來。這跟後來以戶口增減來衡量社會經濟是否發展的論點，有很大的不同。
自《漢書·地理志》以後，在《二十四史》中，有地誌者計十六家，「正史」或稱《地理志》，或稱《郡國志》、《州郡志》、《地形志》。它們或記人口的分佈，或記人口的遷徙，都是以人口與地理相結合的情況著眼的，這是在封建社會勞動力與土地相結合在史書上的反映，但也可作為我們考察歷史問題的參考。
從地理條件看政治上的興亡得失，是過去中國一些史學家感到興趣的，也是過去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感興趣的。漢初，劉邦打算建都洛陽。婁敬建議都長安。他的理由是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鬥，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4_002_0婁敬這段話講得很精采，也很形象，他分析關中的地理條件的優勢，把經濟、軍事、政治幾個方面都考慮到了。劉邦徵求群臣的意見，「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按洛陽為東周之都）。」劉邦疑而不能決，及至張良也說應都長安，他才下了決心，「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司馬遷很生動地記述了這件事，認為婁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評價是很高的。所謂「建萬世之安」，當然是誇大之辭。但直至唐代中葉，杜佑仍然認為，關中的地理條件對於政治上的鞏固和統一是很重要的。他指出「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饒，號稱陸海，四塞為固，秦氏資之，遂平海內。」這是從歷史上來看。同時，他針對唐初有關遷都的議論，強調說夫臨制萬國，尤惜大勢，秦川是天下之上腴，關中為海內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於茲，若居之則勢大而威遠，捨之則勢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搖矣，非止於危亂者哉！誠系興衰，何可輕議。04_002_lt司馬遷和杜佑的看法，說明在漢唐時期，關中的地理條件對這兩個盛大的皇朝的政治統治是很重要的。李吉甫也贊同司馬遷和杜佑的看法，他根據《史記》所記認為「漢祖入關，諸將爭走金帛之府，惟蕭何收秦圖書，高祖所以知山川阨塞，戶口虛實。厥後受命汜水，定都洛陽，留侯演委輅之謀，田肯賀入關之策，事關興替，理切安危，舉斯而言，斷可識矣。」他申明自己撰寫《元和郡縣圖志》的目的是要「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他甚至認為中唐以來，「成當今之務，以上均見《史記·貨殖列傳》。
樹將來之勢，則莫若版圖地理之為切也。」把地理條件和人們對地理條件的認識和利用看作是「事關興替，理切安危」的問題，是這位政治家和歷史、地理學者的政治經歷和學術研究所達到的一個共同的結論。
都城，是歷代皇朝政治統治的中心；都城的地理條件歷來受到更多的重視，此即所謂「卜都定鼎，計及萬世，必相天下之勢而厚集之」2。上文所述地理條件跟政治統治的關係，有些就是和都城相關聯的。劉知幾主張「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3這說明他對於都城在國史編纂內容上的重視。不過劉知幾主要還是從政治統治的歷史經驗提出這個問題的，沒有著重於地理條件的考察。唐末昭宗時國子博士朱樸曾上書言當世事，並從地理條件的得失提出遷都的建議，認為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lt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裡榫敭粒姙瑠媸搸𢌥墪刃沂㰍擰⒒兪酰𡟜搸鐦忟杏滯靄司牛坃咦妗８𠵴謚忟頻慈灰印７螄濉⒌酥斵鰨姹穆𨫢覧裸錚姉潿𠥔𤉸河摺⒎锪治𢔰𡟼兀𡚒希梦仗痘非莅𦇝魘粲諍海𦶦饔猩下逯厴街𤥀眨墪庇邪籽鋁徤紓𡚒誦問ぶ㨗兀𦶦盅苤䬷妗Ｈ艄憧ｄ釙𢌥媫頌煜輪𢸍疲㛃墒勾蠹桝Ｗ怨胖行酥𤂌衞𦲁ヒ閹ブ斅疲梦臀賜醵熖酢＝衲涎簦𤉸汗囊淥淦鴝𤉷賜躋病３際由膠幼忱齟Χ啵𪅐識家咽⒍㷨ィ𡚒巖孕艘眩喚廼賢簾∷漖常𦲁誦南瑶Π崆桑㕡豢梢遠跡緩穎蓖梁袼𤨣睿𦲁誦那褲購蒽澹㕡豢梢遠肌Ｎ┤濉⒌聳滴┬性𡷹𦲁誦鬧柿跡𦲁デ劐氤擼壻�騊V下邐𢔰𤥀蓿𦹅澇兌牡儀珠籩𡠩藎壜私ǘ賈𢸶灹∫病?_004_0朱樸的建議沒有被唐昭宗採納。這時的唐皇朝已岌岌可危，非遷都之舉可以挽回頹勢，足見朱樸在政治上是很迂闊的。但是，他的這些議論透露出，由於地理條件的變化，關中地區已逐漸失去了經濟上的優勢；由於社會的動亂、政治的腐敗，長安已不再具有盛唐氣象。這跟中唐時期杜佑、李吉甫對長安的看法已有很大的不同。朱樸建議中的這一點啟示是不應忽視的。而他的「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的見解，也還包含著辯證的因素，不可完全視為迂闊之見。鄭樵在《通志·都邑略·序》裡引證了朱樸的遷都議，認為「其論『去已衰之勢，就未王而王』，則前此或未有之及矣。」這也是贊成他的「隨時制事」的主張。
《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認為是從地理條件考察「建邦設都」跟政治統治關係的佳作，他是從全國的地理形勢和以往的歷史經驗出發，對地理條件與「建邦設都」的關係和政治上興亡得失的關係作總的考察。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在新的歷史條件（包括地理條件和政治條件）下，長安、洛陽、建業所謂「三都」已不是理想的建都所在；（二）北宋建都於汴京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這跟「靖康之難」有直接的關係；（三）他在這篇序論的末尾還提出南宋建都臨安是不妥當的，應采唐人朱樸之議，移都南陽。鄭樵的這些論點和其他一些看法並不是都很中肯的，如他把「靖康之難」都歸結到北宋定都汴京這一點上就是極為片面的。但他從總的地理條件和歷代「建邦設都」的歷史中，試圖總結一些帶有普遍性的認識的這一意向是很難得的。他所得到的某些具體結論，如「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開闢以來皆河南建都」等，對於我們從地理條件方面探討歷史上「建邦《元和郡縣圖志·序》。
2徐元文《歷代宅京記》序。
3《史通·書志》。
設都」的客觀規律，也是很有啟發性的。明清之際，顧炎武撰《歷代宅京記》，就歷代建都之制，備載其城郭宮室、都邑寺觀及建置年月等史實，其總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論議，是我國古代第一部輯錄都城歷史資料的專書，有相當高的文獻價值。
過去中國史學家一方面認為地理條件跟政治上的興亡得失有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也認為地理條件的作用不是孤立的、絕對的。賈誼的《過秦論》是一篇著名的史論，它表明了對地理的及其它物質的條件的作用不能作絕對的理解。他指陳了秦佔有各方面的優勢，包括地理條件在內，但歷史發展的結果卻是秦亡漢興。這是為什麼？他寫道「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的論點，在後來的史學家中也多有之。這可見過去中國史學家對於地區條件作用的看法是有相當辯證的因素的。
過去，中國史學家關於地理條件跟歷史發展的關係的撰述是很豐富的，還有一個傳統的特點，這就是重視它的社會作用。在這方面，顧炎武所編《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顧祖禹所著《讀史方輿紀要》，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兩部代表作。
《天下郡國利病書》是作者自明末崇禎十二年（39年）起。用了二十多年的功夫編纂而成的。作者寫這部書時是處在歷史的重大轉折時期，他在序言中講到了他編纂的目的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
他說的「輿地之記」，是指的《肇域志》。他說的「利病之書」，即系《天下郡國利病書》。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和他所堅守的「文須有益於天下」的主張，使他的「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的心情帶有強烈的時代感。他窮究於地理而著眼在「利病」，正集中地反映了他為經世致用而編纂此書的目的。
作為講地理的書，《天下郡國利病書》在編次上反映出作者對地理條件認識的三個層次一，全書首卷敘「輿地山川總論」。這是對全國地理條件的概述，是全書的總綱。它從地脈（山脈分佈）、形勝（地形特點）、風土（氣候差別）和百川考（水系源流）等四個方面勾勒出全國地理面貌及其特點，所用文字不多，但輪廓卻很清晰。二，全書以絕大部分篇幅，分別論述了北直、江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以及東北、北部和西北邊疆的地理情況；論述過程中，先內地而後邊疆，並專立「邊備」、「河套」、「西域」三個卷目，表明作者對邊疆地理的重視。三，書末扼要論述了中國跟有關國家的地理關係、貿易關係以及一些國家的地理狀況，反映了作者所具有的開闊的視野。這三個層次，反映了作者在認識地理條件的問題上，注意到全局和部分、內地和邊疆、中國和外國這幾個方面的關係。這是他在見識上超過前人的地方。《天下郡國利病書》記各地的自然環境、政區劃分、經濟狀況和戍守形勢等，而以記述各地經濟狀況為主，因而在地理書中獨具特色。它記述經濟狀況的方面很寬廣，包含漕渠、倉廒、糧額、馬政、草場、鹽政、屯田、水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九《文須有益於天下》條「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
利、賦稅、徭役、戶口、方物等等，其中又以記述土地、賦役、水利最多。關於土地，它涉及到土地的分配製度、佔有和使用情況，土地兼併的發展，以及因自然條件的變化而引起的土地變化和農田建設等等。全書除對各地屯田興廢得失有較多的論述外，還記述了不同地區在區田、丈地、清田方面的種種情況，記述江南地區沙田、洲田的情況以及荒田、勳田、僧田等情況2。關於賦役，作者一方面注意於全國各地的賦役情況，另一方面則尤矚目於江南的賦役之重。他重視《大學衍義補》的說法「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3又引證王象恆《東南賦役獨重疏》之說「人止知江南錢糧之多欠，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已與宇內之重者相等矣；江南止及六、五分，已與他處完輕者相等矣。」顧炎武在《日知錄》裡提出「蘇松二府田賦之重」2的論點，當是他研究了明代全國賦役情況特別是江南賦役情況後得到的結論。此外，作者引證各方面材料披露明代一條鞭法在有的地區「屢行屢止，致使忠實良民田鬻大半，戶口尚高，經年累歲，獨當各樣重差，無息肩之日，苦累不可勝言」3；在另一些地區，已經到了「祖宗劃一之規、易簡之政，果終不可復哉，果終不可復哉」的地步了4。關於水利，作者徵引大量歷史文獻及前人的有關言論，對全國各地水利事業均有記載，有的著重臚列歷代水利，有的著重分析一方水利現狀，還有關於這方面的奏議、調查、記事。值得注意的是，跟作者重視江南的賦役狀況一樣，他也十分重視江南的水利狀況，故於江南水利論述尤多。這反映了明朝時期，江南在地理條件上的特點和社會經濟上的地位。
《天下郡國利病書》在篇幅上，以江南、北直、山東、陝西為最多，浙江、廣東、四川、湖廣次之，福建、雲南、山西、河南、江西又次之，廣西、貴州最少。這固然有作者在材料纂輯上的原因，但也大致反映了明代各地區在全國經濟、政治中的地位的不同。這跟唐中葉以前人們講地理、論食貨必首推關中的情況相比，已不可同年而語。
《天下郡國利病書》雖以輯錄前人論述成編，但於選材、標目、編次之中，亦足以窺見作者開闊的視野、深刻的政治見解和經世致用的編纂目的；它雖是一部地理書，但卻蘊含著編纂者的豐富的經濟、政治思想。
比《天下郡國利病書》稍晚的《讀史方輿紀要》，是顧祖禹以二十年功夫撰成的一部地理名著。全書一百三十卷，附《輿圖要覽》四卷，文字浩繁，結構嚴謹。《讀史方輿紀要》的正文主要包含三個部分一是「歷代州域形勢」。這是有關自上古直至元、明的行政區劃及其沿革，是歷史地理部分。二是分敘全國各地方輿。這是以明代行政建置為次第，論述兩京及十三布政使司所轄範圍的地理形勢含序論，概述，分論各府、州、縣、長官司的山川形勢和城、鎮、營、寨、堡、關、隘、橋、驛等軍事設施。這是政治、軍參見《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一一、河南三、湖廣五。
2參見《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一三。
3《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六。
2《日知錄》卷一○。
3《天下郡國利病書》山東五。
4《天下郡國利病書》河南四。
事地理部分。三是總敘全國山川分佈。這是輯錄前人著作中有關文獻資料編纂而成，是自然地理部分。附錄《輿圖要覽》有地圖數十幅，圖前有序，圖後有表；其中「九邊圖」和《黃河圖說》、《海運圖說》、《漕運圖說》等，也反映出作者對於軍事的重視。
《讀史方輿紀要》是一部以地理為基礎、以闡明軍事上的成敗為主要內容、以總結政治興亡為目的的巨著。作者為各地方輿所撰的序論，最能反映出作者在這方面的造詣和旨趣。顧祖禹論江南方輿說「以東南之形勢，而能與天下相權衡者，江南而已。」論河南方輿說「河南，古所稱四戰二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2論浙江方輿說「浙江之形勢，盡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這是用幾句話就概括了不同地區的地理形勢的輕重、得失，從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功力和見解之深。
顧祖禹在論述各地方輿時，注意到結合社會歷史的多種因素來評價它們的地位，尤其顯示出作者傑出的政治見解和軍事思想。例如，他論山東方輿說山東之於京師，犬牙相錯也。語其形勝，則不及雍、梁之險阻；語其封域，則不及荊、揚之曠衍。然而，能為京師患者，莫如山東。何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漕渠中貫於山東，江淮四百萬粟，皆取道焉。04_00_這是從漕運與京師的關係來看待山東地理位置的重要。
作者論四川方輿，則認為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爭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險而坐守之，則必至於亡。04_00_2這是強調險不足恃和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所以作者感歎地說「夫恃其險而坐守之，以至於亡，又豈惟蜀為然哉！」
在講到陝西方輿時，作者指出陝西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陝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雖不能為天下雄，亦必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蒲洪、姚萇之時，可以用關中矣，而其人非也；諸葛武候之才，足以用關中矣，而其時非也；張浚之時，可以用關中，浚之識亦知關中為可用，而其才非也。04_00_3lt這是一方面講了關中地理形勢的重要，一方面又講了這種地理形勢要發揮作用是跟一定的時機、人的行為和才能有密切的關係。
在講到湖廣方輿時，作者寫道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4_0_0作者一一分析了這三種不同結論的根據。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考察某地地理條件時，能夠緊緊把握住局部和全局的關係，並按照不同的層次來評價它們之間的關係。
以上這些，都顯示了顧祖禹的淵博和卓識。
《讀史方輿紀要》歷來受到人們很高的評價。人們稱讚它「辨星土則列山川之源流，詳建設則志邑里之新舊，至於明形勢以示控制之機宜，紀盛衰《讀史方輿紀要·江南方輿紀要序》。
2《讀史方輿紀要·河南方輿紀要序》。
《讀史方輿紀要·浙江方輿紀要序》。
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詞簡，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長，藏之約而用之博，鑒遠洞微，憂深慮廣，誠古今之龜鑒，治平之藥石也。有志於用世者，皆不可以無此篇」2。說它「不征奇，不探異，網羅放失，於古今成敗利鈍之際，三致意焉」3。認為「非具上下縱橫之識而悠然有所會者，亦何有於是書」4，而其特點則在於詳論「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得失成敗之跡」5。這些評論，大多還是比較中肯的。
孟德斯鳩和黑格爾的有關論點西方學者對於地理條件跟歷史發展的關係這一問題，也有不少的論述。
近代歐洲的學者，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大大地向前發展了，從而具有系統的理論的形式。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harleslouisdeseodatmotesquieu，89—755）在其所著《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提出，土壤的性質和地形的特點直接影響著國家的政體和法律的形式。他認為一個國家土地優良就自然地產生依賴性。鄉村的人是人民的主要部分；他們不很關心他們的自由；他們很忙，只是注意他們自己的私事因此，土地肥沃的國家常常是「單人統治的政體」，土地不太肥沃的國家常常是「數人統治的政體」；這有時就補救了天然的缺陷。
因此，他得出結論說山地、平原、近海三種地形會產生三種不同的政體，即「居住在山地的人堅決主張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則要求由一些上層人物領導的政體；近海的人則希望一種由二者混合的政體」。在孟德斯鳩看來，居住在不同地形上的居民，在保衛自由的能力和追求自由的熱情上有很大的差別，進而造成了他們對政體選擇的不同要求。
孟德斯鳩還認為，土地腴瘠的不同，對於人們性格的形成、精神的熏陶也會造成很大的差別。他說「土地貧瘠，使人勤奮、儉樸、耐勞、勇敢和適宜於戰爭；土地所不給予的東西，他們不得不以人力去獲得。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寬裕而柔弱、怠惰、貪生怕死。」他還認為，氣候的不同，會影響到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面貌和命運氣候比較好的地區容易受到別的民族的侵擾，如「波斯、土耳其、俄羅斯和波蘭的最溫暖的地區曾受到大小韃靼人的蹂躪」；而「由於中國的氣候，人們自然地傾向於奴隸性的服從」等等。孟德斯鳩從論證「法律和土壤的性質的關係」出發，廣泛地探討了地形、氣候、土壤跟社會發展的關係。他在探討中所得到的一些具體的結論，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甚至是極其荒謬的。他把民族的精神的形成和國家的政體的形式，統通歸結為地形、氣候、土壤等地理條件，顯然是片面的。由於孟德斯鳩沒有較多地從物質生產方面來認識地理條件的作用，所以儘管他的這些理論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對後世也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即片面誇大地理條件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2《讀史方輿紀要》吳興祚序。
3《讀史方輿紀要》熊開元序。
4重刻《讀史方輿紀要》黃冕跋。
5《讀史方輿紀要》魏禧序。
以上參見張雁深譯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第279—283頁，商務印書館9年第版。在孟德斯鳩後的一個多世紀，德國大思想家黑格爾（wilhelmfriedrihhegel，770—83）從歷史哲學的高度精闢地闡述了地理條件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他的名著《歷史哲學》中明確地提出了「歷史的地理基礎」這個概念，他這樣寫道助成民族精神的產生的那種自然的聯繫，就是地理的基礎；假如把自然的聯繫同道德「全體」的普遍性和道德全體的個別行動的個體比較起來，那末，自然的聯繫似乎是一種外在的東西；但是我們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從而lt表演的場地，它也就是一種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礎我們所注重的，並不是要把各民族所佔據的土地當作是一種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這地方的自然類型和生長在這土地上的人民的類型和性格有著密切的聯繫。這個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歷史上出現和發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採取的地位。
這一段話，可以看作是黑格爾關於「歷史的地理基礎」的總的看法。他把「地理的基礎」也看作是他的「絕對精神」藉以「表演的場地」，但他卻明確地指出了「地理的基礎」跟「各民族在世界歷史上出現和發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採取的地位」有密切的聯繫。在這裡，黑格爾思想中的合理的內核，是被他的唯心主義的外殼包裹著的。
黑格爾認為，由於氣候條件的差別，各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