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與匈奴民族對峙了兩百年，其間進行了大小戰爭數百起，使匈奴王庭從稱霸一時到逐漸分裂、衰落直至全部並入中華民族之內，可以說是兩漢王朝一系列重大的正確的方針戰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雖然，現在我國已從農業社會走向了工業社會，從冷兵器時代走向了高尖端武器時代，但兩漢對付域外強國的戰略直到今天也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我們不妨來為當時的戰爭劃分出如下幾個階段，然後逐次來分析：
第一，和親、綏靖時代
秦末，冒頓單於統領匈奴，兼並漠北各部，東滅東胡，西逐大月氏，南並樓煩，北服丁零，建立了一個國土廣袤的游牧王國，有騎射部隊30余萬人，遂開始不斷侵入自然環境優越的漢王朝。
當時的漢王朝久經戰亂，民疲國窮，再加上連年對異姓藩王用兵，中央兵團的實力並不高。但這時，劉邦打算先給匈奴一個打擊，以嚇阻北人的進攻。因此，在高帝七年，趁匈奴南下之際，他親率大軍進行反擊，結果被圍困在白登山。為了脫險它采用了婁敬之計，開始了與匈奴進行和親的時代。這一時代一直延續到了文帝和景帝的執政期間。
（這絕對是一個高明的計策，一方面避免了中國與匈奴之間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對抗，給中國平息內亂，積蓄力量贏得了時間；另一方面，與兩宋，晚清不同的是，我們是以平等甚至高於對方的姿態與匈奴和親的——要知道嫁出去的可都是公主呀，那麼單於名義上就是中國的女婿——因此也為開展政治外交提供了方便，為後來的開戰奠定了基礎，不會再像“叛盟大王”南宋那樣灰溜溜的。）
這一時期，的中國與匈奴的實力對比，正像當今中國與其他世界大國的對峙一樣，打，沒有足夠的實力，而且中國的經濟走上正軌不過二十年的時間，這正是韜光養晦的時候，需要的就是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試想連文景那樣的繁榮時期，中國都謹慎的處理外交關系沒有向任何一個國家（匈奴，南越等尚屬中國化外的國家）用兵，因此現今的中國依然是處於這第一階段，對外應以和為主，對內以安定和發展為主。這些決定了日後的整個局面，是最終取勝的基礎。
第二，戰略反擊階段
漢武帝時，國富民強，終於放棄了和親政治開始了與匈奴曠日持久的相持戰。其中著名的有“馬邑之謀”、漠南之戰、定襄之戰等，這幾次戰役一方面向匈奴展示了漢王朝的強大，坐上了匈奴的銳氣；一方面也不同程度的打擊了匈奴的主力部隊，當然漢王朝方面也是損失慘重，但它畢竟邁出了中匈正面軍事對抗的第一步，拉開了戰爭的序幕。
第三，爭奪戰略空間階段
1．公元前127年，衛青，李息出雲中，取得了河南之戰的勝利，奪取了河套地區的大片土地，漢朝在這裡設置朔方郡，開荒移民，後來在此建立了著名的軍事要塞受降城。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出隴西，殲滅渾邪王的部隊，取得了河西之戰的勝利，獲得了隴西的大片土地，設置涼州四郡，從此這裡永久的化入了中國的版圖。
在中國奪取涼州之後，匈奴人哀歎：“亡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實後果要遠比這嚴重的多。
首先，河套地區與隴西地區是匈奴境內水草最豐美，自然環境最優越的地區，這裡的喪失大大削弱了匈奴的國力。
其次，這兩地的丟失，使匈奴在也構不成對漢都長安的威脅，失去了對中國發起攻擊的最佳路徑和戰略要地，使得他們後來的每一次進攻都不能為中國造成更大的損失，相反中國的每一次出擊就都有威脅王庭的危險了。
再次，涼州的喪失，打亂了匈奴聯合羌部落對中國采取軍事包圍的部署，切斷了匈奴與西域的交通，一下子使中國從被動的地位轉向了主動。
可見，大國的對抗關鍵在於切斷對方的發展空間，占領敵人的有利位置轉化成自己的，這樣就已經一腳踏入了勝利的大門。
2．張騫出使西域，在西域建立中國的軍事基地（西域都護府）。通過他的游說和軍事打擊，使敵對中國的國家臣服，中立的國家與中國親近，與匈奴交好的國家或與匈奴斷絕來往或受到孤立。這一系列措施等於斬斷了匈奴的右手而增添了中國的力量，使匈奴向西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遏阻，並且在西部也受到了嚴重的軍事打擊，為它後來的分裂設下了隱患。
由此可見，小國不可辱!往往在關鍵時刻是會起到決定整個戰局的作用的。我們同樣可以想象，如果這些國家全都匈奴我們將如何作戰，是必要陷入兩線作戰的痛苦境地之中了。因此，這也正是當今世界強國爭霸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即爭取廣泛的國際和盟國。只有這樣才能充分並且有效的壯大自己，削弱敵人。
第四，瓦解敵人階段
匈奴在中國連續不斷的打擊下，再加上國力衰微，天災人禍終於走向了分裂。公元前53年，匈奴分裂為南北二部，北強南弱，這時漢王朝又根據形勢采取了一個明智的決定，與南匈奴和親共同打擊北匈奴，並努力加深匈奴兩部之間的矛盾。一方面將南匈奴置於自己的保護和監視之下；一方面又連續不斷的打擊北匈奴，前36年，陳湯私自調軍出征，萬裡遠征，陣斬郅支單於，滅亡了北匈奴。這次是沉重地打擊了匈奴民族無論是在軍事上還是在心理上，使匈奴再也沒有實力和中國抗衡，解除了北方的邊患，因此在新、漢交際，全國又陷混戰的時期，匈奴已無實力趁虛而入了。
“公元一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匈奴汗國一連幾年大旱，赤地千裡，寸草不生。東方新興的強敵烏桓部落又不斷侵襲，匈奴勢力范圍萎縮至蒙古哈爾和林及以南地區，大批人畜死亡，國力大衰。更糟的是，到公元四八年，南部八個大部落另行推舉一位親王當單於，也稱呼韓邪二世單於。這位呼韓邪二世單於同樣地歸降中國，請求保護。於是匈奴汗國再度分裂為二，南匈奴汗國臣服中國，北匈奴汗國繼續與中國對抗。
到了五十年代，北匈奴汗國進攻南匈奴汗國，南匈奴不能抵抗，向中國求救。中國政府采取三項措施：
一、把呼韓邪二世單於所屬的八部人口牲畜，全部遷入長城，使他們在西河美稷（內蒙古准格爾旗）一帶屯墾；
二、中國特設匈奴協防司令（護匈奴中郎將），與單於共同處理匈奴內政外交事務；
三、另設北疆邊防司令（度遼將軍），屯兵曼柏（內蒙古達拉特旗東南），一則防止南北兩匈奴復合，一則防止北匈奴向南匈奴攻擊。“
（摘自柏楊譯《現代語文版資治通鑒》）
因此，這時候也就是東漢時期，南匈奴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中國監視和抵御北匈奴的工具了，在這一時期，南匈奴多次主動請求討伐北匈奴，儼然成為了內斗的活躍分子。兩方的自相殘殺，更削弱了他們的力量。
在這裡，使人不僅感到，現今的蘇聯就象是當時的匈奴，在對峙的過程中自己瓦解了，可見在當今時代的大國爭霸抗衡中，瓦解對方或促使對方瓦解是一個戰勝對方的必要途徑，也是讓對方自顧不暇難以翻身的良策。
但反過來，由此也可以看出統一的可貴與重要，因為分裂實際上等於放棄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
第五，消滅敵對勢力，收編歸降勢力階段
敵人分裂了並不代表徹底沒有威脅了，要想徹底沒有威脅就要將它徹底摧垮！
“一世紀六十年代之後，中國國力恢復，開始對北匈奴反攻。七三年，大將竇固出酒泉（甘肅酒泉）西進，直到天山，占領北匈奴汗國最肥沃的耕地之一伊吾盧（新疆哈密），留兵屯墾。另一位大將耿秉出張掖（甘肅張掖）北進，深入三百公裡，直到三木樓山（蒙古工則克山），北匈奴堅壁清野，向後撤退，沒有受到重大創傷。八五年，北匈奴汗國的七十三個小部落投奔南匈奴汗國。八七年，位於烏桓部落北方新茁壯起來的鮮卑部落（內蒙古西遼河上游），也向北匈奴侵略，北匈奴在迎戰中大敗，優留單於被殺，內部混亂，又有五十八個部落共二十八萬人，進入長城，歸順南匈奴汗國。
中國乘北匈奴內外交困，及時的與南匈奴組織中甸聯軍，給予最沉重的一擊。八九年，中國大將竇憲出朔方（內蒙古磴口），北疆邊防司令（度遼將軍）鄧鴻出五原（內蒙古包頭），南匈奴休蘭屍逐侯囗單於出滿夷谷（內蒙古固陽北），在涿邪山（蒙古戈壁阿爾泰山）會師，向北挺進，深入瀚海沙漠群一千五百公裡，到稽落山（蒙古古爾班察汗山），終於捕捉到北匈奴主力。北匈奴主力在中國強大攻擊下崩潰，北匈奴單於（歷史上未記下他的名字）向西逃走，親王以下一萬三千人被殺，八十一個部落共二十余萬人投降。竇憲就在燕然山（蒙古杭愛山）上，豎立石碑，紀念這次空前的勝利。
兩年後（九一年），竇憲再派遣大將耿夔、任尚，出居延塞（內蒙額濟納旗），企圖一舉把北匈奴汗國消滅。耿夔統軍急進，在金微山（蒙古阿爾泰山）下，把北匈奴單於包圍，北匈奴再度崩潰。皇太後親王以下五千余人，全部被俘。只北單於在混戰中突圍，向西逃走。”
（摘自柏楊譯《現代語文版資治通鑒》）
金微山大戰後，北匈奴再也不能在東方立足，因此開始西遷，從此在中國的歷史中消失了。（他的西遷間接導致了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對這樣一個苟延殘喘的勢力用兵的意義在於：首先是根除隱患，因為任何一個衰微的勢力都可能復興，反撲，強大，例如拓拔魏帝國。其次是震懾中間派、動搖派，提醒投降派，因此在北匈奴滅亡後，南匈奴只是名義上還存在，但許多主權已經被剝奪了，但它沒有反抗的原因正是不想步北匈奴的後塵。
“－－匈奴汗國（也就是南匈奴汗國），在形式上仍繼續存在一百余年，不過在中國歷史上不再重要。二一六年時，它最後一位元首呼廚泉單於從當時的王庭平陽（山西臨汾）去鄴城（河北臨漳）拜會當時中國的宰相曹操，曹操把他留下。下令將匈奴汗國分為五部，每部各設立一個都督，直屬中國中央政府，單於名位撤銷。這個煊赫一時，立國約四百三十年的龐大國度，終告滅亡。”
（摘自柏楊譯《現代語文版資治通鑒》）
可見，即使是以形式存在的南匈奴國漢王朝也是不能容忍的，這真應了除惡務盡那句話，雖然現在的社會是不可能建一個國家或民族滅亡的如此干干淨淨的，但思路仍是如此，一定是會給他的敵人已不能翻身的機會，當然這個敵人必須是在不能給他帶來任何利益的前提下才會如此倒霉。
西漢王朝建立以後，從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71年，西漢王朝同當時居住在中國北方的匈奴族前後進行了130余年的長期戰爭。本文把這一時期發生在東方的這一戰爭稱之為“漢匈百年戰爭”，並以西漢王朝的作戰為主線，分戰略防御、戰略進攻和戰爭勝利三個階段進行了較詳細的敘述。文章認為“漢匈百年戰爭”給我們提供了以下歷史的借鑒
1、必須發展經濟，不斷改善軍隊的武器裝備，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
2、必須從實際出發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軍事戰略方針；
3、必須注重兵書戰策的研究；
4、必須從根本上提高軍隊的素質和作戰能力。
西漢時期，從公元前200年漢匈平城白登之戰開始，至公元前71年，漢援烏孫擊匈奴之戰基本結束，漢王朝與匈奴前後進行了130余年的長期戰爭。在此期間，雙方大的交戰20余次，其中包括有多次大規模的騎兵集團的機動作戰，兵力數量常在十余萬乃至幾十萬。本文即就這一戰爭的概況及其歷史經驗談些看法。
漢匈百年戰爭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一階段從公元前200年（漢高帝7年）至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元年）。這一階段，漢王朝對匈主要實行戰略防御，采取了妥協的和親政策。
公元前202年6月，劉邦建立了西漢王朝。公元前200年冬，日益強盛起來的匈奴冒頓單於，聯合背叛朝廷的韓王信軍，南攻太原郡，兵鋒直指晉陽（山西信原西南晉源鎮）。為保衛新生政權，劉邦率32萬大軍實施反擊，在平城白登山（山西大同市東北35裡采掠山南麓），被匈奴的40萬精騎包圍，用陳平計，厚賄冒頓閼氏（皇後），才得以突圍。
這是漢王朝與匈奴之間進行的第一次戰爭。這次戰爭，雙方主力雖然沒有進行激烈交戰，但由於匈奴騎兵的強大，迫使劉邦派婁敬送長公主（實為家人之女）予冒頓單於為妻，結親而和。文帝時，匈奴數次大規模寇邊。公元前177年（漢文帝前元3年）5月，匈奴右賢王率軍寇擾河（河套以南鄂爾多斯地區），殺掠人民。文帝派丞相灌嬰率車騎8萬5千人，到高奴（延安北）集中，並調材官（地方兵）及北軍進屯長安為後援，對匈奴實施抗御，右賢王得知漢軍北進，率部退去。
公元前6年（漢文帝前元14年），匈奴老上單於（冒頓單於子）率14萬騎兵侵擾朝那（甘肅固原東南）、肖關（固原南），殺掠吏民。文帝派軍抗御，匈奴退去，漢軍追至塞外，無所獲而歸。景帝時，吳楚等七國於公元前154年（漢景帝前元3年）舉行叛亂，漢王朝無暇顧及北部邊境，匈奴乘機入寇，殺掠人民，公元前142年（漢景帝後元2年）入雁門（山西右玉南），太守馮敬戰死，邊境人民遭受很大的損失。
2．第二階段從公元前133年（漢武帝元光2年）馬邑之戰開始，至公元前199年（漢武帝元狩4年）的漠北之戰結束。這一階段漢王朝對匈奴實行戰略反擊和戰略進攻，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公元前133年，漢武帝派韓安國、李廣、公孫賀等率車騎、材官30多萬隱蔽在馬邑（山西朔縣）附近山谷中，派王恢、李息在代（山西代縣西北）埋伏，准備截擊匈奴輜重。又派聶壹引誘匈奴來攻馬邑，企圖一舉伏殲匈奴主力，匈奴軍臣單於（冒頓之孫）率10萬騎兵被誘攻馬邑，後發現漢軍主力，大驚退走。馬邑之戰，漢王朝雖然未能實現預定計劃，但卻揭開了對匈奴的戰略反擊的序幕。
馬邑之戰後的11年間，漢匈奴之間大規模的交戰共8次，其中5次屬漢朝的反擊作戰，3次屬漢朝主動進攻匈奴的作戰。在這8次交戰中，漢軍一次戰敗（龍城之戰），兩次戰平（漁陽、雁門之戰，定襄之戰），5次取得了勝利。公元前127年，漢王朝派衛青、李
息出雲中，沿黃河西進，在河南殲滅匈奴數千人，乘勝直至高闕（內蒙杭錦後旗東北）後，沿黃河折而南下，直到隴西（甘肅臨境內），收復河南，設置朔方郡和五原郡，招募內地居民10萬遷居朔方，修整秦時蒙恬所築邊塞，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直接威脅。
從公元前121年開始，漢王朝對匈奴實行戰略進攻。為徹底肅清盤踞河西的匈奴，漢軍於是年兵分東西兩路實施出擊：一路由霍去病、公孫敖率領數萬騎兵出北地（甘肅環縣東南）向河西進攻；一路由張騫、李廣率領1萬4千余騎兵出右北平（遼寧凌原西南），進行策應。西路霍去病軍深入敵境2000余裡，過居延海（內蒙額濟納旗東南），在祁連山擊敗休屠王、渾邪王等部，迫降單桓、酋塗王、相國、都尉及其眾2500余人，獲得了決定性勝利。東路李廣率4000騎兵在深入敵境數百裡後，被匈奴左賢王部4萬余騎兵包圍，激戰2日，傷亡大半，張騫率萬余騎兵趕到，始得解圍。是年秋，渾邪王以連遭失敗，怕單於降罪，乃殺休屠王，率4萬余人降漢。
漢武帝為徹底打敗匈奴，於公元前119年（元狩4年）春，發騎兵10萬，從軍戰馬14萬匹。由衛青、霍去病各率騎兵5萬，步兵、輜重人員數十萬跟進，再次主動出擊，深入漠北（蒙古大沙漠以北地區），尋求與匈奴主力決戰。衛青率軍出定襄後，命李文、趙食其
率部由東道進擊，自率主力直趨單於主國，漢軍越過沙漠後與單於軍接戰，殺敵1萬9千余眾，追擊200余裡，獲大批輜重，補充軍食，盡燒余糧而還。霍去病軍以李敢（李廣子）為大校，率軍出代郡和右北平千余裡，越過大漠，擊破匈奴左賢王軍，斬殺7萬余人，俘屯頭王、韓王以及將軍、相國、當戶，都尉等83人，追擊左賢王殘部至狼居胥山（蒙古肯特山）。這次作戰，史稱漠北之戰，是一次帶決定意義的戰略性決戰，漢軍取得徹底勝利，從此，“漠南無龍庭”，年北境無戰事。
3．第三階段從公元前103年（漢武帝太初2年）的浚稽山之戰開始，至公元前71年（漢宣帝本始3年）的漢援烏孫擊匈奴之戰而結束。
這一階段，漢匈之間較大規模的交戰共7次，漢軍雖屢遭失敗，但最終還是取得了勝利。公元前103年（漢武帝太初2年），匈奴左大都尉企圖謀殺單於降漢，武帝派趙破奴率騎兵2萬出朔方西北2000裡至浚稽山接應，單於發覺後殺左大都尉，派兵迎擊漢軍。趙破奴
軍與其激戰後，退至受降城（內蒙東陰山北400裡處），被匈奴8萬騎兵包圍，全軍覆沒，趙破奴兵敗被俘（後逃歸）。
公元前99年（漢武帝天漢2年），武帝派李廣利率騎兵3萬出酒泉，與匈奴右賢王軍戰於天山，俘斬匈奴萬余。還軍時，遭匈奴大軍圍困，士卒死傷大半，李廣利率殘部隨部將趙充國突圍而還。李廣利的輜重護軍李陵，自請率步兵5000進擊匈奴，孤軍出居延北至浚稽山，被匈奴3萬騎兵包圍。李陵以大車為營，列陣迎戰，射殺匈奴數千人。單於增派騎兵8萬繼續進攻，李陵終因寡不敵眾，兵敗被俘。其部分散突圍，入塞者僅400余人。
公元前97年（漢武帝天漢4年），匈奴寇擾雁門，武帝命李廣利、路博德、韓說、公孫敖等率21萬大軍分路迎擊，李廣利軍與匈奴交戰十余日而無功，公孫敖又被右賢王擊敗，漢軍各路被迫退歸。
公元前90年（漢武帝征和3年），匈奴進攻五原、酒泉。武帝命李廣利率軍7萬出五原；商丘成率軍3萬出西河；莽通率騎兵4萬出酒泉，實施反擊。李廣利軍進至夫羊句山（蒙古聶郭爾山），擊敗匈奴右大都尉與衛律所率5千騎兵，乘勝深入，追擊至郅居水，派
2萬騎兵渡水與匈奴左賢王、左大將部2萬騎兵激戰，殺左大將。後李廣利軍退至燕然山（蒙古杭愛山），人馬勞倦，被匈奴5萬騎兵追及，雙方激戰，死傷甚多，漢軍大敗。
公元前79年（漢昭帝元鳳2年），匈奴派左右二部騎兵2萬余，分4隊攻掠漢邊境地區。漢軍反擊大勝，追殺俘斬共9千余人，俘甌脫王，匈奴向西北遠遁。
公元前78年（漢昭帝元鳳3年），匈奴右賢王、利污王率騎兵4千分三路攻擾日勒（甘肅永昌西）、屋蘭（甘肅山丹北）等地。由於漢王朝預知其謀，下令張掖太守、屬國都尉加強防御，發兵進擊，大敗匈奴，射殺利污王、匈奴僅有數百人逃歸。
公元前71年，匈奴屢次攻擾西漢邊境，烏孫（當時的一個部族，分布在新疆溫宿以北）亦遭匈奴攻擾，向漢求救。宣帝派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等五將率萬騎兵，由河西、張掖、雲中、酒泉、五原等地分道出塞，並派常惠聯合烏孫共同出兵擊匈奴。匈奴探悉漢軍大舉出動，人畜遠遁，漢軍斬獲甚少。是年冬，單於自率萬騎擊烏孫，虜其老弱欲還，時天降大雪，匈奴人畜凍死者十有八九。丁零、烏桓、烏孫三部族從北、東、西三面乘機進攻匈奴，斬首數萬級，馬數萬匹，獲牛羊甚多，加之凍餓，匈奴人死者十之有三，畜死十之有五，遂徹底衰耗。
至此，東方的漢匈“百年戰爭”亦告結束。
“百年戰爭”是西漢反擊民族侵掠的正義戰爭，其時間之長久，規模之浩大，斗爭之復雜，在古代戰爭史上是罕見的，也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寶貴的歷史借鑒。
1．戰爭是綜合國力的較量，必須發展經濟，不斷改善軍隊的武器裝備，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
西漢王朝在建國之初，由於楚漢相爭的國力消耗，人口銳減，土地荒蕪（史書記載，西漢初年連皇帝都找不到四匹一色的馬駕車，將相大臣有的甚至坐牛車上朝），無力抗御擁有30余萬強勁騎兵的匈奴人的寇犯，因而采取了妥協的親政策，實行戰略防御，努力爭取恢復和發展生產的相對和平環境。
經過六七十年的與民休息，發展農業生產，綜合國力得到了增強，社會的生產力得到提高，人民生活也有了改善。景帝時，在西北邊境大興馬宛36所，養馬30萬匹，為大規模
組建騎兵兵團奠定了基礎。到漢武帝時，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大量增加，為軍隊准備了大批兵員；冶鐵業、車船制造業、兵器制造業的發展，軍隊的武器裝備得到了改善，從而為對匈奴實施大規模反擊作戰並取得決定性勝利創造了條件。
但是，到漢武帝晚年，漢軍與匈奴作戰卻連遭失敗，原因固然很多，根本的問題則在於對匈奴進行了大規模反擊作戰後，西漢的綜合國力已大大削弱，而匈奴經過年養息士馬，力量又發展到可以與漢王朝相抗衡的程度。此後，昭帝即位，霍光秉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漢宣帝即位後，又慎擇刺史守相，平理刑獄，把都城各郡國的苑囿、公田假給貧民耕種，減免田賦，降低鹽價，緩和了階級茅盾，發展了農業生產。由於連年豐收，谷價降到西漢以來的最低價格，紡織業和鐵器制造業也發展到很大規模，從而使綜合國力得到增強，這是宣帝時，最後戰勝匈奴的根本原因。
2．戰爭決策往往決定國家命運，必須從實際出發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軍事戰略。戰爭乃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不可不慎。高祖至惠帝、高後時，國力孱弱，采納婁敬等人的建議，對匈奴采取了防御的軍事戰略，遷內地10余萬口居關中，北備匈奴，在政治、外交上采取和親的妥協政策，以公主嫁單於，每年給匈奴進奉
大量絲綢、糧食、美酒、寶馬等。
惠帝時，匈奴屢次侵擾北部邊境，漢王朝均按高祖既定戰略，采取勝了忍讓政策。當冒頓單於來信辱呂後，呂後大怒，欲發兵擊匈奴，樊噲自請率兵出擊，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言樊噲當斬，並嚴厲抨擊了樊噲在戰爭問題上的魯莽態度。呂後采納了季布等人的建議，沒有因怒而致戰，仍奉行和親政策。
文帝、景帝時期，雖然國力大增，但要從根本上解除北部邊患，戰勝匈奴還有困難。因此，漢王朝仍繼續執行防御戰略，每遇匈奴大舉侵掠邊境，只是集結兵力，陳兵邊塞，匈奴退去也不窮追。公元前6年（漢文帝前元14年），老上單於率14萬騎兵大舉入侵，文帝難忍欺辱，執意御駕親征反擊匈奴，群臣勸諫不聽，薄太後親自出面才被制止。
武帝即位後，國家殷富，兵馬強壯，但對戰爭問題仍是非常慎重。武帝曾兩次發動文武大臣討論對匈奴戰爭問題，第一次是在公元前135年（建元6年），御史大夫韓安國與大行王恢進行了激烈爭論，最後仍決定繼續執行前輩所制定的防御戰略與和親政策。公元前133年春，再次召集群臣就對匈奴的和、戰問題進行了廷議，才決定改變四代先帝奉行的防御戰略與和親政策，對匈奴實行戰略反擊。隨後，漢武帝便出動了30余萬大軍，進行了旨在伏殲匈奴主力的馬邑之戰，揭開了戰略反擊的序幕。經過15年反復較量，終於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武帝晚年，由於連年戰爭，國力大耗，人民疲苦不堪；而匈奴在漠北決戰之後經過年養息士馬，戰力已有復蘇。那時，漢王朝本應持重待機，武帝卻仍然采取有侵必反的方針，在作戰力量的動用上也幾有失當，加之缺乏名將和戰馬，以致屢遭失敗。例如，公元前99年（漢武帝天漢2年），武帝遣李陵率步兵5000，孤軍出塞數千裡至浚稽山（阿爾泰山中段）趨戰，被匈奴3萬騎兵包圍。漢軍步兵與6倍於已的匈奴騎兵作戰，當然只有失敗之一途。作為最高決策者的漢武帝，對於這次戰爭沒有慎重地算計於廟堂，這不能不說是重大的失策。當時老將路博德曾提出：“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爭”，但武
帝卻怒而不納，結果損失4500余名荊楚勇士，本來可以擔當重任的戰將李陵也做了匈奴的俘虜。
兵久而國不利，窮兵黷武者亡，這是歷史所反復證明了一的一條規律。在戰略決策上要持重慎密的問題，是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應該認真加以對待的。
3．戰爭充滿謀略的較量，必須注重兵書戰策的研究，才能在斗智場上高敵一籌。戰爭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謀略的較量。縱觀漢匈戰爭的全過程，漢王朝的謀略水平明顯高於匈奴，這是漢勝匈奴的一個重要原因。
漢王朝著力於伐謀伐交，力圖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公元前200年漢高祖平城被圍，用陳平秘計，重賄冒頓單於閼氏（皇後），說漢高祖正派人選絕色美女送單於，閼氏怕單於得美人而失寵，遂力勸單於解圍，高祖得脫，保存了實力。文帝、景帝時，漢王朝雖然采取和親政策，但仍以重兵駐屯北部邊境，以威懾匈奴。武帝時，以軍事打擊與戰略威懾交替運用，取得了巨大的戰略效益。公元前110年，武帝為震懾匈奴，親率12將軍18萬騎兵，經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於台，直至朔方、北河，並遣使告單於說：能戰即來戰，不能戰就速來稱臣降服。單於受到巨大震懾，失氣而不敢出戰。此後7年間，北部邊境無戰事。
在漢匈戰爭中，漢王朝采取了許多積極措施，聯絡西域各國牽制或夾擊匈奴。公元前138年（漢武帝建元3年），武帝派張騫率100余人出使西域，加強了同西域各國的聯系。公元前105年（漢武帝元封6年），漢王朝以宗室女細君遠嫁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斷匈奴右臂”。細君死後，漢又以宗室女解憂和親，使烏孫成為箝制匈奴的重要力量。公元前71年（漢宣帝本始3年），漢遣五將軍率萬騎兵，烏孫也發5萬騎兵，共擊匈奴，取得了對匈戰爭的最後勝利。漢軍在戰爭中巧用智謀，出其不意，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匈奴貪於虜掠，入侵以搶奪財物、男女人口為目的，常以肥饒地區和城邑為攻擊目標，漢軍則采取利而誘之的計謀打擊對方。在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戰中，漢軍針對匈奴後方補給困難的弱點，以迂為直，沿黃河西進，從側後攻擊匈奴，一舉收復了黃河河套以南的大片土地。在公元前124年的朔方、高闕之戰中，衛青針對匈奴右賢王自恃兵強，囿於晝間常規戰法的弱點，於夜間乘其疏於戒備，神速出擊，一舉殲滅其主力。在漠北大戰中，漢軍利用匈奴“漢軍不敢越大漠作戰”的心理定勢，果斷越漠出擊，大獲全勝。
漢軍在謀略上高敵一籌，不是偶然的。早在漢王朝建國之初，張良、韓信就奉命序次兵法。張良深諳《六韜》，韓信深得孫吳兵法精耕細作髓，張、韓序次兵法，使上述權謀思想的精華在西漢得以代代相傳。漢王朝還兩次發動大規模的求書運動，廣搜天下散佚兵書；文景、武帝也都非常重視用兵方略的研究，武帝還專門設置官吏校訂、管理兵書，他不但自己熟讀兵書戰策，還親自教授霍去病以孫吳兵法。在漢王朝中不但眾多武將熟諳韜略，不少文臣也深知用兵之道。如陳平、欒布、晃錯、爰盎、嚴助、劉安、朱買臣、主父偃、嚴安、徐樂、魏相，等等。他們輔佐帝王，運籌謀劃，對取勝得戰爭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
4．精兵強將是制勝之本，必須選練士卒，培養將才，從根本上提高軍隊的素質和作戰能力。
漢匈戰爭的主要戰場在西漢北部邊境至大漠南北地區。這裡，地形遼闊無垠，適於騎兵集團作戰。戰爭第一階段，匈奴咄咄逼人，漢王朝妥協退讓，主要原因之一是漢軍以步兵為主，機動作戰不及對方。
文帝、景帝時，經濟逐步發展，官府大興養馬業，組建騎兵部隊，習練騎射，至武帝即位時，軍隊的遠距離機動作戰能力已大大提高。為適應對匈戰爭的需要，漢王朝很注意選拔將才。
武帝時，湧現了很多謀深韜遠、能征慣戰的名將，如衛青、霍去病、李廣、趙充國等。李廣從公元前6年（漢文帝前元14年）以良家子從軍擊匈奴，歷經文、景、武三代皇帝，作戰70余次，威震匈奴，被稱為“飛將軍”。趙充國始為騎士，公元前99年，以假司馬從將軍李廣利擊匈奴。漢軍為敵所圍，缺食斷水，死傷甚多，趙充國率百余壯士拼死沖殺，使李廣利得以率軍突出重圍。充國受傷20余處，武帝親自慰問，後封他為後將軍，成為昭帝，宣帝時戰勝克敵的名將。
孫子說：“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孫子amp;#8226；作戰》）。漢王朝重視選拔將才，對取得這場漢匈戰爭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武帝對匈奴作戰40余年，前15年漢軍越戰越強，至漠北之戰取得決定性勝利。在職此期間，衛青、霍去病發揮了重要作用。漠北之戰後20余年，漢字武帝繼續對匈奴作戰，所戰皆敗，固然與國力削弱、決策失誤、兵弱馬少等因素有關，但缺乏智名將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宣帝時，西漢取得對匈奴作戰的最後勝利，除國力軍力增強，匈奴人心厭戰等原因外，擁有一批比較傑出的將領也是重要原因。名將趙充國“沈勇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漢書》九傳2971頁）。度遼將將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和右將軍常惠等，也都善於用謀、用兵，他們在對匈奴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戰爭的勝利做出了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