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這樣的書，覺得戰爭不再是與和平相對立的災難，而是演繹藝術的舞台，人的意志力、創造力可以發揮到極限。克勞塞維茨的軍事理論可以說深入我心了，在抗戰中，此書有著許多閃光點，比方說克勞塞維茨指出「數量上的優勢不論在戰術上還是在戰略上，都是最普通的制勝因素」，是呀，同毛澤東說過的「兵民是勝利之本」如出一轍，我們與日軍交戰，軍事裝備完全處於劣勢，軍事素養也處於下風，但我們之所以能和敵人相抗衡，除政治上我們處於優勢外，更重要的是我們有豐厚的國土資源，人力資源呀，所以敵軍最怕近身作戰，若兵力消耗相近，敵軍必敗，眼下打破汪偽和平建國的思想，發動民眾進一步擴軍整訓，乃是求得兵眾數量之優勢的最重要的途徑。
克勞塞維茨說：「勝利通常產生於各種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總優勢。」
「物質的原因和結果不過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結果才是貴重的金屬，才是真正的鋒利刀刃。」
此話雖誇大了精神力量的作用，但同時說明精神力量的強大，敵軍凶狠野蠻，作戰勇敢，源於其武士道精神，他們瘋狂得猶似半人半獸的怪物，我們為正義而戰，但由於戰爭艱苦與相持時間長，很多人看不到勝利的曙光，精神上有所鬆懈，有「畏強」、「怯戰」心理，我們十六旅有很多蘇南的士兵，我們一方面要扭轉長期以來蘇南民眾柔弱的尚文之精神面貌，又必須抓住愛國教育的綱，礪不怕苦不怕死的膽，方能真正顯現我鐵軍精神，啊，四十六團、四十七團的精神面貌經整訓大有改觀，蘇南局面的打開與之大有關係呀。
當然，數量上的相對優勢進一步區分為空間上的兵力集中和時間上的兵力集中，這和毛澤東的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的理論何其相似也。
…………
兵書呀兵書，每讀一部兵書，都覺得其中有許多妙處，就說六韜吧，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太古老了，但有些理論還是有閃光點的，比方說陰謀權術，「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顧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真可謂「兵不厭詐」，但在蘇南由於軍事力量不對等，這樣的戰術實施並不多……不過六韜講的戰術頗多，靈活應用，還是可以翻陳出新，《六韜》以戰術見長，《三略》以戰略見長，這部書倒有些啟示，雖然它的例子不及《戰爭論》貼近現實，但它對戰爭能進行本質性的分析，《三略》的戰爭觀充滿了理性，和《戰爭論》相似，這對於將帥而言極其重要。
「三略」、「三略」，貴在於略，能從戰略思維的高度，提供給我們許多成功的法則，這一點毛澤東的兩篇文章《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可以說是曠世傑作，整個中國有眾多的軍事家，可誰也沒他看得深，「向北發展，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對於新四軍而言何其高明呀。
作為我們新四軍在皖南事變後如何展開戰爭，謀略確實又是一個具體的新課題，我們的處境太難，沒有戰略縱深，沒有戰略空間，我們不能盲目作戰，必須謀在先，我們痛苦的是沒有戰略後方和戰略依托，即使開展小規模的游擊戰也極為困難，南有國民黨，北有日寇，北面的茅山不似閩西的山區，無法作戰略依托，而南面的郎、廣山區為國民黨所有，我們的隊伍數量不多，從戰略上講，空間太小，眼下，我們的部隊只能以分散為主，在敵人的梅花樁之間穿插，但這不是長久之計，我們必須在這平靜的時期抓好部隊的整訓，如果時局有變，我們才能擁有更大的戰略空間，不但能保存自己，而且能更好地消滅敵人。敵人清鄉了，四十八團回來了，獨立二團程維新搖擺不定，十八旅北上後，東路已沒有戰略牽制了……東路呀東路，總有點懸，如果東路能穩住，四十七團北面能牽制，四十六團西面能打開局面，溧陽北部作為樞紐調度，我們就不會像在宜興時那樣頻繁地作戰了……
《孫子兵法》，當然不用說了，長征中有人譏笑毛澤東只懂得《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其實，真正能懂得並掌握運用「孫子兵法」的人，整個中國又有幾人呢？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上兵伐謀」、「不戰而勝」這些原理在任何戰爭條件下都可適用，至於「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不過正因為是原理，所以不似《戰爭論》那樣，可以為一般人作為實用教材。人人能讀，但未必人人會用，趙括就是那種只會讀不會用的人，戰爭太複雜，不是一兩種因素在起作用，兵書包含的內容遠不及戰爭本身，還必須和實際戰爭結合，光拿一本《孫子兵法》是無法在蘇南和敵人作戰的，但它的原理是可以借用的。年少時在襄陽讀《孫子兵法》，眼界頓開，但參加中原大戰和江西圍剿，全無作用。寧都起義後，在黨的領導下，自己所學的古老兵書發揮了它應有的作用，可見同樣的兵書同樣的人在不同條件下存在不同的作用，現在敵強我弱，戰爭是不對等的，更不能照搬兵書，應該向毛澤東學習，靈活應用其中的原理。
你與李明交談著，腦海中的那些思緒與口中的話語雲霧繚繞般地匯聚在一起。
談兵法，論兵法，自然離不開毛澤東的軍事著作，寧都起義前，毛澤東的大名早有耳聞，後入瑞金紅軍學校學習時，終於看到了他的一系列著作，《井岡山的鬥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些著作，是天才的傑作，這非有極高的軍事素養和超人的天賦以及豐富的鬥爭實踐才能譜寫出這樣的篇章，在紅軍學校學習時，聽過他的課，他話語的深邃、思維的嚴密，無人能出其右，看他的書能直接解決現實中的大問題，荊楚大地確有英才。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熠熠生輝，更是眼下的兵學聖典，從他的著作看，他把古代的、現代的、外國的、中國的軍事學原理和他實際的軍事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像《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顯然可看出受到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影響，受《戰爭論》影響的人在中國有的是，但能針對中國的實際影響，寫出如此精妙文章的人，唯有他，胸有天地，神遊八極。《戰爭論》，自己在襄陽軍事學校讀書時，曾讀過此書，在閩西三年游擊戰中也再次翻閱過，有許多看法和毛澤東相同，但自己的看法還只是停留在經驗總結上，還缺乏理論的高度。北上抗日後，也思考過許多問題，也聽過葉挺、項英、袁國平等人的報告，但還是沒有找到正確解決新四軍抗戰的正確思路。後來讀了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終於明確了新四軍在抗戰中如何展開武裝鬥爭的具體方案。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述了六個具體戰略問題：（1）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進攻戰和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2）和正規戰爭相配合；（3）建立根據地；（4）戰略防禦和戰略進攻；（5）向運動戰發展；（6）正確的指揮關係……太精妙了，這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這六項，是全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綱領，是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趕敵人配合正規戰爭、爭取最後勝利的必要途徑」。這也大大解決了新四軍在敵後開展戰爭，進行軍事活動的大問題。
《論持久戰》中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指出的中日戰爭的性質極其發展過程的三個階段是精闢的論述和驚人的預言，現在抗戰已處在相持階段，雖然我們並不知曉相持多久，但是相持過去是戰略反攻，這是毫無疑義的。我們只不過是盡可能的縮短這個過程，而縮短這個過程就是「兵民是勝利之本」之中所述的「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只有把群眾動員起來，才會大大縮短這個過程。
「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戰爭和戰略問題》同樣是一個綱領性的軍事文件，在第五章「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上提出了十八個方法，這十八個方法可以幫助我們解決許多實際問題，廣大指揮員如果好好領會它，對抗戰來說是意義非凡呀！
事實上從新四軍成立起，這些軍事著作發揮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毛澤東對新四軍具體指示中也證明了這一點，當時國民黨方面劃定的新四軍第一第二支隊活動地域是：長江以南，蕪湖以東，溧水金壇之線以北，丹金公路以西，東西不過百餘公里，南北僅約五六十公里，項英不能接受，這顯然是借刀殺人。但毛澤東接受了，他看中了茅山的戰略地位，一來新四軍可完全脫離國民黨的控制，將來還可以從揚中一帶北渡長江，深入到長江以北的蘇中、蘇北地區。
事實證明，茅山雖小，不及閩西，但終有依托，如果不牢牢以此為根據地，蘇南的游擊戰爭是難以想像的。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毛澤東給項英的電文中指出，「在茅山根據地大體建立起來之後，還應準備分兵一部進入蘇州、鎮江、吳淞三角地區去，再分一部渡江進入江北地區。」事實證明，這一策略完全正確，如果老六團不進入東路開展游擊戰爭，就不能牽制東路敵人，江南指揮部在茅山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如果陶勇、盧勝不組建蘇皖支隊，爾後陳、粟率軍北上，蘇北的局面就不可能迅速展開。這是毛澤東的高明之處，至於後來周恩來在雲嶺宣佈的新四軍發展方針「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完全體現了毛澤東的戰略意圖和新四軍在蘇南抗戰的實際情況。
一九四零年四月二十一日，我與陳毅、粟裕、鄧振詢聯名向中央發出了第一份電報，建議皖南新四軍部隊東移蘇南，若皖南部隊來到蘇南，那麼向南取蘇、浙、皖邊區之廣大根據地，皖南仍在我手中。毛澤東英明，五月四日發一電文：「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分子的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
可惜項英沒有迅速東進，如果能迅速東進蘇南，既可免八千官兵犧牲之災，也可使蘇南局面煥然一新。如果蘇南部隊能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或者我們佔領了郎、廣山區加之有萬餘兵力，就不會出現六師在蘇南如此艱難的局面。總之，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是無比英明，只是我們沒有很好體會並靈活運用……
你和李明交談著，心中的那股潛流還在湧動。
所有的軍事書都是理論，絕不能照搬，即使毛澤東的軍事著作還是要結合實際，靈活運用，毛澤東的軍事著作是綱領性的，毛澤東對新四軍的指導也是綱領性的。毛澤東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給項英的電文中就指出，「在一定條件下，平原也是能發展游擊戰爭的」，同時他又指出「條件與內戰時候有很大不同」。
是呀，平原能開展游擊戰爭，粟裕同志的韋崗之戰那是最典型的山地游擊之戰，以後新四軍的許多戰鬥，如官陡門、東灣、博望、延陵、陳巷都是平原游擊戰的典型戰例，但同時這些游擊戰鬥有別於內戰時，也有別於山地。初進茅山，我們許多指戰員大失所望，山太小，沒有縱深，開展游擊戰爭，無戰略依托，沒有穩固的大後方，這樣部隊太疲勞，不像在閩西，我們在金豐大山，或在巖、寧、連山區可以隱蔽起來，突圍轉移容易，整休也方便，在蘇、皖、浙，只有郎、廣山區可以作為憑借，可惜這些山地為國民黨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