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右派就是右派，他當然不服，自恃出身好，拒不認錯。最後讓他在一間屋子裡反省，並派人監視。後來因一件小事和監視他的人打了起來，他打不過那人，就拿出一把隨身攜帶的水果刀，將那人的臉劃破了。就被定為右派行兇。學校讓公安局來人將其逮捕(到一九五八年黃以「右派殺人」罪被槍斃)。這件事令人驚駭，K大歷任校長都從反動派鎮壓民主運動中保過學生，如蔡元培、胡適等都曾親自出面將被關押的學生保釋出來，從未聽說有哪位校長主動將自己的學生送進「局子」去。而這位張校長就開了先例，也令世人開了眼界。從這次全校批判大會後，大小批判會便在校園一個接一個。
我記得我的第一次批鬥會是二十二日上午，範圍是全中文系。系總支副書記孟廣琦在頭一天通知了我。當時我想不通，思想很牴觸，我問孟廣琦是否要穿上棉襖，他反問天熱了還穿棉襖幹啥？我說穿厚一點抗得住擊打呀。他好長時間沒吭聲，我不知道他這時心裡怎麼想。後來只說句周文祥你不要想得太多，就走了。我琢磨了許久也沒想出他的話表達的是啥意思。二十二日早飯時間在食堂裡見到馮俐。自從被劃為極右，我不想連累她，不僅公開場合不找她說話，私下裡也盡量避免與她見面。她卻不管不顧。不論公開還是私下都主動找我。看見我她端著碗走到我的面前，這時周圍許多人一齊把眼光投來，她一副視而不見的神情。對我說她已看到中文系貼出來的會議佈告，說她也要參加。我吃了一驚，說你不是中文系的幹嗎要參加。她說要參加，要將《大地》稿件的真相公佈於眾。她說的《大地》稿件本來是與她無關的，可後來就有了關聯。
這期間發生的事情都是始料不及的，《大地》創刊號被印刷工人拒絕後帶回了學校，根據當時馮俐舅舅那裡得到的內部消息，我有意將稿件擱置。但編輯部的人一致意見是不能印刷便油印出版。馮俐得知後自告奮勇擔當刻蠟板的工作。說這事她可以在舅舅家邊照顧舅母邊做。大伙贊成。當時我覺得馮俐的態度有些異常，不對頭，卻也沒往深處想，便同意了，將稿子給了她。她拿走了稿子，從此便沒有下文。催她，她就說快刻完了。直到後來形勢發生逆轉，她也沒將稿子刻出來。編輯部的人慶幸說幸虧馮俐磨磨蹭蹭不上緊，否則印了出來事就大了。可這時我心裡明白是怎麼回事，馮俐是採用這種方法阻止《大地》的出籠。但事情並沒完結，中文系總支在整「大地反革命小集團」材料時，有人告密《大地》稿件在馮俐手中，很可能在她舅舅家。黨總支經一番密謀，打聽到馮俐舅舅家地址，趁馮俐在校時派人去了，欺騙說馮俐讓他們來取一份材料。
舅母是位賢良女性，壓根兒沒把這事往欺詐上想，便開了馮俐住的房間讓他們取走材料。《大地》的稿件就這樣進了系黨總支的文件櫃裡，成了「大地反革命小集團」一份重要的罪證。因為材料是「匿藏」在馮俐舅舅家的，馮俐的舅舅也為此擔了干係，在民盟被打成了右派。馮俐說要將真相大白於天下，事實上是一種很幼稚的想法，任何人只要以黨的名義、以革命的名義行事，他便不會以一般的道德準則來規範自己。我把我的想法對馮俐說了，可她不聽，堅持要參加會議。她說人可以容忍誤解，但不能容忍卑鄙，陰謀必須揭穿。我在心裡暗暗叫苦，想馮俐咋這般與潮流反其道而行之，別人積極時她消極，別人退縮時她卻頂風上，完全的不識時務，亂彈琴。為了阻止她的盲動，我嚴厲相告不許她參加批判大會，堅決不許！她生氣了，說句我不要你管就跑了。飯是吃不下去了，出了食堂我心裡亂極了，我的情況已是死豬不怕開水燙，頂頂要緊的是不能讓馮俐陷進去了。
當然我理解她的心情，在《大地》的稿件一事中她對我對她舅舅都有一種內疚，她覺得是由於她的疏忽才造成我和他舅舅的落難。事實上卻不是這樣的，即使沒有她的錯失我和她舅舅也是在劫難逃的。不是有句古語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嗎？我想我必須阻止她的盲動。不許她自投羅網。我苦苦思索著阻止她的辦法。看她那副不撞南牆不回頭的樣子，再勸說下去已是無濟於事的，何況批判會很快就要開始，再找她也沒有時間了。我一邊思索一邊向宿舍走去。看來人的大腦一旦開動起來還是能想出相關辦法來，關鍵是緊要關頭要懂得另闢蹊徑。我另辟的蹊徑是：既然是開我的批判會，我不參加，不就開不起來了嗎？開不起來馮俐不就惹不出事端了嗎？對，逃會。我幾乎不考慮逃會將給我帶來什麼後果，便當即做出逃會的決定並立即付諸行動。我知道目前我的行動還是自由的，校方和系裡尚未派人監視。我走著走著便改變了行進方向，從兩座宿舍中間插向通往西校門的路。我心裡很緊張。都說做賊心虛，我沒有做賊咋也心虛呢？直到順利出了西校門，才輕輕吐了口氣。
走在街上，便想另外一個問題：出逃的這一天該怎樣打發呢？去頤和園吧。已春暖花開，頤和園正是遊覽的好時機。這一兩個月來政治已把自己搞得暈頭轉向了，就藉機好好放鬆一下吧，把什麼都丟到腦後，好好享受一下大自然的賜予。坐在昆明湖畔，我努力想歡欣一番，不想別的，只想眼前的風景是多麼壯麗，想拂面的春風多麼和煦，想寬闊的湖面多麼清澈，想人間生活多麼美好。這種趨美的意識完全是由衷的，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同時也是虛假做作的，完全是一種強迫意識在驅使。不真實的東西注定不會長久，積聚心胸中的灰濛濛的色調漸漸擴散開來，一絲一縷將眼前的美麗仙境覆蓋起來。春夏之交我覺得自己置身於嚴冬中，寒冷徹骨。心重得像灌了鉛。這一刻我感到無助無望，感到心灰意冷。望著微波蕩漾的湖面，我忽然想到這是一個多麼好的歸宿地啊。可以肯定那一刻是死意讓我警覺，潛意識中對死的拒斥對我當頂一擊。我恐懼地戰慄著，我站起身，離開水邊。這次對死亡的淺嘗輒止可以說對我的終生進行了死亡免疫。使我能夠在後來漫長的煉獄中苟延殘喘而得以存活下來。
從頤和園回到校園我似乎是大病初癒，一種頭重腳輕的感覺。我踏著沉重的腳步回到宿舍，已是傍晚時分。宿舍裡只有李德志一人，他還是一如既往地自己和自己下棋。看我進屋只是抬眼看看，接著又低下頭去。在這次運動中他也未能倖免，與別的右派不同是他的「帽子」得來確有點戲劇性。他就像一個慵懶的永不出窩的兔子，一出窩就被逮個正著。我躺在床上，一會兒就睡著了。醒來窗外已經昏暗，宿舍裡連李德志也沒了影兒。是吃飯的時間，這時我才想到自己連中午飯也沒吃。我爬起來往食堂走去。快到食堂門口聽見有人喊我的名字，是程冠生。我和程冠生一塊走進食堂。儘管我倆都成了右派，但友誼繼續，也不做出疏遠的樣子給別人看。吃飯的時候程冠生告訴我今天批判會的情況，說我的逃會行為使所有參加會的人都感到震驚。他說我完全沒必要這樣做，有句話叫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我問後來怎樣了。
他說系總支領導非常惱火，派人四處找，沒找到決定批判會照開，對我進行缺席批判。我很驚訝，這是我完全沒料到的，我立刻想到馮俐，忙問馮俐到沒到會。程冠生說去了，對中文系黨總支進行了激烈的抨擊，罵總支領導是卑鄙小人，使主持會議的范宜春非常狼狽，下不來台。范揚言要把她的惡劣表現通報外語系黨總支，嚴肅處理。我聽了瞠目結舌。程冠生又問我事先知不知道她要這樣。我如實相告，說我逃避批判就是為了達到阻止的目的，實在沒想到會出現這樣的結果。程冠生掃了一下四周向我倆投來的目光，冷笑一聲說：對政治我們是小學都沒畢業的，所有的熱情都是他媽的狗屁。我不理睬他這套事後諸葛亮的腔調，只關心馮俐的處境。我問程冠生該怎樣彌補。程冠生說晚了，也許中文系總支已經將情況通報了外語系總支。我斬釘截鐵地說那我要去找范宜春。程冠生說你不找他他也會找你。我說我不等他找我，我先去找他。
吃過飯我立即奔中文系黨總支辦公室，在門口我聽見裡面有人說話，范宜春的口音很有特點，鼻音很重，好分辨。另一個聲音我也覺得耳熟，但一時對不上號。我站在那兒，不知該進還是該退。這時傳出范宜春的聲音：你的第三份檢查還可以吧，態度很誠懇，但思想根源還挖得不深刻，要繼續提高認識。另一個聲音：是，感謝系總支各位領導對我的教育和挽救，我感到溫暖。我一定不辜負黨組織對我的關懷和愛護，繼續認識自己的問題，如果黨組織認為有必要，可以在一定範圍內召開我的批判會，我一定好好配合，建立黨組織的革命權威。范宜春的聲音：你有這種態度就好，至於怎樣繼續對你幫助等總支研究了再定。另一個聲音：是，范書記，我等著，這段時間我離校會向您報告的。范宜春的聲音：知道了，你可以回去了。另一個聲音：是，各位領導我走了。再見。聽到再見我覺得必須離開這裡，不要讓人覺得我在偷聽，但不待抬腿，門開了，我看見走出來的是呂浩明。呂浩明看見我顯出一絲驚慌，張張嘴又閉了，幸好屋裡沒出來人。我問呂浩明範書記在不在。呂浩明連忙答在在，你進去吧。他側身從我身邊過去，從樓梯口下樓去。我抬手敲敲門，裡面說進來吧，我就推門進去。
屋裡除了范宜春，還有副書記孟廣琦和另外幾個人，合起來就是呂浩明所稱的「各位領導」。各位領導見我進門都用看怪物似的眼光看著我。范宜春冷冷地問句周文祥你有事嗎？我張張嘴說不出話來。我本以為見面他會首先質問我為什麼要逃會，卻不是這樣，好像把這事忘了。我靜一下心，說范書記我想和你談談。他反問一句：你要談什麼呢？我又不知該怎麼說了。站在屋中間我有一種如芒在背的感覺，也像剝光了衣裳赤身條條地站在眾人面前。如果在一個月前出現這種局面，我會毫不猶豫地摔門而去，甚至還會對「各位領導」出言不遜。但在經歷了大會小會批判最終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今日，我已經沒有了那種能捍衛自己尊嚴的血性，我甚至真誠地認為錯在自己。即使自己做不到像呂浩明這樣向領導請求開自己的批判會，但逃避既定的批判會也是對黨組織嚴重的對抗行為，破壞了領導人的威信，他們仇恨我是理所當然的。基於對問題的這種認識我決定在詢問馮俐的事之前首先承認自己的錯誤，讓領導消消氣。可我剛要張嘴孟廣琦便下了逐客令，他說周文祥你先回去吧，總支馬上要開碰頭會。我問什麼時候能開完呢？他說這可難說，你也沒必要知道。我點點頭，十分沮喪，只好退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