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時代」主題演講
2007年6月15日
（南卡羅來納州，斯巴達堡）在當地的摩利亞山浸禮會中，巴拉克·奧巴馬發表了此篇競選演講，主題是「在新經濟時代中個人與集體所應承擔的責任」。
「對於那些受經濟形勢變化影響最嚴重的家庭來說，在幫助他們向前行進之前，我們要先幫助他們從困境中走出來；在他們向上攀登之前，我們要給予他們可以抓住梯子第一根橫桿的力量。」
每年到了這個時候，我們都會回想起曾是我們生活中一部分的父輩們，並深以他們為榮。我們會回憶起他們為我們樹立起的榜樣、做出的自我犧牲，以及他們成功與奮鬥的故事。
我會想起我的外祖父。二戰剛剛爆發之際，我的母親在堪薩斯一處軍事基地誕生了。初為人父的外祖父卻不得不離開了祖國，參加反法西斯戰爭，征戰歐洲。同時，我的外祖母則留在了家園，到一條轟炸機組裝線上工作。那時，美國依舊在努力擺脫經濟大蕭條，因此我能想像得出，當時對於自己家庭的未來到底會走向何方，我的外祖父定是茫然不知。但他返回祖國時，美國政府向公民們承諾，要保障他們的機會。也就是在這個國家，根據《美國退伍士兵權利法案》的規定，他得到了進入大學讀書的機會，而且還通過聯邦房屋管理局買到了房子，後來他帶領全家西遷至夏威夷，開始了新的生活。
我還想起了我的岳父弗雷澤·羅賓森。上個世紀60年代在芝加哥，他和妻子瑪麗安一直全力撫養著兩個孩子。那時他們也和其他的非裔美國家庭一樣，受到那些明裡暗裡的種族歧視，限制了他們的機會，他們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汗水才能前行。同時他們還要面臨著額外的困難，弗雷澤在30歲時就被診斷出了「多發性腦硬化」，走路需要雙拐支撐，但他依然每天堅持到當地的一家污水淨化廠工作，而妻子瑪麗安則負責在家裡照看孩子。靠他的一份工資，弗雷澤·羅賓森養活了全家，還將我的妻子米歇爾和她的哥哥克雷格都送進了普林斯頓大學讀書。
當然了，我還會想起我自己的父親。雖然我並不太瞭解他，但每年到了父親節，我還是會想起他。在我只有兩歲的時候，他和我的母親離婚了。在我成長過程中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只能從他寄來的信件和母親、外祖父母給我講述的故事中瞭解他。
在上個世紀70年代，母親含辛茹苦地用一份工資撫養我和妹妹兩個人。由於父親不在，這一切的重擔都壓在了母親身上。我們的生活異常艱難，不時需要借助政府食品救濟券才能維持生計。然而，在外祖父母的全力支持和母親的堅強意志下，再加上數額可觀的獎學金，我才能進入這個國家一流的學校讀書，這些學校讓我今天能夠站在這裡。
無論對於米歇爾還是我，我們家庭的故事都是典型的美國故事，是一個關於機遇、關於希望的故事，是一個不斷追求觸手可及的夢想的故事。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母並沒有受到幸運女神的特別眷顧，他們也會遭遇失敗，會經歷苦難，但在他們所處的這個國度中，只要你擁有渴望實現的夢想，並樂於為此努力，承擔相應的責任，那麼你就可以供養家人，為孩子們提供同樣的機會。
然而今天，經歷過這種故事的家庭卻越來越少了。不像我的外祖父，如果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歸來的英勇士兵們能夠找到一份可以支付生活開銷的工作，甚至可以獲得退伍士兵所應享受的津貼和保險待遇，就已經是非常幸運的了。而對於今天像弗雷澤·羅賓森那樣的藍領工人們來說，他們的酬勞降低了，工會的作用被減弱，工資沒有變化，物價卻普遍上漲。想必在你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很瞭解，如今的單身父母不再像我母親那時那樣，可以受到專門的社會保障系統的援助，即便許多父親想要提供經濟上的幫助將孩子撫養成人，卻心有餘而力不足。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我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經濟已經實現了全球化，政府卻擅離職守，這使得諸多美國家庭都陷入了這種矛盾的困境之中。在人們可以借助攀登到中等階層的梯子上，一根根的橫桿都被拆除了，而梯子下面用來接住摔下的人們的安全網也已磨損得越來越嚴重。諸多家庭都面臨著越來越多讓人焦慮的問題——或是無法支付日常生活開銷，或是難以找到和孩子們共處的時間，而有些更是陷入貧困，眼睜睜地看著工作機會消失，看到父親們離開了自己的家庭。雖然現在在大多數家庭中，包括單身母親在內的女性都在工作，我們卻依然沒有為他們提供撫養子女所需的支持。
我不必在此回顧經濟跌宕起伏的歷史，你們已知道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因為你們當中有很多人都親眼目睹了甚至親身經歷了一切。你們眼睜睜地看著工廠關門，搬遷到海外，使得諸多城市和工業城鎮失去了最大的就業來源。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當我剛來到芝加哥工作的時候，我就目睹到了這一切。那時許多鋼鐵廠的關閉使得周圍的社區居民頹廢不堪，而我的工作就是幫助人們重拾信心。
如今，人們失去的已經不再僅僅是工廠中的工作。由於在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如今工人們接受教育的時間已經增長，質量也大大提高，而科技與信息革命使得美國企業實現了部分工作自動化，而其他工作在任何有網絡連接的地方都可完成。
有些工作依然向工人們支付低工資、低酬勞，因為僱主已經把工會運動鎮壓了下去，減少了僱員醫療保險和養老金方面的支出。唯有這樣，與那些支付給工人們的工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外國公司相比，他們才會更有競爭優勢。
自從1973年以來，美國工人平均每週的收入至少已經下降了20%，而在我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個年代，工人的工資卻一直呈穩定上升的趨勢。而最低工資標準在過去的十年中卻絲毫沒有過任何改變，這意味著，現在一個三口之家如果只有一份最低工資的收入，那麼他們的家庭收入比貧困線還要少6000美元。
許多美國人都無力承擔新增的風險，但毫無疑問，受到的打擊最大的還要數那些從一開始經濟基礎就十分薄弱的家庭。這些家庭都位於舊城區或偏遠的郊區，而且大多都是非裔和拉丁美裔家庭。
在過去的六年間，有超過30萬從事製造業的黑人男性失業——是所有種族群體中失業比率最高的群體。在郊區生活的黑人當中，有超過一半的人沒有完成高中學業。根據一項調查顯示，在「住房擁擠」、「沒有醫保」和「缺乏食物」這三大問題當中，去年有三分之一的非裔美國家庭都受到其中至少一個問題的困擾。由於沒有工作，也沒有受過教育，許多黑人甚至都無力養家餬口，還有許多因此悲傷地選擇了離開家庭。現在正有54%的非裔美國兒童在單親環境中成長——自從1960以來，這個比率提高了一倍。而現在有許多單身母親，包括辛苦撫養我的母親，都在獨自承擔著撫養兒女的重任。然而在如今的經濟社會中，夫妻二人都得外出工作掙錢已經變成了一種經濟上的必須，因此沒有父親的單親家庭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在缺少父親的生活環境中長大的孩子，日後生活貧困的可能性是其他孩子的五倍，輟學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九倍。
要想讓這些家庭都能像前幾代人那樣擁有同樣的生活機會，這將是一個異常嚴峻的挑戰，但也是我們必然面對的挑戰。
我們都知道，要想讓我們的家庭都擁有努力奮鬥的機會，我們需要做些什麼。我認為現在是時候讓我們最終有一個總統，來讓華盛頓政府能夠立即行動起來。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想的，反正我已經厭倦了政府官員們對我們說「我們無法做到」。長期起來，他們都告訴我們，面對工作機會減少、工資停滯不漲的問題，我們束手無策；他們告訴我們，我們無法降低醫療保險費用和大學學費；他們告訴我們，「貧困」是惹人討厭的東西，應歸咎於那些窮困人，而不是讓國家蒙羞的道德恥辱。他們一再向我們保證，市場可以自行解決所有的難題，任何問題都可以通過減免稅賦加以解決——其實富人並不需要減稅，也沒有提出過這種要求。
我們已經按照他們的路子走了六年了，也應當到了嘗試些新途徑的時候了。現在，翻開歷史新一頁的時刻已經來臨。