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這是在網上收集的一個資料。其中有這麼個人叫福澤諭吉，他起初乃是一個正統的儒家學者，連他的名字，都是根據儒家經典起的。只是在年輕時，隨商船去了一趟舊金山，回來後就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從崇慕中華到憤恨中華，這是一個代表，日本這個民族的思想變化的代表人物。
後來的中國，也有類似的思想，譬如魯迅先生說不能讀中國書之類的，也是這個意思。倒不是說是中國不好，中國的社會思想不好。而是認為這種思想繼續下去，只有亡國滅種的命，所以呢，不管他好還是不好，最好是一把火燒了干淨。
——熊某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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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對外發展的風氣，早在遠古時代就已經存在了。”並且在歷史上“留下了許多記載”。[1]日本中世紀安土桃山時代的權臣豐臣秀吉是具體營造侵略、征服中國構想的始作俑者。因此，如果從他計起，日本侵略中國的思想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在幕府時期封建主義的思想框架裡，發生了豐臣秀吉的向中國擴張的舉動與並河天民等人的“海外雄飛”思想、佐籐信淵等人的“宇內混同”思想；在明治維新之後的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逐步醞釀、形成了以大陸政策為主體的系列侵華思想，並最終導致了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
幕府時期和明治時代，日本侵華思想的存在是客觀的，但是具體形態卻是復雜多樣的。既有轉變成公開的國家侵略政策的部分，更多的還是包容於政治家、學者、思想家、理論家、文學藝術家及其他社會權威人物的言論作品中流傳於世的，還有散布在國民教育、戰爭動員、道德評判、社會規范之中的，更有廣泛地滲透於國民的心理意識、風俗習慣裡的成分。在表現形式上，更為復雜，有“神國”思想、“八紘一宇”觀念、民族優越論、國家主義以至軍國主義等。代表人物有豐臣秀吉、佐籐信淵、山縣有朋、福澤喻吉等。
一
豐臣秀吉(1536-1598)是日本封建時代擴張意識的最高峰，集日本封建統治者擴張侵略思想、行動之大成。1590年，他在給琉球國王的信中說：“抑本朝六十余州之中，撫兆民，施慈惠，而不遺尺過地，悉歸掌握也。雖然與異域不講交，則為遺憾。祗今得貴國遺之奇物，頃又有游觀博知之志，故欲弘政化於異域，素願也。”[2]1593年，豐臣秀吉向高山國(指今菲律賓——引者注)西班牙長官發出降書：“夫日輪所照臨，至海岳山川、草木禽蟲，悉莫不受此恩光也。……若是不來朝，可令諸將伐之。生長萬物著日也，枯竭萬物亦日也。”[3]
對於近鄰的中國，豐臣秀吉的征服、吞並欲望更為濃重。早在1583年的時候，他就表達了這種
勃勃野心：“……鯀之三韓、琉球，遠邦異域，款塞來享。今也欲大明(指中國，後之唐謂亦同此意——引者注)，蓋非吾所欲，天所授也”。[4]1585年9月3日，在致書家臣一柳末安時，豐臣秀吉說：“余之被任命為日本關白，除統治日本外，同時其統治大權也及於唐國”。1586年，再一次表露了“當我統治日本成功之後，我就把日本交給弟弟秀長，我自己則專心一意去征服朝鮮和中國”的意願。1587年5門，在征討九州軍中，豐臣秀吉還念念不忘“在我生存之年誓將唐之領土納入我之版圖”。1590年，在接見朝鮮通信使黃允吉時，豐臣秀吉又明確地表示了這種一廂情願，並命朝鮮於其發動戰爭時作向導。他在致朝鮮國王復書中寫道：“……不屑國家之遠，山海之隔，欲一越直入大明國，易我朝風俗於四百余州，施帝都改化於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之中。貴國先驅入朝，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1591年，豐臣秀吉寫信給印度總督，更是口出狂言：“一有欲治大明國之志，不日泛樓船到中華者，如指掌矣！”[5]虛妄之心，驕狂之志，裸裸再現。
1592年5月18日，豐臣秀吉帶兵侵略朝鮮，於順利北進途中，給他的繼承人關白秀次《二十五條覺書》，得意忘形地具體明述了他征服中國的宿願。(1)宜准備恭請天皇於後年行車幸唐都，呈獻都城(指北京——引者注)附近十四國(州)與皇室，諸公卿將予采邑。(2)大唐國之關白，授於秀次，並與(大明)都城附近之百余國(州)，日本之關白則由大和中納言(羽柴秀保)，備前宰相(宇多田秀家)二人中擇一人任之。(3)日本之天皇可由良仁親王(後陽成天皇之子)或八條宮智仁親王(後陽成天皇之弟)繼之。(4)天皇居北京，秀吉居留寧波府，占領天竺。[6]四百多年後的今天，豐臣秀吉的這種狂大妄想仍讓人膽戰心驚。他曾先後兩次遠征朝鮮，都以失敗結束，美夢終成泡影，但是其侵略大陸和征服中國的思想，卻給日本留下了很大的遺毒。
1603年，江戶幕府締造者德川家康依然企圖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七年後，他的政治顧問羅山在起草致中國皇帝的信中說：日本“德化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羅、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主酋長，莫不上表輸貢。”這種“德化宇內”意識同樣表達了一種躁狂的政治心態。到了德川幕府中期，侵略中國的思想再次活躍起來，出現了以並河天民、林子平、本多利明等為代表的“海外雄飛論”和以佐籐信淵、橋本佐內等為代表的“宇內混同說”。
並河天民(1679-1718年)在1716年向幕府呈獻《開疆錄》稱：“大日本國之威光，應及於唐土、朝鮮、琉球、南蠻諸國。……大日本國更增加擴大，則可變成了大大日本國也”。[7]這是日本“大日本帝國”的思考和行動樣式的最初版。仙台藩士林子平(1738-1793年)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在詳述日本三鄰國朝鮮、琉球、蝦夷地圖後說：“……熟慮之下，後世唐山(中國)、韃靼之地必起侵掠日本之事，不宜怠慢”。這是以中國為日本潛在敵國而予以防備的思想的首次流露。差不多與林子平同時期的本多利明(1744-1820年)竭力排斥中國文明，鼓吹大日本國主義，痛罵儒者為頑迷古陋。他在《經世秘策》一書中提出：“大日本國號應移地至……滿洲，山丹、唐太(庫頁島)……琉球……”，並應遷都至堪察加，建設一大北方海洋王國。[8]
幕府末期出羽人士佐籐信淵(1769-1850年)繼領前人之思，作著《經濟要略》、《字內混同秘策》、《吞海肇基論》、《防海余論》等多種書籍，在《字內混同秘策》一書裡，制定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動計劃。“皇國日本之開辟異邦，必先肇始自吞並中國。……故此書先詳述略取中國之方略。中國既入日本版圖，其他西域、暹羅、印度諸國，侏離鴃舌，衣冠詭異之徒，漸幕德畏威，必稽顙匍匐、隸為臣僕”。[9]具體策略是先取“滿洲”、再進一步征服全中國。他認為：“凡經略異邦之方法，應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當今之世界萬國中，皇國易取易攻之土地，無比中國之‘滿洲’為更易取者……故征服‘滿洲’、……不僅在取得“滿洲”，……而在圖謀朝鮮及中國”。[10]他的這種先攻取“滿洲”的策略，自明治維新後之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九一八事變、全面侵華戰爭，次遞得以實施。為了切實達到侵占中國的目的，佐籐信淵還主張日本天皇親征：“取南京應天府，定為假皇宮……明定‘產靈法教’(即神道)、……為除人民疾苦，處處營造神社，以祭皇祖大神”。1825年，與佐籐同時代的水戶藩士籐田幽谷也提出了“宇內至尊天日嗣，須令萬國仰皇朝”的遠大企圖。[11]這些言論構成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國的思想“原型”。
幕府藩士謀臣立志侵略中國而致強大日本，另一類人物——“尊王攘夷”的倒幕派同樣有濃厚的日本“神國”觀念和由此而來的擴張主義理念。其代表人物吉田松陰，在因為倒幕而身陷囹圄，獄中苦著《幽囚錄》時仍然不忘“日本今宜急修武備，……北割滿洲之地，南收台灣、呂宋諸島，漸示進攻之勢”。[12]另一倒幕志士橋本左內(1834—1859年)則堅信“如不兼並中國、朝鮮的領土，日本就難以獨立”。[13]具有相同侵華思想的倒幕派人物還有真木和泉(1813-1864)、平野國臣(1828-1864)等。
幕府藩士謀臣和倒幕運動者，不管其直接動機如何，但是在謀劃日本未來的時候，無一例外地都主張侵略中國。“大日本帝國”的概念和模式源於之，以中國為日本潛在的假象敵國觀念亦源於之。明治開國元老山縣有朋、木戶孝允、伊籐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井上馨等都深受其影響，有人還是他們的門生。在全面繼承其衣缽的基礎上，這些明治功臣又進一步提出了以侵吞中國為核心的經營大陸的思想，即所謂“大陸政策”。
以“海外雄飛論”和“宇內混同說”為代表的幕府時代的侵華思想，帶有濃厚的中世紀封建地主領土擴張意識，是軍事封建主義的遺存。首先，它表達了在國家內部封建領土被分割完畢後，一部分新生力量對土地的渴望。“日本的政體和社會結構具有多元化的特點。地理上的分割，即起伏不平的山區地形加強了日本的氏族傳統和地區獨立主義。”[14]作為各地大名藩國的謀士家臣兼學者，林子平等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就是為領主擴張土地，鞏固、擴大自己主子的勢力范圍。但是，苦於島內現有土地已經瓜分完畢的現狀，而且要想單獨打破各地封建勢力的相對均衡與彼此之間的事實尊重又異常艱難，於是，便把擴張的觸角伸向了更加廣大的外部世界，而距離最近的莫過於朝鮮、中國。而且，這種情形的發展還跟日本土地所有權向富商豪農的移動集中和武士階層的不斷強大有直接的關系。[15]
其次，日本諸島地理位置的緊湊既促進了民族團結，又促進了新價值觀和新知識在全國的傳播，加之幕府統治下長時期的國家大一統，盡管實行著“鎖國”政策，仍使日本人開始較多地了解到與中國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及更廣闊的外部世界。當這些知識分子宏觀地了解了日本的國土、政治、經濟、文化等諸種狀況和特點，並與其他國家尤其是周圍國家的廣袤闊大進行對比後，悲哀、怨歎自己國土狹小的失落感便油然而生，一種不滿意感、改變現狀的要求遂不可抑制。走出去，爭取更大的空間，沒有，就去搶奪的觀念對國民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特別是那些“尊王攘夷”的倒幕分子，“由於認識了外國的存在，特別是視為敵人的外國的存在，便從潛伏的反封建意識裡面，喚起了明確的民族自覺心。”[16]他們在艱難的與西方國家的交往中，倍感日本生存空間的有限性對於抵御西方列強進攻時的無所轉寰與缺乏腹地依托。吉田松陰的侵華思想事實上就來自於他對內外形勢的對比和構建日本未來時的擔憂。當然，在倒幕派的思想深處還有更多的想要借助領土擴張來沖擊日本社會階級、階層的現狀，改革日本政治現實體制的意識。
二
1868年，日本開始了通向資本主義的明治維新。在經過大約30年的奮斗之後，終於完成了自己的近代化，隨之日本就開始了向亞洲大陸擴張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戰傳統，看看它的軍事領導人從最古時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這一點也就毫不奇怪了。另外，很顯然，遠東當時是國際競爭和爭奪地盤的地區。講究實際的日本領導人得出了這一明確結論：每一個民族必須為自己去掠奪，軟弱和膽小者將一無所獲。”[17]
整個明治時代(1868-1912)，日本的侵華思想發展的總體態勢是：形成了以民族優越論為實質、以大陸政策為主線，同時飄浮著“大東合邦”、“脫亞入歐”、“大日本主義”等思想觀念的格局。
大陸政策源於1868年明治天皇繼位時發布的“開拓萬裡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的《御筆信》，是以侵略朝鮮為端始的。此間，明治重臣山縣有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1880年，山縣有朋把所著《鄰邦兵備略》呈進給明治天皇，在對中國作了詳細了解分析的基礎上，確定了日本侵華行動方針的基本依據。1890年3月，時任首相的山縣有朋在國會發表施政演說，全面提出“大陸是日本的生命線”的侵略理論，把所謂的“守衛主權線”和“保衛利益線”作為日本“國家獨立自衛”的基本方針，十分明確地把中國列入日本的利益線之內，從而使大陸政策具體化、公開化。甲午戰爭之後，山縣有朋向天皇奏獻《陸軍兵制改革案議》，進一步闡述了所謂的兩權線思想，提出了“成為東洋之盟主”、“開辟利益線、稱霸於東洋”的目標。[18]
侵華的思想活動緊接著就轉化成為現實的國家的政治運作。1878年，日本設立了直屬天皇的最高軍令機關“參謀本部”，意在向中國開戰。1880年，編輯出版了匯集中國各種情報的《臨邦兵備略》六冊，著力鼓吹為打敗清帝國而擴軍備戰。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擬定《征討清國策》，計劃攻占中國北京和長江中下游的戰略要地，吞並從遼東半島到台灣的沿海地區和島嶼以及長江下游兩岸地帶，肢解其余中國國土，使之成為日本的屬國；或者直接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大日本”。[19]1894年悍然發動甲午戰爭，這是日本前期諸種准備的一次大規模嘗試，是大陸政策從思想層面走向行動層面的結論。1904年的對俄戰爭使勝利的日本進一步鞏固、擴大了在中國的勢力，推進大陸、侵略中國的胃口亦隨之大增。1907年，日本首次制定由天皇批准的《國防方針》，正式提出對外擴張攻勢戰略，強調日本的發展命運有
賴於中國大陸，把中國作為侵略掠奪的主要對象。1908年，日本桂太郎內閣通過了《對外政策方針決議》，對華政策主要是：“扶植我國在該國的勢力，以便當該國發生不測事變時，能夠確保我國的優勢地位；同時必須采取措施，使滿洲的現狀永遠持續下去。”[20]該決定的中心內容不僅要維護日本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東北地區所獲得的種種特殊權益，而且要進一步擴大其在中國的侵略勢力。從此以後的問題，只是如何選擇時機和計劃步驟付諸實施了。20世紀前半期日本侵華的一個又一個高潮，就是在這一思想和政策背景下演成的。
日本侵占朝鮮進而進攻、霸領中國的經營大陸思想給其朝野以巨大影響，尤其是知識分子；而日本知識分子的參與反過來又加固了這一侵略思想。作家二葉亭四迷就是其中之一。他為了探索所謂的對俄戰略主動來到中國，1902年10月，在北京遇到了來自東京的間諜川島浪速，在向其表達了自己的心跡後，被川島引為同志，並自抒己見：“對俄和對支(指中國，當時日本也稱中國為支那——引者注)，看似兩個問題，實際是一個問題，歸根到底，我們的理想對象是整個亞洲。”[21]1889年，日本“政治小說”《浮城物語》作者、時任駐華公使矢野文雄借文學形式坦露了日本國家所追求的戰略目標：“我等生在這個地球上，也就應有橫行全球的自由。焉有因為生於日本，便只能活動於日本之理，我等既已生於地球，就應以地球為舞台，成就稀世大業，……西洋人種以地球作為功名之地，而日本人以日本國作為功名之地，豈非不堪痛息？我等今將蹂躪整個地球，席卷無人之地，為日本開拓數十倍之大版圖，以獻於(天皇)陛下……”[22]這一年的3月，他就向日本政府提出把中國福建省劃為本國勢力范圍的主張。[23]
就連一向以平民評論家著稱，甚至被譽為“國民之聲”的德富蘇峰(1863-1957)也接受並培養起了濃厚的擴張意識，所不同的是他的思想是以另外一種方式流露出來的。甲午戰爭之後，當聽到三國干涉還遼的消息時，德富蘇峰憤慨無限，欲哭無淚，“不屑於在已經返還他國的土地上多停留一刻鍾”，立即找船從旅順回國，但在上船之前，特地從旅順口海灘上抓了一把碎石和沙粒，用手帕包好帶回了日本。後來他在回憶這件事的時候說，這在他的思想歷程中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原來堅信的“正義”、“公道”等理想因此全然轟毀，“歸根到底，必須有力量。力量不足，是什麼正義公道都不值半文。”[24]於是，他便毅然放棄平民主義立場，轉而積極謀求與政府的合作，參與到對外擴張的行動當中來。德富蘇峰的“轉向”在日本明治後期思想史上，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重要事件。但是，德富蘇峰的“轉向”又是極富諷刺意味的，因為他是建立在“一個強盜的贓物被另幾個強盜協力搶去，而這一強盜倍感身單力薄而痛苦萬分，遂誓志改日再去較量，並再行盜竊”的邏輯上的。
大陸政策作為明治時代日本侵華思想的基點與核心，還引發了其它面目各異的侵華思想理論。“無論是大臣貴胄，抑或是政客浪人，從‘脫亞論’到‘興亞論’幾乎都是同一觀念體系，雖然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在把尋求日本的強大，與欲‘並吞’中國、朝鮮的要求輟合在一起的本質方面，卻是一致的。”[25]其中，樽井籐吉(1850-？)的“大東合邦論”具有特殊的意義，它是以國家主義為核心，從“宇內混同”方策翻版制造出的20世紀前半期日本政治地圖的雛形。
“大東合邦論”言出樽井籐吉1891年5-11月份在《自由平等經論》雜志上刊登的《未定稿》文章。其基本主張是面對世界列強，日本應該與朝鮮“合邦”，與中國“合縱”，定國名為“大東”，實現以日本為盟主的三國一體化，從而振興東亞。這是日本近代化肇始之初，日本侵華思想從觀念向實體化方向推進的重要步驟，是幕末以來所謂“宇內混同”方策與“西進南下”方策以“振亞”、“興亞”等作為旗幟而更加具體化的產物。所謂與中國“合縱”，樽井籐吉認為，面臨著被西洋列強分割的危險，“日本對於清國的開明，承擔著指導性的作用”，清朝政府應該與日本聯合以抵御西洋。因為日本現有的國力還難以與中國完全地“合並”，所以應該先期實行“合縱”。“大東合邦之事，與清國有益無害矣。”
樽井籐吉對中國創導“合縱”的目的是把中國變成日本皇統的一部分。為掩人耳目、混淆視聽，樽井籐吉辯陳這與歐洲的殖民地方式並不相同。他說：歐洲社會是“異種族混合的”，其文明進步靠“競爭”取得，而東亞社會則是“同一種族繁殖的社會”，應用“親和”創造同種相和，造成一大勢力，以與歐洲相對抗。樽井籐吉的所謂“親和”概念，日後便被衍化成“共榮”的戰略思想，成為“大東亞共榮圈”觀念的最基本的核心理論成分。也正因為如此，樽井籐吉以“東亞親和”面貌現世的“大東合邦論”，標榜“興亞”的理想，在日本獲得了廣泛的社會接受層面。
福澤諭吉是這一時期對日本社會侵略擴張影響最大的思想家，他的核心思想是“脫亞入歐”。“為建立今日大計，吾人決不猶豫等待鄰國開明後一起振興亞洲，相反，吾人應該離脫此一隊伍，與西洋國家共進退。吾人雖與中國、朝鮮為鄰國，但在交往上也不必特別經心關照，應同西洋人對待中國、朝鮮之方法處分中國。因為與惡友相親者則不免共負惡名。吾人應從內心謝絕此一東方之惡友(即中國與朝鮮——引者注)”。[26]這就是福澤諭吉的所謂“脫亞入歐論”的精髓，它大大加速了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決定性。當甲午戰爭真切地爆發時，福澤諭吉按捺不住興奮，立即在《時事新報》上連續發表社論，鼓舞人心，引導輿論，為日本的軍事行動唱贊歌。對於台灣人民的反割讓、反統治斗爭，他則主張“消滅所有抵抗者，沒收其土地屬政府所有”，並堅決主張“把台灣變成無人島”，消滅全島的台灣居民，或全部驅逐之，使台灣成為日本人的移住地。可以看出，福澤諭吉的“脫亞”思想，其實是一種“奪亞”思想。在當時，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既是日本擴大侵華戰爭的思想武器，又是通過擴大侵華戰爭並取得勝利後的思想總結和目標再定位。
與“大東合邦論”、“脫亞入歐論”前後，日本侵華思想還有以曾根俊虎、長岡護美為代表的所謂“興亞會”，以白井新太郎、副島種臣為首的“東邦協會”等亞細亞主義組織的所謂“興亞論”。只不過“興亞論”主張實現日本強權之道在於保存中國，“脫亞論”則認為是在脫離中國，二者的根本點都在於謀求建立一個成為亞洲盟主的強大的日本帝國，立足點都是為了日本的利益。另外，還有以吉田松陰和福澤諭吉為代表的“補償論”[27]和“大日本主義”。[28]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治時代日本侵華思想的構建、營造過程中，福澤諭吉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從思想發展的動態過程來看，他不僅相繼創建了所謂的“東洋政略論”、“脫亞入歐論”和“補償論”等侵略思想，雖然面目不同，但是無一不是立足日本民族立場強調對中國進行擴張、侵略的；而且，他還從國民教育的立場出發，立足啟發國民精神，培養國民近代國家觀念和進取意識，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論宣傳、教化工作。因此，福澤諭吉對近代日本思想解放的偉大作用，跟他對近代日本侵華思想與行動的發展、蔓延的巨大影響同樣不容否認。
為什麼明治時代的日本“一直以極大熱情對待抓大陸問題”，竭力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戰果，“或作政治外交上的發言，或采取行動，雖然引起了國內糾紛及混亂，但是其勢力終於發展為推動現代日本的動力。”[29]這裡有三個思想淵源：傳統的封建擴張意識，極端民族主義的擴張意識和近代殖民主義的擴張思想。
其一，“苦於土地狹窄、物質貧乏人口增多的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和亞洲大陸保持緊密的聯系，這是它為謀求生存絕對必要的。”[30]民族性內在的向外發展的欲望使日本企圖向海外，特別是向亞洲大陸尋求民族發展的出路，首當其沖的就是朝鮮半島；待朝鮮經營穩定後，下面的獵物就是緊連朝鮮半島的中國東北即所謂的滿洲，占據“滿洲”，大陸之夢即可成矣。而且，日本堅持認為“滿洲在地理、歷史和民族方面都有其特殊性，這就很難把它看作是‘中國完整的一部分’”，[31]“從滿洲本身的地理歷史和民族情況來看，存在著脫離中國本土而獨立的條件”。[32]這種解釋明顯地是對西方近代殖民擴張主義“理論”的移植。
其二，對中國的蔑視。甲午戰爭前後，日本朝野非常鮮明地把甲午戰爭看做是先進文明對落後文明的“義戰”，是當時世界發展的主流。“日、支兩國之關系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國與代表舊文明之大國之關系。”對清國一戰，目的正是“在使支那驚醒”。[33]事實上，甲午戰爭開始時，日本是以國運相賭的，沒想到“老大的帝國”清王朝不堪一擊。日本大喜過望，自此以後“向蔑視中國的方向大幅度傾斜”，[34]“認定中國無論在精神上還是在物質上都一無是處，並表現出毫無顧忌的侵略態度。”(吉野作造1930年在《對支問題》一文中所言)。[35]
其三，對西方侵略的“回應”與“反擊”。日本在西方列強的東亞侵略擴張中也深受其害，卻同樣無力直接向歐美各國反擊。因而，它從遠距離防御和國家自保的立場出發，把視線轉向海外，並把富國強兵當作國策，力圖建成一個能與列強為伍的國家。同時還“企圖通過大力壓制弱小鄰國來找回受歐美壓迫的損失。”[36]1904年的日俄戰爭“對於日本為向亞洲大陸擴張勢力而急於擠入帝國主義列強行列的動向，是一個劃時代階段”。[37]戰爭的勝利及與英、法、美、俄等國一系列協定的簽定，為日本帝國主義向亞洲大陸擴張大開方便之門。在思想領域，明治維新的啟蒙大家福澤諭吉不僅及時地提出了“等待時機不如創造時機”的戰爭觀，而且極力主張“脫亞入歐”，“加入吞食別國者之列，與文明國一起尋求食物；……即加入帝國主義國家成為侵略者。”[38]因此，日本對大陸的覬覦和擴張滲透，包括甲午戰爭，就當時的東亞局勢看還有與國際列強爭奪的一環，只不過是建立在對別國的傷害和蹂躪之上的而已。
其四，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始積累的擴大化和國際化。明治維新使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內部的原始積累通過新的生產方式的擴展而得以完成，外部的條件則要通過侵略戰爭來實現。日本對朝鮮、中國的侵略是本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日本資本主義進行經濟擴張的手段。1894年日本進攻中國不但真實地“向受驚的世界揭示出日本在以往20年間取得了多麼大的進步。”[39]還現實地把日本追求經濟利益的資本主義發展動力伸入到中國來。這一實際舉動和客觀結果與當時福澤諭吉盡快進行資本輸出和實業擴張的思想是互為表裡的因果關系。[4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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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籐村道生：《日清戰爭》(M)第7章第4節，巖波書店1974年版。
[24](日)桶谷秀昭：《二葉亭四迷與明治日本》(M)，小澤書店1997年版，第192頁。
[25]嚴紹鐋：《幕末的“宇內混同論”與明治時代的“大東合邦論”》(J)，《日本學刊》1997第1期，第88頁。
[26](日)依田喜家：《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1868-1945)》(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頁。
[27][36](日)井上清：《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M)，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頁(吉田松陰在《幽囚錄》中說，日本應“割取朝鮮、滿洲，並吞中國，所失於俄美者，可取償朝鮮、滿洲之地。”)、第8-9頁。
[28](日)井上清、渡部徹：《大正時期的急進自由主義》(M)，東洋經濟新報社1972年版，第9頁。代表人物是高山樗牛、木村鷹太郎。木村有段話十分露骨：“放棄侵略主義則必至放棄其國家”，“大張侵略擴張之國策者，其國必強”；“國權之擴大既為吾人所最重，則軍備之擴大自是頭等大事。帝國主義乎，帝國主義乎，吾人正熱切希望我日本國家與國民以帝國主義為大目標而奮進也。”(木村鷹太郎：《日本主義國教論》)
[29](日)稻葉正夫：《岡村寧次回憶錄》(M)，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頁。
[30][31][32](日)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1》(M)，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3頁、第6頁、第7頁。
[33](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M)，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頁。
[34][35](日)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的中國觀——思想史整理的嘗試》(A)，節自胡令遠、徐靜波主編《近代以來中日文化關系的回顧與展望》(C)，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頁、第91頁。
[37](日)今井清一：《日本近現代史》(M)第2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3頁。
[38]蘇智良：《慰安婦研究》(M)，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頁。
[40](日)永井秀夫：《自由民權與天皇制》(A)，《日本歷史講座·5》(M)，河出書房1954年版，第151頁。
(作者：渠長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