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問題主題演講
2008年3月18日
（賓夕法尼亞州，費城）巴拉克·奧巴馬在當地的憲法中心發表了此篇競選演講，將「治癒種族傷痛」作為演講主題。
「我已堅定地表達了我的不渝信念——它植根於我對上帝的信仰和對美國人民的信心中——那就是攜起手來，我們就能治癒種族問題的一些痼疾，事實上，若想在完善聯邦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我們已別無選擇。」
「我們的人民，是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邦。」
221年前，在至今仍坐落在街對面的一個大廳裡，一群人在那裡集會，並用上面這句簡單的話，開始了一場幾無可能的美利堅民主實驗。這些農場主、學者、政治家和愛國人士為躲避暴政和迫害而穿越大洋來到美洲，並最終在1787年持續了整個春天的費城大會上使他們的獨立宣言變為現實。
他們制定的這份文件雖最終獲得簽署，但並未徹底完成。它被這個國家的奴隸制原罪所玷污。在是否廢除奴隸制這一問題上，各殖民地意見不一，整個大會曾一度陷入僵局，最後聯邦創建者們選擇允許奴隸貿易再延續至少二十年，並將這一問題留待後人最終解決。
當然，對奴隸制這一問題的答案已經深深植入了我們的《憲法》之中，這份《憲法》的核心就是公民依法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它承諾給予人民自由和公正，以及一個能夠且應該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步完善起來的聯邦。
然而，羊皮紙上的承諾並不足以使奴隸們擺脫制度的束縛，或使不同膚色、不同信仰的男女被賦予作為美利堅合眾國公民應享有的一切權利和應承擔的全部義務。還需要一代又一代美國人履行自己的職責，無論是通過街頭和法庭上的抗議和鬥爭，還是通過內戰和文明的反抗，並始終冒著巨大風險，去縮小我們理想中的承諾與現實之間的差距。
這就是我們在競選初期所提出的任務之一——繼續前人的長征，為建立一個更加公正、平等、自由、關愛和繁榮的美利堅而前行。之所以選擇在這一歷史時刻競選總統，是因為我深信，我們只有通過並肩努力才能解決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只有通過進一步完善這個聯邦，認識到我們的經歷雖各不相同但都懷著共同的希望；我們可能相貌不同、來自不同的地方，但我們都想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為我們的子孫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這個信念源於我對美國人民的正統和慷慨堅信不疑，也源於我自己的美國故事。
我父親是肯尼亞黑人，母親是堪薩斯州白人，而幫助他們將我撫養成人的是我的白人外祖父母。我的外祖父熬過了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巴頓將軍的部隊裡服役。外祖父海外征戰期間，外祖母則在萊文沃思堡的一條轟炸機組裝線上工作。我曾在美國一些最好的學校就讀，也曾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中生活過。我娶了一位美國黑人為妻，她身體裡同時流淌著奴隸和奴隸主的血液，我們又將這條血脈傳給了我們的兩個寶貝女兒。我那種族各異、膚色也不盡相同的兄弟姐妹、叔舅甥侄們分散在世界三大洲。有生之年我都不會忘記，我的故事在地球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發生。
這個故事雖沒有將我塑造成一位最符合傳統的候選人，但它卻將這樣一個觀念深深烙在了我的基因中，那就是這個國家不只是各部分的相加，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合眾為一。
在這次競選的第一年裡，與所有預言不同的是，我們看到了美國人民對團結一心這一理念的渴望。即便有人試圖以純粹種族的眼光來審視我參選一事，我們還是在這個國家的一些白人人口比例最高的州獲得了重大勝利。在邦聯旗幟依然飄揚的南卡羅來納州，我們建立了一個由非裔美國人和美國白人組成的強大聯盟。
但這也並不意味著種族問題在本次競選活動中不足以成為問題。在不同的競選階段，一些評論員要麼認為我「太黑」，要麼認為我「不夠黑」。我們看到，在南卡羅來納州初選前一周裡，緊張的種族問題還是浮出了水面。媒體也未放過每一次在投票點的民意調查，作為最新證據證明不只是黑人和白人之間，還有黑人和棕色人種之間也存在種族分化。
但是，僅在這幾周，本次競選中關於種族的討論走到了一個極具分裂性的轉折點。
在聲音的一端，我們聽到的是這樣的暗示，稱我的候選人資格是某種平權措施，完全是出於天真的自由派欲廉價求得種族和解的意願。而聲音的另一端，則是我原來的牧師傑裡邁亞·賴特用煽動性的語言來表達他的一些觀點，而這些觀點不僅可能擴大種族分裂，而且詆毀了我們國家的偉大和善良，並同時冒犯了白人和黑人。
我已明確地對賴特牧師引起爭論的那些言論做出了譴責。然而，有些人依然對此疑慮重重。我以前是否知道他有時會對美國的內政外交進行猛烈抨擊？我當然知道。我以前在教堂裡有沒有聽過他發表有可能被視為具有爭議性的觀點？我當然聽過。我是不是強烈反對他很多的政治觀點？千真萬確——正如我確信你們中很多人也都聽到過你們的牧師、神父或拉比發表過你們強烈反對的言論一樣。
但最近引起軒然大波的言論絕不僅僅是有爭議性而已，它也不單是一個宗教領袖對所見之不公正現象進行的言語鞭笞，而是表達了對這個國家的一種極度扭曲的觀點，它認為白人種族主義是美國特有的毛病，並把美國的弊病置於我們所知的美國其他優點之上。
這樣看來，賴特牧師的言論不只錯誤，還具有分裂性，而此時我們需要的卻是團結；他的言論還充滿了種族怨氣，而我們此刻需要的卻是同心協力地解決一系列重大問題：兩場戰爭、恐怖主義威脅、衰退的經濟、曠日持久的醫保危機，以及極具破壞性的氣候變化問題。這些問題不是黑人、白人、拉美裔人和亞裔人中任何一方的問題，而是我們大家共同面臨的問題。
由於我的個人背景、政治經歷、價值觀和理想，總會有一些人認為我的譴責遠遠不夠。他們可能會問，為什麼一開始要與賴特牧師交往？為什麼不加入另一個教會？我承認，若我所瞭解的關於賴特牧師的一切僅限於電視或YouTube網站上那些翻來覆去播放的布道片段，若三一聯合基督教會確實如某些評論員所諷刺、所描繪的那樣，那麼我必然也會做出大致相同的反應。
但事實卻是，上述這些並不是我所認識的賴特的全部。二十多年前與他初遇時，是他引我進入了基督教的信仰殿堂，教導我與眾人互相關愛，教導我要盡到照顧病人、扶助窮困的責任。他曾加入海軍陸戰隊為這個國家服役，曾在這個國家的一些精英學府和神學院中求學和講學。他主持教會三十多年，勤勤懇懇服務於社區，在俗世之中傳播上帝的福祉——收留無家可歸的人、幫助缺衣少食的人、提供日托服務、獎勵學生、教化犯人，還向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伸出援手。
在我的第一本書《我父親的夢想》裡，我這樣描述第一次在三一教會參加禮拜的情形：
「人們開始歡呼、起身鼓掌、喝彩，這些聲音如一陣疾風般將牧師的聲音帶上了房椽。……在他那聲簡單的「希望」的呼喊中，我彷彿聽到了一些別的東西；在那個十字架的下方，在遍佈於這個城市的成千座教堂裡，我想像著，有多少普通黑人的故事與大衛和歌利亞、摩西和法老、獅穴裡的基督徒和以西結看到枯骨遍地的故事融合在一起。這些關於生存、自由和希望的故事成了我們的故事、我自己的故事；故事裡拋灑的熱血是我們的熱血，流下的眼淚是我們的眼淚；直至這樣明媚的一天，這個黑人教堂彷彿成了一艘航船，滿載著一個民族的故事駛向我們的後代、駛向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我們的苦難與成功立刻變得既獨一無二又非常普遍，它們屬於黑人，卻又不僅屬於黑人；在記錄我們這段歷程時，這些故事和歌曲得以讓我們重拾往日記憶，一段我們無須為之感到羞恥的記憶，一段所有人都應去正視和珍惜的記憶——然後，我們借此重建生活。」
那就是我在三一教堂的經歷。像全國各地其他以黑人信徒為主的教堂一樣，三一教堂將黑人群體的各個階層集合起來：有醫生和靠福利度日的母親，也有模範生和曾經的小混混。和其他黑人教堂一樣，三一教堂的禮拜充滿了喧鬧的笑聲，時而摻雜一些粗俗的幽默，還有在不習慣的人看來甚至難以接受的舞蹈、掌聲、尖叫和大喊。教堂將美國黑人經歷中的一切都包含其中，仁慈與殘酷、絕頂的智慧與驚人的無知、奮鬥與成功、愛與肯定以及辛酸與偏見。
這或許可以更好地解釋我與賴特牧師之間的關係。他也許並非完人，但他待我卻如家人一般。他堅定了我的信念，主持了我的婚禮，還給我的孩子洗禮。在與他的對話中，我從未聽到他對其他族裔發表過任何詆毀性的言論。在與白人的交往中，他從來都是以禮相待、以敬相交。他是個矛盾體，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這正如他多年勤懇服務的社區一樣。
我若斷絕與他的關係，就如同斷絕與黑人族群的關係。與他斷絕關係，就好比與我的白人外祖母斷絕關係——她是一個撫養我長大、為我一再犧牲、愛我如同愛世上其他一切的女人，也是一個曾坦言懼怕在街頭與她擦肩而過的黑人男子，並時常將那些讓我厭倦的種族偏見言論掛在嘴邊的女人。
這些人都是我的一部分，他們也是美國的一部分，是我深愛的這個國家的一部分。
有人會認為，這是企圖對那些不可寬恕的言論進行辯護或開脫。但請你們相信我，事實並非如此。我想，或許政治上比較安全的做法就是將此事拋諸腦後，希望它隨時間慢慢淡去。我們大可將賴特牧師視為一個思想怪異的人或煽動家，正像有人在聽到傑拉爾丁·費拉羅最近發表的言論後，便認為她心中抱有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一樣，不把他們放在心上。
但是，我認為種族問題在這個國家目前已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了。否則，我們同樣可能犯下賴特牧師在他那關於美國的引起眾怒的布道辭中所犯的錯誤——將消極面簡單化、常規化、放大化到足以歪曲事實的程度。
事實是，過去幾周中出現的一些言論和浮現出來的問題反映了這個國家種族問題的複雜性，而我們尚未將其真正解決，這也是亟待我們去完善的一方面。若我們信步走開或乾脆退縮回各自的角落，我們就永遠無法走到一起，解決諸如醫保、教育和就業之類的問題。
要瞭解這一現實，還須認清我們是如何走進今日這樣的窘境之中的。威廉·福克納曾寫道：
「過去並未死去也沒有被埋葬。實際上，它根本就還沒有過去。」
我們無須去複述這個國家種族歧視的歷史，但我們必須提醒自己，今日非裔美國人群體中存在的眾多不公正現象可直接追溯到奴隸制和「吉姆·克勞法」時期，先人們備受無情傳統的煎熬，其不平等一代代流傳下來。
實行種族隔離的學校過去是、如今仍是劣等學校。在「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未真正整頓過這些學校。它們提供的劣等教育，無論是當年還是如今，都解釋了為何今天的黑人學生和白人學生之間普遍存在成績差距。
合法化的歧視——如常常通過暴力手段禁止黑人擁有財產、不向非裔美國企業主發放貸款、黑人家庭買房無法享受聯邦住宅管理局抵押貸款，或將黑人排斥在工會、警隊或消防隊之外——意味著黑人家庭將無法積累起一定量的財富傳之後代。這段歷史解釋了為什麼黑人和白人之間存在財富和收入差距，以及如今眾多城鄉社區中的貧困痼疾。
黑人男子經濟上缺少機會的現狀，以及因不能支持家庭生活而產生的羞恥感和挫敗感，加劇了黑人家庭所承受的衝擊，而政府多年來的福利政策將該問題進一步惡化。眾多城市黑人社區面臨著基礎服務的匱乏——兒童樂園、巡警、定期垃圾回收以及強制建築標準——所有這一切導致了我們無法擺脫的暴力、雜亂和忽視的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