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研究當代中國經濟的鑰匙》
－－摘選自《亞洲的通貨和財政》
作者：英國《經濟學雜志》主編約翰-梅納德，劍橋出版社1913年。
翻譯：好龍公
這篇文章是一位駐外海軍高級軍官的經濟學愛好者翻譯的。考慮到照顧翻譯者本人的意願，我們不介紹他的實際身份。本刊發表這篇文章並保留了原作者的一些不適當的用詞，只是為了給讀者借鑒與參考，並不代表本刊同意文章中的觀點或證實文章中的論據。原文前面的段落，文章作者出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立場，對上海開埠歷史進行了歪曲片面的介紹。因為考慮到讀者諸君對此段歷史都有清楚的了解，同時也為了對原作者反動的殖民主義立場表明我們的態度，本刊發表的部分將從原文第二部分開始。敬請讀者諸君留意。
－－中國上海《國際經濟瞭望雜志》編輯部，1914年9月
（前段省略）
……
在1866年楊軍攻克太平叛軍的故都南京後，上海就陷入了一種緊張之中，這座開埠才二十年的東方城市，還僅僅出現了騰飛的端倪，便出現了空前的危機，當時不少投資者甚至開始將目光投向了日本的江戶。但是，這樣的局面很快就結束了，楊政權分別派遣總理容以及外長章頻繁和包括英國總領事溫思達法國總領事白來尼美國總領事熙華德普魯士總領事德登賁以及工部局董事會總董耆紫薇（illiamKeick）、法國公董局總董波禮弗等廣泛接觸，表示只要承認楊政權，楊政權歡迎並鼓勵外國的投資和經商，而且強調保證各國的利益，不會向租界進軍。同年8月中英法在廣州和談會議上達成協議，根據該協議，上海將成為自由市，英法在不得不放棄治外法權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在跑馬廳以東、蘇州河以南、城廂以北的上海原租界地帶居住權30年，在這些租界區域，英法在承認中國主權的前提下，保持有相對獨立的行政權。將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合並成立聯合工部局，設立董事15名，規定了3席必須是中國人，同時還增加1席中國政府代表的董事席位。自此，租界之稱改為居住區。然而，協議同時規定，城廂以外，真如－法華－龍華一線為止的浦西、蘇州河以南地區的任何開發必須通過聯合工部局共同協商。
次年1月，楊軍隊接管了上海道台，成立了上海市，任命國內戰爭的名將王得貴為首任市長。王市長到任時，看到外灘英法居住區繁華建築，不由感慨上海華區的落後，他於首次市民聯誼上會發出豪語，要鼓足干勁開發浦東，在外灘的對面，建立中國人的新外灘，以“揚眉吐氣、不在中國的土地上輸給外國人。”之後的茶話會上，王還志得意滿地對記者放言：“別以為老子沒文化，咱的辜參謀都告訴咱了：咱們祖先在城裡住瓦房的時候，洋鬼子他祖宗還住林子裡呢。阿房宮有洋人嗎？長安城有洋人嗎？現在咱們建設大上海，我老王就要給大家伙瞅瞅，咱是不是都得要*洋人！”
至此，上海進入了第一波建築高潮，在浦東一帶投入了大量的資金，新設了洋涇、塘橋、楊思、三林四個區，規劃了行政中心、金融樞紐、商業街以及諸多居民點，這次高潮的象征就是聳立在上海江海關對面的將中國民族特色融入西方建築格局的大廈群，這些大廈中，就有號稱當時世界最高的銀盛大廈，這座大廈基部是希臘多裡克式的石柱支撐起的九層鋼筋混凝土大樓，中間的三層土木結構宛如華美的中國宮殿，令世界矚目的最高三層則好像是山海關和嘉峪關城樓的合體。這座大樓的所有者是才華橫溢然而又命運不濟的工商巨子楊坊。楊坊為以該樓為代表的浦東發展可謂投入了畢生的積蓄，由於最終資金周轉不濟，不得不迫使他走了一條不歸之路。還有未經證實的消息稱，這個浦東投資楊坊得到了來自楊滬生的保證，保證政府給予充足的資金作後盾，然而由於國內戰事尚未完全停息，政府在財政上一直都在赤字的邊緣，所以當時的金融體制無力讓新政府實行赤字運作，楊坊的努力最終還是被形勢所出賣，當銀盛大廈在1874年剪彩竣工時，其主人早已遠赴黃泉，新的所有者成了當時就原商業部長胡光墉的阜康集團。
浦東開發後不久，各種問題隨之而來，最為突出的就是規劃時便屢次被提出交通問題，盡管作為解決問題的一環，修建了高橋到嘉善的高嘉鐵路，但是由於繞道過遠，鐵路從通車之日起便陷入了虧損。同樣由於交通不便，很多居民點無人問津，爛尾建築比比皆是，市民謔稱其為得貴坊。
為了緩解交通問題，在黃浦江上始興架橋之風，第一批規劃便興建了6座鐵橋，由於上海港的繁盛正是賴黃浦江之惠，其中四座鐵橋建於龍華以南，分別位於龍華、長橋、塘口以及閔行，其中長橋和閔行之橋為鐵路公路兩用。而另外兩座則建於主要港口的要道，分別在慶寧寺和塘橋，塘橋鐵橋將滬杭甬鐵路的延伸過江，於塘橋鎮連接高嘉鐵路，橋梁采用升降式開啟橋，即在主航道之處建立兩座高塔，一旦有大船通過，則停止車輛通行，將橋面升起，船舶通過以後再落橋通車。而慶寧寺大橋則設計為旋轉式開啟橋，由於該地帶江面較寬而西側為沙洲，施工時全面疏通主航道將其堆積成人工島，在島上再立橋墩，有大船經過之時回旋橋身。然而橋梁風潮引發了嚴重的財政問題，而且根據聯合工部局的警告，開啟橋不可能完全解決交通問題，同時也會給航運帶來潛在危機。因而，未等鐵橋全部開工，王市長在1871年即被榮遷為第一集團軍群總司令“雄赳赳，氣昂昂”地跨越大興安嶺與俄軍作戰去了。
與頓挫的新市區建設相比，由聯合工部局管理的浦西地區的開發卻日臻完善，雖然從外表看來沒有浦東的豪華，但是市民中卻流傳著“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套房”的諷刺之詞。王市長卸任以後，新一屆上海市長改由原船舶部部長沈葆楨擔任。沈市長中止了氣勢恢弘的慶寧寺大橋工程，延緩了耗資龐大的龍華鐵橋工期，制定了一系列比較務實的市政建設規劃，加強和聯合工部局的溝通，投入更多的資金用於浦西的建設，使上海市區開始擴展到了法華鎮一帶，基本上完成了根據廣州協議規定的華洋共管區域的開發建設，同時又使老城廂過密的人口得以緩解，大量的居民樂於遷往新閘、江境、法華以及漕河涇一帶。同時，由於黃浦江上的橋梁工程也在滬南市郊形成了諸多新興城鎮，比如長橋、華涇、曹行、北橋以及閔行等。由於沈顯其名於造船業，故而他在上海也不忘其舊業，除了擴大高昌廟江南制造局的規模，使之能夠制造重型鐵甲艦。1876年，他還聘請荷蘭工程師奈格任總工程師，實施整治，經過詳細調查研究後提出了黃浦江整治方案。他采用約束吳淞口淺灘，規定黃浦江浚浦線位置，使黃浦江航道順直，江中主航道的深度達到了7.2米。隨後，沈市長利用王時代在黃浦江堆積的人工島，在島上建立了一所新的船廠，定名為大中華造船廠。同時島上建立了浚浦局，負責常年疏浚黃浦江水道，還利用海軍資金建立了海軍軍械局，至此原來幾乎荒廢的人工島面目一新，故此該島被命名為復興島。
1873年，沈葆楨邀請因兵敗被俘獲釋而隱居上海英國居住區的前清兩江總督李鴻章，讓他出面成立“輪船招商公局”，不多久這所航運公司便成了最大的華資遠洋公司。以招商局為代表，上海出現了一大批既獨立於國家官辦企業，也獨立於“洋行”的民族企業，比如上海機器織布局、建昌銅鐵機器廠、上海玻璃制造廠、申新紡織廠、天廚味精廠以及日後在國際動力技術舞台上執掌牛耳的巨硬公司等，這些企業逐漸起到了引領國內該行業的先鋒。
1876年，對於中國而言，這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年。經過長期准備，中國在這一年正式進行了內閣選舉，長年以來的帶有戰時性格的舉國一致內閣宣告中止，協作已久的社會黨和自由黨，還有一些數不清的小政黨開始依照憲法普選，結果是社會黨贏得了81％的議席，自由黨獲得了17％的議席。獲得壓倒性勝利社會黨人推舉了原內閣副總理兼鐵道部部長李天秀為總理。這樣，中國成立了以社會黨執政的內閣，原來的自由黨人總理被選為國家主席，副主席則又重兵在握的社會黨人、舊官僚左宗棠擔任，兩位國父則看似退出了政壇。對於具有數千年專制歷史的中國而言，這一步是應該是難能可貴的。楊、史二人的淡出政壇，毫無疑問也是師法喬治-華盛頓，其人格之高潔看似不容置疑，他們欲使中國從此脫離專制之迫切之心也似乎顯而易見。但是，非常遺憾的是在中國若要徹底消除專制頑疾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楊史二人退出後，中國的1876政體的實際狀況是，主要權力被剛剛擊敗俄國，威望如日中天的左宗棠所把持，李總理成了左的玩偶，而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容閎也只能為消除左宗棠在外交上的不利影響而疲於奔命。
這場選舉對於上海也造成了深遠的影響，由於左宗棠副主席放言“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口號而令上海金融市場出現了一度的混亂，外商的投資開始猛烈地退潮了，中國依賴進口的原料，比如銅、機器零配件、橡膠等價格猛漲，與此相關的企業股票大落，整個上海的經濟呈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蕭條。容閎新主席怎麼樣沒有想到會遇到這樣的局面，他開始不斷接見駐華使節，由於國會由社會黨人把持，足夠讓外資穩定的措施根本不可能被通過。萬般無奈的他不得已敲響了已經“閒居”府中的國父們的大門。這樣他終於切中了肯綮。國父們幾句“要以國事為重”的發言輕而易舉地擺平了桀驁不馴的社會黨議員，在回答《泰晤士報》、《費加羅報》等國外媒體記者采訪時，史前主席稱：“上海是一個國際大都市，我看完全可以考慮采用更加進一步的開放政策麼，外國資本也不用僅僅局限於外國居住地。”
這句話似乎給沈市長給予了暗示，上海市議會在1877年的3月通過准許外國人購買居住區以外的上海土地，作為“開發區”的決議案，並上報國會批准。此舉終於挽回了上海商界的蕭條局面，外資又開始逐漸融入上海市場，該年年底，狹小的外國居住區以外，第一塊“開發區”在張園附近的地區被英商購入，同時，通過外籍軍團司令羅歇裡奧將軍的暗中斡旋，大量的法國資金投入了打浦橋以北的區域，與原來的法國居住區連成了一片。隨後，各國資金接踵而至，隨著各國資金的投入，各國移民也開始聚集。其中尤其令人矚目的是猶太資金，在虹口、楊樹浦以及閔行一帶出現了大量的猶太人聚居區。其他著名的，位於相對繁華地區的是：楊思黃浦江畔的“小漢堡”、虹安鎮水地帶的“小威尼斯”、提籃橋東邊的“小鹿特丹”等；當然也有比較偏僻的，像真如的“小圖拉”、曹行的“小孟買”、彭浦的“小江戶”、周浦的“小巴格達”等等。
沈葆楨市長在任內於1879年去世，後繼者盛宣懷為上海最初的民選市長。上海市聯合工部局也在1882年選出招商局總裁李鴻章為總董，這兩位通力協作，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到了1890年代，上海算是恢復了一絲元氣。整個市政慢慢步入了正軌，整個城市可以稱其為萬國建築博覽會，不，不能說是博覽會，事實上更可稱其為建築協奏曲、交響曲、變奏曲、幻想曲。整個市政風格兼中外之風貌，建築式樣合東西之精華。為了盡可能地滿足大量的移民，地產商在原來冷僻的郊野上築起一批住房。為了節省土地，在有限的面積上容納更多的人，並容易為同時為中國人以及外國人所接受，這些住房采取了被西方人稱為“聯排房屋”的建築形式。這就是石庫門房子。石庫門住宅脫胎於中國傳統的四合院，多為磚木結構的二層樓房，坡型屋頂常帶有老虎窗，紅磚外牆，弄口有時帶有中國傳統式牌樓。大門采用二扇實心黑漆木門，以木軸開轉，常配有敲響時鏗然有聲的門環。門楣做成傳統磚雕青瓦頂門頭，外牆細部采用西洋建築的雕花刻圖，二樓有出挑的陽台，整體架構基本由天井、客堂、廂房、亭子間等構成，這種式樣的房屋成了集中外建築格局於一體的上海民居的代表。
通過這十多年的發展，由於市政當局精心設計，對港口、工業、商業、及住宅都有一整套規劃布局方案，其中楊樹浦黃浦江北岸、蘇州河北岸、高昌廟江南制造局、吳涇以及三林一帶為工業地區，黃浦江下游兩岸為碼頭倉庫區，上海城區的發展可以說轉入了正常的發展，被動向南發展的勢頭初步被遏制，市區開始將西面傳統的繁華市鎮曹家渡、法華鎮、徐家匯以及龍華鎮連成了一體，而且大量比較高級的住宅區開始出現在這些新擴展的市區內，對於這些新興區域，市政府以及聯合工部局都給予嚴格地管理，甚至於任何新建造房屋的門面、綠化，都根據不同區域實行了嚴格統一的格局限制，這樣，這些區域相對於前些年急遽開發浦東地區的錯落無序來，顯得格外的優雅。近代工業的崛起，進一步促進商業的迅速發展，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公司著稱滬上。在繁華的市中心，飯店林立，著名的有國際飯店和華懋飯店。游樂場所有名揚中外的大世界、跑馬廳和遠東第一的大光明大戲院。而在文化方面，上海又是全中國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最為顯著的地區，開辦有大量的新型學校，除了道光三十年創立徐匯公學，1886年又開辦了南洋公學，以後陸續出現頗有名望的復旦公學、德文醫學堂等等。在興辦教育的同時，醫療方面也得到了蓬勃的發展，除了中國醫院（仁濟醫館）以及後來開辦的有公濟、同仁、婦孺、廣仁、廣慈等教會醫院外，到了1890年，上海共有大型綜合醫院25所，床位8100多張。此時，隨著建築技術的進步，高層建築開始在上海競相登場，它們多數集中在今黃浦區，有海關大樓、匯豐大樓、百老匯大廈等近百幢大樓。
這些大樓使得當年顯赫一時的浦東建築群變得愈發蕭瑟，那“銀盛大廈”也因為被阜康集團分割拋售未遂，經過一番觸目驚心的明爭暗斗，最終被一個負責人叫張寅的小林集團低價租下，改造成一個被叫做“東方寶珠”的巨大娛樂城，通常外國人都不叫它“OrientalPearl”而叫它“OrientalParaie”，屬於一個在上流場合永遠不會被提起的名字。在對岸紛紛新建的大廈面前，這棟外表已經被海報和燈光改造的光怪陸離的大廈在孤寂中顯露著異樣的光彩，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異樣的光彩又開始逐漸吞噬起周圍的孤寂……
伴隨都市化的進程，以及城市社會經濟的結構性轉型，特別是1870年以後近代工業制造的發展，上海的城市人口急劇增長，據統計，上海人口1852年為年突破百萬大關達10萬，1880年因為政府城市化決心，以及上海城市建設的第一次高潮，人口翻番為年更達到了在40年的時間裡，上海人口大有增長10倍的勢頭！上海人口的這種超乎常規的驚人增長，充分顯示出上海無所不包的巨大容量、吞吐吸納的恢宏氣概，以及前所未有的多樣性。開放的上海，對不同的人群有著不同的吸引力：對資本的擁有者來說，上海是一個首選的投資場所；對追求享受的達官貴人而言，上海是罕見的溫柔鄉和銷金窟；對謀生者來說，上海是充滿就業機會的地方；對尋求發展者來說，上海是一個各路英雄的用武之地；對文化人來說，上海是一個施展才藝的理想舞台；對逃難的人來說，上海又是一片“國際綠洲”和“避秦桃源”……於是，難以計數的逃難者、投資者、冒險者、躲債者、亡命者、尋找出路者、謀生者、追求理想者、有文化的、沒文化的、富翁、遺老、政客、窮漢、紅男、綠女、流氓，懷抱著各自的夢想從四面八方匯聚到上海。在他們的心目中，上海是希望之邦，選擇上海就是選擇新的人生之路，就是選擇美好的未來。人對美好事務的一種本能的追求欲望，造成一股巨大的推動力，把一批又一批的外地人推出家園，推向上海。開放與移民密切了上海與國際、國內各地的聯系，促進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文化交流與融合，豐富了上海文化的歷史底蘊；其次，開放與移民又導致了上海人口的高度異質性，人口的高度異質性又帶來的文化來源的多元性和文化氣度上的寬容性，來自不同國度、不同種族、不同地域的人們，將各地不同的文化帶到上海，形成了一種海納百川的氣度和襟懷，並呈現出一種多元的社會格局，這種多元性格又賦予上海城市持久而旺盛的活力。
這段時期，上海的發展簡直如同失控，比悉尼或舊金山更為迅速；發展之快，有如腫瘤的蔓生。昨日可以稱作奇跡的，在今天便可視作當然。這樣迅猛的經濟發展，不言而喻地為整個世界的各種人群提供了誘人的機會，各地的移民大量湧入上海城，他們渴望著在這片寬松自由的土地上尋到自己的未來。毫無疑問，有不少人奇跡般地開拓出了成功之路，在四馬路的青樓和書屋之間，孕育出了像勞倫斯的《玉鳳夫人的情人》、艾略特的《浦東的荒原》等傑作；在五角場周圍的研究發展特區，愛因斯坦博士和弗洛伊德教授等嶄露了他們的頭角；黃浦江畔、龍華塔下，聚集著寫生的人群，莫奈先生一幅《吳淞日出印象》讓他享譽世界；普契尼如果不知道梁祝的故事，也不會寫出不朽的歌劇《蝴蝶戀人》；徐家匯外，一個巨大的電影之都正在被構築，今後還不知道會有多少令世界傾倒的人們會在這裡制作更多的夢幻；當然，更多的成功者是如同哈同、馬勒那樣的金融工商巨子。不過，還有更多的外來者沒有如此地天賦和良機，他們不得不為明日而奔忙。大批來自西方的熟練技工成了當地中國工人的可怕競爭對手，失去工作的人們只能棲身於“得貴坊”的殘垣斷壁之內，在上海，一棟樓裡住有各種膚色的“七十二家房客”也是司空見慣之事。到了1887年，由於過多外來人口造成的諸多社會問題，當局在吳淞口外的長興島建立了境外移民管理站，也就是說，凡是別國前來上海的任何移民，都要先在這個管理站裡等到入境許可，凡是符合進入上海條件者方可乘船進入吳淞口。只要看到在長興島的港口裡擁抱哭號的人們，就可以知道他們便是可以入境的幸運兒，但是更多的人卻只能望著吳淞口炮台山上的古塔苦苦地等待，有的甚至可能一等就是半輩子。
在高度開放的格局中，上海如同一個巨大的聚寶盆，吸納著全國乃至世界的資本。以外資為例，1860年代中期，外人在上海的財產總值已超過2500萬英鎊。1880年以後，外資對上海的投資更加集中，1890年，外商在上海的投資達6.1億英鎊，占外商在華投資總額的41.3%。在此後的歲月中，盡管投資的絕對量上漲，但比例開始逐步降低：經濟投資的輻射效益開始了！
也正是因為高度開放，上海建立了通達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貿易絡，除了布滿黃浦江以及沿海的港灣以外，連通上海和外界的主要鐵道包括滬寧、滬杭甬兩條鐵路干線以及淞滬、高嘉、新日、真西、寶太、奉海等十五條支線。早在1869年，上海就在大場建立了可供大型飛艇著陸的大場航空站，隨著飛行器的發達，飛機的問世和日益增加，上海市在江灣、龍華、虹橋、崇明、金山以及川沙建立了機場，其中龍華和虹橋作為國際民用航空樞紐在世界享有盛譽，尤其是1907年興建的虹橋機場更是常年來在世界航空界獨占鰲頭。
對於汽車工業的最先進國，公路交通在上海更是發達異常，那36層樓高聳在法華鎮中心的巨硬總部大廈對於各條進入上海的公路簡直就成了一個地標，自北向南，不管是來自滬太常路，滬嘉澄路，滬蘇寧路，滬青湖路還是滬松杭路，人們只要遠遠看到這幢宛如一把自蒼空直插大地之巨劍般的大廈，就可以明白，大上海快到了。而由於兩位頑童般的國父提出了時速120公裡快車的口號以後，為了迎合其童心，在1872年，首任交通警察局長林建華提出了建立一種“新馳道”的設想，也就是說，建造一種專供汽車高速行駛的專用道路，這是一種沒有交叉，沒有反向車輛，理想時速可達150公裡的公路。據說聞此楊國父只是笑著和史國叔嘀咕一聲，這不就是高速公路嗎？由此這種道路的構想被正式定名為高速公路。經過兩位國父的點撥，這種道路的設計的成熟性達到了驚人的程度，不僅是基本設計中立體交叉的概念，與通常道路的連接，符合高速行駛條件下的鋪裝、標示等因素，連不少可能出現的細小問題，諸如超越車線、長距離行駛的休息站、保持車距用的距離參照標示等都沒有被遺漏。然而，由於考慮到了當時超過80公裡的車輛還僅僅限於實驗場和競技場，當時一般的汽車速度一般在30－40公裡，耗資巨大的高速公路在1878年起還只是試點興建，第一條便是由法華鎮修到閔行。但是，這條公路事實上沒有帶來多大經濟價值，唯一的作用可以說就是給巨硬公司提供了試驗車道。一直到了1890年代，隨著汽車一般速度提高到了60公裡以上，也由於那幾位“先知先覺”國父們設想的重型“柴油機載重汽車”的實用化，高速公路的實用性開始顯現，在兩位國父的直接參與下，中國高速公路的規劃開始實行，根據這個規劃，中國國內幾乎被這種高速公路所覆蓋，其密度甚至超過了鐵路的2倍！當然，將這個絡從藍圖上變為現實不是這樣簡單的，到目前這個計劃還不及完成了20分之一，不過，不能否認的是，這種公路帶來的對經濟的刺激是顯而易見的。1891年，這條試驗性的滬閔高速延伸到了浙江省首府杭州，名稱也變為了滬杭高速公路，同時，又一條發自上海的高速公路，滬寧高速公路也於4年後剪彩通車。
對於上海市內的交通以及道路，早在租界時期，工部局就曾規定界內的道路南北縱向以中國省份名字命名，東西橫向的以中國城市命名的基本設定，雖然還有不少以人名命名的紀念性道路，但是到了中英法廣州和會時，中方代表提出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取很多外國人名的道路有損中國尊嚴，因此上海的路名進行了若干變更，改變方法基本還是按照南北為省東西為市的規則。由於城市的擴建，大量的道路被興建，這些道路雖然基本上也是按照上述規則，但是由於數量限制，被打破的特例越來越多。在這些道路上，市中心使用最為頻繁的是有軌電車，這些電車從1路到20路，而城市邊緣地區則以公共汽車為多，路線由41路道98路。市郊則為長途公車，一般以起終點簡稱命名，比如徐松線代表徐家匯到松江等等。但是由於道路的日趨堵塞，這些線路通常都擁擠不堪，要求他們准點准時已經成了笑話。因此，上海市政當局不顧上海地質松軟，在1886年決心興建地鐵，經過長期的論證，還是認為含有大量地下水的上海不適合地鐵，結果原定連接上海北火車站和龍華國際飛機場的地鐵1號線，也改為高架窄軌鐵路於1896年通車，以後這便成為了上海最快捷舒適的交通工具而延伸到上海市郊各地，被稱為“浦江捷運”而聞名全球。
上海作為一個“外來近代小社會”，從原來的租界開始，其近代性並不僅僅體現於物質文化的“移植”，更重要的是體現於其政治結構及其一整套市政管理制度。聯合工部局成立伊始，就比較重視市政管理，自覺地將西方近代城市的市政設施和管理體系移植到租界來，成立相應的機構，專門從事市政建設，並進行專門化、法制化的管理。聯合工部局下設工務處、警務處、公共衛生處、火政處等機構，制定了一系列市政管理條例，對居民的居住、行路、衛生等做出了許多具體的規定。到了1876年，其禁例就有30條之多，大到市政機構的構造，小到公眾生活的瑣細之事，無不有嚴格的規定，如不准隨時隨地傾倒垃圾，不得在公共場大聲喧嘩，甚至於不准倒提雞鴨等等。聯合工部局繼續修訂執行的租界時期制訂的《各項捐照章程》和《違警章程》就是兩項比較典型的管理法規。前者名為“捐照章程”，實則涉及租界各業及交通工具的管理；後者更關涉到公眾生活的方方面面：電石、腳踏車、地毯、牲畜、虐待牲畜、羽毛、救火章程、燃放爆竹、垃圾、違章拘人、淫穢招貼、火油、風箏、抽收厘捐、各種彩票、自來火、公廨章程、泥土、取厭於人、打樣房照會、婚喪及賽會、告示、妓女、公家花園、拋球場、硝磺、懸掛招牌、開放汽館（笛）、稻草等物、馬路章程。如第八項“燃放爆竹”款規定：“居民無論在於馬路僻徑及公地均不准燃放爆竹，如欲燃放或於家中天井焚化冥鏹，應預向警署領取執照，惟火銃或自燃之爆竹則一概禁用。”這些法規共同構成了法規體系，並有嚴格的罰則維護。隨著上海的開發與繁榮，有關市政管理的法規日趨完善，涉及面愈來愈廣。對於這些管理法規，上海人最初並不適應，違犯規定者很多，當時報紙上常有因違反規定而受罰的記載，甚至鬧出許多笑話。但這些市政規章制度的合理性和優越性很快就顯現出來，法制化的管理方式，使上海市政景然有序，遠不似其他城鎮，甚至於原先脫離聯合工部局單獨管理的上海華界那樣混亂和骯髒。於是，人們在對比中對這些市政規章制度開始有了全新的認識，逐漸由拒斥而贊美而認同而接受。潔淨與骯髒、混亂和秩序、文明與野蠻的反差是如此的鮮明，以致於對所有不甘蒙受落後、野蠻之羞的華人有識之士而言，無不帶來莫大的感官沖擊和心靈震撼，於是周邊不少都市以至於城鎮紛紛仿效上海的市政管理辦法，進而大力向全國各地推進市政的近代化法制管理理念。
當然，接受法制管理對於長年散漫的華人，尤其是剽悍的北方華人而言，並非是一朝一夕就能得以成功的。類似法規在外地受到的抵觸更為強烈，尤其是由於沒有西方人士參與法制管理的區域，管理無力和徇私舞弊的惡疾使這些法規失去了應有的效用。即使在上海，向往著“遍地黃金”的外地農民，尤其是河北、山東一帶因黃河水災來滬的赤貧者，到了上海，發現自己的渾身力氣無處可使，好的工作也被“洋鬼子”們占去，更有那些條條框框不讓自己痛痛快快地往地上吐口痰一洩心中吐不完的惡氣、自然認為這些規定是洋人惡魔給堂堂大中華子民的枷鎖。以這些省份前來的農民工為主，在1880年代末期，成立了一個地下秘密組織“神拳會”，其習武練法強身為籍口，召集會員，一時響應者甚眾，“神拳會”迅速擴大，乃至有些現職社會黨員都參與其中。他們暗以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為敵，屢次聲稱對上海向外商出售土地之行為是“賣國”，向全國推廣各項近代法規則為“欺壓中國人民”，他們先是伺機痛打外國人和接受外國文化，尤其是信仰基督教的“二鬼子”，然後干些偷割電線、焚燒教堂、汽車、新式學校等破壞活動。最後在1894年7月21日，“神拳會”骨干成員閻書勤、高元祥、姚文起和張鳳姐等8人潛入上海李鴻章府邸丁香花園，在當晚舉行的晚會上大打出手，聯合工部局副總董霍利德（CecilHolliay）等6人當場殞命，還有包括應邀出席的財政部部長林錦丞、外籍軍團司令羅歇裡奧將軍、前外交部長，上海都市開發咨詢委員會理事長章德淳、上海警察總署署長彭天照等37人不同程度負傷。丁香花園事件轟動全國，“神拳會”組織在國內其他地區也開始效法滋事，當時的國家主席、社會黨人張海強認為這是對黨對國的威脅，於是宣布“神拳會”為邪教組織，進行了清除，“大師兄”朱逢明逃到波斯繼續活動。這個事件並沒有妨礙上海的繼續發展，相反有關當局的迅速反應倒是獲得了投資界相當的同情，上海獲得的投資在二十世紀即將到來之時，又一次迎來了一個新高潮。
1901年進入了二十世紀以後，上海成了傲然成為了遠東最大的國際貿易中心，與倫敦紐約鼎立全球，這年，上海獲得了在1908年舉辦萬國博覽會的機會，這是亞洲國家首次舉辦萬國博覽會，這不僅讓上海，也讓整個中國，甚至讓高麗、安南、蘭芳、琉球、緬甸等整個中國勢力下的各國也興奮異常。他們自然而然地將這次盛會看作是展示當地風物千載難逢的機會。
為了成功舉辦這次盛會，中國政府派遣了以政務院副總理竺澤生作為萬博籌備委員會主席進駐上海進行長期准備，他一展原先主管情報工作的天才，從總結倫敦的水晶宮萬博會以來的各大博覽會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的思路是，如何加強新世紀人類對自然界的主導能力。突出強調主導能力建設，是新世紀新階段加強人類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的新思路、新要求、新特點，是全人類為求得世界長治久安而邁出的堅實步伐。並且指出，必須通過這次萬博會，建立與健全保持人類主導性的長效機制。最終確立的這次萬博會的主題是：“科學技術，讓人類主宰天地”
雖然上海市聯合工部局對於這樣的主題並不贊同，但是在中央政府的強烈干預下，萬博會的籌備工作緊鑼密鼓地，而且卓有成效地不斷按照主辦者的意願向前推進。整個工作也可以說是按照著主題的思路，將計劃做成藍圖，再將藍圖化作一個個大書在“得貴坊”牆上斗大圓圈中的拆字，化作一個個煙塵滾滾的工地，最後變為高聳的樓群。天地都能主宰，遷走得貴坊裡那十幾萬流浪漢自然也不在話下。這次萬博會的標志性建築也就是建立在這“得貴坊”廢墟中的一個直插入雲的巨塔：主導思想之塔。塔基巨大的四方形建築是科學技術博物館，塔的頂端有一個巨大的球體，這裡融會有中國古來的天圓地方之說，整個高塔由三個巨大支柱構成，無論從什麼角度看，都可以看出一個中文的人字，這象征著人類頂天立地，主宰著天地。而根據設計人員的話說，這三根支柱，又象征著主導思想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以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塔身超過埃菲爾鐵塔高達333米，整個建造工程於1908年2月14日萬博會前兩個月奇跡般地完工。
1908年的這次萬博會成了這年和倫敦奧林匹克運動會齊名的兩大國際盛會，中國政府不惜工本的投入看似獲得了巨大的成效，萬博會舉辦了整整一年，接待的觀眾多達5000萬人，遠遠超過了上次在聖路易斯1969萬人的紀錄。當然這個人數和政府的動員自然也不無關系。博覽會充分展示了中國這四十年內在科技上的成果，以及中國人在“戰天斗地”中的光輝業績，尤其突出的是中國技術人員在這些年建造的巨大工程，比如跨越揚子江的大橋、攔截黃河的水壩、連接連雲港和大宛的高速公路、還有十發巨型運輸機、二十萬噸油輪、時速120公裡的汽車等讓文明七大奇跡也無法望其項背的新奇跡。然而，就筆者看來，也許是中國當局希望贏得世界尊敬的心理過重，在這次盛會中，卻沒有把握其蘊含著的巨大商機，沒有就推銷其產品而費心。相反其鄰國日本卻牢牢地把握好了機會，對其性能遠不如中國，但是成本卻大大低於中國對手的產品進行了大力的宣傳，中國看中的是美麗的果殼，並費盡全力地啃開它，而日本卻乘機吃到了美味果實。
“科學技術，讓人類主宰天地”的話語看來豪邁，但是不難看出，這樣的思路依然充滿了一種對自然界，甚至於也可說同樣對於人類的傲慢。中國領導層依然是以一種軍事方法管理著國家的方方面面，即便是對於學術界、經濟界也是如此妄圖以政令形式駕馭，所以1908年的萬博會對於中國來說結果如同當年明朝初年的大航海，勞民傷財，進行的只是一場華而不實的政治大游行罷了。
上海市在萬博會降下帷幕以後，仿佛是跑完了一場馬拉松，看上去顯得筋疲力盡，各種證券勢頭疲軟，失去了10年前的那些活力；房地產猛跌，當時以高價以及高息貸款購入家居的人們只有無奈地進一步勒緊褲帶，萬博園區裡聳立的那些高樓大廈在斜陽裡向黃浦江投下了巨大的陰影。市政府正在為收拾局面而日夜奔忙，他們必須考慮重新在園區再建設，必須考慮解決由於搬遷而暫時棲息於臨時建築的居民，必須慢慢為興奮過後的金融降溫降壓、提供血液，使之恢復正常。這樣的局面繼續了大約有兩年，只到歐洲上空密布戰雲，上海才再度獲得了一絲生機，但是，這樣的生機也是一種異常，為此，人類將揭開潘多拉之盒蓋，永遠告別文明時代，進入混沌的歲月。人類也許會發現，科學技術並不會交給人類主宰天地的權杖，卻會塞給人類自我毀滅的凶刃。無論如何，人類在科學技術的革命的確給人類開啟了一扇門，一扇未知之門，在這扇門的對面，人類又將變得一無所知，我們獲得的是興盛還是衰亡，還要依*我們的智慧以及對先人以及自然的謙卑。
當然，上海在世界經貿中的地位還是不可動搖，每天依然還有數不清的船只*上長興島的碼頭，從船上走下一批批眼裡閃爍著渴望的各國移民，同時，北火車站和南火車站，十六鋪碼頭的候車、候船室裡，也擠滿了從中國各地奔來的人群。證券交易所裡每天還是成交著巨大的交易，南京路上依然熙熙攘攘，擠滿了人群。上海的霓虹燈下，爵士樂中還是縈繞著光怪陸離的魔力。這就是上海，一個既是天堂又是地獄的魔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