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與法——，就像一塊表面光滑裡質毛糙的陶製器皿，只關注它的一面都將是不公平的。
儒學有它的局限性，法學自然也不是光鮮一塊，事實上，正是法家主張的嚴刑峻法使得大秦的法令多如牛毛，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親親尊尊之恩絕」的刻薄少恩的政策在讓民眾服從的同時，也激起了他們強烈的反抗慾望，特別是當壓迫到達容讓的頂點時，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就爆發了。
而細說起來，儒學也不是一無是處的。最起碼在儒學思想的教導下，中國出現了象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天祥「孔曰成仁，孟曰取義」，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等閃爍著燦爛光輝的哲言理想。同時，孔子和孟子提倡的「仁政」主張也具有相當的進步意義，它要求統治者愛惜民力，反對過分壓迫和剝削人民。這種重民思想後來被古代開明的封建統治者如盛唐太宗李世民採用，使其統治下的人民生活安定，社會秩序井然，社會經濟、科學和藝術也日趨向前發展，從而造就了泱泱大唐萬朝來賀的盛世景象，封建王朝的發展也就此達到了頂峰。
在教育上，孔子採取的「因材施教」、「誨人不倦」、「循循善誘」等教育方法，重視啟發學生學習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強調「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在學習上提倡實事求是的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並且強調複習的重要性，「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要求學生把學習和思考結合起來，做到「舉一反三」。這些教育經驗不僅深刻地影響過我國歷史上的教育，而且，現在全國各學校基本上都是採用這種教育方法。
此外，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言論說出了一個人立身處世應有的正確觀點，正是在這種觀點的影響下，中國歷史上就出現了岳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葛雲飛、馮子材等愛國將領，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為後世所傳頌。
怎麼辦？面對兩種截然不同的治世學說，傅戈需要作出一個選擇，是繼續奉行大秦的嚴法治國還是倣傚歷史上劉邦建漢時那樣無為而治、以禮興邦的策略。
可以預見，如果完全承繼前者的話，等待傅戈的將是民眾的反抗，將是一場永遠不可能贏得的戰爭，因為大秦的的酷政早已將民心喪盡。然而，要是選擇後者的話，那從某種意義上說傅戈將有可能成為中國漫長封建王朝的始作俑者，這對於一個對中國近代落後挨打歷史有著深惡痛絕感受的年輕人來說，是絕對無法認同自己這樣去做的。
「以法為骨、以儒為皮！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在萬般無奈之下，傅戈思想裡潛藏著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起了作用。
既然兩者都有優點，又都有缺陷，那麼就兩者都用，兩者都不全用。
「作為一個統治者，還真***不容易？」
傅戈恨恨的抬頭蔑視了一下咸陽頭頂上的天空，暢快又淋漓的說出了重生之後的第一句粗話。原先在學校時，他最恨的就是這些個枯燥乏味之極的學術學說，想不到來到二千年前之後，居然還是逃不開這宿命的追逃。
而且，這一次他再也無法象學校裡那樣趴在桌上用書本擋著假寐，在考試的時候四下裡借女同學的筆記狂抄。
一切得靠自己。
因為除了他之外，其它人的想法都是或用儒學或用法家，絕不會有妥協的想法。
亂世用法家，治世尊儒術。一個成熟的統治者就像是一名嫻熟且技術高超的外科醫生，法家是手術刀，儒家是麻醉劑，兩者缺一不可。沒有麻醉劑直接給人開刀的話，病人會疼的受不了，受不了就會反抗，會爆發。
在統一戰爭結束之前，以法家學說為正統的大秦的這種軍國體制讓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兵營，國家做一切事務的最終目的就是一個，通過戰爭手段對外擴張和兼併，這種情況其實和二十世紀的日本與德國有一些相似之處。
在過去的一百五十餘年中，大秦通過法家的律法整合各種資源，並通過對外戰爭，成功的轉移了國內百姓的視線。可是當天下一統之後，強大到了頂點的大秦帝國再也沒有一個可以用來參照的足夠強大的軍事假想敵了，鬱悶無比的始皇帝能做的就只有拿嶺南的蠻夷和北方的匈奴出氣了。
其實，在這個時候，國家更需要的是以儒學作為治國的補充，並改變一切圍繞戰爭考慮的方略，可惜，無論是始皇帝還是其它像李斯、馮去疾等重臣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皇上，臣以為伏、馮兩位大人說得都甚有道理，治國強國之道其實非法家或儒家一途，也許我們可以兩者兼用，相互取長補短，具體來說就是『以法為骨、以儒為皮』，政令要隨著時局的變化而不斷進行調整，只有如此才能重振我大秦的強盛與輝煌。」說實話，傅戈最後拍板的陳詞一點新意都沒有。
不過，這一句看似『和稀泥』的話似乎還挺有效果，不管是伏生還是馮正，對於傅戈的這個意見都基本上同意了，對於伏生來說，能夠讓儒學鹹魚翻身已經算是極大的功勞了，這一份功勞已經能讓他在儒學史上留下炫耀的印跡；而對馮正來說，目前千創百孔的大秦確確實實是法家治理下的結果，如果再堅持下去，無異於是要將國家推向滅亡，與國之存亡相比，學說上的短長也只能暫時先放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