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遠方陪著魯仲明去新修縣，王湘林也跟了去。作為省報記者，本省企業在外地投資出了麻煩，當然是應該跟蹤採訪的。同時跟去的還有黃耀強，黃耀強聽肖副廳長說起當年和那些綠林前輩的交往經歷，大受啟發，打算回到鎮江後也學肖副廳長去拜訪下一鎮江本地的各路英雄，以圖給以後的刑事案件的偵破工作帶來方便。既然有這樣的打算，他也跟著李遠方他們一起到新修縣見識一下，積累點與那些江湖人物交往的經驗。黃耀強這個同行遠來是客，藉著這個理由，在喬局長的授意下，南鄉市刑警支隊派了個便衣陪同，主要是給他們當一下嚮導。
去新修縣的路上，李遠方把剛才從肖副廳長那裡聽來的情況向魯仲明等人說了出來。對這些山民的成人方式，魯仲明作為同道中人見怪不怪，王湘林卻則覺得很不可思議，說現在都什麼年代了，怎麼還有人搞出些劫富濟貧的事來，真有這種事的，天下不就亂套了。黃耀強則深有體會地說：「其實類似這樣的傳統還有不少，比如有的地方，還要讓新娶進門的媳婦出去要三天飯呢！」王湘林更覺得奇怪，問黃耀強道：「憑什麼，那些新媳婦就那麼聽話，真的會出去要飯嗎？」
新媳婦進門先要三天飯的風俗，李遠方家附近的一個地方就有，所以李遠方替黃耀強解釋道：「黃支隊說的是真的，我老家附近有一個地方，建國以前很窮，荒年的時候經常出去要飯。建國後生活好了點，用不著要飯了，但如果娶了外地媳婦，怕新媳婦知道公婆以前要過飯看不起他們，以後對他們不好，就要求新媳婦進門後先出去要幾天飯。久而久之就成了當地的風俗，所有的新媳婦都要出去要飯。到最近幾年，他們那個地方經濟發展得特別快，在全國『百強縣』中，一直都排的前面，幾乎可算是全國最富裕的地方。但在他們最富的縣城城關，新媳婦進門先要飯的風俗，在有些人家裡還保持著。當然，要飯的方式和以前是不同的，讓新媳婦出去要飯的出發點，也是和以前不一樣的。」
王湘林很感興趣地說：「你說下去，現在都怎麼回事？」李遠方繼續解釋說：「說是要飯，其實只是一個特殊的儀式，通過這個儀式，讓新一代不要忘本而已。新媳婦進門後，在到娘家回門之前，會提前通知一個自己的親戚或者朋友，告訴說我明天中午到你們家要飯，你們都不要出去作好準備。第二天午飯前，新媳婦特意換上一套舊一點的衣服，最好打上幾個補丁，盡量打扮得樸素點，然後帶著夫家的一些人到約好的人家敲門，說我來要飯了。那一家就在家裡擺上一桌，招待這些『要飯』的人。而有的人家的風俗，則是新媳婦從正月初一開始到鄰居家連續要三天飯，一頓飯都不能在自己家吃。既然連要飯都可以做，那麼別的任何事情，只要是力所能及的，都應該不怕髒不怕累不怕丟面子放心大膽地去做。所以他們那裡的人特別能吃苦，只要是能賺錢的，不管什麼事情都願做，什麼事情都敢做。他們認為，既然自己的祖宗是要飯的，大不了打回原形真的去要飯，所以做生意的時候膽子特別大，特別敢冒險，這就等於是特別能把握機會了。而且，他們那裡的人對各種打擊的承受能力特別強，就算有一天做生意做賠了，從百萬富翁一下子變成窮光蛋，他們也絕對不會氣餒，哪怕是從給人擦皮鞋做小工開始，一分錢一分錢地慢慢積累，只要有新的機會就會很快東山再起。」
魯仲明聽了李遠方的話大受觸動，感慨說：「做生意確實要有點死要飯的精神，只要有錢可賺，不能前怕狼後怕虎的。我對你們那裡的人一直很佩服，真是什麼生意都敢做。平常我們用的那種一次性打火機裡的小彈簧，做一萬個只能賺三塊錢，還累得半死，要是別的地方的人，是絕對不願意做這種小生意的，但你們那裡就有人願做，現在壟斷了整個國內國際市場，賺到手裡的錢，我看三億都不止。有一次我的一個朋友到你們那裡的一個小商品市場，認識了一個專門賣橡皮筋的人，賣的是一分錢能買好幾個的那種橡皮筋，一天到晚開著大奔馳到處晃來晃去的，活得特別瀟灑。當然，他是整庫房整庫房地往外批發的，據他說，全世界的橡皮筋差不多都是他家造的。如果他們做生意時的這種精神真的和要飯的風俗有關的話，我都打算要幾天飯去，以後可以憶苦思甜，做什麼都能放開手腳。」說完話後，魯仲明「呵呵」地笑了幾聲。
王湘林對此深有同感，說：「這倒也是，如果連要飯都可以做，還有什麼事是不能做的。這些舊風俗既然能長期保持下來，肯定有其存在的價值，這和一些地方為了促進旅遊業的發展特意炒作起來的所謂風俗是不一樣的。」然後轉跟頭去問那個隨行的便衣：「既然你們這裡一直都有『土匪』劫富濟貧，那些貪官做虧心事之前，怎麼都得掂量一下吧。那為什麼你們省這幾年連續查出了幾個貪官，級別還都很高，他們平時就沒想到有人會管這件事，就不怕那些『土匪』找上門去嗎？」
便衣一本正經地對王湘林說：「王記者，其實我們省的貪污腐敗案件的數量，在全國都是最少的。那幾個大案的報導，你要是仔細看一看，就能發現那些貪官基本上都從外省調過來的，不是本省土生土長的。要是本省出來的幹部，都知道山上有『土匪』專門找貪官的麻煩，怎麼都會收斂一些的。只有那些外地調過來的，沒人告訴他們那些秘密，才會膽子越來越大。不過我也聽說了，前些年那個副省長被查，是有人搜集證據告到了中央，搞不好就是那些『土匪』干的吧。」
王湘林說：「照你這麼說，在你們這裡『土匪』這個詞是褒義的了，我想以後你們應該改稱他們為『俠客』。要是全國各地都有這樣的『俠客』，貪污腐敗的事情肯定會少上許多。不過話要說回來，如果到處都是這樣『俠客』，法律的尊嚴就沒法保證，這個國家也要亂套了。」便衣說：「是的，是的，按照現行的法律，連私人偵探都是非法的。要不是這些『俠客』平時沒做什麼壞事，上面又有人幫著說話，可能早就被當作黑社會勢力進行打擊了。但這次他們把大京九堵住了，怎麼都要負點法律責任，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想的。」
聽便衣這麼說，李遠方心裡就犯起了嘀咕，把大京九給堵了，肯定是有人要負法律責任的，該罰款的罰款，該判刑的判刑。如果這件事確實是那些幫派在後面策劃的，那些受懲罰的就是幫派裡的人，他們受到了損失，魯仲明這次去找他們說情，肯定沒那麼好說話。肖副廳長給他們介紹的是一個姓向的老前輩，算起來今年已經快八十歲了，肖副廳長和他最後一次見面在十年前，後來就沒有再聯繫過。肖副廳長說那些練武的人肯定活得比一般人長命，而且作為真正的江湖人，特別講義氣，就算十年沒聯繫了，只要有肖副廳長的親筆信，肯定會給面子的。李遠方心中並不以為然，因為武老說過，純粹練武術的人一般都是短命的，所以那個向老人家是不是還在人世很難說，如果老人家不在了，他的後人會不會給肖副廳長面子更不好說。這些人連劫富濟貧的規矩都保留著，這一次會不會按照以前的武林規矩讓魯仲明來個三刀六洞什麼的都說不定。想到這，禁不住摸了摸藏在褲腿裡的手槍，心裡希望到時候不要用上。
半路上遇到了一直在路邊等著的羅天永，魯仲明讓所有的保鏢開著原來的車回南鄉，只讓羅天永上了李遠方的大吉普一起到新修縣去。
和料想中的一樣，地方政府對他們的到來非常歡迎。在和政府有關部門商量處理方案的時候，沒有遇到任何阻力，地方政府不僅全盤接受了魯仲明所提出的方案，而且主動要求由政府去做農民的工作，讓農民推遲現有香豬的出欄時間，在魯仲明收購推遲出欄的香豬的時候，甚至可以按照比合同規定稍低一些的價格進行。另外，還向魯仲明承諾了不少新的減免政策。這樣，最大限度地減少了魯仲明的損失。
地方政府的高姿態是有原因的。如果沒有各級官員的大力，香豬產業是不可能在新修縣形成目前的規模的，所以香豬產業是縣裡這一屆領導班子的重要政績工程之一，和他們的經濟政治利益掛上了鉤。要是這項產業突然之間從天下掉到地下，他們誰也跑不了責任。目前農民存欄的香豬，按合同規定價值將近一億，新修縣可是個窮縣，擔不起這麼大的損失。熊華僑跑了，如果羅天永也跑了，農民又堵了大京九，新修縣的許多官員恐怕都要保不住自己的烏紗帽。在這種情況下，帶著解決方案而來的魯仲明就是他們的大救星，只要魯仲明願意，當然是什麼條件都可以談了。而且，魯仲明是個更大的老闆，如果和魯仲明拉好了關係，魯仲明高興之餘在新修縣投資一個新的項目，他們不就又有新的政績工程了。
熊華僑攜款外逃的行為購成了犯罪，按照現行的法律，可以將他留下來的那些資產沒收後補償給羅天永這個合夥人。看來熊華僑也不是個太壞的人，雖然捲走了公司賬上的兩千多萬，但他在公司裡按股權分配的資產，折算一下也值個一千八九百萬。於是在地方政府的幫助下，羅天永和農民重新簽訂了收購香豬的合同，而且進行了產權轉移，把香豬公司變成了全資公司。在熊華僑抓獲之前就進行產權的轉移，按照嚴格的法律條文是不可以的，但在地方政府的極力配合下，鑽一鑽法律文本的空子，自然會是完全合法的。到了最後，魯仲明實際上沒有任何經濟損失，甚至還有許多便宜可佔。
在羅天永為事情的順利解決高興得合不攏嘴的時候，魯仲明和李遠方兩人還是在擔著心。熊華僑和羅天永在這裡得罪了地方勢力，公司還要繼續開下去，就算那些人不再玩堵住大京九這麼大的事情，也是後患無窮。趁著一次在一起吃飯的機會，李遠方問了陪他們吃飯的一個副縣長，對大京九事件，當地政府是怎麼處理的。
到新修縣後，魯仲明的身份當然是羅天永的老闆，王湘林實話實說是西部省的省報主任記者，黃耀強兩人充作南鄉警方派來保證魯仲明安全的便衣也很正常，對李遠方的介紹，卻是魯仲明的表弟。他們那輛車比較誇張，但因為現在好多有錢人都能通過關係搞個軍牌掛在自己的車上，那些官員想想魯仲明作為一個億萬富翁，在上面有些特殊的關係搞個這樣的車牌是很正常的，倒沒怎麼放在心上。車是李遠方開的，那些人以為李遠方確實是魯仲明的表弟，因為許多有錢人都經常找個自己的親戚當幾天臨時司機的，帶著鍛煉一下，然後再安排合適的崗位，培養成接班人都說不定。所以，雖然表面上李遠方只是個司機，那些官員對他還是很客氣。
李遠方問起，副縣長就故作誠實地說這件事也沒有什麼好處理的。首先是那些人堵大京九的時機掌握得比較好，正好是運輸比較空閒的時候，只影響了一列短途客車和幾列貨車的運行，沒有造成太大的政治影響，既然影響不大，事情就能小則小。因為事情是熊華僑攜款外逃所引起的，按照一般的習慣，可以把所有的罪名都堆在他的頭上，就算把他說成發動海灣戰爭的罪魁禍首都沒關係，這樣的話，別人的責任就輕多了。堵大京九的都是當地農民，非常團結，找不出帶頭的，所謂「法不責眾」，在查清事件的原因後，只要能把香豬的問題解決好，除了一些領導會受到處分外，不打算追究哪個人的刑事責任。
聽完副縣長的解釋，李遠方不得不佩服這些官員化解問題的本領，只要事情沒有嚴重到捅破天的地步，怎麼都能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哪怕是捅破了天，用不著女媧去練五彩石，憑這些官員的蓮花之舌中濺出的口水都能把天給補上。
不過，大京九事件這樣不了了之也好，他和魯仲明去找人說情的時候就少了許多顧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