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的紅學研究，走的是以考證為主的路子，而且把重心放在了《紅樓夢》後四十回的作者及其成書情形和文本評價上。林語堂做這樣的學術選擇，多少有一些興趣至上的意思。因為圍繞《紅樓夢》後四十回的著作權及其藝術成敗問題，自清代以來的紅學界，一向見仁見智，各有所持。林語堂在《平心論高鶚》等文中強調：《紅樓夢》後四十回不可能是高鶚所續，而是他在曹雪芹殘稿的基礎上修補而成；高鶚的功勞和成就不在曹雪芹之下，而在他之上云云，這一說法固然可以開闊人們的思路，但是想作為學術定論，無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林語堂對紅學的貢獻主要是，在對《紅樓夢》的研究中，表現出小說家特有的對藝術感覺和創作經驗的注重，以及企圖將這一切融入文學考證，用於解決《紅樓夢》的作者問題。
3.整理語言文字
從1966年起，林語堂發表了《整理漢字草案》、《整理漢字的宗旨與範圍》、《再論整理漢字的重要性》等文章，大力提倡整理漢字。在《整理漢字草案》中提出了六點意見：(1)去重複累贅的字；(2)或體字取其簡便者用之；(3)加偏旁部首之字，應用者留之可省者一律淘汰；(4)古事古物名稱不在今日行文範圍者皆應刪去；(5)音義相同相近的字，酌量合併；(6)筆畫太繁者，須另想辦法。他還在《整理漢字的宗旨與範圍》一文中提出了五點意見：(1)不造新字；(2)不走極端；(3)不務求古；(4)去蕪存菁；(5)統一字形。林語堂對於台灣的漢字改革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對我國今後進一步實行漢字改革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林語堂定居台灣後，就著手編了一部簡明的字典，他認為康熙字典的部首編排零亂，與現代人的需要，相離太遠。林語堂說："五十年前我就反對它！"
事實也正是這樣：半個世紀之前，林語堂已立志要做一番他自喻為"自有其樂，尋發真理，如牛羊在山坡上遨遊覓食"的編字典工作。20世紀30年代，他便請三哥林憾廬和長海戈編一部像《牛津簡明字典》一樣的中文詞典。初稿編成後，由於中日戰爭，文稿毀於兵火，60冊的稿子，只剩下林語堂帶到美國的13冊。
4.編纂《林語堂當代漢英辭典》
1965年底，林語堂夫婦到香港探親時，與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談到他的抱負——編纂一部適應現代需要的漢英詞典。因為當時只有兩種漢英詞典在國際間流行通用。一是1892年翟裡斯(HerbertA.Giles)編的《漢英詞典》，以及1932年麥氏(R.H.Mathews)編的《麥氏漢英大辭典》。而這兩部字典已經不足以應付當代文化發展的需要。林語堂所提出的編漢英詞典的計劃，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學的贊助。1967年春，林語堂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教授，主持詞典的編纂工作。在台北，有一個編寫小組，承擔資料的收集、查核、抄寫等。
雖說香港中文大學贊助詞典的編纂工作，但實際上香港中文大學的預算中並沒有為林語堂提供編字典的經費，所以就只有尋求校外熱心人士的慷慨解囊。功夫不負有心人，林語堂的計劃終於獲得太古輪船有限公司、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和星采報業有限公司各捐港幣10萬元。原計劃三年完成，但因工作量太大，後來不得不延期為五年。其後，金山輪船公司和《讀者文摘》也給予贊助。
詞典編纂小組的辦公地點在台北市雙城街，工作人員有馬驥伸、黃肇珩，他們擔任收集資料、查核等工作，後來增加了陳石孚，此外還有秘書陳守荊、抄寫施佩英參加。
林語堂擬出詞典的藍圖——編輯體例的概念，然後交給馬驥伸、黃肇珩，要他們從實施的角度仔細研究，提出意見，幫助他完成正式的設計。
詞典的檢字方法是根據林語堂發明的"明快打字機"所用的"上下行檢字法"修訂而成，並採用他當年參與制定的"改良羅馬字拼音"法。在體例方面，他深受牛津簡明字典和汪怡國語詞典的影響。
工作人員幫林語堂選擇中文單字和詞句，加以註釋，寫在單張的稿紙上面，並依國語注音符號的次序排列起來。然後把稿子交給林語堂，由他審定再譯成英文，稿紙的右邊留有空白，以備他起筆之用。每天七八個，甚至十一二個小時，林語堂都在書桌前伏案工作，寫出每個字和每個詞句的英文意義。
就這樣，林語堂用了五年的時間，費盡心血，終於完成了英漢詞典的編纂工作，書名定為《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LinYutang'sChinese-EnglishDictionaryofModernUsage)。此詞典於1972年由香港中文大學正式出版，全書正文1450頁，附錄及說明270頁，共1720頁，可謂一部巨型辭書。
此書完成後，林語堂還想編一部《國語字典》，仍用"上下形檢字法"，但由於年邁力衰，沒有實現。
《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是中國有史以來由中國學者編纂的第一部最完美的漢英詞典，是林語堂在辭書領域作出的一個重要貢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在"前言"裡指出："沒有一部詞典敢誇稱是十全十美的，這一部自不例外，但我們深信它將是迄今為止最完善的漢英詞典。"美國《紐約時報》也稱它是"世界兩大語系溝通上的里程碑"。這部詞典可以說是林語堂晚年最重要的學術貢獻。
五、活躍在國際文壇
1968年6月18日至20日，林語堂參加了在漢城舉辦的國際大學校長協會第二屆大會，這次大會由50多個國家的200多位大學校長及學術界人士出席。林語堂能夠出席這次大會的原因，主要是他曾在1954年至1955年擔任過新加坡南洋大學的首任校長。受到大會邀請，林語堂隨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傑等一起赴會。這次大會有三個議題，一是東西文化如何調和，以增進人類的真正和平；二是大學教育應如何配合國家的需要；三是大學生參加社會運動問題。每一個議題事先約定一位主講人。6月18日上午開幕式之後，林語堂在這次大會上作了《促進東西文化的融合》的演講，時間長達四十分鐘。演講中主要闡述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之處：(一)中國人的思考以直覺的洞察力及對實體的全面反映為優先，西方人以分析的邏輯思考為優先。(二)中國人以感覺作為實體不可分的一部分；對於事物的看法，不像西洋人專說理由，而多兼顧感覺，有時且將感覺置於理由之上。西方哲學家常假定事物是靜止不動的，並將之分割為若幹部分，以便於試驗或求證。(三)中國哲學的"道"相當於西洋哲學的"真理"，但含義比"真理"廣闊些。林語堂主張東西文化融合，將有利於人類的和平與發展。
1969年9月，羅家倫患病住院，12月逝世。林語堂是繼羅家倫之後，被推選為國際筆會台灣分會的會長。
國際筆會是當前世界上的一個最大的作家組織，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承認的唯一的一個國際作家組織。目前在世界的99個國家裡成立了141個分會，約有15000多名會員。國際筆會成立於1921年。它的發起人是英國女作家道森·司各特。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人類所造成的"浩劫"，促使許多作家尋求避免同樣歷史悲劇的道路，他們覺得作家應該組織起來，為保衛世界和平和人類的精神財富而作出共同的努力。筆會就是在這樣一種指導精神下出現的。"筆會"是英文Pen這個字的意譯。它原是有Poets(詩人)、Essayists(散文家)和Novelists(小說家)三個字的頭一個字母所組成。實際上它現在還包括文學評論家、文學翻譯家和編輯。
按照國際筆會的章程，有一定成就的、"在文學創作的某一特殊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人數在20名以上，只要承認"國際筆會憲章"上所規定的精神並承擔它所規定的義務，就可以成立一個"中心"，即分會。這個"中心"可以向國際筆會申請入會，只要以多數票數通過，即可成為國際筆會的會員。國際筆會自稱是愛好和平和自由的作家的組織，主張創作自由，反對沙文主義和極端主義。它的總部現設在倫敦，第一任主席是英國作家約翰·高爾斯華綏，我國曾翻譯出版過他的三部曲《福賽特家史》。國際筆會一成立，法國許多有名的作家就立即響應。這些作家之中有紀德、瓦萊裡、茹爾·羅曼、加因、克勒米歐和阿維林。這些具有世界影響的作家加入筆會，也相應地提高了筆會的威望。這樣，筆會就以英、法作家為核心，開始向世界範圍擴展。
在當時國際筆會信紙上所印的榮譽會員名單中，有英國的托馬斯·哈代、愛爾蘭的葉芝、比利時的梅特林克、丹麥的尼克索、法國的羅曼·羅蘭、印度的泰戈爾、挪威的漢姆生、蘇聯的高爾基和瑞典的拉格洛夫。從榮譽會員的名單中可以看出國際筆會的性質及其所吸引作家的範圍。
國際筆會的歷屆主席，同樣包括各種不同流派和不同信仰及政治傾向的作家。他們除高爾斯華綏外，有英國作家威爾斯、法國小說家茹爾·羅曼、比利時劇作家梅特林克、意大利美學家克羅齊、英國劇作家亞瑟·米勒、法國作家埃馬努埃爾、德國作家伯爾、英國評論家和編輯普裡奇特、秘魯作家略薩和1979年新選出的瑞典作家韋斯特貝裡。
國際筆會中國分會於1930年11月6日在上海成立，推舉蔡元培為會長，葉恭綽、徐志摩、鄭振鐸、邵洵美、戈公振、郭有守等人為理事。其實，國際筆會中國分會的籌備更早一些。1930年5月12日，由蔡元培、胡適、葉恭綽、楊杏佛、謝壽康、徐志摩、林語堂、邵洵美、鄭振鐸、郭有守、唐瞍廬、戈公振等人發起，在上海華安大廈召開了成立中國筆會的籌備會議，可以看出，林語堂是國際筆會中國分會最早的籌備人之一。從1933年2月17日，在上海接待蕭伯納以後，中國筆會的會務工作就停頓了，直到1935年，英國作家H·C·威爾斯接替高爾斯華綏出任國際筆會會長，倫敦總部函詢中國筆會活動情況，中國筆會才在1935年3月22日召開會員大會，改選理事會。
新的理事會由十一人組成，主要有：蔡元培、邵洵美、林語堂、曾虛白、宋春舫、弗裡茨夫人、柯柏成、傅東華、黎照寰、李青崖、全增嘏。林語堂是中國筆會的骨幹分子，他不僅積極參加了1933年2月17日以筆會名義組織的歡迎幽默大師蕭伯納來滬的"迎蕭"活動，而且，還在1939年5月9日在美國舉行的國際筆會第十七屆大會上，代表中國筆會發言，譴責德國法西斯蔑視人類，剝奪人權，呼籲維護人類的自由與和平。1947年以後，中國筆會由於種種原因就不在以組織的名義參加國際筆會的活動了。1957年，國際筆會準備在東京召開第二十九屆大會，經陳西瀅提議，台灣作家才重新建立了組織，推舉張道藩為會長，恢復了與國際筆會的聯繫。林語堂是繼蔡元培、張道藩和羅家倫之後任筆會會長的。
1969年9月，國際筆會第三十六屆大會在法國南部海濱城市蒙敦(Monton)召開，在台灣的林語堂、馬星野，在倫敦的陳西瀅和在巴黎的蘇秀法女士參加了大會。
1970年6月，亞洲作家第三次大會在台北舉行，林語堂積極籌備和主持了這次大會，使這次大會辦得有聲有色。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亞太十八個國家和地區的作家一百三十多人。國際筆會秘書長柯威爾，日本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川端康成出席了這屆會議並發表了演講。日本代表佐籐亮一就翻譯問題發言，這位翻譯過一百本書的名教授曾將林語堂的《京華煙雲》等作品譯為日文，他讚美林語堂的作品"優美絕倫"。他說，他在翻譯過程中，有時為同情書中主角的悲慘命運而淚隨筆下。這次會議討論的題目有：《民族文學的發展》、《今日小說的地位》、《現代的詩與散文》、《現代社會的戲劇》、《大眾傳播工作的利用與濫用》、《亞洲文字間的翻譯》、《亞洲作家當前遭遇的問題》等。川端康成在會上發表了《源氏物語與芭蕉》的演說。林語堂忙於組織和主持會議，沒有發表演說，在閉幕式上總結發言時強調了作家對世界的責任。亞洲作家筆會第一屆在馬尼拉，第二屆在曼谷，這次台北舉行的是第三屆，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