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重慶成為直轄市5週年的2002年6月中旬，我第二次踏上新重慶的土地，我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衝動：這裡已經不再是我第一次來時的重慶舊貌，到處看到的是森林般的新樓群，是比廣州上海更寬敞便捷的城市高速公路與立交橋，是直上直下輕盈平穩的碼頭升降車……特別是重慶的夜晚，我以為絕不亞於廣州深圳甚至北京上海的美麗和華艷。山城之美艷，江城之光彩，令人激動，那是其他城市不可能有的。江上的汽笛，岸頭的疊彩，朝天門的歌聲，以及時而在足下時而在樓頂穿梭的車水馬龍，加之素來愛美愛俊的市民，新重慶的每一個角度、每一個瞬間，她帶給你的是激動和陶醉、亢奮與思考。那種在目不暇接之後就想伸開雙臂將其擁抱、為其歡呼的衝動，不是哪個城市都會有的。除了第一次從紐約到華盛頓的夜路上，第一次在浦東「明珠」塔上看新上海外灘的夜景時，我曾經有過同樣的心境外，重慶是又一次這樣的感受。雖然目前她還在建設之中，有些地方尚不完美，但她足以征服一切挑剔的見多識廣的過往者。
重慶市首任市長蒲海清，這位在重慶人民心目中有著很好口碑的「老重慶」，現在是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辦公室黨組副書記、副主任，專司領導三峽工程事務。談起重慶建市前後的變化，他會情不自禁地從椅子上站起身，滔滔不絕地講上幾個小時：我從大學畢業後就一直在重慶工作，後來調到四川省政府當領導，前二三十年並不感到重慶多麼落後，可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像成都市這樣的「小弟弟」也一天一個樣，遠遠地把重慶甩在後面，更不用說廣州上海那些現代化城市了。1997年6月18日重慶市成立，我再從省裡回到這兒任職，有機會仔細地看看這個曾經與之相伴了二十幾年的城市，這時我才猛然發現重慶被飛速發展的時代甩得太遠了！白天你走在大街上感覺還是五六十年代時的樣子。晚上再看看這個城市，簡直就是一個小縣城，連片像樣的燈光都見不到。
有一次我到一個企業檢查工作，下崗職工們把我圍住了。工人們情緒非常激動地要跟我這個市長對話，他們舉著牌子呼著口號要讓我這個市長給他們飯吃，給他們工作做。重慶是個老工業城，這幾年她的產業落後了，新的產業又沒上來，原先那些名噪一時的企業紛紛倒閉或者縮小規模，下崗職工成批成批的。那天我到一個地方，工人們反映說他們現在連基本生活都非常艱難，我當時特別衝動，拳頭捶在桌子上咚咚發響。圍在我身邊的很多工人愣了，繼而反問我說你這個市長發啥子脾氣？你不給我們飯吃你還惱怒？我說我不是衝著你們來的，我是恨不得打天呀！可我的拳頭夠不上天嘛！如果夠得上，我真想把天打個窟窿！我是一市之長，我心疼我的百姓過著這種生活，也恨自己沒長三頭六臂。面對這麼個城市，這麼個大攤子，怎麼辦？靠大家一起動手奮發圖強唄！而這時我們重慶又幸運地得到了江澤民為首的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三峽移民使重慶市獲得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
我驚詫地發現，無論是蒲海清這樣的老市長，還是現在的重慶市新領導班子，他們和三千多萬人民有一個共同的認識，那就是：新重慶的誕生與命運，與三峽移民息息相關，緊緊相連！
這件事與一個人有特別關係，他叫李伯寧。此人既不是現在的重慶市領導，新重慶市的那麼多官位與他無緣，也不是四川省的官員，更不是湖北省的官員，但他的命運卻與新重慶市的命運密切相關。
李伯寧，現年85歲，河北人，一個特別有性格的「倔老頭」。據說年輕的時候在他老家英名傳遍四方，是冀中抗日游擊大隊的大隊長，在著名的肅寧大捷中威震敵膽。可他又是個「文人」，當游擊大隊長時就經常寫詩作文，而且這種愛好到當上部長後依舊不改。我看到他自己寫的簡歷中，當官的經歷寫得很少，大半內容是記述他一生的文學成就。2002年國慶前我到他府上拜訪，臨走時他給了我一大包作品。我幾乎一夜之間看完，我有兩個重要發現：這位老革命家從年輕時代到耄耋之年的漫長歲月裡，對文學的那種激情始終如一。他笑說自己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最老的會員——1995年加入作協時，他年屆八旬，已在部長級職位上干了二十幾年。第二個發現是，李老不僅自己酷愛文學，並造詣匪淺，更難能可貴的是連另一位抗日女英雄也被他「影響」成了作家，這位抗日女英雄是他的夫人，70多歲時，李伯寧和夫人都出版了長篇小說。
我生在燕趙大地／在慷慨悲歌中成長／父親傳給我做人真誠、善良／戰火鍛煉了我金石性格／「文革」破除了我迷信上蒼／從此我只相信實踐／紅就是紅／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黃就是黃／任它眾說紛紜／任它地動山搖／我屹立不動／自有主張／我嫉惡如仇／為伸張正義／為除奸安邦／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闖／什麼高官權勢／我視如草芥／我不爭寵獻媚／也不卑不亢……這就是我的性格／我就是我！
80歲高齡的李伯寧，依然像熱血少年般地抒發著這份赤色純真，這份鐵骨錚錚。
17歲就是八路軍游擊隊大隊長的他，後來跟著毛澤東等共和國元勳們一起從西柏坡走進北京城，黨的一聲號令，使這位夢想當作家的職業革命家，來到了水利部，並且一幹就干了半個世紀，成了完完全全的水利行家、一輩子跟移民打交道的政府官員。
1985年，國務院正式任命他為三峽省籌備組組長。在這之前，由於三峽工程一直在醞釀之中，所有準備工作在鄧小平和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從來沒有間斷過。在李伯寧就任籌備組組長之前，不叫「三峽省」，而叫「三峽行政特區」（有點像深圳經濟特區的味道，只是差了中間兩個字）。1984年一次會議上，全國人大政法委的人提出「三峽行政特區」的提法，有悖於《憲法》，故而經鄧小平同意，乾脆叫「三峽省」。
「三峽省」的籌建，是中央依據對未來三峽整體建設的考慮而作出的一個特別決定。這也足見中央對三峽工程的重視。新中國從西藏和平解放以後，除建立海南省外，中央不曾對省或直轄市的行政區劃有過重大調整。誕生一個新的省或直轄市非同小可，因而從不輕易行動。偉大的三峽工程催發了一個重大的動議，而這動議首先來自移民工作對中央決策層的影響。
「三峽工程是個階段性的工作，再偉大也畢竟是短暫的。可三峽水庫的管理與發展是個百年大計千年大計，六百餘公里長的庫區，周圍居住著幾千萬人，沒有一個強有力的行政管理級別，怎麼可能將三峽工程的優勢發揮出來呢？更何況，三峽工程建設時期的關鍵性任務，就是移民。三峽因此必須有一個行政級別統籌起來領導和管理。」中央對這一具有戰略遠見的意見給予充分肯定。「三峽省」的動議便是基於上述考慮的。
一個因一項偉大工程建立起的新省份，自然需要一位有力的領導者。這個領導者的首要條件應該是什麼呢？懂水利？！會做移民工作？！有魄力？！好像都必須具備。這樣的人上哪兒去找呢！
中央有關領導請水利部女部長錢正英協助挑選「三峽省籌備組組長」和未來「三峽省」省委書記的合適人選。
錢正英看中了李伯寧，並向中央報告後獲得認可。
「老李，你能行。」錢正英奉命正式找李伯寧談話。
李伯寧不吱聲。既不言要「違抗君令」，也不言「幹不了」。他的默認是有他的道理：既然讓我干，必須有三個條件：一是三峽行政區劃，湖北、四川30個縣市，都不能動。二是由他挑選一位中意的人當省長。三是自己年歲已大，只擔當「籌備組組長」，一旦「籌備」結束，就回水利部當顧問。
錢正英把李伯寧的個人意見轉告中央。
萬里樂了，說：「伯寧同志行。」
其他中央領導也紛紛點頭：李伯寧同志可以勝任。
就這麼定了。
李伯寧因此走馬上任三峽省籌備組組長和黨組書記一職，在三峽工程尚未正式上馬前，全盤負責三峽移民工作。這一年是1985年，距全國人大通過《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還有7年。
在正式接到中央任命通知後的第一個星期裡，李伯寧就打點行李，與秘書一起悄悄來到三峽庫區。湖北和四川的省領導們聽說他來了，開玩笑地說：「歡迎未來的明星省長到來！」
李伯寧大腿一拍：「向諸位求饒，我這個『省長』現在是一寸土地也沒有，是你們兩個省上的『懸空省長』。」
「哈哈哈……『懸空省長』好啊，可以獨往獨來嘛！」
「好什麼呀？到時不小心摔下來還望你們兩省能給我老李一個埋身之地呢！」李伯寧也開玩笑回敬。
李伯寧就在他當「懸空省長」期間，走遍了三峽的每一個角落，特別是那些貧困山區。
當年11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李伯寧作為一員沒有地盤的「省長」出席會議，還爆了一個大大的冷門。
那時我國農村形勢非常之好，可以說是從事農村工作的同志們最揚眉吐氣的時候。也難怪，打農村實行土地承包以後，那幾年全國的農村經濟形勢可以用「突飛猛進」四個字來形容。因此這一年的農村工作會議一開始，各省的領導大講特講「好形勢」。李伯寧在西南組，那幾日他整天聽到「鶯歌燕舞」的好形勢，越來越坐不住了，終於有一天他激動地站起來——
「這幾天聽大家都在講大好形勢，我要講一講『不好形勢』。大家講大好形勢時，講得頭頭是道，講得滿滿當當，可一講全國有多少地方吃不飽穿不暖時就不敢講實話了！說是怕影響改革開放形象！可我不這樣認為，我們雖然一些地方形勢發生了大的變化，但也應當有足夠的勇氣認識我們國家還有相當多地方的老百姓的日子難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