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桂接受這一任務時，正值我到達庫區採訪。於是我們有了直接的對話內容——
「我們鎮是個移民大鎮，佔全庫區外遷移民的十分之一，數量大，工作任務自然也重。拿清庫這項事來說，壓力就夠大的。清啥呀？我接受的具體任務主要是兩項：廁所和墳墓。這是最難的兩件事。移民走了，他們原先居住的地方留下了大量污穢之物以及帶不走的地下有害物。廁所和墳墓便是最主要的兩大清理物。三峽水庫要在2003年6月底開始蓄水，所以清理這些廁所和墳墓是一項非常緊迫的工作。在接受任務後，我用4天時間，跑了10個村，掌握了需要清理的225處廁所、217座墳墓，外加339處豬羊棚的情況。當時鎮裡連我就給安排了4個人，而且全是婦女。清庫的標準很高，為的是以後不給水庫留下污染源和有害物質。別小看了處理這些廁所和墳墓啥的，其實這過程非常複雜，比如處理一個廁所，至少要4道程序：先是查看，估測出有多少糞便污穢物，然而再找人將這些糞便和污穢物轉移到淹沒線以外。第三步是消毒和夯實，這是主要的一道工序。最後是檢查測定，併入檔。
所有處理過程，我必須全部在現場參加，特別是第一道查看和估測，更需要親自進廁所現場丈量其殘留污穢物的容量等。幹這活的時候，都是在夏天，一天下來，臭氣熏得根本吃不下飯。這樣的活一般大老爺們是不願幹的，而且幹得未必細緻。鎮裡讓我這個女同志來幹，可能是考慮到做得更符合上級要求吧？處理廁所和豬羊棚的活比起清理墳墓還是要簡單些。我今年接受的清理墳墓任務是217座。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是最講究孝敬老祖宗的。掘人家的老祖墳，這工作比動員移民的思想工作不知要難多少倍！人家說了，你們從國家三峽建設需要，說服我們背井離鄉當移民也就當吧，可偏偏連我們的祖墳都要扒掉，接受不了！可水庫建設的『倒計時』牌像道無聲的戰鬥命令，一天比一天緊地懸在我們這些當幹部的頭上，不抓緊行嗎？所以再難的思想工作也要做。幾乎是每搬一座墳墓，我就得跟墳主的後代或親屬展開一場『拉鋸戰』。說不通再動員，動員後出現反覆就再動員。
這個親屬做通了，另一個親屬又跳出來你還得做工作。在處理一家祖墳時，留在村上的親屬都同意了，我們正要動手掘墳，突然他們告訴我說，死者的一個兒子在外地，正趕回來要給亡靈最後燒把香火。說起來人家的要求也不算出格，可對我們具體的清理工作人員來說，則麻煩大多了。那麼多墳墓，每一座墳都這麼左一個事右一個事，來回不定，什麼時候清理完呀？可為了不激化矛盾，我們還得百分之百耐心處理好這些特殊情況。那天等人家上墳祭祀完後，我們立即投入了清理工作，一直幹到快天亮才完成。上級對處理墳墓是有特別要求的，入土不足15年的，要搬遷到175米淹沒線以上；入土過15年的就地處置。這兩樣清理辦法對我們來說都要遇上許多困難。15年以上的老墳就地清理，就意味著這些死者的後代或親屬們以後就再也找不到祭拜的地方了。所以一些人出來阻撓，鬧得非常激烈。我們只能心平氣和地做工作，直到平息為止。不足15年的新墳處理起來更難，你先得給人家選好新墳地，選完後就是掘土搬棺材。
這等於重新給人家辦一次喪事。本來村民在死者去世時已經受了一次感情上的巨大傷害，你這回再把人家的棺材挖出來重埋，不等於讓人重新在傷口上拉一刀嗎？我就遇到這麼一戶，死者是個十幾歲的小孩，患病去世的。當時全家為這根獨苗苗的突然死亡，傷心得幾個年頭沒緩過勁，孩子的母親因此成了半個精神病患者，男人為給妻子治病和贍養年邁的父母，出外打工時又受了工傷，一家人的生活過得淒淒慘慘，連看病的錢都很難找到。那男人平常總在嘴裡念叨著：『如果第一個兒子不死，也可以出去打工掙錢了！』但他的這個願望已經早早地被埋在土裡。我們要將他們家10年前死去的兒子挖出來重埋，全家三代人伏在墳上哭天喊地，這情景就是鐵石心腸的人也會看著落淚的。為了給這戶貧苦的家庭安葬好這座墳墓，我同其他幾位女同志，幾乎包下了遷墳的全部活兒。那是口薄皮棺材，才十來年就腐爛了，我們用自己的錢給死者買了口新棺入葬，總算讓死者的親屬得到了一絲安慰。同時我還向鎮政府匯報了這戶貧困家庭的情況，爭取給予他們必要的經濟幫助。」
「聽說在搬墳過程中，你們還得替死者的親屬哭喪？做孝子孝女？」我問。
李美桂點點頭：「那是常事。誰都有祖宗，誰都難免遇到親人過世，作為死者的家屬都會非常悲痛的。庫區的百姓為了三峽建設已經犧牲了很多，家園失去了，祖墳也被搬遷挖掘了。作為移民幹部，我們的心情與他們是一樣的，所以在清庫時我們多了一項額外的任務：就是在感情上為死者的親屬們分擔一份悲痛。別看我是個女人，但性格很硬，平時不輕易掉淚，可為了完成清庫任務，我不得不為別人做孝女，行哭喪禮，那滋味其實也很不好受。有一次在為別人哭喪時，我竟然哭得泣不成聲，收不住眼淚了。原因是那個死者也是個男的，死期正好跟我男人去世的日子一樣，而且家裡也剩下兩個孩子。我在為別人哭喪時，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不幸。我的兩個女兒是雙胞胎，就在家裡最需要人手和經濟支撐時，我丈夫突然甩手離我而去。一個女人家帶兩個4歲小孩，多麼不容易啊！當時我雖是脫產計生幹部，可我們這兒工資待遇低，一個月不到400元。
我怎麼養活得了自己和兩個孩子呢？最要命的是我還得工作呀！後來鎮上的移民外遷工作開始了，幾乎所有的鎮幹部全部投入到了移民工作中，我也被抽調去搞移民工作。大家都是有任務指標的，鎮領導說我能幹，給了92戶的外遷任務。我可以給你一個參考數據，你就能算出我們這些移民幹部每人的工作量是多少了：我做自家的親哥哥的動員工作，前後用了5個工作日，少說也是用了50個小時的嘴皮子。至於那些釘子戶，你至少得跑上十次八次。江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對我們三峽移民特別重視，十分注重移民的根本利益，所以要求我們的工作標準也細緻，一項項的規定非常具體也非常多。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就得一項一項具體落實，甚至是移民家的一棵小樹，兄弟姐妹、鄰里之間的一個口角，都得跑上十次八次才能協調處理得了。至於要求移民配合填寫的各種表格手續等不計其數，這些你當移民幹部的都得幫人家辦呀！比如按規定審核你是否符合移民資格，就得看你的身份證、戶口本、結婚證，孩子還要出生證啥的，各種證件齊全了才行。有的移民本來就不願搬遷，你向他要這證那證，他說『我沒證』。
這一句話，你就不知得為他多跑多少遍。是故意不給你的，你就得耐心動員他拿出來；如果真的沒了或者丟失了，你就得跑這部門那部門盡力補。你說不能讓移民自己去補？理論上當然是可以，但他移民都不想當，你能讓他幹這類事嗎？還得你去跑。我們的時間有不少是花在幹這種事上。這中間出現的煩心事沒法用語言表達。有些人出示的是假證，他可能自己還不一定清楚，你還得先給他處理這些陳年舊賬。我記得去年為一戶移民的小孩子補辦出生證，前後跑醫院跑公安局跑民政部門不下三十多次。你這麼沒日沒夜地跑，移民也未必會買你的賬。有一戶說好證補齊了就辦遷出銷戶手續的，結果當我幫助他跑完最後一個證時，他卻翻臉不認自己的承諾了，硬說軟說就是不同意辦理銷戶。我著急啊！那時已經8月份了，離外遷時間的『倒計時』只剩下幾天了！為了攻下這個移民困難戶，我不得不連續5天做他的工作，那些日子根本沒有時間回自己的家。為了做好移民工作，我兩個孩子一個交給了住在縣城的姐，另一個放在身邊讓鄰居的一位老姑當保姆看著。
咱這兒的保姆便宜些，可一月也得150元！是我工資的五分之二呀！可我就是天天吃鹹菜也得找個看孩子的人嘛！要不怎麼完成近百戶人的移民工作？最讓我受不了的是我沒日沒夜工作，天天起早摸黑，甚至經常不能回家。即使我有時能回家睡覺，可憐的女兒也見不著我——通常我回家時，她早已睡了，等早晨她還沒醒時，我又先起來為她做上一些吃的，把髒衣服洗了，便趕緊趕到移民村上。這還不說，有時半夜得知某個躲起來的移民出現在某個地方後，就連給孩子一個熱被窩的機會都沒有，便匆匆離家了。那次我5天沒回家，到第6天晚上時，保姆突然給我打手機，說孩子找不到了。我當時一聽心都蹦了出來！飛步趕回家到處尋找，就是找不到孩子。小傢伙叫向錦，我沿著古鎮的大街小巷一遍又一遍地喊啊喊，本來就沙啞的嗓門火燒火燎的，可我還是拚命地喊女兒的名字，但我聽不到孩子叫媽媽的聲音。我哭了，哭得直不起腰，邁不開步……我越想越覺得自己對不起孩子。4歲開始，小孩子就沒了爸，而我這個當媽的又長年累月整天不著家，除了給她洗衣服做個飯外，啥溫暖都沒給她。我越想越傷心，越想越恨不得馬上見到可憐的孩子。
可只有黑暗衝著我說話，衝著我嘲笑，我喊著走著，就倒在地上，一絲絲力氣都沒了……後來鎮領導們都知道了，鎮黨委劉書記在縣裡開會，打電話通知鎮上所有幹部，讓他們全體出動，幫我找孩子，而且一定想法找到。大家找啊找，不由自主地朝河邊走去，因為大伙聽我的鄰居說娃兒知道我是在河那邊的村上工作，便經常在河的這邊遙望著什麼時候能見到媽媽。這時的我心都碎裂了，只有流不盡的眼淚打濕著臉頰……孩子最後還是找到了，小傢伙見我一直不回家，就跑到了一個小朋友家。那家好心人知道我常回不了家，便帶著孩子早早入睡了。雖然那是一場虛驚，可當我見過孩子後，我們娘倆抱在一起哭得讓在場的人都跟著流了不少眼淚。去年孩子到了上學的年齡，有一天小傢伙摟著我的脖子嬌滴滴地說媽你帶我去報名上學。我想這是孩子來到世上第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加上我平時總不能滿足她的要求，所以就答應她入學報名的那天我會像其他小朋友的父母一樣送她到學校的。小傢伙當時高興得手舞足蹈，還給我唱了一首《世上只有媽媽好》，唱得我淚流滿面。你說我們這些移民幹部有多苦！弄得孩子都跟著得不到溫情與愛。
但我知道三峽移民關係到整個三峽工程的進度，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形象，所以也對自己能直接參與百萬三峽移民工作感到光榮和責任的艱巨，也就把自己及家庭的得失拋之腦後。去年8月30日，當我把自己所擔負的362位移民一個個護送到行將出發的外遷船上時，我的心就像開啟了一片艷陽天。因為明天我可以帶著孩子去學校為她報名了！我當時覺得這是一件大事，是一個沒有爸爸的、幾年得不到母愛的孩子的大事，我能彌補一下，滿足她一下，就是件好事。可就在這時我的手機響了。
鎮黨委書記說，護送到廣東的兩名幹部突然病倒，需要我簡單準備一下立即上船跟移民們一起出發。這對移民幹部來說就是命令，我不能不服從。從接命令到我上船前後不到兩個小時，我這邊沒跟孩子見上一面就出發了。當船開動的時候，移民們此起彼伏的哭聲是為告別故土而流，惟獨我一個人孤單單地坐在船後，默默地為不能滿足女兒的惟一一個小小的要求而流淌著同樣發燙的淚……半個多月後，當我從廣東回到家，孩子開學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由於她太小，不像其他孩子天天有大人接送，小傢伙適應不了獨立生活，學習因此跟不上。加上我回來又投入了新的移民動員工作，孩子上了不到兩個月的學，老師就把她退了回來。無奈，只好讓她晚一年再上學吧！
「何作家你說我怎麼辦？今年她又快要報名上學了，而我們今年的二期移民工作比往年更重，工作也難做得多。現在鎮上已經定了，我今年還得參加護送移民到廣東去的任務。現在只有三五天時間了，我都不知道怎麼對孩子講，我真的什麼都不怕，工作再重再累，再難做的思想工作，我也不會流淚的，可想起孩子一直沒人照顧，我就無法忍住眼淚……」李美桂說到這裡，竟然在我這個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面前哭了起來，看著她瘦削的臉龐，我心頭很不是滋味。
是啊，許多人都知道百萬三峽移民背井離鄉多麼不易，可是誰知道我們的廣大移民幹部為了給百萬移民一個滿意的走法、一個滿意的新家園、一個能夠「逐步能致富」的環境創造各種條件，卻默默地在犧牲著自己，也犧牲著家庭，甚至連孩子的前途都搭上了。
「我們什麼都不怕，就是怕孩子因為自己的工作忙不過來，影響了對他們的教育，影響了他們上學、找工作，那可是耽誤了一代人啊！」不止一個移民幹部對我說過這樣的話。
我感覺到的是一種代價，一種不是用金錢和榮譽能換回的代價。而這種代價，幾乎所有從事三峽移民工作的幹部或多或少地都曾付出過。
只有奔騰不息的長江記著他們，只有世界級的大壩會記著他們，黨和政府及廣大移民更不會忘記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