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關於《扶桑》改編電影的一封信——陳思和
歌苓女士：你好
春節後給你一信，談的是對《人寰》的印象，因為剛剛讀過，比較新鮮，也就搶先說了。當時曾想談點關於《扶桑》的想法，又怕三言兩語講不清楚，所以開了個頭就沒有說下去。其實對《扶桑》是早有所思，有所感，但幾次想寫一點東西，都是提筆寫幾句就放了下來，不是沒有話說，而是很難說清心中對《扶桑》的感受。我幾次讀《扶桑》，一次是在出差到東北的路上，讀的是國內華僑出版社的版本，一邊讀一邊歎息不止；另一次是在台灣的南港中央研究院，窗外下著瓢潑大雨，我靜靜地讀著聯經版的書，又想得很遠，但兩次都沒能把這些想法寫下來，其為難可以想像。這次你來信說《扶桑》將搬上銀幕，想聽聽我對改編這個作品的建議，我想這次不能不寫了，好在談《人寰》時已經找到了關於小說敘事的切入口，把敘事者與作家分了開來，依這個思路，有些話比較容易說出來。
這部小說的成分構成相當複雜，它有傳奇性的成分，一百多年前在舊金山淘金熱中的中國名妓的故事，本身就夠好看的，何況還配上了大俠似的英雄角色，英雄美人的陷阱時時刻刻埋伏在創作路上，一不小心就會掉進去；但另一種結構又像建築上的腳手架，硬是框住了磚石似的情節，使它掉不進去。那腳手架就是小說的敘事框架。我在前次信中說到過，《扶桑》是一個夾在東西方文化困惑中的青年女子對一百年前同等文化處境下的女子傳奇的闡釋，那是不同時間的闡釋。這種對一百多年來中國移民在美國所遭遇的文化上的差異和隔閡，永遠是一個深刻而敏感的話題，你的敘事人以自身的經歷（心理和文化構成的內心世界）去感悟一個百年前的妓女，讓我體嘗到一個文化上幾近宿命的悲劇，為之戰慄不已。這種以東西文化背景為框架的通俗傳奇的結構使小說發散出多樣的效應，使它成為一部奇特的小說。
與結構相應的矛盾是敘事人的立場，她是一個被中國大陸的洋插隊潮流裹挾到大洋彼岸，又嫁了一位白人丈夫，在美國定居下來當了作家的「第五代移民」，她以自身的地位處境來理解百年前中國名妓的遭遇，是懷了非常複雜的心態。她以160冊有關聖弗朗西斯科唐人街的史料書為依據來描述名妓扶桑的故事，而這些史籍卻是在白人史學家們不可思議的眼光下寫成的，很難考究其真實的程度。還記得在那次懷柔舉行的作品討論會上你告訴我小說裡所記載的那些不可思議的細節都是真實的，因為它們來之於史書，我曾反問你，那麼史籍上所說的是否就一定真實呢?你沒有回答。
我至今仍抱著以上的想法，就是那位敘事人依據了白人史學家的觀念來描述扶桑這個東方之「謎」，其「謎」是對白人文化而言的，那種既蔑視又好奇的眼光，是小說所具含的傳奇色彩的根源，它充斥了西方人滿是誤解和獵奇的眼光：中國女人的三寸金蓮、中國男人的粗辮子、還有黑幕、兇殺、販賣人口，以及半人半獸似的大俠。但是你的敘事人又是個悟性極高、感覺又異常敏銳的作家，她憑了來自文化血緣上的天性，非常深刻地感受到扶桑作為東方女人的全部美麗，而這種美麗正是與她與生俱來的文化緊緊連接在一起的，這又違反了史學家們的種族優劣論的觀點，不知不覺出現了立場的游移。
有一個細節你以後改編劇本時一定要用上，就是在美國白人辦的拯救會裡，扶桑獲得了「新生」，穿上了麻袋片似的白衣服，從小洋人克裡斯眼裡看來，她正在被拯救，可是作為讓人神魂顛倒的女性魅力也全然消失。直到有一天扶桑從垃圾箱裡撿回那件被丟棄的污穢的紅裙子，克裡斯對她的感覺才又回來。這當然不能被解釋成女人的魅力必須來自****，也不是說扶桑天生是妓女的料，這裡包含了某些民族特有的審美特徵：某種東西，在一個民族眼光裡是可怕魔鬼，在另一個民族中卻是生命特質的體現。在文化的較量中，處於弱勢的民族沒有闡釋權，但它應該有存在的權力，在自己身上得到保護，並且展示它的魅力。
我是把握住這一點才進入了敘事人的視角：這位中國敘事者一方面接受了白人史學家所提供的材料和觀點來描述以扶桑為代表的「第一代移民」在美國的遭遇，這種遭遇是通過他們全部的「獵奇」文化及其生活方式所構成的。但出於同一民族的文化承擔者，雖然時代已經改變了中國文化的精神面貌，但她仍然能從已經消失了的傳統中感悟到它的全部魅力，即東方民族文化的真正精魂所在。要把這種文化精魂與傳統中嗜痂成癖的保守陰暗心理區分開來並不容易，有時僅僅出於精神層面的高低而言，所以扶桑不可模仿，她是一個渾然天成元氣充沛的藝術象徵，完全擺脫了作為一個具體的東方妓女身份承擔的藝術功能。我讀過一篇評論，把扶桑比作是「大地之母，用濕潤的眼睛慈悲地注視著她遭周的世界，一個充滿了肉慾官能的低能世界」。我覺得後面的解釋似過高，但這個「大地之母」的比喻卻有點意思。扶桑與你筆下的其他藝術典型如少女小漁一樣，其所證明的不是弱者不弱，而是弱者自有它的力量所在。
這種力量猶如大地的沉默和藏污納垢，所謂藏污納垢者，污泥濁水也氾濫其上，群獸便溺也滋潤其中，敗枝枯葉也腐爛其下，春花秋草，層層積壓，腐後又生，生後再腐，昏昏默默，其生命大而無窮。不必說什麼大地之母，其恰如大地本身。大地無言，卻生生不患，任人踐踏，卻能包藏萬物，有容乃大。扶桑如作一個具體的妓女來理解或表現，那是縮小其藝術內涵，她是一種文化，以弱勢求生存的文化。
我非常感動於斯皮爾伯格導演的《辛德勒的名單》，它的感人之處不在同情猶太人或者譴責納粹，這已經是許多人都表達過的，而在那部不朽的影片裡，我感受到的是一種拯救猶太民族於千百年劫難之中的文化精神，那就是我在扶桑中所看到相類似的弱勢求生存的文化精魂。猶太民族是全世界最不幸的民族，但它的文化卻表達了最高的人類智慧，猶太人一點也不輕薄地嘲弄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傳統，儘管它在野蠻的民族優劣論中受盡了難以忍受的侮辱。我想我有理由這樣來期望你，將有一天在中國人拍攝的《扶桑》這部影片中，看到一種真正屬於東方弱勢文化的生存力量。這一點你是最有希望做到的，你的敘事人對扶桑的許多理解和闡釋都是充滿新意的，如關於海與沙的比喻，雖是明喻男女求歡之兩者關係，卻暗喻了弱勢文化的真實力量，實在是很精彩。
出於這樣的想法，小說中那個敘事人的角色是至關重要的。我所說的結構上的矛盾，在你改編電影時一定也會表現出來的。若少了敘事人的眼睛，電影很可能會落進英雄美人的俗套，色情暴力、展示醜陋的因素也會使影片的格調降低，更何況，扶桑基本是個被言說者，她沒有很多的語言來表達自己，需要由一個敘事人去言說她。如果影片將故事置放於一個敘事框架裡，使敘事人直接出鏡，讓人物從她的創作中獲得生命，從稿紙裡復活起來，與敘事人直接對話，許多精彩的議論與展示，都可以由此產生效果。布萊希特的敘事風格似乎是可以參考的。
同時，在這樣的敘事結構裡，我還有個潛在的想法，即能否在增加敘事人的故事時把敘事人的生存處境放在一起加以表現，使敘事人與被敘述的扶桑之間相互對照、並引起更多聯想，使之構成一個闡釋空間。那位敘事人在與白人丈夫的婚姻中發現兩種文化背景之間真正溝通的困難，現代東方人在文化認同上已經遠遠超越了祖先的文化保守精神，但他們是否已經克服了自身文化困境，而且，相比之下，他們所承擔的文化精神比起祖先們又有多少優勢？這些抽像層面上的探討都是值得深思；再回到具體層面上說，弱勢文化下的新一代中國人在現代文化的交融與撞擊中，究竟繼承了怎樣的遺產？作為妓女的扶桑某種意義上也成了子孫們悲劇的徵象，這一點，《扶桑》已經很深刻地觸及到了，我曾被書中關於「出賣」的議論所擊中，直到今天，在我重讀這段議論時還感到心靈的顫痛。那位敘事人既是對扶桑也是對自己說：
人們認為你在出賣，而並不認為我周圍這些女人在出賣。我的時代和你的不同了，你看，這麼多的女人暗暗為自己定了價格：車子、房產、多少萬的年收入。好了，成交。這種出賣的概念被成功偷換了，變成婚嫁。這些女人每個晚上出賣給一個男人，她們的肉體像貨物一樣聾啞，無動於衷。這份出賣為她換來無憂慮的三餐、幾櫃子衣服和首飾。不止這一種出賣，有人賣自己給權勢，有人賣給名望。有人可以賣自己給一個城市戶口或美國綠卡。有多少女人不在出賣？——難道我沒有出賣？多少次不甘願中，我在男性的身體下躺得像一堆貨？那麼，究竟什麼是強姦與出賣？
這種辛辣與沉痛曾讓我動容久久，我真的彷彿聽到了一個靈魂的呼喊。這不僅是對現代人作耶穌似的嘲諷：你們誰有資格用石頭去打這個女人？從某種意義上說，扶桑的象徵性不僅涵蓋過去的時代，也包含了現代。不說了，正是為了這一點，我遲遲地不能提筆寫出這篇讀後感。
本來還想說說克裡斯和大勇，這兩個男人是扶桑的對照與視角，尤其是克裡斯，他對扶桑充滿善意的誤解正表明了文化的溝通是多麼困難。但寫到上面一段議論後，我突然感到興意闌珊，還是放一放，待有機會再談吧。我最近看了一部美國電影，叫《密西西比馬薩拉》，拍得真好，寫一個從烏干達漂流到美國的印度家族與當地黑人家族之間的婚戀糾葛，但籠罩影片的是充滿漂泊感的弱勢民族的悲哀，他們在一種文化優勢面前都是無家可歸的人，像一首浩浩瀚瀚的長詩，洶湧地起伏在沉默的大地上。不知你看過沒有，聽說那導演是個印度人。就寫到這裡，祝《扶桑》的改編能夠成功。
即頌
時祺陳思和1998年5月8日（原載《文藝報》1998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