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兩人相識在杜克大學的一次委員會會議上。會議探討的是如何鼓勵不同領域的教授加強合作研究。走出會議室時，我們決定不再討論什麼跨學科研究，而是直接攜手合作。在首次合作的論文中，我們研究了如何去發現那些虛報排污量的污染大戶。寫論文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個現象——我們兩人作決定的方式竟迥然不同。對於這一現象的思考，促使我們寫出了您正在閱讀的這本書。
由於我們提出的是新理論，而且以前沒有作者寫過這方面的書，所以勇於出版這本書的人，必定非尋常之輩，他（她）必定敢於冒險、樂於收集信息，而且一直關注未來，而這些特點，正是我們的代理人梅利莎·福萊西曼（MelissaFlashman）的準確寫照。梅利莎對我們的「心智特徵」模型一見傾心，所以努力將我們的理念傳播給更多人。我們的編輯戴維·莫爾德沃爾（DavidMoldawer）則幫我們避免了幾宗「罪」：過多的附加說明，過長的數據描述，以及主旨不明的趣聞軼事。如果您能感覺到一些篇章簡潔明瞭，請記得那是戴維的功勞！
在我們計劃出書時，很多人提供了有益的意見，包括唐納德·拉姆（DonaldLamm）和行為學高級研究中心2008級的同學們。我們十分感謝多年來培養我們的導師，是他們推動我們作跨學科研究，然後才有了這一課題。他們是：約翰·奧爾德裡奇（JohnAldrich）、喬·卡爾特（JoeKalt）、邁克爾·芒傑（MichaelMunger）、斯科特·佩奇（ScottPage）、薩姆·波普金（SamPopkin）、喬治·拉比諾維茨（GeorgeRabinowitz）、肯·謝潑斯（KenShepsle）以及基普·維斯庫西（KipViscusi）。需要說明的是，金·剋日維（KimKrzywy）、馬蒂亞·蘭登尼（MattiaLandoni）、雅各布·蒙哥馬利（JacobMontgomery）、凱瑟琳·蒂德曼（KatherineTiedemann）所做的輔助研究工作非常出色。杜克大學弱勢群體比較生物學中心資助了我們在環境決策方面的研究。杜克大學的社會學高級研究項目提供了支持，德·馬爾奇從中受益匪淺。行為學高級研究中心提供給漢密爾頓的，可以說是學術上的「涅槃」——一年的寫作時間，以及與同事們日日交流、漸成密友的機會。最後，我們還要感謝詹尼弗·哈羅德（JenniferHarrod）、拉斯·丹頓（RussDenton）、萊爾·斯克魯格斯（LyleScruggs）和賈斯汀·沃克爾（JustinWalker），他們曾對本書的初稿深思熟慮，提供了可貴意見。
我們兩位作者之間在如何培育子女的問題上分歧頗多——這也是我們撰寫此書的部分動因——但有一點是我們的共識：花時間與家人在一起，這是我們每天做出的最佳決策。謝謝家人們在我們完成此書期間所付出的時間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