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文規矩（1）
趙三祝
有心人只要瞟一眼題目，便會明白這是一篇我從事文字工作以來一些情況的記錄。
我將個人作文生涯的一枝一葉記錄下來的目的，是提醒我的子孫和我家族的晚輩，不論他們將來做什麼事，都不要背離我在此文中列出、已在我的記憶倉庫裡冷藏了好久好久的幾條規矩。雖然這些規矩是單純從我為文作字的實踐出發闡述的，但我以為，世間的萬事萬物皆理出一門，它們之間普遍存在相互滲透、相互通達的「脈穴」。所以，這幾條規矩應該能夠引導他們怎麼做人，也可以影響他們怎麼做事。
從這個角度理解，這篇文字是我的遺囑之外的遺囑。
為了幫助子孫們認知我所說的規矩，同時作為我的規矩的註釋，我需要敘述一些事實。
我曾力求遵循的作文規矩有以下3條。
一、不失德
古人云：「士不立品，必無文章。」〔意為讀書人沒有好的品德，也就寫不出好的文章。句出《堯峰文鈔·江天一傳》，清代汪琬著〕。
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我看重文德，並將其比作自己的良心和人格。而有良心、有人格的具體表現，是能夠堅持以公認的道德標準和社會價值記述種種人物和事件，努力做到客觀、公正，不因與其親而力圖拔高、膨化；不因與其疏而妄加貶抑、矮化；不因其位高權重、財大氣粗而在字裡行間注入趨奉的語意；不因其置身於社會底層，無錢無勢無名〔有可能是暫時的〕而表現冷漠或不屑。
道德對於文字工作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秉筆者「德」的高下，或許能夠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左右一件事的走向。惡質的文德，還會顛覆事實的本相，產生惡質的結論，最終導致真偽混淆、是非模糊，給公民造成損害，給社會留下傷痕。無數事例表明，為文者有文德、有品位，筆才直，言才誠，心才善，身才立。由此可見，事不失公、身不失正，才是文字工作者需要畢生堅守的核心價值。
文德是文字工作者的根，文章只不過是枝和葉。因此，在文字田野裡耕作的人，與其荒蕪文德那塊園圃，寧願沒有作品問世。
文德又是一個難以駕馭、不可思議的怪物。文德不能隱藏、掩飾，任何出於主觀或客觀的原因，試圖予以抑止的願望都將無濟於事、無能為力。文字工作者的「德」，會在一橫一豎、一撇一捺中絲絲縷縷又極其頑強地表露出來。
在文德方面，我初步做到以下4點。
一是不忌風險擔責任。
1984年下半年，當我和何瓊瑋、葉堯平兩位先生共同研究創作電視連續劇《擒雕》時，溫州正在激烈辯論個體工商業和私營企業姓「社」姓「資」這個大是大非問題。這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甚至是功與罪的問題。當年號稱「八大王」的溫州8位發展最快、致富最早的私營業主，竟有7人被捕、1人逃亡在外達2年之久，他們無一倖免地遭受牢獄之災或離鄉之苦。此事足可證明，那些年頭在溫州進行的改革開放與閉關鎖國兩種勢力的較量是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
眾所周知，吳百亨是建國以前溫州工商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擒雕》是正面歌頌民族資本家吳百亨的電視作品；而歌頌什麼人的問題，歷來是一個觀點問題、立場問題。人們不難理解，在1980年代中期，不但私營業主的是非功過未作定論，而且，他們的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的嚴峻形勢下，貿然歌頌長期被視為「敵人」的資本家，是要承擔政治風險的。對此，我和何、葉曾多次議論過，最後的結論是：先寫起來，讓歷史評判吧。後來，溫州、瑞安各界人士和廣大民眾高度評價《擒雕》，北方某電影製片廠在討論我們寄去的電影文學劇本《擒雕》時，也對我們三位編劇不忌風險、敢擔責任的精神予以肯定。他們認為，1949年以後，有關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等幾乎所有「家」的電影都拍過，惟獨頌揚資本家的影片依然空缺，編劇的膽識和劇本的可貴之處就在於此。
然而，現實是龐雜的，人也是多種多樣的，誠者不易其良，佞者亦難改其詐，這就決定我們當初的擔心並非多餘。《擒雕》從創作文學劇本開始，干擾頻仍，誣陷不斷，艱困甚多，若以「險象環生」比喻並不為過。開鏡不久，又有人串連起來，三三五五地到劇組人員的住地東甌大廈來鬧，企圖阻止拍攝；接著，還有人向飾演吳百亨的著名演員達式常「講講看法」，妄圖逼達退演；片子拍竣送央視審查，由於有人搬弄是非，致使溫州電視台台長方銀巖先生上午與央視草簽的購片合同，下午即被廢止；也是由於誣告，浙江省文化廳主要領導，為瞭解事實真相來溫州調查《擒雕》……
雖然阻力重重，成敗未卜，但我和何、葉兩位先生直面風險，負起責任，不膽怯，也不後退。一次，何先生就省文化廳廳長來溫調查《擒雕》一事在溫州給我打電話。在電話的兩頭，他一言，我一語，我們的共識是：有什麼好怕！人活在世上，畏首畏尾、怕這怕那也只有一生，堂堂正正、敢作敢為也有一生，何必呢？人家造謠也好，誣告也好，調查也好，關我們什麼事！讓他們去吧。假如可以把那些人的「亂來」理解為悲哀，那不是我們的而是別人的悲哀。我們相信，笑到最後的不會是那些胡作非為的人，必將是我們。
果然如此。後來，我國著名表演藝術家、作家、瑞安人黃宗英女士，鄭重表示已看過《擒雕》文學劇本，我將堅定支持，決不改變主意，這是我對家鄉應盡的責任；著名表演藝術家秦怡，一直關注《擒雕》的創作和拍攝，表明如果需要她做點什麼，定會全力以赴；北京、上海、廣東，特別是浙江的杭州和溫州等地的媒體，頻頻刊發有關《擒雕》的消息、通訊、評論和劇照，為《擒雕》造勢；溫州許多國有和民營企業紛紛解囊，為《擒雕》慷慨捐資；瑞安百好乳品廠廠長吳承寬等廠領導班子成員，更是盡心盡力，做到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物有物，及時、高效地支持《擒雕》的拍攝。尤其令我們倍受鼓舞的，是溫州市委市政府、瑞安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的親切關懷和強有力的扶持。
時任溫州市委書記的劉錫榮同志，親自瞭解《擒雕》在拍攝中遇到的種種困難，並迅速給予排解；溫州市市長盧聲亮同志，騰出自己位于飛鵬巷的住房，作為《擒雕》的拍攝現場，並多次慰問劇組成員；1985年仲秋的一天，瑞安縣委書記張桂生同志在曹村鎮調研，當他獲悉《擒雕》劇組來瑞拍攝時，當晚很遲還趕到百好乳品廠，召開劇組人員座談會，鼓勵大家將《擒雕》拍好，拍出瑞安特色；1986年，瑞安縣縣長董德林同志將《擒雕》的拍成並公映，作為瑞安電視劇創作開拓性的一步，列入當年向「兩會」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予以表彰；同年《擒雕》獲溫州市1979∼1986年文學作品評比銀鹿獎；1989年2月，《擒雕》拍攝完成3年、並在全國80多座城市播映以後，終於在央視播出……
1994年8月21日夜，百年一遇的9417號颱風在瑞安登陸，全市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慘重。此後，我聽到、看到了一些情況，認為自己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有責任將瑞安人在這場浩劫中受災、抗災、救災的事實寫出來。不然，災難的原色將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褪，最終被歷史的塵土湮沒，無蹤可尋，無跡可覓。於是，從當年10月開始，我作為自封的風帆秘書事務所所長，將所裡繁忙的事務全盤托付給主筆鄭興民先生，自費趕往沿海鄉村採訪，決心將瑞安人受災時的苦難、抗災時的奮勇和救災時的熱忱，撰成一本取名為《頂天立地瑞安人》的紀實文學作品，以報答包容、大度的瑞安人，不但給予我這個來自文成縣的「山頭人」一隅立身之地，而且在我萍寄羅陽的近40年裡，供我衣食、養我筋骨、扶我前行的大恩大德。
但在當年，這是一個高度敏感的題材。伸手觸摸這個令人驚悸的「災難文學」領域，需要承擔足夠大的風險。我計劃創作《頂天立地瑞安人》的消息傳出以後，也有一些好心的同志勸我：寫這個又花錢又吃力，還要擔驚受怕，何苦呢？但我認定，9417號颱風災害是瑞安歷史的一部分，也是瑞安人民現實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不去認認真真地寫一寫，如何向歷史交代、向子孫交代？一日，洛雨先生告訴我〔他是每天晨暮2次去湖濱公園散步的〕：你寫17號颱風災害已成為「榕樹下」那些談天說地者議論的話題了。他說：「看來他們都支持，但也為你擔心……」對此，我清夜捫心：萬一有人因此對我怎麼樣，我也不怕。因為我沒有政治問題，沒有經濟問題，沒有生活作風問題，幾十年不違法、不違德，誠實做人，公正辦事，只有幫別人，沒有害別人，只有將名利讓給別人，沒有佔別人一點兒便宜。可以毫不誇耀地說，我的人生是端正、乾淨的。縱然有人想抓也抓不到我的「辮子」，因為我壓根兒不留「辮子」。
經過七八個月的採訪、寫作，《頂天立地瑞安人》於1995年8月印行後，市民反映良好，評價較高，印出的5000本書，有贈閱的，也有出售的，不到2個月便所剩無幾。
2007年上半年，我遇到過去只知其名、不識其人的陳正煥先生。他回憶說，那一年，你將剛印好的《頂天立地瑞安人》送到洛雨先生家時，我也在座，你因不認識我，所以沒注意我。那時，洛雨先生接過《頂天立地瑞安人》，珍惜地反覆撫摩書的封面，連聲說：「這本書好呵，這本書好呵……」
當時，確實有不少像洛雨先生那樣的人，對《頂天立地瑞安人》表示讚賞，這讓我激動，讓我難忘，現舉3例。
一是，《頂天立地瑞安人》剛剛發行的一天上午，一個朋友約我去鄉下辦事，中午我倆在一家酒店的大廳用餐。突然，鄰桌一個我不認識的年輕人指著我說：「那人就是寫《頂天立地瑞安人》的作家趙三祝先生！」瞬間，那一桌人竟齊刷刷地站了起來，舉杯向我表示敬意。接著又有人提議：「請趙先生和我們一起吃！」幾個人便很有禮貌地走過來，把我和朋友拉到他們那一桌去，讓出上座，待為上賓。
二是，1995年8月末的一天，我將《頂天立地瑞安人》送給久臥病榻的社會賢達項維新先生。曾經三上湖嶺、三下湖嶺，在湖嶺山區廣佈人脈的項先生告訴我，近幾天，湖嶺區政府所在地的街道上，有人推著擺滿《頂天立地瑞安人》的板車沿街叫賣，買書的人不少，有區鄉幹部，有中小學教師，也有賣了一擔菜、兩捆柴買書的農民……他說：「可見《頂天立地瑞安人》是很受歡迎的。」少年時代，我也曾砍過柴、賣過菜，我懂得窮人把「一個銅板看作比月亮還大」的心態。那些賣菜、賣柴的貧者，無不珍惜辛勞所得。他們願意掏出血汗錢購買《頂天立地瑞安人》，實在令我唏噓。
三是，《頂天立地瑞安人》印行不久的一天早晨，青年教師胡奕丹小姐到坐落在倉前街的風帆秘書事務所來告訴我：「趙老師，昨晚我和哥哥爭看你寫的《頂天立地瑞安人》。家裡只有一本，兄妹搶來奪去，互不相讓……」我開玩笑地問：「後來誰贏呢？」她昂起頭，不無得意地回答：「我！」我說：「那我送一本給你哥吧。」她說：「不用啦，我哥等會兒要來買兩本，一本給他自己，另一本寄給在外地工作的朋友。」果然，阿丹離去不到半小時，她哥哥便來買去2本《頂天立地瑞安人》。
對一個文字工作者來說，還有什麼比因為寫書而受到人們的尊重更欣慰，還有什麼比自己寫的書得到讀者的喜愛更開心？
《頂天立地瑞安人》印行至今的10多年裡，其後續反饋也是比較好的。
1995年，瑞安市委副書記林可夫先生委託浙江大學編製瑞安教育發展規劃。當年歲末，幾位浙大的教師將瑞安教育規劃的打印稿拿到風帆秘書事務所來修改。其中一位教師問我：「聽說《頂天立地瑞安人》是你寫的？」我點點頭。他說：「那本書已由浙江圖書館收藏，我在該館看過，寫得實在，也耐人尋味。對颱風多發的浙江而言，《頂天立地瑞安人》是有價值的。」
2007年1月，我偶然從央視的一個專題片中得知，我省的岱山島已建成「中國颱風博物館」。我即將《頂天立地瑞安人》寄去，不久便收到該館館長趙虎炯先生的信。他在信中寫道：「……我館曾收到不少反映颱風災害和抗台先進事跡的文章，但尚未發現將某次颱風災害的全過程寫成一本書的，您的大作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我榮幸地通知您：《頂天立地瑞安人》已由我館收藏，並和中國科學院院士的著作同列一櫃，向觀眾展出。」在這封信中，趙館長還對《頂天立地瑞安人》作如下評價：「瑞安百萬人民抗擊9417號颱風的感人事跡和大無畏精神，不但弘揚了中華民族的抗災救災傳統，而且為聯合國的減災活動提供了經驗，注入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