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是指刻在山石、鐘鼎、磚瓦等材料上的文字的拓本。它是因書法藝術的發展而催生，並在千百年來為傳承歷史文化、匯聚書法歷史長河譜寫了光輝篇章。它既見證著我國書法藝術的發展流變，也傳承著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更寄寓著亙古不變的文人情懷。
中國古代碑帖，大致可分為刻石、碑碣、墓誌、石闕、摩崖、造像、塔銘、畫像、浮圖、刻經、醫方、井闌、橋柱、題詠、題名以及詩文雜著等，書體有甲骨文、金文、大小篆、隸書、魏書、楷書、草書、行書及民間一些創意字等，幾乎無體不包。從先秦的《石鼓文》大篆，到秦統一文字後的《泰山刻石碑》小篆；自漢代《乙瑛》、《曹全》、《張遷》諸碑的隸書，經北朝《鄭文公碑》的魏碑體，至隋代《龍藏寺碑》及唐代《九成宮》、《多寶塔》、《玄秘塔》諸碑的楷書，可清楚地看到我國文字、書體的演變、發展歷程。歷代書法家在碑上留下的真跡，或流暢飛揚，或方整樸厚，或靈秀嫵媚，或平和含蓄，或峭拔雄偉，或疏朗開闊，或剛健豪放，或龍飛鳳舞，人們得以觀摩品評各家各體風格，得到至高的審美享受。
歷史上，因帝王愛好書法，曾有過三次全國性的匯刻收藏活動。第一次是帝王書家唐太宗摹刻東晉「書聖」王羲之的《蘭亭序帖》五種，並御筆書刻《溫泉銘》，引發了全國範圍內對王羲之書法的匯刻收藏熱潮。唐太宗非常喜愛王羲之的書法，差人遍收王字，得知王羲之墨寶《蘭亭序》由其七世孫智永和尚辯才，便傳旨差蕭翼智取墨寶，並詔令書法名家歐陽詢、馮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摹刻上石拓印，御賜皇宮近臣臨池欣賞，這就是流傳後世的著名法帖《蘭亭八柱》。太宗駕崩，《蘭亭序》隨葬昭陵，一代名帖真跡就此失傳，留下「蘭亭繭紙入昭陵」的千古遺憾。傳承後世的唐摹《蘭亭序》以馮承素摹本最為傳神，接近真跡，因帖前後有唐中宗年號「神龍」半印而得名「神龍本」，有「天下第一行書」之稱，是習王羲之書法入門的最佳範本。馮摹本原跡，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其帖書法遒勁，墨韻生動，行若流水，翩若驚鴻，令人百讀不厭。除「神龍本」外，歐陽詢摹刻的「定武本」為諸蘭亭帖石刻之冠，值得賞玩。
第二次全國性的碑帖匯刻熱潮，是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命侍書學士王著等編撰秘閣所藏歷代法書10卷，摹刻於棗木版上，拓印御賜近臣賞玩，稱為《淳化閣帖》，為法書叢帖之祖，開創了匯刻歷代名家碑帖之先河。後雕版毀於戰火而且絕版，祖刻初拓本傳世極少，彌足珍貴。由於朝代更替，歷經戰亂和天災人禍，祖刻本第四、六、七、八卷流落海外，其中第四卷為初唐名家之作，第六、七、八卷為東晉王羲之珍貴的墨寶。這四卷原刻拓本流傳有緒，原為南宋王淮、賈似道等收藏，元代歸書畫家趙松雪、清代為孫承澤、安歧、李宗瀚、李瑞清等諸多收藏家收藏。20世紀40年代曾在上海露面，後流出國門不見蹤影。80年代，出現在香港一次藝術品拍賣會上，被美籍猶太人安思遠以30萬美元買下。1996年，安思遠將祖刻初拓本《淳化閣法帖》帶到北京展覽，引起轟動，著名書畫家啟功前往鑒賞，確為祖刻初拓珍本。經多方努力，2003年9月，上海博物館用3700萬元的巨資，購回《淳化閣法帖》四卷，並在上海展覽，讓國人大飽眼福。
第三次是清乾隆年間匯刻的32卷《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簡稱《三希堂法帖》，是歷代匯刻內容最多的碑帖。乾隆皇帝一生特好書法，每巡遊處，必御筆留痕，內府秘藏法帖書畫必過眼賞罰玩題跋。乾隆十二年（1747年），出內府所藏魏晉至明代法書，詔梁思正等編摹匯刻，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刊印成書，御賜皇宮近臣雅賞。因乾隆藏得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王洵《伯遠帖》三件稀世珍寶墨跡，在皇宮建「三希堂」書齋秘藏，故書名《三希堂法帖》。此叢帖彙集了魏晉至明代130餘位書家340餘種真跡，規模之宏大，為歷代官私所刻叢帖之冠，代表了書法叢帖的最高成就，因而被為碑帖「聖經」。根據清官原刻原拓影印的版本為最佳版本。
碑帖藝術自出現以來，歷經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遼、宋、元、明、清及民國，直至新中國誕生，可以說代代有佳刻，至今不衰。碑帖之珍貴，首先在於它能清晰、完整、準確、生動、真實地再現古代書法藝術和繪畫藝術的神韻，可以說，當今高科技技術也難以達到其「原汁原味」的效果。再就是在於它所記錄、表現出來的內容，涉及王朝建國、典章制度、戰功記錄、封疆定界、農業豐歉、社會治亂、宗廟立主、世族譜系、抗災濟民、掘井開路、立界買地、書札醫方、名人經傳、瀏覽題名等，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極其寶貴的歷史資料。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並不是全部記載於浩瀚博大的史書裡，而是在碑帖（石刻）中保存著相當豐富的一部分，成為我國極其寶貴的歷史檔案和藝術寶庫，為研究我國歷代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歷史、人物、書法、繪畫藝術等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據考證，全國現已發現存世的碑帖（石刻）約達20萬件以上，可以說，這是一部宏偉的百科全書。
由於古代碑帖原石或因遭遇兵豳，或因保護措施不得力，或因一些政治因*為毀壞，或因火災、地震之天禍，或因盜賊偷竊流出境外等，其數量愈來愈少，剝蝕日趨嚴重，因此要想一睹其本來面目，只能依賴拓片。如清代書法家王鐸書寫的著名法帖《擬山園》，曾因政治運動被砸得面目全非，被世人所稱讚的「蒼老勁健，全力以勝」之風已一掃而光，當今如果誰藏有舊拓本，其珍貴可想而知了。
而即使是這些珍貴的舊拓片，也在社會的變遷和文化的變中大量散失。「文革」中破「四舊」時，曾經燒燬失散無數拓片，甚至一些博物館也用架子車把拓片一車車拉到大街下投入火海。即使是民間尚留存下來的，也由於後代文化素養低，有的當廢紙賣掉，有的當糊牆紙帖牆。
近年來，國家對碑帖管理日趨正規。特別是對一些名碑帖（石刻）早已採取嚴格措施加以保護。除研究部門經國家有關部門批准需捶拓少量外，其他人是不允許隨意捶拓的，現在偶爾在社會上見到的，大多是散落在民間的舊拓片，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
隨著時間的推移，歲月的流逝，時代的變遷，社會的進步，碑帖成為具有文物、文獻、歷史和收藏價值的文化瑰寶，受到收藏界的熱捧，並由此形成了具有強烈文化色彩的收藏門類。有的孤本絕品甚至價值連城，如2003年春季拍賣活動中，北京故宮博物院用2200元，收購隋人書晉代索靖《出師頌》墨寶。當年7月，從海外回歸的宋代書法家米蒂的《研山銘》墨寶孤本,更是拍出了2999萬元的天價。
碑帖收藏,與其他古籍善本一樣，流傳有許多版本.版本的珍貴，直接影響著習書者的鑒賞水平和習字功夫。因此，不管是學習書法，還是收藏碑帖，版本的選擇都尤為重要。珍貴的碑帖善本，除正確引導習書者步入書法天堂之外，還是珍貴的藝術品供人賞玩。刻印低劣的傳本，不僅給習書者誤導，而且大敗了藏家的口味。
在古代，由於印刷技術水平有限，大多數名家名帖名刻者是靠摹刻鉤臨和印刷，每翻刻一次，就與原碑帖有一定差距，而最具風神的古代書家墨寶，往往就在翻刻過程中漸失墨色神韻。所以，越早的刻本和拓本，越能顯示碑帖的本來面目，特別是黑底白字的初刻初拓版本，有「黑老虎」之稱，更顯得無比珍貴。漢《曹全碑》舊拓本，拍出2萬元，唐柳公權《玄秘塔碑》舊拓本7920元，唐歐陽詢《化度寺碑》舊拓本9350元，顏真卿《祭侄文稿》舊拓本1、1萬元，宋刻《曹娥碑》元明拓本4、95萬元，清中期精拓本《玉版十三行》3萬元，梁《瘞鶴銘》明初水前拓本1冊66萬元。由此可見，初刻初拓碑帖的史學、文物和收藏價值正在逐漸升溫。
現在，隨著電子技術的發達，以傳統的筆、墨、紙、硯為載體的毛筆書法已經////漸退出了實用舞台。鼠標一點，鍵盤一敲，省力又省時，讓年青一代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後出生的人，竟不知「文房四寶」為何物。寶貴的歷史文化，僅在守望傳統的書家、收藏家之間薪火相傳。碑帖收藏，收藏的是翰墨飄香的古典歲月，是青燈黃卷的臨池艱辛，也是難以割捨的翰墨情緣。
書法聖經——《蘭亭序》
歷代帝王為什麼對王羲之情有獨鍾?為什麼沒有推鍾繇、推王獻之或顏真卿、褚遂良等等，要知道這批人也是有身份、有地位、書法成就很高的人。或者說：張芝、鍾繇、王獻之、顏真卿等也曾被一些帝王所推崇，為什麼沒有推到書聖的寶座呢?為什麼只有王羲之被那麼
多皇帝歷代寶之?有那麼多文人士大夫喜歡?為什麼王羲之書法產生了恆久不衰的魅力?
梁武帝、唐太宗、宋仁宗、宋高宗、康熙、乾隆等歷代皇帝都與王羲之及《蘭亭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為東晉以後歷代帝王對王羲之書法的推崇，導致了東晉以後中國書法史的發展以王羲之書法為正宗，這是不爭的事實，有其學術意義。下面就歷代帝王與王羲之及《蘭亭序》的一些關係作粗淺的論述。
藝術的發展史必然是一部創新史，沒有創新就沒有發展，就會走向衰亡。王羲之所以被歷代帝王與文化人看好的原因，首先是他的創新精神。由於東晉時期受老莊玄風的影響，加上當時仕族優裕的生活條件，整個社會的審美情趣已經逐步從古樸、凝重轉向嫵媚、自然、適意、灑脫。東床坦腹、雪夜訪戴等典故只有在那種時代才會被津津樂道。這種不入時俗、強調個性、追求自然、反對束縛的精神，也是魏晉士大夫對人生與藝術的獨特理解與追求，成為魏晉時期的獨特文化現象。宗白華先生曾指出：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於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美學散步》)在這樣一個時代下，王羲之不滿意於當時書法用筆滯重，結體古拙的局面，努力博采眾長，精研體勢，以自己厚實的傳統根基與膽敢獨造的革新精神，一變漢魏以來的質樸書風，創立了自然、適意、灑脫、流便的書風，使中國的書法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王羲之是中國書法由古質、走向今妍的關鍵性人物。
那麼，是否僅僅創新就能打動這麼多帝王呢?張芝、鍾繇、王獻之等等也都是富有革新精神的名家，他們為什麼在與王羲之的比拚中最終退下來了呢?我認為更關鍵的是王羲之的書法處處滲透著魏晉崇尚的那種不激不勵，風規自遠的中和之美，而中和之美正好符合中國文化精神。王羲之的書學比較全面，他的楷書結體勻稱俊俏，點畫細微之處蘊蓄多姿。行書更加隨意，不求筆畫平正嚴謹，而是強調變化，使字裡行間婉轉靈動，變化多姿，寫出了俊逸、妍美而又雄健的行書，特別是《蘭亭序》萬法齊備，爐火純青，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至於草書，則是刪除了章草中帶有隸書筆意的波磔，加強了用筆的使轉，使得轉折處筆勢連綿，流暢而富有韻致，開創了今草的新局面。由於王羲之書法本身所具有的包容性與多樣性，後世學者可以從王羲之身上化身千萬，得以發展。如顏真卿對王羲之的繼承是以他不同於王羲之的面目出現的，米芾又不同於顏真卿，顏真卿和米芾無疑都是王羲之最偉大的繼承者和發展者。王羲之溫爾文雅、剛柔相濟的書風確立後，由於它符合中和之美的要求，所以才會被歷代帝王所喜歡，使歷代文人學士奉為圭臬，使王氏書風雄霸書壇一千六百多年，帖學的瀟灑流美之風長期以來成為書壇的主流。這種影響雖然與帝王推崇不無關係，但更重要的是由植根於中國人心靈深處的審美意識決定的。這種審美意識就是貫穿於中國文化精神的中庸觀念、中和之美。中庸思想的包容性很大，所以王羲之書法的包容性與多樣性也極豐富，這種思想反映在書法上成為中國書法的主流自有它積極的意義。
一、歷代帝王的推崇使王羲之走上了書聖寶座
1.最早重視王羲之書法的皇帝－－梁武帝
王羲之書法地位的確立，有其演變過程。最初處於劣勢，書法不勝庾翼、郗愔，後來書名漸盛，學王的人由少到多，漸成風氣，從而引起庾翼的不滿，但當時庾翼無法扭轉時人學王字的風氣，後來對王羲之的看法也有所改變，表示歎服。南朝宋泰始年間的書家虞和在《論書表》中說：漢、魏，鍾(繇)、張(芝)擅美，晉末二王稱英。將右軍書法與古賢比，認為名蓋當時與鍾張並美。梁書畫家袁昂在《古今書評》中說：張芝驚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將四賢並稱。而宋齊之間書學地位最高者則一度推王獻之。獻之從父學書，天資極高，敏於革新，轉師張芝，而創上下相連的草書，媚妍甚至超過其父，窮微入聖，與其父同稱二王。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云：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當時幾乎成了王獻之的天下，改變這種狀況的是由於梁武帝蕭衍推崇王羲之。
蕭衍(464∼549年)，南朝梁書法家。他是我國南朝梁王朝的創建者，世稱梁武帝。王羲之後一百餘年的梁武帝，可能是歷史上最早重視王羲之書法的皇帝，可以說梁朝出現了第一次學王羲之高潮。南北朝時期的梁武帝、晉武帝、元帝、宋明帝、齊高帝、齊武帝等皇帝都擅長書法，其中以梁武帝書法成就最高。梁武帝把當時的書法排位由王獻之－－王羲之－－鍾繇轉變為鍾繇－－王羲之－－王獻之。在《觀鍾繇書法十二意》中，蕭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雖然王羲之仍排在鍾繇之後，但超過了王獻之，這是極大的轉變。蕭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評有特殊的感召力。另外，南朝梁庾肩吾《書品》，也列王羲之書法為上之上，因而輿論遂定。
梁武帝時期，就有人仿冒王羲之的書法，當時內府秘藏的王羲之書跡已經雜有不少贗品。梁武帝搜集過二王書法作品達一萬五千紙以上，只是後來兵亂毀失，留存很少。梁武帝與陶弘景書疏往返慇勤，許多是討論王羲之書法及其真偽的。梁武帝一方面對前朝流傳下來的王羲之書法進行整理鑒定，辨別真偽；另一方面，他又將定為真跡的墨寶鉤摹出許多副本，提供給王室子弟作為學書的範本。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記載，王羲之的《樂毅論》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
梁武帝云：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這句話後來成為後人評價王羲之書法的重要依據。
唐太宗對王羲之的喜歡，可以從蕭翼智賺《蘭亭序》的故事中充分體現。《蘭亭序》一直是王氏傳家之寶，後來真跡流到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手中；而智永再傳於其弟子辨才。據稱唐太宗曾三次向辨才索要《蘭亭序》，均被他一再矢口否認，太宗無奈。後來有個足智多謀的蕭翼運用巧計才誘使辨才出示《蘭亭序》真跡，從而騙取到手，獻給唐太宗。太宗得到了《蘭亭序》，愛不釋手，下令當時大書法家褚遂良、虞世南、馮承素等進行臨摹，臨摹本分賜諸王近臣，從此得以傳播；而自己則將真跡密藏起來，死後還不肯放棄，要殉葬於昭陵。王羲之的不世之作從此便成絕響，增加了人們對《蘭亭序》的距離感與神秘感，給後人留下了一連串的謎，這對於書壇可能是遺憾的，對於王羲之也許未嘗不是好事。
自古帝王所好下必效之。受太宗皇帝的影響，唐代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顏真卿等書法家無不受王羲之書法影響，於是有虞世南得其美韻、歐陽詢得其力、褚遂良得其意、薛稷得右軍之情２的說法。唐太宗酷愛王羲之書法甚於梁武帝。他不但自己精研王氏書法，對王羲之書法亦步亦趨，你看他書寫的《晉祠銘》基本上是志氣平和，不激不勵的右軍風骨。而且他廣泛懸賞收集二王書法作品。據史載，唐太宗收藏御內的書法作品達2290紙，其中以王羲之的書跡最多。他還將褚遂良召入侍書，加以重用，整理、鑒別右軍書法。又讓釋懷仁集王字集成自己所撰的《聖教序》，並讓初唐書法名家和臣民百姓學習王羲之書法，使王羲之書法從此受到社會的普遍推重。
3.宋朝皇帝的推波助瀾功不可沒
自從宋太祖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自立為帝，建立宋王朝以後，半個世紀的五代十國分裂混亂局面至此結束，國家復歸統一。從公元960年至1279年，三百多年間，書法發展相對來講比較緩慢，但對王羲之的書法可謂推重備至。
宋太宗趙光義留意翰墨，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跡，下旨命侍書王著摹刻於棗木板上，厘為十卷，這就是《淳化閣帖》，當時每個朝中大臣都御賜一部拓片。《淳化閣帖》是我國第一部著名法帖，自漢章帝至唐高宗，及諸名臣，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王獻之的作品。所以宋初的書法，是繼唐太宗遺風宗二王的，在《淳化閣帖》中就可見端倪。《閣帖》的廣泛流傳，促進了宋代書法藝術的發展，形成了中國書法史中帖學書法的傳統，它對以後的書法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宋太宗趙光義功不可沒。
高宗亦曾臨《蘭亭序》賜孝宗，於帖後記曰：須依次臨五百本。孝宗書法與高宗書法不易分別，不無原因。
宋高宗曾自謂：余自魏晉以來以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眾體備於筆下，意簡猶存於取捨。至若《禊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３魏晉至六朝筆法，宋高宗什麼都學，可見他學書極其用功。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口，喉間少甘則已，末則如食橄欖，味久愈在。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墨。４他對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也情有獨鍾，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５，達到不管小字大字，都能隨意所適，而頗具佳趣的地步。御書《蘭亭序》一本，勒石於宋蘭亭天章寺。他從廣泛臨摹到專精《蘭亭序》，其廣矩博取的傳統功底，鍥而不捨的學書精神，不像一位皇帝，倒像一位職業書家。
雖然宋高宗專精《蘭亭序》，但對待書法權威，他也曾大膽地提出質疑，決不迷信。他認為何延年說王羲之寫《蘭亭序》時如有神助及醒後更書百千本，無復如者的話是說得過分了。他覺得王羲之的其他書法作品並不一定比《蘭亭序》遜色，只不過這些數行數十字的信札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罷了，而《蘭亭序》則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千丈之錦，使入心目不可忘也。
宋高宗在中國書法史上的意義，不僅在於他的書法水平，更在於他提攜和影響了南宋一代書風。他自己整理收集宣和內府因戰亂而散失的古代法帖名畫，身體力行地提倡大眾研習書法。他認為士人於字法，若少加臨池之勤，則點畫便有位置，無面牆信手之愧。他自己善學《蘭亭序》，便贈之與王子和朝中大臣，又讓宋孝宗學書。一時間，以高宗為中心，南宋幾乎掀起了一個學書高潮，而且也是以王羲之及《蘭亭序》為中心的。
宋四家蘇、黃、米、蔡，蘇東坡少時日學蘭亭，蔡京到晚年都感到右軍難學，他們既取法二王，又能破除迷信，不拘成法，追求個性，引領潮流。黃山谷甚至告誡時人，《蘭亭》雖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為準，並提出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之眼目，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這與高宗的不迷信二王也是一脈相承的。
姜夔酷愛《蘭亭序》，日日研習，常將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餘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燈下觀之，頗有所悟。歷時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門，可見《蘭亭序》的精妙釋讀之難，也可見文人們對王羲之書法的用功之勤。
由於宋代這麼多皇帝對王羲之，對《蘭亭序》的重視，當時，士大夫的家裡出現了家家都有《蘭亭序》刻石的局面，丞相游氏一人就收藏了《蘭亭序》各種版本上百種(浙江紹興蘭亭王右軍祠內牆上，至今仍保存著游相藏的《蘭亭序》刻石)。這在書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象，比唐太宗時期更有過之。
在中國書法史上，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書者，僅此而已，其他書法家沒有這麼幸運。從此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被確立並鞏固下來。我認為，到宋朝為止，王羲之已經被推上了書聖地位，明清以後只是承唐宋之餘波而已。
4.明清帝王的流風餘韻
明代是繼宋代以後又一個崇尚帖學的時期。明朝諸帝中，成祖朱棣好文喜書，曾經詔求四方善書之土寫朝廷的詔書及皇帝的特殊文告，這些人都被授中書舍人官職，舍人中又選28人專習二王法帖，並且盡出密府所藏古今法書，供他們臨摹和賞玩。仁宗朱高熾也在萬機餘暇，留意翰墨，曾經臨《蘭亭序》帖賜沈度。宣宗朱瞻基、孝宗朱祐樘酷愛沈度之書，而沈度之書亦多從王羲之而來。神宗朱翊鈞，少年時的書法就筆力遒勁，即位以後，也常常攜帶王獻之《鴨頭丸帖》等隨意欣賞。
清朝建立後，雖然定滿文為國家文字，但仍以漢民族文化為重，幾朝皇帝也雅好翰墨。
順治皇帝自稱亦臨《黃庭》、《遺教經》二帖。康熙帝酷愛董其昌的書法而追溯王羲之，有時日臨《蘭亭序》數遍，曾為蘭亭御書《蘭亭序》，並在蘭亭勒石立碑，此碑高近6.86米米，所臨《蘭亭序》全文，不失右軍之意，20個之字也寫得各不相同，沒有反覆臨寫《蘭亭序》的功夫是達不到這種境界的。
乾隆帝喜歡的趙孟頫書法，也是王羲之一脈的書風。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將內府所藏唐虞世南、褚遂良、馮承素鉤摹的王羲之《蘭亭序》墨跡和柳公權《蘭亭詩》及《戲鴻堂帖》刻柳公權《蘭亭詩》原本，於敏中補《戲鴻堂帖》刻柳公權《蘭亭詩》闕失部分，董其昌仿柳公權書《蘭亭詩》，乾隆臨董其昌仿柳公權《蘭享詩》，命工摹刻在8個石柱上，名為《蘭亭八柱帖》。首刻乾隆題八柱冊並序，分為8冊，每冊首題隸書帖名及次第。石原置圓明園中。他又專辟一室為三希堂，視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為性命。
與唐宋帝王直接取法王羲之比，明清帝王取法王羲之的徒子徒孫的做法，其品格已下降許多，所以那個時期的整體書法是下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