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與明清農業經濟史研究的一個悖論
陳支平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福建廈門361005)
史學集刊2006年第1期
註明：這是國內大學者的研究論文了，小說中的經濟運作改良和本文有很大關係，這篇論文很大程度證明，中國人口的增加，對傳統社會經濟的壓力是巨大的，也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一、明清農業經濟史研究悖論的提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一個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歷史社會的進步是以經濟的發展為基礎的。自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引進到中國歷史學的研究中來之後，中國的歷史學家們力圖運用這樣的原理來闡釋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向。中國歷史學家的努力，取得了許多與舊史學截然不同的卓越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歷史學的學術發展方向。
運用唯物史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原理來剖析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必須著重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從中國文明史開始以來，這個經濟基礎的整體趨向是發展進步的，越到晚近時期，這個經濟基礎的發展水平越高；二是農業是經濟基礎的基礎，農業經濟的進步，特別是農業生產力的進步，是中國傳統社會裡最具決定性的經濟因素。正因為如此，半個多世紀以來，關於中國歷史上各個發展階段的經濟基礎及其發展水平，尤其是農業經濟史的研究，成了中國歷史學家們探索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學相結合的重中之重。
然而，大概是由於中國的歷史學家們背負了過於沉重的歷史和社會使命感的緣故，人們在孜孜探索中國歷史上經濟基礎發展水平及其階段的同時，有意或者無意地掀起了另外一個有關唯物史觀歷史發展階段的重大命題，這就是：中國的傳統社會發展到明清時期，已經開始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
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原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必須具備諸多的內部和外部社會經濟條件，特別是必須建立在傳統的農業等經濟生產力發展到較高的歷史階段、自然經濟結構開始瓦解的狀況下滋生出來的。中國如果在明清時期開始出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那麼就意味著明清時期的社會經濟，至少是農業生產力及農業經濟必須比唐宋時期有著更為顯著的進步，發展到較高的水平，從而全面地推動其他經濟成分的長足進展，形成足夠的經濟動力來促進中國的傳統生產方式向新的生產方式產生質的躍進。否則，所謂的明清時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只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根本無法滋生存活。
明清時期中國出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命題的提出，給研究明清農業經濟史的學者們製造了一道無法逾越的難題。為了適應這一理論命題，從事明清農業經濟史研究的學者們，一方面要面對宋元以來中國農業生產力進展緩慢甚至是停滯不前的尷尬局面，另一方面則要絞盡腦汁來論證明清時期的農業經濟是如何地有力促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產生的基本前提，沒有絲毫轉圓的退路。在這種兩難的悖論夾擊之中，明清農業經濟史的研究，不能不出現某些理論與史實之間相互脫離的反常現象。
二、明清兩代農業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標誌是什麼?迄今為止，研究明清農業經濟史的論著很多。然而，我們從有關研究明清兩代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論著中，看不到多少關於農業科技或者農業耕作技術制度有著明顯進步的記述。研究明清兩代社會經濟史的學者，堅信自己研究的這兩個朝代，是中國歷史以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時期。為了充分論證這一點，學者舉出了諸如農業、手工業、商業、商品市場經濟等種種的史料記載。令人遺憾的是，人們在論述明清兩代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時，基本上是以引進擴種粗糧品種如蕃薯、玉米等以便解決貧民的飢餓；以及開墾邊疆、山區的荒地以擴大耕地面積這兩項史實作為主要標誌的(除此之外還有棉花、花生等經濟作物的擴種)。至於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耕作制度的變革、水利肥料的創新等等方面，很少能夠看到有比前代較為顯著的進步，更談不上具有跨越性的進步了。
明清兩代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如果主要體現在粗糧品種的引進推廣和邊疆、山區荒地的開墾方面，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一個悲哀。中國傳統的主要食糧是稻穀和麥子，這雖然與遊牧民族的以動物肉為主食的飲食結構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在以植物為主食的物種中，仍然不失為比較精細的食物。假如說明清時期中國的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是以引進擴種蕃薯、玉米等粗糧品種為主要標誌的話，那麼就意味著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運轉是以惡化下層民眾的生活水準為代價的。
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裡，糧食生產的增加，主要依賴擴大土地耕作面積和提高糧食畝產量這兩條途徑來實現。中國農業經過二千多年的磨練，其自然條件優越的可耕地面積，到明清時期已經所剩無幾。人們希望在可耕地面積上有所進展，更多的途徑只能是向邊疆區域或自然條件較差的山區開墾。而這種可耕地面積的擴大，一方面是可增加的數量畢竟有限，而另一方面則因自然環境等因素的制約，充其量只是解決移民的溫飽問題，對於緩解整個中國的糧食供應危機，作用終究不會很大。
在土地可耕面積擴大受到自然條件限制的情況下，大力發展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的另一條主要途徑就是爭取提高土地的畝產量。而土地畝產量的提高，無疑應當依靠於農業耕作技術和農業科技的突破性進展。然而明清時期農業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顯然無法在這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中國傳統的精耕細作農業雖然在明清時期得到了高度的體現，但是從科學技術發展史的角度來考察，明清時期的農業耕作技術基本上屬於小打小鬧式的些微改進，前進的步伐相當緩慢。在這種相對落後的農業耕作技術狀態之下，農業糧食生產畝產量的提高，也往往成了一種寄托於天公神靈的奢望。
既然明清時期擴大土地可耕面積受到自然條件限制和農業生產技術進步緩慢，那麼人口的增長便成為制約糧食供需的最大瓶頸。有的學者研究表明，明代後期，中國的人口數量可能超過2億，這個數量已經給傳統的農業生產施加了莫大的壓力。到了清代，中國的人口數量繼續高速度增長，到了清代中後期即19世紀的時候，中國的人口可能已經突破4億大關。在如此巨大的人口壓力之下，中國的傳統農業已經不堪重負，一般的下層民眾，不得不以參食粗劣食品、降低Et常生活水準的下下之策來維持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
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否，應當是以普遍提高一般民眾的生活水準為主要標誌的，至少應該以一般民眾的溫飽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標誌。嚮往和追求更高質量的生活水準，是人類的本能天性，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人們才會以降低生活水準來適應社會的生存。19世紀中國的農業與農村經濟的這一狀況，正體現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悲哀窘境，中國農業的危機，在19世紀已經暴露得一覽無遺了，並且一直延續到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
三、明清農業經濟史研究悖論的啟示。明清時期中國出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理論命題的提出，推動了學者們論證明清時期農業生產力發展和農業經濟發展的熱情。學者們或多或少地誇大了這個時期農業生產力及農業經濟的發展水平，有意無意地迴避了農業生產力停滯不前和農業經濟凋敝的落後面，從而也扭曲了對於明清時期中國農業發展狀況的基本判斷。
近現代以來，大概是由於中國落後於西方的緣故，人們的思考模式，往往自覺不自覺地把中國的事情與西方的事情進行參照，總希望中國的事情與西方的事情是一樣的，西方有過的事情，中國也一定會有。這種思考模式反映到歷史學的研究中來，就難免出現諸如明清農業經濟史研究悖論的局面，從而人為地製造出許多難於自圓其說的不必要困擾。
唯物史觀固然是指導中國歷史學研究的科學理論和方法論，然而它同樣存在著一個與中國歷史實際情況相結合的關鍵問題。不僅唯物史觀如此，其他的各種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在引進中國的時候，也都應當與中國的實際問題相結合。我們只有充分運用唯物史觀的科學理論，對中國歷史學上的各個具體問題進行具體的剖析，盡可能地擺脫事事比附西方發展道路、把中國的歷史學研究當作西方歷史學仿照物的思考模式，才有可能更加科學合理地研究中國的歷史，解釋中國歷史上複雜而又獨特的種種問題。從這樣的理念出發，我希望中國本土化的唯物史觀，能夠早日在中國的史壇上茁壯成長、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