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過午飯在路上遇見蘇英。近一段時間經常在路上碰上她，這就使我懷疑並非是巧遇。到目前為止蘇英還沒事，可能她參與《大地》的事歷史系還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話打右派的理由足足的。正因為清楚她潛在的危機，所以每次見面我都力爭避開，或者說上三兩句話便開溜。有一次她火了，一把揪住我說你都極右了還怕個啥？我說我怕你……她說我不傻，我知道你怎麼想，可我不怕。這次見面蘇英不等我躲開張口便說：周文祥你真是傻的可以啊。我說我咋啦？她說你為什麼要逃會？我無語。她說難道你不明白逃是逃不掉的，倒壞事。我說我沒有想逃的意思。她說那為什麼要逃會？我不想對她說出真實的原因，因為她一直對馮俐不太友好，多有微詞，如說她缺乏理想之類，我也知道她為什麼看不慣馮俐。我說那天我有急事外出。她說我不信。這時我發現有許多人向我們倆看，我有些急，說蘇英你走開沒必要讓別人看見和我在一起。她說你聽我一句話我馬上就走開。我說什麼話。她說既然成了右派，就爭取當個「好右派」矇混過關，等候峰迴路轉。我說接受你的意見蘇英，謝謝你的忠告。她走開後，我如釋重負。下午？晚上？一點也記不起。
——二十四日。早飯時孟廣琦通知我：校黨委要找我談話。我很驚訝，問談什麼？他說去了就知道。我在心裡說純廢話。往校辦公樓去的路上我心想肯定是我的所作所為惹惱了系總支，現在把我推到學校裡。反正事到如今也沒別的辦法，走到哪兒算到哪兒吧。和我談話是兩個人，一個是五十出頭的禿頂領導，面熟，在黨委做什麼不清楚，屬開大會能登主席台的級別；另一個是校辦秘書潘棟。我本以為潘棟會向我介紹禿頂領導的職務，卻沒有。禿頂領導開始問我一些事情，態度倒和藹。他問什麼我回答什麼。他問我對中文系整風反右有什麼評價。我說很好。他問很好指什麼。我說聽中文系領導講中文系的整風反右走在全校的前列。他問我被打成右派有什麼看法。我說沒什麼看法。他問我能不能想通。我說能想通。他說中文系報告說你拒絕參加批判會，是事實吧。我說是。
他問為什麼要這樣做，我的頭腦這時飛快地旋轉：要不要將逃會的真正原因說出來，說出來可以藉機為馮俐辯護，這樣外語系一旦將不利於馮俐的材料報到校黨委，他或許會在瞭解事實的基礎上給予公正處理。但我很快便否定了這一幼稚的想法。不會有公正處理，決不會有公正處理。如果有的話，全校就不會像雨後的蘑菇那樣一夜間生出這麼多右派來。我說沒參加批判會是因為有一樁急事外出，也沒來得及報告。潘棟說這是十分錯誤的行為，你懂嗎？我說懂，為此我向系總支做了檢討。禿頂領導說應該接受批判，只有批判才能提高認識。為你，也為推動全校的運動向前發展，校黨委決定在全校範圍內為你開一次批判會，對此你有什麼意見？我說我沒意見。他點點頭，說你要想通，不要有牴觸情緒，因為你的問題在全校都是很典型的。如第一張大字報是你貼的，《大地》反革命小集團是你組織的，還有那份《大地》……哎，你們《大地》編輯部除了你還有幾個成員呢？我說五個。他問都有誰呢？我知道他是明知故問。
對《大地》的事中文系是瞭如指掌的，會不上報嗎？即使這樣我也知道無論他問什麼我都必須有問必答。我說程冠生、莊毅之、陳連山、古克朋，就這些。他和潘棟對對眼光，說你才說了四個啊，還有一個是誰呢？我怔了一下，突然我的頭轟地一聲炸開：啊！壞了！壞事了！我在心裡哀號：我害了蘇英。明知中了禿頭領導的誘惑，可我不甘心。我憤恨，我懊悔，我說是四個人，不是五個，我說錯了。禿頭領導依然很和氣，慢條斯理地說：你不會弄錯的，就那麼幾個人怎麼能弄錯呢？我啞口無言，這時我想起那句「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的話，說出的話也是收不回來的。我恨不得朝自己的腦袋猛砸，砸得頭破血流才好。禿頂領導確實是老謀深算的，他的判斷不錯說的話也不錯：就那麼幾個人怎麼能弄錯呢？是的，作為一刊主編怎能將手下的一班人弄錯呢？問題是我們有意保護著一個人，就是蘇英。保護蘇英是因為她的情況有些特殊，有可能矇混過關。就《大地》的實際工作而言，蘇英的作用不亞於任何人，甚至積極性更高些。
但她不是中文系的人，中文系的人不熟悉她，她所在的歷史系也不瞭解她參與《大地》的情況。那段時間可以說她是個來無影去無蹤的「飛鴻」。隨著反右形勢的不斷嚴峻，編輯部的人都明白自己在劫難逃(事實上也是這樣的)，於是就不謀而合地想到保護蘇英這個問題。把她從《大地》「開除」出去，在任何場合下不提及她的名字。這種保護是奏效的，但現在……我對自己的過失悔之不及，痛不欲生。我其實無須多言，我此時的神態已將所有的「玄機」披露無餘。而禿頂領導和秘書潘棟也無須多言，他們此刻的神態也讓我明白我的全部努力俱無濟於事。我說出了蘇英的名字……出了辦公樓我的精神一下子垮了，我很清楚今遭扮演了一個什麼角色。我是中文系的呂浩明第二？呂浩明為了向領導證明自己的認罪態度好，將綠葉文學社的所有成員一起裝進筐裡出賣。而我差不多也成了呂浩明這樣的人，我出賣了蘇英，我成了敗類一族。我咒罵著自己，心中十分懊悔。當然我也在心裡為自己辯護，發生的一切不是我的本意，我是中了禿頂領導的奸計。
我迫不及待地要去找蘇英，我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訴她，讓她做好應付事變的準備，另外我還要去告訴《大地》編輯部每一個人，讓他們也知道今天的事。蘇英沒保住，保她的人自然要擔干係，讓大家也有所準備。如修改說話口徑，這一點很重要。我向蘇英所在的歷史系教學樓奔去，但走著走著我的腳步慢了下來，我感到心慌意亂，自知無法面對蘇英。我的過失(如果不說出賣的話)是不可原諒的。我毀了她。最後我站住了，心裡充斥著不可名狀的恐懼。恐懼中還存有一絲希冀與幻想，這就是校黨委或許不會拿蘇英是問。因為說出姓名後我立刻向禿頂領導申明：蘇英不屬《大地》正式人員，她只是常去找熟人聊天，順便幫著做一些事，作用微乎其微。我說這些的時候禿頂領導不住地點頭，說明他已認可，既如此蘇英就不會有事。就這麼我阻止了自己，決定暫且不把這事對蘇英說，也不告訴相關的其他人。放棄了蘇英我又想到了馮俐。自從前天早晨在食堂見面後再沒見。
不知這一兩天范宜春是否將她「鬧會」的情況通報給外語系？外語系會不會以此對馮俐進行處理？又會對她進行怎樣的處理？還有馮俐本人採取什麼態度？這一連串的問號在我的心裡翻滾。當然最擔心的還是馮俐本人是何態度，因為我知道她太任性認死理兒。找馮俐。這麼想時我的兩腳已開始邁動(每當想到與馮俐有關的事我的思維與行動總能夠同步進行)。這時太陽已升到頭頂上，已近午飯時間。性急的學生已三三兩兩向食堂方向走去。我一點不覺得餓，我快步來到女生宿舍樓，見許多女生從樓道擁出來，儘管我低頭目不側視地往樓裡走，可還能感覺到向我投來的目光。我和馮俐的關係不是秘密，可現在這時候來找她自然會引起大家的注意和猜疑。事到如今，我只能硬著頭皮往樓裡走，在樓梯上碰見與馮俐同室的鞠燕，她頗驚訝地叫了一聲周文祥。
我點點頭問馮俐在不在房間裡。她說她在，你去吧。她下了一兩個台階又停下腳，轉回身看看沒人，對我說你快去安慰安慰她吧，她的情緒很糟糕。我趕緊問道：系裡領導找過她沒有？她說找過了。我問怎麼樣呢？她說領導讓馮俐做檢查，根據檢查情況再決定下一步怎麼處理。我問馮俐是什麼態度。她說馮俐首先將中文系以不道德手段搜來《大地》稿件對系領導說了，她質問領導中文系總支這麼做是不是卑鄙。系領導對此不做評價，馮俐便揚言如系領導對此不做評價，她永遠不會做什麼檢查。正說到這兒有兩個女生從樓梯拐角處下來，她高聲說句：她在你去吧，便匆匆下樓了。我趕緊上到馮俐所在的樓層，為避免再與人照面，我像小偷似的溜到她宿舍門前。進屋後我第一個感覺是光線太暗，惟一的一扇窗拉著簾子。只有馮俐一人在屋，她倚被坐在床上。
見我來她不驚不喜，指一把椅子讓我坐。以前可不是這樣，只要屋裡沒人她都讓我坐在她床上。這瞬間我突然感到我們之間已經有了距離。這些日子我有意對她疏遠，這出自對她的關愛，不是心甘情願的。但此刻當感覺到疏遠已真實存在我的心便感到無限的痛楚。待習慣了黑暗環境後我發現馮俐的臉色非常蒼白，精神委頓。她的手邊放著一本外文版《普希金抒情詩集》，她十分喜愛普希金，我們曾多次在一起討論普希金的詩。但我覺得如今詩已離我們很遙遠，生活中只有鬥爭和政治，早已沒有了詩。我望著這本已同樣被我疏遠的詩集突然感到深深的壓抑，覺得快喘不過氣來了。我站起身走到窗前要拉開窗簾，這時馮俐尖聲呼叫不要拉開。我驚訝地回轉身望著她，問道：外面這麼明亮為什麼要拉上窗簾呢？她不作答。我又說這屋裡太暗了。她冷冷地說：外面比屋裡更黑暗。
我說外面有太陽……她說太陽是黑的。她又說太陽下面到處是齷齪、是欺騙、是卑鄙無恥，我不想見，永遠不想見！屈指數從一九五七年聖誕節入獄至今已兩個月了。中間跨過一個被中國百姓稱為舊歷年的春節。從氣候上說，這段時間是中國北方一年中最寒冷的時節。在監牢裡度過的這頭一個嚴冬使我對寒冷有了刻骨銘心的體驗。監室裡滴水成冰，夾著雪花的寒風從鐵門的縫隙和牆上的孔往裡灌。身上缺少足以御寒的衣裳，黑下蓋的被子也很單薄，一天到晚都覺得週身冷颼颼的，沒一點熱乎氣。另外，肚子裡缺少飯食，產生不出足以抵禦寒冷的熱量。冷是徹裡徹外無終無了沒處躲沒處藏的冷。監室裡無論是坐著站著還是躺著，都像得了統一的號令那般將身子緊縮，縮成一個個「人干」。儘管入獄之初我便曉得監獄不是一個福地，可也沒料到環境會惡劣難熬到如此地步。「飢寒交迫」是對這段獄中時光最客觀的寫照。問題是「飢寒交迫」並非是犯人苦難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要的成分。犯人真正的痛苦是叵測命運對精神的壓迫。心裡總是在猜測不久將從法官嘴裡吐出的是多少年徒刑，是死還是活。
軀體的飢寒交迫以及心靈的恐懼疊加在一起，這就是一個犯人的生存景況。這兩個月來草廟子胡同看守所也發生了不少的變化，這變化主要體現在犯人的高速度流轉。經過公安審訊員的突擊審訊，歷史反革命犯大都轉去了正式的監獄，騰出的地方便接納了像我這樣被批捕的右派犯人。開始是分關在各監室裡，但隨著人數的增加原先的格局便不得不打破，一個監室裡關兩到三名甚至更多。獄方對此也做了防範，盡量不把同一單位的右派關在一起，我們24號監室新增的三個「右犯」一個是北京某歌舞劇院舞蹈演員，一個是新華社的外文編輯，再一個是人民大學的歷史系講師。他們的名字最初是從管理員口中得知，演員叫郭純，編輯叫劉基若，講師叫胡普光。監室裡的犯人流動性很大，但為新到犯人起外號的傳統卻保持不變。幾天之後，我的這三名政治同類便都冠上了新名號，演員郭純叫「二姑娘」，編輯劉基若叫「二分之一」，講師叫「胡公公」。如果親眼見到演員和編輯兩人的模樣，你就會覺得這兩人的外號起得真是天才。演員細皮嫩肉的還長著副女人樣的水蛇腰，編輯小小的個子連臉上的五官也比平常人小一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